格物通卷八十九

译怎么能轻易行动呢？臣下看见隋朝初年营建宫室，近处山上没有大木头，都从远方运来，两千人拖一根柱子，用木头做轮子，就因摩擦生火，于是铸铁做车毂，走上一两里，铁毂就破裂，另外派几百人带着铁毂跟着更换，整天不过走二三十里，计算一根柱子的费用，耗费了数十万人工，那么其余的费用就可以知道了。陛下刚平定洛阳时，凡是隋朝宫室中宏大奢侈的，都下令毁坏，没过十年，又加以营建修缮，为什么以前厌恶它而现在却效法它呢？况且以今天的财力，和隋朝相比如何？陛下役使受过创伤的百姓，沿袭亡隋的弊端，恐怕比炀帝还要严重了。皇上对戴胄说：“你说我不如炀帝，那么和桀、纣相比又如何呢？”戴胄回答说：“如果这项劳役不停止，最终也会同样陷入混乱罢了。”皇上感叹说：“我考虑得不周全，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回头对房玄龄说：“我认为洛阳地处中原，各地朝贡的道路均等，本意是想方便百姓，所以让人营建。现在戴胄所说的，确实有道理，应当立即停止这项劳役。以后如果因为有事到洛阳，即使露宿也没有妨害。”于是赐给戴胄绢二百匹。臣下若水通说：“君主对于天下，系于一个念头，在于恭敬与放肆之间罢了。恭敬就会恭顺节俭，恭顺节俭就不会产生大兴土木、豢养狗马的念头，财物不受损伤而百姓安宁。放肆就会骄横奢侈，骄横奢侈就会对琼楼玉宇的贪心无法控制，耗费财物而危害百姓。太宗起初毁坏隋朝的宏大奢侈，却难免亲自去做，难道不是开始恭敬而最终放肆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同一个人前后态度不同呢？先前如果没有戴胄的劝谏，唐朝不免成为隋朝。所以天下的广大居所，就是仁德。内心拥有仁德这广大居所，那么外面的宫室就不值得赞美了。如果不是这样，人心的欲望没有比这更强烈的，而兴起天下的祸害导致灭亡的，也没有超过这一点的了。君主能不谨慎吗？能不寻求仁德这广大居所而居住其中吗？”

译贞观十一年七月，马周上疏进谏，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及汉朝，国祚长的有八百年，短的也不少于四百年，这实在是因为恩德结聚人心，人们不能忘怀的缘故。自那以后，国祚长的不过六十年，短的才二十多年，这都是因为没有恩德施予百姓，根本不牢固的缘故。陛下应当弘扬禹、汤、文、武的功业，为子孙建立万代的基业，怎么能只图眼前的利益呢！现在的户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而服劳役的人，哥哥去了弟弟回来，道路上接连不断，然而营建修缮不停止，百姓怎么能得到休息？从前汉文帝、汉景帝恭敬节俭以养育百姓，汉武帝继承他们丰厚的资财，所以能够穷奢极欲，却不至于动乱。假使汉高祖之后，立刻传位给汉武帝，汉朝怎么能长久存在呢？

马周又说：“贞观初年，天下饥荒歉收，一斗米值一匹绢，而百姓不怨恨，是因为知道陛下忧念百姓不曾忘记的缘故。如今连年丰收，一匹绢能换十几斛粮食，而百姓却抱怨叹息，是因为知道陛下不再挂念他们，而且劳役繁多的缘故。自古以来，国家的兴盛与衰亡，没有不取决于百姓的苦乐的。”

臣若水通说：“马周的两篇谏疏，可以说非常切中要害了。把国家的治乱系于民心，把民心的向背系于赋税劳役，把赋税劳役的繁简系于营建修缮，可以说非常切中要害了。可惜他未能把营建修缮的丰俭系于君主心中的天理与人欲罢了。所以说：端正了根本，那么万事就条理清晰了。君主怎么能不追求端正心性的学问呢？”

贞观十一年，皇帝驾临洛阳，到达显仁宫，官吏因为储备供应不足，有人受到谴责。魏征进谏说：“陛下因为储备供应不足而谴责官吏，我担心下属迎合风气互相煽动，将来百姓无法生活，这大概不是陛下巡幸的本意吧。从前隋炀帝暗示郡县进献食物，根据丰盛或俭薄来决定赏罚，所以天下背叛他，这是陛下亲眼所见，为什么要效仿他呢？”皇帝惊讶地说：“如果不是你，我听不到这些话。”于是对长孙无忌说：“我从前经过这里，买饭吃，租房子住，现在供应如此丰厚，难道还嫌不够吗？”

臣若水通说：《孝经》说：“地位高而不危险，所以能长久保持尊贵；充实而不溢出，所以能长久保持富有。”太宗这时几乎处于危险和溢出的境地了。范祖禹说：“富有而不忘记贫穷，就能保住他的富有；尊贵而不忘记卑贱，就能保住他的尊贵。”如果不是魏征的进谏，太宗必定会忘记他贫贱的时候，而放纵富贵的欲望，怎么能保住他的所有呢？《左传》说：“如果没有君子，国家怎么能存在呢？”说的就是魏征这样的人。

贞观十一年七月乙未日，皇帝车驾回到洛阳。下诏说洛阳宫被水毁坏的，稍微加以修缮，只要能够居住就可以了。

臣若水通说：“洛阳的水灾，毁坏宫室，是必然的。如果再有少许的兴作，那么时局荒废费用广大，百姓无法生活，危害尤其严重，这又是洪水滔天的祸患了。”太宗四年六月，因为张公素进谏营建洛阳，就停止了劳役，并且说“以后有事到洛阳，即使露宿也没有妨害”。现在又下令稍微修缮，难道以前营建的念头，其根源又萌生了吗？人心惟危，说的就是这个。

贞观二十二年六月，皇帝因为高丽困顿疲弊，商议明年发动三十万军队，一举灭掉它。有人以为大军东征，必须准备一年的粮食，不是牲畜所能承载的，应该准备舟船进行水运。隋末剑南地区唯独没有寇盗，近来辽东的战事，剑南地区又没有参与，等到那里的百姓富庶，应该让他们制造舟船。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七月，派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在剑南伐木造舟船，大的有的长一百尺，宽度是长度的一半。另外派遣使者考察水道，从巫峡到江扬，趋向莱州。强伟等人征发百姓造船，劳役波及山獠，雅州、卭州、眉州三州的獠人反叛。九月，派遣张士贤、梁建方征发陇右和峡中的士兵两万余人，去攻打他们。蜀地百姓苦于造船的劳役，有人请求缴纳工钱，雇佣潭州人造船。皇帝允许了。州县督促严厉急切，百姓甚至卖掉田宅、卖儿卖女也不能供应，米价飞涨，剑南以外地区骚动不安。皇帝听说后，派遣长孙知人乘驿马前往视察。长孙知人上奏说：“蜀地百姓脆弱，不能耐受繁重的劳役，一艘大船的人工费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中已经砍伐的木材，拖曳尚未完毕，又征调人工费绢二事，并且召集百姓不能承受，应该加以抚恤养育。”皇帝于是敕令潭州造船的人工费都由官府供给。

臣若水通说：“孟子说：‘善于作战的人要受最重的刑罚，因为他们祸害百姓、蛀蚀国家太严重了。’太宗逞其喜欢建功立业、好大喜功的心，却不知道出兵必定耗费巨大。费用出自百姓，民心就离散；费用出自官府，公家费用就窘迫。没有一个是可行的。既然四方已经平定，却又去争夺海隅小夷的利益，残害民力、耗尽国用，用百姓的脂膏来换取它。以至于离散而不惜，这就像用皮肤来困扰心腹一样。这也太迷惑了！”

充容长城徐氏因为皇上东征高丽，西讨吐谷浑，翠微宫、玉华宫的营建相继进行，又服侍玩赏的物品颇为华丽奢侈。她上疏进谏，大略说：“用有限的农业劳动，去填补无穷的巨浪，图谋尚未得到的其他部众，丧失已经成就的我军。”又说：“即使是用茅草屋顶表示简约，仍然兴起土木工程的疲弊，和雇征用人力，不无烦扰的弊端。”又说：“珍奇玩好和技艺巧作，是丧国的斧斤；珠玉锦绣，实在是迷乱人心的鸩毒。”皇上认为她的话很好，非常礼遇重视她。

臣若水通说：太宗在初年，也是崇尚简约的。

译不转脚便从事征伐，崇尚大兴土木，喜好玩赏珍奇之物，这是为什么呢？在于克制私念与放纵私念之间罢了，很少人能坚持到底，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徐惠不过是一个妇人，她的话本来就可以流传万世。后世的君主，难道可以重蹈太宗的过失，而再次招致徐惠的讥笑吗？

译唐高宗乾封二年六月，当时正在营造蓬莱、上阳、合璧等宫殿，又频繁征讨四方少数民族，御马厩中马匹达一万匹，仓库逐渐空虚。张文瓘劝谏说：“隋朝的教训不远，希望不要让百姓产生怨恨。”高宗采纳了他的话，减少了数千匹御马。

臣若水通说：“高宗亲自从太宗那里继承了《帝范》，却不能戒除自己淫逸奢侈的念头，以致耗费国家储备，损害国家根本，这是为什么呢？天理难以明了，而奢侈的欲望容易放纵。虽然如此，太宗自己也曾亲身蹈入这种境地。所以君主想要向子孙展示节俭，必须从自己的身心开始。”

高宗总章二年秋八月，下诏计划于十月前往凉州。来公敏独自进谏说：“陇右地区户口凋敝，皇帝车驾所到之处，各种供应繁多，实在不容易。”高宗认为他的话很好，因此取消了西巡。

臣若水通说：“孟子说：‘沉迷于游乐和荒废政事，是诸侯的忧患。’后世的君主游幸没有节制，劳民伤财，完全不是先王巡狩以造福百姓的本意了。”高宗想要巡视边远风俗，而宰相以下的人都不敢劝谏阻止，唯独因为来公敏的几句话而中止了他的行程，于是减轻了百姓各种繁重的供应。仁人的言语，其利益真是广博啊。

高宗仪凤三年九月，皇帝准备发兵讨伐新罗，张文瓘抱病乘车入宫劝谏说：“如今吐蕃为寇，正发兵向西讨伐，如果又向东征讨，我担心公私两方面都承受不了这种弊端。”皇帝于是停止了行动。

臣若水通说：“张文瓘真是忠臣啊。卧病在家，还不忘劝谏东征之事。幸好皇帝醒悟而停止了行动。那么对上爱护君主，对下爱惜百姓，公私两方面的益处，都获得了。”恭敬地记录下来，以此告诫后世的君臣。

嗣圣十四年十月，狄仁杰上奏章，认为上天生成四方少数民族，都在先王疆域之外，所以东面以沧海为界，西面以流沙为阻，北面以大漠为横，南面以五岭为阻，这是上天用来限制边远荒僻之地并隔绝中原与外邦的。自从典籍所记载、声威教化所到达的地方，夏商周三代不能到达的，国家都全部兼并了。诗人以在太原进行讨伐为夸耀，美好的教化施行于江汉地区，那么三代的边远后裔，都在国家的疆域之中了。如果还要在境外使用武力，在绝远之地邀功，耗尽府库的积蓄，去争夺不长草木的土地，得到那些土地不足以增加赋税，获得那些人口不能从事耕织，如果只是为了求得让远方少数民族披戴冠带的虚名，而不致力于巩固根本、安定百姓的方法，这是秦始皇、汉武帝所做的事，不是五帝三王的事业。秦始皇穷兵黩武，务必追求扩大土地，死者如麻，导致天下崩溃叛乱；汉武帝征讨四方少数民族，百姓困穷，盗贼蜂起，晚年悔悟，停止战争、免除劳役，所以能得到上天的保佑。近来国家连年出兵，费用日益扩大，向西戍守四镇，向东戍守安东，征调日益增加，百姓空虚疲敝。如今关东饥荒，蜀汉地区百姓逃亡，江淮以南征敛不息，百姓不再从事本业，相继成为盗贼，根本一旦动摇，忧患就不浅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都是因为争夺蛮夷不长草木的土地，违背了养育百姓的道理。

臣若水通说：“在不长草木的地方大兴劳役，是冗兵；在百姓空虚疲敝之余动用巨额费用，是害民。军队本是用来保卫百姓的，反而用来伤害百姓，这难道是国家的利益吗？”狄仁杰举秦始皇作为穷兵黩武的警戒，举汉武帝作为停止战争、免除劳役的劝诫，确实是极佳的论断。君主如果有安定国家、养育百姓的心意，应当潜心玩味这些道理。

嗣圣十七年，太后想要建造大佛像，狄仁杰上奏章劝谏说：“近来水旱灾害不时发生，如今边境尚未安宁，如果耗费官府钱财，又耗尽人力，一旦某处发生灾难，将用什么来救援呢？”太后说：“你教导我行善，怎么能违背你呢？”于是停止了这项工程。

臣若水通说：“武则天迷信佛教，花费无数，府库因此空虚，百姓不堪忍受。而狄仁杰从容不迫地说了几句话，竟然中止了大佛像的建造，国家用度得以节省，百姓劳役得以休息。狄仁杰对唐朝的功劳，哪里可以用一二来计算呢！”

中宗景龙元年九月，萧至忠上奏章认为，对于受恩宠的人，只可以用金钱布帛使他们富裕，用精美的食物让他们吃饱，不可以把国家的权柄当作私用。如今官位已经很多，冗员加倍，贪求不知满足，人数逐日增加。陛下施予无尽的恩泽，亲近的亲戚有无边的请求，卖官求利、卖法徇私。朝廷机构之内，高官满员，忽于职守则不顾职务，倚仗权势则公然违背法度，白白占据官位，对时政毫无益处。皇上虽然嘉许他的心意，最终却没有采纳。

臣若水通说：“萧至忠说不可以把国家权柄当作私用，是爱惜名器，他的话很恰当。至于说可以用金钱布帛使他们富裕、用精美食物让他们吃饱，那么国家费用就泛滥了，怎么可以呢？大概名器的泛滥，败坏礼制、伤害教化；而国家费用的泛滥，损害钱财、伤害百姓。国家的祸患，以名器泛滥为最严重，而奢侈国家用度次之。然而导致虚耗、造成败乱，没有不是由这两者引起的，它们的过失是相等的。所以英明的君主珍惜一颦一笑，收藏破旧的裤子以等待有功之人。如今萧至忠的话，就像扭住哥哥的手臂夺走他的食物，却说是姑且慢慢来罢了。”

中宗景龙二年，皇上以及皇后、公主多营建佛寺。辛替否上奏章劝谏说：“伏惟陛下，百倍地施行赏赐，十倍地增加【缺】

奏章不被省察

唐睿宗景云元年五月，辛替否上奏章认为，近年以来，水旱灾害相继发生，加上霜灾和蝗灾，百姓没有食物，没有听说赈济抚恤，却为两个女儿建造道观，花费一百多万缗钱。陛下怎么能不计算当今府库的积蓄有多少，内外的经费有多少，而轻易花费一百多万缗钱来供应

译是无用的劳役吗？臣若水通说：“世代助长这种恶行，难道是指中宗、睿宗吗？”中宗不体恤边防的费用，却为如来修建寺庙和佛塔；睿宗不惩戒中宗的过失，不体恤饥荒的灾难，却为两个女儿建造道观，浪费钱财无数。因为吕元泰、辛替否恳切正直的言论，却不能被采纳，真是可惜啊！恭敬地记录下来，用来告诫那些崇尚节俭、爱护百姓的君主。

译唐睿宗景云元年八月，姚元之、宋璟以及毕构上奏说：“先朝任命的斜封官，都应当停止废除。”皇上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癸巳日，罢免斜封官共数千人。臣湛若水评论说：“国家设置官员，是为了百姓，并保全百姓的产业。斜封官始于韦后及两位公主私门的开启，因此掏空府库而耗费民财，也太过分了。”睿宗在位期间，虽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但能听从姚元之、宋璟、毕构的话，革除先朝的弊政，这对国家有利，难道可以诬蔑吗！

唐玄宗开元二年五月己丑日，因为年成饥荒，全部罢免员外、试、检校官，从今以后，除非有战功或另有诏令，不得任命。

臣湛若水评论说：“官员冗杂则费用多，更何况又遇上饥荒呢？”玄宗罢免员外官，那么即使年成饥荒，费用也节省了，可以说能够自我减损以顺应天时，初期政令清明，这是其中一个方面。然而又有所谓“别敕”的情况，难道不会开启日后的祸门吗？这好比除草，还留着根，后来滋长蔓延日益严重，而淫逸奢侈没有满足，是理所当然的。

唐玄宗天宝元年，当时天下声教所覆盖的州有三百三十一个，羁縻州有八百个。设置十个节度经略使，以防备边疆。各镇士兵共四十九万人，马八万多匹。开元之前，每年供给边防士兵的衣粮费用不超过二百万。天宝之后，边防将领奏请增加士兵逐渐增多，每年用布一千二十万匹，粮食一百九十万斛。公私劳顿耗费，百姓开始困苦了。

臣湛若水评论说：“自古疆域的广大，没有超过唐朝的。到了开元时期，海内安定富足，行走万里的人不携带寸兵，供给不烦扰，可以说是盛世了。假使皇帝清心寡欲，不至于奢侈浪费，而后人继承他，唐朝即使到现在还存在也是可能的。为何奢侈的欲望一旦萌发，而边防将领增加士兵，供给十倍增加，日益月盛，公私劳顿耗费，而百姓困苦达到极点。等到渔阳起兵作乱，父子颠沛流离，从此纷纷多事，而皇帝因忧虑而死。子孙曾孙疲于奔命，以至于河北沦陷，沙陀囊括其祸患，都是玄宗开始的。兵力众多，疆域广大，哪里值得依赖呢？”

唐代宗大历二年，鱼朝恩上奏将先前所赐的庄园作为章敬寺，于是穷极壮丽，耗尽都市的财力也不够用，上奏毁坏曲江和华清宫馆来供给它，费用超过万亿。

臣湛若水评论说：“代宗身上所穿的衣物，必定反复洗涤染色，他的自我奉养可以说是俭朴了。至于相信鱼朝恩的迷惑，而大肆营造佛寺，浪费民财，达到这种极端，为什么呢？大概君主的德行，不以一己的俭朴为可贵，而以无所不俭为切要。否则所谓不能防备三年的祸患，却察究缌麻小功的细微礼节，难道是君主的大德吗！”

大历二年，高郢上书，大致说：“先太后圣德，不必用一座寺庙来增添光辉。国家的长远谋划，难道不以百姓为根本吗？舍弃人而建立寺庙，有什么福气呢？”又说：“没有寺庙还可以，没有人怎么可以呢？”又说：“陛下应当降低宫室规格，以夏禹为法则；而崇尚塔庙，追随梁武帝的风气吗？”又说：“古代的明王，积累善行以致福，不耗费钱财以求福，修养德行以消除祸患，不劳役百姓以禳除祸患。现在兴建急促，昼夜不停，力气不够的，随即用杖责打，愁苦疼痛的声音充满道路。以此希望得到福气，臣恐怕不是这样。”

臣湛若水评论说：“高郢的话，抑制佛寺的崇奉，重视民财的珍惜，谆谆告诫于人。祸福、怨怒的辨别之意，也到了极点。祸福，无不自己寻求的。如果崇尚佛教而伤害人财，祈求福气反而生出祸患，作为君主，何不反求其根本呢。”

格物通卷九十

<子部,儒家类,格物通>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九十一 明 湛若水 撰

省国费四【冗官，冗食，冗兵,冗役附】

唐德宗建中四年五月初，实行税间架、除陌钱法。当时河东、泽潞、河阳、朔方四军在魏县屯驻，神防、永平、宣武、淮南、浙南、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和剑南、岭南各军环绕淮宁的边境。旧制，各道军队出境则由度支供给。皇帝忧虑体恤将士，每次出境加给酒肉，本道粮食，仍然给其家人一人兼三人的供给，所以将士贪图此利，各自出境，刚越过边境就停止。每月费用钱一百三十多万缗，常规赋税不能供给。判度支赵赞于是上奏实行两种方法。所谓税间架，每屋两架为一间，上等屋税钱二千，中等税一千，下等税五百。官吏拿着笔握着算筹，进入百姓的房舍，计算其数量。有的住宅房屋多而没有其他资财的，出钱动辄数百缗，敢隐藏一间，杖打六十，赏告发者钱五十缗。所谓除陌钱，公私给予及买卖，每缗官留五十钱，给其他物品及互相贸易的，约钱为率。敢隐瞒钱一百，杖打六十，罚钱二千，赏告发者钱十缗。那些赏钱都出自犯事的人家。于是愁怨的声音传遍远近。臣湛若水评论说：“德宗愤恨王灵不振，而思有所作为，就应当节省费用休养，使粮食充足、兵员充足，而百姓信任，等待时机而动，就可以拿着木棍鞭打天下不服从的人。一道诏书发出就服从命令，所谓宏大回应等待志向的人啊。然而却不是这样，无故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