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五十五　　　　明　湛若水　撰

译“义”没有过头或不足的名目，就是天理罢了。是说君主应当体认天理的纯粹，尽到人伦的极致。说到父子关系，就达到极致的亲爱，那么天下做父子的都以此为准则；说到夫妇关系，就达到极致的区别，那么天下做夫妇的都以此为准则；说到兄弟关系，就达到极致的友爱，那么天下做兄弟的都以此为准则。这样“极”就建立起来了。然而这个“极”是人的福分，就是《诗经》所说的“自求多福”。君主将其聚集于一身，就是自己的福分；将“极”推广给百姓，就是赐福给百姓。当时的百姓，也都因观察感化而顺应亲、义、序、别、信的伦理，与君主共同保守这个“极”而不敢丧失。那皇极，是君民相互对待的方式如此，无非是一心之间的感应罢了。仰望皇上居于皇极之位，应当日益达到圣人的学问，以纯化自己的心，以尽到天理人伦的极致。君主端正，天下就会随之教化，这就是所谓的“君主端正，没有不端正的”了。

译君陈，如果有百姓不顺从你的政令，不感化于你的教诲，就用刑罚来制止犯罪，从而确立臣民如水流般顺服的秩序。臣若水解释说：“这是成王命令君陈治理洛邑时说的话。”“若”是顺从的意思，“政”指纪纲法度，“训”指命令教诫。意思是说，殷商遗民中如果有不顺从你政令、不感化于你教诲的人，是可以施加刑罚的。然而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最终不用刑罚，刑罚必须恰当，才能起到警戒作用。这就是所谓惩罚一个人而让千万人感到畏惧。只有这样使用刑罚，才能止息刑罚。然后才可以施加刑罚。人情真伪微妙昏暗，天下最难辨别的，没有比刑狱更甚的了。如果不是秉持至公至明之心的人，谁能胜任这项工作呢？

《毕命》说：“世道有兴盛也有衰败，政令随着风俗而变革，如果不奖善惩恶，百姓就没有努力向善的劝勉。”

臣若水解释说：“这是康王命令毕公安抚治理东郊时说的话。”“有升降”，是说有兴盛也有衰败。世道有兴衰，是人事气运变迁的结果。政令随着风俗变革，是因为要根据世道的兴衰来施行我们的纪纲法度。比如周公时期，殷商遗民正动荡不安，不得不崇尚严刑来谨慎防范；到了君陈时期，百姓逐渐顺从教化，不得不用宽和的政策，就是这样的道理。毕公时期，已经不是周公、君陈的时候了，大概殷商遗民中已经有向善转化的人了。如果只奖励善行而不惩罚不善，百姓将受到什么劝勉呢？如果有善不奖赏，有恶不惩罚，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天下，难道只是殷商遗民这样吗？君主想要端正天下的百姓，一定要在赏罚之间极其慎重，才可以。

《诗经·国风·鸤鸠》说：“鸤鸠在桑树上，它的孩子在棘树上。善良的人君子，他的仪态没有差错。他的仪态没有差错，正是用来端正四方国家的。”

臣若水解释说：“这首诗赞美君子用心均平专一，而仪态足以端正四方国家。说鸤鸠在桑树上，它的孩子却在棘树上。善良的人君子，他的仪态没有差错，因而可以端正四方国家。大概君主是四方国家所取法端正的对象。所以想要端正四方国家的百姓，在于使仪态没有差错。《大学》引用这首诗说：‘他作为父子兄弟的榜样，然后百姓效法他。’君主想要端正万民，首先要端正自己的伦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样仪法就确立了。这就是所说的‘仪态没有差错’。由此四方国家的百姓通过观感而兴起向善的，没有不走向正道的，也就没有邪恶的风气了。所以说君子端正自己，万物也就端正了。《尚书》说：‘表率端正，万邦归服。’孟子说：‘自身端正，天下就会归附。’都是这个意思。后来的居上位者，只想端正百姓，却不先端正自己，在人伦之间惭愧缺德的情况很多了。却想用声音笑貌来矫饰百姓走向正道，这叫做自身所藏不恕，却想晓喻别人，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所以说：‘想要端正万民，在于端正仪表；想要端正仪表，在于端正一心。’以此作为端正天下的根本。”

《春秋》庄公二十二年春天周历正月，肆大〇。

臣若水解释说：“记载‘肆大〇’是讥讽失刑。‘肆’是放纵的意思。‘大眚’是大罪。设立刑罚，是为了禁止奸邪、惩戒恶行，使人容易避开而难以触犯。《尚书》说：‘过失灾祸可以赦免’，大概是指过失错误的人。如果大罪都放纵赦免，就废除了天讨，亏损了国家法典，纵容了刑罚虐待无辜，恶人侥幸免罪了。《吕刑》有五种刑罚五种罚金可以赦免的规定，是因为案件有疑点。大罪果真也有疑点吗？《周官》有三宥三赦的法令，是因为有缘故。大罪果真也有缘故吗？没有疑点也没有缘故，就轻易宽贷，那么恶行得不到惩戒而善行得不到劝勉，将用什么来端正百姓呢？”

《礼记·王制》说：“命令太师陈列诗歌，来观察民风；命令市场官吏收集物价，来观察百姓的喜好厌恶，志向淫邪喜好邪僻。”

臣若水解释说：“诗歌所吟咏的，寄托着民风。中正那么民风就美好，淫荡那么风俗就恶劣，所以用这个来观察民风。物品的价格贵贱，联系着百姓的喜好厌恶。喜好质朴那么实用物品就贵，喜好奢侈那么玩赏物品就贵，所以用这个来观察民情。用这两者来观察，志向淫邪那么喜好必定邪僻。因此观察诗歌、观察物价，风俗就可以知道了，知道了风俗，教化就可以确立了。”

《王制》说：“命令典礼官考察，时令月份确定日期，统一律吕礼乐制度衣服使之正确。”臣若水解释说：“这是先王巡狩的典章，用来在天下实现大一统的。‘时’指春夏秋冬四季，‘月’指月份的大小，‘日’指日子的干支，‘律’指十二律：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仲吕、林钟、大吕、夹钟、南吕、应钟。‘礼’指五礼，‘乐’指六乐，‘制度’指权衡丈尺之类，‘衣服’指上衣下裳的规制。大概礼制不统一，那么风俗就不同；风俗不同，那么道德就不一致，而百姓的心志也就不能安定了。现在天下一统，而民风土俗有的因地而异。观察风俗的官员，用来代替天子巡狩，传播王化使之统一。其中也有能用耳目的见闻传达给天子听闻的吗？”

《内则》说：“后王命令冢宰向众百姓降下德行。”

臣若水解释说：“《尚书》说：‘伟大的上帝向百姓降下德行。’德行，本来是百姓所固有的。而说‘后王命令冢宰来降下’，为什么呢？大概百姓日常使用却不知道，他们的裁成辅相，本来有待于君主宰相的教导。所以上帝降下德行，是在生命开始的时候；后宰降下德行，是在生命开始之后。君主宰相，也就是上帝，本来是百姓本性得以端正的原因。”

译也。”

《坊记》：孔子说：“小人贫穷就会局促窘迫，富裕就会骄傲自大，局促窘迫就会去偷盗，骄傲自大就会作乱。礼，是根据人的本性情感而制定出的节制和文饰，用来作为防止百姓作乱的堤防。所以圣人制定富贵的制度，使百姓富裕到不足以骄傲，贫穷到不至于局促窘迫，尊贵而不怨恨上级，因此作乱的现象就日益消亡了。”

臣若水通说：“礼，不过是确立名分罢了。富贵贫贱，如果不通过名分来确立，那就是导致大乱的途径。因此圣王设立井田制，来供养百姓的生活；制定服饰车马的等级，来彰显尊卑的差别；设立乡党学校，来培养百姓的道德。正因为这样，所以富裕的人有制度约束，贫穷的人有资助依靠，名分确定就不会局促窘迫，不会骄傲自大，不会因偷盗而作乱。夏、商、周三代国运长久，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唉！自从井田制被破坏，动乱的根源就开始开启了。所以富人田地连成片，穷人连插锥子的地方都没有，他们不骄傲作乱，就会因窘迫而偷盗，哪里还能期望百姓的道德端正呢？

译《坊记》说：“孔子说：‘君子治理民众的方法，难道不是像堤防一样吗？堤防是用来防止民众行为不足的。即使修筑高大的堤防，民众仍然可能逾越。所以君子用礼仪来防止道德败坏，用刑罚来防止淫乱，用政令来防止欲望泛滥。’”

臣若水解释说：“圣王防止民众越轨的方法，真是达到了极致！所以教化不足以约束时，就用礼仪来防范，这是用来制约他们内心的。礼仪不足以约束时，就用法律来防范，这是用来禁止他们奸邪行为的。法律不足以约束时，就用政令来防范，这是用来安定他们道义的。因此，这三种防范措施建立起来，民俗就端正了。”

《周礼·天官》记载：正月吉日，开始调和并颁布治理国家的法令于邦国和边邑，于是将治理的象征悬挂在象魏（阙门）上，让万民观看治理的象征，满十天就收起来。

臣若水解释说：“这是《周礼》天官的职责。周朝以建子月为正，正月就是子月。子月阳气在地中开始生发，气候开始温和，一年的功业将要兴起，而王法应当施行了。于是将六典及以下的事务颁布于天下，然而用言语颁布，不如用形象展示，更为显著明白易懂。所以又将治理的方法画成图像，悬挂在雉门的两观上，向民众展示，一定要等到一旬才结束。唉！这就是民众容易治理的原因。既然颁布了典章，又用图像在象魏上展示，那么民众的德行有不端正的吗？民俗有不端正的吗？”

地官州长，各自掌管本州的教化、治理、政令的法律。正月吉日，各自召集本州的民众，宣读法律，以此考核他们的德行、道义、学问、技艺，并加以鼓励；以此纠正他们的过错罪恶，并加以告诫。如果逢岁时祭祀州社，就召集民众宣读法律，也像这样做。春秋两季用礼仪防范民众，并在州序举行射礼。

臣若水解释说：“州长所掌管的教化、治理、政令的法律，就是所谓的三物、八刑之类。宣读法律，就是宣读这些罢了。一个州一定有才德兼备的人士，就是所谓的德行、道义、学问、技艺的人，因此有考核和鼓励他们的方法，以此来激励他们。一个州未必没有不遵从教化的人，就是所谓的有过错罪恶的人，因此有纠正和告诫他们的方法，以此来禁止和警示其他人。以至于春祈秋报，岁时的祭祀，就在这个时候，不仅命令他们宣读法律，还命令他们练习射箭，使他们的仪容体态符合礼仪，节奏符合音乐，以此来培养他们的正气而禁止他们的邪气。先王端正万民的方法，可以说是极其完备了。”

夏官训方氏掌管传达四方政事，以及上下的心愿，诵读四方的传说，传达正道。岁首则颁布并训导四方，观察新出的物品。

臣若水解释说：“这是夏官的政事。训方氏，是夏官的属官，掌管训导端正万民。传达四方政事，是向民众传达善政。上下的心愿，是君臣的善念。四方的传说，是传达讲述往古的善事。一年的开始，颁布为教化的言语。既然用所传达的内容训导，又用所诵读的内容训导，那么四方民众，所听到的无非是正言，所看到的无非是正道。又在新物品出现时，陈列出来观看，以此考察民众的好恶。这就是《王制》中命令市场缴纳贾税，来观察民众的好恶，志向淫邪喜好邪僻的人。既然这样，那么端正民情、端正民志、端正民风俗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完备的了。作为君主，可以不效法吗？”

《周礼》大司徒规定：五家为比，使他们互相担保；五比为闾，使他们互相接纳；四闾为族，使他们互相帮助丧葬；五族为党，使他们互相救助；五党为州，使他们互相周济；五州为乡，使他们互相尊贤。

臣若水解释说：“‘使他们’是什么意思？是各自设立长官并教令他们这样做。互相担保，是担保他们不做坏事。互相接纳，是住宅舍容纳他们寄居。互相帮助丧葬，是帮助丧葬礼仪。互相救助，是救助凶祸。互相周济，是供给他们礼物。互相尊贤，是尊贤举荐贤能的人。从比到乡，人数逐渐增多，所以责任逐渐增大。各自从重要的方面来说，以便互相参照。实际上，比、闾、族、党、州、乡每个地方都具备这几种功能，并不是说比只担保而不接纳，闾只接纳而不担保。因此，比、闾、族、党、州、乡的法规施行，万民就各自得到端正了。”

《论语》孔子说：“用道德引导他们，用礼仪规范他们，他们就会有羞耻心并且归服。”

臣若水解释说：“孔子这一章的话，是想让治理国家的人知道教化民众的根本，不能只依赖末节。齐，是统一；格，是至。大概道德和礼仪，就是所谓的根本。道德和礼仪都是天理。从内心获得来说，叫做道德；从事物道理显现来说，叫做礼仪。人心都有这个理，只是被欲望遮蔽、沉溺于习惯而做不善的事罢了。作为上位者，能够用人治人，用道德端正他们的心，用礼仪端正他们的行为，依据他们共同认同的东西去触动他们，良心没有不勃然兴起的。感化的效果，达到以不善为耻，而且以至于善；去除不善以至于善，那么民众就都归于正了。”

孟子说：“君子只要回归常道罢了。常道端正，那么百姓就会兴起；百姓兴起，就没有邪恶了。”

臣若水解释说：“孟子这一章说端正民众的方法，在于自己端正其道。君子不追求邪道的消亡，而追求正道的兴起。经，是常道。君子只要明白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这五种常道，使它们重新在世上大明，那么百姓心中都有同样的理，都会勃然兴起他们共同认同的东西。这样，邪僻不善的说法，自然就不能容存了。至于邪正之不容……”

译这是同时并立的学说。世道衰微，正道式微，各种邪说纷纷兴起，认为它们是我的道教的祸害，究其根本，是因为常理正道没有端正的缘故。欧阳修说：“假使王政清明而礼义充足，即使有佛教，也无法在我们的百姓中施展其影响。”意思也是如此。如今这个时代，足以妨害正道的异端末流学说，难道还少吗？主持世道的人，还是应当寻求端正根本、澄清源头的道理啊。

译《国语·周语》中，祭公谋父说：“先王对待百姓，勉励他们端正德行，淳厚他们的本性，丰富他们的财物需求，便利他们的器具使用，明示利害的所在，用礼法来修饰规范，使他们致力于趋利而避开祸害，感怀恩德而畏惧威严，所以能够保全世系并日益壮大。”

臣若水通说：“茂，是勉力的意思；阜，是大的意思。丰富他们的财物需求，不加以阻塞。乡，是方向的意思。用喜好和厌恶来指示他们，乡，是方向的意思。文，是礼法；保守；滋益。”《尚书》说：“端正德行，便利使用，丰厚生活，唯有和谐。”祭公谋父的话，大概是基于这个吧？如果百姓衣食不足，那么礼义就不能兴起。所以便利使用、丰富财物，是用来丰厚生活并端正德行的。这样之后，百姓才知道致力于趋利而避开祸害，感怀恩德并畏惧威严。作为万民之主，能不追求这些吗？

《鲁语》中，曹刿说：“礼，是用来端正百姓的。因此先王制定诸侯的制度，让他们五年中四次来王事，一次相互朝见。结束后在盟会上讲习，以端正班爵尊卑的意义，遵循长幼的次序，训诫上下的准则，制定财用的节度。这期间没有荒废懈怠的理由。”

臣若水通说：“王，是指来王事侍奉天子。每年聘问以修习职事，间隔朝见以谋划礼制。五年之间，四次聘问于王。国家将要朝见天子，先相互朝见。终，是完毕的意思，指朝见完毕后在盟会上习礼，以端正爵位次序尊卑的意义。其间，指朝见和盟会之间。先王治理天下，必定建立礼制来端正百姓。群牧师长在盟会上讲习训诫，是用来端正百姓的。因此朝见和盟会的典制，各有固定的时期。所以天子在郊外祭祀，诸侯就来盟会；诸侯祭祀，卿大夫就辅佐。在盟会上讲习以端正班爵，训诫道义以节制财用。所以荒怠之心，无从产生。以礼治国，难道是空话吗！”

《鲁语》中，公父文伯的母亲说：“从前圣人安置百姓，选择贫瘠的土地让他们居住，使百姓劳作并使用他们，所以能长久地称王天下。百姓，劳作就会思考，思考就会产生善心；安逸就会淫乱，淫乱就会忘记善行，忘记善行就会产生恶心。肥沃土地上的百姓不成材，是因为淫乱；贫瘠土地上的百姓没有不向往道义的，是因为劳作。”

臣若水通说：“墝，确是贫瘠。瘠，是土地利益微薄。又使他们劳作并使用，让他们不淫逸。不淫逸就向往道义，所以能长久称王天下。沃，是肥美。不材，是有才能的人少。产生善心，所以向往道义。善恶的关键，在于思考与遗忘罢了。所以天想要成就这个人，使他动心忍性，增加他所不能的，只是思考罢了。所以能向往道义并知晓方向。公父文伯母亲的话，确实是万世治理百姓的良法。统治天下的人，能不追求这些吗？”

《晋语》中，管敬仲说：“畏惧威严如同畏惧疾病，是百姓中的上等；顺从恩惠如同水流，是百姓中的下等；见到恩惠就想到威严，是百姓中的中等。畏惧威严如同畏惧疾病，才能威慑百姓。威严在百姓之上，不畏惧就有刑罚；顺从恩惠如同水流，远离威严了，所以称为下等。我处在避免罪责的位置，我取中等之道。”

臣若水通说：“敬仲夷吾，字疾病。怀，是心，顺从心中所想的，像水一样流动。百姓中的下等，见到恩惠就想到威严的，是见到可怀念的就想到可畏惧的。百姓中的中等，能畏惧上级才能威慑下级，能威慑百姓所以在人之上。不畏惧就有刑罚的，是不畏惧威严就有刑罚，是罪责。远离威严是说，只知道可怀念而不知道思考威严，所以相距很远的是下等，避免罪责。不畏惧就有刑罚，所以说罪责。高不在上，下想避免罪责，所以说取中等。圣人治理万民，用仁来养育，用义来端正，所以用德行来感化，那是仁吗？用刑罚来威慑，那是义吗？因此使百姓畏惧刑罚而仰慕德行，禁止他们的欲望之心而激发他们的畏惧恭敬。百姓不纵欲就不沉溺于恩惠，百姓知道敬重道义就必定知道畏惧了。”管敬仲说：“百姓中的上等必定畏惧威严，百姓中的下等必定顺从恩惠，至于中等则见到恩惠就想到威严。君子居于百姓之上，能不观察百姓来自我考察吗？”

《晋语》中，范文子说：“我听说做君主的，用刑罚端正百姓，成功后再对外振兴武力，因此内部和谐而外部威严。”

臣若水通说：“用刑罚端正百姓，是说用刑罚来端正百姓，成，是平定的意思。天地生长万物，而在秋天成就它们；圣人端正万民，而用刑罚来治理。所以武力，是刑罚中最大的。如果内部治理不平定，怎么能对外振兴武力？所以圣人必定在国中明确刑罚以辅助教化，然后国内没有不和谐的，国外没有不威严的，而武力就振兴了。治理天下的人，应当以端正百姓为先。”

《齐语》中，管子说：从前圣王安置士人，让他们靠近清闲幽静的地方；安置工匠，让他们靠近官府；安置商人，让他们靠近市场；安置农民，让他们靠近田野。命令士人聚集而按州居住，清闲时父亲与父亲谈论道义，儿子与儿子谈论孝道，侍奉君主的人谈论恭敬，年少的人谈论悌敬。从小习惯它，内心就安定，不见其他事物而改变。因此父兄的教导不严厉就能成功，子弟的学习不劳累就能掌握。所以士人的儿子永远是士人。命令工匠聚集而按州居住，审察四季，辨别工艺的难易，权衡节制他们的使用，讨论比较协调材料，从早到晚从事工作，施行于四方，以教导他们的子弟，互相谈论事情，互相展示技巧，互相陈述功效。从小习惯它，内心就安定，不见其他事物而

译任担何，驾着牛车马拉车，以此周游四方，用他们拥有的交换他们没有的，低价买入高价卖出，早晚从事于此，以此约束他们的子弟，互相告知以利益，互相展示以依赖，互相陈述以知晓商贾之道。年少时就习惯于此，他们的心安定于此，不见其他事物而改变志向。因此，他们父兄的教育不需严厉就能成功，他们子弟的学习不需劳苦就能掌握。所以商人的子弟恒常成为商人。至于农民聚集而聚居，观察四季，权衡节制他们的用度，耒耜耞芟等到寒冷时节，击菒除田，以等待适时耕种，等到耕种时深耕并迅速覆盖，以等待适时播种。适时播种既至，携带枪刈耨镈，早晚从事于田野，脱衣就功，头上戴着茅蒲，身上穿着袯襫，身体沾湿脚上涂泥，暴露头发皮肤，竭尽四肢的敏捷，以从事于田野。年少时就习惯于此，他们的心安定于此，不见其他事务而改变志向。因此，他们父兄的教育不需严厉就可以成功，他们子弟的学习不需劳苦就可以掌握。所以农民的子弟恒常成为农民，居住在野外而不亲近。那些优秀民众中能成为士人的，必定是可以信赖的。

译臣湛若水阐发说：萃，是聚集、会合的意思。物，指事物。权，指秤锤，引申为衡量、平衡。赖，指赢余。枪，指木桩。芟，指大镰刀，用来割草。监视，是观察的意思。资财，是财物。观察财物的贵贱和有无。背，称为负。肩，称为担。荷掲，指扛抬。袯襫，指蓑衣。茅，有的版本写作萌。萌，指竹笋的皮，用来制作斗笠。昵，指亲近。从前圣王安置百姓，士、农、工、商各自有固定的职业领域，这是为了使他们的职业专一。职业专一，那么事务就专一。事务专一，那么职业就专一。职业专一，那么心志就安定。百姓心志安定，那么天下就治理好了。齐桓公听从管仲的言论，尚且足以成就霸业。何况英明的君主和圣明的天子，以真诚为根本，以道来教化百姓呢？

《格物通》卷五十五

<子部，儒家类，《格物通》>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五十六 明 湛若水 撰

正万民下

汉高帝元年十一月，沛公召集各县的父老豪杰，对他们说：“父老们受秦朝苛酷法律的苦楚已经很久了，我应当在关中称王，与父老们约定三条法律：杀人者处死，伤人及盗窃者抵罪，其余秦朝的法律全部废除。各位官吏和百姓都安居乐业，像以前一样。”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为了给父老们除害，并不是要侵犯欺凌你们，不要害怕。况且我之所以退兵驻扎在霸上，是等待诸侯到来后共同制定约束。于是派人跟随秦朝的官吏巡视县乡邑，告知晓谕他们。秦地的百姓非常高兴，争着拿着牛羊酒食犒劳军队。沛公又推辞不接受，说：“仓库里的粮食很多，并不缺乏，不想耗费百姓的财物。”百姓更加高兴，只怕沛公不做秦王。

臣湛若水阐发说：秦朝之所以得罪天下，是因为暴虐的政治，使百姓无处安放手脚。高祖进入关中的初期，就废除了秦朝的苛酷法律，约定三条法律，这大概接近于用仁爱来养育百姓，用正义来匡正百姓了。这就是汉朝兴起的原因吧？史官记载这件事，大概是因为这种仁义的行为，虽然不足以追配商汤和周武王，但也大致是在秋日的肃杀之中蕴含着春日生发的仁爱吧？

汉文帝六年冬十月，梁国太傅贾谊上奏疏，大意说：“商鞅抛弃礼义，舍弃仁爱恩惠，一心致力于进取。实行两年后，秦国的风俗日益败坏。所以秦国家里富裕、儿子壮年时就分家，家里贫穷、儿子壮年时就入赘。借父亲的耰锄，担心父亲有恩德之色；母亲拿取箕帚，站着就责骂。抱着孩子喂奶，与公公并排坐着；婆媳不和睦，就反唇相讥。他们慈爱孩子却嗜求利益，与禽兽没有多少区别了。现在遗留的风俗，还没有改变。抛弃礼义，捐弃廉耻，日益严重，可以说是每月不同，每年各异了。”

臣湛若水阐发说：先前的正人君子说过，风俗是由上层兴起而在下层形成的。所以上层有所喜好，下层必定有更严重的。秦国因为商鞅，用他残酷刻薄的心，致力于功利政治，风俗浅薄恶劣。到了文帝时代，这种风俗仍然存在，应该有能够改变风气、善于治理的君主。《礼记》说：尧舜率领天下行仁政，百姓就跟随；桀纣率领天下行暴政，百姓就跟随。根本在于君主和宰相。拥有天下的人，应当端正自己的喜好，崇尚正道，那么民心就端正；民心端正，那么天下的风俗就端正了。

汉光武帝建武十四年秋，大中大夫梁统上奏疏说：“我私下看到元帝初元五年，减轻死刑三十四项；哀帝建平元年，减轻死刑八十一项。其中四十二项是亲手杀人者，减死一等。从此以后，成为常例。所以人们轻视犯法，官吏容易杀人。《尚书》说：‘于是制定刑罚来约束百姓。’从高祖到孝宣帝，海内称颂治理得好；到了初元、建平年间，盗贼逐渐增多，都是因为刑法不严明，愚民容易犯法造成的。由此看来，那么刑罚轻缓的做法，反而产生大祸患，恩惠加在奸邪之人身上，而害及善良之人。”事情被搁置没有回复。

臣湛若水阐发说：“仁爱养育，正义匡正，是古代圣王治理百姓的重要方法。所以天道，没有春天就不生长，没有秋天就不成就。所以有肃杀，是为了成就生长的功绩。元帝、哀帝两位皇帝，法律松弛而轻纵，这是失去了匡正万民的方法。等到百姓容易触犯刑罚，这与在前面设置水，让他们容易玩弄而溺水而死有什么区别呢？梁统的议论，补救纠正这种弊端，光武帝不能嘉奖采纳他的言论并加以使用，这是东汉的治理之所以不能追及三代兴盛的原因。那么光武帝，大概也是中等才能的君主吧！”

汉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下诏推举品行高洁的士人。涿郡推举崔寔，到达公车府，称病不回答对策。退下来后论述世事，名为《政论》。他的言辞说：“刑罚，是治理乱世药石；德教，是兴盛太平的粱肉。”山阳人仲长统看到他的书，感叹说：“凡是作为君主，应当抄写一份，放在座位旁边。”

臣湛若水阐发说：“子产是仁爱的人，也铸造刑书。水火比喻很贴切。”崔寔在汉代立《政论》，粱肉药石的比喻，得到了救时匡正百姓的方法，君子有所取法。孟子说：“用生道杀民，说的就是这个吧？”那么君主何不斟酌刚柔的适中呢！

魏国没有乡党之法，只设立宗主督防，百姓多隐瞒冒籍，三五十家才编为一户。内秘书令李冲上言：“应当依据古法，五家设立邻长，五邻设立里长，五里设立党长，选取乡里强壮谨慎的人担任。邻长免除一人的徭役，里长免除二人，党长免除三人。三年没有过错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