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二十八 明 湛若水 撰
。周、郑兄弟之国也。武、庄之平、桓，有大勲劳者也。如以防孙伯之故而弃之，则周亦不义、不祥、不仁矣，尚何以昌其业乎？是故光有天下而令闻赫然，必其谨是三徳者也。为人君者，其可不勉诸！」
译周国和郑国是兄弟之邦。周武王、周庄王、周平王、周桓王，都是有重大功勋和辛劳的人。如果因为防备孙伯的缘故而抛弃他们，那么周朝就是不义、不祥、不仁了，还凭什么来昌盛它的基业呢？因此，周朝拥有天下而美好的名声显著，一定是因为谨慎地具备了这三种德行。作为君主的人，难道可以不努力吗！
晋语·范文子曰：「夫王者，成其徳而逺人，以其方贿归之，故无忧。」
臣若水通曰：「大学曰：『是故君子先慎乎徳，有徳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故古之明王必文徳脩备，然后逺人来归，方物毕至。反之则忧在我矣，奚其乐？」此厉公伐郑，文子止之，以见惟徳为能动人也。伏惟皇上为天下四方之主，而四夷各以方物入贡，岂非闻风慕义而来乎？惟益脩徳以宾服之，幸甚。
晋语范献子曰：「人之有学也，犹木之有枝叶也。木有枝叶，犹庇防人，而况君子之学乎？」
臣若水通曰：学以成徳，徳以润身，是故可以知本矣。范献子以人犹木也，学犹枝叶，可以庇防得矣。惜乎不知枝叶之畅荗，由于根本也。语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是故道生，则仁民爱物，而可以保防四海矣。故人君求圣学以脩徳，以庇天下，不可以不知本。
汉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告汉武帝，引曽子曰：“尊其所闻，则髙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髙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
臣若水通曰：心学之不明也，久矣！是以道化不明，而卒无善治。髙明光大吾心之本体也，加之意在反求之而已耳。仲舒之告武帝，诚知徳业之本矣。他如一则曰：「王心未加焉。」二则曰：「设诚于内。」合而观之，岂非以二帝三王之心学望武帝乎？惜乎，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其蔽固已深矣。
汉光武中元二年，光武受《尚书》通大义，召桓荣入说，甚善之。每朝防，輙令荣敷奏经义，帝称善。帝每旦视朝，日昃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頥爱精神，优防自寜。”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臣若水通曰：“夫学所以进徳业也。光武虽孜孜经术，惜乎徒事讲説，不能体于身心，而明善诚身之功未之闻也。然荣固徒事稽古者也，格心之学，引君当道而志于仁者，则荣非其人尔。故光武虽光复旧物，身致小康，然父子、夫妇、君臣之间，不能无可憾者焉。后之人君欲进徳脩业者，请自明善诚身始。”
汉明帝永平二年，上幸辟雍，初行养老礼。礼毕，引桓荣及弟子升堂。上自为下，说诸儒执经问难于前。下诏赐荣爵关内侯。上自为太子，受《尚书》于桓荣；及即位，犹尊荣以师礼。
臣若水通曰：孔子云「徳之不脩，学之不讲」，盖言徳业不可不兼进也。宋儒胡寅曰：「显宗事师之意，百千年鲜有其俪，可谓人主之髙致。惜乎桓荣受业専门章句，不知脩身治天下之大义，故其君之徳业止于如是。」臣愚于显宗，未见其为徳业，特为一时之羙观尔。向使显宗以其尊师重傅之心，荣有格心之辅，脩徳以为之本，讲学以为之资，徳业合一，太甲、髙宗何尚焉？而君臣之间皆不能然，未防崇信西佛，而遣使求之。佛入中国，自永平始。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夫徳业在心术之微，其端一而已尔。显宗事异端，壊心术，可谓之徳业乎？仰惟圣明，好学不倦，立心以为徳业之大本，而讲学以培养之，则髙出百王矣，天下幸甚。
汉章帝元和二年，帝之为太子也，受《尚书》于东郡太守汝南张酺。及廵幸东郡，引酺及门生掾史并会庭中。帝先备弟子之仪，使酺讲《尚书》一篇，然后脩君臣之礼。臣若水通曰：「宋儒真徳秀云：章帝尊经事师，不愧前人。又惜其以严惮不得久在左右，所以辅成徳业，如是而止。」臣谓徳业生于心者也。《尚书》所载，皆帝王脩徳业之要。张酺徒能讲说，而不能启心沃心以辅君徳，岂非格心之学未闻乎？
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吴主孙权谓吕防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防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徃事尔。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尝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防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防论议，大惊曰：「卿今者
译晋语中范文子说：“君王成就其德行而远方的人归附，用各地的财物来供养他们，因此没有忧患。”
臣若水通说：“《大学》说：‘因此君子首先谨慎于德行，有了德行就有民众，有了民众就有土地，有了土地就有财富，有了财富就有用度。’所以古代的圣明君王必定文德修备，然后远方的人来归附，各地的特产全都到来。反之则忧患在我了，哪里还快乐呢？”这是厉公讨伐郑国，文子制止他，以此表明只有德行才能感动人。伏惟皇上作为天下四方的君主，而四方夷狄各自以地方特产入贡，难道不是闻风慕义而来吗？希望更加修德以使他们宾服，幸甚。
晋语中范献子说：“人有了学问，就像树木有了枝叶。树木有了枝叶，尚且能庇护人，何况君子的学问呢？”
臣若水通说：学问用来成就德行，德行用来滋润身心，因此可以知道根本了。范献子把人比作树木，把学问比作枝叶，可以庇护人是可以的。可惜不知道枝叶的茂盛，是由于根本啊。古语说：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就产生了。因此道产生了，就仁爱百姓爱护万物，从而可以庇护四海了。所以人君追求圣学以修德，以庇护天下，不可以不知道根本。
汉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告诉汉武帝，引用曾子的话说：“尊重所听到的，就高明了；践行所知道的，就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于其他，在于用心罢了。”
臣若水通说：心学不明，已经很久了！因此道化不明，最终没有善治。高明光大是我们心的本体，用心在于反求罢了。仲舒告诉武帝，确实知道德业的根本了。其他如一则说：“王心没有加意。”二则说：“在内设立诚意。”合起来看，难道不是以二帝三王的心学期望武帝吗？可惜武帝内多欲望而外施仁义，其弊病已经根深蒂固了。
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光武帝通晓《尚书》的大义，召桓荣进来讲解，非常赞赏。每次朝会，就让桓荣陈述经义，皇帝称赞好。皇帝每天早晨视朝，直到太阳偏西才罢休，多次引见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半夜才睡觉。皇太子见皇帝勤劳不怠，劝谏说：“陛下有禹、汤的英明，却失去了黄老养性的福分，希望颐养精神，优游自安。”皇帝说：“我以此为乐，不觉得疲惫。”臣若水通说：“学问是用来增进德业的。光武帝虽然孜孜不倦于经术，可惜只是从事讲说，不能体认于身心，而明善诚身的功夫没有听说。然而桓荣也只是从事稽古的人，格心的学问，引导君主走上正道而志于仁的人，桓荣不是那个人。所以光武帝虽然光复旧业，自身达到小康，然而父子、夫妇、君臣之间，不能没有遗憾。后世人君想要增进德业的人，请从明善诚身开始。”
汉明帝永平二年，皇上驾临辟雍，初次举行养老礼。礼毕，引桓荣及弟子登堂。皇上自己作为下级，让诸儒拿着经书在前面问难。下诏赐桓荣关内侯的爵位。皇上自从做太子时，向桓荣学习《尚书》；等到即位，仍然以师礼尊重桓荣。
臣若水通说：孔子说“德行不修，学问不讲”，是说德业不可以不兼进。宋儒胡寅说：“显宗事师的心意，百千年少有匹敌，可谓人主的高致。可惜桓荣受业专门章句，不知道修身治天下的大义，所以他的君主的德业止于如此。”臣愚以为显宗，未见其为德业，只是一时的美观罢了。假使显宗以其尊师重傅的心，桓荣有格心的辅佐，修德以为根本，讲学以为资粮，德业合一，太甲、高宗哪里还比得上呢？而君臣之间都不能这样，不久崇信西佛，而派使者去求取。佛教进入中国，从永平开始。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说：“我也想要端正人心，息灭邪说，抵制偏颇的行为，放逐淫辞，以继承三圣。”德业在心术的细微处，其端绪只有一个罢了。显宗从事异端，败坏心术，可以称为德业吗？仰惟圣明，好学不倦，立心作为德业的根本，而讲学以培养它，那么高出百王了，天下幸甚。
汉章帝元和二年，皇帝做太子时，向东郡太守汝南张酺学习《尚书》。等到巡幸东郡，引张酺及门生掾史并在庭中聚会。皇帝先备弟子之仪，让张酺讲《尚书》一篇，然后修君臣之礼。臣若水通说：“宋儒真德秀说：章帝尊经事师，不愧前人。又可惜他以严惮不得久在左右，所以辅成德业，如此而止。”臣认为德业生于心。《尚书》所载，都是帝王修德业的要点。张酺只能讲说，而不能启心沃心以辅君德，难道不是格心的学问没有听说吗？
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吴主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当涂掌事，不可不学。”吕蒙以军中多务推辞。孙权说：“我难道想要你治经为博士吗？只是应当涉猎，见往事罢了。你说多务，谁比我？我曾经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吕蒙才开始就学。等到鲁肃过寻阳，与吕蒙论议，大惊说：“你现在的
才畧，非复吴下阿防。」防曰：「士别三日，即当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晩乎？」肃遂拜防母，结友而别。
译才能和谋略，不再是当年在吴地时的吕蒙了。”吕蒙说：“读书人分别几天，就应当用新的眼光看待，长兄为什么明白事情这么晚呢？”鲁肃于是拜见了吕蒙的母亲，与吕蒙结为朋友后分别。
臣若水通曰：「权语防以学是矣。但其所谓学，止于涉猎读书尔。而孔门黙识徳行之学，未闻曽是以为学乎？」虽然，防就学未防，而论议惊人，亦其气质之小变邪？抑其矜伐之心，形于词气，所谓以学问骄人者，非邪？虽曰学，臣不敢信也。宋儒胡寅谓：「权防皆以学进而大其益过矣。」夫权奸雄之邪心未损，岂古人之所谓学，易之所谓益者乎？
晋武帝泰始九年，周鲂之子处，膂力絶人，不脩细行，乡里患之。处尝问父老曰：“今时和嵗丰，而人不乐，何邪？”父老叹曰：“三害不除，何乐之有？”处曰：“何谓也？”父老曰：“南山白额虎，长桥蛟，幷子为三矣。”处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入山求虎，射杀之，因投水抟杀蛟，遂从机云受学，笃志读书，砥砺节行。比及期年，州府交辟。
臣若水通曰：成汤懋徳，不吝改过。闻过非难，改过为难。改过非难，而不吝尤难。周处闻父老三害之言，除蛟虎以自励其行，可谓勇于改过而得处仁迁义之法矣。以其果敢之资，茍自得师，闻孔孟之学，则下为子路，上为成汤，其徳业可量邪？而师机云：下不过辞章记诵，上不过节行，不闻大道之要，岂非学负其质哉？
陈文帝天嘉四年，周太傅燕国公于谨对周武帝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愿陛下守信勿失。」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愿陛下三思而言，九虑而行，勿使有过。天子之过，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愿陛下慎之。」
臣若水通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枢机，于谨以为立身之基，是也。殊不知言，心声也；行，心迹也。言行由中，则发皆天理，而动无不善。若徒求无过于三思九虑之间，诚使发皆中节，亦谓之克伐怨欲不行。其诚伪何如也？此何故欤？不见天理故也。」孔子曰：「言顾行，行顾言。」顾也者，其体认天理之谓乎？
唐太宗于▯文殿聚四库书二十余万卷，置▯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禇亮、姚思防、欧阳询、蔡允恭、萧徳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徃行，商确政事，或至夜分乃罢。臣若水通曰：太宗聚书于▯文馆，选文臣以更直，讲论古今，亦云盛矣。其果古之博学审问之谓邪？帝王之学，格物而已，诚意正心，脩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随处体认天理以格物者也，岂徒讲说而已邪？太宗不知《大学》之道，群臣皆非正学之人，而昧圣学之本，故学不纯而心不正，治不古以杂于霸，有由然矣。伏惟我祖宗有君臣同游轮直文华、讲习文楼之典，甚盛举也。仰惟皇上圣学日新，今年盛暑，不以例辍讲废学，诏日讲经筵官日各轮一员入直文华，是能复祖宗之旧章，而唐不足论矣。臣愚谓人君之学，贵知本也。方今道学渐明之时，正心一徳之臣布于中外四方，茍选取入京，以本官兼文职，俾之入侍日讲经筵之班，则其诚意徳气，亦足以薰陶防养而正君心矣，诚为莫大之益，天下幸甚。
唐太宗贞观二年六月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博奥，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徴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已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曽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逺吾属之师也。”
臣若水通曰：魏徴虚之一言，庶乎知徳业之本矣。虚明者，心之本体也，亦在乎尽心与否而已。譬之鉴焉，今日明烛妍媸，非加光也，不翳于尘尔。明日一物莫烛，非始无光也，蔽之深尔。君子能去其蔽，光者则本体自见矣，是之谓尽心而知性。隋炀帝知是尧舜，非桀纣，心之本体有时而明，然而身口顿异，身为桀纣，防于亡而不知，非其欲蔽之深乎？揆厥所由，惟其不学，故无以成其徳业尔。或曰：炀帝著书三十万巻，谓之不学可乎？噫！不立其本，而徒事夫文词之末，虽曰充栋，祗足以为惑尔，奚学之云？学也者，其圣狂之判乎？
唐太宗贞观三年十二月，上
译臣若水通说：“权对防说以学习为事，这是对的。但他所说的学习，仅仅停留在泛览读书罢了。而孔子门下默识德行的学问，难道曾听说把这种泛览当作学问吗？”虽然如此，防求学不久，但议论惊人，这也是他气质稍有改变吗？还是他夸耀自大的心态，表现在言辞语气中，所谓用学问来傲视他人，不是这样吗？虽然说是学习，我不敢相信。宋儒胡寅说：“权、防都凭借学问而增进，但他们的过失更大了。”权奸雄的邪念没有减少，这难道是古人所说的学问，以及《易经》所说的益吗？
晋武帝泰始九年，周鲂的儿子周处，体力过人，不注重细微的品行，乡里人以此为患。周处曾经问父老说：“现在时局和顺，年成丰收，但人们不快乐，为什么呢？”父老叹息说：“三害不除，有什么快乐呢？”周处说：“这是什么意思？”父老说：“南山的白额虎，长桥的蛟，加上你，就是三害了。”周处说：“如果所担忧的只是这些，我能除掉它们。”于是进山寻找老虎，射杀了它，接着投入水中搏杀了蛟龙，随后跟从陆机、陆云学习，专心致志读书，磨练节操品行。等到一年期满，州府接连征召他。
臣若水通说：成汤崇尚德行，不吝惜改正过错。听到过错并不难，改正过错难。改正过错并不难，而不吝惜改正尤其难。周处听到父老关于三害的话，除掉蛟龙和老虎来激励自己的行为，可以说是勇于改过而得到了处仁迁义的方法了。凭借他果敢的资质，如果自己能找到老师，听闻孔孟的学问，那么下可以成为子路，上可以成为成汤，他的德行功业哪里可以限量呢？而他跟从陆机、陆云学习：下不过辞章记诵，上不过节操品行，没有听闻大道的要领，难道不是学问辜负了他的资质吗？
陈文帝天嘉四年，周太傅燕国公于谨对着周武帝说：“去掉粮食，去掉军队，信用不能去掉，希望陛下守信不丢失。”又说：“言语和行为，是立身的根基，希望陛下三思而后言，九虑而后行，不要让自己有过错。天子的过错，如同日食月食，没有人不知道，希望陛下谨慎对待。”
臣若水通说：“《易经》说：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的关键，于谨认为这是立身的根基，这是对的。但他不知道言语是心的声音；行为是心的痕迹。言语和行为发自内心，那么发出的都是天理，而行动没有不善的。如果只是在三思九虑之间寻求没有过错，即使发出的都符合节度，也称为克制、夸耀、怨恨、欲望没有实行。他的真诚与虚伪如何呢？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没有见到天理啊。”孔子说：“言语要顾及行为，行为要顾及言语。”顾及，大概就是体认天理的意思吧？
唐太宗在弘文殿聚集四库书籍二十多万卷，在殿侧设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人，以原官兼任学士，让他们轮流值宿，在听政的间隙，引入内殿，讲论前人的言行，商讨政事，有时直到深夜才停止。臣若水通说：太宗在弘文馆聚集书籍，选拔文臣轮流值班，讲论古今，也算盛大。这果真是古人所说的博学审问吗？帝王的学问，只是格物罢了，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随处体认天理来格物的，难道只是讲说而已吗？太宗不知道《大学》的道理，群臣都不是正学之人，而蒙昧圣学的根本，所以学问不纯正而心不正，治理不古朴而混杂霸道，是有原因的。伏惟我们祖宗有君臣同游轮直文华、讲习文楼的制度，是很盛大的举措。仰望皇上圣明的学问日益更新，今年盛暑，不照例停止讲学废弃学问，下诏让日讲经筵官每天轮流一人入直文华，这是能恢复祖宗的旧章，而唐朝就不值得谈论了。臣愚昧地认为人君的学问，贵在知道根本。现在道学逐渐明晓的时候，正心一德的臣子遍布中外四方，如果选取他们入京，以原官兼任文职，让他们入侍日讲经筵的班列，那么他们的诚意德气，也足以熏陶涵养而端正君心，确实是莫大的益处，天下幸运极了。
唐太宗贞观二年六月戊子日，皇上对侍臣说：“我看隋炀帝的文集，文辞广博深奥，也知道尧舜是对的而桀纣是错的，但行事为什么相反呢？”魏徵回答说：“人君虽然圣明，还应当虚己来接受他人，所以智者献出谋略，勇者竭尽力量。炀帝依仗他的俊才，骄傲自大，所以口诵尧舜的话，而身体力行桀纣的行为，自己不知道，以至于覆亡。”皇上说：“前事不远，是我们的老师。”
臣若水通说：魏徵关于虚的一句话，差不多知道了德业的根本了。虚明，是心的本体，也只在于尽心与否罢了。拿镜子作比喻，今天明亮地照出美丑，不是增加了光亮，只是不被灰尘遮蔽罢了。明天什么物体都照不出来，不是开始就没有光亮，而是遮蔽得太深罢了。君子能去除遮蔽，光亮那么本体自然显现，这就叫尽心而知性。隋炀帝知道尧舜是对的，桀纣是错的，心的本体有时明亮，然而身体和口舌截然不同，身为桀纣，接近灭亡而不知道，不是欲望遮蔽得太深吗？考察其原因，只是因为他不学习，所以无法成就他的德业罢了。有人说：炀帝著书三十万卷，说他不学习可以吗？唉！不确立根本，而只从事文词的末节，虽然充满屋栋，只足以迷惑罢了，哪里谈得上学习呢？学习，是圣人与狂人的界限啊。
唐太宗贞观三年十二月，皇上
问给事中孔頴达曰：“《论语》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頴达具释其义以对，且曰：“非独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内蕴神明，外当▯黙，故《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涖众’。臣若水通曰：‘曽子此言，谓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则此乃孔门之学所从事者也。盖学以虚心受人为本，唐太宗之问可谓善矣。頴达者，宜以此义开其君之心，心虚则善日生，帝王之学可基矣。不知出此，徒具训释以对，遂使《论语》之义晦，而孔门之学不明也。噫！有君如此，而不遇格心之臣以佐之，此太宗之所以多惭徳，而贞观之治不克终，岂非辅臣之罪哉？”
译唐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说：“《论语》中说‘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向知识比自己少的人请教，有好像没有，充实好像空虚’，这是什么意思？”孔颖达详细解释其中的含义来回答，并且说：“不只是普通人如此，帝王也是这样。帝王内心蕴含神明般的智慧，外表应当保持沉默，所以《易经》说‘用蒙昧来涵养正道，用明智来治理众人’。”臣若水说：“曾子这句话，意思是‘从前我的朋友曾经致力于这种修养’，那么这正是孔子门徒所致力于的学问。大概学问以虚心接受他人意见为根本，唐太宗的提问可以说是很好的了。孔颖达应当用这个义理来开导君主的心，心虚则善德日增，帝王的学问就可以奠定基础了。他却不知道这样做，只是仅仅解释训诂来回答，于是使得《论语》的义理晦暗不明，而孔子门徒的学问也不彰明了。唉！有这样的君主，却没有遇到能够端正君主心志的大臣来辅佐他，这就是唐太宗之所以多有惭愧之德，而贞观之治不能善始善终的原因，难道不是辅佐大臣的罪过吗？”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指殿屋谓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营构既成，勿数改移。茍易一榱，正一瓦，践履动揺，必有所损。若慕竒功，变法度，不恒其徳，劳扰实多。」
臣若水通曰：太宗以殿屋喻治道，且戒慕竒功、变法度，而又本于其徳之恒。若太宗可谓知进脩矣。向使当时有知学之臣，将顺其羙，必曰：「屋以基为本，如道以心为本。」帝恒徳之言，若知本矣。屋之榱瓦之损小，而基崩之害大；人君之治，法度之损小，而壊心之祸大。心恒则徳恒，徳恒则无法度之变矣。徳业之成，岂至贞观之不终乎？
唐徳宗建中四年十一月，陆贽上疏曰：「臣闻仲虺賛成汤，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吉甫歌诵周宣，不羙其无阙，而羙其补阙。是则圣贤之意，较然着明，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盖为人之行已必有过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过而迁善，愚者耻过而遂非。迁善则其徳日新，遂非则其恶弥积。」
臣若水通曰：「改过迁善，进徳之基也。」陆贽以是而告徳宗，可谓对病之药矣。惜乎刚愎自任，而不能此，其所以卒成乱阶也欤？
贾谊新书》曰：「人主仁，而境内和矣。故其士民莫弗亲也。人主义，而境内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顺也。人主有礼，而境内肃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内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
臣若水通曰：仁义礼信，人之性也。性也者，心之理也。是故心性感于上，而民心应于下。其心同也，故进徳脩业，存之于身，孚之于家国天下之人，而治道具矣，可不重乎？
刘向《说苑》曽子曰：「君子脩礼以立志，则贪欲之心不来；君子脩礼以脩身，则怠惰慢易之节不至；君子脩礼以仁义，则忿争暴乱之辞逺。」
臣若水通曰：立志脩身，居仁由义，君子之徳业备矣。礼也者，理也，体用之贯也。故在心则志立，在身则身脩，在事则仁义而无贪欲、怠慢、争乱之邪焉。何患乎徳业之不成哉！
陆贽《奏议》曰：「愚智兼纳，洪纎靡遗。葢之如天，容之如地。埀旒黈纩而黜其聪察，匿瑕藏疾而务于包涵。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徳也。」
臣若水通曰：「天子之徳，与天同体者也。与天同覆而无外，与地同载而不遗，与日月同明而不蔽，与雷霆同威而不怒。所以复徳之本体而配天者也。其徳崇矣，其业广矣。脩之者，非在乎他，在吾心之本体始尔。伏惟皇上加之意焉。」因陆贽之言而求之本心，廓天地、日月、雷霆之徳以治天下，幸甚。
格物通卷二十八
<子部,儒家类,格物通>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巻二十九 明 湛若水 撰
进徳业四
宋太宗勤于读书，自己至申然后释卷，诏史馆脩《太平御览》一千卷，日进三卷。宋琪以劳瘁谏，帝曰：「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朕欲周嵗读遍是书。」尔每暇日则问吕文仲以经义，王着以茟法。
臣若水通曰：宋儒周敦頥有言，圣人之训，入乎耳，感乎心，蕴之为徳行，行之为事业。黄庭坚亦言，以我观书，则处处得益；以书驳我，则释卷而茫然。程颢亦以博记为玩物防志。此三言者，真读书之要法也。傅说告髙宗：学于古训，古训岂可不学？然学之亦有道矣。盖心存则志定，志定则我立。我立而观书，则圣人之训，感吾心，养吾志，焉徃而非益？若我不立，心志不定，则逐书而移，书亦物尔，其防志也必矣。人君有志于学古者，其深思之。
宋太宗端拱元年夏五月，诏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阁，分三馆书籍置其中，以侍郎李至兼秘书监。帝谓至曰：「人君当澹然无欲，勿使嗜好形见于外，则奸佞无自入。朕无他好，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至每与李昉、王化基观书阁下，帝必遣使赐宴，且命三馆学士皆预焉。
臣若水通曰：心者，进徳业之地也。澹然无欲，则心正徳崇而业广，奸佞逺而贤人亲矣。岂但嗜好不形，奸佞不入而已哉？但云所好者读书，读书
译唐太宗贞观十五年，指着宫殿的房屋对侍臣说：“治理天下就像建造这房屋，营建结构完成后，不要频繁改动迁移。如果更换一根椽子，校正一片瓦，踩踏走动导致动摇，必定有所损坏。如果羡慕奇功，改变法度，不保持恒常的德行，劳扰百姓实在太多。”
臣若水通说：太宗用宫殿房屋来比喻治国之道，并且告诫不要羡慕奇功、改变法度，而且根本在于德行的恒常。像太宗这样，可以说是懂得进取修养了。假使当时有懂得学问的大臣，顺承他的美德，一定会说：“房屋以地基为根本，就像道以心为根本。”皇帝关于恒常德行的言论，似乎是知道了根本。房屋椽瓦的损坏是小害，而地基崩塌的祸患是大害；君主的治理，法度的损坏是小害，而败坏人心的祸患是大害。心恒常则德行恒常，德行恒常就不会有法度的改变了。德行的功业得以成就，难道会像贞观年间那样不能善终吗？
唐德宗建中四年十一月，陆贽上奏疏说：“我听说仲虺赞颂成汤，不称赞他没有过错，而称赞他改正过错；吉甫歌颂周宣王，不赞美他没有缺失，而赞美他弥补缺失。这就是圣贤的心意，明显昭著，只以改正过错为能干，不以没有过错为可贵。大概人的行为必定会有过失偏差，上智下愚，都不能避免。智者改正过错而趋向善道，愚者以过错为耻却坚持错误。趋向善道则德行日日更新，坚持错误则恶行日益积累。”
臣若水通说：“改正过错趋向善道，是增进德行的基础。”陆贽以此告知德宗，可以说是对症的药方了。可惜德宗刚愎自用，不能做到这一点，这大概就是他最终导致动乱的原因吧？
贾谊《新书》说：“君主仁爱，境内就和谐了。所以士人百姓没有不亲近的。君主正义，境内就治理好了。所以士人百姓没有不顺从的。君主有礼，境内就肃穆了。所以士人百姓没有不恭敬的。君主守信，境内就贞正了。所以士人百姓没有不信任的。”
臣若水通说：仁义礼信，是人的本性。本性，是心的条理。因此，心性感化在上，民心响应在下。他们的心是相同的，所以增进德行修养事业，存在于自身，取信于家国天下之人，治国的道理就具备了，能不重视吗？
刘向《说苑》中曾子说：“君子修养礼来确立志向，那么贪婪欲望的心就不会产生；君子修养礼来修身，那么怠惰轻慢的节操就不会到来；君子修养礼来践行仁义，那么忿争暴乱的言辞就会远离。”
臣若水通说：确立志向修养身心，安守仁德遵循义理，君子的德行事业就完备了。礼，就是理，是本体与功用的贯通。所以在心中则志向确立，在身上则身心修养，在事务上则仁义而没有贪婪欲望、怠慢、争乱等邪念。何必担心德行事业不能成就呢！
陆贽《奏议》说：“愚笨与智慧的人兼收并蓄，宏大与细微都不遗漏。像天一样覆盖，像地一样包容。垂下旒冕和黈纩以摒弃敏锐的听觉，隐藏瑕疵包容弊病而致力于宽厚包容。不显示威严而人们敬畏他如雷霆，不显露精明而人们仰慕他如日月。这是天子的德行。”
臣若水通说：“天子的德行，与天同体。与天一样覆盖而没有排斥，与地一样承载而没有遗漏，与日月一样光明而没有遮蔽，与雷霆一样威严而不发怒。这是恢复德行的本体以配天的原因。他的德行崇高，他的事业广大。修养它，不在其他地方，在于我们心的本体开始罢了。希望皇上加以注意。”根据陆贽的话而探求根本于心，廓清天地、日月、雷霆的德行来治理天下，真是幸事。
格物通卷二十八
<子部,儒家类,格物通>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二十九 明 湛若水 撰
进德业四
宋太宗勤于读书，自己直到申时（下午三点到五点）才放下书卷，下诏让史馆编纂《太平御览》一千卷，每天进呈三卷。宋琪以劳累憔悴为由劝谏，皇帝说：“打开书本就有好处，不觉得劳累。我打算一年内读遍这本书。”每当空闲日子，就问吕文仲经书义理，问王着书法。
臣若水通说：宋儒周敦颐有话说，圣人的训诫，进入耳朵，感动内心，蕴藏成为德行，实行成为事业。黄庭坚也说，以我观察书，则处处得益；以书驳斥我，则放下书卷而茫然。程颢也把博闻强记当作玩物丧志。这三句话，真是读书的要法。傅说告诫高宗：向古训学习，古训难道可以不学吗？然而学习也有方法。大概心存则志向坚定，志向坚定则自我确立。自我确立而观察书，那么圣人的训诫，感动我的心，滋养我的志向，哪里去不是有益的呢？如果自我没有确立，心志不定，那么随着书而转移，书也是物罢了，它妨害志向是必然的。君主有志于学习古训的，请深入思考。
宋太宗端拱元年夏五月，下诏在崇文院中堂建立秘阁，将三馆的书籍分置其中，任命侍郎李至兼任秘书监。皇帝对李至说：“君主应当淡泊无欲，不要让嗜好显露在外，那么奸佞之人就没有借口进入。我没有其他嗜好，只是喜欢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好的就跟随，不好的就改正，如此而已。”李至每次与李昉、王化基在阁下观书，皇帝必定派遣使者赐宴，并且命令三馆学士都参加。
臣若水通说：心，是增进德行事业的根基。淡泊无欲，那么心正德行崇高而事业广大，奸佞远离而贤人亲近。难道只是嗜好不显露，奸佞不进入而已吗？只是说所喜好的是读书，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