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二 明 湛若水 撰
而不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不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则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论乎？《虞书》咎繇之言曰：「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兢兢慎也，业业危也，几者动之微也。唐虞之际，主圣臣贤，庻绩咸熈，万邦已恊，而犹上下相戒，既慎且危，虑事之微，日至万数。然则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臣若水通曰：「徳宗以造塔为微小，而责姜公辅以过言，可谓昧于几事者矣。」夫人主当以虚心而察天下之几，几不在大而在小，不在显而在微。微小之不谨，则将显大而不可遏。且不忍其区区公主之小爱，以至为之造塔，一念既萌，一令既出，糜费万金，剥虐万姓，得罪万方，贻讥万世，岂微小云乎？甚矣徳宗之不智也！幸有陆贽之忠言，证以圣人之训，曾不克念，而何几之能察乎？
译却不去做，认为小恶没有妨害而不加以去除，所以恶行积累到无法掩盖，罪过大到无法解脱。」既然这样，那么小事不可不谨慎，到了这种地步，陛下怎么能让它不被议论呢？《虞书》中咎繇说：「小心谨慎，严肃认真，一天两天都要处理成千上万的细微事务。」兢兢是谨慎，业业是敬畏，几是事物变动的细微征兆。唐尧虞舜时期，君主圣明，臣子贤能，各项事业都兴旺发达，天下万国已经协和，却仍然上下互相告诫，既谨慎又敬畏，考虑事物的细微之处，每天达到上万条。既然这样，那么细微之处不可不重视，到了这种地步，陛下又怎么能忽视而不放在心上呢？臣若水通说：「德宗把建造佛塔当作小事，却指责姜公辅说过头了，可以说是看不清细微征兆的人了。」君主应当以虚心的态度来观察天下的细微征兆，征兆不在于大而在于小，不在于明显而在于细微。对微小之事不谨慎，那么就会变得明显巨大而不可遏制。况且不忍心因为对公主那点微小的偏爱，以至于为她建造佛塔，一个念头一旦产生，一道命令一旦发出，耗费万金，剥削虐待万民，得罪天下各方，留下万世的讥笑，这难道还是小事吗？德宗的不明智太严重了！幸好有陆贽的忠言，用圣人的训诫来证明，尚且不能克制自己的念头，又怎么能察觉细微的征兆呢？
宋哲宗元祐三年，以吕公着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鸿胪丞常安民遗公著书曰：「善观天下之势，犹良医之视疾。方安寜无事之时，语人曰：『其后必将有大忧』，则众必骇笑。惟识微见几之士，然后能逆知其渐，故不忧于可忧，而忧之于无足忧者至忧也。今日天下之势，可为大忧。虽登进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内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胜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为不难，而胜小人为难。」
臣若水通曰：观常安民告公着之言，谓忧于未可忧之前，盖以进君子胜小人，以决治乱安危之几，庻乎所谓识微见几，豪杰矣。惜其未知君子小人之进退盛衰，系于君相一心之公私，其几尤微也。故古之贤相，必先正己，以格君心之非。君心正，则公而明，真知君子之可亲，则不得不进；真知小人之可逺，则不得不退。故定天下之大几者，必先正其本，岂可以强为之哉？
宋儒周惇頥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
臣若水通曰：「秀灵者，天地之中性之本体也。形神者，气质之禀性之感动也。此善恶之所以几乎？于此存本体以立其大，则形神不挠，善恶有定，而天地之性复矣。故曰：『知几其神乎』！」
周惇頥《通书》曰：「匪仁匪义，匪礼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动，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动。」
臣若水通曰：善者，吾性之本也；动者，善恶之几也；辱害者，恶几之成也。知其几而亟反之，则中正之本体复矣。复者，非亡矣；反不亟，不复也。《易》曰：「顔子不逺复有不善未甞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其知几乎？其慎动乎？」
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几也。臣若水通曰：「孟子云：『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思者，心之神也。《洪范》五事，于思属土。土之通乎四行，犹思之通乎四徳。聪明睿智，心思之神也。故曰：『聪明圣智，逹天徳。』夫思也者，潜天而天，潜地而地，潜人而人，潜▯神而▯神。天地▯神犹无不通，而况于人乎？而况于心之徳乎？《书》曰：『惟圣防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思之于人，其大矣哉！」
周惇頥曰：「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
臣若水通曰：「几者，善恶之端，而吉凶之判也。故君子一念而善焉，知吉之所由生也；一念而不善焉，知凶之所由生也；一念而正焉，知善之所由生也；一念而邪焉，知恶之所由生也。所以考其正不正者，于心取之而已。辨之不可不早者也。」《记》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惧乎其所不闻。」盖言谨也。噫！非天下之大智，其孰能与于此！
周惇頥曰几善恶
臣若水通曰：「几者，动之微也。动之微，何以有善恶也？人之心虚明中正，此其本体，非有善恶以为对者也。一念之动而正焉，善也；一念之动而邪焉，恶也。方其始也，间不容髪；及其成也，莫大之祸，滔天之恶，皆由于此矣。故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见之可不早乎？夫惟体认天理，为能豫养之于未发焉。」
程颢劄子有云：「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路而行，无复囬曲。霸者﨑岖反侧于曲径之中，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
臣若水通曰：天下诚伪而已矣，人心邪正而已矣。心正则诚，诚则王而已矣；心邪则伪，伪则霸而已矣。夫邪正诚伪，系于一念之间，其几甚微也。而王霸之分，由之为人君有志于行王道者，盍于几而谨之哉！
程颢曰：「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
臣若水通曰：「先儒张栻云：『义利霄壤之判。夫义利相去虽逺甚也，实始于一念之间尔。一念之义利，非难辨也，一心邪正之间耳。茍能知其为义而充之，则
译宋哲宗元祐三年，任命吕公着为司空，兼任平章军国事。鸿胪丞常安民生给吕公着一封信说：“善于观察天下大势，就像良医诊病一样。当天下安宁无事的时候，如果告诉人们说：‘以后必定会有大忧患’，众人一定会惊骇嘲笑。只有那些能洞察细微、预见先机的人，才能预先知道祸患的萌芽，所以不在可以担忧的时候担忧，而在没有值得担忧的时候担忧，这才是最大的忧患。如今天下的形势，足以让人大大担忧。虽然提拔了忠良之士，却不能搜罗天下的英才，使他们都聚集在朝廷，以战胜小人。恐怕正直的士人还不能安心睡觉。所以，去除小人并不难，而战胜小人才是难的。”
臣若水通说：“看常安民告诫吕公着的话，说在尚未可忧之前就要担忧，大概是为了提拔君子以战胜小人，从而决断治乱安危的先机，这大概就是所谓洞察细微、预见先机的豪杰了。可惜他不知道君子和小人的进退盛衰，取决于君主和宰相一心之公私，这其中的先机更加微妙。所以古代的贤相，必定先端正自己，以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君主的心端正了，就会公正而明察，真正知道君子值得亲近，就不得不提拔他们；真正知道小人值得疏远，就不得不罢黜他们。所以决定天下大先机的人，必须先端正根本，怎么可以勉强去做呢？”
宋儒周敦颐说：“只有人，禀受了天地最秀美的灵气而最为灵妙。形体已经生成，精神发出知觉。五种本性受到感动，于是善恶分开，万事由此产生。”
臣若水通说：“秀美灵妙，是天地中正之性的本体。形体和精神，是气质禀受本性所引发的感动。这就是善恶之所以分开的缘由吗？在这里存养本体以确立其大，那么形体和精神就不会被扰乱，善恶就有定数，而天地之性就恢复了。所以说：‘能预见先机真是神妙啊！’”
周敦颐《通书》说：“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全都是邪僻。邪僻发动，就是耻辱；严重的，就是祸害。所以君子谨慎行动。”
臣若水通说：“善，是我们本性中的根本；动，是善恶的先机；耻辱和祸害，是恶的先机形成的结果。知道先机而立刻反省，那么中正的本体就恢复了。恢复，并不是失去了；如果不立刻反省，就不能恢复。《易经》说：‘颜回不远复，有不善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没有再犯的，他难道不是能预见先机吗？他难道不是谨慎行动吗？’”
不思考就不能通达细微，不睿智就不能无所不通。这就是无所不通产生于通达细微，通达细微产生于思考。所以思考，是圣功的根本，也是吉凶的先机。臣若水通说：“孟子说：‘思考就能得到，不思考就得不到。’思考，是心神的作用。《洪范》五事中，思考属于土。土贯通四行，就像思考贯通四德。聪明睿智，是心思的神妙作用。所以说：‘聪明圣智，通达天德。’那思考，潜入天就与天合一，潜入地就与地合一，潜入人就与人合一，潜入神就与神合一。天地神尚且无所不通，何况是人呢？何况是心中的德性呢？《尚书》说：‘只有圣人防止念头才不疯狂，只有狂人克制念头才能成为圣人。’思考对于人来说，多么重大啊！”
周敦颐说：“行动尚未显现，在有与无之间，就是先机。”
臣若水通说：“先机，是善恶的开端，也是吉凶的判分。所以君子一个念头向善，就知道吉祥由此产生；一个念头不善，就知道凶险由此产生；一个念头端正，就知道善由此产生；一个念头邪僻，就知道恶由此产生。所以考察它是否端正，在于心中取求罢了。辨别它不可不早啊。《礼记》说：‘在看不见的地方保持警戒谨慎，在听不到的地方保持恐惧小心。’这说的是谨慎。唉！如果不是天下的大智慧，谁能做到这样呢！”
周敦颐说：先机关乎善恶。
臣若水通说：“先机，是行动的微细之处。行动的微细之处，为什么有善恶呢？人的心虚明中正，这是它的本体，并没有善恶作为对立。一个念头发动而端正，就是善；一个念头发动而邪僻，就是恶。在它开始的时候，间隙容不下一根头发；等到它形成的时候，莫大的祸患，滔天的罪恶，都由此产生。所以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看见它难道不早吗？只有体认天理，才能在未发之前就预先涵养。”
程颢奏章中有话说：“得到天理的正道，达到人伦的极致，是尧舜的道。使用私心，依循仁义的偏颇，是霸者的事业。王道像磨刀石一样平直，本于人情，出于礼义，就像走在宽阔的大路上，没有曲折。霸者在崎岖反侧的小径中徘徊，最终不能进入尧舜的道。所以诚心而称王，就称王了；假借而称霸，就称霸了。这两者的道不同，在于审察其初始罢了。”
臣若水通说：“天下只有真诚和虚伪罢了，人心只有邪正罢了。心正就真诚，真诚就称王罢了；心邪就虚伪，虚伪就称霸罢了。那邪正诚伪，系于一个念头之间，其先机非常微妙。而王霸的区别，由此产生。作为君主有志于实行王道的人，何不在这先机之上谨慎对待呢！”
程颢说：“大凡出于义就进入利，出于利就进入义。天下的事，只有义和利罢了。”
臣若水通说：“前代儒者张栻说：‘义利是天地般的判分。义利虽然相距很远，实际上始于一个念头之间。一个念头的义利，并不难辨别，只是一心邪正之间罢了。如果能知道它是义而扩充它，那么
凡可以福天下者，无不至也。茍知其为利而充之，则凡可以祸天下者，无不至也。而国家之废兴存亡，见矣。』故人君不可不学，学莫先于义利之辨。」
译凡是能够造福天下的，没有不竭尽全力的。如果知道这是有利的就加以扩充，那么凡是能够祸害天下的，也没有不竭尽全力的。这样，国家的衰败兴起、生存灭亡，就显而易见了。所以君主不能不学习，学习没有比辨别义利更优先的了。
杨时经筵讲义有云：「谗人之言，常巧矣，故能变乱是非之实，中伤善类，以蔽人主之聴，不可不察也。」
臣若水通曰：防言者，惑心之几；心惑则乱亡之几由之矣。然天下之言，非者不足以惑人；而惑人者，皆似是而非者也。所谓防人之言，是也。人君茍或不察，为其言之入，则善人受其毒，而流祸于无穷矣。《书》曰：「朕堲防说殄行。」《诗》云：「乱之又生，君子信防。」故有天下者，盍亦审其聴言之几矣！
朱熹曰：「一念之萌，则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为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扩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
臣若水通曰：一念者，邪正之几也。邪正者，理欲之几也。君子之学，在随处体认而已。干知太始，则正念恒见；坤作成物，则邪念不生。圣学之要，尽于是矣。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帝王相传治天下之法，如是而已矣。为人君者，其可不讲求之哉！
张栻作《雷州学记》有云：「舜蹠之分，善与利之间而已矣。譬之途焉，善则天下之正道，而利则山径之邪曲也。人頋舎其路而弗由，以自防于﨑岖荆棘之间，独何与？物欲蔽之而不知，善之所以为善，故尔。」
臣若水通曰：「蹠，天下之大恶人也；舜，天下之大圣人也。非天之赋性尔殊也，判于一念邪正之间耳。正则善心生，邪则利心生。先儒陆九渊曰：『念虑之不正，顷刻知之，即正；念虑之正者，顷刻忘之，即不正。』夫反其不正以为正，岂人之所不能哉？弗知尔矣。」
国朝皇祖与诸儒臣论学术，翰林院学士陶安对曰：“道之不明，邪説害之也。”皇祖曰：“邪説之害道，犹美味之悦口，美色之▯目，人鲜不为惑。自非有豪杰之见，不能决去之也。战国之时，纵横捭阖之徒，肆其邪説，游説当时诸侯，急于功利者多从其説，往往事不就而国随以亡，此诚何益？夫邪説不去，则正道不兴，正道不兴，天下乌得而治安？”对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皇祖曰：“仁义，治天下之本也。贾生论秦之亡，不行仁义之过。夫秦袭战国之弊，又安得如此？”
臣若水通曰：尧舜之道，正道也；孔孟之学，正学也。杨、墨、佛、老、苏、张之説，邪説也。正者，天理之公，仁义是己；邪者，人欲之私，功利是已。天理人欲之判，邪正之分，初非甚相逺也，萌于一念中，正与过不及之间耳。茍体认于二者之间，慎存乎中正之体，则正道明，邪道息，而万化成矣。我皇祖因儒臣之对，而知正邪之分，逹治平之本，诚万世圣学之心法也。此所以用夏变夷，拨乱反治，肇造不防之洪基耶？圣明茍念之于心，则兴道致治，不难矣。
壬子，皇祖谓丞相汪广洋曰：「观前代人君，多喜謟谀以饰虚名，甚至臣下诈为瑞应，以恣矫诬。至于天灾垂戒，厌闻于耳。如宋真宗，亦号贤主，初相李沆，日闻灾异，其心犹存警惕。厥后澶渊既盟，大臣首啓天书，以侈其心，羣下曲意迎合，茍图媚説，致使言祥瑞者日相继于途，芝草三万余本。朕思凡事惟在于诚，况为天下国家而可亦伪乎？尔中书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灾异及蝗旱之事，即时报闻。」
臣若水通曰：孔子称「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感应之机同也。人君处臣民之上，能全此心之实理而勿忘涵养之功，感下以实，则下应以实，謟谀欺诈者逺矣。若宋真宗之始敬终肆，辅相非人，而无养心之功，故尔。我皇祖灼见其几，示臣下以诚实，而戒其诈伪，其亦逺佞防微之念深矣乎？《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徳。」臣端有颙望焉。
皇祖御武英殿观书至恵迪吉从逆凶，顾谓学士刘三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已有以致之。及事穷势迫，则侥幸百端，兾求茍免于患害，何益也？”三吾对曰：“如此者，亦当聴于天上。曰心无所愧，可聴之于天。若其自取于天，何预？”
臣若水通曰：人之吉凶生于动也。心之本体未有不善，动而后有善恶吉凶也。然而
译杨时在经筵讲义中说：“谗言常常很巧妙，所以能够混淆是非的真实情况，中伤善良的人，蒙蔽君主的听闻，不可不仔细考察。”
臣若水通说：“防范谗言，是迷惑人心的关键；人心被迷惑，那么动乱灭亡的关键也就由此产生了。然而天下的言论，明显错误的不足以迷惑人；而能迷惑人的，都是似是而非的言论。所谓防范谗言，说的就是这个。君主如果不仔细考察，被这些言论所侵入，那么善良的人就会遭受其毒害，而祸患就会流传无穷了。《尚书》说：‘我厌恶谗言和灭绝善行的行为。’《诗经》说：‘祸乱又产生了，君子听信了谗言。’所以拥有天下的人，何不也仔细考察听闻言论的关键呢！”
朱熹说：“一个念头萌发，就必须谨慎地考察它。这是天理呢？还是人欲呢？如果是天理，就恭敬地扩充它，不使它稍有阻塞；如果是人欲，就恭敬地克制它，不使它稍有凝滞。”
臣若水通说：“一个念头，是邪正的关键。邪正，是理欲的关键。君子的学问，在于随时随地体认罢了。乾卦知晓太始，那么正念常常显现；坤卦成就万物，那么邪念就不会产生。圣学的要领，都在这里了。舜告诫禹说：‘人心危险，道心微妙，只有精纯专一，才能真诚地执守其中道。’帝王相传治理天下的方法，就是这样罢了。作为君主，难道可以不讲求这些吗！”
张栻作《雷州学记》说：“舜和跖的区别，只在善与利之间罢了。譬如道路，善是天下的大道，而利是山间小路的邪曲。人们舍弃大路不走，反而让自己陷入崎岖荆棘之中，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物欲遮蔽了他们而不自知，所以善之所以为善，就是这样的。”
臣若水通说：“跖，是天下的大恶人；舜，是天下的大圣人。并不是上天赋予他们的本性不同，而是判在于一念邪正之间罢了。正，则善心产生；邪，则利心产生。先儒陆九渊说：‘念头不正，顷刻间知道，立即改正；念头正的，顷刻间忘记，立即就不正了。’把不正的念头反过来变成正的，难道是人做不到的吗？只是不知道罢了。”
本朝皇祖与各位儒臣讨论学术，翰林院学士陶安回答说：“道之所以不明，是因为邪说害了它。”皇祖说：“邪说害道，就像美味悦口、美色悦目一样，人们很少不被迷惑的。如果不是有豪杰的见识，不能决然去除它。战国时期，纵横捭阖之徒，肆意宣扬邪说，游说当时的诸侯，急于功利的人多听从他们的说法，往往事情不成而国家随之灭亡，这究竟有什么好处？如果邪说不去除，正道就不能兴起；正道不兴起，天下怎么能得到治理和安定？”陶安回答说：“陛下所说的，深刻探究了根本。”皇祖说：“仁义，是治理天下的根本。贾谊论述秦朝的灭亡，是不实行仁义的过错。秦朝沿袭战国的弊端，又怎么能这样呢？”
臣若水通说：“尧舜之道，是正道；孔孟之学，是正学。杨朱、墨子、佛家、道家、苏秦、张仪的说法，是邪说。正的，是天理的公义，仁义就是它；邪的，是人欲的私利，功利就是它。天理与人欲的判别，邪与正的区分，起初并不是相差很远，萌发于一念之中，在正与过与不及之间罢了。如果在二者之间体认，谨慎地存养中正的本体，那么正道就明了，邪道就止息，而万物化育成就了。我们皇祖因为儒臣的回答，而知道正邪的区别，通达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确实是万世圣学的心法。这就是用华夏文明改变夷狄，拨乱反正，开创不朽宏大基业的原因吧？圣明的君主如果心中念及这些，那么兴道致治，就不难了。
壬子日，皇祖对丞相汪广洋说：“看前代的君主，大多喜欢谄媚阿谀来装饰虚名，甚至臣下诈称祥瑞，以放纵矫饰诬妄。至于天灾垂示警戒，听得耳朵都厌烦了。比如宋真宗，也号称贤明的君主，起初任用李沆为相，每天听到灾异，他的心中还存有警惕。后来澶渊之盟签订后，大臣首先进献天书，以奢侈之心，群臣曲意迎合，只求谄媚取悦，致使进言祥瑞的人每天在路上相继不断，灵芝草有三万多株。我认为凡事只在于真诚，何况治理天下国家怎么能虚伪呢？你们中书省从今天起，凡是祥瑞不必上奏，如果是灾异以及蝗灾旱灾之类的事情，立即报告。”
臣若水通说：“孔子称赞‘在上位的人喜好诚信，那么百姓就没有不敢真心实意的’，感应之机是相同的。君主处在臣民之上，能保全此心的实理而不忘涵养的功夫，以真诚感动下面，那么下面就以真诚回应，谄媚欺诈的人就远离了。如果像宋真宗那样开始恭敬最终放肆，辅佐的人不是贤人，而没有养心的功夫，所以如此。我们皇祖明察其关键，向臣下展示诚实，而告诫他们诈伪，他远离奸佞、防范细微的意念很深啊！《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修习他们的德行。’臣下端正地仰望期待。”
皇祖在武英殿看书，看到“惠迪吉，从逆凶”时，回头对学士刘三吾说：“凡是人遭遇凶祸，都是自己招致的。等到事情穷尽形势紧迫，就侥幸百般，希望求得苟免于患害，有什么好处呢？”刘三吾回答说：“像这样的人，也应当听任上天。说心里没有愧疚，可以听任上天。如果是自己招致上天的惩罚，有什么干系？”
臣若水通说：“人的吉凶产生于行动。心的本体没有不善的，行动之后才有善恶吉凶。然而
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人君于独知之地，察其几微而分别之，扩充其善念，遏絶其恶念，则治平之本于是乎立，而丰亨豫大之福于是臻矣。皇祖心纯乎天理，故能达吉凶祸福之故，契恵迪从逆之防，髙出于三。吾之见如此，此所以致国祚之隆，而▯佑啓之规也欤。
译祸与福没有不是自己招致的。君主在独自知晓的内心之地，观察那些细微的征兆并加以分辨，扩充善的念头，遏止恶的念头，那么天下太平的根本就在这里确立了，而丰盛亨通、安泰盛大的福分也就由此达到了。皇祖内心纯粹符合天理，所以能够通晓吉凶祸福的缘由，契合顺从善道与违背正道之间的界限，其境界远远高出常人。我的见解就是这样，这大概就是使国运兴隆，并作为〇佑启后代法则的原因吧。
有道士以道书献者，皇祖却之。侍臣请留观之，或有可取。上曰：“彼所献书，非存神固气之道，即炼丹烧药之説。朕乌用此？朕所用者，圣贤之道；所需者，治术。将跻天下生民于夀域，岂独一己之长生乆世哉？茍一受其献，则迂诞恠妄之士必争来矣。”故却之，毋为所惑。
臣若水通曰：孟子称四端，四端者异发而同体也。人心之端一而已矣，二之则异端矣。是故体认扩充以济一世者，天理之公也；修炼吐纳以利一己者，人欲之私也。公则一，私则二。公私之辨，一念之间尔。以秦皇汉武之雄才，犹不能不惑于方术。我皇祖之心，精一于隐微，因道士以道书献，即禁斥之，惟恐不逺。其防微杜渐之意，宻矣。人君茍于此惑焉，寜不为圣明之累也哉！
格物通卷二
<子部,儒家类,格物通>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三 明 湛若水 撰
立志上
易·临》初九：咸临，贞吉。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臣若水通曰：临卦初九，阳明居正，徧临四阴，君子临照小人之情状，故有咸临之象。以其阳刚居正，故云贞吉。象又发明爻辞之义，以为咸临所以贞吉者，以其志行正也。以刚徳得正位，以正为志者也。又上与六四近君柔中之人相应，则又志于行己之正，以正乎小人之不正，而其志可大行也。临则羣邪去，而大道斯行矣。非君子之志之正，其能不惑于小人者乎？孟子曰：「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是故人君大臣之志，莫大于至正，以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而王道毕矣。
恒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臣若水通曰：雷风相与，有恒之象。君子观此，以常乆其徳。立者，中立不倚，三十而立之立。有立者，道也；不易者，志也。道无定方，感而发于事，然后义形。而方义无穷，而志有定。吾志之道，应万变之义而不变，与天道常运，日月常明，悠乆而无疆。何易之有？故君子定其志，而道义出矣。
兊九二，孚兊，吉，悔亡。象曰：孚兊之吉，信志也。
臣若水通曰：兊説也。以九阳刚居二中，为以孚信自守而説者。虽比阴柔小人，和而不同，説而不失刚中，故吉而悔亡也。于是象又发明爻义云：所谓孚兊之吉者，盖九阳刚为孚信，二在中为志。以孚信存于中心为志，存天理之正也。故于小人説之以正，小人感而説之，何悔之有？君志莫贵于至诚诚则天下小人革面，君子革心，而皆我説矣。
书商书：「太甲王懋乃徳，视乃烈祖，无时豫怠。」
臣若水通曰：此乃伊尹告太甲之言也。懋勉怠惰，皆谓有志无志也。徳者，心所得之理也。烈祖，有功之祖，谓成汤也。伊尹言太甲亦当勉于其徳，视烈祖之所为，所谓日新又新者，不可顷刻而逸豫怠惰也。夫人之为善，在于立志，豫怠则其志荒矣。其志荒则天理灭而徳亡矣。故人君当以法祖为志，法祖当以懋徳为志。洪惟我太祖，丰功茂烈，徳庇万世，诚今日圣明之所当法，以勉徳不可豫怠者也。
周官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惟克果断，乃罔后艰。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申戒卿士、果于立志以广功业之言也。事之所成为功，心之所存为志。志于王者，则王矣；志于道徳者，则道徳矣；志于圣贤者，则圣贤矣。夫志，气之帅也。志之所至，气必至焉。岂有志于是，而事之所成有不至于是者邪？故言功崇者，在于志也；业广者，在于勤也。若能果断，则无后艰之患矣。宋儒程颢曰：义理不先定，则多聴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则守善而或移。其示人立志之説，尤深切矣。故果断则志立，志立则勤，勤则功崇，业广而可以裕后于无穷矣。何后艰之有哉？后之圣君贤相欲图悠乆之治者，必先自立志始。
诗·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臣若水通曰：此诗人言伐檀者之励志也。坎坎伐斧之声，言用力伐檀，
译有道士献上道书，皇祖将其退回。侍臣请求留下观看，或许其中有可取之处。皇上说：“他们所献的书，不是存神固气的方术，就是炼丹烧药的说法。我哪里用得上这些？我所采用的是圣贤之道；所需要的是治国之术。目的是要使天下百姓达到长寿安康的境界，难道只是为了自己长生久视吗？如果一旦接受他们的献书，那么那些迂腐荒诞、怪异虚妄的人一定会争相前来。”因此将他们退回，不被他们所迷惑。
臣湛若水阐释说：孟子称道人有“四端”，四端虽然表现不同但本体相同。人心的端正只有一个，如果分为两个就是异端了。所以体认并扩充四端以济助世人的，是天理的公义；修炼吐纳以利于个人的，是人欲的私利。公义则统一，私利则分裂。公私的辨别，只在一念之间罢了。凭借秦始皇、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尚且不能不被方术所迷惑。我们皇祖的心志，精纯专一于细微之处，因为道士献上道书，就立即禁止斥退，唯恐防范不周。这种防微杜渐的用心，真是严密啊。君主如果在此事上被迷惑，难道不会成为圣明君主的拖累吗！
格物通卷二
<子部,儒家类,格物通>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三 明 湛若水 撰
立志上
《易经·临卦》初九爻辞：感应降临，守正吉祥。《象传》说：感应降临守正吉祥，是因为志向和行为端正。
臣湛若水阐释说：临卦初九，阳刚居正位，普遍临照四个阴爻，君子临照小人的情状，所以有感应降临的卦象。因为阳刚居正位，所以说守正吉祥。《象传》又阐发爻辞的含义，认为感应降临之所以守正吉祥，是因为志向和行为端正。凭借刚健的德行获得正位，以端正作为志向。又因为上面与六四近君且柔中之人相应，那么又志向在于端正自己的行为，以纠正小人的不正，而他的志向可以大行其道。临照则群邪退去，而大道就能实行了。如果不是君子志向的端正，谁能不被小人迷惑呢？孟子说：“只有大德之人能够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君主端正就没有不端正的了。”一旦端正了君主，国家就安定了。所以人君和大臣的志向，没有比至为端正更大的了，以端正朝廷，端正百官，端正万民，王道就完备了。
《恒卦》的《象传》说：“雷风相激，象征恒久；君子因此确立不变的方向。”
臣湛若水阐释说：雷风相互伴随，有恒久的卦象。君子观察此象，以长久保持自己的德行。立，是指中立不偏倚，三十而立的那个立。有所确立的，是道；不易改变的，是志。道没有固定的方向，感应而发用于事物，然后义理显现。而方向义理无穷无尽，但志向有定准。我的志向之道，顺应万变之义而不改变，与天道常运、日月常明一样，悠久而没有边界。有什么可改变的呢？所以君子确定了志向，道义就产生了。
《兑卦》九二爻辞：诚信和悦，吉祥，悔恨消亡。《象传》说：诚信和悦的吉祥，是因为诚信于志向。
臣湛若水阐释说：兑是和悦的意思。九阳刚居二位之中，是以诚信自守而和悦的人。虽然比附阴柔的小人，和而不同，和悦而不失刚健中正，所以吉祥而悔恨消亡。于是《象传》又阐发爻义说：所谓诚信和悦的吉祥，是因为九阳刚为诚信，二在中为志向。以诚信存于心中作为志向，是存天理之正。所以对小人以正道和悦，小人感动而和悦，有什么悔恨呢？君主的志向没有比至诚更珍贵的了，诚则天下小人改头换面，君子革心洗心，都对我心悦诚服了。
《尚书·商书》：“太甲王，勉励你的德行，效法你的先祖，不要时刻安逸懈怠。”
臣湛若水阐释说：这是伊尹告诫太甲的话。勉力、懈怠，都说是立志与不立志的问题。德，是心中所获得的理。烈祖，是有功业的祖先，指成汤。伊尹说太甲也应当勉力于德行，效法烈祖的作为，所谓日日更新，不可片刻安逸懈怠。人做善事，在于立志，安逸懈怠则志向荒废了。志向荒废则天理灭绝而德行丧失了。所以人君应当以效法先祖为志向，效法先祖应当以勉力德行为志向。回想我们太祖，丰功伟业，德行庇护万世，确实是当今圣明君主应当效法的，以勉力德行不可安逸懈怠。
《周礼》：功业崇高在于志向，事业广大在于勤奋。只有果断，才没有后来的艰难。
臣湛若水阐释说：这是成王告诫卿士、果断立志以广建功业的话。事情的成功为功，心中所存为志。志向在于王道，就成就王道；志向在于道德，就成就道德；志向在于圣贤，就成就圣贤。志向，是气的主帅。志向所到之处，气必定随之而至。哪有志向在于此，而事情的成功不在此的呢？所以说功业崇高，在于志向；事业广大，在于勤奋。如果能够果断，就没有后来艰难的祸患了。宋儒程颢说：义理不先确定，就多听容易迷惑；志意不先确定，就坚守善道也可能动摇。他指示人们立志的说法，尤其深切。所以果断则志向确立，志向确立则勤奋，勤奋则功业崇高，事业广大而可以造福后代无穷无尽。有什么后来的艰难呢？后来的圣君贤相想要谋求长久的治理，必定先从立志开始。
《诗经·魏风·伐檀》：砍伐檀树坎坎响，把它放在河岸边，河水清澈起涟漪。不种不收，为何取走三百束禾？不打不猎，为何看见你庭院悬挂貆？那些君子啊，不白吃饭啊。
臣湛若水阐释说：这是诗人说伐檀者励志的话。坎坎是斧头砍伐的声音，说用力砍伐檀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