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六十四
格物通卷六十四
<子部,儒家类,格物通>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六十五 明 湛若水 撰
举措三
隋文帝开皇十九年九月，以太常卿牛▯为吏部尚书。▯选举先德行，而后文才，务在审慎，虽致停缓，其所进用，并多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鉴赏机悟，清慎絶伦，然爽俊有余，迹似轻薄，时宰多以此疑之。唯▯深识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选举得人，于斯为最。
臣若水通曰：古之才德合而为一，故八元八凯谓之才子。孔子称“才难”，不其然乎？后世德与才判而为二，故称其徳者，以为未必可致用；而有文才者，不必求其德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易》曰：“贞固足以干事。”夫贞固，德也，而有干事之才矣。骄吝，无德者也，虽有周公才美，不足观，故君子不谓之才矣。呜呼！才德异而天下无全人也。故用人者，主德行而才能在其中矣。今人才陶镕于国家之化久矣，其徳行之士，世未尝无之。司铨衡者择之，僚寀居僚寀者择之。选举则贤者在位，能者在职，雍熈和平之治，岂不与三代比隆耶？
唐髙祖武德九年九月，房▯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服天下之心。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邪？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臣若水通曰：爵赏者，天子驭天下之术，不可以私情与之也。与以私情，则爵赏者非天命有德矣。《书》曰：「任官惟贤，位事惟能。」太宗以之，以▯龄之贤，且有此言，几败乃公事矣。
太宗贞观二年，上谓魏征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对曰：“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臣若水通曰：「易云『开国承家，小人勿用』，用人惟以纯德君子耳，岂论未定与既平邪？」程颢曰：「才与诚一，则周天下之治，天下岂有无行之才哉？才与行分，此世之所以无真儒矣。后世以治烦剧者为才，谨践履者为行，而才行始二矣。安有才行二而可以言学乎？其所谓才行者，各成于气质之近，而无学问变化之道，此二者所以判而二之也。」噫！魏征非知圣学者，其为此对，无足怪矣。
贞观二年十一月，太宗曰：「为朕养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尝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乃命内外五品以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
臣若水通曰：都督、临刺史，刺史、临县令，县令近民，民之安否，治乱之所由生也。故刺史、县令不可不察也。但患其逺于君而无以察之耳。太宗疏都督、刺史之名于屏风，而注其善恶之迹，以黜陟之。至于县令，则命五品以上各举其人焉。则都督、刺史、县令之贤否，日寓于目，日闻于耳，举措无有不当。是都督、刺史、县令下亲于民，上亲于君，所谓天威不违咫尺，而各勉于善，而惩其恶，民安而天下治矣。方今圣明，以知府为重，而令三品以上各举其贤者任之，天下皆有乐得其父母之幸矣。但知县尤为近民，不能不厪圣念。若与知府通行之法，太宗疏名屏风故事，推而上之，至于公卿亦然。则上有以察乎下而不忽，下畏上之察而不敢肆，贤才修职，而天下岂有不举之政哉？
贞观三年闰月，濮州刺史厐相夀坐贪汚，解任。自陈尝在秦王幕府，上怜之，欲听还旧任。魏征谏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上欣然纳之，谓相夀曰：「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赐帛遣之，相夀流涕而去。
臣若水通曰：魏征之谏，有见于人之多寡，无见于赏罚。一人而千万人之知劝惩，太宗之言，有见于事之是非，无见于心之邪正。惟仁人能爱恶人也。夫相夀之贪
译格物通卷六十四
子部，儒家类，格物通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六十五 明 湛若水 撰
举措三
隋文帝开皇十九年九月，任命太常卿牛弘为吏部尚书。牛弘选拔人才，先看重德行，后看重文才，务必审慎，虽然导致选拔进程迟缓，但他所提拔任用的人，大多都能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鉴识精微，悟性极高，清廉谨慎超绝常人，然而他爽朗俊逸有余，行迹看似轻薄，当时的宰相大多因此怀疑他。只有牛弘深刻了解他的真才实学，推心置腹，委以重任。隋朝选拔人才得当，在这一时期最为突出。
臣湛若水评论说：古代才与德合而为一，所以八元八凯被称为才子。孔子说“人才难得”，不正是这样吗？后世德与才分裂为二，所以称赞有德的人，认为他们未必能致用；而有文才的人，不必要求他们有德行。孔子说：“假使有周公那样的才美，如果骄傲且吝啬，其余的就不足观了。”《易经》说：“贞固足以成事。”贞固，是德行，而具备了成事的才能。骄傲吝啬，是无德的表现，即使有周公的才美，也不足观，所以君子不称他们为有才。唉！才德分离，天下就没有全才的人了。所以用人者，以德行为主，才能就在其中了。如今人才长期受国家教化的熏陶，有德行之士，世上未曾没有。掌管选拔的人去选择，同僚中的人去选择。选拔得当，则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和谐太平的治理，难道不与夏商周三代相媲美吗？
唐高祖武德九年九月，房玄龄曾说：“秦王府的旧人中没有升迁的，都叹息怨恨。”皇上说：“帝王至公无私，所以能服天下之心。应当选择贤才而任用，怎么能以新旧作为先后呢？如果新人贤能，旧人不肖，怎么能舍弃新人而选取旧人呢？现在不论贤与不肖，只说叹息怨恨，这难道是执政的体统吗？”
臣湛若水评论说：爵位赏赐，是天子驾驭天下的手段，不可以凭私情给予。凭私情给予，那么爵赏就不是天命所赋予的有德之人了。《尚书》说：“任命官员只凭贤能，安排事务只凭才能。”唐太宗以此为准，凭借房玄龄的贤能，却有此言，几乎败坏了公事。
唐太宗贞观二年，皇上对魏征说：“为官职选择人，不可草率。任用一位君子，那么君子都会到来；任用一个小人，那么小人就会竞相进用。”魏征回答说：“天下未安定时，就专门选取他们的才能，不考察他们的品行；丧乱已经平定，不是才德兼备的人不可任用。”
臣湛若水评论说：“《易经》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用人只以纯德君子为标准，哪里还论未安定与已平定呢？”程颢说：“才与诚统一，就能周全天下的治理，天下难道有无德行的才能吗？才与行分离，这就是世上没有真儒的原因。后世把处理繁杂事务的人当作才，把谨慎践行的人当作行，于是才与行才开始分裂。哪有才与行分裂而可以谈学问的呢？他们所谓的才与行，各自形成于气质的相近，而没有学问变化的道理，这就是二者分裂的原因。”唉！魏征不是懂得圣学的人，他做出这样的回答，不足为怪了。
贞观二年十一月，太宗说：“为我养育百姓的，只在于都督和刺史。我曾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坐卧时观看，得知他们在任上的善恶事迹，都注在名字下面，以备黜退或升迁。县令尤其亲近百姓，不可不慎重选择。于是命令内外五品以上的官员各自举荐可以担任县令的人，上报名字。”
臣湛若水评论说：都督、临视刺史，刺史、临视县令，县令亲近百姓，百姓的安定与否，是治乱产生的根源。所以刺史、县令不可不考察。只是担心他们远离君主而没有办法考察罢了。太宗把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并注上他们的善恶事迹，以此来黜退或升迁。至于县令，则命令五品以上的官员各自举荐人选。这样都督、刺史、县令的贤与不贤，每天映入眼帘，每天传入耳中，举措没有不恰当的。这样都督、刺史、县令下亲近百姓，上亲近君主，所谓天威不远离咫尺，各自勉励行善，而惩戒恶行，百姓安定而天下大治。当今圣明，以知府为重，而命令三品以上的官员各自举荐贤者担任，天下都有得到好父母的幸运了。只是知县尤其亲近百姓，不能不牵动圣上的思念。如果与知府通行的法则，效仿太宗写名字在屏风上的旧例，推广而上，至于公卿也是如此。那么上能考察下而不忽视，下畏惧上的考察而不敢放肆，贤才修明职事，而天下难道有不举行的政事吗？
贞观三年闰月，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解除职务。自己陈述曾在秦王幕府任职，皇上怜悯他，想允许他恢复旧职。魏征劝谏说：“秦王的左右，朝廷内外很多，恐怕人人都倚仗恩私，足以使行善的人恐惧。”皇上欣然采纳，对庞相寿说：“我过去是秦王，乃是一府之主；现在居大位，乃是四海之主，不能独自偏私故人。大臣所坚持的是这样，朕怎么敢违背？”赐给他帛让他离去，庞相寿流着泪走了。
臣湛若水评论说：魏征的劝谏，看到了人的多寡，没有看到赏罚。一人而千万人知道劝善惩恶，太宗的话，看到了事情的是非，没有看到心的邪正。只有仁人才能爱人恶人。庞相寿的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