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六十六 明 湛若水 撰
，则体统尊；纪纲正，法度修；政事举，仁贤在位，而天下安矣。京等六人，在徽宗之朝，各以奸邪惑主危国，而徽宗明不足以知之也。君臣以酒色相娯，屡幸私第，礼如家人，则体统紊矣。开边生事，和议误国，则纪纲頽矣。祖宗旧章，纷更殆尽，则法度壊矣。聚敛无经，刑杀肆志，则政事乱矣。斥黜忠直，窜死逺方，仁贤殄矣。举措若此，尚何以安天下乎？满朝缙绅，党京莫言；而东为布衣，愤忠极论，折首而不顾。至今犹能使人兴起于百代之下也。为人君，观此思得如此人者而用之，则善人进而国昌矣。」
译这样，体制尊严，纲纪端正，法度修明，政事推行，仁德贤能的人居于官位，天下就安定了。蔡京等六人，在徽宗朝时，各自凭借奸邪迷惑君主、危害国家，而徽宗明智不足以察觉他们。君臣以酒色互相取乐，多次驾临私宅，礼仪如同家人，这就使体制紊乱了。开辟边衅制造事端，议和误国，这就使纲纪衰颓了。祖宗的旧制，被纷纷更改殆尽，这就使法度败坏了。聚敛财货没有常法，刑罚杀戮肆意妄为，这就使政事混乱了。排斥罢黜忠直之士，流放致死远方，仁德贤能的人灭绝了。举措像这样，还凭什么来安定天下呢？满朝官员，结党附蔡京而不说话；而李东作为平民，出于忠愤极力议论，即使断头也不顾惜。至今还能使人在百代之后受到激励振奋。作为君主，观看这些，想着得到这样的人来任用，那么好人就会进用而国家昌盛了。
孝宗乾道五年八月，以陈俊卿、虞允文为尚书左右仆射，并同平章事兼枢密使。俊卿以用人为己任，所除吏皆一时之选，奬廉退，抑奔竞。或材可用而资歴浅者，则密荐于帝，未尝语人。毎接朝士及牧守自逺至，必问以时政得失，人才贤否。允文为相，亦以人才为急，尝籍为三等，有所见闻即记之，号《材馆録》。故所用皆知名士。臣若水通曰：俊卿、允文可谓得为相之体矣。夫宰相之于天下，能以其身利之者盖寡也，惟以人利之，则所谓人各亲其亲，然后不独亲其亲，其利将普于天下矣。故以人事君，而宰相之职尽矣。故仁不徧爱物，急亲贤也。后之辅相者，身为大臣，而徒以韦布之行自励，闭门谢客，而于天下人之贤否置之而不问，其亦异乎俊卿、允文之见矣。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闰月，复置尚书省，以僧格、特穆尔并为平章政事，阿噜珲萨里为右丞，叶李左丞，马绍参知政事。莾珠尔、多卜丹言：「自制国用使司，改尚书省，颇有成效，今仍分两省为宜。」诏从之。安童谏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僧格，别选贤者，犹或不至虐民误国。」不听。臣若水通曰：「人皆以元世祖之为贤君，臣不信也。夫贤君必能用贤，去不肖。世祖尚书省之复，是矣。然用人失当，则其国必危。矧平章、丞相、参知政事，皆朝廷机务所闗，乃以特穆尔辈为之，可谓能用人乎？况僧格之恶，安童谏之而不顾，举措如此，其不至于虐民误国者几希。以是知世祖之非贤君也，为人君者所宜深鉴。」
宋儒周敦頥曰：「心纯则贤才辅，贤才辅则天下治。纯心要矣，用贤急焉。」
臣若水通曰：「孔子告哀公：『取人以身，身心者取人之本也。贤者，治天下之辅也。故心弗纯，则用贤弗专；用贤弗专，则聪明日蔽于上，恶政日加于下，而国事日见其非矣。』益曰：『任贤勿贰。』盖一则纯，贰则杂。至于杂，则贤才日逺，而莫为之用矣。有天下者，慎之！」
程頥应诏上英宗皇帝书云：「朝廷至于天下公卿文武百职羣僚，皆称其任而己。何以得称其任？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而己。何以得贤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虽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于山，木生于林，非匠者采伐，不登于用。况贤能之士，杰出羣类非若山林之物，广生而无极也。非人君搜择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张官置吏，未尝不取士也。顾取之之道何如耳。今取士之弊，议者亦多矣。臣不暇条析而言，大概投名自荐记诵声律，非求贤之道尔求不以道，则得非其贤间或得其才，适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选任，尽自其中，曾不虞贤俊之弃遗于下也。果天下无遗贤邪？抑虽有之，吾姑守法于上，不足以为意邪？将科举所得之贤巳足自治而不乏邪？臣以为致天下今日之▯，盖由此也。」
臣若水通曰：「贤才之有益于人国也，大矣。求之有道，则贤才可得也。然而求之有道者，鲜矣。古之于贤者，必自上求之；后之于贤者，必使下自求之。则贤者必不肯求，求者必非贤者也。夫然后贤者退，不贤者进，而国乱矣。如是而谓天下无其人焉，不可也。是故智者之求贤也，必自求之。求之之道，尽心焉耳矣。未有求而不得者也。」程頥之言，最为切至。为人君者，其念之哉！
邵雍曰：「虞舜陶于河濵，傅説筑于岩下。天下皆知其贤，而百执事不为之举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丛于中，而矛防森于外，又安知有虞舜之圣，而傅説之贤哉？河濵非禅位之所，岩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亿万人之下，而今也在亿万人之上，相去一何逺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贵有名者也。」
臣若水通曰：相臣之不荐贤者，非无是非之心，而智之弗明也，多生于忌嫉耳。上者忌其逼已，下者忌其轧已，故非恶之恶，非非之非，生焉。非无是非好恶之本心也。以大舜、傅説之贤圣，在唐、虞、商、周之隆，犹不免焉，而况于后世哉！殊不知相臣之荐贤，乃已职分内事也；人君之求贤，乃已性分
译宋孝宗乾道五年八月，任命陈俊卿、虞允文为尚书左、右仆射，同时兼任平章事和枢密使。陈俊卿把选拔人才当作自己的责任，所任命的官吏都是当时优秀的人才，他奖励廉洁谦退的人，抑制奔走钻营的人。有的人才能可用但资历浅薄，他就秘密地向皇帝推荐，从不告诉别人。每当接待朝中官员以及从远方来的地方长官，必定询问他们关于时政的得失和人才的贤劣。虞允文担任宰相，也把人才问题看得很紧急，曾经把人才分为三等，有所见闻就记录下来，称为《材馆录》。所以他所用的人都是知名之士。臣若水通说：陈俊卿、虞允文可以说是掌握了做宰相的根本了。宰相对于天下，能够凭借自身利益来造福天下的很少，只有依靠人来造福天下，这才叫做人们各自亲近自己的亲人，然后不单独亲近自己的亲人，他的恩惠将普及于天下。所以用人才来侍奉君主，宰相的职责就尽到了。因此仁德不普遍地爱万物，而是急切地亲近贤人。后来的辅政大臣，身为重臣，却只以平民百姓的品行来勉励自己，闭门谢客，对于天下人的贤劣置之不问，这也与陈俊卿、虞允文的见识大不相同了。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闰月，重新设置尚书省，任命僧格、特穆尔共同担任平章政事，阿噜珲萨里担任右丞，叶李担任左丞，马绍担任参知政事。莾珠尔、多卜丹说：“自从设立国用使司，改为尚书省以来，颇有成效，现在仍然分设两省为宜。”皇帝下诏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安童劝谏说：“臣的力量不能挽回天意，只请求不使用僧格，另外选拔贤能的人，或许还不至于残害百姓、误国害民。”皇帝没有听从。臣若水通说：“人们都认为元世祖是贤明的君主，我不相信。贤明的君主必定能任用贤人，罢黜不肖之人。世祖恢复尚书省，这是对的。然而用人不当，那么国家必定危险。况且平章、丞相、参知政事，都关系到朝廷的机要事务，却让特穆尔这类人来担任，这能说是善于用人吗？何况僧格的邪恶，安童劝谏他却不顾，举措像这样，不至于残害百姓、误国害民的几率极小。由此可知世祖不是贤明的君主，这是做君主的应该深刻鉴戒的。”
宋儒周敦颐说：“内心纯正就有贤才辅佐，有贤才辅佐天下就治理得好。内心纯正很重要，任用贤才很紧急。”
臣若水通说：“孔子告诉鲁哀公：‘选拔人才依靠自身，自身是选拔人才的根本。贤人，是治理天下的辅佐。所以内心不纯正，那么任用贤才就不专一；任用贤才不专一，那么上面的聪明就日渐被遮蔽，下面的恶政就日渐增加，而国家事务就日渐显现出错误了。’益说：‘任用贤才不要有二心。’大概一心就是纯正，二心就是杂乱。到了杂乱的地步，那么贤才就日渐疏远，而没有人为君主效力了。拥有天下的人，要谨慎啊！”
程颐应诏给英宗皇帝上书说：“朝廷以至于天下公卿文武百官群僚，都称职罢了。凭什么称职？贤人在高位，能人在职位罢了。凭什么得到贤能的人并任用他们？寻求他们有方法罢了。即使是天下常用容易得到的东西，没有不求而得到的。金属生于山中，木材生于林中，不是工匠采伐，就不能投入使用。何况贤能之士，超出众人，不像山林之物，广泛生长而没有穷尽。如果不是君主寻求选拔他们有方法，难道能得到并任用他们吗？自古以来国家设置官吏，没有不选拔士人的。只看选拔的方法如何罢了。现在选拔士人的弊端，议论的人也很多了。臣没有时间逐条分析来说，大抵投名自荐、记诵声律，不是寻求贤才的方法罢了。寻求不靠方法，那么得到的就不是贤才，偶尔得到有才能的人，恰好是因为偶然的侥幸，不是知道他的才能而选取他。朝廷的选任，都从这些人中产生，不曾担忧贤俊之士被遗弃在下面。果真天下没有遗漏的贤才吗？还是虽然有，我们姑且在上守法，不值得在意呢？还是科举得到的贤才已经足够治理天下而不缺乏呢？臣认为导致天下今天的弊病，大概由此而来。”
臣若水通说：“贤才对国家和百姓有益，太大了。寻求他们有方法，那么贤才就可以得到。然而寻求他们有方法的人，很少。古代对于贤人，必定由上面去寻求；后世对于贤人，必定让下面自己去寻求。那么贤人必定不肯去寻求，去寻求的必定不是贤人。这样贤人就退隐，不贤的人就进用，而国家就动乱了。像这样还说天下没有贤人，是不可以的。所以智者的寻求贤人，必定自己去寻求。寻求的方法，尽心罢了。没有寻求而得不到的。”程颐的话，最为切中要害。做君主的，要念及这一点啊！
邵雍说：“虞舜在河边制陶，傅说在岩石下筑墙。天下都知道他们的贤能，而百官不为他们举荐，是利害关系使他们这样的。唉！利害关系聚集在内心，而矛戟森严地布列在外面，又怎么知道有虞舜的圣明和傅说的贤能呢？河边不是禅让帝位的地方，岩石下不是求取宰相的方法。过去在亿万万人之下，而现在在亿万万人之上，相差多么遥远啊！然而必定这样说，是因为看重有名望的人。”
臣若水通说：宰相不推荐贤人，不是没有是非之心，而是智慧不明，多产生于忌妒罢了。上面的人忌妒他逼近自己，下面的人忌妒他压制自己，所以不是厌恶的厌恶，不是错误的错误，就产生了。不是没有是非好恶的本心。以大舜、傅说的贤圣，在唐、虞、商、周的盛世，尚且不能避免，何况后世呢！却不知道宰相推荐贤人，是自己职分内的事；君主寻求贤人，是自己性分
内事也。何与于贤者哉？故认得为己分内事，则忌心释矣。故曰：「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惟仁人，为能好。」人君、相有国家之责者，其亦隐于心哉！
译这是内部的事务，与贤者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如果认识到这是自己分内的事，那么忌妒之心就消除了。所以说：“能为天下选拔人才的人，叫做仁。只有仁人，才能喜爱贤才。”那些身为人君、宰相而负有治理国家责任的人，难道心里没有这种隐痛吗！
张载《理窟》曰：“万事只一天理。舜举十六，相去四凶。尧岂不能？尧固知四凶之恶，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尧以安民为难，遽去其君则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后，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臣若水通曰：「好恶，吾心之天理也。作好作恶，则非中正矣。舜举十六相而天下防其福，诛四凶而天下服其罪，岂有心好恶之哉？因民好恶而好恶之也。岂尧之时不能诛之举之，而舜独能之哉？时也。时然而然，天理也。民好恶而好恶，亦天理也。故可举可措，在四凶、十六相耳，在民之心耳，在其时耳。帝舜之心，何与哉？」
胡宏曰：「人君聨属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内选于九族之亲，礼其贤者，表而用之，以聮属其亲；外选于五方之人，礼其英杰，引而进之，以聮属其民。是故贤者，众之表，君之辅也。不进其亲之贤者，是自贼其心腹也；不进其人之贤者，是自残其四肢也。」
臣若水通曰：「人君以天下为一体者也。不礼九族之贤，则亲心乖离，腹心贼矣；不礼五方之贤，则民心离散，四肢解矣。故内举不遗亲，外举不遗才，盖欲聮属天下，以成一体之义也。诚如是也，则为君者不至孤立于上，而股肱耳目皆有所托矣。贤才岂有不用，而天下岂有不安哉！」
杨时曰：「三代两汉人才之盛，风俗之美，后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专以言故也。今虽诏内外官举经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优其恩典，不独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举之，而不由乡里之选，又无考察之实，与斯举者随众牒试于有司，糊名誊録，校一日之长，不惟士失自重之义，且于课试之际，无以别异于众人，则所谓本其行者，亦徒虚文而己谓宜别立一科，稍仿三代两汉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损益，要之无失古意而已。至于投牒乞试、糊名誊录之类，非古制者，一切罢之，待遇恩数，尽居词赋、经义等科之上，庶使学者尊经术、惇行义，人人笃于自修，则人才不盛、风俗不美，未之有也。」
臣若水通曰：「杨时此论，真得取士之法矣。夫循其名而不责其实，信其言而不核其行，则羊质虎皮，或得以幸进；而玉在石中者，不得一售矣。故三代两汉人才之盛，有由然也。伏惟圣明，粤稽古昔，而惟杨时之言是行焉，则人才可以日盛，风俗可以日美。唐虞三代之治，岂难致哉？特在一念转移之问耳。」
张栻防司马光黼座铭藁有云：「壅蔽者，天下之大患也。古之明王所以致治者，亦去此而已矣。其道莫先于虚己，莫要于任贤。虚己则壅蔽消于内，任贤则壅蔽撤于外。内外无蔽，而下情毕通，泰治所繇兴也。」
臣若水通曰：壅蔽之患，大矣！心志蔽于内，聪明蔽于外，则徳业不修，而治道隳矣。张栻推其要，在于虚己任贤。致虚以去其蔽于内，任贤以去其蔽于外。内外无蔽，则光大髙明之德业可成矣。然以二者论之，则任贤尤在乎虚己。故《易》曰：「君子以虚受人。」《书》曰：「明四目，达四聪。」为人君者，其念兹哉！
罗从彦曰：「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必乱。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乱。」
臣若水通曰：「君子之志，在行道以济时；小人之心，务阿世以取宠。志在行道，则忧世之言日进，使其君有忧世之心，是以大本正而大化出矣。志在阿世，则治世之谀日进，使其君有自肆之志，是以大本惑而大乱成矣。夫以君子小人之进退，而治乱阶焉，可畏之甚也。」伊川曰：「其难其慎，官人者，其亦辨之于早乎？」
胡安国曰：「善善而不能用，则无贵于知其善；恶恶而不能去，则无贵于知其恶。」
臣若水通曰：「不知其善而不用，不知其恶而不去，曰不知者也，犹可言也。惟其知善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去，岂得诿之于不知乎？不可言也。夫知而不用，则终无用贤之心矣；知而不去，则卒有济恶之祸矣。其
译张载《理窟》说：“万事都只有一个天理。舜提拔了十六位贤臣，疏远了四个凶恶之人。尧难道做不到吗？尧固然知道四凶的罪恶，然而百姓尚未遭受他们的暴虐，天下人也不希望罢免他们。尧认为安定百姓最为困难，如果贸然罢免他们的君主，百姓就会不安，所以没有罢免他们。直到舜继位之后，因为百姓无法忍受才将他们罢免。”
臣若水通说：“好与恶，是我们心中的天理。如果出于私意的好恶，就不是中正的了。舜提拔十六位贤相，天下人庆幸得到福泽；诛杀四凶，天下人信服其罪责，这难道是出于私心的好恶吗？是顺应百姓的好恶而好恶罢了。难道是尧的时候不能诛杀和提拔，而只有舜能做到吗？这是时势使然。时势如此便如此，这就是天理。顺应百姓的好恶而好恶，也是天理。所以可以提拔或罢免，关键在于四凶和十六位贤相本身，在于百姓的心意，在于当时的时势。帝舜的心意，有什么干预的呢？”
胡宏说：“君主通过联结天下人来成就自身。在内从九族亲属中选拔，礼遇其中的贤者，表彰并任用他们，以此来联结亲属；在外从四方之人中选拔，礼遇其中的英杰，引进并晋升他们，以此来联结百姓。因此，贤者是众人的表率，君主的辅佐。不提拔亲属中的贤者，是自毁自己的心腹；不提拔百姓中的贤者，是自残自己的四肢。”
臣若水通说：“君主将天下视为一个整体。不礼遇九族中的贤者，亲属之心就会背离，心腹就被伤害了；不礼遇四方中的贤者，百姓之心就会离散，四肢就解体了。所以内举不遗漏亲属，外举不遗漏人才，大概是为了联结天下，以成就一体之义。如果真能这样，那么做君主的就不会孤立于上，而股肱耳目都有依托了。贤才难道有不任用的吗？天下难道有不安定的吗！”
杨时说：“夏商周三代和两汉人才兴盛、风俗美好，后世无法企及，是因为选拔士人看重品行，不专门看重言辞的缘故。现在虽然诏令内外官员举荐经学明达、品行修善的士人，考中之日，给予优厚的恩典，不仅以言辞取人，又考察其品行，差不多接近古法了。然而只是让他们举荐，却不经过乡里的选拔，又没有考察的实效，与那些被举荐的人一起随众向官府递交文书应试，糊名誊录，比较一日之长的优劣，这不仅使士人失去了自重之义，而且在考试的时候，无法与常人区别开来，那么所谓考察其品行的，也就只是虚文罢了。我认为应该另外设立一科，稍微仿效三代两汉选拔官吏的方法，根据当今的适宜情况，斟酌增减，总之不失去古意即可。至于投牒乞试、糊名誊录这类不符合古制的做法，全部废除，待遇恩数，全部置于词赋、经义等科之上，希望使学者尊崇经术、敦厚行义，人人都致力于自我修养，那么人才不兴盛、风俗不美好，是没有的事。”
臣若水通说：“杨时的这番议论，真正掌握了选拔士人的方法。如果只循其名而不责其实，相信其言而不核其行，那么羊质虎皮的人，或许能侥幸晋升；而藏在石中的宝玉，就不能得到赏识了。所以三代两汉人才兴盛，是有原因的。希望圣明的君主，考察古昔，只实行杨时的言论，那么人才可以日益兴盛，风俗可以日益美好。唐尧虞舜和三代的治世，难道难以达到吗？只不过在于一念之间的转移罢了。”
张栻在司马光黼座铭稿中说：“壅塞蒙蔽，是天下的大患。古代圣明君王之所以能达成治世，也就是去除了这个罢了。其道没有比虚己更优先的，没有比任贤更重要的。虚己则壅塞蒙蔽在内部消除，任贤则壅塞蒙蔽在外部撤除。内外没有蒙蔽，下面的情状全部通达，太平治世由此兴起。”
臣若水通说：壅塞蒙蔽的祸患，太大了！心志在内部被蒙蔽，聪明在外部被蒙蔽，那么德业就不能修成，而治道就败坏了。张栻推究其关键，在于虚己任贤。致虚以去除内部的蒙蔽，任贤以去除外部的蒙蔽。内外没有蒙蔽，那么光大高明的德业就可以成就了。然而以这两者论之，那么任贤尤其在于虚己。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虚己接受他人。”《尚书》说：“明四目，达四聪。”做君主的，要记住这一点啊！
罗从彦说：“君子在朝廷，那么天下一定治理得好。因为君子进用，就常有乱世之言，使君主多忧，而善心生起，所以天下一定治理得好。小人在朝廷，那么天下一定混乱。因为小人进用，就常有治世之言，使君主多乐，而怠心生起，所以天下一定混乱。”
臣若水通说：“君子的志向，在于行道以济时；小人的心思，在于阿谀世俗以取宠。志向在于行道，那么忧世之言日日进献，使他的君主有忧世之心，因此大本端正而大化出现。志向在于阿谀世俗，那么治世之谀日日进献，使他的君主有自肆之志，因此大本迷惑而大乱形成。凭借君子小人的进退，而治乱由此产生，非常可怕。”伊川说：“艰难谨慎，选拔官员的人，也应该早做辨别啊？”
胡安国说：“喜欢善人却不能任用，那么知道其善就没有可贵之处；厌恶恶人却不能罢免，那么知道其恶就没有可贵之处。”
臣若水通说：“不知道其善而不任用，不知道其恶而不罢免，叫做不知道，还可以说得过去。只有知道善而不能任用，知道恶而不能罢免，难道能推托给不知道吗？不可说。知道而不任用，那么终究没有用贤之心了；知道而不罢免，那么最终会有助成恶行的祸患了。其
国朝太祖髙皇帝开国之初，诏天下曰：「自洪武三年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懐才抱徳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防于廷，观其学识，品其髙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内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臣若水通曰：「此太祖始立科举取士之诏也，用人之道尽之矣。其与虞庭之九徳，成汤之立贤，有周之徳行道艺，千载同符矣。故曰懐才抱德曰经明行修，曰博古通今，曰文质得中，曰名实相称，其为贤则一也。必五者纯备，然后谓之贤也，此圣人合一之道也。至于防之者，所以观其五者之蕴，如敷奏言扬之道耳，非以文章取之也。奈何传世既久，逐末忘本，而教者与学者皆拘拘于言语华采之间，而太祖立法之意澌尽无几矣。仰惟圣明，务学崇本，修复旧章，特易易耳。此固养贤用贤之大要，不可不重也。」
洪武十六年，上御谨身殿，东阁大学士吴沈等进讲《周书》：“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上曰：“甚矣，国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败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鲁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沈进曰：“《书》云：‘去邪勿疑，所深致其戒。’”上曰：“国家不幸有小人，如人蓄毒药，不急去之，必为身患。小人巧于悦上，忍于贼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顺适己意，任其所喜而不问，以为怨将在彼。辟如犬马伤人，人不怨畜犬马者乎？”沈曰：“小人中懐奸邪，而其所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然。小人善于逢迎，彼知人主所乐为者，不顾非义，乃牵合傅防曰：‘是不可不为。’知人主不乐为者，不顾有益于天下国家，亦牵合傅防曰：‘是不必为。’此诚国之贼也。自古以知人为难，而知言亦不易也。”臣若水通曰：“君子小人不共国而治，如薫莸不同器而藏也。茍不去小人以安君子，虽圣人亦不能有为。”皇祖所谓：“唐虞用禹稷，必去四凶；鲁用仲尼，必去少正卯。虽圣王百世不能易矣。”然欲知君子小人而进退之，在于君身。人君茍能明诸心以全天理，则至明足以烛天下之防，至公足以灭天下之私。于理之可为不可为者，知之明，断之果，则小人不得以乘其间。人主茍于不可为者乐为，小人得以阿顺曰：“是不可不为。”茍于可为者不乐为，小人得以阿顺曰：“是不必为。”此固小人罔上之奸，亦由人主之不明不果，有以召之也。既公而明，则牵合傅防之説，阿谀逢迎之态，举无所容矣。皇祖谕讲官，而审于君子小人之辨，真得知人图治之要矣。圣子神孙，可不致谨于此哉？
国朝太祖髙皇帝谓皇太子诸王曰：「纯良之臣，国之寳也；残暴之臣，国之蠧也。自古纯良者为君造福，而残暴者为国致殃。何谓纯良？处心忠厚，临民岂弟，虽材有不逮者，亦不致于伤物，所谓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者也。何谓残暴？恣睢击搏，遇事风生，鍜链刑狱，掊尅聚敛，虽若快意一时，而所伤甚多。故武帝任张汤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业盛，此事甚明，可为深鉴。」
臣若水通曰：国之治乱，非自天降，乃由人生者矣。故用人乃为政之急务也。圣祖以国之寳与蠧，归于纯良残暴之臣，真知言矣。然欲知二者之辨，而进退之，在于反求诸心。心存则理明，心纯乎理，则至明足以知人。我惟纯良也，故于人之纯良者，必知而用之，虽才有不逮，可恕也。我无残暴也，于人之残暴者，必知而去之，虽快意一时，不取也。然而纯良用而残暴者逺矣。皇祖谕太子诸王及此，欲其知当务之急，其深切矣乎？
洪武十八年七月丙辰，上御华盖殿，与羣臣论及治天下之道。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进曰：“古者人主致治重任人，盖择众贤为耳目，则视听周乎四海；任众智为计虑，则利泽施于万民。今天下太平，惟选任贤才，宜留圣虑。”上曰：“然。任人之道，当严于简择，专于任使。严则庸鄙之人不进，专则茍且之意不行。然必贤者乃可以专任之，非贤而专任者，必生奸也。
译本朝太祖高皇帝在开国之初，下诏天下说：“从洪武三年开始，特别设立科举制度，以选拔怀才抱德的人士，务必做到精通经义、品行端正，博古通今，文采与质朴恰到好处，名声与实际相符合。其中被选中的人，我将亲自到朝廷面试，观察他们的学识，评定他们的高下，然后授予官职。如果确实有才华学识出众的人，就给予显赫的提拔，使得内外文臣都由科举选拔，没有经过科举的人不得做官。”臣若水通说：“这是太祖最初设立科举选拔人才的诏书，用人的道理已经说尽了。它与虞舜时代的九德，成汤时代的举贤，周朝的德行道艺，千年来是相符合的。所以说怀才抱德，精通经义品行端正，博古通今，文质适中，名实相符，他们作为贤人的标准是一致的。必须这五种品质都完备，才称为贤人，这是圣人合一的道理。至于面试，是为了观察这五种品质的内涵，就像敷奏言扬的道理一样，并不是用文章来选拔人才。无奈传承时间长久，追逐末节而忘记根本，教育者和学习者都拘泥于言语辞藻的华丽之间，太祖立法的意思几乎消失殆尽了。仰望圣明的君主，致力于学习崇尚根本，恢复旧日的章程，特别容易做到。这本来是培养贤人、任用贤人的关键，不可不重视。”
洪武十六年，皇上驾临谨身殿，东阁大学士吴沈等人进讲《周书》：“国家如果没有确立政事，就会任用奸邪之人。”皇上说：“太严重了，国家不可以有小人在。有了小人，一定会败坏君子。所以唐尧虞舜任用禹和稷，一定要除去四凶；鲁国任用孔子，一定要除去少正卯。”吴沈进言说：“《尚书》说：‘除去邪恶不要迟疑，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皇上说：“国家不幸有小人在，就像人收藏毒药，如果不赶快除去，一定会成为自身的祸患。小人善于取悦君主，残忍地侵害下属。君主如果只喜欢他们能顺从自己的心意，任由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不加过问，认为怨恨会在他们那边。譬如犬马伤人，人们不怨恨饲养犬马的人吗？”吴沈说：“小人内心怀有奸邪，但他们所说的话很像忠信，不可不仔细考察。”皇上说：“对。小人善于逢迎，他们知道君主喜欢做的事，不顾是否合乎道义，就牵强附会说：‘这是不可不做的。’知道君主不喜欢做的事，不顾是否对天下国家有益，也牵强附会说：‘这是不必做的。’这确实是国家的祸害。自古以来认为了解人很难，而了解言语也不容易。”臣若水通说：“君子和小人不能共同治理国家，就像香草和臭草不能放在同一个容器中收藏一样。如果不除去小人来安定君子，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有所作为。”皇祖所说的：“唐尧虞舜任用禹稷，一定要除去四凶；鲁国任用仲尼，一定要除去少正卯。即使是圣王百代也不能改变。”然而想要了解君子和小人并决定他们的进退，在于君主自身。君主如果能明察内心以保全天理，那么极致的光明足以照亮天下的阴暗，极致的公正足以消灭天下的私欲。对于道理上可做的和不可做的，了解得明白，决断得果断，那么小人就不能乘机而入。君主如果对于不可做的事喜欢去做，小人得以阿谀顺从说：‘这是不可不做的。’如果对于可做的事不喜欢去做，小人得以阿谀顺从说：‘这是不必做的。’这固然是小人欺骗君主的奸诈，也是由于君主不明不果断，从而招致了这种情况。既然公正而明察，那么牵强附会的说法，阿谀逢迎的态度，就全都无处容身了。皇祖告诫讲官，并且审慎于君子和小人的辨别，真是掌握了了解人才、谋求治理的关键啊。圣明的子孙，能不在此处谨慎吗？
本朝太祖高皇帝对皇太子和诸王说：“纯良的大臣，是国家的宝贝；残暴的大臣，是国家的蛀虫。自古以来纯良的为君主造福，而残暴的为国家招致灾祸。什么叫纯良？用心忠厚，治理百姓和乐平易，即使才能有所不及，也不会伤害事物，这就是所说的每天计算不足，每月计算有余的人。什么叫残暴？放纵凶狠，遇事兴风作浪，制造冤狱，搜刮聚敛，虽然好像一时痛快，但伤害很多。所以汉武帝任用张汤而政事衰败，光武帝褒奖卓茂而王业兴盛，这件事非常明白，可以作为深刻的借鉴。”
臣若水通说：国家的治乱，不是从天上降下的，而是由人造成的。所以用人是治理政务的紧急事务。圣祖将国家的宝贝和蛀虫归结为纯良和残暴的大臣，真是知言啊。然而想要了解这两者的区别并决定他们的进退，在于反求诸己。心存则理明，心纯粹于理，那么极致的光明足以了解人。我只有纯良，所以对于纯良的人，一定了解并任用他们，即使才能有所不及，也可以宽恕。我没有残暴，对于残暴的人，一定了解并除去他们，即使一时痛快，也不采纳。然而纯良被任用而残暴的人就远离了。皇祖告诫太子诸王这些，想要他们知道当前最紧急的事务，真是深切啊？
洪武十八年七月丙辰，皇上驾临华盖殿，与群臣讨论治理天下的道理。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进言说：“古代君主达到大治，重任用人，大概选择众多贤人作为耳目，那么视听就周遍四海；任用众多智慧作为计谋，那么恩泽就施于万民。现在天下太平，只有选拔任用贤才，应该留在圣虑之中。”皇上说：“对。用人的道理，应当严格于简择，专一于任使。严格那么庸俗鄙陋的人就不能进用，专一那么苟且敷衍的意思就不能实行。然而必须是贤者才可以专一任用的，不是贤者而专一任用的，一定会产生奸邪。”
是任人为难。然人亦有谨于始而怠于终者，亦有过于前而敬于后者，则固不能保其终始。惟终始如一者，其懐忠报国之心坚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匿诈似信，懐奸若忠者，决不可任也。”臣若水通曰：“孟子曰：‘国君用贤，如不得已，择之审也。’《书》曰：‘任贤勿贰，任之专也。’皇祖所谓‘严于简择，专于任使’，真用人之法也。然必择之审，然后可以任之专。皇祖之明，盖已洞见其几防矣。不然，则始终惟一之贤未着，而奸诈忠信之人易混矣。其祸败岂小也哉！”
译任用人才是困难的。然而，人也有开始时谨慎而结束时懈怠的，也有先前有过失而后来恭敬的，这就固然不能保证他们始终如一。只有始终如一的人，他们怀抱忠诚报效国家的心志坚如金石，怎么能不任用他们呢？如果隐藏欺诈却看似诚信，怀藏奸邪却好像忠诚的人，是绝对不可任用的。”臣若水通说：“孟子说：‘国君任用贤才，好像不得已一样，这是选择时审慎的缘故。’《尚书》说：‘任用贤才不要有二心，这是任用专一的缘故。’皇祖所说的‘严格地选拔，专一地任用’，确实是用人之道。然而一定要选择审慎，然后才可以任用专一。皇祖的英明，大概已经洞察其中的关键了。如果不这样，那么始终如一的人才尚未显现，而奸诈与忠信的人就容易混淆了。那祸患失败难道是小事情吗！”
洪武十九年七月诏举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县礼送京师。太祖谕礼部郎中郑居贞曰：「古之老者，虽不任以政，至于咨询谋谟，则老者阅歴多而闻见广，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有可资者。」居贞对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则不能胜事，请六十以上不遣。」太祖曰：「政谓比来有司不体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问，岂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吕尚而兴，穆公不听蹇叔而败，伏生虽老，犹足传经，岂可概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当置翰林以备顾问；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则于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臣若水通曰：「书曰：『人惟求旧，曰无遗夀耉，曰无侮老成人。』夫老成之人，其徳成，其识逺，其更歴也多，用之则有补于天下国家也。故古之圣帝明王，必于老成而重委任焉。盖借其猷谋之大，以匡其所不逮也。我太祖髙皇帝知老成之可用也，拳拳诏郡县而礼送焉，可谓得为政之首务矣。圣子神孙，固亦赖贤才以辅理也，其以祖宗为法可焉。」
大明令：吏令，凡在流品人员，果有文武长才，通晓治体，廉洁者，台宪官具实迹奏闻。
诸司职掌，凡各府州县，毎岁于所辖隅厢乡都内，拔选容止端谨、无过人材一名，申送布政司考覈，转行按察司覆考，堪充岁贡，开坐考过词语，差人送部。应有贤良方正及山林岩穴隐逸之士，并通晓经书儒士秀才孝廉，俱各访求到官，审无过犯违碍，不拘名数，差人伴送到部。或内外官员人等荐举人材秀才，即便行移原籍官司，起取赴部。如儒士秀才出题考试，果否通经贤良隐逸等项人材，量其才能，定其髙下，仍取本户丁粮数目，作何营生，及户内有无杂役事故，供结明白，然后开发送部选用。如将鄙陋不堪之人，一概朦胧滥举，原举官吏依贡举非其人律问罪。
凡举保孝廉、人材、秀才及山林隐逸，本部即行所属委自正官选求民间，果系名实相副、素无过犯之人，有司起送到部，咨发吏部听用。
臣若水通曰：「帝王之治天下也，惟在得人而已矣。大明令诸司职掌三事，皆我祖宗举用贤才之盛典也。详考覈之法，以求其能；严并坐之戒，以防其弊。可谓至精至密矣。惟圣明法而行之，则天下治矣。」
诸司职掌一科举，凡遇子午卯酉年，则乡试；辰戌丑未年，则防试。毕则殿试。其取中举人，咨发吏部应用。臣若水通曰：「此我圣朝科举之制，取士之正途也。乡试、防试以三年者，事业之积，以三年而成；国之人材，以三年而消长也。夫以圣王德行道艺之教，举业德业合一之学，日就月将而不已焉，则三年有成矣。以今三年考绩黜陟之法，则人才之进退，三年可定矣。此祖宗之立法，举用之者与进退之者，应其期而不谬也乎？」
诸司职掌，巡按御史所至，体知有司等官奉公廉能昭著者，随即举奏。其奸贪废事蠧政害民者，究问如律。臣若水通曰：「惇徳允元而难任人，舜之所以咨十二牧也。」胡安国曰：「善不防赏，恶不即刑，虽尧为君，舜为臣，不能以化天下。是故举直错诸枉，」孔子盖拳拳焉。臣愿当斯任者，明以察之，徤以断之，则刑赏一人，而千万人劝惩矣。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命吏部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县于五品以下见任官及军民中访举德性惇笃、行止端方，或材能出众、政绩显著，或文学有称、识见优逺者，量材擢用。若有蔽贤及滥举者，论罪如律。所举之人后犯赃罪，举者连坐。曰：“朝廷比年数下诏举贤，而奉行者率多徇私背公，或以贿赂举，或以亲故举，所得实用十不三四。政事何由而理，生民何由而安？自今必严举主连坐之法，庶得实材。”
臣若水通曰：「贤才固国家之利器，而滥举尤为生民之蟊贼也。取之有其道，防之有其法，则才必见用，而用者无匪才。故仁宗皇帝申举贤连坐之法，所以重蔽贤之责，而又严滥及之防，并行而不悖矣。我朝之治所以髙出于汉、唐、宋者，由是道也。伏惟圣明，励精图治，法
译洪武十九年七月，皇帝下诏推举通晓经义、品行端正、干练通达时务的人才，年龄在七十岁以下的，由郡县以礼送往京城。太祖对礼部郎中郑居贞说：“古代的老人，虽然不让他们担任政务，但在咨询谋划方面，老人经历丰富、见闻广博，通晓人情，周知事理，是有可借鉴之处的。”郑居贞回答说：“人到了六十岁，精力衰退消耗，就不能胜任事务，请求六十岁以上的人不派遣。”太祖说：“正是说近来有关部门不体察我的意图，士人年纪大了就置之不问，哪里知道老成持重是古人所看重的？周文王任用吕尚而兴盛，秦穆公不听蹇叔而失败，伏生虽然年老，仍足以传授经书，怎么能一概因为年老而抛弃他们呢？如果年龄在六十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人，应当安置在翰林院以备顾问；四十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人，则在六部以及布政司、按察司任用。”
臣若水通说：“《尚书》说：‘用人只寻求旧人，说不要遗漏长寿的老人，说不要轻视老成持重的人。’老成持重的人，他们的德行已成，见识深远，经历众多，任用他们则对天下国家有补益。所以古代的圣帝明王，必定对老成持重的人重视委任。大概是借助他们宏大的谋略，来匡正自己不足之处。我太祖高皇帝知道老成持重的人可以任用，恳切地诏令郡县以礼送他们，可以说是掌握了为政的首要任务了。圣明的子孙，固然也依赖贤才来辅助治理，以祖宗为法则就可以了。”
《大明令》：吏令，凡在流品官员中，确实有文武长才，通晓治国大体，廉洁的人，台宪官员据实迹上奏听闻。
《诸司职掌》，凡各府州县，每年在所辖的隅厢乡都内，选拔仪容举止端庄谨慎、没有过错的人才一名，申报送往布政司考核，再转行按察司复核，堪充岁贡，列出考核过的评语，派人送往吏部。所有贤良方正以及山林岩穴中的隐逸之士，以及通晓经书的儒士、秀才、孝廉，都各自访求到官府，审问没有过犯违碍，不拘名额，派人伴送前往吏部。或者内外官员等人荐举人才秀才，就立即行文原籍官府，起取赴吏部。如果儒士秀才出题考试，确实是否通经贤良隐逸等项人才，衡量他们的才能，评定他们的高低，仍取本户丁粮数目，做什么营生，以及户内有无杂役事故，供结明白，然后发往吏部选用。如果将鄙陋不堪的人，一概隐瞒滥举，原荐举的官吏按照贡举非其人的律条定罪。
凡荐举保举孝廉、人才、秀才以及山林隐逸，本部立即行文所属委派正官在民间选求，确实是名实相符、素无过犯的人，由官府起送前往吏部，咨文发给吏部听候任用。
臣若水通说：“帝王治理天下，只在于得到人才罢了。《大明令》《诸司职掌》三件事，都是我祖宗举用贤才的盛典。详细考核的方法，以求得他们的才能；严厉连坐的警戒，以防备弊端。可以说是至精至密了。只有圣明效法并实行它，那么天下就治理好了。”
《诸司职掌》一科举，凡遇到子午卯酉年，就举行乡试；辰戌丑未年，就举行会试。完毕后就举行殿试。其中考取中的举人，咨文发给吏部任用。臣若水通说：“这是我圣朝科举的制度，取士的正途。乡试、会试以三年为期，事业的积累，以三年而成；国家的人才，以三年而消长。凭借圣王德行道艺的教育，举业德业合一的学问，日积月累而不止，那么三年就有成就了。以现在三年考核政绩升降的方法，那么人才的进退，三年就可以确定了。这是祖宗的立法，举用的人和进退的人，顺应这个期限而不谬误吗？”
《诸司职掌》，巡按御史所到之处，体察得知有关部门官员奉公廉洁能干昭著的，随即举荐上奏。那些奸贪废事、败坏政治、害民的，追究审问如律。臣若水通说：“敦厚德行、诚信善良而难以任用的人，是舜咨询十二牧的原因。”胡安国说：“善行不防备赏赐，恶行不立即刑罚，即使是尧为君，舜为臣，也不能教化天下。因此举用正直的人置于邪曲的人之上，”孔子对此恳切关注。臣希望担任此职的人，明察秋毫，果断决断，那么刑罚赏赐一人，而千万人受到劝诫和惩罚。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命令吏部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以及知县在五品以下现任官及军民中访举德性敦厚、行为端正，或者才能出众、政绩显著，或者文学有称、见识优远的人，量材提拔任用。如果有遮蔽贤才以及滥举的人，论罪如律。所举荐的人后来犯赃罪，举荐者连坐。说：“朝廷近年多次下诏举贤，而奉行的人大多徇私背公，或者以贿赂举荐，或者以亲故举荐，所得实际有用的人十不占三四。政事如何能治理，百姓如何能安定？从今以后必须严格举主连坐的法律，或许能得到真实的人才。”
臣若水通说：“贤才固然是国家的利器，而滥举更是百姓的害虫。取才有其道，防备有其法，那么才能必被任用，而任用者没有不是人才的。所以仁宗皇帝重申举贤连坐的法律，是为了加重遮蔽贤才的责任，而又严格滥举的防备，并行而不违背。我朝治理之所以高出汉、唐、宋，是由这个道理。伏惟圣明，励精图治，效法
国朝天顺间，英宗皇帝一日召学士李贤曰：“吴与弼如何？”对曰：“与弼儒者之髙蹈。”自古圣君莫不好贤下士，征聘隐逸，乃命行人赍勑帛造其庐。与弼接见，即谓“▯朝廷厚意，当赴阙谢恩”，但本意不受官职，数月乃至。入见，命为左春坊左谕德。朝士皆悚然惊异，以为布衣召至，一旦至此次。日引至上前，问曰：“久闻髙谊，特聘尔来。”对云：“臣草茅残士，年二十婴疾，虚怯不能出仕，不敢有髙世之心。不意声闻过情，为当道论荐，防皇上以天书币帛来聘，天使到门，不胜感愧，因而动作老疾复发，数月方能起程。况年六十有八，衰朽之人，实不堪供职。”上曰：“宫僚亦从容闲暇，且宫僚甚众，不专劳先生。”不允所辞，于是赏文帛四表里，羊酒柴米，遣太监牛玉送至馆。上顾谓贤曰：“此老非迂阔者，务令就职。”与弼终不就，三辞间日。上谓贤曰：“与弼既来，如何不就职？若受职亦不相拘，听其自在。”贤曰：“与弼亦愿就职，第以老疾不愈，进退狼狈。”上曰：“果然亦难留也。”既以行人聘来，还以行人送归，再与勑令有司供月粮以终其身。于是与弼感激，条陈十事上之，复上表谢恩而去。
臣若水通曰：「书曰：『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而成汤之于伊尹，髙宗之于傅説，皆所汲汲焉。何哉？征聘隐逸，所以期实用，兴治道也。」与弼常言曰：「宦官、释氏不除，而欲治天下，难矣。」观其言，固非忘天下者，然必如是而后可为，则亦古天民之志矣。善哉！英宗之待与弼也，迎而送之，致敬以有礼。其为圣徳之光，治化之助，岂浅浅哉？《格物通》卷六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六十七 明 湛若水 撰
课功上
易·师》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臣若水通曰：师之爲卦，坤上坎下，内险外顺。师，险道而以顺行，故爲师。师终必有赏功之典，上六师之终也，故以正功言。坤爲土，故有裂土封爵之象。程頥曰：「开国封之，以爲诸侯也；承家以爲卿大夫也。」承受也。象言：大君于师终功成之时，因其功而命之以爵。赏功之大者，则封之爲诸侯而开国；功之次而小者，则封之爲卿大夫而受成家之庆。然有贪杀冒功者，小人也，则黜之而不用。葢五爻皆隂，故有小人勿用之戒。若封之使有国有家，则爲政害人必多，而爵赏滥及，恶徳亦不足以爲劝惩，而人心不服矣。象又释之以爲：「夫大君之爵命者，所以报军旅之功，使大小各以其等而得其正也。」所谓小人勿用者，固非正功之典。使如此之人而用之，必播其恶于众，而乱人国家矣。夫立功者，人臣之忠也；报功者，人君之正也。故有天下非得而私，开国承家亦非得而私，因其功而差等之，小人不得而与焉，天下之正也。夫赏之也，以天下之正；其勿用之也，亦以天下之正。圣人亦何容心哉？
谦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臣若水通曰：朱熹云：卦惟一阳居下之上，刚而得正，上下所归，有功劳而能谦。臣谓以阳刚之才，而上得君，下得民，其功徳可施，是有劳也。以九居三，得位之正，正则不矜伐，是能谦也。以可爲之才而得正，故乆而不变，有终而吉也。象又释之以爲君子之有劳有谦，如此而万民之心皆服之矣。夫挟劳以傲物，小人之情也。劳而不自伐，知道之君子也。以爲功，非有加于我也，性分之当爲也。恶盈好谦，人情之公也。故民皆服其谦徳之盛，莫与之争功争能者矣。功髙天下而不危，位极人臣而不疑，其有终而吉也，宜矣。人君立课功之法，天下之公也，万民之公也。九三君子之劳，谨而不伐，人臣当以此自考焉，可也。
书《虞书》《舜典》：「五载一廵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记帝舜立朝廵课功行赏之法如此也。敷陈也，奏进也。庸者，民功。蔡沉曰：
译本朝天顺年间，英宗皇帝有一天召见学士李贤说：“吴与弼这个人怎么样？”李贤回答说：“吴与弼是儒者中行为高洁、超脱世俗的人。”自古以来，圣明的君主没有不喜欢贤才、礼遇士人的，征召聘请隐居的高士，于是命令使者带着诏书和丝帛前往他的住所。吴与弼接见使者时，就说：“朝廷厚意，应当前往京城谢恩”，但他本意是不接受官职，过了几个月才动身。入朝觐见后，皇帝任命他为左春坊左谕德。朝廷官员都震惊诧异，认为一个平民被召来，一下子就到了这个职位。皇帝每天把他引到面前，问道：“久闻你高洁的情义，特意聘请你来。”吴与弼回答说：“臣是草野间的残废之人，二十岁就患病，身体虚弱不能出仕，不敢有超越世俗的心。没想到名声超过实际，被当权者论荐，防备皇上用诏书和丝帛来聘请，天使到了家门，不胜感激惭愧，因而行动迟缓，老病复发，几个月才能起程。况且我年纪六十八岁，是衰老腐朽之人，实在不能胜任职务。”皇上说：“宫僚的职务也是从容闲暇的，而且宫僚很多，不会专门劳累先生。”不答应他的辞谢，于是赏赐文帛四表里，以及羊、酒、柴、米，派太监牛玉送到馆舍。皇上回头对李贤说：“这位老人不是迂腐空阔的人，务必让他就职。”吴与弼最终不肯就职，每隔一天就辞谢一次。皇上对李贤说：“吴与弼既然来了，为什么不就职？如果接受职务也不拘束他，听凭他自在。”李贤说：“吴与弼也愿意就职，只是因年老疾病不愈，进退狼狈。”皇上说：“果然也难以留住他。”既然用使者聘请他来，就用使者送他回去，再给诏令有关部门供给他每月的口粮以终其一生。于是吴与弼感激，分条陈述十件事呈上，又上表谢恩后离去。
臣湛若水通论说：“《尚书》说：‘美好的言论没有埋没，民间没有遗漏的贤才。’而成汤对于伊尹，高宗对于傅说，都是急切追求的。为什么呢？征召聘请隐居的高士，是为了期望实用，振兴治道。”吴与弼常说：“宦官、佛教不废除，而想要治理天下，难啊。”看他的话，固然不是忘记天下的人，但一定要这样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这也是古代天民的心志啊。好啊！英宗对待吴与弼，迎接他并送他回去，致敬以有礼。这作为圣德的彰显，治化的辅助，难道只是浅薄的小作用吗？《格物通》卷六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六十七 明 湛若水 撰
课功上
《易经·师卦》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不使用。”象传说：“大君有命，是为了公正地评定功劳；小人不使用，必定会扰乱国家。”
臣湛若水通论说：师卦的卦象，坤在上坎在下，内部险阻外部顺从。师，是险道而以顺行，所以称为师。师卦最终必定有赏功的典礼，上六是师卦的终结，所以用公正评定功劳来说。坤为土，所以有裂土封爵的意象。程颐说：“开国是封他为诸侯；承家是封他为卿大夫。”承受的意思。象传说：大君在师卦终结功成之时，根据他的功劳任命爵位。赏功最大的，就封他为诸侯而开国；功劳次而小的，就封他为卿大夫而承受成家的喜庆。然而有贪杀冒功的人，是小人，就罢黜他们而不使用。大概五爻都是阴爻，所以有小人不使用的告诫。如果封他们让他们拥有国家或家族，那么执政害人必定很多，而爵赏滥及，恶德也不足以作为劝善惩恶的依据，人心就不服了。象传又解释说：“大君的爵位任命，是用来报答军旅的功劳，使大小各按其等级而得到公正。”所谓小人不使用，本来就不是公正评定功劳的典礼。让这样的人被使用，必定传播他的恶行于众人，而扰乱人的国家了。立功，是人臣的忠诚；报功，是人君的公正。所以拥有天下不是得到而私占，开国承家也不是得到而私占，根据他的功劳而区分等级，小人不能参与，这是天下的公正。赏赐他，是用天下的公正；不使用他，也是用天下的公正。圣人又有什么私心呢？
《谦卦》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祥。象传说：劳谦的君子，万民信服。臣湛若水通论说：朱熹说：卦中只有一个阳爻居下之上，刚健而得正，上下所归，有功劳而能谦虚。我认为以阳刚的才能，而上得到君主的信任，下得到民众的拥戴，他的功德可以施予，这是有劳。以九居三，得位的正，正就不自夸，这是能谦。以可施之才而得正，所以久而不变，有终而吉祥。象传又解释说君子有劳有谦，这样万民的心都信服他了。挟持功劳以傲视万物，是小人的情态。有劳而不自夸，是知道大道的君子。认为功劳，不是对我有什么增益，是本性分内应当做的。厌恶盈满喜好谦虚，是人情的公理。所以民众都信服他谦虚德行的盛大，没有与他争功争能的人了。功高天下而不危险，位极人臣而不被怀疑，他有终而吉祥，是适宜的。人君建立考核功劳的法度，是天下的公理，万民的公理。九三君子的劳，谨慎而不自夸，人臣应当以此自我考察，是可以的。
《尚书·虞书·舜典》：“五年一次巡守，诸侯四次朝见，陈述进言，明确试用功劳，用车服来酬庸。”
臣湛若水通论说：这是史臣记载帝舜设立朝巡考核功劳行赏的法度是这样的。敷陈是陈述，奏进是进献。庸，是民功。蔡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