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二十五 明 湛若水 撰
其辞，能不罹于过者，亦鲜矣。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择其言欤？其为慎而甚于水火。」
译那些言辞，能够不犯过错的，也很少了。因此，那些懂得事理的人，又怎能不审慎选择自己的言辞呢？这种谨慎，甚至超过了对待水火那样危险的事物。
臣若水通曰：韩愈择言，解水火之喻，不违则为用，违之则为灾，其意亦云切矣。然而未知本也。夫导水者，于其源；治火者，于其熖。有本者如是也。火之失，而水得以制之；水之失，而土得以制之。犹假于他物也。若夫言者，心之发也。自心失之，自心慎之，在我而已矣，岂假乎外哉？亦敬诸心而已矣。敬立则心存，心存则理定，理定则明生。夫其明之生也，随感而应，虽欲其言之过焉，弗可得已。而又奚待于择乎？是故君子之学，贵务其本，而语黙惟时。
周惇頥《通书》曰：「文辞，艺也；道徳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逺
臣若水通曰：文辞末也，故谓之艺；道徳本也，故谓之实。然本末不可偏废，故曰：笃其实而艺者书之，则所谓仁义之言蔼如也，故美则人爱而传之逺矣。虽然，犹似以艺实为二。臣每读程颢作字时，甚敬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学而深爱之。由是而推焉，则读书作文而吾心之敬，无不随时而在，则实与艺一时并行而徳业文章合一矣。此正今世时病之药，惟圣明体而行之，以变士风之陋，天下后世幸甚。
周惇頥曰：「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徳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
臣若水通曰：圣贤千言万语，皆为心也。人心同然，读之者可以感其心矣。故圣贤之言，为感人心而设也。是故可以开发聦明，而唤醒人之良知。如醉者、梦者，必唤之乃能醒也。及其醒也，乃已之知觉，非人与之醒也。后世之习，遂以文辞为学，而丧志于书。惩之者，乃欲遂废经书，是犹惩醉梦之深者，而遂不唤之也。故夫废古训而语者，孔子不能也；丧志于书册者，孔子不为也。是必有其道矣。
程颢曰：「圣人之言，中和之气也，贯彻上下。」
臣若水通曰：「圣人之言贯彻上下者，何也？以其中和也。中和，故其理一也。徳之盛也。是故有徳者必有言也。贤人则不然，语本而遗末，语精而遗粗也。何中和贯彻之有？」
邵雍曰应变而言言不在我也
臣若水通曰：「言语之道，感应而已矣。未应不能显，已应不能黙。是故应变之言，如扣钟矣。扣则鸣，不扣则不鸣。鸣不鸣在物，而钟未尝不定也。知此者，可以知言语之道矣。」
张载曰辞取意达多则反害也
臣若水通曰：「言者心声也，故辞所以宣意也。无意而言，言愈多而意愈窒也。已是故伤易而诞，伤烦而支，徳之累也。」孔子曰：「辞达而已矣。」张载之言，其出于此乎？
张载曰：「知徳之难，言知之至也。」孟子谓：「我于辞命则不能。」又谓：「浩然之气。」难言，易谓：「不言而信，存乎徳行。」又以尚辞为圣人之道，非知徳达乎是哉？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有形者可以言尽，而无形者不可以言尽。徳无形者也，故其言之难知。言之难，则真知矣。」孟子谓「浩然之气难言」，程颢知其实有是气，亦可以见有徳者之言矣。
杨时上渊圣皇帝书畧曰：「自正月以来，屡降徳音，尽复祖宗之旧，赋外征敛并行蠲除，闾巷懽忻，鼓舞日需膏泽。今既数月矣，未有一事如祖宗之时者，赋外征敛率由旧贯。自崇宁迄于宣和，寛恤之诏岁一举之，宣之通衢而人不听，挂之墙壁而人不视，以其文具而实不至故也。陛下嗣守神器，尤宜慎始。诏令如此，是亦文具而已，后虽有徳意，人谁信之？」
臣若水通曰：诏令者，人君之大号也。信，则天下信之；不信，则天下疑之。天下疑之，虽小事而何济？天下信之，何大事之不成？孔子曰：「民无信不立，况人君乎？」昔商鞅欲变法，先徙木立信于民，况天下之主乎？孔子曰：「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此为人君者之所当慎也。
程頥尝谓其兄颢云：「吾兄弟近日説话太多。」颢云：「使见吕晦叔则不得不少，见司马君实则不得不多。」
臣若水通曰：「孔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
译臣若水通说：韩愈选择言辞，解释水火的比喻，不违背就起作用，违背就带来灾祸，他的意思也很恳切了。然而他不知道根本。疏导水的人，要治理它的源头；治理火的人，要治理它的火焰。有根本的人就是这样。火失去了控制，水就能制服它；水失去了控制，土就能制服它。这还是借助于其他事物。至于言语，是心的表现。心失去了端正，心自己谨慎它，这在于我自己罢了，哪里需要借助于外在事物呢？也只是在心上恭敬罢了。恭敬确立了，心就存在；心存在，理就安定；理安定，明觉就产生。那明觉的产生，随着感应而回应，即使想要言语有过失，也不可能了。又哪里需要等待选择呢？所以君子的学问，贵在致力于根本，说话和沉默只依时机而定。
周敦颐《通书》说：“文辞，是技艺；道德，是实质。笃实其本质而兼有技艺的，书籍的美好就受人喜爱；喜爱就流传。贤者能够通过学习而达到它，这就是教化。所以说：‘言语没有文采，流传就不远。’”
臣若水通说：文辞是末节，所以称为技艺；道德是根本，所以称为实质。然而根本和末节不可偏废，所以说：笃实其本质而兼有技艺的书籍，就是所谓仁义之言和蔼可亲，所以美好就受人喜爱而流传远矣。虽然如此，还是好像把技艺和实质分为两样。我每次读程颢写字时，非常恭敬，说：不是想要字写得好，只是这是学习而深深喜爱它。由此推论，那么读书作文而我的心之恭敬，无不随时都在，那么实质与技艺一时并行而道德学业和文章合一了。这正是当今世道弊病的良药，只有圣明的君主体察并实行它，来改变士人风气的浅陋，天下后世非常幸运。
周敦颐说：“圣人的道，进入耳朵，存在心里，蕴藏为德行，实行成为事业。那些只以文辞为事的，浅陋了。”
臣若水通说：圣贤千言万语，都是为了心。人心相同，阅读的人可以感动他的心了。所以圣贤的言语，是为了感动人心而设立的。因此可以开发聪明，而唤醒人的良知。像醉酒的人、做梦的人，必须呼唤才能醒。等到他们醒了，是他们自己的知觉，不是别人给他们醒的。后世的习俗，于是以文辞为学问，而在书本中丧失志向。惩罚它的人，竟然想要废除经书，这就像惩罚醉酒做梦很深的人，而于是就不呼唤他了。所以废除古训而说话的人，孔子不能做；在书本中丧失志向的人，孔子不做。这一定有它的道理。
程颢说：“圣人的言语，是中和之气，贯通上下。”
臣若水通说：“圣人的言语贯通上下，为什么呢？因为其中和。中和，所以它的理是一的。道德的盛大。所以有道德的人一定有言语。贤人就不是这样，谈论根本而遗漏末节，谈论精微而遗漏粗浅。有什么中和贯通的呢？”
邵雍说：顺应变化而言，言语不在我。
臣若水通说：“言语的道理，感应罢了。没有感应不能显现，已经感应不能沉默。所以顺应变化的言语，像敲击钟一样。敲击就响，不敲击就不响。响不响在于外物，而钟未曾不定。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言语的道理了。”
张载说：言辞取意达，多就反而有害。
臣若水通说：“言语是心的声音，所以言辞用来表达意思。没有意思而言，言语越多意思越阻塞。因此伤害平易而虚妄，伤害烦琐而支离，是道德的拖累。”孔子说：“言辞达意就可以了。”张载的话，大概出于这里吧？
张载说：“知道道德的难，言语知道它的极致。”孟子说：“我对于辞令就不能。”又说：“浩然之气。”难言，容易说：“不言而信，存在于德行。”又崇尚言辞为圣人的道，不是知道道德通达吗？
臣若水通说：孟子说：“木匠和车匠，能给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妙。有形的可以用言语穷尽，而无形的不可以用言语穷尽。道德是无形的，所以它的言语难知。言语难，那么真知了。”孟子说“浩然之气难言”，程颢知道确实有这种气，也可以看到有道德的人的言语了。
杨时给渊圣皇帝上书略说：“自从正月以来，屡次降下德音，完全恢复祖宗的旧制，赋税外的征收全部免除，街巷欢欣，鼓舞日需恩泽。现在已经几个月了，没有一件事像祖宗时候那样，赋税外的征收都沿袭旧例。从崇宁到宣和，宽恤的诏书每年颁布一次，宣布在通衢而人不听，挂在墙壁而人不看，因为它是形式具备而实质不到所以。陛下继承皇位，尤其应该谨慎开始。诏令像这样，也是形式具备罢了，以后虽然有德意，谁相信呢？”
臣若水通说：诏令是君主的大号令。信，天下就相信它；不信，天下就怀疑它。天下怀疑它，即使是小事有什么益处？天下相信它，什么大事不能成功？孔子说：“百姓没有信用不能立国，何况君主呢？”从前商鞅想要变法，先徙木立信于民，何况天下的君主呢？孔子说：“君主喜欢信用，那么百姓没有不敢用真情的。”这是做君主的应该谨慎的。
程颐曾经对他的哥哥程颢说：“我们兄弟近日说话太多。”程颢说：“如果见到吕晦叔就不能少，见到司马君实就不能多。”
臣若水通说：“孔子说：‘可以和他说话而不和他说话
，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二者无一可者也。』是以君子或黙或语，顾其时何如尔。」此程颢之所以因人而施者，其有得于孔子之遗意欤？
译与不该说话的人说话，是失人；与不该说话的人说话，是失言。这两者没有一个是可取的。因此君子有时沉默有时说话，只是看时机如何罢了。这就是程颢之所以根据人的情况而采取不同做法的原因，他大概有所得于孔子的遗意吧？
元儒许衡曰：「人君不患出言之难，而患践言之难。知践言之难，则其出言不容不慎矣。茍从古者大学之道，以脩身为本，凡一事之来，一言之发，必求其所以然，与其所当然，熟思而审处之，虽有不中者，盖鲜矣。」
臣若水通曰：曾子曰：「出辞气，斯逺鄙倍矣。」出也者，谓出于中也。言辞由中而出，则言自谨，而无不践之患矣。惟不出诸中，则朝更暮改，欲民之信，不可得也。语曰：「信如四时，坚如金石。」惟圣明留意焉。
国朝洪武二年三月戊申，上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徳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徳之本，不达当世之务，有词虽艰深，意实浅近，即使过相如、扬雄，何禆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无事浮藻。」
臣若水通曰：人之言皆本于心也。故心有所养，明于道徳通于世务，则其发于言辞，皆吾自得之。实事典谟、出师表之浑厚平正，是也。不培养其本，而徒靡丽于末，滕口説尔，此文风士习之所以日弊，可叹也。皇祖偃武修文之初，拳拳以明道徳通世务为至文，崇典谟、出师之浑厚，黜相如、杨雄之浮藻，此文风士习之所以一丕变矣乎？今国家歴百六十年，文辞之富丽甚矣，转移而挽囘之，复洪武淳朴之风，在圣明一念之间尔。语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文运与国运同隆汚，夫岂细故哉？
洪武六年诏禁四六文词。先是，上命翰林儒臣择唐宋名儒表笺可为法者，翰林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及韩愈贺▯表进。上命中书省臣録二表颁为天下式，因谕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词质实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犹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丽奇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近代制诰表章之类，仍蹈旧习。朕尝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虚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词务从简古，以革旧习。尔中书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
臣若水通曰：制诰，王言也。四六之文，近俳，文士之有识者犹耻为之，而况人君之严重乎？表笺，告君父之言也。四六之文，近戱，对尊己者犹不敢用之，况君父之至尊乎？皇祖谕辞臣以典谟训诰，质实无华，次取汉、魏、韩、柳，诚有意于复古而振衰世之陋矣。故当时制诰皆质实，不用偶丽，四六文风为之丕变。臣毎从旧臣家拜读诰勅及洪武、永乐试録，而钦慕之。柰何近代诰勅复为四六之习，似与国初渐不同矣？书曰：「大哉王言。」此圣明之主所宜，不崇朝而变之，以复旧章者也。臣不胜愿望之至。
洪武九年十二月庚戌朔，颁建言格式。时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论时务五事，累万余言。上令中书郎中王敏诵而听之，虚文多而实事少。次夕于宫中复令诵之，再三采其切要可行者四事，才五百余言。因喟然曰：「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天下国家。彼浮词者，徒乱听尔。」遂令中书行其言之善者，具为定式，颁示中外，使言者直陈得失，无事繁文复。自序其事于首。
臣若水通曰：伏观皇祖于言求之以实，而太素之言乃应之以文，非善言矣。虽累万余言，无足取者，宜在所恶也。皇祖乃令择其善者而行之，可谓恶而知其美矣。《诗》曰：「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非好问好察之大智，其孰能之懿哉！
洪武十年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太祖髙皇帝遂命曾秉正为通政使，以应天府尹刘仁为左通政，谕之曰：「壅蔽于言者，祸乱之萌；専恣于事者，权奸之渐。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达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纳言，唐之门下省，皆其职也。今以是职命卿等官，以通政为名。政犹水也，欲其常通，无壅遏之患。卿其审命令以正百司，达幽隐以通庶务。当执奏者勿忌避
译元代儒者许衡说：“君主不担心说话难，而担心践行诺言难。知道践行诺言难，那么他说话时就不能不谨慎了。如果遵循古代大学的道理，以修养自身为根本，凡是遇到一件事、说出一句话，必定探求它之所以这样的原因，以及它应当如何做的道理，深思熟虑并审慎处理，即使有不符合的地方，也很少了。”
臣若水通说：曾子说：“注意言辞和语气，就能远离粗野和违背常理了。”所谓“出”，是指从内心发出。言辞由内心发出，那么言语自然谨慎，就没有不能践行的祸患了。只有不从内心发出，才会早上更改晚上又改，想要百姓信任，是不可能的。俗话说：“守信像四季更替一样规律，坚定像金石一样不可动摇。”希望圣明的君主留意这一点。
本朝洪武二年三月戊申日，皇上对翰林侍读学士詹同说：“古人写文章，有的用来阐明道德，有的用来通晓当世的政务。像《尚书》中典谟一类的话，都明白易懂，没有深奥怪异险僻的语句。至于诸葛亮的《出师表》，又何曾刻意雕琢文字，而是诚意流露，至今让人诵读，自然使人忠义感奋。近世的文士不探究道德的根本，不通晓当世的政务，有的词句虽然艰深，意思却浅近，即使超过司马相如、扬雄，对实用有什么补益？从今以后翰林写文章，只取通晓道理、阐明世务，不要追求浮华的辞藻。”
臣若水通说：人的言语都根源于内心。所以内心有所涵养，通晓道德和世务，那么表现在言辞上，都是我自己领悟到的。事实上的《典谟》、《出师表》的浑厚平正，就是这样。不培养根本，而只在末节上追求靡丽，只是空谈罢了，这是文风士习日益败坏的原因，令人叹息。皇祖在停止武备、修明文教之初，恳切地以阐明道德、通晓世务为最高境界的文章，推崇《典谟》、《出师》的浑厚，摒弃相如、扬雄的浮华，这是文风士习之所以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吗？现在国家历经一百六十年，文辞的富丽已经很盛了，扭转并挽回它，恢复洪武年间淳朴的风气，在于圣明君主一念之间罢了。俗话说：“上面有所喜好，下面必定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文运与国运共同兴盛或衰败，这难道是小事吗？
洪武六年下诏禁止四六文辞。在此之前，皇上命令翰林儒臣挑选唐宋名儒可以作为法式的表笺，翰林各位大臣进献了柳宗元代柳公绰写的谢表以及韩愈的贺表。皇上命令中书省臣抄录这两篇表文颁行天下作为法式，于是告诫群臣说：“唐虞三代典谟训诰的言辞质朴真实不华丽，确实可以作为千万世的法式。汉魏之间，还接近古法；晋宋以后，文体日益衰败，骈俪奇靡，而古法荡然无存了。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然想要改变它，但最终没能完全改变。近代的制诰表章之类，仍然沿袭旧习。我曾厌恶它们的雕琢，与古体截然不同，而且使事实被虚文所遮蔽。从今以后凡是告谕臣下，言辞务必从简古，以革除旧习。你们中书省应当宣告中外臣民，凡是表笺奏疏，不要用四六对偶，全部遵循典雅。”
臣若水通说：制诰，是君王的言语。四六文，接近俳优之文，有见识的文士尚且耻于写它，何况是庄重的君主呢？表笺，是告诉君父的话。四六文，接近戏谑，对尊长尚且不敢使用，何况是至尊的君父呢？皇祖告诫辞臣以典谟训诰为准则，质朴真实不华丽，其次选取汉、魏、韩、柳的文章，确实有意于复古而振兴衰世的陋习。所以当时的制诰都质朴真实，不用对偶华丽，四六文风因此发生巨大变化。臣每次从旧臣家中拜读诰敕以及洪武、永乐年间的试录，都钦佩仰慕。为什么近代的诰敕又沿袭四六的习气，似乎与建国初渐渐不同了？《尚书》说：“伟大啊，君王的言语。”这是圣明君主应当做的，不用一个早晨就能改变它，以恢复旧章。臣不胜期望之至。
洪武九年十二月庚戌初一，颁布建言格式。当时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论述时务五件事，累计万余字。皇上让中书郎中王敏诵读并聆听，虚文多而实事少。第二天晚上在宫中又让他诵读，再三选取其中切要可行的四件事，才五百多字。于是感叹说：“做君主难，做臣子也不容易。我之所以寻求直言，是希望它切合事情而对天下国家有益。那些浮词，只是扰乱听闻罢了。”于是命令中书执行他言论中好的部分，制定为定式，颁示中外，让进言的人直接陈述得失，不要有繁文缛节。在开头自序其事。
臣若水通说：我观察皇祖对于言论追求其实质，而茹太素的言论却用文辞来回应，不是善于进言了。虽然累计万余字，没有值得采纳的，理应被厌恶。皇祖却命令选取其中好的部分并执行，可以说是厌恶中知道其美好了。《诗经》说：“他山的石头，可以用来琢磨玉器。”如果不是喜好询问、明察秋毫的大智慧，谁能做到这样的美德呢！
洪武十年七月甲申日，设置通政使司。太祖高皇帝于是任命曾秉正为通政使，任命应天府尹刘仁为左通政，告诫他们说：“在言论上壅塞蔽障，是祸乱的萌芽；在事务上专断恣意，是权奸的渐起。所以必须有喉舌之司，以沟通上下的情势，以通达天下的政令。从前虞朝的纳言，唐朝的门下省，都是这个职责。现在用这个职位任命你们，以通政为名。政令如同水，希望它经常流通，没有壅塞的祸患。你们要审慎命令以端正百官，通达隐情以通晓庶务。应当执奏的不要忌讳回避
，当驳正者勿阿随，当敷陈者无隐蔽，当引见者无留难。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防间以欺防。公清直亮以处厥心，庶不负委任之意。」
译应当驳斥纠正的，不要曲意顺从；应当陈述说明的，不要隐瞒遮蔽；应当引荐引见的，不要阻挠为难。不要花言巧语以讨好迎合，不要苛细查究以邀功请赏，不要设防猜忌以欺骗防备。以公正、清廉、正直、光明的态度来安守本心，大概就不会辜负委任的意旨。
臣若水通曰：舜命龙云：「朕堲防説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夫允者，信也，言信之于心也。圣祖命曾秉正为通政使，勉其通达，戒其壅蔽，而必本于公清直亮之心。其与舜命龙之出纳而必欲其允于心者，同一揆也。夫通政者，王言之得失所关也。通政得其人，则王言审矣。若龙之在虞庭，与臯、防、稷、契并称，皆有圣贤之徳者也。夫何后之任其职者，取其声华而不取其人品？岂圣祖选择秉正之盛心哉？伏惟圣明，其留意焉。
国朝太祖皇帝钦定诸司职掌，通政司职専出纳帝命，凡有帝命，必当详审覆奏，允当然后施行。
臣若水通曰：「书云：慎乃出令。夫令者，人君之喉舌，所以通徳意、致和气于天下者也。命令不慎，则喉舌病矣。一身之精神血气且不通，而况望其通徳意、致和气于逺乎？此圣祖之所以立通政、专出纳之深意也。」
格物通卷二十五
<子部,儒家类,格物通>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巻二十六 明 湛若水 撰
进徳业一
易·干·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徳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臣若水通曰：天人一也。在天则为元亨利贞之四徳，在人则为仁义礼智之四徳。天即人，人即天也。故以言乎天徳之在人者，一理之贯，而元亨利贞分焉。元者，理之生生不息，道义之所从出，而为万善之长者也。亨者，理之通达而粲然有等，为事物之典要，而众羙之萃也。利者，理以裁制事物，无所乖戾，而至和也。贞者，终始乎理事，事物物归根复命，而干具矣。然而元之于人也，为仁，以仁存心，视万物为一体而爱之，博矣，故曰长人。亨之于人也，为礼，所履者礼，而天序天秩行焉，故曰合礼。利之于人也，为义，义以制事物，各付物而无不顺，故曰和义。贞之于人也，为智，智以成物，不失正理，其事无不立，故曰干事。君子行此四德全体天理，脗合天道，与天为一矣。如是则天之刚健在我，而元亨利贞之徳在我，我即天矣。故曰「乾元亨利贞」。盖至此则徳与天合，而圣人之能事毕矣。
文言子曰：「龙徳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徳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徳也。
臣若水通曰：干体皆刚，故为龙徳。二在卦之正中，故曰龙徳。而正中有中正之龙徳，故能信言愼行，闲其邪而诚自存，则天下之理得矣。善孰大焉？然不过尽吾性分而已，何伐焉？于时出潜离隐，徳施普也。民日迁善而不自知其化矣。惟天下至圣，为能化九二。者在下之圣人也，虽非君位，而具人君之徳也。宜其人之利见也欤？有志于圣人之徳业者，当以正中为志。
文言子曰：「君子进徳脩业，忠信所以进徳也，脩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防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干干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臣若水通曰：程颐云：「三居下之上，君徳已着，将何为哉？唯进徳脩业而已。」臣谓徳业非二也，本诸心而体用分焉。徳何为而进也？内主忠信而无不实，心与道一而徳进矣。业何为而脩也？发吾心之诚而达于辞，诚以辞立而业居矣。徳业以言其学之至也，知行其功矣。察见天理之本体，知至矣，而求以至之，知先于行，其知防矣。要终道体之大用，知终矣，而实践以终之，行随知后，其存义矣。徳业一理也，知行同功也。知行并进，而徳业脩。徳业脩，则居上下之际而骄吝之心亡。三处上下之际，可危惧者也，然而无咎矣。此圣人之学也，乾道也。君子体干者，可不务乎？
文言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臣若水通曰：「君徳之成，在学而已。学之
译臣湛若水阐释说：舜帝命令龙说：“我厌恶那些善于巧言令色、灭绝善行的人，他们惊扰了我的臣民。任命你担任纳言官，早晚传达我的命令，务必诚实可信。”所谓“允”，就是诚信，指言语发自内心真诚。圣祖任命曾秉正为通政使，勉励他通达政事，告诫他防止壅塞蔽塞，而这一切必须基于公正、清廉、正直、光明的内心。这与舜帝命令龙传达命令而务必使其内心诚信，是同一个道理。通政官一职，关系到君王政令得失的关键。通政官任用得当，那么君王的政令就审慎了。像龙在虞舜朝廷，与皋陶、伯益、后稷、契并列，都是具有圣贤品德的人。为什么后来担任此职的人，只看重他们的名声才华而不看重他们的人品呢？这难道符合圣祖选择曾秉正的宏大用心吗？恳请圣明的君主，对此加以留意。
本朝太祖皇帝钦定各官署职掌，通政司的职责专门负责传达帝王的命令，凡是帝王的命令，必须详细审查并反复奏报，确认妥当然后施行。
臣湛若水阐释说：“《尚书》说：谨慎地发出政令。政令是君王的喉舌，用来向天下传达道德意旨、促成和谐之气。政令不谨慎，那么喉舌就出毛病了。一个人连自身的精气血气都不通畅，何况指望它向远方传达道德意旨、促成和谐之气呢？这就是圣祖设立通政司、专门负责传达命令的深远用意。”
格物通卷二十五
<子部,儒家类,格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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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通卷二十六 明 湛若水 撰
进德业一
《易经·乾卦·文言》说：“元，是众善的首长；亨，是嘉美的会合；利，是义气的和谐；贞，是事物的主干。君子体悟仁德，足以领导众人；嘉美的会合，足以符合礼制；利于万物，足以和谐义气；贞正坚固，足以成就事业。君子践行这四种德行，所以说‘乾卦：元，亨，利，贞’。”
臣湛若水阐释说：天与人是一致的。在天表现为元、亨、利、贞四种德行，在人表现为仁、义、礼、智四种德行。天就是人，人就是天。所以谈论天德在人间的体现，是一个道理贯穿其中，而分为元、亨、利、贞。元，是道理生生不息，道义由此产生，成为万善的首长。亨，是道理通达而条理分明，成为事物的准则，汇聚众多美好。利，是道理裁制事物，没有乖违冲突，达到和谐。贞，是始终贯穿于道理和事物，事物归根复命，主干就具备了。然而元对于人来说，就是仁，以仁存心，视万物为一体而爱护它们，博大啊，所以说能领导众人。亨对于人来说，就是礼，所遵循的是礼，而天然的秩序得以实行，所以说能符合礼制。利对于人来说，就是义，用义来裁制事物，各安其位而没有不顺从的，所以说能和谐义气。贞对于人来说，就是智，用智来成就事物，不失去正理，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所以说能成就事业。君子践行这四种德行，全面体现天理，契合天道，与天合而为一。这样天的刚健就在我身上，元亨利贞的德行也在我身上，我就是天了。所以说“乾元亨利贞”。达到这个境界，德行与天相合，圣人的功业就完备了。
《文言》说：“具备龙的德行而处于中正之位。平常言语守信，平常行为谨慎，防范邪恶而保持真诚，善于教化世间而不自我夸耀，德行广博而能感化他人。”《易经》说：“龙出现在田野，有利于见到大人。”这是君王的德行。
臣湛若水阐释说：乾卦的卦体都是阳刚，所以象征龙的德行。九二爻在卦的中间，所以说具备龙的德行。而中正之中有中正的龙德，所以能言语守信、行为谨慎，防范邪恶而真诚自然存在，那么天下的道理就获得了。还有什么善比这更大呢？但这不过是尽我的本性本分罢了，有什么可夸耀的呢？此时出潜离隐，德行普遍施予。百姓日渐向善而不知不觉被感化了。只有天下至圣之人，才能感化九二。九二是处于下位的圣人，虽然不在君位，但具备君王的德行。人们有利于见到他，是理所当然的吧？有志于圣人德行功业的人，应当以中正为志向。
《文言》说：“君子增进德行、修习功业，忠诚守信是用来增进德行的，修饰言辞以确立真诚，是用来安守功业的。知道目标并去实现它，可以参与开创；知道终结并去完成它，可以保存道义。所以处于上位而不骄傲，处于下位而不忧虑，所以自强不息，顺应时势而警惕，虽然危险也没有灾祸。”
臣湛若水阐释说：程颐说：“九三处于下卦之上，君王的德行已经显著，将要做什么呢？只有增进德行、修习功业罢了。”我认为德行和功业不是两回事，根本在于心而体用分开。德行如何增进？内心主导忠诚守信而没有不真实的，心与道合一而德行就增进了。功业如何修习？发出内心的真诚而体现在言辞上，以真诚确立言辞而功业就安守了。德行和功业是就学问的最高境界而言的，知和行是它们的功效。察见天理的本体，知道目标了，而追求去实现它，知先于行，这是知的开端。要穷尽道体的大用，知道终点了，而实践去完成它，行随知后，这是保存道义。德行和功业是一个道理，知和行功效相同。知和行并进，德行和功业就修习好了。德行和功业修习好了，那么处于上下之际而骄傲吝啬之心就消失了。九三处于上下之际，是令人畏惧的危险境地，然而没有灾祸。这是圣人的学问，是乾道的体现。君子体悟乾道的人，能不致力于此吗？
《文言》说：“君子，通过学习来积累知识，通过提问来辨析事理，以宽厚的心态来安处，以仁爱之心来践行。”《易经》说：“龙出现在田野，有利于见到大人”，这是君王的德行。
臣湛若水阐释说：“君王德行的成就，在于学习罢了。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