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十二 明 湛若水 撰
“臣博观经籍史传所志，自非甚无道之世，未闻震霆之警及于宗庙者。鲁之展氏，人臣尔，己夘之异，《春秋》犹谨书之。葢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庙者，国家至严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诸至严之地，其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变异，则必应之以非常之徳政，未尝仅举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损膳之外，咸无闻焉。或者固己妄议，陛下务为应天之文，而不究其实矣。臣愿陛下内揆之一身，外察诸庶政，勉进君徳，毋以豢养安逸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异召和之本，庶几善祥日应，咎征日消矣。”
译臣广泛阅览经籍史传所记载的内容，自认为除非是极其无道的时代，未曾听说雷霆的警示会波及宗庙。鲁国的展氏，不过是个臣子罢了，己夘年的异常现象，《春秋》尚且谨慎地记载下来。大概雷霆是上天极度愤怒的威严；宗庙是国家最庄严的地方。将极度愤怒的威严施加在最庄严的地方，其令人畏惧的程度，是显而易见的。古代贤明的君王遇到非同寻常的变异，必定以非同寻常的德政来应对，不曾仅仅遵循旧例罢了。如今除了避殿减膳之外，其他方面都没有听闻。或许有人早已妄加议论，认为陛下只致力于应付天意的形式，而不探究其实质。臣希望陛下对内反省自身，对外考察各项政务，努力增进君王的德行，不要以豢养安逸为心，广泛通晓下情，深入探求导致变异、招致祥和的根本，或许吉祥的征兆会日益应验，灾异的征候会日益消解。
臣若水通曰：天人一气也。如父母之于子，喘息呼吸，无不相通。故人君之于天地，如长子之于父母，一气相通。天喜亦喜，天怒亦怒。故恐惧之心，每感于上。天谴怒之时，岂伪为之哉？孔子「迅雷风烈，必变为」，是故也。风霆雷电，天怒之尤彰著者也。而加于太庙，天怒之尤彰著而切近者也。徳秀之言，可谓至矣。惜乎未闻宁宗因此而有警悟也。后之人君，当知父母宗子之义，斯可以克谨天戒矣。
宁宗嘉定十五年，蒙古特穆津入西域，屠蔑里城，灭囬囬国，大掠忻都而还。防古主遂进次于忻都国铁门闗。侍卫见一兽，鹿形马尾，緑色而独角，能为人言，谓之曰：“汝君宜早回。”防古主恠之，以问邪律楚材。对曰：“此兽名角端，解四夷语，是恶杀之象。今大军征西已四年，葢上天恶杀，遣之告陛下，愿承天心，宥此数国人命，寔无疆之福。”防古遂大掠忻都而还。
臣若水通曰：天地之大徳曰生，人君之大徳曰仁。故人君者，体天地好生之心，以仁天下者也。耶律楚材称一时之杰，平日不能辅养君徳，引君当道以志于仁。及特穆津屠城灭国，而乃假角端以惧之，尚大掠忻都而还，犹为善承天心乎？
宋理宗寳祐三年春正月，起居郎牟子才上疏言：「元夜张灯侈靡，娼优下贱，竒技献笑，媟污清禁，上累圣徳。今震霆示威，愿圣明觉悟，天意可回。」帝纳其言。
臣若水通曰：人主有所警，则惕厉之心生；无所警，则逸豫之心胜。此天理、人欲相胜之几，而国家安危治乱之决也。元夕张灯，侈靡竒技杂进，快心人主之逸乐也。牟子才因迅雷进谏，使理宗惕厉之心胜其逸豫之私，由是而遏人欲，存天理，徳可成矣。弼正之士，勑天之言，人主可不常闻乎？
元成宗大徳七年，地震，平阳、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坏庐舍万八百区，人民压死不可胜计。诏问致灾之由，齐履谦言：“地为隂而主静，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则地为之不宁。弭之之道，大臣当反躬责己，去专制之威，以答天变，不可徒为祈禳也。”时帝寝疾，宰臣及中宫专政，故履谦言及之。
臣若水通曰：「成宗末年，朝廷之政，内决于宫闱，外委于权幸。履谦之言，天道人事之对证矣，尚何必他求所以致之之由哉？若夫弭之之道，在独断以收中外之柄，以刚制柔，以阳御隂，立君道以应天徳，建中和之极，其感应之机，虽位天地，育万物可也。后之有天下之任者，所当知焉。」
元仁宗皇庆二年，彗见紫防垣。赦丞相额森等，以星变乞避位。帝曰：“此朕之愆，岂卿等所致？其复乃职。茍政有过差，勿惮于改。而凡可以安百姓者，当悉言之。”因赦免各路差税，有差。
臣若水通曰：宰相辅人君，论道经邦，爕理隂阳。隂阳不和，星象垂变，君相之责也。彗见紫微垣，所以示谴于君相，切近灾者也。丞相额森引咎避位，仁宗负愆大赦，可谓克谨天戒，克有常宪者矣。当时仁宗守成之治，其君臣之交儆，有如此者。以视天变不恤，遇灾异为宰相者恬然不求防免；为人君者以文应天，晏然不知责己，独不愧于斯人哉！
宋儒张载《西铭》曰：「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臣若水通曰：「不愧匪懈，君子终日干干之心，所以存心养性也。」故君子之学，存儆戒之心，随处体认，是之谓不懈。不懈则不愧，而心性以存，而无忝所生矣。无忝所生，则事天之功至矣。体干父坤母之所生，而全归者，其在于学乎？此又为大君宗子所宜致力焉者也。
程頥代作应诏上神宗书云：人君因亿兆以为尊，其抚之治之之道，当尽其至诚恻怛之心，视之如伤动敢不慎，兢兢然惟恐一政之不顺于天，一事之不合于理，如此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恃所防之势肆求欲之心，以严法令举条纲为可喜，以富国家强兵甲为自得，锐于作为快于自任，贪惑至于如此，迷错岂能自知？若是者，以天下徇其私欲者也。勤身劳力，适足以致负败夙兴夜寐，适足以招后悔。以是而致善治
译臣若水通说：天与人是一气相通的。就像父母对于子女，呼吸吐纳，没有不相通的。所以君主对于天地，就像长子对于父母，是一气相通的。天喜悦，君主也喜悦；天发怒，君主也发怒。所以恐惧敬畏之心，常常感动上天。当天降下谴责发怒的时候，难道是假装出来的吗？孔子说“遇到迅雷狂风，必定改变神色”，就是这个道理。风雷闪电，是天发怒最显著的表现。而如果加在太庙之上，那是天发怒最显著且切近的表现。德秀的话，可以说是最透彻了。可惜没有听说宁宗因此有所警觉醒悟。后来的君主，应当懂得父母与宗子的道理，这样才能能够谨慎地对待上天的警戒。
宁宗嘉定十五年，蒙古特穆津进入西域，屠杀蔑里城，灭亡回回国，大肆掠夺忻都后返回。蒙古主于是进军驻扎在忻都国的铁门关。侍卫看见一种野兽，形状像鹿，尾巴像马，绿色且有一只角，能够说人话，对蒙古主说：“你的君主应该早点回去。”蒙古主对此感到奇怪，拿这件事去问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回答说：“这种野兽名叫角端，通晓四方异族的语言，这是厌恶杀戮的征兆。现在大军征讨西方已经四年了，大概是上天厌恶杀戮，派遣它来告诉陛下，希望陛下顺应天心，宽恕这几个国家的人命，这才是无尽的福分。”蒙古于是大肆掠夺忻都后返回。
臣若水通说：天地最大的德行是生生不息，君主最大的德行是仁爱。所以君主，是体现天地好生之心，用仁爱来治理天下的人。耶律楚材被称为一时的杰出人物，平时不能辅助培养君主的德行，引导君主走上正道以立志于仁爱。等到特穆津屠城灭国时，却借角端来恐吓他，仍然大肆掠夺忻都后返回，这还能算是很好地顺应天心吗？
宋理宗宝祐三年春正月，起居郎牟子才上书说：“元宵夜张灯奢华靡费，娼妓优伶等低贱之人，献演奇技取笑，亵渎污秽清静的宫禁，有损圣上的德行。如今雷霆震怒显示威严，希望圣明觉悟，天意是可以挽回的。”皇帝采纳了他的话。
臣若水通说：君主有所警戒，就会产生警惕勉励之心；没有警戒，就会产生安逸享乐之心。这是天理与人欲相互胜负的关键，也是国家安危治乱的决定因素。元宵夜张灯，奢华靡费与奇技杂陈，是为了取悦君主安逸享乐的心。牟子才借着迅雷进谏，使理宗警惕勉励之心胜过安逸享乐的私欲，由此遏制人欲，保存天理，德行就可以成就了。辅佐纠正的士人，告诫上天的言语，君主能不经常听到吗？
元成宗大德七年，发生地震，平阳、太原尤其严重，村落城堡迁移，地面裂开形成沟渠，毁坏房屋一万八千间，被压死的百姓数不胜数。皇帝下诏询问导致灾祸的原因，齐履谦说：“地属阴而主静，是妻道、臣道、子道。这三者失去了应有的道理，地就会不安宁。消除灾祸的方法，大臣应当反省自身责备自己，去掉专断的威势，来回应天象的变化，不能仅仅做祈祷禳灾的事。”当时皇帝卧病在床，宰相和中宫专权，所以齐履谦的话涉及到了这一点。
臣若水通说：“成宗末年，朝廷的政治，内部由宫闱决断，外部委托给权幸之臣。齐履谦的话，是天道与人事相互印证的了，还何必另外寻求导致灾祸的原因呢？至于消除灾祸的方法，在于独断专行以收回内外的权柄，用刚强制约柔弱，用阳刚驾驭阴柔，确立君道来顺应天德，建立中和的准则，其感应之机，即使定位天地，养育万物也是可以的。后来拥有天下重任的人，应当知道这一点。”
元仁宗皇庆二年，彗星出现在紫微垣。赦免丞相额森等人，因为星象变异请求避位。皇帝说：“这是我的过错，难道是你们造成的吗？你们恢复职务。如果政事有偏差，不要害怕改正。而凡是能够安定百姓的事，都应当全部说出来。”于是赦免各路差税，程度有所不同。
臣若水通说：宰相辅助君主，讨论治国大道，调和阴阳。阴阳不和，星象显现变异，是君主和宰相的责任。彗星出现在紫微垣，是用来警示君主和宰相的，是切近的灾祸。丞相额森引咎避位，仁宗承担过错大赦天下，可以说是能够谨慎对待上天警戒，能够遵守常规法度了。当时仁宗守成的治理，君臣之间相互警戒，就有这样的情况。相比之下，那些不体恤天变，遇到灾异时宰相安然自若不求防范避免；君主用文辞应付上天，安然不知责备自己，难道不惭愧于这些人吗！
宋儒张载《西铭》说：“在暗室无人处也不愧对，就是不辱没；存养心性，就是不松懈。”臣若水通说：“不惭愧不松懈，是君子整天勤奋努力的心，用来存养心性的。”所以君子的学问，存留警戒之心，随时随地体认，这就叫做不松懈。不松懈就不惭愧，从而心性得以存养，而不辱没所生养的父母了。不辱没所生养的父母，那么侍奉天的功夫就达到了极致。体认乾父坤母所生养的本性，而完全回归本源，这在于学习吗？这又是作为君主和宗子所应当致力去做的。
程颐代作应诏上神宗书说：君主依靠亿万百姓才显得尊贵，他安抚治理百姓的方法，应当竭尽至诚恻隐之心，视百姓如受伤般关切，怎敢不谨慎，兢兢业业只怕一项政令不顺于天，一件事不合于理，这就是王者的公心。如果依仗所居之势放纵追求欲望的心，以严厉法令、列举条纲为可喜，以富国强兵为自得，锐于作为，快于自任，贪惑到了这种地步，迷乱错误怎能自知？像这样的人，是用天下徇私欲啊。勤劳身体耗费力气，正好足以导致失败；早起晚睡，正好足以招来后悔。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善治
臣若水通曰：「程頥此言儆戒之意，备矣。惜乎神宗溺心于功利，而不知省，使天祚宋。唯其言而从之，兢兢业业，自持吾见，万姓咸和，庶物咸若，可致之祥将至矣。」
程颢曰：「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
臣若水通曰：「雹者，隂阳相搏不和之气也。圣人极中和之至也，故无之。虽有之，不为灾，是反灾为祥也。」圣人即天也。蔡沉曰：「一成于数，天地不能易。能易之者，人也。」《易》曰：「君子以恐惧脩省。」君人者，其毋自荒于佚乐也哉！
问《春秋》书日食如何？程頥曰：「日食有定数，圣人必书者，葢欲人君因此恐惧脩省。如治世而有天变，则不能为灾；乱世则为灾矣。人气血盛，虽遇寒暑邪秽，不能为害；其气血衰，则为害必矣。」
臣若水通曰：日蚀虽有定数，然亦有当蚀不蚀者矣。人君之于天，一体者也，如子之于父母者也。岂有父母有变而子不动心者乎？岂有天变而人君不恤者乎？《春秋》书之，明「天人感应」之理也，明人君事天之道也。
胡安国曰：「克谨天戒，则虽有其象而无其应；弗克畏天，灾咎之来，必矣。」
臣若水通曰：「灾害之成否，系于人君之一心尔。有反身脩徳之诚，则变灾为祥；怠荒弗悛，则咎祸必至。故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可不戒哉！」
张载曰：「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
臣若水通曰：儆戒之道二，顺与逆而已矣。何谓顺？富贵福泽是也，所以奉顺于我，厚吾为善之资也。何为逆？贫贱忧戚是也，所以拂乱于我，而增益其所不能也。然而富贵福泽之为儆也，顺而难；贫贱忧戚之为儆也，逆而易。君子之学，体认天理，故能见大。见大则心泰，而富贵贫贱处之一矣。人君处崇髙富贵之位，当从事于斯焉。
杨时述曾文昭公率彭汝砺上疏曰：「天菑方作，民食未充，正君臣侧身畏惧，忧恤百姓之时，乃相与饮食燕乐，恐无以消复天变，导迎和气。」
臣若水通曰：「于此可以觇知宋室之不兢矣。唐虞君臣相为儆戒，宋之时，何时哉？天灾时见于上，民食大屈于下。脩徳以弭患，犹恐其不及也。而乃君臣饮食燕乐，玩之若罔闻知焉，可以为国乎？后之人君大臣，不可不鉴戒于斯也。」
张栻曰：「绍兴六年六月，临安地震。王司谏缙言：『地震驻跸之所，岂非天心仁爱，着隂盛之戒邪？女子、小人、四夷、盗贼，皆隂类也。女子、小人则逺之，四夷、盗贼则备之。恐惧祗畏，以应天心。此先哲王所以中兴也。』」
臣若水通曰：「王缙地震之疏，最为明白痛切。为君者闻之，亦可以儆矣。而若罔闻知，至隂类长，胜坤徳不宁，小人误国，是四夷侵中华，遂于危亡而不可救矣。悲夫！」
张栻曰：「人主不可以苍苍者便为天，当求诸视听言动之间。一念才是，便是上帝鉴观；上帝临汝，简在帝心。一念才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臣若水通曰：「记云：人者，天地之心也。是人即天心也，心即天也。故知天之天者荒，知心之天者王。唯人主知心之天焉，则无往而不知儆，而善心生矣。善心生则治道成，而天下可保矣。是故人主莫大于自儆。」
国朝洪武元年，太祖髙皇帝谓侍臣曰：「朕念创业之艰难，日不暇食，夜不安寝。」侍臣对曰：「陛下日鉴万几，未免有劳圣虑。」上曰：「汝曹不知，创业之初，其功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朕安敢懐宴安而忘艰难哉！」
臣若水通曰：人心之警，恒生于所勉；而怠，恒生于所忽。故《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所忽也。夫惟我太祖髙皇帝，区夏肇造，拨乱反正；虽当四海咸宁之日，而每懐宴安之惧，亦古人安不忘危之意也。圣子神孙得以享悠乆之治者，孰非太祖一念忧勤之所致欤？伏惟皇上以祖宗为法，则帝业万世无疆矣。
甲辰三月，江西行省以陈友谅镂金牀进，太祖皇帝观之，谓侍臣曰：「此与孟昶七寳溺器何异？以一牀工巧若此，其余可知。陈氏父子穷奢极靡，焉得不亡？即命
译臣若水通说：“程颐这番话，儆戒之意已经完备了。可惜神宗沉溺于功利之心，而不知反省，致使上天降福于宋。若能听从他的言论并加以实行，兢兢业业，坚守自己的见解，百姓和睦，万物顺遂，吉祥的征兆就快要出现了。”
程颢说：“圣人在位，就不会有冰雹；即使有，也不会成为灾害。”
臣若水通说：“冰雹，是阴阳相搏不和之气。圣人达到了中和的极致，所以没有冰雹。即使有，也不成为灾害，这是将灾祸转化为吉祥。”圣人就是天。蔡沉说：“一旦由数理决定，天地也不能改变。能改变它的，是人。”《易经》说：“君子因此恐惧而修身反省。”做君主的，难道可以让自己沉溺于安逸享乐之中吗！
问《春秋》记载日食是怎么回事？程颐说：“日食有固定的规律，圣人必定记载，大概是想让君主因此恐惧而修身反省。如果是在治世出现天象变异，就不能成为灾害；在乱世则成为灾害了。人气血旺盛，即使遇到寒暑邪秽，也不能造成伤害；气血衰弱，则必然受害。”
臣若水通说：日食虽然有固定的规律，但也有应当发生却没有发生的情况。君主对于天，是一体的，就像子女对于父母一样。哪有父母有变故而子女内心不动的？哪有天象变异而君主不忧恤的？《春秋》记载它，是为了阐明“天人感应”的道理，阐明君主侍奉天的道义。
胡安国说：“能够谨慎对待天的警戒，那么即使有天象的表象而没有相应的灾祸；不能敬畏天，灾祸的到来，是必然的。”
臣若水通说：“灾害是否形成，取决于君主的一心。有反省自身、修养德行的诚意，就能将灾祸转化为吉祥；懈怠荒废而不悔改，则灾祸必然到来。所以说：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招来的，能不警戒吗！”
张载说：“富贵福泽，是将要丰厚我的生命；贫贱忧戚，是用来磨砺你使你成功。”
臣若水通说：儆戒之道有两种，顺与逆罢了。什么叫顺？富贵福泽就是，用来顺应我，丰厚我为善的资本。什么叫逆？贫贱忧戚就是，用来扰乱我，从而增益我所不能的。然而富贵福泽作为儆戒，顺而难；贫贱忧戚作为儆戒，逆而易。君子的学问，体认天理，所以能见到大处。见到大处则心境安泰，对待富贵贫贱就一样看待了。君主身处崇高富贵之位，应当从事于此。
杨时叙述曾文昭公率领彭汝砺上疏说：“天灾正在发作，百姓粮食尚未充足，正是君臣端正自身、畏惧忧恤百姓的时候，却互相饮食宴乐，恐怕无法消除天象的变异，引导迎接祥和之气。”
臣若水通说：“由此可以窥知宋朝的不谨慎了。唐尧虞舜时期君臣互相儆戒，宋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天灾时常出现在天上，百姓粮食极度匮乏在下面。修养德行以消除祸患，还担心来不及呢。却君臣饮食宴乐，玩忽职守好像没听见没知道一样，这样可以治理国家吗？后来的君主大臣，不可不以此为鉴戒。”
张栻说：“绍兴六年六月，临安发生地震。王司谏缙说：‘地震发生在皇帝驻跸的地方，难道不是天心仁爱，显示阴气过盛的警戒吗？女子、小人、四夷、盗贼，都是阴类。女子、小人就疏远他们，四夷、盗贼就防备他们。恐惧敬畏，以回应天心。这是先代哲王所以中兴的原因。’”
臣若水通说：“王缙关于地震的奏疏，最为明白痛切。做君主的听到，也可以警戒了。却好像没听见没知道，以至于阴类滋长，胜过坤德而不安宁，小人误国，于是四夷侵犯中华，最终陷入危亡而不可挽救。可悲啊！”
张栻说：“君主不可以把苍茫的天空就当作天，应当在视听言动之间寻求。一念正确，就是上帝鉴察；上帝降临在你面前，简选在你的帝心。一念不正确，就是上帝震怒。”
臣若水通说：“《礼记》说：人，是天地的中心。这就是说人就是天心，心就是天。所以知道天之天的人荒废，知道心之天的人称王。只有君主知道心之天，就没有哪里不知道警戒，而善心就产生了。善心产生则治道成就，而天下就可以保全了。所以君主没有比自我警戒更大的事了。”
本朝洪武元年，太祖高皇帝对侍臣说：“我念及创业的艰难，白天没空吃饭，夜里不安睡觉。”侍臣回答说：“陛下每天处理万机，难免有劳累圣虑。”皇上说：“你们不知道，创业之初，其功绩实在艰难；守成之后，其事更加艰难。我怎么敢怀有安逸而忘记艰难呢！”
臣若水通说：人心的警戒，常产生于所勉励的地方；而懈怠，常产生于所忽视的地方。所以《诗经》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就是所忽视的地方。只有我太祖高皇帝，开创华夏基业，拨乱反正；虽然在四海安宁之日，却常怀安逸的恐惧，这也是古人安不忘危的意思。圣明的子孙得以享受长久的治世，哪不是太祖一念忧勤所导致的呢？希望皇上以祖宗为法，那么帝业万世无穷了。
甲辰三月，江西行省进献陈友谅的镂金床，太祖皇帝观看后，对侍臣说：“这与孟昶的七宝溺器有什么不同？一张床工巧到如此地步，其余可想而知。陈氏父子穷奢极靡，怎么能不灭亡？立即命令
毁之。」侍臣曰：「未富而骄，未贵而侈，此所以取败。」太祖曰：「既富岂可骄乎？既贵岂可侈乎？人有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乎？处富贵者，正当抑奢侈，宏俭约，戒嗜欲，以厌众心。况穷天下之技巧，以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车之辙，不可蹈也。」
译毁掉它。」侍臣说：「没有富裕就骄傲，没有显贵就奢侈，这就是招致失败的原因。」太祖说：「既然富裕了难道可以骄傲吗？既然显贵了难道可以奢侈吗？人有了骄傲奢侈的心思，即使富贵，难道能保全吗？身处富贵的人，正应当抑制奢侈，弘扬节俭，戒除嗜好欲望，来使众人满意。何况耗尽天下的精巧技艺，来作为一人的供养呢？导致灭亡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这也足以作为警戒，翻车的轨迹，不可重蹈覆辙。」
臣若水通曰：骄侈之心，纵欲之萌，危亡之道也。大夫而骄侈，则失其家；诸侯而骄侈，则失其国；天子而骄侈，则失其天下。不可不防之于其始也。我太祖髙皇帝因陈氏镂金之床，而有骄侈覆辙之戒，葢有以先见其几矣。其聪明睿智，岂不髙出于千古帝王之上也哉！伏惟圣明，念太祖之言，而存儆之意，则社稷大幸。
洪武十年九月，上谓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无为借口，纵恣荒宁，不亲政事。殊不知治天下者，无逸然后可逸。若以荒宁怠政为垂拱无为，帝舜何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隂，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万几，怠心一生，则庶政壅滞，贻患不可胜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励自勉，逹旦即临朝，晡时而还宫，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朕非不欲蹔安，但祗畏天命，不敢故尔。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无事便欲逸乐，股肱既惰，元首丛脞，民何所頼？《书》云：“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尔羣臣但能以此为勉，朕无忧矣。」羣臣皆顿首受命。
臣若水通曰：「语有之，燕安鸩毒。夫燕安若小事也，而比之鸩毒焉。」孟子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二者之间，生死以之，可不戒哉！」太祖皇帝忧勤一念，终始如一。其所以拳拳戒告于羣臣者，如此真有以契乎周公《无逸》之戒矣。臣愿圣明以皇祖为法，终日干干，不自暇逸，则万世社稷之福矣。
国朝孝慈皇后曰：「陛下一念救民之心，格于皇天天命，眷之祖宗佑之，妾何力之有？但愿陛下不忘于穷约之时，而儆戒于治安之日，妾亦不忘相从于患难，而谨饬于朝夕，则天地祖宗，非惟庇佑于今日，将为子孙无穷之福。」
臣若水通曰：「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自古人君安富尊荣，而不知戒，其能免于乱亡者，能防何哉？是故君子有儆戒之道也。观我孝慈太皇后之言，则所以大成内助之功，而培养无疆之业者，端不出于此矣。《诗》云：「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太后以之，宜谨书之，以为万世母仪天下者之▯鉴也。
洪武丁亥，皇上御东阁，御史中丞章溢、学士陶安等侍。因论前代兴亡之事，上曰：“丧乱之源，由于骄逸。大抵居髙位者易骄，处逸乐者易侈。骄则善言不入而过不闻，侈则善道不立而行不顾。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闻卿等论此，深有儆于予心。古者今之鉴，岂不信欤？
臣若水通曰：伏覩皇祖与侍臣论前代兴亡之故，即大学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之防也。道之得失，则天命人心之得失系焉。人君茍心存天理，主于忠信，以实心行实政，则有安富尊荣之福，此兢惕之所以兴也。心茍累于人欲，日以骄泰，则生于心，害于政，而有乱亡倾覆之祸，此骄侈之所以亡也。圣子神孙，体皇祖之心，而监其所监，则可以祈天永命于无穷矣。
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亥，侍臣进讲《尚书·无逸》篇。皇祖曰："自昔有国家者，未有不以勤而兴，以逸而废。勤与逸，理乱盛衰攸系也。人君当常存惕厉，不可少怠，以图其终。"成王之时，天下晏然。周公辅政，乃作是书，反覆开谕。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生民稼穑之艰难，以及闾里小民之怨诅，莫不具载。周公之爱君，先事而虑，其意深矣。朕每读是篇，必反覆详味，求古人之用心，当令儒臣书于殿壁，朝夕省阅，以为鉴戒。今日讲此，深惟朕心，闻之愈警惕。
臣若水通曰：《无逸》一书，周公葢自其继日待旦、忧勤惕厉之心发之也。有是心，则天理着见；失是心，则人欲横流。天理着见，则天命归焉；人欲横流，则人心叛焉。此兴亡之所由决也。皇祖开国立极之余，因进讲《无逸》之书，探周公之心，深体警戒之义，甚盛心也。圣子神孙监于成宪，每于进讲之时，深存警惕，开心论难，一如圣祖之防，则啓心沃心之学可致而日不知其盛徳大业之成矣。
译臣若水通说：骄傲奢侈的心，放纵欲望的萌芽，是走向危亡的道路。大夫骄傲奢侈，就会失去他的家业；诸侯骄傲奢侈，就会失去他的国家；天子骄傲奢侈，就会失去他的天下。不能不在其开始时加以防范。我太祖高皇帝因为陈氏镂金床的事，而有骄傲奢侈导致覆灭的警戒，大概是因为他事先察觉到了细微的征兆。他的聪明睿智，难道不高出千古帝王之上吗！希望圣明的陛下，念及太祖的话，而存有警戒之意，那么国家就是大幸了。
洪武十年九月，皇上对侍臣说：“前代的平庸君主、昏暗之主，没有不以垂拱无为作为借口的，放纵恣肆、荒废安宁，不亲自处理政事。却不知道治理天下的人，只有不贪图安逸然后才可以安逸。如果把荒废安宁、怠慢政事当作垂拱无为，那么帝舜为什么说‘年老时因勤于政事而疲倦’，大禹为什么珍惜寸阴，文王为什么直到太阳偏西还不吃饭？况且人君每天处理万般事务，一旦产生怠惰之心，那么各种政务就会壅塞停滞，留下的祸患不可胜数。我即位多年，常以勤勉自勉，天亮就临朝，傍晚才回宫，夜里睡觉不能安枕，披衣起身。有时仰观天象，看见一颗星偏离了位置，就为此忧虑警惕；有时考量民事，有应当迅速推行的，就依次记录，等到天亮后发出。我不是不想暂时安闲，只是敬畏天命，不敢如此。我说到这些，只是担心群臣因为天下无事就想安逸享乐，辅佐的大臣既已懈怠，君主就会陷入琐碎繁杂，百姓依靠谁呢？《尚书》说：‘功业崇高在于立志，事业广大在于勤勉。’你们群臣只要能以此自勉，我就没有忧虑了。”群臣都叩头接受命令。
臣若水通说：“有句话说，安逸享乐如同鸩毒。安逸享乐看似小事，却把它比作鸩毒。”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这两者之间，生死取决于此，能不警戒吗！”太祖皇帝忧劳勤勉的念头，始终如一。他之所以恳切告诫群臣，像这样真正契合了周公《无逸》的警戒。臣希望圣明的陛下以皇祖为法则，整天勤勉努力，不自求安逸，那么就是万世国家的福气了。
国朝孝慈皇后说：“陛下救民的一念，感动了皇天天命，眷顾祖宗保佑，妾有什么功劳呢？只希望陛下不要忘记困顿简约的时候，而在治安的日子保持警戒，妾也不忘记跟随陛下经历患难，而在朝夕之间谨慎约束，那么天地祖宗，不仅庇佑今日，也将成为子孙无穷的福气。”
臣若水通说：“《易经》说：危险的人是因为安于其位，灭亡的人是因为保有其存，动乱的人是因为有其治。”自古以来，人君安于富贵尊荣，而不知道警戒，那些能免于动乱灭亡的，能防范什么呢？所以君子有警戒的道理。看我们孝慈太后的话，那么所以能成就内助之功，而培养无疆基业的原因，全在于此了。《诗经》说：“你起身看夜，明星灿烂。”太后以此，应当谨慎地书写下来，作为万世母仪天下的〇鉴。
洪武丁亥年，皇上驾临东阁，御史中丞章溢、学士陶安等人侍奉。于是议论前代兴亡的事，皇上说：“丧乱的原因，由于骄傲安逸。大抵身居高位的人容易骄傲，处于安逸享乐的人容易奢侈。骄傲那么善言听不进去而过错听不到，奢侈那么善道不能确立而行为不顾忌。像这样的人，没有不灭亡的。”今天听你们议论这些，对我的内心很有警戒。古代是现在的镜子，难道不确实吗？
臣若水通说：恭敬地看到皇祖与侍臣议论前代兴亡的缘故，就是《大学》中忠信得以获得，骄泰导致失去的防范。道的得失，那么天命人心的得失就系于其中。人君如果心存天理，以忠信为主，用实心实行实政，那么就有安富尊荣的福气，这就是兢惕所以兴盛的原因。心如果被私欲所累，日益骄泰，那么产生于心，危害于政，而有动乱灭亡倾覆的祸患，这就是骄侈所以灭亡的原因。圣明的子孙，体察皇祖的心，而借鉴他所借鉴的，就可以祈求天命永存于无穷了。
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亥日，侍臣进讲《尚书·无逸》篇。太祖说：“自古以来有国家的人，没有不因为勤勉而兴盛，因为安逸而废弃的。勤勉与安逸，关系到治理混乱、兴盛衰败。人君应当常存警惕，不可稍微怠慢，以图谋其终局。”成王的时候，天下安宁。周公辅政，于是作这本书，反复开导劝谕。上自天命精微的道理，下至百姓耕种的艰难，以及乡里小民的怨恨诅咒，没有不详细记载的。周公爱护君主，事先忧虑，他的用意深远了。我每次读这篇文章，必定反复详细品味，探求古人的用心，应当让儒臣写在殿壁，朝夕省阅，作为鉴戒。今天讲这篇，深深思考我的内心，听到后更加警惕。
臣若水通说：《无逸》一书，周公大概是从他继日待旦、忧劳警惕的心发出的。有这种心，那么天理就显现；失去这种心，那么人欲就横流。天理显现，那么天命就归附；人欲横流，那么人心就背叛。这就是兴亡所由决定的原因。皇祖开国立极之余，因为进讲《无逸》的书，探求周公的心，深切体会警戒的意义，是很盛大的心意。圣明的子孙借鉴成宪，每次在进讲的时候，深深存有警惕，开心论难，一如圣祖的防范，那么启心沃心的学问可以达到，而日不知其盛德大业的成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