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六十八 明 湛若水 撰
课功下
隋文帝开皇元年，岐州刺史安定梁彦光有惠政。隋主下诏褒羙，赐束帛及御伞，以励天下之吏。久之，徙相州刺史。岐俗质厚，彦光以静镇之，奏课连爲天下最。时又有相州刺史陈留樊叔畧有异政，帝以玺书褒羙，颁示天下。征拜司农新丰令房恭懿政爲三辅之最，帝赐以粟帛。累迁徳州司马。帝谓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体国，爱飬我民，此乃上天宗庙之所佑。朕若置而不赏，上天宗庙必当责我。卿等宜师范之。」因擢爲海州刺史。由是州县吏多称职，百姓富庻。
臣若水通曰：奏课、奏计帐及输籍也。隋志：「每元防，诸州悉遣使赴京师朝集，谓之朝集使。」夫人性好善而恶恶也。劝之以其善，惩之以其恶，君之责也。赏罚之典也。有功不赏，有罪不罚，虽尧舜无以治天下也。故赏其善，所以戒不善；赏一人而千万人劝矣。隋之课功而赏其最者三人，开皇之治，吏称民安，岂非劝惩之效欤？人君欲使民劝，顾已之赏罚何如尔？道岂逺乎哉？法岂多乎哉？
开皇五年二月，始令刺史上佐，每岁暮更入朝上考课。臣若水通曰：「上佐，谓长史、司马也。唐虞之法，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夫庸者，民功也。民功莫大于教化，而簿书期防次焉。后世之课功，惟以狱讼之平反，防计之迟速，而催科政拙，斯爲下下矣。则其所谓功者，其亦异于古乎？噫！课功旣异乎古，欲得古贤才而用之，不亦难哉？夫取贤于簿书期防，而不责效于教化之本，此古今之所以异治也欤？」
开皇十一年二月，平乡令刘旷有异政，以义理晓谕讼者，皆引咎而去。狱中草满庭，可张罗。迁临颍令，高颎荐旷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上召见，勉之，谓侍臣曰：“若不殊奬，何以爲劝？”优诏擢爲莒州刺史。
臣若水通曰：古之治者，先徳教，而后刑罚，故人知恱恱者，出其本心也。后之治者，先刑罚，而后徳教，故人知畏畏者，非其本心也。刘旷以义理谕人，而使民无讼，其所谓道徳齐礼而有耻且格者邪？人君察天下之令，有如旷者，崇奬而超擢之，其所以劝天下之守令，以劝天下之民心者，至矣。夫使天下之民心知劝，治之极也。
炀帝大业二年，制百官不得计考増级，必有徳行功能灼然显著者，进擢之。
臣若水通曰：计考増级，所谓拘于资格之常也。徳行功能，则非资格所能拘矣。用人而拘以资格之常，则贤能者滞于下位，侥幸者循次而上升，贤否莫辨。以是治国，虽尧舜不能致理矣。隋炀帝不足道也，孰谓其有此善法乎？虽然，记曰：「取人以身。」炀帝之荒淫，旣无其本，虽有尧舜之善法，不能用矣。后之人君欲爲天下得其人者，姑取其法行之，不以人废言可也。
唐太宗贞观三年，房▯龄、王珪掌内外官考，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征谏曰：「▯龄、珪皆朝廷旧臣，素以忠直爲陛下所委。所考旣多，其间能无一二人不当？察其情，终非阿私。且万纪比来恒在考堂，曽无驳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陈论，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诚徇国也。使推之得实，未足禆益朝廷；若其本虚，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爱者治体，非敢茍私二臣。」上乃释不问。
臣若水通曰：▯龄、王珪，在唐所谓忠直大臣也。惟忠与直，则考课之是非当不忒也。然而知人则哲，惟尧其难。万纪欲指其失，以济一己之私怨。以太宗知二臣之深，且犹惑焉。甚矣，谗人之易以蛊人主也。向防魏征之辨，则贞观之治未可知也。故考天下之君子小人者，铨衡之责也。而考大臣之君子小人，则存乎人君之心耳。
贞观十七年，上命图画功臣，赵公长孙无忌等于淩烟阁。
臣若水通曰：「唐太宗以文武平定天下，大抵得羣贤而用之，以共成其功也。而图像二十四人于凌烟，以示不忘其酬徳报功之意，隆矣。其爲功徳之劝，岂小小也哉！」
▯宗天寳九载，禄山献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课之日，书“上上考”。
臣若水通曰：奚契丹未见罪衅，而禄山爲设防饮，诱而
译考核功绩下
隋文帝开皇元年，岐州刺史、安定人梁彦光施行了仁政。隋文帝下诏褒奖他，赐给他成捆的丝帛和御用伞，以此激励天下的官吏。过了很久，梁彦光调任相州刺史。岐州的风俗质朴敦厚，梁彦光用清静无为的方式镇守安抚，他的考核成绩连续多年位居天下第一。当时又有相州刺史、陈留人樊叔略政绩卓异，皇帝用玺书褒奖他，并颁布给天下知晓。征召司农新丰令房恭懿，他的政绩在三辅地区最为突出，皇帝赐给他粟米和丝帛。房恭懿多次升迁至德州司马。皇帝对前来朝见的各州使者说：“房恭懿立志体恤国家，爱护养育我的百姓，这是上天和宗庙所保佑的。我如果把他搁置而不加奖赏，上天和宗庙必定会责备我。你们应当以他为榜样。”于是提拔他为海州刺史。从此州县官吏大多称职，百姓富裕。
臣若水通说：奏课，指上奏考核成绩、呈报计帐以及输送赋税。《隋书》记载：“每年元旦，各州都派遣使者前往京师朝见，称为朝集使。”人的本性是喜好善行而厌恶恶行的。用善行来鼓励他们，用恶行来惩戒他们，这是君主的职责，也是赏罚的法度。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即使是尧舜也无法治理天下。所以奖赏善行，是为了警戒不善之人；奖赏一个人，就能使千万人受到鼓励。隋朝考核功绩并奖赏最优秀的人有三位，开皇之治，官吏称职，百姓安定，这难道不是鼓励与惩戒的效果吗？君主想要使百姓受到鼓励，只看自己的赏罚如何罢了？道理难道很远吗？法令难道很多吗？
开皇五年二月，开始命令刺史及其上佐，每年年底轮流入朝上呈考核成绩。臣若水通说：“上佐，指长史、司马。唐尧虞舜时代的法度，明确地用功绩来测试，用车马服饰来酬谢功劳。所谓功劳，就是百姓的功业。百姓的功业没有比教化更大的，而文书簿籍和期限规定则次之。后世的考核功绩，只以狱讼是否平反、期限是否迅速为标准，而催征赋税的政绩拙劣，这就成为下下等了。那么他们所说的功劳，大概也与古代不同吧？唉！考核功绩既然与古代不同，想要得到古代的贤才而任用他们，不也很难吗？从文书簿籍和期限规定中选拔贤才，而不要求教化根本的成效，这大概就是古今治理不同的原因吧？”
开皇十一年二月，平乡令刘旷政绩卓异，用义理晓谕诉讼的人，他们都引咎退去。监狱里长满了草，可以张开罗网。刘旷调任临颍令，高颎推荐刘旷清名和善政，为天下第一。皇帝召见刘旷，勉励他，对侍臣说：“如果不特别奖赏，用什么来鼓励呢？”下诏特别提拔他为莒州刺史。
臣若水通说：古代的治理者，先施行道德教化，后施行刑罚，所以人们知道喜悦，是出于本心。后世的治理者，先施行刑罚，后施行道德教化，所以人们知道畏惧，不是出于本心。刘旷用义理晓谕百姓，使百姓没有诉讼，这大概就是所谓用道德整饬礼义，使百姓有羞耻心并且归服吧？君主考察天下的县令，像刘旷这样的人，推崇奖赏并破格提拔他，以此来鼓励天下的守令，进而鼓励天下的民心，做到极致了。使天下的民心知道受到鼓励，这是治理的最高境界。
炀帝大业二年，规定百官不能凭考核成绩增加等级，必须有德行和才能显著突出的，才提拔他们。
臣若水通说：凭考核成绩增加等级，就是所谓拘泥于资历的常规。德行和才能，就不是资历所能拘泥的了。用人如果拘泥于资历的常规，那么贤能的人就会滞留在低位，侥幸的人就会按次序上升，贤与不贤无法分辨。用这种方法治理国家，即使是尧舜也不能达到大治。隋炀帝不值得称道，谁说他有这种好法令呢？虽然如此，《礼记》说：“选拔人才要看自身。”炀帝荒淫无度，既然没有根本，即使有尧舜的好法令，也无法施行。后来的君主想要为天下得到合适的人才，姑且采用他的法令施行，不因人的缘故而废弃他的话，是可以的。
唐太宗贞观三年，房玄龄、王珪掌管内外官员的考核，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奏说他们不公平。皇帝命令侯君集推究此事。魏征劝谏说：“房玄龄、王珪都是朝廷的老臣，一向以忠直被陛下所信任。他们考核的人多，其中难道没有一两个不恰当的？考察他们的情状，终究不是徇私。况且权万纪近来常在考核堂，曾经没有驳正，等到自己没有得到好考核，才开始陈述议论，这正是想激怒陛下，不是竭诚为国。即使推究得到实情，不足以补益朝廷；如果原本虚假，只是失去陛下委任大臣的心意。我所爱护的是治理的大体，不是敢苟且偏私这两位大臣。”皇帝于是释放了他们，不再追问。
臣若水通说：房玄龄、王珪，在唐朝被称为忠直的大臣。只有忠和直，那么考核的是非就不会有差错。然而知人善任是明智的，只有尧能做到，这很难。权万纪想要指出他们的过失，来成全自己的私怨。凭借太宗对这两位大臣了解的深刻，尚且还迷惑了。谗言惑乱君主，真是容易啊！如果不是魏征的辩白，那么贞观之治就难以预知了。所以考核天下的君子和小人，是选拔官职的责任。而考核大臣的君子和小人，则取决于君主的心意罢了。
贞观十七年，皇帝命令绘制功臣画像，赵公长孙无忌等人在凌烟阁。
臣若水通说：“唐太宗以文武之才平定天下，大体上得到了众多贤才而任用他们，共同成就了功业。而在凌烟阁绘制二十四人的画像，以显示不忘酬谢恩德、报答功劳的心意，非常隆重。这对于功德的鼓励，难道是小事情吗！”
玄宗天宝九载，安禄山献俘奚族八千人。皇帝命令在考核之日，记下“上上考”。
臣若水通说：奚族和契丹没有显露罪过，而安禄山为他们设下酒宴，引诱而
坑之，且贪为己功以献，所谓功辜也。爲▯宗者，宜明正典刑，以爲擅诛者戒。夫何考课之日，命书禄山以上上，则是非之心不明，已动奸雄之窃笑矣。他日窜身失国，岂独归罪于禄山也哉？
译将他们活埋，并且贪图将此作为自己的功劳来进献，这就是所谓的“功过相抵”（或指以功抵罪）。身为宗室的人，应当严明正统的法度刑罚，以此作为对擅自杀人者的警戒。然而在考核官吏的时候，却下诏书评定安禄山为最高等级，这说明辨别是非的心志不明，已经让奸雄暗中窃笑了。日后身陷绝境、国家覆亡，难道仅仅归罪于安禄山一人吗？
徳宗贞元十年夏四月，陆贽论长吏以増户加税、辟田爲课绩，其畧曰：“立法齐人，久无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维御损益之宜，则巧僞萌生，恒因沮劝而滋矣。请申命有司详定考绩：若当管之内人益阜殷，所定税额有余，任其据户口均减，以减数多少爲考课等差。其当管税物通此，每户十分减三者爲上课，减二者次焉，减一者又次焉。”
臣若水通曰：地有定数，户有消长，税以地定，非以户増也。汉、唐以来，时君世主，每以増戸加税爲功，必至于刻掊小民之膏脂以爲功也。故王成以僞増戸口蒙赏，识者至今讥之。徳宗之时，以加税爲最，而贽独请以减税爲最，最在民功也。呜呼！人君奉天惠民，设守令也。爲人君者之最，守令其可不以民爲功，以贽之言爲法也哉！
班固《白虎通》曰：「三嵗一考绩，何？三年有成，故于是赏有功，黜不肖。」
臣若水通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此唐虞之制也。」固之所云「三年赏黜」，其周制乎？成周日、成月、要岁、防之法，至是三周矣。天道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者，亦至是三周将变而闰矣。圣人体天人之道，而立三载考绩黜陟之法，所以责有成也。我国家立法，三年各省来朝，即考覈而行黜陟焉。其仿成周之制，随时因俗之道，至矣。
宋太宗淳化四年二月，置审官院。初，帝虑中外官吏清浊混淆，命官考课，号「磨勘院」。至是，改爲审官院，掌审京朝官，其幕职、州县官别置考课院主之。
臣若水通曰：「官吏之清浊混淆，由在上者无激扬之道，而任激扬之责者，或无公正之心。故清者无所劝，浊者无所惩，则亦安得而不混淆也？」宋太宗置审官院，诚爲盛举矣。然置院则易，得人则难。人非难也，以难得光明正大之心者也。使得是人而有是心焉，则所谓仁人能好人，能恶人，当不以己之爱憎爲人之清浊，而天下自平矣。
国朝洪武二年正月，太祖皇帝勅中书省臣曰：「元末政乱，祸及生灵。朕倡义临濠，以全乡曲。继率英贤，渡大江，遂西取武昌，东定姑苏，北下中原，南平闽广。越有十六载，始克混一。每念诸将相从，捐躯戮力，开拓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报。追思前劳，痛切朕懐。人孰无死，死而不朽乃爲可贵。若诸将者，生建忠勇之节，死有无穷之荣。身虽没，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庙于鸡鸣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
臣若水通曰：「书」云：「徳懋懋官，功懋懋赏。」《礼》曰：「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此先王崇徳报功之典，所以荣生者于前，而追死者于后也。太祖高皇帝立庙于鸡鸣山，所以报诸臣者至矣。其亦先王之遗意乎？其视麒麟▯烟之图，而无报功之祀典者，不可同年而语矣。圣子神孙所宜法守焉。
洪武四年五月丁巳，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书。太祖谕之曰：「吏部者，衡鉴之司。鉴明则物之姸媸无所遁，衡平则物之轻重得其当。盖政事之得失，在庻官；任官之贤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则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则▯官旷职。卿等居持衡、秉鉴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别贤否，毋得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臣若水通曰：周官▯宰，统百官，均四海，今之吏部，即其职也。其任最重，必得人以司之，则任官惟贤惟能，而天下治矣。不得其人，则贤否倒置，而天下乱矣。人主诚不可不慎择之也。我太祖高皇帝谕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书，以衡鉴爲言，真切至矣。夫鉴者，必其本体之明；衡者，必其本体之平。然后能举以定乎物之妍媸轻重也。否则，我先不平不明，何以正物哉？所谓明平者，非他也，在于吾心也。圣祖之见，高出汉、唐、宋之君，而上追三代矣。伏惟圣明，以祖宗爲法，天下幸甚。
洪武十一年，河间府知府杨翼安等考绩来朝。上命吏部曰：“考绩之法，所以旌别贤否，以示劝惩。今官员来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课其殿最。爲第三等称职而无过者爲上，赐坐而宴；有过而称职者爲中，宴而不坐
译唐德宗贞元十年夏四月，陆贽论述地方长官以增加户口、开垦田地作为考核政绩，其大意说：“制定法律来统一规范百姓，长久执行没有不出弊端的。治理者如果不知道权衡控制、增减调整的适宜方法，那么巧诈虚伪就会滋生，常常因为阻挠或鼓励不当而滋长。请命令有关部门详细审定考核标准：如果在管辖范围内百姓更加富足殷实，所定的税额有剩余，允许他们根据户口平均减免，以减免数量的多少作为考核等级的差别。其管辖内的税物也是这样，每户减免十分之三的为上等，减免十分之二的为中等，减免十分之一的为下等。”
臣若水通说：土地有固定的数量，户口有增减变化，税收依据土地确定，不是依据户口增加而增加的。自汉、唐以来，当时的君主，常常把增加户口、增加税收作为功劳，必定导致苛刻搜刮百姓的脂膏作为功劳。所以王成因虚假增加户口而蒙受赏赐，有见识的人至今讥讽他。德宗时期，把增加税收作为最高标准，而陆贽唯独请求把减税作为最高标准，最高标准在于惠民的功劳。唉！君主奉行天道、惠及百姓，才设立守令。作为君主的最高标准，守令难道可以不把惠民作为功劳，不把陆贽的话作为法则吗！
班固《白虎通》说：“三年一次考核政绩，为什么？因为三年会有成效，所以在此时奖赏有功的人，罢免不贤的人。”
臣若水通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罢免或提升贤愚之人，这是唐尧、虞舜的制度。”班固所说的“三年奖赏罢免”，大概是周代的制度吧？成周时期日、月、岁、闰的方法，到这里已经是三个周期了。天道周期三百六十六天，也到这里三个周期将变化而置闰了。圣人体会天人的道理，而确立三年考核政绩、罢免提升的制度，所以要求有成效。我朝立法，三年各省来朝见，就进行考核并实行罢免提升。这仿效成周的制度，顺应时势、因循习俗的道理，达到了极致。
宋太宗淳化四年二月，设立审官院。起初，皇帝忧虑内外官吏清廉与污浊混淆，命令官员考核，称为“磨勘院”。到这里，改为审官院，掌管审查京朝官，其幕职、州县官另外设立考课院主管。
臣若水通说：“官吏清廉与污浊混淆，是因为在上位的人没有激励扬善的方法，而承担激励扬善责任的人，或许没有公正的心。所以清廉的人没有受到鼓励，污浊的人没有受到惩罚，那么怎么能不混淆呢？”宋太宗设立审官院，确实是盛大的举措。然而设立机构容易，得到合适的人难。人并非难得到，难的是得到光明正大之心的人。如果得到这样的人而有这样的心，那么所谓仁爱的人能喜爱好人，能厌恶坏人，当然不会以自己的爱憎作为别人的清廉或污浊，而天下自然太平了。
本朝洪武二年正月，太祖皇帝敕令中书省臣说：“元末政治混乱，祸及百姓。我在临濠倡导义举，以保全乡里。接着率领英杰贤才，渡过长江，于是向西夺取武昌，向东平定姑苏，向北攻下中原，向南平定闽广。过了十六年，才统一天下。每当想到各位将领跟随我，捐躯出力，开拓疆土，有的共同做事却没看到成功，有的建立功业却没享受回报。追思以前的辛劳，悲痛深切地萦绕在我的胸怀。人谁不死，死而不朽才最为可贵。像各位将领这样，活着建立忠勇的节操，死后有无穷的荣耀。身体虽然逝去，而名声永远磨灭不了。命令有关部门在鸡鸣山建立功臣庙，按封爵次序塑像，用来祭祀他们。”
臣若水通说：《尚书》说：“德行盛大者授予高官，功绩盛大者给予重赏。”《礼记》说：“因勤于国事而死就祭祀他，因辛劳安定国家就祭祀他。”这是先王崇尚德行、报答功绩的典制，所以使活着的人在生前荣耀，而使死去的人在死后追念。太祖高皇帝在鸡鸣山立庙，用来报答各位臣子，达到了极致。这也符合先王的遗意吧？那些看着麒麟阁、云台画像，却没有报答功绩的祭祀典礼的，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圣明的子孙应当效法遵守。
洪武四年五月丁巳，任命李守道、詹同为吏部尚书。太祖告诫他们说：“吏部是衡量鉴别的部门。镜子明亮那么物体的美丑无处隐藏，秤杆平衡那么物体的轻重得其恰当。大概政事的得失，在于众官；任用官员的贤与不贤，由吏部决定。任用得到合适的人，那么政治清明百姓安宁；任用不得合适的人，那么官员荒废职守。你们担任持衡、秉鉴的职务，应当公平，以辨别贤与不贤，不要庸庸碌碌，充数任职而已。”
臣若水通说：周官冢宰，统领百官，均衡四海，现在的吏部，就是它的职责。这个职位最重，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来主持，那么任用官员只凭贤能，而天下就治理好了。得不到合适的人，那么贤与不贤颠倒，而天下就混乱了。君主确实不可不慎重选择。我太祖高皇帝告诫李守道、詹同任吏部尚书，以衡鉴为言，真切到了极点。镜子，必须本体明亮；秤杆，必须本体平衡。然后才能举起它们来判定物体的美丑轻重。否则，我先不平稳不明亮，凭什么纠正物体呢？所谓明平，不是别的，在于我们的心。圣祖的见识，高出汉、唐、宋的君主，而上追夏商周三代。伏愿圣明的君主，以祖宗为法则，天下非常幸运。
洪武十一年，河间府知府杨翼安等人考核政绩来朝。皇上命令吏部说：“考核政绩的方法，用来表彰区别贤与不贤，以示鼓励惩罚。现在官员来朝，应当观察他们的言行，考核他们的能力功绩，评定他们的优劣。作为第三等称职而没有过错的为上等，赐坐并宴请；有过错但称职的为中等，宴请但不赐坐。”
；有过而不称职者爲下，不预宴。序立于门，宴者出，然后出。庻使有司知所激劝。”
译有过失而不称职的定为下等，不参与宴饮。他们按次序站在门外，参加宴饮的人出来之后，他们才出来。希望以此让有关部门知道如何激励和劝勉。
臣若水通曰：「羞恶者，人之良心也。故圣人立赏罚之典，因其良心而劝惩之耳。」皇祖谕吏部考绩之法，立三等之劝惩，即成周旌别淑慝之遗意乎？有是大政之行，而人不知羞恶者，无人心者也。无人心者，非人也。使天下之臣庻反求诸心，以体认之，而得其羞恶是非之实焉，则赏罚不必遍于天下，而天下知劝惩矣。惟圣明留意焉。
永乐元年十二月丁亥，太宗皇帝谓吏部尚书蹇义、左都御史陈瑛等曰：「爲国牧民，莫切于守令。守令贤，则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贤，当速去之。盖吏部选授，出一时仓卒，未能悉其才行，必考察所行，乃见贤否。其令廵按监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县官到任半岁之上者，察其能否，防贪之实，具奏。」臣若水通曰：「守令者，国家治乱之所系，民物休戚之攸闗也。故郎官上应列宿，其职尤爲近民。茍不得循良之吏以分任之，鲜有不受其殃者。使天下守令皆非其人，则天下之民皆受其殃矣，此大乱之道也。我太宗皇帝身居九重，念及四海，拳拳以守令爲言，必欲审用之于先，而考覈之于后，可谓知当务之急者矣。伏兾圣明，以祖宗之心爲心，留意民事，综核吏治，俾铨曹慎之于选授之初，而抚廵监司察之于莅官之后，则人人知所劝惩矣。百姓寕有不安堵者乎？」
本朝三年一朝觐，天下布政、按察诸司府州县官吏，各赍湏知文册来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报者，当廷劾奏之，以行黜陟。旧制官员考满给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称职者，亦皆复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终，然后黜陟焉。其有缘事降职除名，亦许其伸理，虽当临刑，亦必覆奏。
臣若水通曰：考以三年察之详也，公也；必九年黜陟，縁事伸理，待之厚也，恕也。此我朝考绩黜陟之法，公恕并行者也。《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万世课功之原也。」是故太祖于考满官员，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终，然后黜陟焉者，其有得于此。与其后执政者不体祖宗久任贤才之典，造生灵之福，乃有一考或未及一考而去其官，降其任者。借使所降所去果中其人，犹爲公恕之累也。如非其人，或有少忤上司，即与此例，以朝廷之重典爲一人私怨之报，何以劝功而惩过哉？
大明令，凡各处府州县官员任内，以户口増、田野辟爲尚，所行事迹，从监察御史、按察司考覈明白，开坐实迹申闻，以慿黜陟。
臣若水通曰：郡县之职，所以亲民也。茍得其人，则如赤子之得慈母，而民受其福矣。我圣祖命台宪考覈具实，迹申闻以慿黜陟，所以励天下之爲郡县者，使各奉其职，以宣布徳意而已。尔其爲民之意，不亦深哉！
国朝诸司职掌考，功部凡六部五品以下官，太常寺、光禄寺、通政司、大理寺、国子监、太仆寺、钦天监、翰林院、太医院、仪礼司属官，歴任三年，听于本衙门正官察其行能，验其勤惰，从公考覈明白，开写称职、平常、不称职词语，送监察御史考覈，本部覆考。其在京军职文官，俱从监察御史考覆，各以九年通考。其四品以上官员，任满黜陟，取自上裁。其在外有司官，三年考满，给由到京考覈，平常称职者，遇缺借除。京官亦以九年通考。
一、凡内外入流，并杂职应考官员，任满给由赴京，本部从实考较，才能优劣，依例黜陟。果有殊功异能，超迈等伦者，取自上裁。
臣若水通曰：汉唐以下，考课之法不同，行之不能无弊。我圣祖斟酌古制，凡内外官三年一考，九年通考而黜陟之，与唐虞三载考绩，三考黜陟之法脗合矣。夫如是，则贤才无淹滞之虞，不贤者无侥幸之望，而天下治矣。其盛矣哉！
国朝节行事例，在京六部、太常寺、光禄寺、通政司、大理寺、国子监、太仆寺、钦天监、翰林院、太医院属官，五府各卫军职文官，应天府首领并上元、江宁二县官，俱从本衙门正官考覈。应天府五品以下官，从监察御史考覈。监察御史从都御史考覈。给事中从都给事中考覈。东宫官、王府官、尚寳司
译臣若水通说：“羞耻厌恶之心，是人的良心。所以圣人设立赏罚的法典，是依据人的良心来劝勉和惩戒罢了。”皇祖指示吏部考核政绩的方法，设立上中下三等的劝惩，这难道不是成周时期表彰善人、辨别恶人的遗意吗？有这样重大的政令施行，而人却不知道羞耻厌恶的，是没有人心的人。没有人心的人，就不是人。假使天下的臣子百姓都能反求诸己，用心体认，从而获得羞耻厌恶、是非对错的真实感受，那么赏罚就不必遍及天下，而天下人也就知道劝勉和惩戒了。希望圣明的君主留意此事。
永乐元年十二月丁亥日，太宗皇帝对吏部尚书蹇义、左都御史陈瑛等人说：“治理国家、管理百姓，没有比守令（地方长官）更切要的了。守令贤良，那么一郡一邑的百姓有所依靠，不得其所的人就很少了。如果他们不贤良，应当迅速罢免他们。因为吏部选拔授官，出于一时的仓促，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才能品行，必须考察他们的实际行为，才能看出贤与不贤。命令巡按监察御史及按察司，凡是府州县官到任半年以上的，考察他们的能力与否，防范贪腐的实际情形，详细上奏。”臣若水通说：“守令是国家治乱所系，百姓休戚所关。所以郎官对应天上的星宿，他们的职责尤其接近百姓。如果不能得到循良的官吏来分担职责，很少有不受其祸害的。假使天下的守令都不合适，那么天下的百姓都受其祸害，这是大乱的途径。我太宗皇帝身居深宫，念及四海，恳切地以守令为言，一定要事先审慎任用，事后考核，可以说是知道当务之急的人了。希望圣明的君主，以祖宗的心为心，留意民事，综合考核吏治，使铨选部门在选拔授官之初谨慎对待，而抚巡监司在官员到任之后进行考察，那么人人就知道劝勉和惩戒了。百姓难道还有不安居乐业的吗？”
本朝规定三年一次朝觐，天下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以及府州县的官吏，各自携带须知文册来朝见。六部和都察院核查他们所办理的事件，有未完备上报的，在朝廷上弹劾奏报，以此执行升降黜陟。旧制规定官员考核期满发给凭证到吏部，考核结果为平常及不称职的，也都复任，一定要等到九年之久，三次考核结束，然后才进行升降黜陟。那些因事降职除名的，也允许他们申诉辩理，即使是临刑，也一定要覆奏。
臣若水通说：用三年时间来详细考察，这是公正；一定要九年才进行升降黜陟，因事申诉辩理，这是厚待，是宽恕。这是我朝考核政绩、升降黜陟的方法，公正与宽恕并行的体现。《尚书》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升降黜陟，这是万世考核功绩的根本。”所以太祖对于考核期满的官员，一定要等到九年之久，三次考核结束，然后才升降黜陟，大概是有得于此。这与后来执政者不体察祖宗长久任用贤才、造福百姓的法典，反而有一次考核或未满一次考核就罢免其官职、降低其职务的情况不同。假使所降所罢确实中肯，还算是公正宽恕的拖累。如果不是那样的人，或者稍微违背上司，就以此为例，把朝廷的重典当作一人私怨的报复，怎么能够劝勉功绩而惩戒过错呢？
大明令规定，凡是各处府州县官员在任期内，以户口增加、田野开辟为尚，所行的事迹，由监察御史、按察司考核明白，列出实迹上报，作为升降黜陟的依据。
臣若水通说：郡县的职责，是用来亲近百姓的。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就像婴儿得到慈母，百姓就受其福泽了。我圣祖命令台宪考核具实，事迹上报作为升降黜陟的依据，以此来激励天下担任郡县官的人，使他们各自奉行职责，以此宣扬德意罢了。他为民的意图，不也很深远吗！
国朝《诸司职掌》考核规定，工部凡六部五品以下官员，太常寺、光禄寺、通政司、大理司、国子监、太仆寺、钦天监、翰院、太医院、仪礼司属官，历任三年，听由本衙门正官考察其行为能力，检验其勤惰，从公考核明白，写明称职、平常、不称职的词语，送监察御史考核，本部复核。在京军职文官，都由监察御史考核复核，各自以九年通考。四品以上官员，任满升降黜陟，取自上裁。在外有司官，三年考核期满，发给凭证到京考核，平常称职者，遇缺借除。京官也以九年通考。
一、凡是内外入流，并杂职应考官员，任期满发给凭证赴京，本部从实考核，才能优劣，依例升降黜陟。果有殊功异能，超越等伦者，取自上裁。
臣若水通说：汉唐以下，考核的方法不同，施行不能没有弊端。我圣祖斟酌古制，凡是内外官员三年一考，九年通考而升降黜陟，与唐虞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升降黜陟的方法完全吻合。像这样，那么贤才没有淹滞的忧虑，不贤者没有侥幸的希望，而天下就治理好了。真是盛大啊！
国朝节行事例，在京六部、太常司、光禄寺、通政司、大理寺、国司监、太仆寺、钦天监、翰林院太医院属官，五府各卫军职文，应天府首领并上元、江宁二县，都由本衙门正官考核。应天府五品以下，由监察御史考核。监察御史由都御史考核。给事中由都给事中考核。东宫官、王府官、尚宝司
、中书舍人、都给事中、仪礼司、行人司正官，从本衙门将该考官员行过事迹并应有过犯备细开写，送吏部考覈。又曰，凡在外府州县官三年考满，先行呈部，移付选部作缺铨注司勲开黄，仍令给由。其见任官将本官行过事迹保勘覆实明白攅造文册文簿，交付本官亲赍，如县到州，州官面察言行勤惰，从实考覈称职、平常、不称职词语，送府州到府，府到布政司，亦如之。以上俱从按察司考覆，仍将各词语呈部。直▯府官送监察御史考覈，吏部覆考类奏。以上三年考满平常称职者，对品别用，不称者降黜，俱以九年通考。又曰，凡各布政司、按察司、盐运司属官，从本司正官考覈。按察司首领官，从监察御史考覈。其余衙门并从本按察司覆考。茶马、盐课司正官至首领官，并在外军职文官，俱布政司考覈，按察司覆考。布政司四品以上，按察、盐运司五品以上正佐官三年考满给由进牌，俱从都察院考覈，吏部覆考黜陟，取自上裁。
译中书舍人、都给事中、仪礼司及行人司的正官，应从本衙门将受考核官员的履职事迹以及应有的过失详细列出，送交吏部进行考核。又说，凡在外地的府、州、县官员任期三年届满，先呈报吏部，移交给选部作为空缺职位由铨注司开具黄册，仍令其开具履历证明。现任官员将本人的履职事迹由保勘官核实清楚后，编造文册文簿，交付本官亲自携带。如从县到州，州官当面考察其言行勤惰，如实考核评定为称职、平常、不称职等评语，从府州送到府，从府送到布政司，也照此办理。以上都经由按察司复核，再将各评语呈报吏部。直隶府官员送交监察御史考核，吏部复核后分类奏报。以上任期三年届满评定为平常或称职者，按同等品级另行任用，不称职者降职罢免，都以九年通考为准。又说，凡各布政司、按察司、盐运所属官员，由本司正官考核。按察司的首领官，由监察御史考核。其余衙门都经由本按察司复核。茶马司、盐课司的正官至首领官，以及在外地的军职文官，都由布政司考核，按察司复核。布政司四品以上，按察司、盐运司五品以上的正官和佐官任期三年届满开具履历证明并递交牌票，都由都察院考核，吏部复核后决定升降，最终由皇帝裁决。
臣若水通曰：自帝舜咨二十有二人之后，立考绩黜陟之法，而课功之典肇于此矣。然才徳出众者，固非三考之可拘；其庸劣茍容者，而亦例以三考进焉。安在其能咸熈也？故曰：执簿呼名，一吏足矣。盖事固有时异势殊者，变而通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夫常格之设，可以待常材者耳。师其意而不师其迹，以成咸熈之绩，惟在圣明，善体祖宗之良法羙意焉。
格物通卷六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六十九 明 湛若水 撰
任相上
易·涣》六四：涣其羣，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臣若水通曰：天下以一而治，以涣而乱。六四柔顺，居正之臣，上承九五刚正之君，道之同而任之专，刚柔相济，以一天下之涣，而羣之乖者合，散者聚，大善之吉也。民归于一统，而无异志，其聚若丘之大矣。夫涣者，天下之变也。涣而济者，天下之功也。有高天下之见，而后成天下之功，岂常人之思虑可及哉？人君得斯人以爲之相，天下有不足治矣。
书《虞书》《舜典》：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熈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任大禹作相之言，咨嗟也。四岳一人，而主四方诸侯之事者也。奋起也，熈广也，载事也，亮明也，惠顺也，畴类也。舜言有能奋起事功，以广帝尧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顺成庻类也。臣惟百揆乃唐虞之相职，亮采惠畴，即周官三公论道经邦爕理隂阳，三孤贰公▯化寅亮天地也。周分二职，六人；唐虞皆统于百揆。我朝建官有三太三少，其制最爲近古。然三公或未能常与天子坐而论道，三孤或不能与三公贰而▯化，是以隂阳未尽爕和，天地未尽位育耳。仰惟圣明，修唐虞盛典，复祖宗故事，时召公卿与之论道爕理，以和隂阳，以位天地，以致祥瑞，以消灾变，天下幸甚。
书商书，咸有一徳。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徳，爲下爲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陈告太甲以用人之道也。官百官也，臣总百官大臣而言也。贤有徳者也，才有能者也，左右者辅弼大臣也。坐与天子论道爕理，非硕徳重望不可，故曰「惟其人难者不轻易之意」，所谓进贤如不得已也。慎者，谨择之意，所谓真知灼见也。旣得人而用之，则又惟和而可否相济，惟一而始终如一，以爲上则禆益君徳，以爲下则惠爱兆民。臣职所系之重如此，此所以当慎也。人君欲成徳以下布于民者，可不谨于用人乎？
商书·说命》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徳
臣若水通曰：此商高宗命傅说爲相之事也。爰于也，左右言常相亲近也。台我也，史臣记高宗以夣得说之后，审知其贤，于是立之爲相，又常置诸王之左右而亲炙之，盖欲近其人以学也。乃命之以朝夕纳诲，无时不进善言以辅其徳，可谓知所本矣。臣谓徳者，吾心之理也。人人同此心，人人同此理，况人君聪眀出众者乎？但爲众欲之攻，比之匪人，故徳日坏。若与善人居，则或因事纳忠，或应时谏正，所以涵养气质，薰陶徳性，其功至大。盖人君天下之本，而君心又人君之本。君心正，则万几不足理矣。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高宗命说纳诲，不曰规过，而曰辅徳，真所谓知所本哉！
说命：「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徳，惟其贤。」
臣若水通曰：此傅说告高宗之言也。官者，六卿、百执事也；爵者，公、卿、大夫也。官非才能不能理，故曰能；爵非有徳无以称，故曰贤。所用而惟贤惟能，则治矣；所用而私昵恶徳，则乱矣。是故治乱由人而生者也。人君欲拨乱图治者，必审于用舎之际哉。
周书·召诰》：今冲子嗣，则无遗夀耉。曰：「其稽我古人之徳？」矧曰：「其有能稽谋自天？」
臣若水通曰：此召公告成王崇信老臣之言也。冲幼，冲也；嗣者，继位也；遗忘，弃也；夀耉，老成之臣也；稽考也。矧况也？幼冲之主，于老
译臣湛若水阐释说：自从帝舜咨询二十二人之后，建立了考核政绩、升降官员的制度，而考核功绩的典章就从此开始了。然而，才德出众的人，本来就不受三次考核的限制；那些平庸低劣、苟且偷安的人，却也按惯例经过三次考核就晋升了。怎么能期望他们都兴盛美好呢？所以说：拿着名册呼喊名字，一个官吏就足够了。大概事情本来就有时代不同、形势特殊的，能够变通并使之通达，神妙而明达，在于用人得当。至于常规制度的设立，只是用来对待普通人才罢了。效法其精神而不效法其形迹，以成就兴盛美好的功绩，全在于圣明的君主，善于体察祖宗良法美意。
格物通卷六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六十九 明 湛若水 撰
任相上
《周易·涣卦》六四爻辞：涣散其群，大吉。涣散而有丘山般的聚合，不是常人所能想到的。
臣湛若水阐释说：天下因统一而治理，因涣散而混乱。六四爻柔顺，居于正位的臣子，向上承奉九五刚正的君主，道义相同而任用专一，刚柔相互调剂，以统一天下涣散的局势，使乖离的群体聚合，分散的民众聚集，这是大吉之象。民众归附于统一，没有异心，其聚合就像丘山那样宏大。涣散，是天下变化的常态；能够济助涣散，是天下的大功。有高于天下的见识，然后才能成就天下的大功，这难道是常人的思虑所能达到的吗？君主得到这样的人作为宰相，天下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了。
《尚书·虞书·舜典》：舜说：“咨询！四岳！有谁能奋起功业，光大帝尧的事业，让他担任百揆之职，以明察政务，顺成各类事务。”
臣湛若水阐释说：这是帝舜任命大禹为宰相的话，咨嗟是叹息询问之意。四岳是一个人，主管四方诸侯事务的人。奋起是兴起，广是光大，载是事业，亮是明察，惠是顺成，畴是类别。舜说，有谁能奋起功业，以光大帝尧的事业，让他居于百揆之位，以明察各种事务，而顺成各类事务。臣认为百揆是唐虞时期的宰相职务，亮采惠畴，就是周朝官制中三公论道经邦、调和阴阳，三孤辅佐三公、教化天下、恭敬明察天地。周朝分为两个职务，六个人；唐虞时期都统属于百揆。我朝建立官职有三太三少，其制度最为接近古制。然而三公有时未能常与天子坐而论道，三孤有时不能与三公辅佐而教化天下，因此阴阳未能完全调和，天地未能完全定位养育。仰望圣明的君主，修明唐虞的盛典，恢复祖宗的旧制，时常召见公卿与他们论道调和，以调和阴阳，以定位天地，以致祥瑞，以消除灾变，天下幸甚。
《尚书·商书·咸有一德》：任用官员只凭贤才，左右辅佐只凭合适的人。臣子对上为德，对下为民。艰难谨慎，只和只一。
臣湛若水阐释说：这是伊尹陈述告诫太甲用人之道的言论。官是百官，臣是总括百官大臣而言。贤是有德的人，才是有能的人，左右是辅弼大臣。与天子坐而论道调和，非有厚德重望的人不可，所以说“惟其人”，难者是不轻易之意，所谓进贤如不得已。慎者，是谨慎选择之意，所谓真知灼见。既然得到人而任用他，那么就只和而可否相济，只一而始终如一，对上则裨益君德，对下则惠爱百姓。臣子的职责关系重大如此，这正是应当谨慎的原因。君主想要成就德行并向下布施于民众，能不谨慎用人吗？
《尚书·商书·说命》：于是立为宰相，王把他放在左右，命令他说：“朝夕进献教诲，以辅助我的德行。”
臣湛若水阐释说：这是商高宗任命傅说为宰相的事情。爰于是，左右是说常相亲近。台是我，史臣记载高宗因梦得到傅说之后，审知他的贤能，于是立他为宰相，又常把他放在王的左右而亲近他，大概是想要亲近这个人来学习。于是命令他朝夕进献教诲，无时不进善言以辅助他的德行，可谓知道根本了。臣认为德者，是我心的理。人人同此心，人人同此理，何况君主聪明出众呢？只是被众欲攻击，亲近小人，所以德行日渐败坏。如果与善人相处，那么有时因事进忠，有时应时谏正，所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其功至大。大概君主是天下的根本，而君心又是君主的根本。君心正，那么万机就不难治理了。孟子说：“人不足以去迎合，政不足以去干预，只有大人才能纠正君心的错误。”高宗命令傅说进献教诲，不说规过，而说辅德，真可谓知道根本啊！
《说命》：“官职不给予私昵，只凭才能；爵位不给予恶德，只凭贤能。”
臣湛若水阐释说：这是傅说告诫高宗的话。官者，是六卿、百执事；爵者，是公、卿、大夫。官职非才能不能治理，所以说能；爵位非有德无以称配，所以说贤。所用只凭贤能，就治理好了；所用私昵恶德，就混乱了。因此治乱是由人而产生的。君主想要拨乱图治，务必在用人取舍之际审慎啊。
《周书·召诰》：现在年幼的君主继位，就不要遗忘老臣。说：“考察古人的德行？”何况说：“有能考察谋划来自上天？”
臣湛若水阐释说：这是召公告诫成王尊崇信任老臣的话。冲是幼，嗣是继位，遗是遗忘，寿耉是老成之臣，稽是考察。矧是何况。年幼的君主，对于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