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九十六 明 湛若水 撰
臣若水通曰：「君民相为一体者也？何者？天地万物与吾一体者也。知其一体，则所以爱之而不伤者，无所不至矣。其忍重敛以自残乎？」太宗啖肉充饥之喻，近之矣。噫！刲巳则痛戚，至于截人肢体而不恤者，气血不相关而己。是葢未能真见天地万物一体之道，则一膜之外，已为秦越夫，焉得不重敛相残邪？故人君之学，莫大乎体仁。《易》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
贞观十一年八月，侍御史焉周上疏，以为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宻资之；东郊积布帛，而世充资之。两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积畜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冦敌也。夫俭以息人，陛下已于贞观之初，亲所服行，在于今日为之，固不难也。陛下必为长久之谋，不必逺求上古，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
臣若水通曰：「焉，周之言切矣。国之兴亡，系于民之苦乐。故厚敛以病民，则民怨苦而丧其乐生之心，则乱亡安得不至也？使太宗能从其言，如贞观之初政，何其治之不可长哉！」
贞观十六年十一月壬申，上曰：“朕为兆民之主，轻徭薄敛，使之各治生业，则皆富矣。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管▯，乐在其中矣。”
臣若水通曰：「民吾同胞，痛痒欣戚相关者也。」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太宗欲薄敛以富民，而言乐在其中，葢近于乐民之乐矣。贞观之盛，斗米三钱，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民之乐其乐，岂无所自哉？
唐代宗元年冬十月，京兆尹第五琦言什一税法，民苦其重，多流亡。十一月甲子日，南至赦，改元，悉停什一税法。臣若水通曰：十亩税一，唐之法与古名同而实异也。代宗始不知而误行之，及闻民苦其重，多所流亡，即赦停其法。所谓勇于改过，不失为爱民之主，頼有此耳。人君之于民，其愁苦之声可不闻哉？
徳宗建中元年春正月丁卯朔，赦天下。始用杨炎议，命黜陟使与观察刺史约百姓丁产，定等级，改作两税法。比来新旧徴科色目，一切罢之。二税外，輙率一钱者，以枉法论。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宗之末，版籍浸壊，多非其实。及至徳兵起，所在赋敛廹趣，取办无复常凖。赋敛之司増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増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吏因縁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嵗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徴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皆总统于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臣若水通曰：「唐初租庸调之法，虽不及三代，然亦取之有制，民未称病也。杨炎乃倡为两税之议，徳宗用之，以赦天下，悉除新旧征科色目，孰不以为寛也？殊不知法愈烦而病民，终不免于流弊。然则人君其可以畜聚敛之臣，乱旧章以误国家哉！」
建中二年五月，淮南节度使陈少逰奏，本道税钱每千，请増二百。五月，诏他道皆如淮南。又盐每斗价，皆増百钱。十一月，加少逰同平章事。
臣若水通曰：「大学」云：「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孟子曰：「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徳宗好利之心，非杨炎诸羣小从防之耶？是时已税商钱，括富商僦质，而少游者请増税钱，非所谓逢君之恶而长之耶？继是而往，税架间陌钱无虚日，而四方解体，乱臣乗之而逆节矣。向使帝能节用爱人于平时，则固不致兴兵而侈用矣。若非唐命未改，而诸将死绥，琼林、大盈之积，其不为钜桥、鹿台也哉？为人君者，所宜戒也。
徳宗贞元四年九月庚申，元友直句检诸道税外物，悉输户部，
译臣若水通说：“君主与百姓本为一体，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天地万物与我本是同为一体的。明白了这一道理，那么爱护百姓而不伤害他们的举措，就会无微不至了。哪里忍心加重赋税来残害自己呢？”唐太宗用吃肉充饥来比喻，就近似这个道理了。唉！割自己的肉就感到疼痛悲伤，至于截断别人的肢体却毫不顾惜，这是因为气血不相关联罢了。这大概是因为没有真正体认到天地万物一体的道理，那么一层薄膜之外，就已经像秦国人对待越国人那样漠不相关了，怎么能不加重赋税互相残害呢？所以君主的学问，没有比体认仁德更大的了。《易经》说：“君子体认仁德，足以领导百姓。”
贞观十一年八月，侍御史焉周上奏疏，认为自古以来，国家的兴盛与灭亡，不在于积蓄财物的多少，而在于百姓的困苦与安乐。况且用近事来验证：隋朝在洛口仓储存粮食，结果被李密利用；在东郊堆积布帛，结果被王世充利用。两京的府库，也供国家使用，至今还没有用完。积蓄固然不可没有，但应当在百姓有余力的时候，然后征收，不可以强行聚敛来资助寇敌。以节俭来让百姓休养生息，陛下在贞观初年已经亲身实行，在今天这样做，本来也不难。陛下如果一定要做长远的谋划，不必远求上古，只要像贞观初年那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臣若水通说：“焉周的话很切中要害。国家的兴盛与灭亡，取决于百姓的苦乐。所以加重赋税使百姓困苦，那么百姓怨恨痛苦而丧失求生之心，那么动乱灭亡怎么能够不到来呢？假使太宗能听从他的话，像贞观初年的政治，怎么治理不能长久呢！”
贞观十六年十一月壬申日，皇上说：“我作为亿万百姓的君主，减轻徭役和赋税，让他们各自经营生计，那么大家都富裕了。如果家家丰足人人富足，我即使不听音乐，快乐也在其中了。”
臣若水通说：“百姓是我的同胞，痛苦瘙痒、欢喜悲伤都是相互关联的。”孟子说：“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的人，百姓也以他的快乐为快乐。”太宗想要减轻赋税来使百姓富裕，并说快乐在其中，大概就近似于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了。贞观的盛世，一斗米只值三钱，大门不用关闭，旅行者不带干粮，百姓以他们的快乐为快乐，难道没有来源吗？
唐代宗元年冬十月，京兆尹第五琦提出什一税法，百姓苦于赋税沉重，大多流亡。十一月甲子日，皇帝南郊祭天大赦，改年号，全部停止什一税法。臣若水通说：十亩地收一亩的税，唐代的法律与古代名称相同而实质不同。代宗起初不知道而错误地实行，等到听说百姓苦于赋税沉重，大多流亡，就大赦停止这种税法。这就是所谓的勇于改过，不失为爱护百姓的君主，依靠的就是这一点。君主对于百姓，他们的愁苦之声可以不听吗？
唐德宗建中元年春正月丁卯日初一，大赦天下。开始采纳杨炎的建议，命令黜陟使与观察使、刺史约定百姓的丁口和财产，确定等级，改作两税法。近来新旧征收的名目，全部废除。两税之外，擅自征收一钱的，按枉法论处。唐代初期的赋税制度，叫租庸调，有田地就要交租，有身丁就要服庸，有户就要交调。玄宗末年，户籍逐渐败坏，大多不符合实际情况。等到至德年间战乱兴起，所在地的赋税征收紧迫急迫，办理事务不再有常规标准。征收赋税的官吏增加人数，而没有相互统辖，各自随意增加税目，自立名目，新旧相沿，不知道极限。百姓中富裕的人丁口多，大多当官或出家为僧，来免除赋税徭役；而贫穷的人丁口多，无处躲藏，所以上等户优闲而低下户劳苦。官吏借机侵吞，十天半月就要输送，百姓不堪困顿疲弊，大多逃亡成为浮户。那些留在本地的，一百人中不到四五人。到了这时，杨炎建议制定两税法，先计算州县每年应有的费用以及上缴中央的数额，然后向百姓征收，根据支出制定收入。住户不分主客，以现居地登记造册；人丁不分成年未成年，以贫富作为差别。对于行商，在所在州县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使他们与定居者均等，没有侥幸获利。定居者的税，分秋夏两次征收，那些租庸调杂徭全部免除，都统归于度支管理。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因而下赦令实行。
臣若水通说：“唐代初期租庸调的法度，虽然比不上夏商周三代，但也取之有度，百姓没有称说困苦。杨炎却倡导两税的建议，德宗采纳它，大赦天下，全部废除新旧征收的名目，谁不认为这是宽厚呢？却不知道法律越繁琐而越使百姓困苦，最终难免产生流弊。那么君主怎么能蓄养聚敛财物的臣子，扰乱旧章而误国呢！”
建中二年五月，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上奏，本道税钱每千文，请求增加二百文。五月，诏令其他道都像淮南一样。又盐每斗的价格，都增加一百文。十一月，加陈少游同平章事。
臣若水通说：《大学》说：“治理国家而致力于财用的人，一定是小人。”孟子说：“助长君主的恶行，罪过较小；迎合君主的恶行，罪过大。”德宗贪利的心，不是杨炎等群小顺从迎合的吗？这时已经征收商税，搜括富商的租赁典当，而陈少游请求增加税钱，这不是所谓的迎合君主的恶行而助长它吗？继此之后，征收架间陌钱没有一天停止，而四方人心离散，乱臣趁机而起逆节。假使皇帝能在平时节制用度爱护百姓，那么本来就不会导致兴兵而奢侈用度了。如果不是唐朝气数未尽，而各位将领死守，琼林、大盈库的积蓄，难道不会成为巨桥、鹿台那样的祸患吗？做君主的，应该以此为戒。
德宗贞元四年九月庚申日，元友直勾检各道税外的财物，全部输送到户部，
遂为定制。嵗于税外输百余万缗斛，民不堪命。诸道多自诉于上，上意窹诏今年已入在官者输京师，未入者悉以与民。明年以后悉免之，于是东南之民复安其业。
译于是制定了固定的制度。每年在赋税之外，还要缴纳一百多万缗钱和斛米，百姓无法承受。各道大多自行向皇上申诉，皇上醒悟后下诏，今年已经上缴到官府的钱粮运往京城，尚未上缴的全部归还给百姓。从明年起全部免除，于是东南地区的百姓又得以安居乐业。
臣若水通曰：「友直之为句检使，以诸道税外之缗输京师，此小人以利逢徳宗之欲者也。民不堪命，邦本将蹙矣。李泌为相，宜斥友直之非而止徳宗之欲也，乃无一言。由是而推之，乃其前日受淮南二十万之运，悉输之大盈者，启之。是泌欲为徳宗丰其私财，而不知敛天下之怨也。及诸道自诉，而上始免未入之税，吁亦晩矣。」故司马光曰：「李泌欲弭徳宗之欲，而丰其私财，是欲启其门而禁其出也。」呜呼！孰谓李泌之贤而有此邪？
徳宗贞元十三年十二月，先是宫中市物，令官吏主之，随给其直。此嵗以宦者为使，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后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及要閙坊曲，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而敢问所从来及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直数百钱买人直数千，物多以红紫染故衣、败缯尺寸裂而给之，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其实夺之。商贾有良货，皆深匿之。每勑使出，虽沽浆卖饼者辙弃闭门。谏官御史数奏谏，不听。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具奏之，帝颇嘉纳，以问工部侍郎判度支苏弁。弁希宦者意，对曰：“京师游手万家，无土著生业，仰宫市取给。”帝信之，故凡言宫市者皆不听。臣若水通曰：“《易》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故聚人之道，必在于理财；而理财之道，必在于仁，而后可安其位也。”徳宗嗜利，其税于民极矣，又为宫市、索进奉、取脚钱以困商民，民将何极邪？言官谏之而不听。及张建封具奏，帝嘉纳，若有感悟之几矣。苏弁党宦寺而诡言以沮焉。由是敛愈急，人愈散，而位愈危，以至奔走郊原，求食不得，饷絶命危。得韩滉一餽，而以得生为贺。向之所暴敛，果安在也？徒足以为君人者之戒耳。
唐穆宗长庆元年五月壬子，盐铁使王播奏：约▯茶额，每百钱加税五十。右拾遗李珏等上疏，以为▯茶近起贞元多事之际，今天下无虞，所宜寛横敛之目，而更増之，百姓何时当得息肩？不从。
臣若水通曰：「自▯酤之法一兴而不已，遂至于▯茶，又不已，遂至王播又奏于税百钱之上而加五十焉。民何以堪哉！呜呼，民就穷而敛愈急，穆宗之谓也。此其所以再失河朔而不能复欤？」
唐懿宗咸通元年五月壬申，右拾遗供奉薛调上言，以为兵兴以来，赋敛无度，所在羣盗，半是逃户，固须翦灭，亦可闵伤。望勅州县税外，毋得科率，仍勅长吏严加紏察。从之。
臣若水通曰：自古盗贼之生，起于赋敛之重。及其为害也，乃从而翦灭之。不知兵愈繁而敛愈急，敛愈急而盗愈滋。灭于东而生于西，奈之何不展转以亡也？薛调知盗贼起于赋敛无度，请尽除横暴之敛，加赒恤之仁，招叛亡之众，庶犹可以止也。不知出此，而但令州县禁税外之科率而已，是犹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也。乌能大有济哉！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闰十二月，帝以军储不足，谋于羣臣。豆卢革以下皆莫知为计。吏部尚书李琪上疏，以为古者量入以为出，计农而发兵，故虽有水旱之灾，而无匮乏之忧。近代税农以养兵，未有农富给而兵不足，农损瘠而兵丰饱者也。今纵未能蠲省租税，茍除折纳纽配之法，农亦可以小休矣。帝即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臣若水通曰：「兵以防国，农以养兵，故人君在薄敛以丰农，农给而兵足矣。」此李琪探本之论也。唐庄宗乱亡之事非一，及军储不足，乃谋于羣臣，除折纳纽配之法，亦晩矣。然又竟不能行，其后甚至于豫借民税以给军，至是岂复可为耶？事机之徃，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谋国者盍亦谨之于其始哉！
后晋高祖天福五年秋九月辛未，李崧奏：“诸州仓粮于计帐之外所余颇多。”上曰：“法外税民，罪同枉法。仓吏特贷其死，各痛惩之。”
臣若水通曰：「上发以意，则下承其事。人君诚有薄敛爱民之心，则臣下必不敢违其意以厚敛。仓吏数外敛民，上之意可知矣。贷死抵罪，徒空言何
译臣若水通说：“刘友直担任句检使，把各道除正税之外的钱帛运送到京城，这是小人为了迎合唐德宗的欲望而做的。百姓无法忍受这种政令，国家的根基将要危殆了。李泌担任宰相，应当斥责刘友直的错误并阻止德宗的欲望，却一句话也没有说。由此推论，他先前接受淮南二十万钱的转运，全部送入大盈库，就是开启了这种风气。这是李泌想要为德宗增加私人的财富，却不知道这会招致天下的怨恨。等到各道自行申诉，皇上才免除尚未征收的税款，唉，这也太晚了吧。”所以司马光说：“李泌想要消除德宗的欲望，却增加他的私财，这就像打开了门却禁止人出去一样。”唉！谁说李泌贤德却有这样的事呢？
唐德宗贞元十三年十二月，在此之前，皇宫中购买物品，命令官吏主管，随即支付相应的价钱。这一年派宦官担任使者，称为宫市，压低价格购买物品，稍微不如原本的估价。后来不再使用文书凭证，在东西两市以及繁华的街巷安置数百名“白望”（宦官派出的侦察人员），查看人们所卖的物品，只要声称是宫市，人们就只好拱手交付，真假已无法分辨，而敢询问物品来源或争论价格高低的人，往往用几百钱买下价值几千钱的物品，物品大多用红紫色染过的旧衣、破败的丝织品撕成尺寸来支付，还索取进奉、门户及脚力钱。人们带着物品到市场，以至于有空手而归的，名义上是宫市，实际上是掠夺。商人有好的货物，都深深隐藏起来。每当敕使出来，即使是卖浆粥、卖饼的人也都关门躲避。谏官和御史多次上奏劝谏，皇上不听。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详细上奏此事，皇上颇为赞赏并采纳，拿此事询问工部侍郎兼判度支苏弁。苏弁迎合宦官的心意，回答说：“京城游手好闲的人有上万户，没有固定的产业，依靠宫市来获取生活所需。”皇上相信了他，所以凡是谈论宫市的都不予理睬。臣若水通说：“《易经》说：‘用什么来守住君位？回答说：仁德。用什么来聚集百姓？回答说：财富。’所以聚集百姓的方法，一定在于管理财富；而管理财富的方法，一定在于施行仁德，然后才能安稳地守住君位。”唐德宗贪恋财利，对百姓的征税已经到了极点，又设立宫市、索取进奉、收取脚力钱来困迫商人和百姓，百姓的苦难哪有尽头呢？言官劝谏他却不听。等到张建封详细上奏，皇上赞赏并采纳，似乎有感悟的迹象了。苏弁偏袒宦官而用诡辩来阻止。因此征税更加急迫，人心更加离散，君位更加危险，以至于最后逃奔到郊外原野，求食不得，断绝粮饷性命危在旦夕。得到韩滉一次馈赠，就以此为庆幸而得以生存。先前所暴敛的财物，究竟在哪里呢？这只能作为统治者的警戒罢了。
唐穆宗长庆元年五月壬子日，盐铁使王播上奏：估算茶税额度，每百钱加税五十。右拾遗李玨等人上疏，认为茶税最近兴起于贞元年间多事之时，现在天下太平无事，应当放宽横征暴敛的名目，却反而增加，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得以喘息？皇上没有听从。
臣若水通说：“自从榷酤（酒类专卖）之法兴起而没有停止，于是发展到榷茶，又没有停止，于是发展到王播又上奏在每百钱的税上再加五十钱。百姓怎么能忍受呢！唉，百姓越穷困征税就越急迫，说的就是唐穆宗啊。这就是他再次失去河朔地区而不能收复的原因吧？”
唐懿宗咸通元年五月壬申日，右拾遗供奉薛调上言，认为自从战乱兴起以来，赋税征收没有节制，各地的群盗，有一半是逃亡的户民，固然需要剿灭，也可以怜悯悲伤。希望敕令州县在正税之外，不得随意摊派，仍敕令长官严加纠察。皇上听从了。
臣若水通说：“自古盗贼的产生，起于赋税沉重。等到他们造成危害时，才去剿灭他们。不知道兵事越频繁征税就越急迫，征税越急迫盗贼就越滋生。在东边消灭了而在西边又产生，怎么能不辗转导致灭亡呢？薛调知道盗贼起于赋税无度，请求尽除横暴的征收，增加赈济体恤的仁政，招抚叛离逃亡的民众，或许还可以制止。不知道这样做，只是命令州县禁止正税之外的摊派而已，这就像吃饭时大口吞咽却问为什么不用牙齿咬断食物一样。怎么能有大补益呢！”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闰十二月，皇上因为军需储备不足，向群臣谋划。豆卢革以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吏部尚书李琪上疏，认为古代是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计算农业收成来发动军队，所以即使有水旱灾害，也没有匮乏的担忧。近代征税于农民来供养军队，没有见过农民富裕而军队不足的，也没有见过农民贫弱而军队丰饱的。现在即使不能免除减少租税，如果废除折纳、纽配之法，农民也可以稍微休养生息了。皇上立即敕令有关部门按照李琪所说的去做，但最终没有实行。
臣若水通说：“军队用来保卫国家，农民用来供养军队，所以君主应当减轻赋税以使农业丰裕，农民富足军队就充足了。”这是李琪探究根本的言论。后唐庄宗动乱灭亡的事情不止一件，等到军需不足，才向群臣谋划，废除折纳、纽配之法，也太晚了。然而最终又没有实行，后来甚至预先借取百姓的税款来供给军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还能有什么作为吗？事机一旦过去，即使有善策，也无可奈何了。谋划国家大事的人，何不谨慎于开始的时候呢！
后晋高祖天福五年秋九月辛未日，李崧上奏：“各州仓库的粮食在计账之外剩余的很多。”皇上说：“在法律之外向百姓征税，罪过等同于枉法。仓库官吏特别宽恕他们的死罪，各自严厉惩罚他们。”
臣若水通说：“皇上发出意图，下面就会承接其事。君主如果真的有心减轻赋税爱护百姓，那么臣下一定不敢违背他的意图去加重征收。仓库官吏在数额之外向百姓征收，皇上的意图就可以知道了。宽恕死罪抵偿罪责，只是空话罢了。
益乎？」
贾谊新书》曰：卫懿公好鹤，鹤有饰以文绣而乗轩者，赋敛繁多而不顾其民，翟冦遂入卫，君奔死，遂丧其国。臣若水通曰：卫君奔死丧国，不在于奔亡之时，而在于赋敛繁多之日。赋敛繁多，不在于赋敛之日，而在好鹤乗轩之前。《书》曰：「玩人丧徳，玩物丧志。」徳志皆丧，则重微物，轻人民，厚敛以供禽兽，则民怨日生，盗冦日至，此乱亡之道也，可不戒哉！
译有益吗？”
《贾谊新书》说：卫懿公喜爱鹤，有的鹤装饰着锦绣，乘坐着大夫的车驾。他赋税征敛繁多，却不顾念他的百姓，翟国的军队于是攻入卫国，国君出逃而死，最终丧失了国家。臣若水通说：卫君出逃而死、丧失国家，不在于出逃逃亡的时候，而在于赋税征敛繁多的日子。赋税征敛繁多，不在于征收赋税的日子，而在于喜爱鹤并让鹤乘车之前。《尚书》说：“玩弄人就会丧失德行，玩弄物就会丧失志向。”德行和志向都丧失了，就会看重微小的玩物，轻视百姓，加重赋税来供给禽兽，那么百姓的怨恨就会一天天产生，盗贼寇乱就会一天天到来，这是动乱灭亡的途径，难道可以不警惕吗！
刘向説苑》曰：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对曰：「政有使民富且夀。」哀公曰：「何谓也？」孔子曰：「薄赋敛则民富，无事则逺罪，逺罪则民夀。」公曰：「若是则寡人贫矣。」孔子曰：「《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子富而父母贫者也。」
臣若水通曰：欲富欲夀，虽民之情，而君之富夀亦于是乎在矣。葢君与民为一体相因者也，民富且夀，君岂有独贫之理哉？民贫且死，君岂有独富之理哉？先王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为之井邑邱甸县都以任事，而令贡赋，即所以藏富于民也。薄其税敛，则万邦惟正之供，亦犹子弟有余而奉养于父母者，无不足矣。奚必箕防大盈，竭四海而帑藏之，然后谓之富哉？此人君之所以长治乆安，祈天永命者，在是。夀孰有大于此者耶？孔子之言，万世人君之▯鉴也，不可不加之意焉。
宋仁宗皇祐五年十一月，诏减畿内诸县税。端明殿学士张方平言：“王畿赋敛之重。”诏开封府诸县两税，于元额减二分，永为定式。
臣若水通曰：畿内者，天下根本之地，诸县所供，视天下之州县为尤繁，故薄敛之政所宜先焉者也。张方平此言可谓得矣。然王者与天地同体，以四海为家，四海之民，犹畿内之民也。方平能知王道，则必请行王政，立什一中正之法，由王畿以达之天下，则愽施济众，而仁泽及于无穷矣。惜乎其学不足以及此。
宋理宗景定元年五月，蒙古左丞张文谦罢，遂求出，宣抚大名。临发，语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曰：“民困日久，况当大旱，不量减税赋，何以慰来苏之望？”文统曰：“上新即位，国家经费止仰税赋，茍复减损，何以供给？”文谦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至任蠲常赋什之四，商酒税什之二。臣若水通曰：“文统知在官之为富，而不知在民之为富，且无殃也。后世之聚敛之臣，欲为富国之计，如文统者，每每厚征于民，殊不知民散则国虽富，孰与守？是富而有殃矣。如纣之鹿台、钜桥，唐徳宗之琼林、大盈，是也。故薄敛者，国赋虽损，国富则益。”张文谦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其善于谋国者矣。若文统，其文谦之罪人乎？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诏卢世荣行钞法，下御史中丞崔彧，吏罢之。世荣既入中书即日奉诏理钞法之弊，自谓其生财有法，用其法，当赋倍増，而民不扰。翰林学士董文用谓曰：“此钱取于右丞家耶？将取之民耶？取于右丞家，则吾不知；若取于民，则有説矣。牧羊者，嵗当两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献，主者固悦其得毛之多，然羊无所避寒热，既死且尽，毛又可得乎？民财有限，右丞将尽取之，得无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荣不能对。
臣若水通曰：「财出于民，未有不扰民而赋倍増者也。」卢世荣理钞法之弊，自谓其生财有法，用其法当赋倍増而民不扰。呜呼！天下寜有是理哉？以此欺人罔上，何异于指鹿为马者乎？夫益上则必损下，自然之理也。乃谓赋増而民不扰，岂天▯而▯输之耶？文用以牧羊剪毛喻之，宜世荣之无辞以对矣。然谓之剪毛犹可，后之敛民者，犹并其膏血食之矣。献子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寜有盗臣。」献子所以恶聚敛之臣者，以其剥民而必为之辞也。吁！世荣可谓聚敛之臣矣。人君茍喜其能丰财而信任之，则未有不耗国之元气以亡者，可不慎欤？
程氏遗书》曰：「今之税，实轻于什一，但敛之无法与不均耳。」
臣若水通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而云宋之税反轻于此焉，若贤于尧、舜、禹、汤、文、武之制矣。然民不受惠，而无补于治乱之数者，横征多门一也，转输数倍二也，所过掊克三也。有是三者，则又倍于什一者，不知其几矣。此名同而实异，治乱之所以不伦乎？为人君有爱民之心者，其可务虚名而不行实惠哉！」
横渠张载曰：「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国中什一，使自赋；郊门之内，通谓之国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赋其一也。」
臣若水通曰：郊外都鄙之地也，助借其力也。郊门之内，乡遂之地也
译《刘向说苑》说：鲁哀公向孔子询问为政之道，孔子回答说：“为政能使百姓富裕且长寿。”哀公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减轻赋税百姓就富裕，不兴事扰民百姓就远离犯罪，远离犯罪百姓就长寿。”哀公说：“如果这样，那我就会贫穷了。”孔子说：“《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没有见过子女富裕而父母贫穷的。”
臣若水通说：想要富裕想要长寿，虽然是百姓的本性，但君主的富裕长寿也就在于此了。因为君主与百姓是同一整体、相互依存的，百姓富裕且长寿，君主哪有独自贫穷的道理呢？百姓贫穷且死亡，君主哪有独自富裕的道理呢？先王规划土地，在田野实行井田制，设立井邑、邱甸、县、都来承担事务，并规定贡赋，这就是把财富储藏于百姓之中。减轻赋税，那么各邦国正常的供给，也就像子弟有余力奉养父母一样，没有不足的了。何必像箕子、防年那样贪得无厌，竭尽四海之力充实国库，然后才称之为富裕呢？这是人君能够长治久安、祈求上天永保国命的根本所在。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长寿呢？孔子的话，是万世人君的明镜，不可不加以重视。
宋仁宗皇祐五年十一月，下诏减少京城附近各县的赋税。端明殿学士张方平进言：“京城地区的赋税太重。”下诏开封府各县的两税，在原有额度上减少两成，永远作为定例。
臣若水通说：京城附近地区，是天下的根本之地，各县所供给的赋税，比天下的州县更为繁重，所以减轻赋税的政策应当首先在这里施行。张方平这番话可以说是说对了。然而，王者与天地同为一体，以四海为家，四海的百姓，就像京城附近的百姓一样。张方平能懂得王道，就应当请求推行王政，确立十分取一的公正法则，从京城地区推广到天下，那么广泛施恩救济众人，仁爱的恩泽就能遍及无穷了。可惜他的学问不足以达到这个境界。
宋理宗景定元年五月，蒙古左丞张文谦被罢免，于是请求外放，任大名宣抚使。临行时，对平章政事王文统说：“百姓困苦已久，况且正逢大旱，如果不酌情减免赋税，怎么安慰百姓渴望复苏的希望呢？”王文统说：“新君刚即位，国家经费只依靠赋税，如果再次减免，拿什么来供给呢？”张文谦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到任后免除常赋的十分之四，商酒税的十分之二。
臣若水通说：“王文统只知道在官府积累财富是富，却不知道在百姓手中积累财富才是富，而且没有灾祸。后世的聚敛之臣，想要做富国的打算，像王文统这样的人，常常对百姓厚征重敛，却不知道百姓离散，国家虽然富裕，谁来守护呢？这是富裕却带有灾祸。就像商纣王的鹿台、巨桥，唐德宗的琼林、大盈库一样。所以减轻赋税，国家赋税虽然减少，国家财富却增加。”张文谦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他是善于谋划国家的人啊。至于王文统，大概是张文谦的罪人吧？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下诏让卢世荣推行钞法，御史中丞崔彧弹劾他，将他罢免。卢世荣进入中书省当天就奉诏整顿钞法的弊端，自认为他有生财的法门，使用他的方法，应当使赋税加倍增加，而百姓不受干扰。翰林学士董文用对他说：“这钱是从右丞家里取的呢？还是从百姓那里取的呢？从右丞家里取，那我就不知道了；如果从百姓那里取，就有话说了。放羊的人，一年应当剪两次羊毛，现在牧人每天剪毛来进献，主人固然高兴得到羊毛多，但是羊无法躲避寒热，既死且尽，羊毛还能得到吗？百姓的财富有限，右丞将要全部取走，难道没有每天剪毛那样的祸患吗？”卢世荣无言以对。
臣若水通说：“财富出自百姓，没有不扰民而赋税加倍增加的。”卢世荣整顿钞法的弊端，自认为他有生财的法门，用他的方法应当使赋税加倍增加而百姓不受干扰。唉！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呢？用这个欺骗百姓蒙蔽皇上，与指鹿为马有什么不同呢？使上级受益必然损害下级，这是自然的道理。竟然说赋税增加而百姓不受干扰，难道是上天白白输送给他吗？董文用用牧羊剪毛来比喻，卢世荣没有话回答是应该的。然而说他是剪毛还可以，后来的聚敛百姓的人，甚至把百姓的膏血都吃掉了。献子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贼之臣。”献子之所以厌恶聚敛之臣，是因为他们剥削百姓却一定要找借口。唉！卢世荣可以说是聚敛之臣了。人君如果喜欢他能增加财富而信任他，那么没有不消耗国家元气而导致灭亡的，能不谨慎吗？
《程氏遗书》说：“现在的赋税，实际上比十分取一还要轻，只是征收没有法度且不平均罢了。”
臣若水通说：“十分取一，是天下的公正法则。却说宋朝的赋税反而比这还轻，好像比尧、舜、禹、汤、文、武的制度还要贤明。然而百姓没有得到好处，对治乱的局势没有补益，原因有三：一是横征暴敛的门类太多，二是转运输送的费用加倍，三是经过的地方层层盘剥。有这三种情况，那么实际负担又比十分取一多出的部分，不知有多少了。这是名义相同而实际不同，治乱之所以不相类的原因吗？作为人君如果有爱护百姓的心，怎么能追求虚名而不施行实惠呢！”
横渠张载说：“野外实行九分取一的助法，郊外实行助法。国都内实行十分取一，让百姓自行缴纳赋税；郊门之内，统称为国都内。田地不实行井田制分配，所以让百姓十分取一自行缴纳。”
臣若水通说：郊外是都鄙之地，助法是借用力役。郊门之内，是乡遂之地
，自赋使民，自赋乃古之贡法也。古之圣人，班爵有等，而受禄皆因之以为差，故财散于下，不困民以自奉也。是以十夫有沟，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上下各足，职是故耳。秦汉以来，时君不知天地之财，上下公共之义，乃剥民奉巳，争为奢泰，至于民贫国亡而不自知也，其亦可哀也夫！伏惟圣明，酌古凖今，逺宗三代之法，则民富国足，而自不必厚敛矣。区区汉唐敝政，何足言哉！
译自行向民众征收赋税，这种自行征收的方式正是古代的贡法。古代的圣人，分封爵位有等级差别，而享受的俸禄也都依据爵位等级来定出差别，所以财富分散在百姓手中，不通过困害百姓来供养自己。因此，十户人家有一条沟渠，八户人家共用一口井，耕种时合力劳作，收获时按亩分配，上下都能满足，原因就在于此。从秦汉以来，当时的君主不懂得天地财富、上下共有的道理，于是剥削百姓来奉养自己，争相追求奢侈安逸，以至于百姓贫困、国家灭亡而自己却不知道，这真是可悲啊！希望圣明的君主，斟酌古代的道理来衡量当今的情况，远宗夏商周三代的法则，那么百姓富裕、国家充足，自然就不必加重赋税了。那些微不足道的汉唐弊政，哪里值得谈论呢！
张栻云：「嵗受民租总赋者，輙对籴以给军。先时民输一以七合为羡，其后并縁十倍之。至是又欲以七升为额。」张棁曰：「作法于贪，其▯将可穷邪？」力沮止之。
臣若水通曰：「籴以给军，旧法也。变而为七合之羡，又变而为十倍之征，又变而为七升之额。葢人君有无穷之欲，宜其无一定之制，而奉承者由之而日滋也。上下相残乱，安得不作耶？此张棁所以力沮止之也。虽然，民者君之天也。君不爱其民，是自贼其天也。不智孰大焉？故人君虽贵于谋国之良，又当慎于用人之善。」
华阳范祖禹曰：「自井田废而贫富不均，后世未有能制民之产，使之养生送死而无憾者也。立法者未尝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贫者不能自立也。贫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赋敛重而力役繁。为国者必曰：『财用不足，故赋役不可以省。』盍亦反其本矣？」臣若水通曰：「井田废，则赋已烦；赋已烦，则民日贫也久矣。赋役之困民，恒由于财用之滥费。范祖禹所谓本者，在是矣。为人君者，诚能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崇俭黜奢，量入为出，则财恒足矣。何必重赋而烦役哉？若然，上下贫富皆有其分，均天下之道，其在兹乎？」
国朝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朔，上观《汉武帝纪》，顾谓翰林待制吴沈曰：“人君理财之道，视国如家也。一家之内，父子不异货，其父经营储积，未有不为子计者。父子如异货，家必隳矣。君民犹父子也，若惟损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给，而君独富，岂有是理哉！”
臣若水通曰：伏观皇祖感于汉武之纪，以谕侍臣，即有若「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之义也。至于以天下为一家，以君民犹父子，则又有如保赤子之心也。是心也，天理之公也。茍有公心，何所不至？虽▯施济众，亦由此心扩充之尔。故由理国之财之心，以为理民之财之心，则民财足而国用足矣。圣谕所谓「一家父子，不异货其父经营储积，未有不为子计者」是已。故为子经营储积，而已财足矣。此人人能公于家者之心，人君能以之公于国，则天下其有不平乎？惜乎，汉武不足以知此。
洪武十三年六月，上谓户部臣曰：「曩者奸臣聚敛，深为民害，税及天下纎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军民嫁娶、防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尔户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臣若水通曰：孟献子曰：「百乗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寜有盗臣。」甚言其聚敛之臣不可有也。夫剥民之膏血以奉上，怨将谁归乎？蹙邦本以供淫欲，祸将谁咎乎？我皇祖一念之仁，视民如伤，知聚敛之奸臣深为民害，乃痛絶之。以税及天下之纎悉为耻，即谕户部：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且榜示天下，防其壅蔽，而欲小民之受惠也。仁心仁政之施，此其急务也。今日之民，皇祖之民也。今日纎悉之税，果如皇祖之勿税乎？惟圣明体察于心，以扩充于政焉，天下之民幸甚。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辛未，河间阜城驿马户以孳生马来进。上曰："马户应役，惟仰于马，然刍荳之给，其费不轻，故尝命兵部榜谕，凡驿马孳生，听民畜卖。今复有来进者，岂朕言不信于民耶？无乃有司奉行之不至？其即还之。"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用其一而缓其二」。夫养马之役，亦赋之一事，而尤劳费者也。孳生上进，亦不得已之义也。圣祖之谕，乃谓马户应役，惟仰于马刍荳之给，其费不轻，诚体悉民隠之至矣。遂命还之，听其畜卖。至责有司奉行之过，诚缓征恤民之至仁矣。葢马进于君，不见其益也；养马于民，祗见其损也。故损下益上，则无所不损矣；损上益下，则无所不益矣。仰惟圣明，体圣祖之仁心，知损益之大义，保天命人心于无穷，可焉。
洪武二十四年九月庚子，诏建寜嵗贡上供茶，听茶户采进，有司勿与。勅天下产茶去处嵗贡，皆有定额，而建寜茶品为上，其所进者必碾而揉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圑。上以重劳民力，罢
译张栻说：“每年征收百姓租税汇总赋税的人，总是通过向百姓购买粮食来供给军队。起初百姓缴纳一石粮食，额外多缴七合作为盈余，后来竟然增加到原来的十倍。到现在又想把七升作为定额。”张棁说：“制定法令如果出于贪婪，那弊端难道还有穷尽吗？”极力阻止了这种做法。
臣若水通说：“购买粮食供给军队，是旧有的法令。后来变成额外征收七合，又变成征收十倍的赋税，再变成以七升为定额。大概是因为君主有无穷无尽的欲望，所以没有固定的制度，而奉承迎合的人顺着这种欲望日益滋长。上下互相残害扰乱，怎能不产生祸乱呢？这就是张棁极力阻止的原因。虽然如此，百姓是君主的根本。君主不爱惜他的百姓，就是自己伤害自己的根本。没有比这更不聪明的了！所以君主虽然贵在谋划国家的良好策略，又应当谨慎地任用贤良的人才。”
华阳人范祖禹说：“自从井田制废除后，贫富就不均衡了，后世没有谁能规定百姓的产业，使他们能够养生送死而没有遗憾的。制定法令的人没有不想抑制富人的，却反而帮助了富人，不知道富人之所以能够兼并土地，是因为穷人不能自立。穷人不能自立，是因为上面的赋税沉重而劳役繁多。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财物用度不足，所以赋税劳役不能减免。’为什么不反过来从根本上解决呢？”臣若水通说：“井田制废除，赋税就已经繁杂；赋税已经繁杂，百姓日益贫困已经很久了。赋税劳役困扰百姓，常常是因为财物用度的浪费。范祖禹所说的根本，就在这里。作为君主，如果真的能心存天下，关注穷困的百姓，崇尚节俭摒弃奢侈，根据收入来决定支出，那么财物就会经常充足。何必加重赋税和烦扰劳役呢？如果这样，上下贫富各安其分，均衡天下的道理，大概就在这里吧？”
本朝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午初一，皇上阅览《汉武帝纪》，回头对翰林待制吴沈说：“君主治理财政的道理，看待国家就像看待家庭一样。一个家庭内部，父子不区分财物，父亲经营积蓄，没有不为儿子打算的。如果父子区分财物，家庭必定败坏。君主和百姓就像父子一样，如果只损害百姓来增益君主，百姓衣食不足，而君主独自富有，哪有这种道理呢！”
臣若水通说：恭敬地观察皇祖因《汉武帝纪》而有所感悟，用来告诫侍臣，就有“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的意思。至于把天下看作一家，把君民关系看作父子，那就更有爱护婴儿一样的心了。这种心，是天理大公的体现。如果有公心，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即使是广泛施恩救济众人，也是由此心扩充而来的。所以用治理国家财政的心，来作为治理百姓财产的心，那么百姓财产充足而国家用度也就充足了。圣谕所说的“一家父子，不区分财物，父亲经营积蓄，没有不为儿子打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为儿子经营积蓄，自己的财物也就充足了。这是每个人都能在家中做到公正的心，君主能把它用于国家公正，那么天下难道还会有不平吗？可惜汉武帝不足以懂得这个道理。
洪武十三年六月，皇上对户部大臣说：“从前奸臣聚敛财富，深深危害百姓，连天下细微的物品都征税，我对此感到非常羞耻。从今以后，像军民嫁娶、丧葬祭祀的物品，舟车、丝布之类，都不再征税。你们户部要张贴榜文告示天下，让百姓周知。”
臣若水通说：孟献子说：“拥有百辆兵车的贵族之家，不蓄养聚敛财富的臣子，与其有聚敛财富的臣子，不如让臣子做盗贼。”极力说明聚敛财富的臣子不可有。剥削百姓的血汗来奉养君主，怨恨将归向谁呢？损害国家的根本来供给淫欲，灾祸将归咎于谁呢？我皇祖一念仁慈，视百姓如受伤般怜惜，知道聚敛财富的奸臣深深危害百姓，于是痛下决心杜绝。以天下细微物品都征税为耻，随即告诫户部：军民嫁娶、丧葬祭祀的物品，舟车、丝布之类的，都不再征税。并且张贴榜文告示天下，防止蒙蔽，想要让小百姓得到恩惠。施行仁心仁政，这是当务之急。今天的百姓，就是皇祖的百姓。今天细微物品的税，真的像皇祖那样不征收吗？希望圣明的君主在心中体察，在政事上扩充，天下的百姓就幸运了。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辛未，河间阜城驿站马户进贡孳生的马匹。皇上说：“马户应当服役，只依靠马匹，但是草料豆子的供给，费用不轻，所以曾经命令兵部张贴榜文告诫，凡是驿站马匹孳生的，听任百姓饲养或出售。现在又有来进贡的，难道我的话不取信于百姓吗？恐怕是有司执行不到位吧？立即把它退还。”
臣若水通说：孟子说“用其一份而缓征两份”。养马的劳役，也是赋税的一种，而且尤其劳苦耗费。孳生的马匹进贡，也是不得已的做法。圣祖的告诫，是说马户应当服役，只依靠马匹，草料豆子的供给，费用不轻，确实体恤百姓隐情到了极致。于是命令退还，听任百姓饲养或出售。至于责备有司执行的过错，确实是缓征赋税体恤百姓的至仁。大概马匹进贡给君主，看不到益处；马匹养在百姓手中，只看到损害。所以损害下面来增益上面，就没有不损害的了；损害上面来增益下面，就没有不增益的了。仰望圣明的君主，体察圣祖的仁心，懂得损益的大义，保全天命人心于无穷，是可以的。
洪武二十四年九月庚子，下诏建宁每年进贡上供的茶，听任茶户采办进贡，有司不要参与。敕令天下产茶的地方每年进贡，都有定额，而建宁茶品质为上，所进贡的茶必须碾碎揉制，用银板压制成大小龙团。皇上认为这严重劳民伤财，于是罢
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徭役，俾専事采植。既而有司恐其后时，尝遣人督之。茶户畏其逼迫，往往纳赂。上闻之，故有是命。
译制作龙团茶，只采摘茶芽进贡。它的等级有四种，叫做探春、先春、次春、紫笋。设置茶户五百家，免除他们的徭役，让他们专门从事茶叶的采摘和种植。不久之后，有关官员担心他们错过采茶时节，曾经派人去督促。茶户害怕被逼迫，往往贿赂官员。皇上听说了这件事，所以有了这道命令。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贤君必恭俭，取于民有制，茶课之征，民尤病焉。至于茶造龙圑，物小而费大也。自唐以来，用茶皆为末，制片碾用，而所谓龙团者，茶末则蒸而碾，合以诸香，以为饼，始于丁谓，而成于蔡襄。欧阳脩曰：「君谟士人，何至作此事？」葢讥其啓无益之费也。张咏镇蜀，见民植茶者，令易之以桑，恐其贻征敛之患于后也。则茶课固已病民久矣。皇祖于茶户，乃免徭役，罢造龙▯，实以厚民力。又以防奢渐，即大禹菲饮食之心，而陋宋人之为矣。人君天理之心，体认之功，一有不纯，则物欲得以乗之。一欲之肆，有以贻天下之害；一身之奉，有以费天下之财，可不慎欤？
▯治十一年，孝宗皇帝钦依《问刑条例》，凡审编均徭，从公查照嵗额差使于该年均徭人户丁粮有力之家，止编本等差役，不许分外加増余剰银两。贫难下户并逃亡之数，听其空闲，不许徴银及额外滥设听差等项料差。违者，听抚按等官纠察问罪，奏请改调。容隠不举，各治以罪。镇守衙门，不许干预均徭。
臣若水通曰：古云寛一分，民受一分之赐。上有遗力，则下有遗惠。嵗额之役，民力已不堪，又増之以余剰之银，而括及贫亡之户，益之以额外之设，其可支乎？陆防曰：财者，民之心。黄庭坚曰：民膏民脂，喻之诚切矣。夫刲其心，食其膏，而民不叛者，未之有也。我孝宗皇帝时，使薄敛，垂十八载，深仁厚泽，民不能忘。伏惟圣明，申明而严禁之，民其少瘳乎？
格物通卷九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九十七 明 湛若水 撰
恤穷上
书《周书·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臣若水通曰：“此周公作《无逸》以训成王之言也。”蔡沈传曰：“依者，指稼穑而言，小民所恃以为生者也。农之依田，犹鱼之依水，木之依土。鱼无水则死，木无土则枯，民非稼穑则无以生也。”乃逸则知小人之依者，言及其逸居君位，则知小民依稼穑以生也。周公谓四民之事，惟稼穑最为劳苦。古之人君，于稼穑艰难，先已晓然于心，是故居上临民，则不溺于安逸，便能知小人之依。稼穑朝饔夕飱，仰事俯育，皆于是而取给。如此则凡逰田兴作，劳民伤财之事，一切不敢轻举，自不能不所其无逸矣。后世人主，生于深宫，长于豢养，不知闾阎之疾苦，无怪其为昏为虐，轻弃民财而不知恤也。及邦本既防，而危亡随之，可不惧乎？
无逸。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
臣若水通曰：此亦周公戒成王无逸之言也。不义，惟王者。郑▯曰：高宗欲废祖庚，立祖甲，祖甲以为不义，逃于民间，故有此称。而又曰：旧为小人也。作其即位者，谓及其作而即位也。言旧为小人居民间之时，已知稼穑之艰难，及其作而即位，则知小民之所依以生者，在稼穑，故能保爱庶民，而于鳏寡之人无父母妻子之养者，尤不敢侮而轻忽之也。臣谓恤穷之政，发于一念之仁。人君茍有同胞共与之心，则亲见困穷疾苦之状，而怵惕恻隠之心自不可遏矣。茍能即此一念而扩充之，则仁不可胜用，而足以保四海矣。故人君深居宫中，未尝见稼穑艰难及小民穷苦之状，当令臣下图其形以进，置之座右，使常动恻隠之心焉可也。
君牙，夏暑▯，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艰哉！思其艰，以图其易，民乃寜。
臣若水通曰：此穆王命君牙为大司徒之言也。祁，大也。怨在心而咨发于慨叹也。艰者，饥寒之艰；易者，衣食之易。暑▯祁寒，天时之常，而小民怨咨者，自伤其生之艰难也。厥惟艰哉！叹小民诚为艰难也。思念其饥寒为生之艰，为之制产薄敛，而衣食之以图其生之易，民岂有不安乎？穆王告君牙以养民之难，有如此。臣谓民生之难易，系于为人上思与图之一念耳。是上之一念，乃万民性命之主也，可不重留心而加之意乎？
诗》小雅《鸿鴈》：「鸿鴈于飞，肃肃其羽
译臣湛若水评论说：孟子说，贤明的君主必定恭敬节俭，向百姓征收赋税有一定的制度，茶税的征收，百姓尤其感到痛苦。至于制造龙团茶，物品虽小但耗费巨大。自从唐代以来，使用的茶都是末茶，制成饼状碾碎使用，而所谓的龙团茶，是将茶末蒸熟碾碎，混合各种香料，制成饼状，始于丁谓，而成于蔡襄。欧阳修说：“蔡君谟是士人，何至于做这种事？”大概是讥讽他开启了无益的耗费。张咏镇守蜀地，看见百姓种植茶树，命令他们改种桑树，担心这会留下日后征收赋税的祸患。那么茶税确实已经使百姓受苦很久了。皇祖对于茶户，于是免除徭役，停止制造龙团茶，实在为了厚待民力。又为了防止奢侈的渐长，这正是大禹菲薄饮食的心意，而鄙薄宋人的行为了。君主本于天理的心，体认的功夫，一旦有不纯，物欲就会乘虚而入。一旦欲望放纵，就会给天下带来祸害；个人的奉养，就会耗费天下的钱财，能不谨慎吗？
〇治十一年，孝宗皇帝批准《问刑条例》，凡是审核编派均徭，从公查照每年的定额，在均徭人户中丁粮有力的人家，只编派本等差役，不许分外加增余剩银两。贫苦下户以及逃亡的人数，听任其空闲，不许征收银两及额外滥设听差等项料差。违反者，听任巡抚、巡按等官员纠察问罪，奏请改调。隐瞒不报的，各按罪论处。镇守衙门，不许干预均徭。
臣湛若水评论说：古话说宽一分，百姓就受一分恩赐。上面有遗留的余力，下面就有遗留的恩惠。每年的定额徭役，民力已经不堪承受，又增加余剩的银两，而且搜刮到贫苦逃亡的人户，再加上额外设置的差役，这怎么支撑得住呢？陆九渊说：财富是百姓的心。黄庭坚说：百姓的膏脂，比喻确实深切。割取他们的心，吃他们的膏脂，而百姓不反叛的，从来没有过。我孝宗皇帝时，实行轻敛，垂范十八年，深仁厚泽，百姓不能忘记。恳请圣明，申明并严禁这些弊政，百姓或许能稍微得到休养吧？
格物通卷九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九十七 明 湛若水 撰
恤穷上
《周书·无逸》说：“先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安逸，就知道小民的依靠。”臣湛若水评论说：“这是周公作《无逸》来训诫成王的话。”蔡沈传解释说：“依靠，指耕种收获而言，是小民所依赖来生存的。农民依靠田地，就像鱼依靠水，树木依靠土壤。鱼没有水就死，树木没有土壤就枯，百姓没有耕种收获就无法生存。”然后安逸就知道小民的依靠，是说当他安逸地居于君位，就知道小民依靠耕种收获来生存。周公说四种职业的事，只有耕种收获最为劳苦。古代的君主，对于耕种收获的艰难，事先已经明白于心，所以居于上位统治百姓，就不沉溺于安逸，就能知道小民的依靠。耕种收获，早炊晚食，上奉养父母下养育子女，都从这里获取供给。这样那么凡是游猎田猎兴作，劳民伤财的事，一切不敢轻举妄动，自然不能不做到无逸了。后世的君主，生于深宫，长在豢养之中，不知道民间的疾苦，难怪他们昏庸暴虐，轻弃民财而不知道体恤。等到国家根本已经动摇，而危亡随之而来，能不恐惧吗？
无逸。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敢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
臣湛若水评论说：这也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安逸的话。不义，惟王。郑玄说：高宗想废黜祖庚，立祖甲，祖甲认为这不义，逃到民间，所以有这个称呼。又说：旧为小人也。作其即位，是说等到他即位。说旧为小人居住在民间的时候，已经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等到他即位，就知道小民所依靠来生存的，在于耕种收获，所以能保爱庶民，而对于鳏寡这些没有父母妻子供养的人，尤其不敢侮辱而轻忽他们。臣认为体恤穷困的政治，发端于一念的仁爱。君主如果有同胞共与的心，那么亲眼看见困穷疾苦的状况，而惊惧怜悯的心自然不可遏制。如果能即此一念而扩充它，那么仁爱不可胜用，而足以保全四海了。所以君主深居宫中，未曾看见耕种艰难及小民穷苦的状况，应当让臣下画其形状进献，放在座右，使常动恻隐之心就可以了。
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亦惟曰怨咨。厥惟艰哉！思其难，以图其易，民乃寜。
臣湛若水评论说：这是穆王任命君牙为大司徒的话。祁，大也。怨在心而咨发于叹息。艰者，饥寒之艰；易者，衣食之乐。暑雨祁寒，是天气的常态，而小民怨咨，是自伤其生存的艰难。厥惟艰哉！感叹小民确实艰难。思念他们饥寒生存的艰难，为他们制定产业减轻赋税，而供给衣食以图其生存的容易，百姓岂有不安呢？穆王告诉君牙养民的艰难，有如此。臣认为百姓生存的难易，系于在上位者思考与谋划的一念。这上位者的一念，乃是万民性命的主宰，能不重视留心而加以注意吗？
《诗经》小雅《鸿雁》：“鸿雁于飞，肃肃其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