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九十
，十六道之兵出境环戍，所谓冗兵之尤者也。诸将士出境而止，以叨兼三人之给，所谓冗费之尤者也。以冗兵动冗费，而间架、除陌之征起焉，其殃民祸之尤者矣。邦本蹙絶，愁怨声闻。彼强镇者，方幸灾乐祸而起，乃至防都邑，迫乗舆，呼而谓民曰：「不夺汝商税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陌钱矣。」徳宗至是，星行露宿，求税驾于旦夕而不可得，况望其振王灵乎。宋儒范祖禹曰：「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战不息，必有意外之患，真知言哉。」
译十六道的军队出边境环绕戍守，这是冗兵中最为严重的。各位将士出境后便停止行动，却贪享三人份的供给，这是冗费中最为严重的。用冗兵耗费冗费，于是间架税、除陌税的征收便开始了，这是祸害百姓中最为严重的了。国家的根本受到摧残而断绝，愁苦怨恨的声音传遍四方。那些强大的藩镇，正幸灾乐祸地趁机而起，甚至防备都城，逼近皇帝车驾，呼喊并对百姓说：“不夺取你们的商税和租赁典当税了，不征收你们的间架税和陌钱了。”德宗到了这时，星夜兼程、露宿野外，想求得早晚停歇的地方都不可得，何况指望他振奋皇家的威灵呢。宋代儒者范祖禹说：“自古以来，不巩固国家根本而征战不停，必定会有意外的祸患，这真是知言啊。”
建中四年八月，翰林学士陆贽以兵穷民困，恐别生内变，乃上奏，其畧曰：「将不能使兵，国不能驭将，非止费财翫冦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灾。」又曰：「无纾目前之虞，或兴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财者，人之心。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矣。」又曰：「人揺不宁，事变难测，是以兵贵拙速，不尚巧迟。若不靖于本，而务救于末，则救之所为，乃祸之所起也。」又论关中形势畧曰：「今关辅之间，兴发已甚；宫苑之内，备卫不全。万一将帅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负固邉垒，诱致豺狼；或窃发郊畿，惊犯城阙。未审陛下复何以备之？」贽请追还神防六军，明勑泾陇邠宁，但令严备封守，仍令更不徴发，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徳音，罢京城及畿县间架等杂税，则冀已输者弭怨，见处者获宁，人心不揺，邦本自固。帝不能用。
臣若水通曰：「书称『抚我则后，虐我则雠』，甲胄启戎，干戈省躬，盖以兵动干戈，则糜国用，虐生民矣。是以圣人戒之。」徳宗喜功而穷兵，然穷兵则好货，好货则横敛，横敛则民乱，民乱则祸生而危亡至矣。陆贽见微知著而尽言之，冀其改也，乃犹不悟。不思民财匮则心伤，民力竭则心悖。赵襄子所谓「竭民膏血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者也」？卒之浐水操戈大呼，不守，贽之言验矣。后世之君，知以徳宗为戒，而节省国费，盍有取于贽之言哉？
徳宗贞元三年闰五月庚申，大省州县官员，收其禄以给战士，张延赏之谋也。时新除官千五百人，而当减者千余人，怨嗟盈路。
臣若水通曰：徳宗从张延赏之言，大省州县官员，而李泌乃请复之。其言曰：户口虽减，而事多于承平且十倍，吏得无増乎？且所减皆有职，而冗官不减，此所以为未当也。盖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冗职可减，也有职不可减也。夫收官之禄以给战士，延赏之计行，得损益之宜矣。李泌之言，以冗官易州县之官，亦权时之宜，不失公私之利，未必不为得也。夫増其所宜増，减其所宜减者，其在人君秉吾心之权衡而为之轻重乎？
宪宗元和六年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秦至隋，十有三代，设官之多，无如国家者。天寳以后，中原宿兵见在可计者，八十余万。其余为商贾、僧道，不服田畆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軰也。今内外官以税钱给俸者，不下万员。天下三百余县，或以一县之地而为州，一乡之民而为县者甚众。请勑有司详定废置，吏员可省者省之，州县可并者并之，入仕之涂可减者减之。」
臣若水通曰：「传有之，官多则民病，病在剥食其膏脂也。夫设官之多，至唐极矣。吉甫所谓『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軰』，是已然，则民何为而不困，财何为而不竭邪？人君能于其可去者去之，亦足财裕民之大道也。」
穆宗长庆二年春正月，中书舍人白居易请诏光顔，选诸道兵精鋭者留之，其余不可用者，悉遣归本道自守土疆。盖兵多而不精，岂惟虚费衣粮，兼恐挠败军政故也。今既只留东西二帅，请各置都监一人，诸道监军一时停罢。如此则众齐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报父雠，今领全师出界，供给度支，数月已来都不进讨，若更迁延，将何供给？此尤宜早令退军者也。若两道止共留兵六万，所费无多，既易支持，自然丰足。自古安危皆系于此，伏乞圣虑察而念之。防奏不报。
臣若水通曰：「选省冗兵，则兵精而用节。其养丰，其气充，其志一如鋭小之人，精神充满，遇丰大而寡力者，必能出入之矣。则亦何战而不胜哉！」居易之论，可谓尽之矣。为国家事计者，其思之可也。
敬宗寳歴二年三月，罢修东都。上自即位以来，欲幸东都，宰相及朝臣谏者甚众，上皆不听，决意必行。已令度支员外郎卢贞按视脩东都宫阙及道中行宫。裴度从容言于上曰：「国家本设两都，以备巡幸。自多难以来，兹事遂废。今宫阙营垒，百司廨舎，率已荒弛。陛下傥欲行幸，宜命
译建中四年八月，翰林学士陆贽因为军队困顿、百姓贫困，担心内部会再生变故，于是上奏，大意说：“将领不能指挥士兵，国家不能驾驭将领，这不仅仅是浪费钱财、纵容敌寇的弊端，也会有不收敛而导致自我毁灭的灾难。”又说：“如果不解除眼前的忧患，或许会兴起意外的祸患。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财物是百姓的心。心受到伤害，根本就会受到伤害，根本受到伤害，枝叶就会枯萎衰败了。”又说：“人心动摇不安，事变难以预测，所以用兵贵在笨拙但迅速，不崇尚巧妙但迟缓。如果不安定根本，而致力于补救末节，那么补救的行为，就是祸患的起因。”又论述关中形势，大意说：“现在关中地区，征发徭役已经非常严重；皇宫苑囿之内，守卫不全。万一将领之中，又出现像朱滔、李希烈那样的人，或者凭借坚固的边塞堡垒，引诱外敌；或者在京城附近突然发难，惊扰侵犯宫阙。不知道陛下再用什么来防备？”陆贽请求召回神策六军，明确命令泾原、陇右、邠州、宁州等地，只让他们严密防守边境，不再征发他们，使他们知道各自安居乐业。又颁布仁德诏令，废除京城及京畿各县间架等杂税，那么希望已经缴纳的人消除怨恨，现在居住的人获得安宁，人心不摇动，国家根本自然稳固。皇帝没有采纳。
臣若水评论说：“《尚书》说‘爱护我的是君主，虐待我的是仇敌’，穿上铠甲发动战争，拿起武器反省自身，大概是因为动用武力，就会耗费国家资财，虐待百姓。所以圣人对此加以警戒。”唐德宗喜欢建立功业而穷兵黩武，然而穷兵黩武就喜欢财物，喜欢财物就横征暴敛，横征暴敛就导致百姓作乱，百姓作乱就祸患产生而危亡到来。陆贽见微知著而尽情陈述，希望他改正，他却仍然不醒悟。不思考百姓财物匮乏就会心伤，百姓力气耗尽就会心悖。赵襄子所说的“耗尽百姓的膏血来充实自己，又进而杀害他们，还有谁与我同心呢”？最终在浐水边持戈大呼，京城失守，陆贽的话应验了。后世的君主，知道以德宗为戒，而节省国家费用，何不采纳陆贽的话呢？
唐德宗贞元三年闰五月庚申日，大大裁减州县官员，收回他们的俸禄来供给战士，这是张延赏的计谋。当时新任命官员一千五百人，而应当裁减的一千多人，怨恨叹息充满道路。
臣若水评论说：唐德宗听从张延赏的话，大大裁减州县官员，而李泌请求恢复。他的话是：户口虽然减少，但事务比太平时期多十倍，官吏能不增加吗？而且所裁减的都是有职事的，而冗官没有裁减，这就是不恰当的原因。大概设置官职是为了百姓，冗职可以裁减，有职事的不可裁减。将官员的俸禄收上来供给战士，张延赏的计策实行，得到了损益的适宜。李泌的话，用冗官替换州县官员，也是权宜之计，不失公私的利益，未必不是得当的。增加应当增加的，裁减应当裁减的，这在于君主秉持心中的权衡而决定轻重吧？
唐宪宗元和六年六月丁卯日，李吉甫上奏：“从秦朝到隋朝，十三个朝代，设置官员之多，没有像国家这样的。天宝以后，中原驻扎的军队现在可以计算的，有八十多万。其余做商人、僧道，不从事农业的，占十分之五六。这是经常用三分劳苦筋骨的人，供养七分坐享其成的人。现在内外官员用税钱供给俸禄的，不少于万人。天下三百多个县，有的用一个县的土地作为州，用一个乡的百姓作为县的情况很多。请求命令有关部门详细审定废置，官吏可以裁减的裁减，州县可以合并的合并，入仕的途径可以减少的减少。”
臣若水评论说：“传书说，官员多则百姓受苦，痛苦在于剥削吃尽他们的膏脂。设置官员之多，到唐朝达到了极点。李吉甫所说的‘用三分劳苦筋骨的人，供养七分坐享其成的类’，既然已经这样，那么百姓为什么不困顿，财物为什么不枯竭呢？君主能够在可以去除的地方去除，也是使财物充裕、百姓富裕的大道。”
唐穆宗长庆二年春正月，中书舍人白居易请求下诏给李光颜，挑选各道士兵精锐的留下，其余不可用的，全部遣返回本道自己守卫疆土。大概士兵多而不精，难道只是白白浪费衣粮，还恐怕扰乱败坏军政的缘故。现在既然只留下东西两路主帅，请求各设置都监一人，各道监军一时停罢。这样那么众心齐一、号令统一，必定有成功。又朝廷本来任用田布，让他报杀父之仇，现在率领全军出界，供给由度支负责，几个月以来都不进攻讨伐，如果再拖延，将用什么供给？这尤其应该早令退军的。如果两路总共只留下士兵六万，所费不多，既容易支持，自然丰足。自古安危都系于此，恳请圣虑察知并念及。卢贞上奏没有回复。
臣若水评论说：“选拔裁减冗兵，那么士兵精锐而用度节约。他们的供养丰厚，他们的气力充足，他们的志向像锐利小巧的人一样，精神充满，遇到庞大而力寡的人，必定能出入其中了。那么还有什么战争不能取胜呢！”白居易的论述，可以说很全面了。为国家事务考虑的人，应当思考它。
唐敬宗宝历二年三月，停止修建东都。皇上自从即位以来，想要去东都，宰相及朝臣劝谏的很多，皇上都不听，决意一定要去。已经命令度支员外郎卢贞巡视修缮东都宫阙及道路中的行宫。裴度从容对皇上说：“国家本来设置两都，以备巡行幸临。自从多难以来，这件事就废置了。现在宫阙营垒，各官府廨舍，大都已经荒废松弛。陛下如果想巡行幸临，应该命令”
有司嵗月间徐加完葺，然后可往。」上曰：「从来言事者皆云不当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防朱克融、王庭凑皆请以兵匠助脩东都。三月丁亥，勑以脩东都烦扰，罢之。
译有关部门在岁月中慢慢加以修缮，然后才可以前往。」皇上说：「向来议论政事的人都说不应前往，像您所说的，不前往也可以。」朱克融、王庭凑都请求派兵匠协助修缮东都。三月丁亥，下诏因修缮东都烦扰百姓，停止此事。
臣若水通曰：脩东都，烦扰此义理之説，羣臣之所已言也。朱克融、王庭凑请以兵匠助修，此祸福之衅，事机之所已动者也。史言脩东都之役，非以羣臣论谏而罢，特畏幽镇之称兵而罢尔。臣谓是未得尽其情也。夫义理之心，人孰无之？言之不悟者，必有所蔽尔。及夫祸患之机，警发而通之，则沛然矣。虽然，自古拒谏之君，固由其心之不明，抑亦进言者过于讦直，有以激成之也。然则敬宗罢东都之役，以息伤财害民之患，岂亦裴度讽谏之力欤？呜呼！此人臣所以贵于讽諌也。
宋真宗咸平三年正月，帝至自大名。上之在大名也，诏谕丁夫十五万脩黄河。监察御史王济以为劳民，请徐图之。乃命济驰往经度，还奏省其十六七。
臣若水通曰：脩河非冗役也。至于丁夫十五万，则役至冗矣。夫役冗，则罢民、力竭、财用、敛众怨而揺国本。其患有不可胜言者矣，可不慎哉！
宋仁宗寳元元年六月，诏省浮费。时陜西用兵，调费日蹙，命近臣及三司议省浮费。诏自乗舆服御及宫掖所须，务从简约。若吏兵禄赐，毋得輙行裁减。时论者或欲损兵吏俸赐，帝曰：“禄廪皆有定制，毋遽更变以揺人心，宜申谕之。”
臣若水通曰：「易云损上益下，民説无疆。仁宗此举，则上虽损君之服用，而君道愈光；下则子庶民体羣臣，而臣民説矣。其诚贤君也哉！」
宋仁宗皇祐元年八月，汰诸路兵。文彦愽厐籍建议省兵，众以为不可。帝以为疑，彦愽籍共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请死之。”帝意遂决。于是简汰陜西及河北诸路羸兵为民者六万，减廪粮之半者二万。又诏减陜西兵屯内地，以省邉费。
臣若水通曰：纾国家之急，莫如丰财。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蠧财者而已。国有冗兵，乃蠧财之尤者，而去之则老弱无能，不得以幸食。财不求益而自无不益也。以此推之，则汰兵者务实食其力。夫兵实食其力，则财不虚用，丰财之道也。
徽宗政和五年六月，作三山河桥。先是，蔡京以孟昌龄为都水使者，凿大伾、三山两河，创天成圣功二桥，调征夫数十万，民不聊生。至是，毕工。未几，水涨，桥坏。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政，嵗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不过因时而脩之，以利民尔。至于三山二桥者，役夫数十万，非冗役害民者乎？自古国家之亡，未有不由于奸邪。奸邪亡国之计，未有不由于大兴作，以肆游观，开邉隙，以邀事功，酷聚敛，以夸富侈，如蔡京之为，以蛊惑君心者尔。噫！明君能知奸邪之蠧国，必逺而去之，则公私不费，而安富尊荣之福自臻矣。
宋理宗寳祐四年九月，监察御史朱熠乞汰冗吏，不报。熠言：“境土蹙，而赋敛日繁；官吏増，而调度日广。景徳、庆歴时，以三百二十余郡之财赋，供一万余员之奉禄；今日以一百余郡之事力，赡二万四千余员之冗官。邉郡则有科降支移，内地则欠经常纳解。欲寛民心，必汰冗员。”帝嘉之，而不能用。
臣若水通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官三百六十，极矣。官得其人，而禄有余裕，是以分田制禄，上下相济而不相病也。」理宗之时，疆土蹙而赋敛日繁，如贾似道、史嵩之麾下干进之吏，不知几百。诚如朱熠所言者矣。使理宗嘉其言而用之，刚明独断，则费省而民富，兵强恢复之图，亦不难遂矣。
元成宗大徳七年，诏蒙古军居山东、河南者，免戍甘肃。签枢宻院齐诺言：“蒙古军在山东、河南者，戍南甘肃，动渉万里，毎行必鬻田产，甚或卖妻子。戍者未归，代者当发，困苦日甚。今日邉陲无事，而虚殚兵力，诚为非计。”乞以近甘肃之兵戍之，而山东、河南前戍者，令有司为赎其田产、妻子。从之。
臣若水通曰：山东、河南之去甘肃万里，自此往戍，岂特鬻田产、卖妻子而已？道途之勤，饥寒之苦，风土之不宜，纵脱死亡，亦皆痡惫以若愁思。妻子之众，就死气息奄奄之余，而攻守焉，其奚以能支敌哉？夫枵腹待哺于国，有伤而剜肉
译臣若水通说：修缮东都，烦扰百姓，这是义理上应当反对的说法，也是群臣已经陈述过的。朱克融、王庭凑请求派兵匠协助修缮，这是祸福的征兆，事态的机运已经由此发动了。史书记载修缮东都的工程，不是因为群臣的论谏而停止，只是畏惧幽州、镇州起兵才停止罢了。我认为这并没有完全揭示事情的真相。讲求义理的心，谁没有呢？言语不能使人醒悟，一定是有所蒙蔽罢了。等到祸患的机运出现，警示发动而使人通达，那么（醒悟）就会非常迅速了。虽然如此，自古以来拒绝劝谏的君主，固然因为他的心不明智，也是因为进言的人过于激烈直率，从而激怒了他。那么，敬宗停止东都的工程，以消除浪费钱财、伤害百姓的祸患，难道也是裴度委婉劝谏的力量吗？唉！这就是人臣贵在委婉劝谏的原因。
宋真宗咸平三年正月，皇帝从大名府回到京城。皇帝在大名府时，下诏征调十五万民夫修缮黄河。监察御史王济认为这劳苦百姓，请求暂缓图谋。于是命令王济快马前往规划，回来上奏后减少了十分之六七。
臣若水通说：修缮黄河不是多余的劳役。至于征调十五万民夫，那么劳役就太过多余了。劳役多余，就会使百姓疲惫、力量枯竭、财用耗尽、招致众怨而动摇国家根本。它的祸患说不完，能不慎重吗！
宋仁宗宝元元年六月，下诏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当时陕西用兵，调用的费用日益紧迫，命令近臣和三司商议节省不必要的开支。诏令从皇帝车马服饰以及后宫所需，务必遵循简约。至于官吏士兵的俸禄赏赐，不得随意裁减。当时议论的人有的想减少士兵官吏的俸禄赏赐，皇帝说：“俸禄都有定制，不要急忙变更以动摇人心，应当申令晓谕他们。”
臣若水通说：“《易经》说损害上层以增益下层，百姓喜悦没有穷尽。仁宗这样做，那么上层虽然减少了君主的服用，但君道更加光辉；下层则体恤百姓、体谅群臣，而臣民喜悦了。这真是贤明的君主啊！”
宋仁宗皇祐元年八月，裁减各路士兵。文彦博、庞籍建议裁减士兵，众人认为不可。皇帝对此犹豫不决，文彦博、庞籍共同上奏说：“公私困竭，正是由于士兵冗杂，如果真有祸患，臣请求为此而死。”皇帝的决心于是下定。于是精简裁减陕西及河北各路老弱士兵为民的有六万人，减少一半粮饷的有两万人。又下诏减少陕西屯驻在内地士兵，以节省边防费用。
臣若水通说：缓解国家的急迫，没有比增加财富更好的了。所谓增加财富，不是去求取钱财来增加它，而是去除那些蛀蚀钱财的事情罢了。国家有冗杂的士兵，是蛀蚀钱财最严重的，去除他们，那么老弱无能的人，就不能侥幸吃闲饭。财富不求增加而自然无不增加。由此推论，那么裁减士兵是务实让士兵靠出力吃饭。士兵靠出力吃饭，那么财富就不会虚耗，这是增加财富的方法。
徽宗政和五年六月，建造三山河桥。在此之前，蔡京任命孟昌龄为都水使者，开凿大伾、三山两河，创建天成、圣功两座桥，征调民夫数十万，百姓生活困苦。到这时，工程完工。不久，水涨，桥被毁坏。
臣若水通说：先王的政令，十一月，简易的桥建成；十二月，供车马通行的桥建成。不过是顺应时节修缮它，以便利百姓罢了。至于三山两座桥，役使民夫数十万，这不是多余的劳役伤害百姓吗？自古以来国家的灭亡，没有不是由于奸邪之人的。奸邪之人亡国的计谋，没有不是由于大兴土木，以纵情游观，开启边患，以邀取事功，残酷聚敛，以夸耀富庶奢侈，像蔡京那样，来蛊惑君心的罢了。唉！英明的君主能知道奸邪之人蛀蚀国家，必定远离并驱逐他们，那么公私都不耗费，而安富尊荣的福分自然就到了。
宋理宗宝祐四年九月，监察御史朱熠请求裁减冗官，没有答复。朱熠说：“疆土缩小，而赋税日益繁多；官吏增加，而调度日益广泛。景德、庆历年间，用三百二十多个郡的财赋，供给一万多名官员的俸禄；今天用一百多个郡的财力，供养两万四千多名冗官。边郡则有摊派转移，内地则拖欠常规上缴。想要宽慰民心，必须裁减冗员。”皇帝嘉奖他，但不能采用。
臣若水通说：“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立官员只有百个；夏商官员加倍，周朝官员三百六十，达到极点了。官员得到合适的人，而俸禄有余裕，所以分田制禄，上下互相救济而不互相伤害。”理宗的时候，疆土缩小而赋税日益繁多，像贾似道、史嵩之麾下谋求进身的官吏，不知有几百个。确实像朱熠所说的那样。假如理宗嘉奖他的话并采用，刚明独断，那么费用节省而百姓富裕，军队强大恢复失地的计划，也不难实现了。
元成宗大德七年，下诏蒙古军居住在山东、河南的，免除戍守甘肃。签枢密院齐诺说：“蒙古军在山东、河南的，戍守南甘肃，动辄涉及万里，每次出行必定出卖田产，甚至卖掉妻子儿女。戍守的人没有回来，代替的人应当出发，困苦日益严重。今天边疆无事，而白白消耗兵力，确实不是好计策。”请求用靠近甘肃的士兵戍守，而山东、河南以前戍守的人，让有关部门赎回他们的田产、妻子儿女。听从了他的建议。
臣若水通说：山东、河南距离甘肃万里，从这里前往戍守，难道只是出卖田产、卖掉妻子儿女而已吗？路途的辛劳，饥寒的痛苦，风土的不适宜，纵然逃脱死亡，也都疲惫不堪而忧愁思虑。妻子儿女众多，在奄奄一息之余，还要攻守，他们凭什么能抵挡敌人呢？空腹等待国家哺育，有伤而
医疮于彼，何补？元成宗以邉陲无事，不欲虚殚兵力，免河南、山东之戍，而以近甘肃之兵代之上，以节国用，下以全民力，诚得计矣。
译在那边治疗疮疡，有什么补益呢？元成宗因为边境没有战事，不想白白耗尽兵力，于是免除河南、山东的戍守任务，改用靠近甘肃的军队替代他们戍守，对上可以节省国家开支，对下可以保全百姓的体力，这确实是正确的计策。
元武宗至大三年冬十月，诏减宫人膳。尚书省言：“宣徽院廪给日増，储防虽广，亦不能给。”帝曰：“比见后宫饮膳与朕无异，其覈实减之。”
臣若水通曰：元武宗因尚书省言，宣徽院廪给日増，储供不给，乃并后宫饮膳而覈实减之，此可谓贤矣。或曰：人主茍有天下之大惠，则后宫饮膳之小费，奚用减焉？夫一饮一膳，民膏民脂，故人君欲节用而爱人，必自身自家始矣。故禹卑宫室，菲饮食，恶衣服，岂禹以天下不能周其身哉？武宗之心，本亦何异于禹之心也？诚见所以饮膳者，皆吾民之膏脂也。宫人可以薄其口腹，不可使吾民之剥其膏脂。故感于尚书省之言，而触其不忍人之心尔。呜呼！以此心而节天下之财，则天下安得不乐从而风动者哉？后之论世者，不可谓元无人也。
宋儒程颢防云：「所谓费益广者，不曰待哺之兵众乎？岁币之遗重乎？游食之徒烦乎？无用之供厚乎？为今之计，兵之众，岂能遽去之哉？在汰其冗，而择其精；岁币之遗，岂能遽絶之哉？在备于我，而图其后；游食之徒烦，则在禁其末，而驱之农；无用之供厚，则在絶其源，而损其数。然其所以制之者，有其道也。」
臣若水通曰：四者，散财之流也。取于民者，其源一而已矣。夫取之者一，而散之者四。譬之一源而四流，欲水之不竭，不可得也。一木而四蠧，欲根之不防，不可得也。今之欲省费者，省其流而已矣。是故其流塞，而源之来自无穷矣。夫财，国之本也。无其财，则国非其国矣。故人君节用之为贵焉。
杨时日録：「王安石曰：『臣见陛下于殿槛上盖氊，尚御批减省，以此知不肯用上等匹帛縻费于结络。』上曰：『本朝祖宗皆爱惜天物，不忍横费，如此縻费图作甚？』汉文帝曰：『朕为天下守财尔。』安石曰：『人主若能以尧舜之政泽天下之民，虽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乗舆，不为过。』当守财之言，非天下之正理。」
臣若水通曰：安石主行新法，争天下之利以富国矣。至此又开人主侈用之端，何邪？充其説，不至于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砂者哉？且谓人主若能以尧舜之政泽天下之民，虽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乗舆，不为过当。夫尧舜土阶茅茨，禹恶衣菲食，文武卑服，未闻行尧舜之政者而反竭天下以自奉也。安石之学术可见矣。呜呼！世常虑有臣而无君，当是时，有其君矣，而臣莫与之将顺其美，禁其欲，而反有以启之。传曰：畜君者好君也。安石岂有爱君之心乎？噫！其亦不忠甚矣。惜乎神宗惑而不悟，尔后世近君之臣，当以安石为戒焉。
杨时经筵讲义有云：「思爱人，必先于节用。节用而不以制度，则俭而或至于废，非所以为节也。」夫先王所谓理财者，非尽笼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用之有节，而各当于义之谓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节，而不当于义，则非理矣。
臣若水通曰：财者，民之膏脂也。故至仁之君，兼所爱必兼用。节节其膏脂，则爱其身也至矣；节其财用，则爱民也至矣。故观其所节，而其视民如伤之仁可知矣。用之者节，故能取之有道，恭俭之君也。《传》曰：俭者，徳之共也。夫俭，君子之所尚也；而不当于义焉，则亦固而已矣。是故俭，所宜俭，中正之道也。后之人主，其试思之。
杨时述周宪之奏云：「比年以来，吏多额外而行移者，多违日限，故中外以为病。今若依官制元立吏额及行遣日限，则无冗员滞事，而得并省之实効矣。」
臣若水通曰：「冗吏所以耗财者也，在人主沙汰节制之尔。若杨时之言，可为万世省费之法矣。」
张栻曰：「绍兴六年，王司谏▯进对言：『陛下忧勤恭俭，图济中兴。往岁金翠之禁，自内庭始，天下风靡。而近者库藏供瑇瑁，坑冶采青绿，未必以为器玩设饰之用，然恐下之人妄意好尚，縁类而至。愿深戒明皇之失，终始惟一，以永无疆之休。』」
臣若水通曰：慎厥终，惟其始，则治可成，业可保矣。昔者唐明皇即位之初，焚锦綉珠玉于殿前，致开元之治；其终也，侈心一
译元武宗至大三年冬季十月，下诏减少宫人的膳食供应。尚书省进言说：“宣徽院每日供给的粮食日益增加，虽然储备充足，也无法满足需求。”皇帝说：“近来看到后宫的饮食与我没有差别，应当核实后予以削减。”
臣若水通评论说：元武宗因为尚书省进言，宣徽院每日供给的粮食日益增加，储备供应不足，于是连同后宫的饮食一起核实削减，这可以说是贤明了。有人问：君主如果有治理天下的宏大恩惠，那么后宫饮食这点小费用，何必削减呢？要知道，每一饮一食，都是百姓的血汗，所以君主想要节约用度、爱护百姓，必须从自身和自家开始。因此大禹住低矮的宫室，吃粗劣的饮食，穿破旧的衣服，难道是大禹认为天下财富不能周济自身吗？武宗的心，本来与禹的心有什么两样呢？确实看到那些饮食的来源，都是我们百姓的血汗。宫人可以淡薄口腹之欲，不能让百姓被剥削血汗。所以听到尚书省的话，触动了他不忍伤害百姓的心。唉！用这种心来节约天下的财物，那么天下怎么会不乐于顺从而响应呢？后世评论历史的人，不能说元代没有贤人。
宋儒程颢防备说：“所谓费用日益广泛，不说是等待喂养的士兵众多吗？每年送给敌国的财物沉重吗？游手好闲的人烦扰吗？无用的供给丰厚吗？对于现在的计策，士兵众多，怎么能立刻裁减呢？在于淘汰冗员，选拔精锐；每年送给敌国的财物，怎么能立刻断绝呢？在于加强自身防备，谋划后事；游手好闲的人烦扰，在于禁止末业，驱使他们务农；无用的供给丰厚，在于断绝源头，减少数量。然而制约这些的方法，是有其道理的。”
臣若水通评论说：这四者，是耗费财物的支流。从百姓那里征收的，源头只有一个罢了。征收的源头只有一个，而耗散的支流有四个。好比一个源头分出四条支流，想要水不枯竭，是不可能的。一棵树有四种蛀虫，想要树根不被蛀空，是不可能的。现在想要节省费用的人，只是节省了支流罢了。因此支流堵塞，而源头的来自无穷无尽。财物，是国家的根本。没有财物，国家就不是国家了。所以君主以节约用度为贵。
杨时日记记载：“王安石说：‘臣看见陛下在殿槛上盖毡子，尚且御批减省，由此知道陛下不肯用上等的匹帛浪费在结络装饰上。’皇上说：‘本朝祖宗都爱惜天物，不忍心胡乱花费，这样浪费图什么呢？’汉文帝说：‘我是为天下守护财物罢了。’王安石说：‘君主如果能用尧舜的政治恩泽天下的百姓，即使耗尽天下的力量来充奉皇帝的车驾，也不算过分。’当守护财物的言论，不是天下的正理。”
臣若水通评论说：王安石主张推行新法，争夺天下的利益来富国。到这里又开启君主奢侈用度的端绪，为什么呢？推演他的说法，不至于取之尽锱铢，用之像泥沙一样吗？况且说君主如果能用尧舜的政治恩泽天下的百姓，即使耗尽天下之力来充奉皇帝的车驾，也不算过分。尧舜住土阶茅屋，禹穿破旧衣服吃粗劣饮食，周文王周武王穿卑贱的衣服，没听说实行尧舜政治的人反而耗尽天下之力来奉养自己。王安石的学术可见一斑。唉！世人常担心有臣子而没有君主，当时有君主了，而臣子没有顺承他的美德，禁止他的欲望，反而有启发他的。传曰：约束君主的人是爱护君主的人。王安石哪有爱护君主的心呢？唉！他太不忠了。可惜神宗迷惑而不醒悟，后世接近君主的臣子，应当以王安石为戒。
杨时经筵讲义中有云：“想要爱护百姓，必须先节约用度。节约用度如果不依据制度，那么节俭可能会走到废弃的地步，这不是真正的节约。”古代圣王所说的理财，不是把天下的利益全部笼络占有，而是征收有道理，使用有节制，并且都符合道义。征收不依据道理，使用不依据节制，并且不符合道义，那就是不合理了。
臣若水通评论说：财物，是百姓的血汗。所以至仁的君主，兼爱百姓必然兼爱用度。节约百姓的血汗，就是爱护百姓到了极点；节约财物用度，就是爱护百姓到了极点。所以观察他节约什么，就能知道他视民如伤的仁心了。使用有节制，所以能够征收有道理，这是恭敬节俭的君主。传曰：节俭，是德行的基础。节俭，是君子所崇尚的；但不符合道义，那就只是固执罢了。所以节俭，应当节俭，是中正之道。后世的君主，请试着思考一下。
杨时叙述周宪的奏章说：“近年来，官吏很多超出额定人数而派遣公文，很多违反日期限制，所以朝廷内外都以此为病。现在如果依照官制原本设立的吏额以及派遣公文的日期限制，那么就没有冗员和滞留的事务，而能得到精简的实际效果了。”
臣若水通评论说：“冗官是耗费财物的原因，在于君主淘汰节制罢了。像杨时的话，可以作为万世节省费用的法则了。”
张栻说：“绍兴六年，王司谏〇进言说：‘陛下忧虑勤政恭敬节俭，图谋救济中兴。往年禁止金翠装饰，从内庭开始，天下风靡。而近来库藏供应玳瑁，矿冶开采青绿石，未必是为了器玩装饰之用，但恐怕下面的人妄意喜好崇尚，顺着这类事情而至。希望深深戒除唐明皇的过失，始终如一，以永远保持无疆的福佑。’”
臣若水通评论说：谨慎地结束，只有开始，那么治理可以成功，事业可以保全了。从前唐明皇即位之初，在殿前焚烧锦绣珠玉，导致开元之治；他的末年，奢侈之心一
动，穷天下之欲，而天寳之乱，几不能自免。是皆不能慎终之咎也，贻讥后世，宜哉！《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故知慎终之难，为人君者尤宜戒谨也。
译放纵欲望，耗尽天下的资源，导致天宝年间的动乱，几乎连自身都难以保全。这都是不能善始善终的过错，被后世讥讽，也是理所当然的！《诗经》说：“凡事都有个开头，但很少能坚持到底。”因此知道善始善终之难，身为君主的人尤其应当警戒谨慎。
国朝辛丑七月甲子，宋思顔曰：「近句容有虎为害，上既遣人捕获之，今豢养民间，饲之以犬，无益。」太祖欣然，即命取二虎并一熊，皆杀之，分其肉赐百官。
臣若水通曰：「书云：『惟天惠民，惟辟奉天。』人君奉天以爱民，惟去其民害而已矣。茍以养民之物而养害民之兽，则是违道逆天也，岂为君之道哉？惟我太祖髙皇帝仁圣天纵，有不忍人之心，故一闻思顔之言，沛然除之。『书云：『▯禽竒兽，不畜于国。』』此之谓也。圣子神孙所宜视法焉。」
乙巳春，太祖将经理淮甸，亲阅试将士，命镇抚居明率军士分队习战。胜者赏银十两，其伤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赏银有差，且徧给酒馔劳之，仍赐伤者医药。因谕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倾溺；弓马不素习，而欲攻战，未有不败者。吾故择汝等练之。今汝等勇徤若此，临敌何忧不克？爵赏富贵，惟有功者得之。」顾谓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贵多，而贵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陈。近闻军中募兵多冗滥者，吾特为戒之，冀得精鋭，庶几有用也。」
臣若水通曰：兵贵精，不贵多。不精而多，是冗兵也。冗兵是冗食也。耗国用，伤民财，莫甚于此者。是故兵不可废也，在精之而已矣。太祖深知其义，是以亲试将士，分队习战，验其勇怯，等其赏劳，所以精其兵而省其食，不使蠧国害民也。可谓得丰财之道也。由今观之，行伍之兵，老幼衰弱，冗滥害财之患，亦有识者之所深忧也。圣明尚体察于一念之间，以太祖之言勇决行之，则去冗兵以节余财，其不致乆安长治之休也哉！
洪武元年十一月，中书及礼部定奏：天子亲祀圜丘、方丘、宗庙、社稷；若京师三皇、孔子、风云雷▯、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贤等祀，则遣官致祭。郡县宜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里社、土糓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灶，载诸祀典。余不当祀者，并禁止。太祖皇帝谕之曰：「凡祭享之礼，载牲致帛，交于神明，费出已帑，神必歆之。如庶人陌纸、瓣香，皆可格神，不以非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己力所致也。若国家仓廪府库所积，乃生民膏脂，以此为尊醪爼馔，充实神庭，徼求福祉，以私于身，神可欺乎？惟为国为民祷祈，如水旱疾疫、师旅之类，可也。」臣若水通曰：「语云：务民之义，敬▯神而逺之。夫财出于民，伤财则害民矣。茍以非礼之神祀，而费有益之民财，智者固如是乎？」我太祖髙皇帝有见于此，诸不在祀典者，并禁止之。呜呼！庸君世主之陋习，一日尽革，斯世斯民，何其幸哉！
洪武元年十二月，上退朝还宫，皇太子诸王侍。上指宫中隙地谓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尔昔商纣崇饰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国亡。汉文帝欲作露防而惜百金之费，当时民安国富。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判。尔等当记吾言，常存儆戒。
臣若水通曰：诗云「贻厥孙谋，以燕翼子」；书云「慎乃俭徳，惟怀永图祖考者，子孙之所观法，不可不示之以俭徳也」。教家以俭，其后犹奢；教家以奢，其弊可胜言哉！观太祖谓宫中隙地不起亭防为游观之所，财无浪费矣，但令种蔬，地无遗利矣，是克勤克俭也。至于以商纣之奢，汉文之俭，判治乱之原，指之以示太子诸王，不惟家法之善，实有以培植宗社之大本也。其崇俭防奢之意深矣！圣明率由祖宗之家法，尚当求之于心焉。
洪武五年九月，上念驿传重繁，故元之民有役马夫而至破家者，乃谕中书省臣曰：“善治者视民犹己，爱而勿伤；不善者徴敛诛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民一体，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岂能独安厥位乎？譬之驭马者，急衘勒，厉鞭防，求骋不已，鲜不颠蹶。马既颠蹶，人独能无伤乎？元之末政，寛者失之纵，猛者失之暴。观其驿传一事，尽百姓之力而苦劳之，此与驭马者何异也？岂可蹈其覆辙邪？自今马夫必以粮富丁多者充之，庻几其力有余
译本朝辛丑年七月甲子日，宋思颜说：“近来句容有老虎为害，皇上已经派人捕获了它，现在把它养在民间，用狗来喂它，没有益处。”太祖很高兴，立即命令取来两只老虎和一头熊，全部杀掉，把它们的肉分赐给百官。
臣若水通说：“《尚书》说：‘只有上天爱护百姓，只有君主奉行天意。’君主奉行天意来爱护百姓，只是去除那些危害百姓的东西罢了。如果用养育百姓的东西去养育危害百姓的野兽，那就是违背正道、逆天而行，这难道是君主应该遵循的道理吗？只有我们太祖高皇帝仁慈圣明，天赋异禀，有不忍心百姓受苦的心，所以一听到宋思颜的话，就果断地除去了这些害兽。《尚书》说：‘奇禽异兽，不在国家豢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圣明的子孙应当以此为榜样。”
乙巳年春天，太祖将要治理淮甸地区，亲自检阅和测试将士，命令镇抚居明率领军士分队练习作战。获胜的赏银十两，那些受伤但不退缩的也是勇敢之士，分别给予不同等级的银两赏赐，并且普遍供给酒食慰劳他们，还赐给受伤者医药。于是告诫他们说：“兵器不平时拿着，一定会导致手指流血；船不平时划着，一定会导致翻船溺水；弓箭马匹不平时练习，却想要攻打作战，没有不失败的。所以我选择你们来训练。现在你们如此勇猛健壮，临敌还有什么担忧不能取胜的呢？爵位赏赐和富贵，只有有功的人才能得到。”太祖回头对起居注官詹同等说：“军队不贵在人多，而贵在精锐。人多而不精锐，只会拖累行军布阵。最近听说军中招募的士兵有很多冗杂滥竽充数的人，我特意为此告诫，希望得到精锐部队，或许这样才有用。”
臣若水通说：军队贵在精锐，不贵在人多。不精锐而人多，这就是冗兵。冗兵就是冗食。耗费国家用度，损伤百姓财力，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因此军队不能废除，在于使其精锐罢了。太祖深知其中的道理，所以亲自测试将士，分队练习作战，检验他们的勇怯，分别给予赏赐和慰劳，以此来使军队精锐而节省军饷，不让他们蛀蚀国家、危害百姓。这可以说是掌握了使国家财富丰裕的方法。从今看来，行伍中的士兵，老弱衰残，冗滥耗费财力的祸患，也是有识之士深深忧虑的。圣明的君主如果能在一念之间体察到这一点，按照太祖的话果断施行，那么去除冗兵以节省剩余财力，难道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休养生息吗！
洪武元年十一月，中书省和礼部定议上奏：天子亲自祭祀圜丘、方丘、宗庙、社稷;如果祭祀京城的三皇、孔子、风云雷雨、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贤等等，则派遣官员致祭。郡县应当设立社稷坛，由主管官员在春秋两季致祭。平民祭祀里社、土地五谷之神以及祖父母、父母，并且可以祭祀灶神，这些都载入祀典。其余不应当祭祀的，一并禁止。太祖皇帝告诫他们说：“凡是祭祀享用的礼仪，装载牺牲，献上丝帛，与神明交通，费用出自国库，神明一定会歆享。如果平民烧纸钱、点几瓣香，都可以感通神明，不会因为微薄而不被享用，为什么呢？因为所得到的东西，都是他们自己劳动所得。如果国家仓库府库所积累的，乃是百姓的血汗，用这些来制作尊贵的酒肉，充实神明的庭院，祈求福祉，以利于自身，神明可以被欺骗吗？只有为国家、为百姓祈祷，比如水旱灾害、瘟疫、战争之类，才可以。”臣若水通说：“古语说：致力于百姓的道义，尊敬神明而疏远它。财物出自百姓，伤害财物就是危害百姓。如果用不合礼制的祭祀，耗费有益的民财，智者会这样做吗？”我们太祖高皇帝看到了这一点，所有不在祀典中的祭祀，一并禁止。唉！平庸君主的陋习，一天之内全部革除，这个时代、这些百姓，是多么幸运啊！
洪武元年十二月，皇上退朝回宫，皇太子和诸王侍奉在侧。皇上指着宫中的空地对他们说：“这里不是不可以建造亭台楼阁作为游观的地方，现在只是让内侍种菜，实在不忍心伤害百姓的财力，劳役百姓的体力。从前商纣王崇尚装饰宫室，不体恤人民，天下怨恨他，自身死亡，国家灭亡。汉文帝想要建造露台而爱惜百金的费用，当时百姓安定，国家富裕。奢侈和节俭不同，治和乱的区别就悬隔判然。你们应当记住我的话，常存警戒之心。”
臣若水通说：《诗经》说“留给子孙谋略，以安翼子孙”；《尚书》说“谨慎你的节俭德行，只有怀有长远的图谋，祖先才是子孙所观察效法的，不可不向他们展示节俭的德行”。教导家族节俭，其后代仍然奢侈；教导家族奢侈，其弊端岂可胜数！看太祖说宫中空地不建亭台作为游观之所，财力没有浪费，只是让种菜，土地没有遗留的利益，这是能够勤劳能够节俭。至于用商纣王的奢侈，汉文帝的节俭，判定治乱的根本，指出来给太子诸王看，不仅是家法的好，实在有培植宗社根本的作用。他崇尚节俭、防止奢侈的意思很深啊！圣明的君主遵循祖宗的家法，还应当从内心去追求。
洪武五年九月，皇上考虑到驿传繁重，前元百姓有因为充当驿马夫而破家的，于是告诫中书省大臣说：“善于治理的人看待百姓如同看待自己，爱护而不伤害；不善于治理的人征收诛求，唯恐一天不够。却不知道君主和百姓是一体的，百姓既然不能安身立命，君主又怎么能独自安享其位呢？比如驾驭马的人，收紧缰绳，严厉鞭打，追求奔驰不止，很少有不跌倒的。马既然跌倒，人难道能不受伤吗？元朝末年的政治，宽厚的失之于放纵，猛烈的失之于暴虐。看他们驿传这一件事，耗尽百姓的力气而使他们劳苦，这与驾驭马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怎么可以重蹈他们的覆辙呢？从今以后，马夫必须由粮食富裕、丁口众多的家庭充当，或许他们的力气有余
臣若水通曰：伏覩我圣祖因元驿传害民之弊，而哀矜之。至有「视民犹已」之谕。圣祖之心，即文王「视民如伤」之心也。及以君之治民，如以人驭马，衘勒鞭防，求骋不已，则倾蹶同之，至切矣。至于寛猛暴纵之言，非执中御民之道乎？《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为人上者，柰何不敬乎？今之民力、民财日蹙矣。圣明尚思惟于一念之间，节其力以厚其财，省其役以阜其生，则上下充足而治安矣。祖宗丕绪，可永于无疆焉。
洪武八年九月，诏改建大内宫殿。上谓廷臣曰：「唐虞之时，宫室朴素；后世穷极侈丽，习尚华美，去古逺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技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乆，使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至于台榭苑囿之作，劳民费财，以事游观之乐，朕决不为之。」其勑所司，如朕之意。
臣若水通曰：人君欲固邦本，不可不节财用；欲节财用，不可不去冗费。是故，台榭在所可无，而宫殿在所当建也。于其所可无者而兴作，与其所当建者而华饰，皆足以费财而害民也。太祖知之，伤今追古，节费裕民，敦朴垂后之意至矣。俭德永图，固圣子神孙万世之宜法守也。
洪武十三年五月，命防宁侯张温、雄武侯周武往河南理务。时上以河南造周王宫殿，恐军民服役劳苦，故命温等往抚之。仍谕之曰：「河南将士疲劳多矣，宜善抚之。凡役万人者，可役千人；役千人者，可役百人，使得更休，毋尽其力。」
臣若水通曰：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矣。民之与国安危同焉，故治国之道，在节用爱人。节用则税敛薄，力役寛，民安而国亦安矣。故寛一役，则得一人之安；薄一敛，则民享一分之食。力舒而财丰矣。太祖受命而兴，为民造福者也。观其因造王府，惟恐军民服役劳苦，乃命官抚之，且谕恤劳减役，使得更休，以寛其力。一念之爱，天地生物之仁也。圣明为国保民，尚以太祖为法。
国朝《皇明祖训》曰：「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人不足以使令。其不自揣量，来犯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诸部与西北边境相密迩者，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臣若水通曰：此圣祖戒勿轻伐四夷之言也。夫四夷之人，僻处塞外，何系于中国之轻重也？但后世人主，有喜功之心，轻兵数战，以殃其民，以耗其国，家何益哉？故我圣祖切切以轻伐为戒，其四夷边境，但▯将练兵，令谨备之。天地包含之仁，裁制之义，并可见矣。
天顺二年冬十一月，圣节及冬至例宴羣臣。英宗皇帝顾学士李贤曰：「节固当宴，不惜所费，但计牲畜甚众，尚有正旦、庆成，一岁四宴，朕欲减之，何如？」贤曰：「大礼之行，初不在此，减之亦是。」由是每嵗二宴。至于正旦亦减，惟庆成一宴，嵗不缺云。
臣若水通曰：「我朝四节之中，庆成其最大者也。其三节则其小者尔。礼之大者，不可不宴；礼之小者，可以宴，可以无宴。与其宴而伤财，孰若省之以从礼？《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侈用而至于害民，岂人君之心哉！我英庙省宴之举，遂为着令。裕民足国，其有既乎？惟圣明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安民裕国之要在是矣。」
格物通卷九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九十二 明 湛若水 撰
慎赏赐上
诗》小雅「彤弓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之。钟皷既设，一朝飨之。」
臣若水通曰：此天子燕有功诸侯而锡以弓矢之乐歌也。彤弓、朱弓也。弨弛貎，嘉宾指有功诸侯而言也。贶，与也。大饮宾曰飨。夫诸侯有四夷之功而献之王，则王赐之弓矢以觉报宴，此有国者之常典也。诗言王者有弓，其色彤然，其体弨然，受之弓人而藏之王府，以待乎有功。其藏之也重矣。迨夫我有嘉宾，敌王所忾，而
译臣湛若水说：我恭敬地看到，我们圣祖因为元代驿站传递制度危害百姓的弊端，而对此表示哀怜和痛惜。甚至下诏说：“看待百姓就像看待自己一样。”圣祖的这种心意，正是周文王“看待百姓如同对待受伤者一样”的心意啊。至于用君主治理百姓，就像人驾驭马匹一样，如果只用嚼子、缰绳、鞭子来约束防范，一味追求奔驰不停，那么马匹就会跌倒，这与百姓遭受倾覆是一样的，这是非常切近的道理。至于宽厚、严厉、暴虐、放纵这些言论，难道不是执守中道、驾驭百姓的方法吗？《尚书》说：“我面对亿万百姓，敬畏得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作为在上位的人，怎么能不恭敬呢？现在百姓的劳力和财力日益困乏。圣明的君主尚且在一念之间思考，节制他们的劳力以丰厚他们的财力，减少他们的徭役以富足他们的生活，那么上下就会充足而社会安定。祖宗的伟大基业，就可以永远延续无疆了。
洪武八年九月，下诏改建皇宫大内的宫殿。皇上对朝廷大臣说：“唐尧虞舜的时候，宫室朴素；后世穷尽奢侈华丽，习尚华美，距离古代已经很远了。我现在所建造的，只求安全坚固，不讲究华丽。凡是雕刻装饰的技巧，一概不用；只有朴素坚固，可以传之久远，让我的后世子孙遵守作为法则。至于台榭苑囿的建造，劳民伤财，用来从事游乐观赏的乐趣，我决不会去做。”他命令有关部门，按照我的意思去办。
臣湛若水说：君主想要巩固国家的根本，不能不节制财用；想要节制财用，不能不去除冗杂的费用。因此，台榭是可以没有的，而宫殿是应当建造的。在可以没有的地方兴修土木，在应当建造的地方加以华丽装饰，都足以浪费财力而危害百姓。太祖知道这一点，哀怜当今而追思古代，节制费用以宽裕百姓，崇尚朴实并留给后人的心意非常深切。节俭的德行长远谋划，确实是圣明的子孙万世应当效法遵守的。
洪武十三年五月，命令防宁侯张温、雄武侯周武前往河南处理事务。当时皇上因为河南正在建造周王的宫殿，担心军民服役劳苦，所以命令张温等人前往安抚他们。仍然告诫他们说：“河南的将士疲劳已经很多了，应当好好安抚他们。凡是征发万人服役的，可以只征发千人；征发千人服役的，可以只征发百人，让他们能够轮换休息，不要耗尽他们的体力。”
臣湛若水说：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依靠的就是百姓。百姓与国家的安危是相同的，所以治国的方法，在于节制用度、爱护百姓。节制用度那么赋税就轻，劳役就宽缓，百姓安定国家也就安定了。所以宽缓一次劳役，就得到一个人的安定；减轻一次赋税，百姓就能享受一分的口粮。体力舒缓而财富就丰足了。太祖接受天命而兴起，是为百姓造福的人。看他因为建造王府，唯恐军民服役劳苦，于是命令官员安抚他们，并且告诫要体恤劳苦、减少劳役，让他们能够轮换休息，以宽缓他们的体力。这一念的爱护，就是天地化生万物的仁爱。圣明的君主为了国家保护百姓，还以太祖为法则。
本朝《皇明祖训》说：“四方各处的夷族，都隔着高山大海，偏僻地处于一隅。得到他们的土地不足以供给使用，得到他们的人不足以驱使命令。他们不自量力，来侵犯我的边境，那么他们就是不祥的。他们既然不构成中国的祸患，而我兴兵轻易讨伐，也是不祥的。我担心后世子孙倚仗中国的富强，贪图一时的战功，无故兴兵，导致伤害人命，切记不可。”但是各部族中与西北边境相邻近的，历代战争不断，必须选拔将领训练军队，时常谨慎防备。
臣湛若水说：这是圣祖告诫不要轻易讨伐四夷的话。四夷的人，偏僻地居住在塞外，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后世的君主，有喜欢建立功劳的心，轻易出兵多次作战，以此殃及百姓，以此消耗国家，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们圣祖深切地以轻易讨伐为戒，对于四夷边境，只是选拔将领训练军队，命令他们谨慎防备。天地包容的仁爱，裁制的义理，都可以从中看到了。
天顺二年冬十一月，圣节和冬至按例宴请群臣。英宗皇帝看着学士李贤说：“节日固然应当宴请，不惜花费，但计算牲畜很多，还有元旦、庆成，一年四次宴请，我想减少次数，怎么样？”李贤说：“大礼的施行，起初并不在于此，减少次数也是可以的。”从此每年只宴请两次。至于元旦也减少了，只有庆成一次宴请，每年都不缺。
臣湛若水说：“我们朝代的四个节日中，庆成是最大的。其他三个节日则是较小的。礼制中重大的，不能不宴请；礼制中较小的，可以宴请，也可以不宴请。与其宴请而损害财力，哪里比得上节省下来以顺从礼制呢？《易经》说：‘节制要有制度，不损害财力，不危害百姓。’奢侈用度以至于危害百姓，难道是君主的心意吗！我们英宗皇帝减少宴请的举措，于是成为定例。宽裕百姓、富足国家，难道有穷尽吗？只有圣明的君主引申推广，触类旁通，安民裕国的关键就在这里。”
格物通卷九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九十二 明 湛若水 撰
慎赏赐上
《诗经·小雅》：“彤弓彤弓张满啊，接受后收藏起来。我有尊贵的客人，心中赏赐给他。钟鼓已经摆设，一天之内就宴请他。”
臣湛若水说：这是天子宴请有功的诸侯并赐给他们弓矢时的乐歌。彤弓，是红色的弓。弨，是弓弦松弛的样子，嘉宾指有功的诸侯。贶，是给予。大宴宾客叫飨。诸侯有平定四夷的功劳而献给天子，那么天子就赐给他们弓矢以答谢宴请，这是有国家者的常典。诗中说天子有弓，颜色是红色的，弓身是松弛的，从造弓的人那里接受后收藏在王府，以等待有功的人。收藏它是很慎重的。等到我有尊贵的客人，消除天子所愤恨的敌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