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六十三 明 湛若水 撰
之民也。故天下皆得其所矣。万物与万民遂其养，圣人与天地极其功。頥之时，大矣哉！虽然天地之于物，无弗养者，至于天下之民之失其养者，多矣。盖所养未必贤贤者未必养掊尅在位而民失所生矣。故人君养得其贤则万民遂其养养不得其贤则万民失其生。可不谨哉！
译这是治理百姓的道理。所以天下人都能各得其所。万物与万民得以顺遂其养育，圣人与天地极尽其功绩。颐卦的时义，真是伟大啊！虽然天地对于万物，没有不养育的，但至于天下百姓失去养育的，却很多。这是因为所养育的不一定是贤人，贤人也不一定能得到养育，如果苛刻贪婪的人身居上位，百姓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条件。所以君主养育得当贤人，万民就能顺遂其养育；养育不得贤人，万民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条件。这能不谨慎吗！
解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臣若水通曰：六五以隂居君位，为解之主。然与三隂同类，顾其能去之否耳。孚者验而可信也。隂者小人也，能解与不能解，皆未可决。惟验信于小人之党，能去与否也。小人乱天下者也，不解则恶党亲而善类逺矣。君子小人不相为谋也。解则小人去而君子进，天下之庆也。然难退易进者，小人也。必其放流之，屏逐之，小人退而后验其能解，不然则未见其能解也。彼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逺，夫岂知解之道哉？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臣若水通曰：此夬之彖辞。孚者，信之在中也。号者，命于众也。厉，危也。邑者，私邑。告自邑，自治其私也。即戎，尚武也。盖夬者，以五阳决去一隂，是君子决小人也。不明其罪，无以屈其心。扬于王庭者，声其罪于公朝，使皆显然，明善恶之归也。其扬而号之，必诚信由中出，以呼号众，类相与合力，而后为公然。小人在上，故尚有危道，不敢忘戒惧也。必先自治，然后可以治人，故告自邑，先治其已，正己以正人也。以力角力，君子未有能胜于小人。不利即戎，言不可过用威武也。如是而往，以决之，彼有可伐之罪，我无可乘之隙，隂类尽而阳道大行矣。宁不利于攸往邪？夫攻之者君子也，主之者君也。君不惑于小人，而君子得尽其谋矣。不然，小人之依凭城社，又岂得以易决邪？
井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臣若水通曰：渫，清洁也。汲，注也。九三以阳刚而得正，在井下之上，君子之德之纯，有济世之才，如井之洁清者也。困于下而泽不及于人，犹井之清洁不食也。秉彞好德，人皆有之。有君子而不用，则为人心之恻者，亦情也。何也？其才德之可用，犹井之可汲也。明王汲之，以居于位，而其致君泽民之福，上下并受之矣。故君子之不用，岂独君子之穷哉？亦天下之不利也。有天下者，能使朝野无遗贤之嗟，其庆宁有已邪？
书《虞书》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兠于崇山，窜三苖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记大舜错枉之政，共工、驩兠、鲧三臣名，三苖国名。言舜知共工之象恭滔天，故流之于幽州北裔之地，使之逺去；知驩兠之同恶相济，故放置之于崇山南裔之地，使不得他适；又知三苗之恃险为乱，故窜之于三危西裔之地，驱逐而锢禁之；又因鲧之悻愎自用，湮汩洪水，故殛之于羽山东裔之地，拘囚困苦之。此四人者，天下之四凶也，各因其罪而罪之。舜以至明之心而行至公之法，故宋儒程颢曰：「舜之诛四凶，怒在四凶，舜何与焉？」盖圣人之心如鉴之空，物之来也，妍▯自形，鉴何与焉？故流放窜殛，各适其可，而天下咸服其用刑之当罪，盖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故也。后世之君，皆以一己之喜怒而赏罚人，故不合乎天下人心之同然，何服之有？人君用刑，可不以此为法乎？
臯陶谟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彊而义彰厥有常，吉哉！臣若水通曰：「此臯陶陈知人之谟都者，叹美辞亦者，緫也。緫言德之见于行者，其凡有九。载行也，采事也，乱治也，扰驯也，而转语辞彰著也，吉美士也。」臯陶叹而言：「观人者緫言其人之有九德，必指言其所行之实某事合某德，某事合某德，为可信验而不徒托名溢美矣。」禹曰：「何者？」问其九德之目也。臯陶遂言所谓九德者：「寛▯而庄栗也，柔顺而植立也，谨愿而恭恪也，有治才而敬畏也，驯扰而果毅也，径直而温和也，简易而防隅也，刚徤而笃实也，彊勇而好义也。」九者皆其成德之自然，有中正和乐之懿，无偏倚驳杂之私。德着之于身，而始终有常，其吉士矣哉！臣谓德者，吾心所得之天理也。天理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九者，何邪？夫理一而分殊者也，存
译六五爻辞说：君子只有解除困境，才能吉祥；对小人要有诚信。
臣若水解释说：六五以阴爻居于君位，是解除困境的主宰。然而它与六三阴爻同类，关键在于能否去除它们。孚，是验证而可信。阴爻代表小人，能否解除困境，尚不能决断。只有验证小人的党羽，看他们能否被去除。小人是扰乱天下的人，如果不解除困境，那么恶党亲近而善类疏远。君子和小人不互相谋划。解除困境则小人退去而君子进用，这是天下的喜庆。然而退难进易的是小人。必须将他们放逐流徙、屏除驱逐，小人退去后才能验证能否解除困境，否则就看不到解除困境的效果。他们见到不善而不能退，退去而不能远离，这哪里懂得解除困境的道理呢？
夬卦辞说：在王庭宣扬，诚信呼号有危险，从自己的封邑告谕，不利于使用武力，利于有所前往。臣若水解释说：这是夬卦的彖辞。孚，是诚信发自内心。号，是向众人发令。厉，是危险。邑，是私邑。告自邑，是治理自己的私邑。即戎，是崇尚武力。夬卦，是以五个阳爻决去一个阴爻，这是君子决去小人。不阐明他们的罪过，无法使他们心服。在王庭宣扬，是在公朝声张他们的罪过，使大家都清楚明白，彰显善恶的归属。宣扬并呼号，必须诚信发自内心，以呼号众人，同类相与合力，然后才能公然进行。小人在上位，所以尚有危险之道，不敢忘记警戒畏惧。必须先治理自己，然后才能治理别人，所以告自邑，先治理自己，端正自己以端正别人。以力角力，君子没有能胜过小人的。不利即戎，是说不可过度使用威武。这样前往，以决断他们，他们有可讨伐的罪过，我们没有可乘的空隙，阴类尽去而阳道大行。难道不利于前往吗？攻击他们的是君子，主持的是君主。君主不被小人迷惑，君子就能尽展谋略。否则，小人依凭城社，又怎能轻易决断呢？
井卦九三爻辞说：井水清洁却无人饮用，使我心中悲伤，可以用来汲水。君王英明，上下都受到福泽。臣若水解释说：渫，是清洁。汲，是注入。九三以阳刚而得正，位于井下之上，君子的品德纯正，有济世之才，就像井水清洁一样。困于下位而恩泽不及于人，就像井水清洁却无人饮用。秉性喜好美德，人人都有。有君子而不被任用，使人心生悲伤，也是情理之中。为什么呢？他们的才德可用，就像井水可以汲用。英明的君王汲用他们，使他们居于职位，他们辅佐君王、恩泽百姓的福泽，上下都共同享受。所以君子不被任用，难道只是君子的困窘吗？也是天下的不利。拥有天下的人，能使朝野没有遗贤的叹息，他的喜庆难道有穷尽吗？
《尚书·虞书·舜典》记载：流共工到幽州，放驩兠到崇山，窜三苗到三危，殛鲧到羽山。惩处这四罪，天下都信服。
臣若水解释说：这是史臣记录大舜纠正冤屈的政治措施，共工、驩兠、鲧是三个臣子的名字，三苗是国名。说舜知道共工表面恭敬实则滔天，所以流放到幽州北裔之地，使他远去；知道驩兠同恶相济，所以放逐到崇山南裔之地，使他不能去别处；又知道三苗倚仗险阻作乱，所以流放到三危西裔之地，驱逐并禁锢他们；又因为鲧刚愎自用，湮没洪水，所以殛于羽山东裔之地，拘囚困苦他。这四个人，是天下四凶，各自因其罪过而受惩处。舜以至明之心行至公之法，所以宋儒程颢说：“舜诛杀四凶，怒在四凶，舜有什么关系呢？”圣人的心像镜子一样空明，事物来了，美丑自然显现，镜子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流放、放逐、窜逐、殛杀，各自适宜，天下都信服他用刑得当罪，这是因为得到了人心所共同认可的缘故。后世的君主，都凭一己的喜怒来赏罚人，所以不符合天下人心所共同认可的，有什么可服的呢？人君用刑，能不以此为法吗？
臯陶谟说：“唉，也有九种德行，也说那个人有德行，就说：‘列举具体事迹。’禹说：‘什么？’臯陶说：‘宽厚而庄重，柔顺而坚定，谨愿而恭敬，有治才而敬畏，驯顺而果毅，正直而温和，简易而廉洁，刚健而笃实，强勇而好义，彰显其恒常，吉祥啊！’臣若水解释说：‘这是臯陶陈述知人之谋。都，是叹美之辞；亦，是总括。总括说德行见于行为的，共有九种。载，是行；采，是事；乱，是治；扰，是驯；而，是转语辞；彰，是著；吉，是美士。’臯陶感叹说：‘观人者总括说那个人有九德，必须指出他所行的实事，某事符合某德，某事符合某德，才能可信验而不徒托名溢美。’禹说：‘什么？’问九德的项目。臯陶于是说所谓的九德：‘宽厚而庄重，柔顺而植立，谨愿而恭恪，有治才而敬畏，驯顺而果毅，径直而温和，简易而防隅，刚健而笃实，强勇而好义。’这九种都是成德的自然而然，有中正和乐的美德，没有偏倚驳杂的私心。德行著于身，而始终有常，这是吉祥的士人啊！臣认为德，是我心所得的天理。天理只有一个，而认为有九种，为什么呢？理一而分殊，存
于心者一，而见于行者九耳。德蕴于中而难知，行着于外而可见故言人有德，必证之于某事某事，则有核实之行矣。夫德之未成者，则不能有其常，今日行某事之善，而他日或不能然。若夫盛德之至，则九德虽不必一时并见而其岁月之久，则随感而应随事而见于是乎九德咸着夫然后知其有常不变而为盛德之至也。古之圣贤观人之详用人之慎，如此后世以文字取士，以身言书判选官，不亦浅乎！伏惟圣明，欲复唐虞三代之治，当法其观人用人之道，然后可焉。
译内心的德行是统一的，而表现在行为上的有九种罢了。德行蕴藏在内心难以知晓，行为显露在外可以看见，所以说一个人有德行，一定要通过某件事某件事来验证，这样就有确实可考的行为了。那些德行尚未养成的人，就不能保持常态，今天做某件善事，过几天或许就不能这样了。至于达到极致的盛德，虽然九种德行不一定同时显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感触而回应，随着事情而显现，于是九种德行都显著表现出来，这样之后才知道他恒定不变，达到了盛德的极致。古代的圣贤观察人很详尽，使用人很谨慎，像这样。后世通过文章来选拔士人，通过身体、言辞、书法、判案来选拔官员，不也太浅薄了吗！希望圣明的君主，想要恢复唐虞和三代的治理，应当效法他们观察人、使用人的方法，然后才行。
周书·武成》乃反商政，政由旧。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记武王克商举措之大政也。旧者，先王之政也。箕子谏纣，被囚；比干谏纣，为纣所杀。商容者，商之贤人也。闾者，族居里门也。式者，凭车前横木以起敬也。言武王克商之后，乃反纣之虐政，其政一由先王之旧。箕子为纣所囚，则释其囚而放之；比干为纣所杀，则即其墓而封之。过商容之闾，乃式而起敬焉。夫人君之政，在服人心而已。天下之人心，好善恶恶一而己好恶之公，在得其本心而已。故君人者，得其本心，则好恶公；好恶公，则能得天下之人之心；而天下之政举矣。
康诰庸庸祗祗威威显民
臣若水通曰：「此武王命康叔为卫侯之言也。庸用也，祗敬也，威刑也。庸，庸者，用其所当用，用当其贤；祗，祗者，敬其所当敬，敬得其人；威，威者，威其所当威，刑当其罪。言文王用能敬贤讨罪，一听于理而已，无与焉。廓然大公，随感而应，物各付物，天之理也。德诚于已而着于民，诚之不可掩而能动物也。其造区夏，脩友邦，怙冐西土，皆诚之所感也。人君举措，可不一本于诚乎？」
诗》小雅《正月》：「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
臣若水通曰：此大夫所作，以刺幽王用舍之无常也。阪田﨑岖，墝埆之田。菀者，茂盛貌。特者，特生之苗也。扤，动也。力，谓用力也。言瞻视彼阪田，犹有特生之苗，而天之扤我而顿挫之，而恐其不我胜焉。盖不敢归咎于时，故归之于天也。又言：始焉以我为贤而求之，惟恐弗得；终焉执之如仇雠，又不能用，举措颠倒无常如此者，何也？盖由此心之蔽惑而无所定主，故或因一人誉而举之，或因一人毁而弃之。举措不由吾心之衡鉴，一出于在人之毁誉，故轻举易弃，始终无常，固如此无足怪也。故有国家者，于举措人才之际，惟在自正此心之衡鉴。衡鉴既定，则心有所主；心有所主，则明明则断。既明且断，不肖者必知之而不举，贤者必举之而不弃。安有始终无常如此者哉？故人主不患举措之不公，惟患此心之不明且断耳。
春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
臣若水通曰：胡安国传云：“仍叔之子云者，讥世官非公选也。”帝王不以私爱害公选，故仕者世禄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贤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见任使，则非公选而政由是败矣。上世有自耕野、钓渭，擢居辅相，而人莫不以为宜。伊陟象贤，复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权，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废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视朝廷官爵为己私，援引亲党，分据要途，施及童稚，贤者退处于荜门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后四夷侵陵，国家倾覆，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春秋》书“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后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选之地，以败乱其国家，欲其深省之也。臣谓安国之説，可谓得《春秋》之防矣。夫举措用舍者，王政之大端，治乱之所由成者也。不以其贤，惟以其世，文王之政至是冺灭无余矣。此王纲之所以不振，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也。惜哉！
礼记·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大夫废其事，终身不仕。
臣若水通曰：命乡论者，必乡人乃知之真也。秀者，頴出也。俊士者，才过千人者也。不征于乡，免乡之徭役也。不征于司徒者，免司徒之役也。造士者，成就其才德者也。司马者，掌爵禄之官也。定论者，考评其行艺之详也。官之谓，初试仕也。任官
译《周书·武成》说：于是废除商朝的政令，政令依照旧制。释放箕子的囚禁，为比干修筑坟墓，经过商容的里门时扶着车前横木表示敬意。
臣若水通曰：这是史官记录武王攻克商朝后所采取的重大政治举措。旧，指先王的政令。箕子劝谏纣王，被囚禁；比干劝谏纣王，被纣王杀害。商容，是商朝的贤人。闾，是聚居的里门。式，是扶着车前横木以示敬意。说武王攻克商朝之后，于是废除纣王的暴政，其政令完全依照先王的旧制。箕子被纣王囚禁，就释放他的囚禁并放他回去；比干被纣王杀害，就在他墓前修筑坟墓。经过商容的里门，就扶着车前横木表示敬意。大凡君主的政令，在于使人心归服罢了。天下人的心，喜好善厌恶恶是一致的。喜好厌恶的公正，在于得其本心罢了。所以统治百姓的人，得其本心，那么喜好厌恶就公正；喜好厌恶公正，就能得到天下人的心；而天下的政令就推行了。
《康诰》说：任用该任用的人，敬重该敬重的人，刑罚该刑罚的人，以彰显于民。
臣若水通曰：这是武王任命康叔为卫国国君时的话。庸，是任用；祗，是敬重；威，是刑罚。庸，庸者，任用该任用的人，任用符合其贤能；祗，祗者，敬重该敬重的人，敬重符合其人；威，威者，刑罚该刑罚的人，刑罚符合其罪。说文王任用能人、敬重贤者、讨伐罪人，一切听从理而已，没有私意参与。胸怀坦荡公正，随感应而应对，事物各自归于其位，这是天的理。德行在自己身上真诚并显现在百姓身上，真诚不可掩盖而能感动他人。他开拓华夏地区，修好邻邦，依靠和庇护西方土地，都是真诚所感应的。君主的行为举措，能不全部以真诚为根本吗？
《诗经·小雅·正月》说：“看那山坡上的田地，有茂盛的特立之苗。上天动摇我，好像不能战胜我。他追求我，好像不能得到我。对我执意仇视，也不肯用力于我。”
臣若水通曰：这是大夫所作，用来讽刺周幽王用人弃人没有常度。阪田，是崎岖贫瘠的田地。菀，是茂盛的样子。特，是特立生长的苗。扤，是动摇。力，是说用力。说看那山坡上的田地，还有特立生长的苗，而上天动摇我并使我受挫，却担心不能战胜我。大概是不敢归咎于时运，所以归咎于天。又说：起初认为我贤能而追求我，只怕得不到；最终却把我当作仇敌，又不肯任用我，行为举措颠倒无常像这样，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此心被蒙蔽迷惑而没有确定的主宰，所以有时因为一个人的赞誉就举用他，有时因为一个人的诋毁就抛弃他。行为举措不依据自己心中的衡量标准，完全出于别人的诋毁赞誉，所以轻率举用容易抛弃，始终无常，本来像这样也不足为怪。所以拥有国家的人，在举用人才的时候，只在于端正自己心中的衡量标准。衡量标准确定，那么心中就有主宰；心中有主宰，那么就能明辨且果断。既明辨又果断，不贤的人一定知道而不举用，贤能的人一定举用而不抛弃。哪有始终无常像这样的事呢？所以君主不担心行为举措不公正，只担心此心不明辨且果断罢了。
《春秋》桓公五年，周天子派遣仍叔的儿子来聘问。
臣若水通曰：胡安国《春秋传》说：“说仍叔的儿子，是讥讽世袭官职不是公正选拔。”帝王不因为私爱损害公正选拔，所以做官的人世袭俸禄而不世袭官职，任用人不依据其贤能，使唤人不依据其才能。卿大夫的子弟因为父兄的缘故而被任使，就不是公正选拔而政令因此败坏了。上古有从田野耕作、渭水垂钓，提拔担任辅相，而人们没有不认为适宜的。伊陟象贤，再次辅佐太戊；丁公世美，入朝掌管兵权，不因为世袭的缘故怀疑他们。崇伯殛死，禹担任司空；蔡叔被囚禁，仲担任卿士，也不因为其父的缘故废黜他们。只因为公正罢了。等到周朝衰微，小人得政，把朝廷官爵视为私产，援引亲信党羽，占据要职，施及孩童，贤能的人退居草门老死而不被任用，公道不行，然后四夷侵扰，国家倾覆，虽然有智者也不能善后了。《春秋》记载“武氏仍叔的儿子”，是说，警戒后世君主顺从大臣私意而任用其子弟中的弱者占据公正选拔的位置，以败坏扰乱国家，希望他们深深反省。臣认为安国的说法，可以说得到了《春秋》的防备之意。举用弃用，是王政的大端，治乱由此形成。不依据其贤能，只依据其世袭，文王的政令至此消亡无余了。这是王纲不振，礼乐征伐不从天子发出的原因。可惜啊！
《礼记·王制》说：命令乡官评议优秀之士，推荐给司徒，称为“选士”。司徒评议选士中的优秀者并推荐给学校，称为“俊士”。推荐给司徒的，免除乡里的徭役；推荐给学校的，免除司徒的徭役。称为“造士”。大乐正评议造士中的优秀者，报告给君王，并推荐给司马，称为“进士”。司马辨别评议官材，评议进士中的贤者，报告给君王，并确定其评议。评议确定然后授予官职，担任官职然后授予爵位，爵位确定然后给予俸禄。大夫废弃其职责，终身不再做官。
臣若水通曰：命令乡官评议，一定是乡人才能知道其真实情况。秀，是杰出。俊士，是才能超过千人的人。不征于乡，是免除乡里的徭役。不征于司徒，是免除司徒的徭役。造士，是成就其才德的人。司马，是掌管爵禄的官。定论，是考评其品行技艺的详细情况。官之，是说初次试任官职。任官
，能胜任也。爵之谓，一命也。位即爵也。禄之养，以禄也。官而后爵，爵而后禄，察之详矣。故不及恶德也。废其事，如败国殄民，荒淫乱俗也。终身不仕，惩之重，所以劝后人也。夫先王之养士用人，命之乡论之，司徒造之，乐正告之，王辨之，司马论而官，官而爵，爵而禄焉，则其所养所用，无非才徳之良，天下岂有不治哉？
译能够胜任的，就授予他官职。所谓爵位，就是初次任命。职位就是爵位。俸禄的供养，是用俸禄来供养。先任命官职，再授予爵位，最后给予俸禄，考察得非常详细。所以不会让品德恶劣的人得到任用。废除他的职务，比如那些败坏国家、灭绝百姓、荒淫无度、扰乱风俗的人。终身不再做官，惩罚得很重，以此来劝诫后来的人。古代圣王供养士人、任用人才，由乡里评议，司徒记录，乐正报告，君王辨别，司马评定并授予官职，有了官职再授予爵位，有了爵位再给予俸禄，那么他所供养和任用的，没有不是才德优良的人，天下难道会有治理不好的吗？
缁衣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乡其恶，有方。」
臣若水通曰：乡向也，天下之治乱，邪正而已矣。正人进者，治之表也。君子以正感，正与同类同道，故好其正。小人以邪召，邪而异类异道，故害其正。君子之所以好其正者，以其好同向，恶同方也。故其进也，必防茅连茹焉。故人君用一君子，则百君子进而邦其昌矣。用一小人，则百小人进而国事非矣。是以人君必正其好恶，以公其心，故能鉴天下之善恶而用舍之，则正人出而天下治矣。昔在东汉，以党人目君子。逮于有宋，以伪学斥真儒。盖即其彚征之迹而中伤之，而不知为好正之实。此乱亡所以不旋踵也。吁！
周礼·地官司救》：「凡民之有衺恶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士加明刑，耻诸嘉石，役诸司空。其有过失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归于圜土。」
臣若水通曰：衺不正也，让责也，罚挞之也。衺恶在心，故为不善者也；过失在事，误防于恶者也。民有衺恶，姑以责之。责之至三而不改，姑又挞之。挞之至三而不改，然后加以明刑，去其冠饰，而书其罪状，以示诸人。又使之坐于嘉石，以耻辱之；役诸司空，以困苦之。过失轻于衺恶，故三让三罚，以啓其迁善改过之心。不加明刑，不坐嘉石，不役司空，惟犯则收之圜土而已。若然，则措所当措，而民焉有不直者乎？
地官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賔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羣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
臣若水通曰：三年大比者，以其三年有成也。于是时攷其德行道艺，而举其贤能。贤即上之所谓德行者，能即上之所谓道艺者。乡大夫三岁考其贤能者，以乡饮酒之礼而礼接，以賔兴之明日，献贤能之书于王。王于是拜受之，拜受之者，重其贤能也。登于天府者，盖崇重之与寳玉同也。内史书其副，以诏王爵禄之也。夫先王之养士取士，德行道艺，本其心性之所固有者，成之而已。故用而见之政事，成之功业，皆其德行道艺之发也。故养之以实学，用之以实德，而国家赖焉。为人君者，可不务乎？
论语》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臣若水通曰：此孔子答哀公以举措之道也。哀公，鲁君，名蒋。错者，舍置也。诸众也。哀公问于孔子以何所为而民心服从。孔子对之，以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欲得民心之服者，以举措得宜，合民心之同然故也。否则不合民之同然，而民心有不服者矣。故有徳有才，得天理之公正直者也，则举而用之，列于公卿大夫士之位。其无才无德，悖乎天理之公正者，则舍而置之。是一举一措，合乎民心天理之公矣，民何为而不服乎？若无才德而颇僻，是谓枉者，则举而用之，列于公卿士大夫之位，而才德方正之士反弃之，在野屈之下僚。是一举一措，拂乎民性秉彞之公矣，民何为而服乎？由是言之，服民之心者，以得民心是非之公也。欲得民心是非之公者，必得吾是非之本心，天理之本体也。人君可不加之意乎？
舜有天下，选于众，举臯陶，不仁者逺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逺矣。
臣若水通曰：舜有虞之君，臯陶其臣也。汤有商之君，伊尹其臣也。樊迟闻孔子举直错枉，能使枉者直之，言而未喻其指。子夏既叹其言之富于此，遂释其兼仁知之意也。言帝舜受尧之禅而有天下，知臯陶之为仁贤也，举而用之为士师，以明刑弼教，是舜之知也。卒之民协于中，皆化而为仁，而不仁者逺去矣，非帝舜之仁乎？成汤放桀而有天下，知伊尹之一德也，举而用之为阿衡，以尧舜其君民，是汤之知也。卒之夏民革正，皆化而为仁，而不仁者逺矣，非成汤之仁乎？然则用得其人而天下化成矣，非具仁知之体，用其孰能之哉？夫天下之民之仁，即臯陶伊尹之仁也。臯陶伊尹之仁，即大舜成汤之仁也。舜汤能举臯陶伊
译《缁衣》说：“只有君子能够喜爱正道，小人却憎恶正道。所以君子的朋友，有趋向于他厌恶的，有趋向于他喜爱的。”
臣若水解释说：乡，就是趋向的意思。天下的治乱，不过是邪与正的区别罢了。正直的人被进用，是治世的表征。君子以正道感召，正直的人同类同道，所以喜爱正道。小人以邪道招引，邪恶的人异类异道，所以危害正道。君子之所以喜爱正道，是因为他喜爱那些趋向相同的人，厌恶那些趋向不同的人。所以君子被进用时，必定像拔茅草一样连根而起，相互牵连。因此，君主进用一位君子，那么成百上千的君子就会进用，国家就会昌盛；进用一个小人，那么成百上千的小人就会进用，国家事务就会败坏。因此，君主必须端正自己的好恶，使内心公正，这样才能明察天下的善恶而决定任用或舍弃，那么正直的人就会出来，天下就会大治了。从前在东汉，把君子称为党人。到了宋朝，把真正的儒者斥为伪学。这都是根据他们聚集征召的迹象而中伤他们，却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是喜爱正道的人。这就是动乱灭亡接踵而至的原因啊。唉！
《周礼·地官·司救》说：“凡是百姓中有邪恶恶行的，三次责备然后处罚，三次处罚然后在士的职位上施加明刑，在嘉石上羞辱他，在司空那里役使他。那些有过失的，三次责备然后处罚，三次处罚后关进圜土。”
臣若水解释说：邪，就是不端正；让，就是责备；罚，就是鞭打。邪恶的念头在心里，所以做不善的事；过失在于事情，是误入歧途而接近邪恶。百姓有邪恶恶行，暂且责备他。责备三次而不改正，暂且鞭打他。鞭打三次而不改正，然后施加明刑，去掉他的冠饰，写下他的罪状，展示给众人看。又让他坐在嘉石上，以此羞辱他；在司空那里役使他，以此困苦他。过失比邪恶恶行轻，所以三次责备三次处罚，以启发他迁善改过的心。不施加明刑，不坐在嘉石上，不在司空那里役使，只是犯了罪就关进圜土罢了。如果这样，那么措施得当，百姓哪有不正当的呢？
地官乡大夫，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考核，考核他们的德行、道义、学问、技艺，从而举荐贤者和能者。乡老和乡大夫率领他们的属吏，以及众人，用礼仪接待宾客。第二天，乡老和乡大夫及众属吏向君王呈献贤能者的名册。君王两次拜谢接受，登记在天府，内史记录副本。
臣若水解释说：三年大考核，是因为三年有成。在这个时候考核他们的德行、道义、学问、技艺，举荐贤者和能者。贤就是上面所说的德行，能就是上面所说的道义、学问、技艺。乡大夫每三年考核贤能者，用乡饮酒的礼仪接待，在举荐贤能的第二天，向君王呈献贤能者的名册。君王于是拜谢接受，拜谢接受，是重视贤能者。登记在天府，是尊崇他们，与宝玉同等。内史记录副本，以诏告君王给予爵位和俸禄。古代圣王培养士人、选拔士人，德行、道义、学问、技艺，本是心性中固有的，只是成就它罢了。所以任用他们在政事上显现，成就功业，都是德行、道义、学问、技艺的发挥。所以用实学培养他们，用实德任用他们，国家就依赖于此。作为君主，能不致力于此吗？
《论语》中鲁哀公问：“怎么做才能使百姓服从？”孔子回答说：“举用正直的人，舍弃邪曲的人，百姓就会服从；举用邪曲的人，舍弃正直的人，百姓就不会服从。”
臣若水解释说：这是孔子回答哀公关于举措之道的。哀公，鲁国国君，名蒋。错，就是舍弃放置；诸，就是众。哀公向孔子询问做什么才能使民心服从。孔子回答，认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想要得到民心的服从，是因为举措得当，符合民心的共同认同。否则不符合民心的共同认同，民心就有不服从的。所以有德有才，符合天理公正正直的人，就举用他们，列于公卿大夫士的职位。那些无才无德，违背天理公正的人，就舍弃他们。这一举一措，符合民心天理的公正，百姓为什么不呢？如果没有才德而偏颇邪曲，这就是邪曲的人，就举用他们，列于公卿士大夫的职位，而有才德方正的士人反而被弃置，在野屈居下僚。这一举一措，违背民性秉彝的公正，百姓怎么会服从呢？由此说来，使民心服从，是因为得到了民心是非的公正。想要得到民心是非的公正，必须得到我内心是非的本心，天理的本体。君主能不加以注意吗？
舜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举用皋陶，不仁德的人就远离了。汤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举用伊尹，不仁德的人就远离了。
臣若水解释说：舜是虞朝的君主，皋陶是他的臣子。汤是商朝的君主，伊尹是他的臣子。樊迟听到孔子举用正直的人舍弃邪曲的人，能使邪曲的人变得正直，说了但没明白其旨意。子夏既感叹这话的丰富，于是解释其兼有仁和智的意思。说帝舜接受尧的禅让而拥有天下，知道皋陶是仁贤的人，举用他担任士师，以明刑辅助教化，这是舜的智慧。最终百姓协调于中道，都感化成为仁德，而不仁德的人远离了，这不是帝舜的仁德吗？成汤放逐桀而拥有天下，知道伊尹有一德，举用他担任阿衡，以尧舜之道治理君民，这是汤的智慧。最终夏民改正，都感化成为仁德，而不仁德的人远离，这不是成汤的仁德吗？那么任用得当而天下教化成功，不具备仁和智的本体，谁能做到呢？天下百姓的仁德，就是皋陶伊尹的仁德。皋陶伊尹的仁德，就是大舜成汤的仁德。舜汤能举用皋陶伊
尹，能化天下之民者，以其同此心，同此仁也。然则后之人君欲举贤以化理者，可不先以知明诸心，而仁以体之以为本哉？故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
译尹，能够教化天下百姓的人，是因为他与百姓有着相同的心，相同的仁爱。既然如此，那么后来的君主想要选拔贤才来教化治理百姓，难道可以不先以智慧来明察自己的内心，并以仁爱来体现它作为根本吗？所以说：为政的关键在于人，而选拔人才的关键在于君主自身的修养。
仲弓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臣若水通曰：仲弓名雍，孔子弟子，为季氏宰，问政。孔子既告之以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然欲专任人而畧其过，必得贤才而后可。若不得贤才而先滥及恶德，则又将何以畧其过而专任之乎？仲弓又虑无以尽知一时之贤才，孔子又告之言知贤才者，岂能以一人之聪明尽天下之幽逺哉？各以其类耳。茍自尔一身之聪明所及者，知孰为贤而有德，孰为才而有能也，而举用之。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则斯贤也，必能举其所知之贤，而我所未知之贤，皆以类进矣。斯才也，必能举其所知之才，而我所未知之才，皆以类进矣。况由是而推之，彼所举之贤才，亦必各举其贤才，近而四境，逺而四海，其贤者能者皆无遗矣。」故曰：「人各亲其亲，然后不独亲其亲。防茅连茹，以其类，此之谓也。」夫然后见圣人公天下之心，而普天下之智也。惜乎时君不能用也！噫。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
臣若水通曰：文子，卫大夫公孙枝之諡也。臣者，其家臣名僎也。文子知其家臣僎之贤，遂举之，以同升于公朝而为大夫。非智之明，心之公者，其孰能之？夫大臣以人事君者，贤才进则已责尽矣，尊孰甚焉？后世之为人臣，见天下之贤，必媢嫉而恶之，非上天不赋之以辞让，是非之心也。惟以己之短，忌人之长，恐其逼己耳。如臧文仲知栁下惠之贤而不与立者，是也。不公不明，孰大于是？夫然后知文子之贤，出于寻常万万矣。惜其不得遇孔子之圣而荐用之，则其贤又有大于此者矣。臣又以悲文子之不幸也。
孟子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
臣若水通曰：「好贤恶不肖，人人是非之本心也。故国人之心，即大夫之心；大夫之心，即左右之心；左右之心，即人君之心。惟众则公，独则私。故不察于一人之独，而必察于众人之同者，其公也。然而必人君明其是非之心，而后可以辨其毁誉，而善恶贤否可得矣。不然，则左右逺近之交誉，如阿大夫者，何以能自定其是非邪正之归邪？」
格物通卷六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六十四 明 湛若水 撰
举措二
左传·庄公九年》：「齐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管召雠也，请受而甘心焉。』乃杀子纠于生窦，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受之。及堂阜而税之。归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髙傒，使相可也。』公从之。」
臣若水通曰：鲍叔，齐大夫。子纠，桓公之弟。管仲、召忽，子纠臣也。受而甘心，言自杀之以快意，未必杀也。生窦、堂阜，皆地名。夫管仲之贤，鲍叔知之深矣，故忘其雠而荐之，用之。鲍叔之贤，后世孰有能及之者哉？当鲍叔帅师之时，使无知人之明，则夫堂阜之囚，何自而税？齐国之相，何自而得乎？是则用管仲者，君之专；进管仲者，臣之明。此管仲所以有「生我父母，知我鲍叔」之感也。然鲍叔之心，岂为管仲哉？为其贤也，为其能也。后之逞其私忌，弃国之贤而败人国家者，鲍叔之罪人也。
僖公三十年，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君，函陵；秦君，汜南。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夜缒而出，见秦伯。秦伯乃还。
臣若水通曰：合秦、晋之师以临郑，郑盖岌岌乎危矣。斯时也，实于烛之武有赖焉。郑伯是时乃悔用之之晩也。使早用之，则秦、晋之师岂至压境哉？一见秦伯，郑得安为东道主，而秦亦不至自阙以利晋。秦平而晋自退矣。昔人有言：一贤而止百万之师也。贤才之
译仲弓问：“怎么知道贤才而推举他们呢？”孔子说：“推举你所知道的，你所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会舍弃他们吗？”
臣湛若水解说：仲弓名雍，是孔子的弟子，担任季氏的家宰，向孔子问政。孔子已经告诉他要先任用官员，宽恕小过错，推举贤才。然而想要专任某人而忽略他的过错，必须得到贤才之后才可以。如果得不到贤才而先滥及恶德之人，那么又怎么能忽略他的过错而专任他呢？仲弓又担心无法完全知晓当时的贤才，孔子又告诉他，了解贤才的人，难道能凭一人的聪明才智穷尽天下深远隐秘的人才吗？不过是各按其类罢了。如果凭你自己一人的聪明才智所及的范围，知道谁是贤而有德，谁是才而有能，就推举任用他们。贤者在位，能者在职，那么这些贤者，一定能推举他们所知道的贤人，而我所未知的贤人，都会因同类关系而被进用。这些能者，一定能推举他们所知道的能人，而我所未知的能人，都会因同类关系而被进用。况且由此类推，他们所推举的贤才，也必然各自推举他们的贤才，近的遍及四方边境，远的遍及四海，那些贤者和能者就都没有遗漏了。所以说：“人们各自亲近自己的亲人，然后才能不只亲近自己的亲人。”就像茅草连根拔起，因其同类相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样之后，才能看到圣人公心天下的胸怀，以及普天下智慧的汇聚。可惜当时的君主不能任用他们啊！唉。
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与公叔文子一同升任为公朝的大夫。
臣湛若水解说：文子，是卫国大夫公孙枝的谥号。臣，是指他的家臣名叫僎。文子知道自家臣僎的贤能，于是推举他，使他与文子一同升任公朝的大夫。如果不是智慧明达、心地公正的人，谁能做到这样呢？大臣以人事奉君主，贤才进用，自己的责任就尽到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尊贵的呢？后世作为臣子的人，看到天下的贤才，一定嫉妒厌恶他们，并不是上天不赋予他们辞让、明辨是非的心，只是以自己的短处忌恨别人的长处，害怕别人威胁自己罢了。就像臧文仲知道柳下惠的贤能却不让他任职，就是这样的例子。不公正不明达，还有比这更大的吗？这样之后，才知道文子的贤能，超出常人万万倍。可惜他没有遇到孔子的圣明而被推荐任用，那么他的贤能还有比这更大的。臣又为文子的不幸感到悲哀。
孟子说：左右亲信都说贤能，还不行；众位大夫都说贤能，还不行；全国人都说贤能，然后去考察他，见到他确实贤能，然后才任用他。左右亲信都说不可，不要听信；众位大夫都说不可，不要听信；全国人都说不可，然后去考察他，见到他确实不可，然后才罢免他。
臣湛若水解说：“喜好贤才厌恶不贤之人，是人人本心的是非标准。所以全国人的心，就是大夫的心；大夫的心，就是左右亲信的心；左右亲信的心，就是君主的心。只有众人之心才公正，个人之心则偏私。所以不考察个人的独断，而一定考察众人的共识，这是公正的。然而必须君主明辨是非之心，然后才能辨别毁誉，善恶贤否就可以知道了。不然，那么左右远近相互吹捧，像阿谀大夫的人，怎么能自己确定是非正邪的归属呢？”
格物通卷六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六十四 明 湛若水 撰
举措二
《左传·庄公九年》：“齐国鲍叔率领军队来，说：‘子纠是您的亲人，请君主讨伐他；管仲、召忽是您的仇敌，请让我接受他们以快意。’于是在生窦杀了子纠，召忽自杀殉主。管仲请求做囚犯，鲍叔接受了他。到了堂阜就释放了他。鲍叔回国后报告说：‘管夷吾治理高傒，让他做相国是可以的。’桓公听从了。”
臣湛若水解说：鲍叔，是齐国大夫。子纠，是桓公的弟弟。管仲、召忽，是子纠的臣子。接受他们以快意，是说自杀以快意，未必真的杀了他们。生窦、堂阜，都是地名。管仲的贤能，鲍叔了解得很深，所以忘记了他的仇恨而推荐他，任用他。鲍叔的贤能，后世谁有能比得上他的呢？当鲍叔率领军队的时候，假如没有知人之明，那么堂阜的囚犯，从哪里释放？齐国的相国，从哪里得到呢？这就是任用管仲，是君主的专断；进用管仲，是臣子的明达。这就是管仲之所以有“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鲍叔”感慨的原因。然而鲍叔的心，难道是为了管仲吗？是为了他的贤能，为了他的才能。后来那些逞弄私忌，抛弃国家的贤才而败坏人家国家的人，都是鲍叔的罪人。
僖公三十年，甲午日，晋侯、秦伯包围郑国，因为郑国对晋国无礼，而且依附楚国。晋军驻扎在函陵；秦军驻扎在汜南。佚之狐对郑伯说：“国家危险了！如果派烛之武去见秦君，军队一定会撤退。”郑伯听从了。烛之武推辞说：“我壮年的时候，尚且不如别人；现在老了，不能做什么了。”郑伯说：“我不能早点任用您，现在危急了才求您，这是我的过错。然而郑国灭亡，对您也不利啊。”烛之武答应了。夜里用绳子缒城而出，去见秦伯。秦伯于是撤军。
臣湛若水解说：联合秦、晋的军队来逼近郑国，郑国大概岌岌可危了。这个时候，实在依赖烛之武。郑伯这时才后悔任用他太晚了。假如早点任用他，那么秦、晋的军队难道会压境吗？一见秦伯，郑国得以安身为东道主，而秦国也不至于自损以利晋。秦国平定而晋国自然撤退了。从前有人说：一个贤人就能止住百万军队。贤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