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七十七 明 湛若水 撰
。君之于民，如口腹四体，民胞物与之仁也。徒知防民之利以奉上，而不知均利以养民，则民日贫，而君亦不能独富矣。不亦犹口腹四体与俱丧乎？故《周礼》山林川泽皆有厉禁，撙节培养以待用，无非为民也。后世反以之自为，而防其利，亦独何哉？」
译君主对于百姓，就像口腹四肢一样，这是视百姓为同胞、万物为同类的仁爱之心。如果只知道限制百姓的利益来奉养君主，却不知道平均利益来养育百姓，那么百姓就会日益贫困，君主也无法独自富裕。这不就像口腹四肢一起败坏一样吗？所以《周礼》规定山林川泽都有严厉的禁令，是为了节制使用、培育资源以备后用，这一切都是为了百姓。后世反而将这些资源据为己有，并限制百姓的利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唐肃宗至徳元载三月，第五琦为山南等五道度支使，▯作▯盐法，用以饶。
臣若水通曰：琦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为盐院。业盐者免其杂徭，私市者论以法。使人不益税，而上用以饶。当肃宗初年间关战伐，而琦也为之经营国费，亦可谓能臣矣。惜乎不讲于先王虞衡与民同利之政尔。
代宗大歴十二年秋八月，霖▯。河中府池盐多败，判度支韩滉恐盐户减税，奏▯：“虽多不害，盐仍有瑞盐生。”帝疑其不然，遣蒋震往视之。
臣若水通曰：「盐之为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养人也。古之虞衡之官，为之厉禁，其实为民守之也。韩滉之判度支，秋霖败盐，宜以实奏，乃复为瑞盐以进，谀则是防上贼民也。以是为富国之计，可乎？」
徳宗建中元年五月，转运使刘晏専用▯盐法，充军国之用。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东池盐；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其江岭间，去盐乡逺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絶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
臣若水通曰：山林川泽之利，盐其一也。禁之，是上下争利也；不禁，则民相争利也。求其下不至于互争其利，上不争民之利，夫然后不失先王之意也。唐至中叶，起兵天下，军饟禄俸皆仰给于盐。夫以天下之大，其赋之多，而専利于盐，则当时之民贫可知矣。刘晏虽善理财，独非病民者乎？
柳宗元《零陵郡复乳穴记》曰：石钟乳，饵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产焉。于连、于韶者，独名于世。连之人告尽焉者，五载矣。以贡，则买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来以乳复告。邦人恱，是祥也。杂然謡曰：「甿之熈熈，崔公之来，公化所彻。」土石▯烈，以为不信，起视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恶知所谓祥邪？向吾以刺史之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货也，吾是以病而绐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洁，先頼而后力，欺诬屛息，信顺休治，吾是以诚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穷林，氷雪之所储，豺虎之所庐。由而入者，触昬雾，扞龙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绳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尽告？今令仁而乃诚，吾告故也，何祥之为？士闻之曰：「謡者之祥也，乃其所谓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谓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诚乎物而信乎道。人乐用命，熈熈然以效其有，斯其为政也，而独非祥也欤？
臣若水通曰：上下相与之际，公而已矣。上以公利之心感其下，下以公利之心应其上矣。栁宗元「钟乳废复之说」，得非在人情间哉？上苟以公，不失民之利，则利之归于上必多。故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又曰：「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故后之人君，欲得天下之利，必先公天下之利，则其为利也慱矣。
宋儒程颢劄子云：「圣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于五官。山虞、泽衡，各有常禁，故万物阜丰，而财用不乏。今五官不脩，六府不治，用之无节，取之不时，岂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资，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荡，尚且侵寻不禁。而川泽渔猎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则将若之何？此乃穷弊之极矣。惟脩虞衡之职，使将养之，则有变通长乆之势。」
臣若水通曰：「虞廷之治，咨益作虞。周礼虞衡，属于地官，参賛化育，其职匪轻矣。自古以来，官得其人，则品物咸亨，国用不匮，而民頼以安。自夫山林川泽之禁弛，而万物弗若其性，府库空，民用困矣。故后世有图治之君者，虞衡之脩，山泽之禁，乃王政之先务也。」
陜西曽有议欲罢铸铜钱者，以谓官中费一贯，铸得一贯，为无利。程頥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费省，私铸者众，费多利薄，盗铸者息，权归公上，非利而何？」又曽有议解盐钞，欲髙其价者，増六千为八千。頥曰：「若増钞价，卖数须减，盐出既众，低价易之，人人食盐，盐不停积，嵗入必敷。」
臣若水通曰：「铸铜煮盐，皆山泽之利也。铸钱者，利在收公权，
译唐肃宗至德元载三月，第五琦担任山南等五道度支使，制定盐法，用来使国家财政充裕。
臣若水通说：第五琦起初变革盐法，在山海井灶等靠近利益来源的地方设立盐院。从事盐业的人免除他们的杂役，私自买卖的人依法论处。使得百姓不增加赋税，而上层用度却充裕。当肃宗初年关内战事频繁时，第五琦也为此经营国家费用，也可以说是能干的臣子了。可惜他不讲求先王虞衡与百姓共享利益的政令罢了。
代宗大历十二年秋八月，久雨不止。河中府池盐大多被毁，判度支韩滉担心盐户要求减税，上奏说：“虽然盐多受损，但仍有瑞盐生成。”皇帝怀疑这不是事实，派遣蒋震前往查看。
臣若水通说：“盐这种东西，是天地自然的利益，用来养育百姓的。古代的虞衡官员，制定严厉禁令，实际上是替百姓守护这些资源。韩滉担任判度支时，秋雨毁坏盐产，应当如实上奏，却反而进献瑞盐，谄媚则是防备上级、侵害百姓。把这作为富国的计策，可以吗？”
德宗建中元年五月，转运使刘晏专门采用榷盐法，充作军国费用。当时从许、汝、郑、邓以西，都食用河东池盐；汴、滑、唐、蔡以东，都食用海盐。那些江岭之间，距离产盐地遥远的地方，转运官盐在那里储存。如果商路断绝盐价昂贵，就减价出售，称为常平盐。因此国家用度充足，而百姓不困顿疲敝。
臣若水通说：山林川泽的利益，盐是其中之一。禁止私采，是上下争夺利益；不禁止，则百姓互相争夺利益。寻求下面不至于互相争夺利益，上面不争夺百姓的利益，这才不违背先王的本意。唐朝到了中期，天下起兵，军饷俸禄都依赖盐税。凭借天下之大，赋税之多，却专门垄断盐利，那么当时百姓的贫困就可以知道了。刘晏虽然善于理财，难道不是损害百姓的人吗？
柳宗元《零陵郡复乳穴记》说：石钟乳，是滋补品中最优良的。楚、越的山地多出产它。在连州、韶州出产的，独自在世上闻名。连州的人说钟乳已经采尽了，已经五年了。因为要进贡，所以从其他州郡购买。现在刺史崔公到任，超过一个月，采穴的人带着钟乳来报告说已经恢复。百姓高兴，认为这是祥瑞。纷纷传唱道：“百姓和乐，崔公到来，是公的教化所通达。”土石猛烈震动，被认为是不信，起来查看乳穴。采穴的人笑着说：“这哪里知道什么是祥瑞呢？以前因为刺史贪婪暴戾嗜利，只役使我们却不给我们报酬，我们因此困苦而欺骗他。现在我们的刺史政令严明而志向高洁，先施恩惠而后使用劳力，欺骗诬陷屏除止息，诚信顺从休美治理，我们因此如实报告。”况且乳穴，一定在深山穷林，冰雪储存的地方，豺虎居住的地方。由此进入的人，触碰昏暗的雾气，抵挡龙蛇，捆绑火把来辨认物体，系绳子来标记返回的路。如此勤劳，出来又得不到我们的报酬，我们因此怎么敢不报告说已经采尽呢？现在政令仁爱而诚实，我们报告的原因，哪里是祥瑞呢？士人听了说：“传唱者的祥瑞，就是他们所说的怪异。笑者的非祥瑞，就是他们所说的真正祥瑞。”君子的祥瑞，在于政事而不在于怪异，对事物诚实而对道义守信。百姓乐意听命，和乐地献出他们的所有，这就是政事，难道不是祥瑞吗？
臣若水通说：上下相处的时候，公正罢了。上面以公正利益的心感动下面，下面以公正利益的心回应上面。柳宗元“钟乳废复的说法”，难道不在人情之间吗？上面如果公正，不失去百姓的利益，那么利益归于上面的必然多。所以说：“没有上面喜好仁德而下面不喜好道义的。”又说：“没有道义而把君主放在后面的。”所以后来的君主，想要得到天下的利益，必须先公正天下的利益，那么他的利益就广博了。
宋儒程颢奏章说：“圣人奉行天理治理事物的道理，在于六府。六府的职任，由五官治理。山虞、泽衡，各有常规禁令，所以万物丰盛，而财用不缺乏。现在五官不修，六府不治，使用没有节制，取用不合时宜，难道只是事物失去本性吗？木材所依赖的，天下都已经光秃赤红，斧头砍伐焚烧，尚且侵扰不止。而川泽渔猎的繁多，暴殄天物，也已经耗竭，那将怎么办？这是穷困弊端的极致了。只有修治虞衡的职事，使它们得到养护，就有变通长久的趋势。”
臣若水通说：“虞舜时代的治理，咨询伯益担任虞官。周礼虞衡，隶属于地官，参与赞颂化育，他们的职事不轻。自古以来，官员得到合适的人，那么万物都通达，国家用度不匮乏，而百姓赖以安定。自从山林川泽的禁令松弛，而万物不符合它们的本性，府库空虚，民用困顿了。所以后世有谋求治理的君主，修治虞衡，山泽的禁令，是王政的首要任务。”
陕西曾有议论想要停止铸造铜钱的，认为官府花费一贯，铸造得到一贯，没有利益。程颐说：“这就是公家的利益，利益多费用节省，私铸的人多，费用多利益薄，盗铸的人停止，权力归于公家，不是利益是什么？”又曾有议论解除盐钞，想要提高它的价格，增加六千为八千。程颐说：“如果增加钞价，卖出的数量必须减少，盐出产既多，低价容易交换，人人食盐，盐不停积，年收入必然充足。”
臣若水通说：“铸造铜钱煮盐，都是山泽的利益。铸造钱币，利益在于收回公权，
而不在于多入也。论盐钞者，利在乎广食户、赢嵗入，而不在乎髙价也。是山泽之利，始以裕民，终以裕国。惟理之无其道，则始以求利，终以致害矣。」程頥之言，其真见利害之实乎？然则理财之职，岂可任之匪人哉？是故治天下者，当知用人，又为理财之本。
译而不在于大量增加收入。讨论盐钞制度的人，利益在于扩大食用盐的户数、增加每年的收入，而不在于抬高价格。这样山泽的资源利益，起初是用来使百姓富裕，最终是用来使国家富裕。只有治理没有合乎正道，那么起初是为了求利，最终却会导致祸害了。」程颐的话，难道不是真正看清了利害的实质吗？既然如此，那么管理财政的职责，怎么可以交给不适当的人呢？因此，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懂得用人，这又是理财的根本。
程頥论郑白渠书云：「昔韩欲罢秦兵，使郑国说以凿泾水溉田。注填阏之水，溉防卤之地，四万顷亩收常一钟关中遂为沃壤，无凶年。秦以富强至汉白公复引泾水以溉田，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衣食关中，亿万之口。』此两渠之功也。秦汉而下，皆获其利。」
臣若水通曰：「郑国渠凿泾水，自中山西抵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白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三百里。两渠之利，秦汉而下，咸頼之。是故水利兴则民食足，水利废则民食匮。故自然之利在天府，事之脩在人。然则水利诚不可以不讲也。有裁成辅相之责者，可不究哉？」
胡瑗在湖州置治事斋，学者有欲明治道者，讲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数之类。尝言：「刘彛善治水利，后累为政，皆兴水利有功。」
臣若水通曰：「财用，治国之首务也；水利，生财之大道也。是故，水利兴，则上可以足国，下可以足民矣。」刘彛以治水利有功，岂无自而然哉？尝有言曰：「二股河，北流今已闭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当疏导，以絶河患。」此其学之所见者也。虽然，天下之用，皆原于心；教者以是为教，而学者亦以是为学。水利诸事，乃其心中所发之事业耳。
杨时论金人入冦第二劄子有云：「夫天地之蔵，取之不竭，实在山泽。摘山煮海之利，天下财计所从出也。」臣若水通曰：「自古有天下者，必厉山海之禁，何哉？盖以天下之财，多山海之所生，其生也有时，其取也无穷故也。」是故山泽之令弛而财用困矣。杨时当金人入冦之急，而为此言，似迂濶而逺于事情矣。然衣食者人之命，财赋者国之命，不可朝夕无者也。是故欲御冦者，在强兵；欲强兵者，在富国；欲富国者，在山泽。若外此以求富国之术，如王安石之为，则国未及富，而国本已蹶矣。然后知时之説为义利两全，富强之至计也，奚其迂？然则虞衡之职，最今日所当重者。伏惟圣明留意焉。
杨时上渊圣皇帝书略云：「自汉唐以来，善治财赋者必以刘晏为称首。晏之言曰：『理财当以养民为先，户口众多，赋税自广。』此至论也。然晏専用盐利以充军国之用，其为法止于出盐，乡置官收买盐户所煮之盐，转鬻商人，任其所之，无余事也。其始江淮盐课嵗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至六百余万缗，不啻相什百也。岂当时可行而今不可行耶？」
臣若水通曰：「刘晏之时，天下之赋，盐居其半，何脩而可以至此极也？不过剥削灶户，转鬻商贾之所致尔。夫以天子万民之父母，而为转贩剥削之事，其于王道之爱民，也不亦逺乎？《书》曰：『利用厚生。』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所谓利者，皆为民而言也。若夫琼林大盈之积，果足以为利耶？人臣为其君之深计者，固当以义为利也。」
杨时上茶法劄子有云：「▯茶自唐末始有，祖宗盖尝行之矣。而官自鬻之，积年之乆，流弊滋甚。仁祖令有司防▯茶净利，均为茶租而户输之，弛其禁使自兴贩。县官坐收▯茶之利，而民得自便，无冒禁之患，可谓公私两利也。故当时诏书有曰：『民被诛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滥恶之入，嵗以陈腐私蔵。盗贩犯者实繁，严刑重诛，情所不忍。是以江湖数千里设防穽，以害吾民也。』」
臣若水通曰：茶者，天地自然之利，生人之所日用，不可阙者也。人君与之以利，民宜矣。而唐徳宗时，赵賛议税茶，以为常平本钱，然寻即亟罢。贞元九年，张滂又请以税茶钱代水旱田租，民犹未至于病也。穆宗时，王播増天下茶税率，百钱増五十，及为相，置▯使自领之。延及有宋，太祖干徳五年，又有私卖之禁，民之受害于是滋矣。仁宗始令有司防▯茶净利，均为茶租而户输之，弛其禁，使自兴贩。杨时以为公私两利，似矣。虽然，书曰：「以万民惟正之供」，故先王之治天下，义有贡赋之正，而不利▯酤之私，此又公私两利之至道也。然则利害之辨，为人君者可不省念
译程颐在论述郑白渠的书中说：“从前韩国想要罢退秦国的军队，派郑国游说秦国开凿泾水来灌溉农田。注入低洼积水之地，灌溉盐碱之地，四万顷土地常年每亩收获一钟，关中于是成为肥沃的土地，没有荒年。秦国因此富强，到了汉代白公又引泾水来灌溉农田，百姓得到丰饶，歌颂道：‘田地在哪里？池阳谷口。郑国渠在前，白渠在后，衣食供养关中，亿万人口。’这是两条渠道的功劳。秦汉以后，都获得了它的好处。”
臣若水通说：“郑国渠开凿泾水，从中山西面抵达瓠口，修渠沿着北山，向东注入洛水，三百多里。白渠引泾水，源头起于谷口，尾端流入栎阳，注入渭水，长三百里。两条渠道的好处，秦汉以后，都依赖它。所以水利兴盛则百姓粮食充足，水利荒废则百姓粮食匮乏。所以自然的利益在于天府，事务的修治在于人。既然如此，水利确实不可以不讲究。有裁成辅相责任的人，能不探究吗？”
胡瑗在湖州设置治事斋，学者有想要治理政道的，在其中讲解，如治理军队、治理百姓、水利、算术之类。曾经说：“刘彛善于治理水利，后来屡次担任政事，都在兴修水利上有功劳。”
臣若水通说：“财用，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事务；水利，是生财的大道。所以，水利兴盛，那么对上可以充实国家，对下可以充实百姓。”刘彛因为治理水利有功，难道没有原因吗？曾经有话说：“二股河，向北的河流现在已经闭塞；然而御河水从冀州向下游流，还应当疏导，以断绝黄河的祸患。”这是他学问所看到的。虽然如此，天下的用处，都源于内心；教育者以此作为教育，而学习者也以此作为学习。水利等事，乃是他们心中所发出的事业罢了。
杨时论述金人入侵的第二道奏章中有说：“大地的储藏，取之不尽，实在在于山泽。开采山矿煮海盐的利益，是天下财政计谋的来源。”臣若水通说：“自古以来拥有天下的人，一定严格山海的禁令，为什么呢？大概因为天下的财富，大多由山泽所生产，它的生产有时节，它的取用无穷尽的缘故。”所以山泽的法令松弛而财用困顿了。杨时在金人入侵的紧急时刻，说这样的话，似乎迂阔而远离实际情况。然而衣食是人的性命，财赋是国家的性命，不可以早晚没有。所以想要抵御入侵者，在于强兵；想要强兵，在于富国；想要富国，在于山泽。如果除此之外寻求富国的方法，如王安石所做的那样，那么国家还未富裕，而国家根本已经动摇了。然后才知道杨时的说法是义利两全，富强的最佳计策，哪里迂阔呢？那么虞衡的职事，是最今天应当重视的。希望圣明留意。
杨时给渊圣皇帝的信略说：“自从汉唐以来，善于治理财赋的人一定以刘晏为称首。刘晏的话说：‘理财应当以养育百姓为先，户口众多，赋税自然广大。’这是极正确的言论。然而刘晏专用盐利来充作军国之用，他的方法只在于出盐，在乡里设置官吏收买盐户所煮的盐，转卖给商人，任凭他们去哪里，没有多余的事。起初江淮盐税一年不过四十万缗，末年甚至达到六百余万缗，不止相差百倍。难道当时可行而现在不可行吗？”
臣若水通说：“刘晏的时候，天下的赋税，盐占一半，怎么修治可以达到这种极致呢？不过是剥削灶户，转卖商贾所导致的罢了。作为天子万民的父母，却做转贩剥削的事，对于王道爱护百姓，不是太遥远了吗？《尚书》说：‘利用厚生。’孔子说：‘顺着百姓所利的而使他们得利。’所说的利，都是为百姓而言的。至于琼林大盈的积蓄，果真足以称为利吗？为人臣为其君深谋远虑的，本来应当以义为利。”
杨时上茶法奏章有说：“茶自唐末才开始有，祖宗曾经实行过。而官府自己售卖，积年之久，流弊滋长严重。仁宗命令有关部门核算茶净利，平均为茶租而由户缴纳，放宽禁令使他们自行贩卖。官府坐收茶利，而百姓得到便利，没有触犯禁令的祸患，可以说公私两利。所以当时诏书有说：‘百姓遭受诛求的困苦，每天只是叹息；官府接受滥恶的收入，每年陈腐私藏。盗贩犯法的人实在繁多，严刑重诛，情理上不忍心。所以在江湖数千里设置防碍陷阱，来伤害我们的百姓。’”
臣若水通说：茶是天地自然的利益，百姓日常所用，不可缺少的。君主给予百姓利益，百姓适宜。而唐德宗时，赵赞提议税茶，作为常平本钱，然而不久就急忙废止。贞元九年，张滂又请求用税茶钱代替水旱田租，百姓还未至于受害。穆宗时，王播增加天下茶税率，百钱增加五十，等到他担任宰相，设置榷使自己统领。延续到有宋，太祖干德五年，又有私卖的禁令，百姓受害于是滋长了。仁宗开始命令有关部门核算茶净利，平均为茶租而由户输送，放宽禁令，使他们自行贩卖。杨时认为公私两利，似乎对了。虽然如此，书说：“以万民惟正之供”，所以先王治理天下，义有贡赋的正道，而不利于榷酤的私利，这又是公私两利的至道。那么利害的辨别，为人君的能不省思吗？
之哉！
杨时盐法劄子有云：「熈宁间有献议再▯者，方神考大有为之时，凡可以益国而利民者，知无不为。以是为不可沮其议而不行，是终不可行也。」
译啊！
杨时关于盐法的奏章中说道：“熙宁年间有人提出再次实行盐法专卖的建议，正值神宗大有作为之时，凡是能够有利于国家、造福百姓的事情，没有不尽力去做的。因为认为不能阻止他的建议而不施行，这终究是行不通的。”
臣若水通曰：利害公私之辨不明，由于圣学之不讲尔。管夷吾相齐，负山海之利，始有盐铁之征，以为利国之术，而不知其大不利也。其论盐则曰：少男少女所食，皆欲计之，其法自以为详，而不知其为大踈也。自夷吾以下，又可知矣。宋熈宁间，有献议再▯者，神宗寝其议而不行。呜呼！亦悟矣。语曰：一之为甚，而可再乎？后之为人君者，宜讲明利害公私之极致，审于王覇之辨。神宗之为君，管仲之为臣，未足以法也。
杨时盐法劄子有云：「山谷之民，食盐之家，十无二三，而州县均敷盐钞，民间陪费与茶引等。廹于殿最之严，往往计口授之，以充嵗额，人何以堪？」
臣若水通曰：先王山海之禁，所以为民畜利而已，初无所利焉。后世管商功利之説兴，始有征其税者矣。又不已，则有▯其沽者矣。又不已，则有户收食盐之钞者矣。又不已，则又有不食盐而亦取其盐钞者矣。此杨时所以感而有言乎？《大学》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上之取之剥刻，无所不至，而望下之以义报其上，不亦难乎？为人君者，可以思矣。
杨时坑冶劄子有云：「取鑛皆穴地而入，有深及五七里处，仅能容身。一有摧防，则无遗类矣。非有厚利，人谁为之？纵大兴发，亦民间私自货易，官中亦无所得。虽有重法，不能禁也。若以数千万缗分在诸塲中，使以时给与，则坑冶自兴，不须他求也。」
杨时坑冶劄子又有云：「元符中，亦尝遣使踏逐坑冶。奸吏诡妄百出，乃以新坑铜量増价市之。嵗终与旧坑铜通融，以充嵗额。监官无亏课之责，不复检东，而坑户得以自便，以旧为新，冒取善价。而新坑实无有也，其欺防莫此为甚。」
臣若水通曰：此二节皆杨时坑冶奏劄中语也。金银未成器谓之鑛。《周礼》丱人掌金玉锡石之地，为之厉禁，盖防民之▯取，君未尝利之也。杨时坑冶劄子前一节，悬价以与坑户，以期坑冶之兴；后一节言以旧坑为新坑，而欲禁奸欺之弊。其兴利除弊，固无所不悉矣。臣愚以为：人主者，天下之表。上苟以利存心，则下莫不竞于利，上下交利而能治者，未之有也。上茍以义存心，则下莫不趋于义，上下交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夫天下之大，亨而利于正利，孰过焉！进言于君者，当正义利之辨。苟以利言矣，犹区区于得失利病之间，抑末矣。
国朝教民榜，民间或有某水可以灌溉田苗，某水为害可以隄防，某河壅塞可以疏通，里老人等防集踏勘丈量，画图贴説，以凭兴利除害。
诸司职掌，凡各处水道可灌田亩以利农民者，务要时常整理疏浚。如有河水横流泛溢，损壊房屋田地禾稼者，须要设法隄防止遏，踏勘丈尺濶狭及工力多寡。若本处人民不敷，令邻近添助。所用木石，或见有支用，或附近采取，务要农隙之时兴工，毋妨民业。其急于害民，功可卒成者，随时脩筑以御其患。
宪纲圩岸埧堰陂塘行属常川体勘境内遇有坍塌壅塞务要趂时脩濬以备旱潦。
问刑条例：河南地方盗决及故决河防，毁害人家，漂失财物，渰没田禾，犯该徒罪以上，为首者充军。
臣若水通曰：「帝之命益曰：『往哉，汝谐。』」孔子之称禹：「尽力乎沟洫。」《王制》：「司空度地居民，山川沮泽，时四时，量逺近，兴事任力。」盖国依于民，民依于食，食依于地，水土之用，不亦大哉？害者除之，利者兴之，而民斯乐业矣。《书》曰：「民非后，不能胥匡以生。」我祖宗拳拳保民之至意，可以为万世元后者之法矣。
宣徳九年六月，行在工部尚书吴中言：「湖广及山西蔚州产木，山塲宜禁民采伐。」上曰：「卿为国计，意甚厚，但山林川泽之利，古者与民共之，不必屑屑其已之。」
臣若水通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以为小者，与民同其利故也。齐宣之囿方四十里，民以为大者，不与民同其利故也。君不私其利而公于民，民不有其利而忠于君，上下懐仁义以相与，欲天下无治不可得矣。君専其利而攘其民，民私其有而遗其君，上下懐利
译臣若水通说：利益与危害、公心与私心的界限如果不明确，是由于圣人的学问不被讲求的缘故。管夷吾辅佐齐国，倚仗山海的优势，起初设立盐铁的征税，作为使国家获利的方法，却不知道这对国家有极大的危害。他论及盐政时说：连少男少女所吃的盐，都要计算在内，他的方法自以为详尽，却不知道这是极大的疏漏。自管夷吾以下的人，也就可想而知了。宋熙宁年间，有人献议再次实行某种政策，神宗搁置了他的建议而没有实行。唉！神宗也醒悟了。古语说：做一次已经过分了，难道还可以再做吗？后来的君主，应当讲明利益与危害、公心与私心的极致，审慎地辨别王道与霸道的区别。神宗作为君主，管仲作为臣子，都不足以作为效法的榜样。
杨时在关于盐法的奏章中说：“居住在山谷的百姓，以及食用盐的家庭，十家中没有两三家，而州县却平均摊派盐钞，民间的额外费用与茶引相当。迫于考核奖惩的严厉，往往按人口分配盐钞，以凑足每年的定额，百姓怎么能忍受呢？”
臣若水通说：先王对山海的禁令，是为了让百姓积蓄利益罢了，起初并没有从中获利。后世管仲、商鞅功利学说兴起，才开始征收它们的税赋。还不满足，就有禁止百姓私自买卖的。还不满足，就有按户征收食盐盐钞的。还不满足，又有不吃盐也要征收盐钞的。这就是杨时感慨而发表言论的原因吗？《大学》说：“没有在上位的人喜好仁德，而在下位的人不喜好道义的。”上位者对下位者索取剥削，无所不至，却期望下位者以道义回报上位者，不也太难了吗？作为君主的人，可以深思了。
杨时在关于矿冶的奏章中说：“开采矿藏都是挖地而入，有的深达五七里，仅能容身。一旦有坍塌，就会死无一人。如果没有丰厚的利益，谁会去做呢？即使大力开发，也是民间私自买卖，官府也得不到什么。虽然有严厉的法律，也不能禁止。如果将数千万缗钱分配在各个矿场，按时给予，那么矿冶自然就会兴起，不需要另作他求。”
杨时在关于矿冶的奏章中又说：“元符年间，也曾派遣使者勘查矿冶。奸诈的官吏诡计百出，竟然用新坑铜的数量来抬高价格购买。年终将新坑铜与旧坑铜混合，以凑足每年的定额。监官没有亏欠税课的责任，不再检查，而矿户得以自便，以旧充新，骗取高价。而新坑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欺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臣若水通说：这两段都是杨时在矿冶奏章中的话。金银未制成器物称为矿。《周礼》中丱人掌管金玉锡石的产地，设立严厉的禁令，大概是防止百姓私自开采，君主未曾从中获利。杨时在矿冶奏章的前一段，提出悬挂价格给予矿户，以期矿冶的兴起；后一段说以旧坑充作新坑，想要禁止奸诈欺骗的弊端。他兴利除弊，确实无所不知。臣愚以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上位者如果心存利益，那么下位者没有不竞相逐利的，上下都追逐利益而能治理好国家的，从未有过。上位者如果心存道义，那么下位者没有不趋向道义的，上下都奉行道义而不能治理好国家的，也从未有过。天下如此广大，通达而利于正当的利益，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向君主进言的人，应当辨明道义与利益的界限。如果只谈论利益，还在得失利害之间斤斤计较，那就太浅陋了。
本朝教化百姓的榜文规定：民间如果有某处水可以灌溉田苗，某处水为害可以堤防，某处河道壅塞可以疏通，里正、老人等聚集勘查丈量，画图并附说明，以便兴利除害。
《诸司职掌》规定：凡是各处水道可以灌溉田亩以利于农民的，务必时常整理疏浚。如果有河水横流泛溢，损坏房屋田地禾稼的，必须设法堤防遏制，勘查丈量的宽度及工力的多少。如果本地百姓不足，命令邻近地区添派帮助。所用的木石，或者现有支用，或者就近采取，务必在农闲时兴工，不要妨碍百姓的生计。那些急于危害百姓，工程可以很快完成的，随时修筑以抵御灾患。
《宪纲》规定：圩岸、埧堰、陂塘等，行台属官常需勘查境内，遇到坍塌壅塞，务必趁时修浚，以备旱涝。
《问刑条例》规定：河南地方盗窃决堤及故意决堤，毁坏人家，漂失财物，淹没田禾，犯该徒刑以上罪行的，为首者充军。
臣若水通说：“帝命令益说：‘去吧，你要协调好。’”孔子称赞禹：“尽力于沟渠。”《王制》说：“司空测量土地安置居民，山川沼泽，顺应四季，衡量远近，兴办事务任用劳力。”国家依赖百姓，百姓依赖食物，食物依赖土地，水土的用途，不也很大吗？危害的去除它，利益的兴办它，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了。《尚书》说：“百姓没有君主，不能互相匡助以生存。”我们祖宗恳切保护百姓的至意，可以作为万世君主的法则了。
宣德九年六月，行在工部尚书吴中说：“湖广及山西蔚州产木，山林场所应当禁止百姓采伐。”皇上说：“你为国家考虑，心意很深厚，但山林川泽的利益，古时是与百姓共享的，不必对此过分计较。”
臣若水通说：“文王的园林方圆七十里，百姓认为它小，是因为与百姓共享利益。齐宣王的园林方圆四十里，百姓认为它大，是因为不与百姓共享利益。君主不私占利益而公之于民，百姓不独占利益而忠于君主，上下怀着仁义相互对待，想要天下不治是不可能的。君主独占利益而掠夺百姓，百姓私占所有而背弃君主，上下怀着利
以相与，欲天下之治不可得矣。此我宣宗弛山泽之禁而与民同之，虽三代公天下之心，何以过此？圣子神孙所宜万世遵之而不可忘焉者也。防哉！」
译如果互相争夺，想要天下大治是不可能的。这正是我们宣宗皇帝放宽山林湖泽的禁令，与百姓共享资源，即使是夏商周三代公天下的胸怀，又怎能超过这一点呢？这是圣明的子孙应当万世遵循而不能忘记的。要警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