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十一　　　　　明　湛若水　撰

译魏征上奏章说：“况且拿隋朝的府库、粮仓、人口、军队之强盛，来与今天相比，哪里能相提并论？然而隋朝因为富强而轻举妄动导致危亡，我们因为贫弱而清静无为得以安定。安危的道理，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过去隋朝还没有动乱时，自认为一定不会有动乱；还没有灭亡时，自认为一定不会灭亡。所以赋税徭役没有穷尽，征战讨伐没有停息，以至于灾祸即将降临自身，却还没有醒悟。观察容貌没有比静止的水更清晰的，借鉴失败没有比灭亡的国家更深刻的。恳请陛下以隋朝为鉴戒，去除奢侈崇尚节俭，亲近忠良疏远奸佞，趁着当今没有战事，实行以往的恭敬节俭，那么就会尽善尽美，实在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了。夺取天下确实很难，守住天下却很容易。陛下能够取得那难以得到的，难道不能保住那容易保住的吗？”

译臣若水通说：“人的常情，如果以前没有受到惩罚，那么以后也就没有警戒。所以唐太宗恭敬节俭的心，是因为在隋朝动乱之初受到了惩罚和创伤；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过失，是因为在贞观之后自我满足了。后来的君主，又应当以此为鉴戒。”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皇上问侍臣说：“开创基业与保持成就，哪个更难？”房玄龄说：“在草创之初，与群雄一起兴起，经过较量使他们臣服，开创基业是难的。”魏征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是在艰难中得到的，在安逸中失去的，保持成就是难的。”皇上说：“玄龄与我共同夺取天下，经历百死才得一生，所以知道开创基业的难；魏征与我共同安定天下，常担心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疏忽，所以知道保持成就的难。然而开创基业的难，已经过去；保持成就的难，正应当与各位谨慎对待。”

臣若水通说：“开创基业确实难，保持成就不容易，这两者是同一个道理。所以君主常念及开创基业的难，就会思考保持成就的道理了。两者并行而不违背，是可以的。《尚书》说：‘谨慎地结束，就像开始一样。’希望治理好国家的君主，请留意这一点。”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皇上对侍臣说：“我有两件事高兴，一件事担忧。近年丰收，长安一斗米只值三四钱，这是第一件高兴的事。北方敌寇长久臣服，边境没有忧患，这是第二件高兴的事。政治安定则骄奢容易产生，骄奢则危亡立刻到来，这是这一件担忧的事。古人警戒没有忧患，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臣若水通说：“尧舜之间，治理教化达到了极致，还说警戒没有忧患，推而广之直到没有懈怠荒废，四方蛮夷来朝拜，充满这种念头罢了。太宗因为两件事高兴而不忘一件事担忧，难道不是唐虞警戒的意思吗？然而君臣没有精纯专一的学问，所以只有一念之善，而不能扩充它，这就是虽然达到贞观之治，却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原因。后来的君主有志于治理国家，而不讲求圣人之学的，又应当以此为警戒。”

唐高宗永淳元年七月，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劝谏说：“陛下封禅泰山，宣告太平，招致各种祥瑞，可以与三皇五帝相比了。近年来，粮食不丰收，饿死的人相望，四方蛮夷交相侵犯，兵车每年出动。陛下应当恭敬沉默地思考道理，以消除灾祸谴责，却反而广泛营造宫室，劳役不停，天下没有不失望的。臣愧列国家耳目，私下为此担忧。”

臣若水通说：“《礼记》中有这样的话，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生长发育了。时节和顺年成丰收，人民万物安定富足，然后祥瑞才可以招致。那高宗应当因为荒歉兵侵的灾难，恐惧修省才行。却封禅泰山五岳，劳民兴役，可以说是无所忌惮了。朝廷内外把直言当作忌讳，几乎二十年，而李善感独自能直言劝谏，人们都有凤凰鸣于朝阳的称赞。而高宗不知道悔悟，后世听取言论的君主，尚且以此为鉴戒吧！”

唐则天垂拱元年秋九月己巳日，雍州报告新丰县东南有山突然涌出，改新丰为庆山县。四方都称贺。江陵人俞文俊上书说：“天气不和而寒暑同时出现，人气不和而赘疣生长，地气不和而土山涌出。现在陛下以女主处于阳位，反易刚柔，所以地气阻塞隔绝而山变为灾难。陛下称之为庆山，臣认为不是喜庆。臣愚以为应当端正自身修养德行，以回答天谴，不然灾祸就到了，能不警戒吗！”

臣若水通说：“地，是阴道；臣，是阴道；女，是阴道。地而涌出山，武氏以臣妾身份主宰天下，这是阴阳反易的征兆。武氏不知道警戒，所谓利用灾难了。举朝四方不能说话反而祝贺，称为庆山。所谓欺骗上帝吗？文俊，平民能说出来。一时的臣子，又怎能不厚颜无耻呢？”

唐玄宗开元二年，张廷珪等都上疏，认为皇上正值壮年，应当尊崇经术，亲近端正之士，崇尚朴素，深深以喜欢郑声、喜好游猎为戒。皇上虽然不能采用，都嘉奖欣赏他们。

臣若水通说：“天理人欲，不能并存。经术端正之士，崇尚朴素；郑声游猎之事，远离了。玄宗即位，两年更换左右教坊，以教习俗乐。又选乐工在梨园教习法曲，又选妓女在西内设置宜春院。他沉溺于淫声艳色，太严重了。张廷珪等上疏，认为应当尊崇经术，亲近端正之士，崇尚朴素，深以喜欢郑声、喜好游猎为戒。他遏制人欲以保存天理的意思，也很恳切。可惜体认天理的学问不讲求，而只是尊崇经术端正之士朴素，没有克复的根本，致使天理不足以战胜人欲，如同用一杯水救一车薪的火。晚年对霓裳羽衣的喜好，又更加严重了。唉！可以鉴戒啊！”

唐肃宗至德二载，李泌说：“建宁、广平的事情，臣之所以说，不是责备过去，而是想让陛下谨慎将来。从前天后有四个儿子，长子叫太子李弘，天后正图谋称制，厌恶他聪明，毒杀了他，立次子雍王贤。贤内心忧惧，作黄台瓜辞，希望感悟天后，天后不听，贤最终死在黔中。他的辞说：‘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现在陛下已经一摘了，千万不要再摘。”皇上惊讶地说：

译哪有这种事呢？”你记录下这些话，我应当把它写在衣带上。回答说：“陛下只要记在心里用来自我警戒，何必表现在外面呢。”臣若水通说：“诗歌讲究文采而委婉劝谏，说话的人没有罪过，听的人知道该警戒。”李泌转述雍王关于黄台歌的言辞来告知肃宗，肃宗因此警惕而知道警戒了。皇帝想把它写在衣带上，李泌认为不如记在心里，这是顺从并成全他的美德啊。广平王的功绩不危险而良好，姐姐的嫉妒诬陷没有得逞，是有原因的啊。李泌历经肃宗、代宗、德宗三朝，都能说出别人不能说的话，都是像药石一样有益的忠言。果真能听从他的话并记在心里，难道不是国家的福气吗？

译唐宪宗元和七年春三月丙戌日，皇上驾临延英殿。李吉甫说：“天下已经太平，陛下应当作乐。”李绛说：“汉文帝时，兵器不沾血刃，家家户户富足，贾谊还认为这是把火放在柴堆下面，不能说是安定。如今法令所不能控制的，有黄河南北五十多州，犬戎腥膻之气，靠近泾州、陇州，烽火屡次惊动，加上水旱灾害时常发生，粮仓空虚，这正是陛下勤于政事、废寝忘食的时候，怎么能说是太平，就作乐呢？”

臣若水通说：“奸佞的臣子只怕君王不作乐，忠臣只怕君王不担忧。作乐就会放纵，放纵就会怠慢，上天忽视百姓而可忧的事就来了。担忧就会恭敬，恭敬就会敬畏，上天防备百姓而可乐的事就来了。观察李吉甫和李绛的话，忠奸就显现了。幸好宪宗英明，能够辨别清楚。唉！后来的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还不要喜欢那些顺从自己的而厌恶那些违背自己的啊！”

唐宣宗大中七年冬十二月，左补阙赵璁请求罢免来年的元旦朝会，只到宣政殿，皇上拿这件事询问宰相。宰相回答说：“元旦朝会是大礼，不可罢免。况且天下没有事？”皇上说：“最近华州上奏，有盗贼在光火劫掠下邽，关中少雪，这都是我的忧虑，怎么说没有事？即使是宣政殿，我也不去。”

臣若水通说：“镇抚百姓，调和阴阳，这是宰相的事。盗贼劫掠下邽，关中少雪，而宰相认为没有事可以宴饮作乐，这是奸佞的臣子。应当用上方剑斩断他的头，来示警内外。”宣宗知道他的说法不对，而以此为忧，也可以说是知道警戒的人了。可惜他不能纠正奸佞臣子的罪过，而表彰赵璁的忠诚，和不知道警戒的人一样罢了。唐朝的不兴盛，是有原因的啊。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冬十月壬申日，大理少卿康澄上书说：“国家有五种不足惧的，有六种深可畏的。阴阳不调，不足惧；日月星辰运行失常，不足惧；小人散布谣言，不足惧；山崩河流干涸，不足惧；害虫伤害庄稼，不足惧。贤人藏匿不出，深可畏；四方夷族迁徙职业，深可畏；上下互相徇私，深可畏；廉洁耻道消亡，深可畏；毁谤赞誉混淆真假，深可畏；直言不被听取，深可畏。不足惧的，希望陛下保留而不议论；深可畏的，希望陛下修治而不差错。”下诏优厚地奖赏他。

臣若水通说：“天和人是一致的。天变的不可预测，是由于人事的不顺。人君所惧怕的，是天。如果知道所以惧怕天变，就知道所以修治人事了。人事修治，天变就消除了。”康澄直言人事的不顺为可畏，而说“天变不足惧”，希望以此劝勉他的君主修治人事的实质，而不知道又开启了他的君主忽视天变的心，这不是所以论述天人之理的方法。

刘向《说苑》说：“福，是祸的门；是，是非的尊；治，是乱的先。事无终始而祸患不及的，没有听说过。”

臣若水通说：“福，是祸的潜伏；是，是非的开始；治，是乱的兴起。所以君子有福而不忘祸，有是而不忘非，有治而不忘乱，忧勤惕厉的心，不曾一天稍微懈怠。如果不谨慎，祸患就不旋踵而来了。益说：警戒没有忧患，统治天下的人能不念吗？”

刘向说：“福生于细微，祸生于疏忽，日夜忧惧，只怕不够。”臣若水通说：“天人有交胜的道理，祸福有倚伏的机制。为什么呢？它们所由来的逐渐积累。不知道它的萌芽而谨慎，福就会日渐衰替，而祸就会日渐炽盛，能不畏惧吗！只有能反求于心，而整天勤勉，那么人可以胜天，祸可以使福。所以说：‘祸福没有门，只有人召来。’祸福无不自己求来的，只有明主独自观察祸福的根源，而预先谨慎，可以。”

刘向说：“楚庄王说：‘明主有三种惧怕：一是处在尊位而怕听不到自己的过错，二是得意而怕骄傲，三是听到至言而怕不能实行。’臣若水通说：‘益陈述警戒的道理而归之，无怠无荒。’大概处在尊位还没有到过错，而怕过错的心存在；得意还没有到骄傲，而怕骄傲的心存在；听到至言还没有到不能实行，而怕不能实行的心存在。所以如果须臾警戒的心不存在，这就是怠荒所由起的。楚庄王知道警戒的道理吗？人君知道这三种，那么必然触类旁通知道警戒而无怠荒，差不多可以免了。”

班固《白虎通》说：“天所以有灾变是什么？所以谴责告戒人君，觉悟他的行为，想要让他改过修德，深思虑。”

臣若水通说：“人君对于天，像儿子对于父母，不可不认识父母的心。天心仁爱，人君贵识天心而已。如果能认识，灾变虽然屡次出现，而警戒的心更加笃厚。像父母怒不悦而鞭打他，流血起敬起孝，哪有父母的心不可回的呢？儿子不改，所以父亲的心就不得不驱逐他了。君主不悔过，那么上天就断绝他了。有国的人警戒他，戒他啊！”

韩文韩愈守戒说：诗说“大邦维翰”，书说“以蕃王室”。诸侯对于天子，不只是守土地、奉职贡而已，固将有所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于山

译那些住在野外的人，知道猛兽会造成祸害，就一定会加高柴篱并在外围设置陷阱来等待它；住在城市的人，知道挖墙洞的人会成为盗贼，就一定会加高围墙并在内部加固门锁来防备它。这是乡野粗鄙之人所能做到的，并不是要有超过常人的智慧才能做到。现在的通都大邑，夹在强横势力之间，却不知道为此做准备，唉，这也太糊涂了！乡野粗鄙之人能做到，而王公大人反而做不到，难道是才能力量有所不足吗？大概是因为认为不值得做而不做罢了。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不值得做”更大的了；才能力量不足则是其次。所谓“不值得做”，是敌人到了还不知道；所谓“才能力量不足”，是在事情发生前就有所思考，那么它的祸患也就有间隙可寻了。那些强横的势力，披甲持戈的士兵，不知道有多少，他们绵延的土地长达千里，而且与我们的土地交错相连，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门那样的关隘阻隔。他们又自知不能与天下并列，早晚都踮起脚跟伸长脖子，希望天下发生变故以便乘我们的便利，这比猛兽和挖墙洞的盗贼更凶暴了！唉，为什么知道却不为此做准备呢！孟贲、夏育如果不加戒备，连童子都抵挡不住；鲁鸡如果不预先约定，蜀鸡也支撑不住。现在鹿对于豹来说，不是不高大威猛，然而最终被豹捕获，是因为爪牙的才能不同，勇猛与怯懦的资质不同啊。问：那么怎样防备呢？答：在于得到合适的人。

译臣湛若水评论说：“韩愈关于守戒的言论，他懂得大道吗？推究祸患形成的根源，起于无所畏惧。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得到贤才。如果无所畏惧就会放肆，放肆就不会预先谋划，这就给敌人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本来就是自己造成的。只有心存敬畏，心思才能专注，心思专注考虑才能周详，得到贤才并做好准备，自然有不得不如此的情况，这是敬畏所产生的结果。而这又是得到贤才的根本。所以安危的道理，难道遥远吗？仅仅在于敬畏与放肆之间罢了。驾驭寇敌，防备强悍不服的人，天子与诸侯，道理是一样的。古人，安定时不忘记危险，太平时不忘记动乱，因为有准备所以没有祸患。何况在危险动乱的时期呢？像韩愈的言论，可以作为万世帝王的告诫。”

格物通卷十一

<子部,儒家类,格物通>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十二 明 湛若水 撰

儆戒四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春正月初一，这天晚上有红色的云气从东北方升起，横贯西南方，中间夹杂着白色的云气，将要散去时旁边又有黑色的妖气。右正言任伯雨进言说：“一年的开始，红色的云气却在暮夜的幽暗中升起，日为阳，夜为阴，东南为阳，西北为阴，朝廷为阳，宫禁为阴，中国为阳，四夷为阴，君子为阳，小人为阴。这是宫禁中阴谋下犯君上，四夷暗中发动叛乱的征兆。上天仁爱，用灾异作为警戒，希望陛下进用忠良，斥退奸佞，端正名分，赶快使小人不能产生下犯君上的心思，那么灾异就可以转变为吉祥了。”

臣湛若水评论说：“任伯雨因为天象变化，用君子小人、宫廷、中国、四夷来分别阴阳，使徽宗知道警戒，以此来扶阳抑阴，使君子进用、小人退避，端正宫闱以端正朝廷。中国治理好了，四夷就可以抵御了。为什么天象变化不能消除呢？可惜徽宗不值得对他谈论这些，后来的君主，还是应当以此为鉴。”

宋徽宗崇宁五年正月，下诏征求直言，毁坏党人碑，恢复被贬谪者的官籍。皇帝因为星象变化，避开正殿，减少膳食。刘逵请求打碎元祐党人碑，放宽上书被列入邪籍的禁令。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半夜派遣宦官到朝堂毁坏石碑。第二天，蔡京看到后，厉声说：“石碑可以毁坏，名声不能消灭。”不久因为太白星白天出现，命令废除党人的一切禁令，暂时停止方田等法令，以及各州每年进贡的供奉物品。下诏崇宁以来被贬谪的人，不论生死，稍微恢复他们的官职，全部召回被流放的人。臣湛若水评论说：徽宗因为星象变化毁坏党人碑，并放宽禁令，召回被贬谪流放的人，全部恢复他们的官职，废除新法，停止岁贡，可以说是用实际行动回应上天的人了。后来的君主，只停留在避殿减膳，想要通过例行公事来消除天象变化，不是很难吗？上天居高临下，倾听下情，不容许用虚伪来对待，怎么可以用声音笑貌来应付呢？

宋高宗建炎三年六月大雨。下诏郎官以上官员陈述缺失的政事。中丞张守上疏说：“陛下处在宫室的安逸中，就应当想到二帝和母后住在穹庐毡帐中的居所；享受美食的供奉，就应当想到二帝和母后吃腥肉喝酪浆的味道；穿着细软暖和的衣服，就应当想到二帝和母后在穷边绝塞的寒冷艰苦；掌握赏罚的权力，就应当想到二帝和母后言语行动受制于人；享受嫔妃的侍奉，就应当想到二帝和母后谁为他们使唤；面对臣下的朝拜，就应当想到二帝和母后谁对他们表示尊礼。反复思考，战战兢兢，圣心不懈怠。而上天不为此降下顺遂，绝对没有这样的道理。现在罪己诏多次下达，而上天没有停止灾祸，实在是有所未达到的地方。”

臣湛若水评论说：大雨，是阴气过盛的象征。四夷侵犯中国，小人压制君子，臣下蒙蔽君上，都是它的应验。高宗不思考二帝和母后穷苦，受制于敌人，而去邪用贤，以大规模恢复国土。政事的缺失，哪有比这更大的呢？张守的言论，可以说是因事警戒，急于先务了。

宋高宗建炎三年六月大雨，下诏郎官以上官员陈述缺失的政事，罢免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当时久雨，常阴，吕颐浩、张浚都谢罪请求离职。下诏郎官以上官员陈述缺失的政事，司勋员外郎赵鼎上疏说：“自从熙宁年间，王安石掌权，改变祖宗的法度，百姓才开始困苦；假借开拓疆土的策略，制造边疆祸患；兴办理财的政事，穷困民力；设立虚无的学说，败坏人才。到崇宁初年，蔡京借绍述的名义，完全继承王安石的政令。凡是今天的祸患，始于王安石，成于蔡京。现在王安石还配享神宗，而蔡京的党羽没有清除，时政的缺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罢免王安石配享。不久下诏以四条过失罪己：一是昧于治理国家的大略，二是昧于平定祸难的长远谋划，三是没有安抚百姓的德行，四是失去驾驭臣下的权柄。仍然在朝堂张贴榜文，使人们知道朕悔过的意思。

臣湛若水评论说：王安石欺君误国，几乎危及社稷宗庙，是神宗的罪人。却让他在神宗庙中配享，天地神人，难道可以被欺骗吗？做这件事的人，又是罪人的罪人。高宗感应大雨，于是因为赵鼎的言论而罢免他的配享，而且有罪己悔过的诏书，可以说是能敬畏天威了。宋朝的社稷宗庙不至于危亡，大概依赖于此吧？所以君主不可以不常存警戒之心。

宋宁宗嘉定五年秋八月，打雷，太庙房屋损坏。权直学士院真德秀上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