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八十八

译臣若水通说：“建武二年的诏书，裁减军队，用丰足来应对饥荒；建武六年的诏书，精简官吏，用少数人来驾驭众人。这两项计策，都是不可改变的良策。因此能够成就中兴的功业，恢复旧有的基业，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对外没有多余的军队，朝廷没有多余的官员，那么这就是所说的吃饭的人少，用度从容宽裕，那么财物就常常充足了。世祖裁减军队、精简官吏的诏书，真可以作为君主使国家富足的法度了。”

译建武十三年，当时战争已经平息，天下事务较少，文书和徭役都从简少，甚至达到十分之一的程度。起初，平帝时期，黄河和汴水决口毁坏，长久没有修复。建武十年，光武帝想要修复它，浚仪县令乐俊上书说：“百姓刚遭受战争，不宜兴办徭役。”于是停止。

臣若水通说：“《春秋》重视民力，谨慎土木工程。光武帝在战争平息之后，调派徭役务必宽缓简省。商议修复汴河，也因为劝谏而停止，那么劳费民力、损害民财的事情就很少了。这也很仁爱啊！”

建武二十七年五月，下诏说：“致力于扩张土地的人，会荒废；致力于广施德政的人，会强大。现在没有善政，灾异不断，却还想在边远地区从事军事吗？如果真的能用天下的一半力量来消灭大寇，难道不是最大的愿望吗？如果不是时机，不如让百姓休养生息。”从此各位将领不敢再谈论军事。

臣若水通说：“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圣人讨伐有罪、慰问百姓，是不得已才使用武力。无事而兴兵，就会耗费国家财力，残害百姓生命，哪里说得尽呢！”如果世祖停止边境用兵、让百姓休养生息的诏令，世上穷兵黩武的人可以以此为鉴。

汉明帝永平十四年初，建造寿陵，规定只让水流经过即可。敢有所兴建的，按擅自议论宗庙的法律处理。

臣若水通说：“工程的兴办，与饮食相互耗费。明帝建造寿陵，只让水流经过，可以说是节省徭役以节省巨大费用了。至于滹沱河的工程，难道也能类推吗？”

汉章帝建初三年四月，停止治理滹沱河、石臼河。起初，显宗时期，治理滹沱河、石臼河，从都虑到羊肠仓，想要开通太原的漕运，官吏百姓苦于徭役，多年没有完成。章帝因为邓训上书，下诏停止这项徭役，改用驴车运输，每年节省亿万计，保全活命了数千名服役的士兵。

臣若水通说：“滹沱河的徭役，死者无数，百姓非常苦于它。章帝采纳邓训的话，停止这项徭役，改用驴车运输，保全活命的人很多。以前可以作为警戒，以后可以作为法则。”

章帝建初八年正月，想要为原陵、显节陵建立县邑，东平王刘苍上书劝谏说：“建造没有益处的工程，白白耗费国家费用。”皇帝于是停止。

臣若水通说：“《尚书》说：‘不做无益的事，以免损害有益的事。’告诉人们不可损害财力来伤害百姓。财力，是军队和国家所依赖的，可以说是有益的。章帝想要兴办大工程，为原陵、显节陵建立县邑，究竟有什么益处呢？幸亏东平王一句话而停止。仁人的话，利益广大啊！”

汉殇帝延平元年六月己未日，太后下诏减少大官、导官、尚方、内署等各种服饰器物珍奇美食难以制成的物品，如果不是供给陵庙的稻粱米，不得挑选，早晚只有一顿肉饭而已。以前大官汤官每年的费用将近三万万，从此裁减到数千万，以及郡国进贡的，都减少一半以上，全部变卖上林苑的鹰犬、离宫别馆储备的干粮、薪炭，都命令节省。

臣若水通说：“大官，掌管天子膳食的官员。导择，导官掌管挑选御米的官员。尚方，掌管制作御用刀剑等各种器物。内署，掌管内府衣服。汤官丞，主管酒，隶属于大官令。我认为延平年间一省冗官，去除靡费，于是裁减数千万。郡国减少一半以上，那么上下都充足，而国家可以保全了。这是做君主的应当效法的。”

安帝永初二年春正月，御史中丞樊准则因为郡国连年水旱，百姓多饥荒困苦，上书请求命令大官、尚方、考功、上林池苑等官员，减少无用的物品，五府调省中都官吏，京城做工的，太后听从了他。

三年，太后因为阴阳不和，军队屡次兴起，下诏年终祭祀遣送卫士，不要设置游戏作乐，减少逐疫童子的一半。

臣若水通说：“侲，善也。善，是逐疫的童子。灾异接连到来，是阴阳不和所导致的。永初二年、三年，减少官役，减少多余物品，禁止游戏音乐，以宽缓水旱饥荒百姓的困苦，可以说是知道重视民力而不做无益的事了。却不知道阴阳不和，水旱成灾，都是女主执政的应验罢了。凭借邓太后的贤德，却不能归政给继位的君主，委任宰辅，调和人心，顺应天道，以消除灾异，祈求吉祥，为什么在那方面明白而在这方面糊涂呢？”

汉桓帝永寿三年闰月庚辰日晦，发生日食。京城出现蝗灾，有人上书说：“百姓贫困，因为货币轻钱薄，应该改铸大钱。”事情下达四府群僚以及太学能言善辩的人士商议。太学生刘陶上议说：“现在的忧虑，不在于货币，在于百姓饥饿。想要百姓殷实财富丰富，关键在于停止徭役禁止掠夺。现在百姓众多而没有食物，小人竞相进用，贪婪无厌，恐怕突然有服役的工匠，扔掉工具捋起袖子，让愁怨的百姓响应云集。即使是方尺的大钱，怎么能挽救危险呢？”于是不改铸钱币。

臣若水通说：“衣食对于人，太重要了。人如果没有食物，即使是父母至深的爱，也不能保全离散的孩子；即使是伏羲纯厚的德行，也不能保全愁怨的百姓。难道不可怕吗？假使桓帝能因为刘陶的话，不仅不改铸钱币，一定能停止徭役禁止掠夺，那么百姓殷实财富丰富，而国家可以安定了。可惜啊，他不足以谈论这个。”

桓帝延熹六年冬十月丙辰日，皇上在广成校猎，于是驾临函谷关上林苑。光禄勋陈蕃上书劝谏说

译在太平无事的时候，游猎还应该有节制，何况现在正遭受“三空”的祸患呢？田野空了，朝廷空了，仓库也空了。再加上战事未平，百姓流离失所。又因去年秋天雨水过多，百姓刚开始播种麦子，现在却错过了劝勉耕种的最佳时节，反而征发百姓去驱赶禽兽、清理道路，这不符合圣贤体恤百姓的本意。奏书呈上后未被采纳。臣若水通说：“游猎，是沉迷于禽兽的荒淫，也是无谓的劳役。”桓帝在“三空”和兵乱之际，趁着农田耕种的时节，肆意游猎，却不体恤百姓，想要国家不混乱，怎么可能呢？记载此事，作为君主奢侈浪费的警戒。

译汉灵帝光和三年十二月，建造罼圭灵昆苑。司徒杨赐进谏阻止。灵帝拿此事询问侍中任芝、乐松。二人回答说：“从前周文王的园林方圆百里，人们认为它小；齐宣王的园林方圆四十里，人们认为它大。如今（您）与百姓共享它，对政事没有妨害。”灵帝很高兴，于是建造了它。

臣若水通说：“灵帝与文王的园林，就是所谓天理与人欲，虽然行为相同但情状不同的例子。文王兴建园林不急于求成，百姓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自愿前来；灵帝（这样做）能免于百姓的怨恨吗？文王的园林，是为了繁殖草木鸟兽，打柴割草、捕猎野鸡兔子的人可以去那里；灵帝的园林，只是供游玩观赏罢了，难道能免于因为麋鹿而杀人吗？杨赐进谏，灵帝本想停止劳役却最终建造了它，这是因为任芝、乐松这两个臣子，胡乱引用古义，来迎合君主的恶行，从而祸害百姓，这样的人难道能在尧舜的时代容身吗？虽然如此，崇尚奢侈放纵而不体恤百姓生计的，也是灵帝内心一贯的蛊惑，任芝、乐松不过是巧妙地迎合了他的欲望罢了。百姓的怨恨和上天的谴责，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晋武帝咸宁五年十二月，下诏询问朝臣政事的利弊得失，长史傅咸上书，认为公私财力不足，是因为设置的官职太多。旧都督有四位，如今加上监军竟然超过十位。大禹划分九州，如今的刺史几乎接近一倍。户口相比汉朝只有十分之一，却设置的郡县更多，凭空设立军府，动不动就有上百个，却没有益处。负责宿卫的五等诸侯，坐着就设置官属，各种供给，都出自百姓，这就是国家困乏的原因。当今的急务，在于合并官职、减少劳役，上下致力于农业罢了。臣若水通说：“傅咸这封信切中时弊了。官职多则百姓受扰，劳役重则百姓困苦。朝廷设置官职分工，本意是为了利于农民，反而用冗官冗役来损害农业。像这样却希望天下大治，可能吗？”

咸宁五年十二月，又商议裁减州郡县吏员的一半，以便投入农业生产。中书监荀勖认为：裁减吏员不如裁减官职，裁减官职不如减少事务，减少事务不如清静内心。从前萧何、曹参辅佐汉朝，推崇清静无为，百姓因此安宁统一，这就是所谓的清静内心。抑制浮夸的言论，简化文书案卷，忽略细微苛刻的条文，宽恕小的过失；对于喜欢改变常规以谋取私利的人，必定执行惩罚，这就是所谓的减少事务。将九寺合并到尚书省和兰台，交付给三府，这就是所谓的裁减官职。

臣若水通说：“荀勖关于裁减吏员、裁减官职、减少事务、清静内心的说法，很好。从前大禹担任司空，兼任百揆，一人同时兼任四岳，当时的事务，也没有治理不好的，正是因为他能清静内心。只是可惜荀勖知道清静内心的说法，却不知道圣贤精一执中才是清静内心的正道，竟用萧何的清静无为来对应，这是由于不讲究学问的缘故。”

晋惠帝永宁元年，嵇绍给齐王司马冏写信说：“唐尧虞舜住茅草屋，夏禹住低矮的宫室。如今大兴土木建造宅第，甚至为三王建立府宅，这难道是今天的急务吗？”臣若水通说：“唐尧虞舜、夏禹，处在丰盛亨通的盛世，尚且在用财上节俭，不敢奢侈。晋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奸臣专权，兄弟相残，战火四起，天下百姓穷困、财力耗尽，到了极点。而司马冏仍然不停止营造，耗费财力、困顿百姓而不体恤。即使有嵇绍的话，也不知道禁止，这就是最终导致败亡的原因吧？”

晋愍帝建兴元年三月，汉主刘聪想建造防仪殿，廷尉陈元达极力进谏，认为上天生育百姓并为他们树立君主，是让君主管理他们，不是用亿万百姓的性命，来满足一个人的欲望。晋朝失去德行，大汉承受天命，百姓伸长脖子盼望，希望得以喘息，所以先帝刘渊身穿粗布衣服，居住没有双层垫褥，后妃不穿锦绣丝绸，车马不吃粮食，是因为爱护百姓的缘故。陛下即位以来，已经建造了四十多处宫殿楼观，加上军队屡次兴起，运输供给不停，饥荒瘟疫，死亡相继，却更加想着营建修缮，这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的心意吗？

臣若水通说：“同样的财富，散给下面，就是亿万百姓的性命；聚集在营造上，就只供一个人的欲望罢了。一个人的欲望无穷无尽，亿万百姓的性命有限，怎么能不怨恨而叛乱呢？刘聪暴虐，不值得与他谋划生存，他那穷奢极欲，就是所谓的安于危险、利于灾祸、乐于灭亡的原因吧？陈元达的话，是后来的君主应当警戒的。”

元帝太兴四年，张茂修筑灵均台，台基高九仞。武陵人阎曾夜里敲府门，喊道：“武公派我来，说为什么劳苦百姓修筑高台？”有关部门认为这是妖言，张茂说：“我确实劳苦了百姓，阎曾称引先君的命令来规劝我，怎么能说是妖言呢？”于是为此停止了劳役。

臣若水通说：“劳苦百姓修筑高台，这是多余的劳役。多余的劳役必定耗费巨大，百姓的膏脂已经枯竭了。”阎曾假托武公来进谏，权变而不失正道。张茂听到这话就停止，他大概算是能弥补过错的人吧？

晋明帝大宁三年十二月，凉州将领辛晏占据枹罕，不服从命令。张骏将要讨伐他，从事刘庆进谏说：“霸王之师，必须天时人事相配合，然后才起兵。辛晏凶恶狂妄、安忍，他的灭亡是必然的，为什么要在饥荒之年大举出兵，在严寒时节攻城呢？”张骏于是停止了行动。

晋穆帝永和元年，燕国参军封裕上疏，说：“如今官职杂乱繁多，白白耗费粮禄，如果才能不匹配职务，都应该澄清淘汰。”

臣若水通说：“冗兵冗官，都是国家的大害。”刘庆进谏，张骏于是停止用兵。封裕上疏，淘汰虚耗粮禄的冗官，去除这些，国家用度就宽裕了。也可以说：“有利啊！”

宋武帝大明二年二月，魏

译任命髙允为中书令。魏国开始修建太华殿，给事中郭善明性情谄媚巧佞，劝说皇帝大兴土木建造宫室。髙允劝谏说：“太祖起初建立都城，他所营造建设的工程，必定要趁着农闲时节进行，何况国家建立已经很久，永安前殿足以用来朝会，西堂温室足以用来宴饮休息，紫楼足以用来登高眺望。即使有修缮扩建的工程，也应当循序渐进，不可仓促行事。如今计算应当征发的劳役，总共三万人，老弱人员供应饮食，人数又要加倍，预计半年可以完工。一个农夫不耕种，就有人遭受饥饿，何况四万人劳作的耗费，哪里说得尽呢？这是陛下应当留心注意的。”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髙允喜欢直言切谏，朝廷政事有不便之处，髙允就请求进见。皇帝常常屏退左右侍从来等待他，有时从早到晚，有时接连几天不出宫门。群臣没有人知道他说了什么，话语有时痛切，是皇帝不忍心听的，就命令左右侍从将他扶出，但最终仍然善待他。

译臣若水通说：魏文成帝一旦采纳高允的劝谏，就节省了四万名劳役，节省的财物和军饷，称之为利益，这难道不是广大而深远吗！当时，南北分裂，一时的君主，兴亡迅速，就像木槿花的开落；唯独拓跋氏享受国运长久，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君主大多懂得任用贤才，采纳谏言，节省费用，使国家富足的缘故。何况中华的大君主，如果遵循这条道路，他们的国家永保天命，难道会有终结吗？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魏文成帝听从寇谦之的奏请，建造静轮宫，一定要让它高到听不到鸡犬的声音，以便向上承接天神，工程耗费以万计，经历多年也没有建成。太子拓跋晃劝谏说：“天与人道不同，高低地位已定，不可相接，道理在于必然。现在白白消耗府库，使百姓疲惫困顿，做没有益处的事，将有什么用呢？如果一定要像寇谦之说的那样，请凭借东山万仞的高处，工程会稍微容易一些。”皇帝不听从。

臣若水通说：魏文成帝建造宫殿，想要高耸以承接天神，工程耗费以万计，这就是所谓矫饰欺瞒上帝，残害天物的行为了。太子的劝谏，深刻显著，皇帝迷惑而不醒悟，不知道感通上天是有道的。百姓怨恨，上天降罪，劳民伤财，不被天神厌恶的，几乎没有希望了。

明帝泰和七年，把旧宅邸改为湘宫寺，极其壮丽，想要建造十级佛塔，却做不到，于是分为两座。新安太守巢尚之卸任入朝觐见，皇帝对他说：“你到湘宫寺去了吗？这是我的大功德，花了不少钱。”恰好散骑侍郎会稽人虞愿在旁边侍奉，说：“这都是百姓卖儿卖妻的钱所建造的，佛如果有知，应当慈悲怜悯，罪过比佛塔还高，有什么功德呢？”在座的人脸色大变，皇帝发怒，派人把他赶下殿。虞愿从容离去，神色无异。

臣若水通说：“明帝奢侈地供奉佛塔，自以为出自自己的钱财，却不知道那是百姓妻子儿女的血汗；自以为有功德，却不知道实际上是徒劳无功。虽然虞愿直言进谏，皇帝却不醒悟，反而发怒，愚蠢也太厉害了！宋朝国运的终结，是难以避免的了！”

齐高帝建元三年四月庚辰日，魏孝文帝亲临虎圈，下诏说：“虎狼凶猛暴戾，捕捉的时候，常常造成很多伤害，既然没有益处，却耗费很多，从今以后不要再捕捉进贡。”

臣若水通说：“《尚书》说：‘珍禽奇兽不在国中畜养，大概是因为它们没有益处却损耗钱财。’君主作为天地万物的主宰，他的道理在于养育百姓，使万物各自顺遂其本性。为什么要捕捉老虎来增加百姓的危害，设置圈栏来违背物的性情，让它们吃人的食物呢？”魏主废除了这个做法，他也是懂得务实的人啊。

梁武帝天监元年春正月，大司马萧衍下命令：凡是东昏侯时期的奢侈浪费，如果不是可以用来练习礼乐仪容、修缮甲兵装备的，其余都禁止。臣若水通说：“拨乱反正的人，一定要先去除奢侈，崇尚节俭，然后百姓安定，国家富足，天下才可以保住。”梁武帝刚即位，就下命令禁止先朝的奢侈浪费，大概算是懂得节制用度、爱护百姓了。然而不久，他就舍身倾国来供奉佛教，而不体恤百姓的穷困。《尚书》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能不以此为鉴戒吗！

梁武帝普通七年十一月，当时魏国盗贼日益增多，征讨不停，国家用度耗竭。预征六年的租调，仍然不足，于是停止供给百官的酒肉，又对进入市场的人每人收一钱税，以及邸店都有税。百姓嗟叹怨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认为内外百姓相聚作乱，难道还有别的怨恨吗？正是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能保全性命的原因。应该趁此时早加安抚。但是郡县选举，历来共同轻视，贵族中的俊才，没有人肯担任这些职务。应该改变这种弊端，把郡县分为三等，按照清官选补的方法，尽选才德声望兼备的人。如果不可兼得，后地先才，不得拘泥于资历年限。三年考核升降，有称职者补任京城的名官。如果不曾担任过守令，不得担任内职，那么人们就会自我勉励，委屈可以得到伸张，强暴自然平息。皇帝不听从。

臣若水通说：“孔子说：‘如果在上位的人不贪求，即使奖赏他们，他们也不会偷窃。’君主不能去除自己的欲望，那么取用百姓就没有节制，盗贼大量兴起，征讨日益频繁，财用更加窘迫，那么横征暴敛更加烦扰，百姓更加离去而成为盗贼，不灭亡的很少了。盗贼的兴起，国家用度的烦扰，虽然守令奉行过于暴虐，也是由君主心中的欲望所导致的。魏帝正应该清源正本，相信辛雄的话，下罪己的诏书，停止厚敛以节省百姓，选择守令以安抚，那么还来得及制止。放弃这些不务，最终使穷兵黩武和暴敛相互持守，民怨变生，即使有善人，也无能为力了。”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冬，散骑常侍贺琛上启陈述四件事。其中第二件，认为现在天下之所以贪婪残暴，实在是因为风俗奢侈靡费造成的。现在的宴饮喜庆，互相竞争夸耀豪奢，堆积水果像丘陵，陈列菜肴像绮绣。露台的产出，不足以供给一次宴饮的费用。而宾主之间，仅仅取满腹，还没走下堂，已经如同臭腐。又蓄养妓女的丈夫，没有等级次序。做官治理百姓的人，积累财富巨亿，罢官回家的时候，不出几年，大抵都耗尽于宴饮之物，歌谣之具。所耗费的事如同丘山，欢乐只在片刻，反而追恨以前取得的太少。如果再给翅膀，增加其搏噬，多么悖谬啊！其余的淫侈，著于各种事物，习以为俗，日益滋长，想要使人守廉洁，怎么可能呢？实在应该严厉禁止

译诏令，以节俭为准则，弹劾奏报浮华之风，改变人们的视听习惯。那节操丧失的叹息，也是百姓自己担忧的，正因为羞耻自己不能赶上众人，所以勉强去做。如果以纯朴素净为根本，足以纠正雕琢浮靡的风气了。第四点，认为如今天下太平无事，却仍然每天忙得没有空闲，应当减少政事、节省费用。政事减少，百姓就能得到休养生息；费用节省，财富就能聚集。应当内省职掌，各自检查所管辖的部门【缺】京师的官署、店铺以及国家的仪容、军事装备，各地的驻军、驿站、官舍，有应当废除的就废除，有应当削减的就削减。兴建工程有【缺】紧急的，征收赋税有可以延缓的，都应当停止或精简，以节省费用、让百姓休息。所以积蓄财富，是为了在重大事务上使用；养育百姓，是为了在重大役使中调用。如果说小事不足以损害财力，那么整年都不会停止；如果说小役不足以妨碍百姓，那么整年都不会休止。像这样，就很难谈论富强并图谋远大的目标了。

译臣湛若水评论说：这是贺琛向梁武帝进言的话。“巨亿”指的是亿亿。傅，读作附。意思是说，那些被罢免官职、在家闲居的人，再次出来做官，就像不能奋飞的鸟，又给它附上羽翼一样。治理政务的处所，署衙停驻的地方，诸王列侯的府第，以及各郡官员朝见住宿的区域，都是铺张浪费、陈列繁多的。国家的仪容礼乐，车马服饰、旗帜徽章，都是如此。军事储备和用兵器械，也是准备过多。屯驻的军队和传递文书的驿站，也都冗杂。我认为：奢靡的风俗在下层形成，却起源于上层；劳役工程由上层兴起，却危害下层，这都是君主的责任。君主向百姓展示质朴，那么奢侈浪费就会停止，公私财富就会充足。停止战争、让百姓休养生息，那么用度就不会耗费，财力就会宽裕。贺琛的话，确实是挽救时弊的紧急要务。梁武帝不能采纳，以致自取灭亡，这并不奇怪。拥有国家的君主，如果知道这两种弊端都源于自身，就会知道应当谨慎，而宽裕百姓、充实国家的道理，就不外乎这些了。

格物通卷八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九十 明 湛若水 撰

节省国家费用三【附论冗官、冗食、冗兵、冗役】

隋文帝开皇三年十一月，河南道行防兵部杨尚希说：“我私下看到当今郡县的数量比古代多出一倍，有的地方方圆不到百里，却设置了好几个县；有的地方户数不满一千，却由两个郡分别管辖。官员已经很多，费用日益增多，吏卒增加了一倍，而租税调赋每年却在减少。百姓少而官员多，就像十只羊却安排了九个牧人。现在应当保留必要的，裁撤闲散的，合并小的为大的，这样国家就不会损失粮食布帛，选拔人才也容易得到贤良之士。”苏威也请求废除郡制，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甲午日，全部废除各郡，改为州。

臣湛若水评论说：“古代设立官职，是为了养育百姓；现在做官，却是为了从百姓那里获取供养。古代养育百姓的官职少，现在从百姓那里获取供养的官职多，这就是治乱分界的原因。况且官员贤与不贤参差不齐，而盗窃百姓财物以谋取私利的人日益猖獗。因此，古代设立官职，是为了利于百姓；现在做官，却是为了残害百姓。这是杨尚希在隋朝请求裁减官员，对百姓大有利的事。后世不仅郡县过多，至于滥设的官职，更是数不胜数，国家的财政怎么能不困窘，百姓的财物怎么能不枯竭呢！”希望圣明的君主察知这些冗员并加以裁减，天下百姓将会非常幸运。

隋文帝仁寿三年，史臣说：“皇帝自己的奉养，务求节俭朴素，车马器物，旧的破损了就随意修补使用。除非是祭祀宴饮，所吃的不过一道肉菜。后宫都穿着洗过的旧衣，天下百姓都受其感化。开皇、仁寿年间，大夫们大多穿绢布衣服，不穿绫罗绸缎，装束带饰不过铜铁、骨角，没有金玉装饰。所以衣食日益丰富，仓库充盈。受禅之初，户数不满四百万，末年超过八百九十万。”

臣湛若水评论说：节俭作为一种美德，真是至高无上啊！一人倡导，万民就会感化；一人倡导，国家就会有剩余财富；万民感化，家庭就会有剩余食物。衣食充足，风俗淳朴；礼义兴起，户口增加。这都是节俭的功效。所以能够勤劳节俭，大禹凭借它兴盛了邦国；而创业的君主，没有不效法大禹而兴盛的。等到承平之世的君主，就奢侈放纵没有节制。大概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废兴存亡的关键，就在于节俭与奢侈之间罢了。君主能不以此为鉴吗？

唐高祖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与群臣讨论制止盗贼的事。有人请求用重法来禁止。太宗笑着说：“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税繁多、徭役沉重，官吏贪婪索取，饥寒交迫切近自身，所以顾不上廉耻罢了。我应当去除奢侈、节省费用，减轻徭役和赋税，选用廉洁的官吏，使百姓衣食有余，他们自然就不会做盗贼。哪里需要用重法呢？”从此几年之后，海内太平，路上没有人拾取别人遗失的东西，商人在野外露宿。

臣湛若水评论说：太宗去除奢侈、节省费用，减轻徭役赋税，有四种好处。减少欲望是其一，充实国家是其二，宽裕百姓是其三，制止盗贼是其四。做一件事而汇聚四种好处，这是君主安享富贵尊荣的道路。善于谋划国家的人，有什么顾虑而不这样做呢？

太宗贞观元年二月，将天下分为十道。起初，隋末战乱，豪杰并起，拥众占据土地，互相称雄。唐朝兴起，他们相继归顺，太上皇为他们分割设置州县，以恩宠禄位安抚他们，因此州县的数量比开皇、大业年间多出一倍。太宗认为百姓少而官吏多，想要革除这种弊端。二月，命令大力合并裁省，依据山川形势的便利，分为十道：一是关内，二是河南，三是河东，四是河北，五是山南，六是陇右，七是淮南，八是江南，九是剑南，十是岭南。

臣湛若水评论说：“唐太宗因为百姓少而官吏多，合并裁省州县，分为十道。我认为不仅仅是因为百姓少而官吏多。官吏多则吃粮的人多，百姓少则赋税繁重。用赋税繁重的百姓来供养吃粮众多的官吏，怎能不导致百姓贫困而死，进而成为盗贼、引发动乱呢！裁减官员以节约用度、安定百姓，才是治理国家的紧急要务。做君主的，能不念及这一点吗！”

贞观四年六月乙卯日，征发士卒修缮洛阳宫，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劝谏，认为洛阳还没有巡幸的日期，却预先修缮宫室，不是今天的紧急要务。从前汉高祖采纳娄敬的建议，从洛阳迁都长安，难道不是因为洛阳的地形不如关中的险要吗？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导致七国构祸。陛下现在将突厥安置在中国境内，突厥的亲近程度如何能与七国相比？怎能不先为此担忧，而宫室可以立刻兴建，车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