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二十七 明 湛若水 撰
曲礼：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
臣若水通曰：「博闻强识，开发吾之聪明也；而让焉，则心虚矣。敦善行，扩充吾之徳性也；而不怠焉，则行实矣。心虚则受善也无穷，行实则进善也不息。知行并进，则徳崇业广。此所以为君子也。」
礼运》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脩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
臣若水通曰：此言人情，即指性之发。孟子所谓“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而以为田，即此可耕治者也。故礼者，理也；礼以治心者也。理以治之，则人欲日消，如田之耕破草莱，开土脉而可种矣。义者，宜也；以制事者也。宜以处事，则道生不息，体立用行，如田之布种而可耨矣。讲学则订去其偏而养其中，正如田之治，去稗莠而可收聚矣。仁者，天理之纯；本仁则众徳聚于心，如田之收成而可安矣。乐者，乐此者也。学不至于乐则不安，终非已有，故作乐以安之，如田之入为已有也。此自得之学也。自得之则居之安也，于是乎治性情之功毕矣。由是观之，圣贤之学不过性情焉而已尔。性情者不过天理焉而已尔。仁义礼乐学问之功，岂外此而别有所致力哉？
玉藻》曰：「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徳焉。」
臣若水通曰：玉者，和气之所钟也。天下莫不贵之者，以其众善之备也。君子有防则废，去防则佩，将以比其仁知礼乐忠信之徳也。语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先儒谓如良玉，温润而栗然，惟隂阳合徳者可以比之矣。盖有善比玉于君子者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所以贵纯也。曰：有羙玉于斯，韫匵而藏诸，所以致用也。曰：瑾瑜匿瑕，所以示广也。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所以敦素也。自古以来，比徳于玉者多矣，非徳业纯全者，其孰能与于此？
学记》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臣若水通曰：学，何以知不足也？师于人，然后知已所未至也。教，何以知困也？无以应人人之求，然后自知困辱也。知不足，则必反求矣；知困，则必强学矣。《书》曰：「惟斆学半，故教学相长，然后徳业交脩焉。」
学记：「大徳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矣。」
臣若水通曰：君子之学，务本而已。天下之本，见大而已。大者，天理之全体也。以其得于心而言，则谓之徳；以其由于事而言，则谓之道；以其实而言，则谓之信；以其发而当可而言，则谓之时。其实一大而已，此大本也。不官者，非一职可尽也；不器者，非一材可拘也；不约者，信在言前也；不齐者，非可执一求也。此大用也。大本立，而大用随之矣。志本者，学之至也。《大学》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故学以务本为贵。
乐记》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臣若水通曰：君子之学，脩身而已；脩身之事，徳业而已。和志顺正，徳之进也；比类行义，业之脩也。徳主乎心，业见乎事，体用合一之道也。其于徳也，志之不正，其性凿也，情流之也。故反其情，使合乎中，而不至于流，则性定而心志和矣。其于业也，行之不当，心忽之也。故拟议于心，比心而扩充之，触类而长之，则行可成矣。进脩之具，礼乐而已。奸声乱色，惰慢邪辟，淫乐慝礼，不使乱吾之聪明身体心术之防。顺正立而徳可久，业可大，故义行而大用备矣。
杂记：君子有三患，未闻之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
臣若水通曰：「语云：『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言进脩知行贵及时也。闻而学之，识其所有也；学而行之，养其所有也。故知行并进，则徳日崇，而业日广，君子有弗患矣。」
经觧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徳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
译《曲礼》说：见闻广博、记忆力强却谦逊退让，笃行善道而不懈怠，这样的人称为君子。
臣若水解释说：“博闻强识，是开发我们的聪明才智；而能够谦逊退让，内心就虚静了。笃行善道，是扩充我们的德性；而不懈怠，行为就踏实了。内心虚静就能无限地接受善道，行为踏实就能不停地增进善行。知与行并进，那么德行就会崇高，事业就会广博。这就是成为君子的原因。”
《礼运》说：所以人的性情，是圣王用来耕治的田地。用礼来耕治它，用义来播种它，用讲学来除草它，以仁为本来聚集它，用乐来安定它。
臣若水解释说：这里说的人情，就是指性的发动。孟子所说的“至于他的性情，是可以为善的”，而把它比作田地，就是这里可以耕治的意思。所以礼，就是理；礼是用来治理内心的。用理来治理，那么人欲就会日渐消减，就像田地耕破了杂草，开通了土脉就可以播种了。义，就是适宜；是用来处理事务的。用适宜来处理事务，那么道就会生生不息，本体确立而作用施行，就像田地播了种就可以除草了。讲学就是纠正偏颇而培养中正，正如治理田地，除去稗草就可以收获聚集了。仁，是天理的纯粹；以仁为本，那么众德就会聚集在心中，就像田地收获后可以安定了。乐，就是以此为乐。学习不到乐的境界就不安定，终究不是自己固有的，所以作乐来安定它，就像田地收获后成为自己所有了。这是自得的学习。自得之后就能安居其中，于是修养性情的功夫就完成了。由此看来，圣贤的学习不过是关于性情罢了。性情不过是天理罢了。仁义礼乐学问的功夫，难道离开这些还有别的致力之处吗？
《玉藻》说：“君子没有特殊原因，玉不离身。君子对于玉，是用它来比拟德行。”
臣若水解释说：玉，是和气的汇聚之处。天下没有不珍视它的，因为它具备了众多的善质。君子有防备就废弃（玉饰），去掉防备就佩戴（玉饰），这是用来比拟他的仁、智、礼、乐、忠、信等德行。古语说：君子有三种变化，远看庄严，接近温和，听他说话严厉。先代儒者说像良玉一样，温润而坚栗，只有阴阳合德的人才能与之相比。大概有人善于把玉比作君子的说：雕琢它的纹章，金玉般的外表，这是为了崇尚纯粹。说：这里有美玉，藏在匣子里，这是为了发挥效用。说：瑾瑜隐藏瑕疵，这是为了显示宽宏。说：像玉一样光洁，因而改变丹青（色彩），这是为了敦厚素朴。自古以来，用玉来比拟德行的人很多，如果不是德行事业纯粹完备的人，谁能做到这一点呢？
《学记》说：所以学习之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教导别人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困惑。知道不足，然后才能自我反省；知道困惑，然后才能自我勉励。
臣若水解释说：学习，为什么知道不足呢？向老师学习，然后才知道自己还没有达到的地方。教导，为什么知道困惑呢？无法应对每个人的请求，然后才知道自己的困窘耻辱。知道不足，就一定会反求诸己；知道困惑，就一定会努力求学。《尚书》说：“教与学各占一半，所以教学相长，然后德行和事业才能共同修成。”
《学记》说：“伟大的德行不局限于官职，伟大的道不局限于器物，伟大的信用不依赖契约，伟大的时机不整齐划一。洞察这四点，就可以有志于根本了。”
臣若水解释说：君子的学习，致力于根本罢了。天下的根本，在于看见大道罢了。大，是天理的全体。因为它得之于心，所以称为德；因为它源于事务，所以称为道；因为它真实无妄，所以称为信；因为它发动得当时，所以称为时。其实只是一个大罢了，这是大本。不局限于官职，不是单一职位能穷尽的；不局限于器物，不是单一材质能拘束的；不依赖契约，信用在言语之前；不整齐划一，不是固守一端能求得的。这是大用。大本确立了，大用就随之而来了。有志于根本，是学习的极致。《大学》说：“这就叫知道根本，这就叫知识的极致。”所以学习以致力于根本为贵。
《乐记》说：所以君子反省情感来调和意志，类比事物来成就行为。奸邪的声音和混乱的色彩，不留在耳目之中；淫靡的音乐和邪恶的礼仪，不接触心术。懒惰轻慢、邪僻不正的气息，不施加于身体。使耳目口鼻心知和百体，都顺着正道来施行义理。臣若水解释说：君子的学习，不过是修身罢了；修身的事情，不过是德行和事业罢了。调和意志、顺应正道，是德行的增进；类比事物、施行义理，是事业的修成。德行主宰内心，事业显现于事务，这是体用合一的道理。对于德行，意志不正，是因为本性被凿坏，情感流荡所致。所以反省情感，使它合乎中道，不至于流荡，那么本性就安定而心志就调和了。对于事业，行为不当，是因为内心疏忽所致。所以在心中揣度，比照内心而扩充它，触类旁通而增长它，那么行为就可以成就了。增进修成的工具，不过是礼乐罢了。奸邪的声音和混乱的色彩，懒惰轻慢、邪僻不正的气息，淫靡的音乐和邪恶的礼仪，不让它们扰乱我们耳目、身体、心术的防线。顺正确立了，德行就可以长久，事业就可以宏大，所以义理施行而大用就完备了。
《杂记》说：君子有三种忧患，没听说过道理的忧患，是得不到听闻；已经听闻了道理的忧患，是得不到学习；已经学习了道理的忧患，是不能实行。
臣若水解释说：“古语说：‘学习好像追赶不上，还担心失去它’，是说增进修成、知行合一贵在及时。听闻后学习，是认识自己所有的；学习后实行，是涵养自己所有的。所以知行并进，那么德行就日益崇高，事业就日益广博，君子就没有忧患了。”
《经解》说：天子与天地并列为三，所以德行与天地相配，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光明照耀四方
海而不遗微小。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义之序；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行步则有环佩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音。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事皆其序。
译大海包容万物而不遗漏微小之物。在朝廷之上，就遵循仁、圣、礼、义的秩序；闲居休息时，就聆听《雅》《颂》的乐音；行走时，就有玉佩相击的清脆声响；登上车驾时，就有鸾铃和鸣的和谐之音。日常起居合乎礼仪，进退举止有分寸，百官各得其宜，万事皆有条理。
臣若水通曰：「天地人物之理，一而已矣。故配天地，兼万物，照四海，而无不感通者，固其所同然也。是故人君之徳业，在所养而已矣。故道仁义以养其心也，声音以养其耳也，居处进退以养其身也。闲邪存诚，此徳业之所以盛也。百官万事，莫敢不正。徳业之至矣。」
哀公问：「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是故孝子成身。」
臣若水通曰：仁人孝子之心，尽分而已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所谓不过物也。事亲、事天，其道一也。是故可以言成身矣。成身者，徳业之至也。人君有事亲、事天之责者，可不致力乎？
表记，乡道而行，中道而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孶，毙而后已。
臣若水通曰：道者，天理而已。学以见理为先，则其趋不能已矣。何者？知之真也。乡道而行，则亦中道而废，无真知者也。日有孳孶，毙而后已，真知者也。是故君子之学，莫大乎体认天理，是以进不能自已。
缁衣，故君子多闻，质而守之；多志，质而亲之；精知畧而行之。
臣若水通曰：质犹实也，畧犹简也。天理至约，行之则一，故曰畧。多闻多志，所以开发聪明，而觉吾心之天理知也。守所以行之也。行之力，故日亲切。多闻多志，即知之精也。守而亲之，则行不支▯则行之一也。是故知行并进，而徳业成矣。
冠义》故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
臣若水通曰：孝弟忠顺，道也。何以言为人也？道者，人之所以生也。可为人，何以可治人也？成已者，斯能成物也。是故人己两尽，而徳业一矣。
论语》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臣若水通曰：所谓本者，何也？天理是也，吾心之本体也。所谓天下之大本也，君子之学，惟用力于此，随处察识而培养之，则大本以立，而达道行矣。故曰：本立道生。然所谓本者，何也？人之本心也。故指孝弟以为仁之本者，盖孝弟乃人之初心也，乃人之真心也。孟子所谓良知良能，此天理之本体也。朱熹曰：良心之发，最为切近而精实者，即此体认其真心，尤为易得。故扩充之，则亲亲、仁民、爱物，无不由此本心流出，随处贯通浃洽，而天下之达道在是，全体大用无亏矣。故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徳业之大原，而学问之至要，人君脩身以尽齐治平之道者，不可不深致力焉。
顔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髙，鑚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己
臣若水通曰：此顔子之进脩所以造于圣人者也。仰鑚瞻忽，顔子初以心思想像圣道而无得者也。博文约礼，顔子得圣教而学之有得者也。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学在知行而已。博文而曰「博我者」，开发吾心之良知也，知也。约礼而曰「约我者」，存养吾心之良知也，行也。皆谓天理也。故自诗书六艺以至于凡理之显设者，皆文也。自三千三百之致一，以至天理之至要者，皆约也。亦岂必既博之而后约哉？随博随约，察见天理而即涵养于身心，博约兼致，知行并进，而皆不离乎我。我者，本心也，天理也。用力之久，则天理自然呈见，如有所立卓然于前矣。欲从末由，叹未能有之于已也。此章圣人之学，最为切至。希圣希贤者，茍能心顔子之心，学顔子之学，尚何卓尔之地有不可到哉？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臣若水通曰：仁者，心之生理，徳之全也。徳之进，学问思辨笃行而已。故君子之于仁也，学以觉之，问以辨之，思以通之，笃志以存之，则心存理得，而仁在我矣。此圣门之学，知行并进之功也。说者谓此未及乎力行而为仁，惑矣！噫！子夏以文学名，而其言如此，然则古人之所谓学者，可知矣。后世徒区区于章句之末者，乌足谓之
译臣若水通说：“天地万物的道理，只有一个罢了。所以能够与天地相配，包容万物，照耀四海，而没有不能感通的地方，这本来就是它们共同的自然规律。因此，人君的道德功业，关键在于修养罢了。所以用仁义来修养内心，用音乐来修养耳朵，用起居进退来修养身体。防止邪恶，保持真诚，这就是道德功业之所以兴盛的原因。百官万事，没有不敢端正的，这就是道德功业的极致。”
哀公问：“仁人不会超越事物的常理，孝子也不会超越事物的常理。所以仁人侍奉父母，就像侍奉上天；侍奉上天，就像侍奉父母。因此孝子能够成就自身。”
臣若水通说：仁人孝子的心，只是尽到本分罢了。父母完整地生下我们，我们完整地归还身体，这就是所谓不超越事物的常理。侍奉父母、侍奉上天，它们的道理是一样的。因此可以说成就了自身。成就自身，就是道德功业的极致。人君有侍奉父母、侍奉上天的责任，能不尽力吗？
《表记》说：朝着大道前行，却在中途废弃，忘记了自身的衰老，不知道年岁不够了，埋头努力，每天勤奋不息，直到死才停止。
臣若水通说：道，就是天理罢了。学习以认识天理为先，那么他的追求就不能停止了。为什么呢？因为认识真切。朝着大道前行，却在中途废弃，是没有真切认识的人。每天勤奋不息，直到死才停止，是有真切认识的人。所以君子的学习，没有比体认天理更大的了，因此进步不能自己停止。
《缁衣》说：所以君子多听，以质朴的态度坚守它；多记，以质朴的态度亲近它；精微地认识，简约地实行它。
臣若水通说：质朴就是实在，简约就是简单。天理极其简约，实行起来就专一，所以说简约。多听多记，是用来开发聪明，从而觉察我们心中的天理认识的。坚守是用来实行它的。实行有力，所以日益亲切。多听多记，就是认识的精微。坚守并亲近它，那么实行就不会支离破碎，而是专一的。所以认识与实行并进，道德功业就成就了。
《冠义》说：所以孝悌忠顺的行为确立了，然后才可以做人；可以做人，然后才可以治理别人。
臣若水通说：孝悌忠顺，是道。为什么说可以做人呢？道，是人之所以生存的根本。可以做人，为什么说可以治理别人呢？成就自己的人，就能成就万物。所以人和自己都尽到了，道德功业就统一了。
《论语》有子说：“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就产生了。孝悌，大概是仁的根本吧？”
臣若水通说：所谓根本，是什么呢？是天理，是我们心的本体。所谓天下的根本，君子的学习，只在此处用力，随时随地察识并培养它，那么根本就确立了，通达的道就实行了。所以说：根本确立，道就产生。然而所谓根本，是什么呢？是人的本心。所以指出孝悌作为仁的根本，大概是因为孝悌是人的初心，是人的真心。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就是天理的本体。朱熹说：良心的发动，最为切近而精实的，就是体认这个真心，尤其容易得到。所以扩充它，那么亲近亲人、仁爱百姓、爱护万物，无不是从这个本心流出，随时随地贯通融洽，而天下的通达之道就在这里，全体大用没有亏损了。所以孟子说：尧舜之道，只是孝悌罢了。这是道德功业的大源头，学问的最重要之处，人君修身以尽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人，不可不深入致力于此。
颜渊感叹说：“仰望它更加高远，钻研它更加坚固，看它在前面，忽然又在后面。夫子善于循序渐进地诱导人，用文献丰富我的知识，用礼仪约束我的行为，想停止也不能。已经竭尽我的才能，好像有所树立那样卓越，虽然想追随它，却没有途径了。”
臣若水通说：这是颜子进修所以达到圣人境界的原因。仰望、钻研、瞻望、忽远忽近，是颜子起初用心思想像圣道而没有得到的表现。博文约礼，是颜子得到圣人的教导而学习有所收获的表现。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整夜不睡来思考，没有益处，不如学习。”学习在于认识与实行罢了。博文而说“丰富我”，是开发我们心中的良知，是认识。约礼而说“约束我”，是存养我们心中的良知，是实行。都是指天理。所以从诗书六艺以至于凡理之显设的，都是文。从三千三百之致一，以至于天理之至要的，都是约。难道一定要先博然后约吗？随博随约，察见天理就立即涵养于身心，博约兼致，知行并进，而且都不离开我。我，就是本心，就是天理。用力久了，那么天理自然呈现，好像有所树立那样卓越地在前面了。想追随却没有途径，是感叹未能拥有它于自身。这一章圣人的学问，最为切近至极。希望成为圣人贤人的人，如果能以颜子的心为心，学颜子的学问，还有什么卓越的地方不能到达呢？
子夏说：“广泛地学习，坚定志向，恳切地提问，思考当前的问题，仁就在其中了。”
臣若水通说：仁，是心的生理，是德的全体。德的进步，只是学问思辨笃行罢了。所以君子对于仁，用学习来觉察它，用提问来辨别它，用思考来贯通它，用坚定志向来保存它，那么心存在理得到，仁就在我身上了。这是圣人门下的学问，知行并进的功夫。解说的人说这还没有达到力行而为仁，这是迷惑了！唉！子夏以文学闻名，而他的言论如此，那么古人所说的学问，可以知道了。后世只在章句末节上区区用力的人，哪里配称为学问呢？
文学乎？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已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
译孟子说：“子路，别人告诉他有过错，他就高兴；禹听到有益的话就拜谢。大舜比他们更伟大，他乐于与别人共同行善，舍弃自己的意见而采纳别人的意见，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
臣若水通曰：「易云君子以虚受人。孔门之所从事者，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圣贤之进徳脩业，在虚而已。故小贤则小虚，大贤则大虚。少有未虚，则子路之闻过未必喜，大禹于昌言未必拜，大舜之取善未必其能乐也。喜、拜而乐焉，皆本于虚。虚则能受益，受益则能光大矣。徳业有不崇乎？是故君子之学，固当虚其心，以为进脩之地。欲致其虚者，非深见道体之无穷，则亦不能强也。」
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臣若水通曰：广居谓仁，正位谓礼，大道谓义，皆天理也。以其存于心，谓之广居；以其履于身，谓之正位；以其行于事，谓之大道。其实一理也。居之、立之、行之者，皆体认于心身也。得志与民由之，同此理于人也；不得志独行其道，藏此理于已也。君子惟有此学，故徳业之盛而心纯，天理之公，富贵贫贱威武，外物无与于性分，何足以贰其心哉？夫天理在于一心之防尔，谓之广居，谓之正位，谓之大道，而皆谓之天下，又谓之大丈夫。许大徳业，皆本于一心，道岂逺乎哉？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此章之言，明自得之学也。深造，谓造诣之深也。道者，进为之方，如顔子之博文约礼，孟子之勿忘勿助是也。博约者，知行并进之功；勿忘助者，中正自然之法也。如是，则人心本体之中正，有不假丝毫人力，而自然优防厌饫，而得之于心矣。心与理一，故居之安漙；博渊泉，故资之深；体立用行，故左右逢源。深造以道者，自得之功；居安资深，逢原者，自得之效。由是观之，古人之学，惟在自得而已矣。此心此理，人所同得；后之学者，惟不得其道尔。子贡曰：「得其门者或寡矣。」程颐曰：「学以至圣人之道也。」然则失其道，不得其门，虽竭终身之力，不能至于自得矣，可不讲乎？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臣若水通曰：人心与天地万物同体，故其理无不备于我也。上智之资，明得尽渣滓便浑化，诚纯乎天理，人已两忘，天地同体，故曰「乐莫大焉」，此仁也。其次则如其心一念善端之萌，体认扩充，以求复天理之全体，故曰「近仁」，此知之成功一也。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又曰：「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言其理一也。有志于徳业者，尚其择诸。
中庸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脩身。」
臣若水通曰：知仁勇达徳，虽有三者之殊，求之吾心，惟此天理而已。见之分明，即为智；存之纯熟，即为仁；行之果确，即为勇。非有二也。然此何以至之哉？在好学、力行、知耻而已。故困知、学知者，学问思辨，求觉乎天理，虽未及生知之大知，然而去知不逺矣。勉行、利行者，加笃行之功，存存勉勉而不间，虽未及安行之至仁，而去仁不逺矣。不能不愧怍于天人，而以不如仁知者为耻，虽未及于圣人之大勇，然而有奋发果敢之志，而去勇不逺矣。所谓近者何也？以其理之一也。由是而不已焉，则知仁勇之域可至矣。学者知此，好学、力行、知耻，为入徳之门，则达徳立而达道行。所谓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之要在是矣。于脩身何有哉？此进徳脩业之大端，孔子为其君哀公告也。然则为人君者，其可以不知乎？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臣若水通曰：此孔子告哀公以明善诚
译臣若水通说：“《易经》说君子以虚怀接受他人。孔子门下所从事的，是以能向不能请教，以多向少请教。有好像无，实好像虚。圣贤增进德行、修习学业，关键在于虚怀而已。所以小贤就小虚，大贤就大虚。稍有未虚，那么子路听到过错未必会高兴，大禹听到善言未必会拜谢，大舜采纳善言未必能快乐。高兴、拜谢和快乐，都根源于虚怀。虚怀就能受益，受益就能光大了。德行学业有不崇高吗？因此君子的学问，固然应当虚怀，作为进修的基础。想要达到虚怀，如果不深刻认识到道体的无穷，也就不能勉强做到。”
孟子说：“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仁里，站立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上，行走在天下最宽阔的道路——义上。得志时，与百姓一同遵循它；不得志时，独自践行它。富贵不能使其迷惑，贫贱不能使其改变，威武不能使其屈服，这才叫做大丈夫。”
臣若水通说：广居指的是仁，正位指的是礼，大道指的是义，都是天理。因为它存于心中，所以叫广居；因为它践行于自身，所以叫正位；因为它施行于事务，所以叫大道。其实是一个理。居之、立之、行之，都是体认于心身。得志与百姓一同遵循，是将此理推广于人；不得志独自践行其道，是将此理藏于己身。君子只有这种学问，所以德行学业盛大而心地纯正，天理公正，富贵贫贱威武，外物与本性无关，怎么足以使他的心动摇呢？天理在于一心之中罢了，称之为广居，称之为正位，称之为大道，而又都称之为天下，又称之为大丈夫。这么大的德行学业，都根源于一心，道难道远吗？
孟子说：“君子用正道来深造，是想要他自得。自得，就能安居；安居，就能积蓄深厚；积蓄深厚，就能左右逢源。所以君子想要他自得。”
臣若水通说：孟子这一章的话，阐明自得的学问。深造，指造诣之深。道，是进取的方法，比如颜回的博文约礼，孟子的勿忘勿助就是这样。博文约礼，是知行并进的功夫；勿忘勿助，是中正自然的方法。这样，人心本体之中正，不假借丝毫人力，自然优游厌饫，而心得之于理了。心与理合一，所以安居；渊博如泉，所以积蓄深厚；本体确立作用运行，所以左右逢源。用正道深造，是自得的功夫；安居积蓄深厚、左右逢源，是自得的成效。由此看来，古人的学问，只在自得而已。此心此理，人所同得；后来的学者，只是没有得到其道罢了。子贡说：“找到门径的人或许很少。”程颐说：“学是为了达到圣人之道。”那么失去其道，找不到门径，即使竭尽终身之力，也不能达到自得了，能不讲求吗？
孟子说：“万物都具备于我身了，反身而诚，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强求恕道而行，求仁没有比这更近的了。”
臣若水通说：人心与天地万物同体，所以其理无不具备于我。上智的资质，明得尽渣滓便浑化，诚意纯乎天理，人已两忘，天地同体，所以说“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就是仁。其次则如其心一念善端萌发，体认扩充，以求恢复天理的全体，所以说“近仁”，这是知行的成功一样。《中庸》说：“诚是天之道，诚之是人之道。”又说：“诚则明，明则诚。”说的是其理一。有志于德行学业的人，尚且选择这些。
《中庸》说：“好学接近智，力行接近仁，知耻接近勇。知道这三者，就知道如何修身。”
臣若水通说：智仁勇达德，虽然有三者的区别，求之于吾心，只是此天理而已。见之分明，就是智；存之纯熟，就是仁；行之果确，就是勇。不是有两个。然而这怎么达到呢？在于好学、力行、知耻而已。所以困知、学知的人，通过学问思辨，求觉悟天理，虽然没有达到生知的大智，然而离智不远了。勉行、利行的人，加笃行之功，存存勉勉不间断，虽然没有达到安行的至仁，然而离仁不远了。不能不愧怍于天人，而以不如仁智者为耻，虽然没有达到圣人的大勇，然而有奋发果敢之志，离勇不远了。所谓近的是什么？因为其理一。由此而不止，那么智仁勇的境界就可以达到了。学者知道这个，好学、力行、知耻，是入德之门，那么达德立而达道行。所谓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的要旨就在这里了。对于修身有什么难的呢？这是进德修业的大端，孔子为其君哀公报告。那么为人君者，怎么可以不知道呢？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不学则已，学而不能，不放下；不问则已，问而不知，不放下；不思则已，思而不得，不放下；不辨则已，辨而不明，不放下；不行则已，行而不笃，不放下。别人一次能做到的，我一百次；别人十次能做到的，我一千次。果能这样做，虽然愚笨必定聪明，虽然柔弱必定刚强。
臣若水通说：这是孔子告诉哀公以明善诚
身之道也。五之字皆有所指，即天理是也。夫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者，皆求察见乎此而已矣。谓之笃行，即时察见，即时操存，自念虑以达于事为，皆是也。岂学问思辨之外，别有所谓行也哉？故曰知行并进者如此。或谓今日知，明日行；或谓读尽天下之书，穷尽天下之理，然后行，徒见其支离间脱，穷年卒嵗，无力行之日也。弗学以下，因上言其目，而此言其下手处也。学问思辨与行，弗能弗知弗得弗明弗笃，而不措至百倍其功者，乃所谓学之博，问之审，思之慎，辨之明，行之笃也。能尽其功，则虽困者且知，勉强者且能，而况学知利行者哉？愚而明，柔而强，气质之变化也。故学在乎变化气质而已。变而化之，则士可贤，贤可圣，圣可天矣。鲁之君臣能然，则亦文武之君臣，而文武之政可行也。惜乎鲁哀徒羙其言而不行，遗千载之一叹耳。
译这是修身的方法。这五个字都有所指，指的就是天理。所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都是为了求得察见这个天理罢了。所谓笃行，就是即时察见天理，即时持守存养，从内心的念头思虑一直延伸到外在的事为，都是这样。哪里会在学问思辨之外，另外有所谓的“行”呢？所以说知行并进就是这样的。有人说是今天求知，明天践行；又有人说是读尽天下的书，穷尽天下的理，然后才去践行，这只会显得支离破碎、脱节，耗尽一生，也没有力量去践行的日子。从“弗学”以下，是因为上文列举了修身的条目，而这里说的是着手用功的地方。对于学问思辨与践行，如果做不到、不知道、得不到、不明白、不笃实，却不肯加倍努力，这就叫做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如果能竭尽功夫，那么即使是愚钝的人也能知晓，勉强的人也能做到，何况那些生而知之、学而知之的人呢？愚钝变得明智，柔弱变得刚强，这是气质的变化。所以学习的关键在于变化气质罢了。通过变化气质，士人可以成为贤人，贤人可以成为圣人，圣人可以通达天道。鲁国的君臣如果能做到这样，也就等同于周文王、周武王的君臣，文王武王的政治就可以实行了。可惜鲁哀公只是空谈美好的言辞而不践行，留下了千载之后的一声叹息罢了。
故君子尊徳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臣若水通曰：此子思言脩徳以凝道之功也。性即天命之性，此徳性至贵。忘之则忽，助之则防，皆非尊也。勿忘勿助，尊之至也。道由也，由乎学问，乃有以知其徳性之真也。佛教亦言心性，以不事学问故差也。盖尊徳性行之也，道问学精之以知也。天下未有不精于知而能行之不差者也。广大髙明，心之本体；礼即理也，皆谓徳性也。致之极之，敦厚以崇之，皆以在心而言，所以尊徳性也。精防中庸旧闻，皆心之应事者，尽之道之温之，而使日新，所以问学也。在心为性，在事为学，尊徳性为行，道问学为知。知行并进，心事合一，而脩徳之功尽矣。徳脩而道自凝矣，此圣门合一之学。后世支离之弊寖兴。朱熹与项平父书曰：「子静专尊徳性，而熹平日道问学为多。」臣谓二者防其全，无独用之理也。虽以朱陆大儒，未免此说，而况于他者乎？有志于圣学者，诚不可以不讲焉。
格物通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二十八 明 湛若水 撰
进徳业三
左传·庄公八年》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仲庆父请伐齐师，公曰：“不可，我实不徳，齐师何罪？罪我之由。”《夏书》曰：“臯陶迈种徳，徳乃降。”姑务脩徳以待时乎？秋，师还。君子是以善鲁庄公。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仁人无敌于天下」，盖言有仁则强弱非所较也。齐之于鲁，犹齐鲁之于郕也。其大小强弱之不敌，皎然矣。以齐鲁之大而可加于郕之小，则夫以齐之强而可加于鲁之弱也，不难矣。向使鲁庄计不出此，徒欲以逞一时，其不为郕者，防希不用庆父之言，而惟脩徳是务，则固已无敌矣。是故君子善之。
僖公十九年，宋人围曹，讨不服也。子鱼言于宋公曰：「文王闻崇徳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徳无乃犹有所阙，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徳乎？无阙而后动。」
臣若水通曰：「宋襄急于求霸，不顾省徳，惟务伐人，围曹之役是也。至于鹿上之盟，反欲以小国争盟。公子目夷之所忧，以为祸者，其证成矣。子鱼之言虽不见用，然其引文王之事，则固可法。然子鱼之意，盖欲以善服人，而文王则脩徳而人服者也。进徳业者，又不可以不辨。」
宣公十一年，晋郤成子求成于众狄。众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晋。秋，会于櫕函，众狄服也。是行也，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闻之，非徳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继，其从之也。”《诗》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犹勤，况寡徳乎？“臣若水”通曰：“成犹言和好也。”櫕函，地名。召，谓召其来会也。“非徳”犹言“寡徳”也。前此郤成子为赵宣子谋者善矣，特其言尔。今观不欲召狄之会，乃欲徃而从之，拳拳以勤为言，则以身践之，非徒能言之而已也。用此道也，虽得志于天下可也，于众狄也何有？
国语·周语》有神降于莘。王问于内史过曰：「是何故国有之乎？」对曰：「有之。国之将兴，其君齐明，▯正精防恵和。其徳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徳而均布福焉。」
臣若水通曰：齐一也，▯中也。馨香芳香之升闻者，同犹一也。夫人君之徳，所以协上下而致休徴，通于神明者，一理之感应然也。故夏兴而祝融降于崇山，商兴而梼杌次于丕山，非其大验邪？内史谓：「莘神降以观徳政，有天下者可不务脩徳政，以为天地神人之主乎？」
周语》富辰曰：「夫义，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义则利不阜，不祥则福不降，不仁则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徳者，故能光有天下，而龢寜百姓，令闻不忘。」
臣若水通曰：「富辰，周大夫也。三徳：仁、义、祥也。有此三徳，则福利民至，理之自然，非为三者而后脩徳也
译所以君子尊崇德性，而通过学问来引导；达到广博宏大，而穷尽精微细致；追求极高明的境界，而践行中庸之道；温习旧知而获得新知，以敦厚之心来崇尚礼制。
臣湛若水阐释说：这是子思论述修养德性以凝聚大道的功效。性就是天命之性，这德性是最尊贵的。忘记了它就会疏忽，刻意帮助它就会产生偏颇，都不是真正的尊崇。不忘记也不刻意帮助，才是尊崇的极致。道是途径，通过学问的途径，才能知晓德性的真实。佛教也谈论心性，因为不从事学问所以有偏差。大概尊崇德性是实践，通过学问是精研以认知。天下没有不精于认知而能实践不出偏差的。广大高明，是心的本体；礼就是理，都称为德性。达到极致、敦厚并崇尚它们，都是从心而言，这就是尊崇德性的原因。精微、中庸、旧闻，都是心应对事物时的表现，穷尽它们、引导它们、温习它们，使它们日日更新，这就是学问的原因。在心为性，在事为学，尊崇德性是实践，通过学问是认知。知行并进，心事合一，修养德性的功夫就完备了。德性修养好了，大道自然凝聚，这是圣门合一的学问。后世支离破碎的弊端逐渐兴起。朱熹给项平父的信中说：“陆九渊专门尊崇德性，而我平日多致力于学问。”我认为两者应当兼顾其全，没有单独使用的道理。即使是朱熹、陆九渊这样的大儒，都难免有这样的说法，何况其他人呢？有志于圣学的人，确实不可以不研究这个问题。
格物通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二十八 明 湛若水 撰
进德业三
《左传·庄公八年》：夏天，鲁军和齐军包围了郕国。郕国向齐军投降。仲庆父请求攻打齐军，鲁庄公说：“不行，我实在没有德行，齐军有什么罪？罪过是由我引起的。”《夏书》说：“皋陶广泛播撒德行，德行于是降临。”姑且致力于修养德行以等待时机吧？秋天，军队撤回。君子因此称赞鲁庄公。
臣湛若水阐释说：孟子说“仁人在天下无敌”，是说有仁德就不比较强弱了。齐国对于鲁国，就像齐国和鲁国对于郕国一样。它们大小强弱的悬殊，很明显。以齐国和鲁国的强大可以加害于郕国的弱小，那么以齐国的强大加害于鲁国的弱小，就不难了。假如鲁庄公的计谋不出于此，只想逞一时之快，他不成为郕国那样的人，很少不用庆父的话，而只致力于修养德行，那么本来就已经无敌了。所以君子称赞他。
僖公十九年，宋国人包围曹国，讨伐不服从的曹国。子鱼对宋公说：“周文王听说崇国德行混乱而讨伐它，军队驻扎三十天而不投降，就退兵修养教化后再讨伐，于是凭借营垒而投降。《诗经》说：‘给妻子做榜样，推广到兄弟，用来治理家邦。’现在您的德行恐怕还有欠缺，却去讨伐别人，怎么办？何不姑且反省自己的德行呢？没有欠缺然后再行动。”
臣湛若水阐释说：“宋襄公急于求取霸业，不顾反省德行，只致力于讨伐别人，包围曹国的战役就是这样。到了鹿上之盟，反而想以小国争夺盟主。公子目夷所担忧的，认为会导致灾祸的，其证据就成立了。子鱼的话虽然没被采纳，但他引用文王的事迹，本来是可以效法的。然而子鱼的意思，是想以善来使人服从，而文王则是修养德行而使人服从的。进取德业的人，又不可以不分辨清楚。”
宣公十一年，晋国的郤成子向众狄求和。众狄厌恶赤狄的役使，于是臣服于晋国。秋天，在櫕函会盟，众狄臣服。这次行动中，各位大夫想召见狄人来会盟。郤成子说：“我听说，没有德行不如勤勉，不勤勉怎么能求得别人？能够勤勉且有后继，他们就会跟随。”《诗经》说：“文王尚且勤勉。”文王尚且勤勉，何况德行浅薄的人呢？臣湛若水阐释说：“成”就是和好。“櫕函”，地名。“召”，是说召他们来会盟。“非德”就是“寡德”的意思。此前郤成子为赵宣子谋划得很好，只是他的言语罢了。现在看他不想要召狄人来会盟，而是想要前往顺从他们，恳切地以勤勉为言，那么亲身实践，不只是能说说而已。用这个道理，即使得志于天下也可以，对于众狄有什么难的呢？
《国语·周语》：有神降临在莘地。周王问内史过说：“这是什么缘故国家会有这种情况呢？”回答说：“有的。国家将要兴盛，它的君主齐一清明，中正精微，恩惠和谐。他的德行足以彰显他的馨香，他的恩惠足以统一他的百姓。神灵享用而百姓听从，百姓和神灵没有怨恨，所以明神降临，观察他的政治德行而均匀地布施福气。”
臣湛若水阐释说：齐是一，中是中。馨香是芳香上升被闻见，同是一。人君的德行，用来协调上下而招致吉祥的征兆，通达于神明的，是一理感应如此。所以夏朝兴盛而祝融降临于崇山，商朝兴盛而梼杌次于丕山，这不是很大的验证吗？内史说：“莘神降临以观察德行政治，拥有天下的人可以不致力于修养德行政治，以作为天地神人的主宰吗？”
《周语》富辰说：“义，是用来产生利益的；祥，是用来侍奉神灵的；仁，是用来保护百姓的。不义则利益不丰富，不祥则福气不降临，不仁则百姓不来归附。古代的明王不失去这三种德行，所以能光明地拥有天下，而和谐安宁百姓，美好的名声不被遗忘。”
臣湛若水阐释说：“富辰，是周朝的大夫。三种德行：仁、义、祥。有这三种德行，那么福利百姓归附，是理的自然，不是为了这三者而后修养德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