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六十四 明 湛若水 撰
文公十八年，莒纪公生太子仆，又生季佗。爱季佗而黜仆，且多行无礼于国。仆因国人以弑纪公，以其寳玉来奔，纳诸宣公。公命与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冦出诸竟，曰：“今日必达。”公问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对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礼，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队。曰：‘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行父还观莒仆，莫可则也。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夫莒仆，则其孝敬则弑君父矣；则其忠信则窃寳玉矣。其人则盗贼也，其器则奸兆也。保而利之，则主藏也；以训则昬民无则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徳，是以去之。昔髙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髙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肃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皥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譛庸回，服防搜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竒。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狠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賔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竒、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賔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今行父虽未获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几免于戾乎？
臣若水通曰：「莒仆弑父之贼也，以寳玉奔鲁宣公，欲纳之，是党贼矣。季文子执而戮之以谢莒，是矣。然而不禀命于公朝，而自执国命，则其去莒仆无几矣。至其援帝舜之事以辨论，庶几明举措之大义于天下后世焉。」
宣公十六年春，晋士防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三月，献狄俘。晋侯请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防将中军，且为太傅。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羊舌职曰：「吾闻之，禹称善人，不善人逺，此之谓也。夫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氷』，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则国无幸民。谚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也。』是无善人之谓也。」
臣若水通曰：善人之用，舍国之利病由之。其于士防，见之矣。夫士防于文公七年奔秦，为迎子雍之故也。十三年还晋，为从夀余之计也。晋人不以其患，而终疑其臣；士会不以其怨，而终仇其君。此士防所以见用，而晋盗奔于秦。书曰：「邦之杌▯，曰由一人；邦之荣懐，亦尚一人之庆。」善人之于人国，岂可少哉？
襄公三年，晋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雠也。将立之，而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雠，不为謟；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解狐得举，祁午
译文公十八年，莒纪公生了太子仆，又生了季佗。他偏爱季佗而废黜了太子仆，并且在国内多次做出无礼的行为。太子仆于是凭借国内民众的力量弑杀了纪公，带着宝玉来投奔鲁国，献给宣公。宣公命令赏赐给他城邑，说：“今天一定要授予。”季文子派司寇把莒仆驱逐出境，说：“今天一定要让他到达边境。”宣公询问其中的缘故，季文子派太史克回答说：“已故的大夫臧文仲教导我侍奉君主的礼仪，我奉行这些礼仪周旋应对，不敢有丝毫遗漏。他说：‘看到对君主有礼貌的人，侍奉他就像孝子供养父母一样；看到对君主无礼的人，诛杀他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先君周公制定周礼说：‘根据法则来观察德行，根据德行来处理事务，根据事务来衡量功劳，根据功劳来供养百姓。’制定誓命说：‘破坏法则是贼，包庇贼人是藏，窃取财物是盗，盗取礼器是奸。主持包庇之名，依赖奸邪之用，是最大的凶恶德行。有常法而不赦免，这在九刑之中。’我不敢忘记，回头观察莒仆，没有什么可以效法的准则。孝敬忠信是吉德，盗贼藏奸是凶德。莒仆，论他的孝敬却弑杀了君父；论他的忠信却窃取了宝玉。这个人就是盗贼，那宝玉就是奸邪的征兆。保护他并使他获利，那就是主持包庇；以此作为训导，那么百姓就会昏乱而没有准则了。不衡量善行，而都在于凶德，因此要驱逐他。从前高阳氏有八个才子：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齐整圣明、广博渊深、明察公允、笃实诚信，天下的百姓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有八个才子：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他们忠诚肃敬、恭敬美好、宣扬慈爱、惠泽和顺，天下的百姓称他们为八元。这十六个家族，世代继承他们的美德，不丧失他们的名声，一直延续到尧的时代。尧不能举用他们，舜作为尧的臣子举用了八恺，让他们主管后土，来衡量百事，没有不按时序进行的，大地平坦，天道成就。举用八元，让他们在四方推行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国内安定，国外成就。从前帝鸿氏有一个不成材的儿子，掩盖正义、隐藏贼心，喜好施行凶恶德行，丑恶的同类、恶劣的事物，顽固愚昧不友善，与他勾结结党，天下的百姓称他为浑敦。少皥氏有一个不成材的儿子，毁坏信用、废弃忠诚，崇尚修饰恶言，静默谗言、平庸奸邪，服膺防备、搜求邪恶，用来诬蔑盛德，天下的百姓称他为穷奇。颛顼氏有一个不成材的儿子，不可教导，不懂话语，告诉他则顽固，放任他则愚昧，傲慢狠毒、违背明德，扰乱天常，天下的百姓称他为梼杌。这三个家族，世代继承他们的凶恶，增加他们的恶名，一直延续到尧的时代，尧不能去除他们。缙云氏有一个不成材的儿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犯欲望、崇尚奢侈，不可满足，聚敛积聚。实在不知道极限，不区分孤寡，不体恤穷困，天下的百姓把他比作三凶，称他为饕餮。舜作为尧的臣子，在四门接待宾客，流放四个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把他们投放到四方边远之地，用来抵御鬼怪。因此尧去世而天下如一，同心拥戴舜，让他做天子，因为他举用了十六个贤相，去除了四个凶人。所以《虞书》列举舜的功绩说：‘谨慎地彰显五典，五典能够顺从，没有违背教化的。’说：‘纳入百官，百官按时序，没有废弃事务的。’说：‘在四门接待宾客，四门肃穆，没有凶人的。’舜有二十项大功而成为天子，现在行父虽然没有得到一个吉人，但去除一个凶人，这也是舜二十项大功中的其中一项，或许可以免于罪过吧？”
臣若水通说：“莒仆是弑杀父亲的贼人，带着宝玉投奔鲁宣公，想要献给他，这是包庇贼人。季文子抓住他并杀了他以向莒国谢罪，这是对的。然而他不禀报君主朝廷，而擅自执掌国命，那么他驱逐莒仆的做法也就差不多了。至于他援引帝舜的事情来辩论，或许可以阐明举措的大义给天下后世看。”
宣公十六年春天，晋国士防率领军队灭掉了赤狄的甲氏以及留吁、铎辰。三月，进献狄人的俘虏。晋侯向周王请示。戊申日，周王用黻冕任命士防统领中军，并且担任太傅。这时晋国的盗贼逃奔到秦国。羊舌职说：“我听说，禹称赞善人，不善的人远离，说的就是这个。《诗》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是善人在上位。善人在上位，那么国家就没有侥幸得志的百姓。谚语说：‘百姓多侥幸，是国家的不幸。’这就是没有善人的意思。”
臣若水通说：善人的任用，舍弃国家的利弊由此决定。这在士防身上看得出来了。士防在文公七年逃奔秦国，是因为迎接子雍的缘故。十三年回到晋国，是因为听从寿余的计策。晋国人不因为他的祸患，而始终怀疑他的臣子；士会不因为他的怨恨，而始终仇视他的君主。这就是士防被任用，而晋国盗贼逃奔秦国的原因。《书》说：“国家的动摇，是由一个人引起的；国家的荣耀，也是由一个人的喜庆带来的。”善人对人国，难道可以缺少吗？
襄公三年，晋国祁奚请求告老。晋侯询问继承人，祁奚推荐解狐，他是自己的仇人。将要立他，但他死了。又询问，回答说：“祁午可以。”这时羊舌职死了。晋侯说：“谁可以代替他？”回答说：“羊舌赤可以。”于是让祁午担任中军尉，羊舌赤辅佐他。君子认为祁奚在这件事上能够举荐善人了。推荐他的仇人，不是谄媚；立他的儿子，不是结党；举荐他的副手，不是偏私。《商书》说：“没有偏私没有结党，王道浩浩荡荡。”说的就是祁奚吧。解狐得到举荐，祁午
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惟善，故能举其类。《诗》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译祁黄羊得到了职位，伯华得到了官职。设立一个官职而三种人才得以成就，这是因为他能够推举贤良。正因为贤良，所以能够推举与他同类的人。《诗经》说：“正因为他有这种品德，所以才能推举与他相似的人。”祁奚就具备这种品德。
臣若水通曰：祁奚举解狐，其仇也；举祁午，其子也。人臣事君之道，先国家而后己私。夫才足以任事，惟其人而已。内不避亲以自嫌，外不弃雠以生忌。吾庸知其亲与雠哉？惟其人而已矣。自嫌生忌，此大臣之所以私也。非贤哲尽忠于君而公天下之心也。祁奚可不谓之贤乎？若臧文仲之窃位者，可以少愧矣。
襄公二十六年，初，楚伍参与蔡太师子朝友，其子伍举与声子相善也。伍举娶于王子牟，王子牟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举实送之。”伍举奔郑，将遂奔晋，声子将如晋，遇之于郑郊，班荆相与食，而言复故。声子曰：“子行也，吾必复子。”及宋向戍将平晋楚，声子通使于晋，还如楚，令尹子木与之语，问晋故焉，且曰：“晋大夫与楚孰贤？”对曰：“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子木曰：“夫独无族姻乎？”对曰：“虽有而用楚材实多。”归生闻之，善为国者赏不僣而刑不滥，赏僣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僣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无善人则国从之。《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也。故《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惧失善也。《商颂》有之曰：“不僣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此汤所以获大福也。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将赏为之加膳，加膳则饫赐，此以知其劝赏也。将刑为之不举，不举则彻乐，此以知其畏刑也。夙兴夜寐，朝夕临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礼之大节也。有礼无败，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所谓不能也。子仪之乱，析公奔晋，晋人寘诸戎车之殿，以为谋主。绕角之役，晋将遁矣，析公曰：“楚师轻窕，易震荡也。若多鼔钧声以夜军之，楚师必遁。”晋人从之，楚师宵溃，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郑于是不敢南面，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雍子之父兄譛雍子，君与夫人不善是也。雍子奔晋，晋人与之鄐，以为谋主。彭城之役，晋楚遇于靡角之谷，晋将遁矣，雍子发命于军曰：“归老幼，反孤疾，二人役归，一人。”简兵搜乘，秣马蓐食，师陈焚次，明日将战，行归者而逸楚囚，楚师宵溃。晋降彭城而归诸宋，以鱼石归楚，失东夷。子辛死之，则雍子之为也。子反与子灵争夏▯，而雍害其事，子灵奔晋。晋人与之邢，以为谋主，扞御北狄，通吴于晋，教吴叛楚，教之乘车射御，驱侵使其子狐庸为吴行人焉。吴于是伐巢，取驾，克棘，入州来。楚罢于奔命，至今为患，则子灵之为也。若敖之乱，伯贲之子贲皇奔晋，晋人与之苖，以为谋主。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军而陈，晋将遁矣。苖贲皇曰：“楚师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灶，成陈以当之，栾范易行以诱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败之。”晋人从之，楚师大败，王夷师▯子反死之。郑叛，吴兴，楚失诸侯，则苗贲皇之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声子曰：“今又有甚于此。”椒举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谓椒举女实遣之，惧而奔郑，引领南望曰：“庶几赦余，亦弗图也。”今在晋矣。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彼若谋害楚国，岂不为患？子木惧，言诸王，益其爵禄而复之。声子使椒鸣逆之。
臣若水通曰：楚以王子牟得戾之故，而疑伍举不明也。使惧而奔郑，不公也。声子明足以知其贤，故为多辞以警楚，而惧子木。虽以成其吾，必复子之一言。然而心则公矣。既而伍举得归，子孙复仕楚。声子之有力于楚也。然则为人君者，国有杞梓皮革之材，毋为四方资哉？
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説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
臣若水通曰：「大
译臣若水通说：祁奚举荐解狐，解狐是他的仇人；举荐祁午，祁午是他的儿子。臣子侍奉君主的原则，是先考虑国家而后考虑个人私利。只要才能足以胜任事务，只看这个人是否合适罢了。对内不回避亲属以自避嫌疑，对外不抛弃仇人以滋生忌恨。我哪里知道他是亲属还是仇人呢？只看这个人是否合适罢了。因避嫌而滋生忌恨，这是大臣徇私的原因。这不是贤明哲士忠于君主、为天下公道的本心。祁奚能不被称为贤人吗？像臧文仲那样窃据高位的人，应当对此稍感羞愧了。
鲁襄公二十六年，起初，楚国的伍参与蔡国太师子朝交好，伍参的儿子伍举与声子关系友善。伍举娶了王子牟的女儿，王子牟担任申公时逃亡，楚国人说：“是伍举实际送他走的。”伍举逃到郑国，打算接着逃往晋国，声子正要去晋国，在郑国郊外遇见了他，两人铺开荆条坐下一起吃饭，谈论返回故国的事。声子说：“你走吧，我必定让你回国。”等到宋国向戍打算调停晋楚两国关系时，声子出使晋国，回国后到了楚国，令尹子木与他交谈，询问晋国的情形，并且说：“晋国的大夫和楚国的大夫谁更贤能？”声子回答说：“晋国的卿不如楚国的卿，但晋国的大夫却贤能，都是做卿的材干。就像杞树、梓树和皮革一样，都是从楚国流向晋国的。虽然楚国有人才，但晋国却在实际使用他们。”子木说：“难道他们没有宗族姻亲吗？”声子回答说：“虽然有，但使用楚国人才的情况确实很多。”
归生听到这番话，认为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奖赏不越制，刑罚不滥施。奖赏越制就担心会波及奸邪之人，刑罚滥施就担心会波及善良之人。如果不幸出现偏差，宁可奖赏越制也不要刑罚滥施，与其错失善人，宁可让奸邪之人得利。没有善人，国家就会随之衰败。《诗经》说：“人才流失，国家衰败。”说的就是没有善人的情况。所以《夏书》说：“与其杀害无辜，宁可失于不常法度。”这是害怕错失善人。《商颂》中有这样的话：“不越制不滥施，不敢懈怠荒废，命令下达到诸侯国，建立他们的福祉。”这就是商汤获得大福的原因。古代治理百姓的人，鼓励奖赏而畏惧刑罚，体恤百姓不知疲倦。在春夏季节施行奖赏，在秋冬季节施行刑罚，因此将要奖赏时增加膳食，增加膳食就厚赐，由此可以看出他们鼓励奖赏。将要刑罚时不举乐，不举乐就撤去音乐，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畏惧刑罚。早起晚睡，早晚亲临政事，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体恤百姓。这三点是礼的重大节操。有礼就不会失败，现在楚国滥用刑罚，楚国的大夫逃死到四方，并成为那里的谋主，来危害楚国，无法救治，这就是所说的不能治理。
子仪作乱，析公逃到晋国，晋国人把他安置在戎车的后面，作为谋主。绕角之战，晋军将要撤退，析公说：“楚军轻浮，容易动摇。如果多击鼓齐声在夜间袭击他们，楚军必定撤退。”晋国人听从了他的建议，楚军连夜溃败，晋国于是入侵蔡国，袭击沈国，俘获了沈国国君，在桑隧打败申、息两地的军队，俘获申丽而回。郑国因此不敢面向南方，楚国失去华夏地区，这都是析公造成的。
雍子的父兄诬陷雍子，国君和夫人对此不满。雍子逃到晋国，晋国人把鄐地给他，作为谋主。彭城之战，晋楚两军在靡角之谷相遇，晋军将要撤退，雍子在军中发布命令说：“让老幼回去，让孤儿病人回去，两人服役的回去一人。”精简士兵，搜索战车，喂饱马匹，在草席上吃饭，军队列阵焚烧营帐，第二天将要作战，让回去的人逃跑楚国的俘虏，楚军连夜溃败。晋国降服彭城并把它归还给宋国，把鱼石带回楚国，失去了东夷地区。子辛为此而死，这都是雍子造成的。
子反与子灵争夺夏姬，而雍害了子灵的事，子灵逃到晋国。晋国人把邢地给他，作为谋主，抵御北狄，使吴国与晋国相通，教吴国背叛楚国，教他们乘车射箭驾驭，驱使侵扰，让他的儿子狐庸担任吴国的行人。吴国于是攻打巢国，夺取驾地，攻克棘地，进入州来。楚国疲于奔命，至今成为祸患，这都是子灵造成的。
若敖之乱，伯贲的儿子贲皇逃到晋国，晋国人把苗地给他，作为谋主。鄢陵之战，楚军清晨逼近晋军列阵，晋军将要撤退。贲皇说：“楚军精锐在中军，只是王族罢了。如果填井平灶，列阵抵挡他们，栾氏、范氏变换行列引诱他们，中行氏、二郤必定能打败二穆，我们再把四军汇聚到他们的王族，必定大败他们。”晋国人听从了他的建议，楚军大败，楚王受伤，子反战死。郑国叛离，吴国兴起，楚国失去诸侯，这都是苗贲皇造成的。
子木说：“这些都是这样。”声子说：“现在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椒举娶了申公子牟的女儿，子牟获罪逃亡。国君和大夫认为椒举的女儿实际送走了他，椒举害怕逃到郑国，伸颈南望说：“希望赦免我，也没有考虑。”现在他在晋国了。晋国人将要给他县邑，以比肩叔向，他如果谋划危害楚国，难道不会成为祸患吗？子木害怕，向楚王进言，增加他的爵位俸禄并让他回国。声子派椒鸣去迎接他。
臣若水通说：楚国因为王子牟获罪的原因，而怀疑伍举，这是不明智的。使他害怕而逃到郑国，是不公正的。声子明智足以知道他的贤能，所以用许多言辞来警示楚国，并使子木害怕。虽然是为了实现“我必定让你回国”的一句话，但内心是公正的。后来伍举得以回国，子孙又在楚国做官。声子对楚国是有力的。那么作为君主，国家有杞树、梓树、皮革这样的人才，不要成为四方的资敌之物吗？
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札来聘问，见到叔孙穆子，很喜欢他。对穆子说：“您恐怕不得善终吧？喜好善人却不能选择人。我听说君子致力于选择人，您作为鲁国的宗卿而担任大政，不慎重举荐，怎么能胜任呢？祸患必定波及您。”
臣若水通说：“大
臣之于人，不可不择也。上以病国，下以杀身，可不慎哉！」季札于叔孙穆子之好善，不能自择，而知其不得死焉。甚矣，小人之为人祸！辨之不可不早也。好善犹有不择，况不好乎？择之犹惧不明，况不择乎？穆子顾以梦求牛竪，而不知杀穆子者，牛竪也。至于饥渴授戈之际，乃思季札之言，悔无及矣。
译臣下对于君主，是不可不加以选择的。对上会危害国家，对下会招致杀身之祸，能不谨慎吗！」季札因为叔孙穆子喜好善人，自己不能做出选择，却预知他不得善终。小人为祸之烈，真是到了极点！辨别他们不可不早啊。喜好善人尚且有不加选择的情况，何况不喜好善人呢？加以选择尚且担心不能明察，何况不加选择呢？穆子竟然通过做梦去寻求那个牧牛童子，却不知道杀害穆子的，正是那个牧牛童子。到了饥饿口渴、被迫交出兵戈的时候，才想起季札的话，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襄公三十一年，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爱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学焉，夫亦愈知治矣。”子产曰：“不可。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则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其谁敢求爱于子？子于郑国，栋也。栋折榱崩，侨将厌焉，敢不尽言？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者制焉，其为美锦，不亦多乎？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臣若水通曰：“先王之礼，幼学而壮行，必四十曰彊而仕，所以期其学成而达之政也。”子皮欲爱人以政，子产欲学而入政，其得失固相悬絶，不暇论也。后世之君，于先王养士用人之礼废矣，往往及童而进用之，至使为人长者，乃年少新进之士。子产所谓“使学者制锦，未能操刀而使割”者也。为人君及主荐士者，当思所以抑之，期之归学十数年，然后入仕，庶乎爱人庇身之道得，而治亦未必无大补云。
国语·晋语》臼季使见冀缺耨，其妻馌之，敬相待如賔，从而问之，冀芮之子也。与之归，进于文公。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对曰：“国之良也，灭其前恶，是故舜之刑也，殛鲧，其举也，兴禹。”
臣若水通曰：「臼季，胥臣也。灭，犹盖也。殛，诛也。鲧，禹父。夫臧否异人，故赏罚异施。圣王以其心公天下而不私，故赏罚以其人，不以其类也。故大舜于鲧则殛之，于禹则兴之，岂系于世类哉？」臼季与冀缺同升诸公，其庶乎得圣人之义矣哉！
晋语：赵宣子曰：「吾闻事君者，比而不党。夫周以举义，比也；举以其私，党也。」
臣若水通曰：「阿私曰党，忠信为周。夫进退贤否，是非以公君相之事也。匪义比焉，则入于私党矣。」赵宣子比而举韩献子，不负所举，两得之矣。
晋语·阳毕言于平公曰：「明训在威，权威权在君。君抡贤人之后有常位于国者而立之，亦抡逞志亏君以乱国者之后而去之。是遂威而逺权，民畏其威而懐其德，莫能勿从。若从，则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恶，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则莫思乱矣。」
臣若水通曰：抡选也。君谓平公、悼公之子彪也。常位谓世有功烈而中防者，遂申也。逺权谓权及后嗣也。畜养也，言皆可畜养而教导之也。偷茍也。夫人君之治天下国家也，在明训；明训之行也，在威权。明训以令之，威权以励之，则威德并行，而民劝于善，莫敢不善矣。阳毕劝平公以举措之权，可谓达为国之要者欤？为人君，宜取法焉。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魏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有言曰：『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对曰：「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君召卜相，果谁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吴起，臣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君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传，臣进屈侯鲋。以耳目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克曰：「魏成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叚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所进五人，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比也？」璜再拜曰：「璜鄙人也，愿卒为弟子。」
臣若水通曰：「大臣以荐贤为功者也。故其荐大贤者，其功大；荐小贤者，其功小。其功大者，受上赏；其功小者，受下赏。则大臣孰不知进贤，而贤才孰不欲自效哉！」今之进人者，遗其大而用其小，是自小其功也。翟璜所举，岂足与子夏之徒为等匹哉？以是卜相受上赏矣。然璜再拜而自称鄙人，不难于自屈，其亦贤于子方之骄人、干木之迫切者欤？
安王二十五年，子思言茍变于卫侯曰：“其才可将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
译襄公三十一年，子皮打算让尹何管理封邑。子产说：“年轻人阅历浅，不知道行不行？”子皮说：“我愿意爱护他，他不会背叛我。让他去那里学习，他也就更懂得治理了。”子产说：“不行。人们爱护别人，是求利于他。现在您爱护人，就让他从政，就像还没学会拿刀却让他去割肉，那伤害实在太多。您爱护人，却伤害了他，谁还敢向您求取爱护呢？您对郑国来说，是栋梁。栋梁折断，屋椽崩塌，侨将被压死，怎敢不尽情进言？您有美丽的锦缎，不会让人拿它来学习裁制。大的官职和封邑，是自身赖以庇护的，却让初学者去裁制，这与美丽锦缎相比，不是更珍贵吗？侨听说先学习然后从政，没听说拿政事来学习的。如果真这样做，必定会有害处。”
臣若水通说：“先王的礼制，是年幼时学习，壮年时行事，一定要等到四十岁身体强健才出仕，这是期望他们学业完成再通达于政事。”子皮想通过政事来爱人，子产主张先学习再从政，两者的得失本来相差悬殊，不必多论。后世的君主，废弃了先王培养士人、任用人才的礼制，往往等到孩童时就提拔任用他们，以至于让年长的人，反而成为年少新进之士。这正是子产所说的“让初学者裁制锦缎，还没学会拿刀就让他去割肉”的情况。作为君主和推荐士人的人，应当思考如何抑制这种现象，期望他们回归学习十几年，然后再出仕，这样爱护他人、庇护自身的道理才能得到，而治理国家也未必没有大的补益。
《国语·晋语》记载，臼季出使时看见冀缺在除草，他的妻子给他送饭，两人恭敬相待如同宾客，臼季跟随询问，得知他是冀芮的儿子。臼季带他回去，向晋文公推荐。文公说：“他的父亲有罪，可以吗？”臼季回答说：“他是国家的良才，掩盖他以前的过错，所以舜的刑罚，是诛杀鲧，而举荐的，是兴起禹。”
臣若水通说：“臼季，就是胥臣。灭，就是掩盖。殛，就是诛杀。鲧，是禹的父亲。臧否不同的人，所以赏罚不同地施行。圣王以公心对待天下而不偏私，所以赏罚依据那个人，不依据他的类别。所以大舜对鲧就诛杀他，对禹就举荐他，哪里是拘泥于世袭类别呢？”臼季与冀缺一同升任公卿，大概符合圣人的道义了吧！
《晋语》记载，赵宣子说：“我听说侍奉君主的人，要结合同道者而不结党营私。以公正之心举荐贤义，是结合同道者；以私心举荐，是结党营私。”
臣若水通说：“阿谀私情叫作党，忠信叫作周。进退贤愚，是非判断，是君主和宰相公事。如果不以道义结合同道者，就会陷入私党。”赵宣子结合同道者举荐韩献子，没有辜负所举荐的人，两人都得到了好处。
《晋语》记载，阳毕对晋平公说：“明确的训诫在于威严，威严和权柄在于君主。君主选拔贤人之后，在国内有固定职位的就任用他，也选拔那些逞志亏损君主、扰乱国家的人的后代而罢免他们。这是申张威严而疏远权柄，百姓畏惧他的威严而感怀他的恩德，没有人能不顺从。如果顺从，那么民心都可以蓄养。蓄养民心并知道他们的喜好厌恶，百姓谁敢苟且偷生？如果不苟且偷生，就不会有人想造反了。”
臣若水通说：“抡，就是选拔。君，指平公，是悼公的儿子彪。常位，指世代有功绩且合乎法度的人，遂，就是申张。逺权，指权柄波及后代。畜，就是蓄养，意思是都可以蓄养并教导他们。偷，就是苟且。人君治理天下国家，在于明确的训诫；明确训诫的施行，在于威严和权柄。用明确训诫命令他们，用威严权柄勉励他们，那么威严和恩德并行，百姓就会劝勉为善，没有人敢不为善了。阳毕劝平公掌握举荐罢免的权柄，可以说是通晓治国要领的人吧？作为君主，应当取法于此。”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魏文侯对李克说：“先生曾经说过：‘家里贫穷就想贤惠的妻子，国家动乱就想贤良的宰相。’现在要任用的不是成璜就是翟璜，这两个人怎么样？”李克回答说：“闲居时看他亲近什么人，富贵时看他结交什么人，显达时看他举荐什么人，困窘时看他不做什幺事，贫穷时看他不要什么。这五点足以确定人选了。”文侯说：“先生请回府，我的宰相人选确定了。”李克出去后，翟璜问：“君主召见卜问宰相，果然谁担任了？”李克说：“魏成。”翟璜愤然说：“西河的守将吴起，是我推荐的。君主在内担忧邺城，我推荐西门豹；君主想讨伐中山，我推荐乐羊；中山已经攻下，没有派人镇守，我推荐先生；君主的儿子没有老师，我推荐屈侯鲋。凭耳目所见的，我哪里对不起魏成？”李克说：“魏成享受千钟俸禄，十分之九用在外面，十分之一用在家里，因此从东方得到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个人，君主都把他们当作老师。你所推荐的五个人，君主都把他们当作臣子，怎么能和魏成相比呢？”翟璜拜了两拜说：“璜是鄙陋的人，愿意终身做您的学生。”
臣若水通说：“大臣以推荐贤才为功劳。所以推荐大贤才的，功劳大；推荐小贤才的，功劳小。功劳大的，受上等赏赐；功劳小的，受下等赏赐。那么大臣谁不知道进荐贤才，而贤才谁不想自我效命呢！”现在进荐人才的人，舍弃大的而用小的，是自我减小功劳。翟璜所举荐的，哪里足以和子夏等人相提并论呢？因此魏成被卜问为宰相而受上等赏赐。然而翟璜拜了两拜自称鄙陋，不难以自我谦卑，这也比田子方的骄横、段干木的急切要贤明吧？
安王二十五年，子思向卫侯推荐苟变说：“他的才能可以统领五百辆战车。”卫侯说：“我知道他可以统领，但苟变曾经做官吏，向百姓征税时吃了百姓两个鸡蛋，所以不任用他。”子思说：
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公再拜曰：“谨受教矣。”臣若水通曰：“周公无求备于一人，其使人也器之，故随材而用。木者大匠之职也，随才而用人者，君相之职也。子思之言，可以为万世人君大臣用人者之法矣。”
译圣人在任用官吏时，就像工匠使用木材一样，选取他们的长处，舍弃他们的短处。所以杞树和梓树虽然粗大得需要多人合抱，却有几尺长的朽木，优秀的工匠也不会因此抛弃它们。如今您处在战国时代，选拔勇猛善战的将士，却因两个鸡蛋的小事而抛弃能捍卫国家的将领，这种做法不能让邻国听到。”齐桓公拜了两拜说：“我恭敬地接受您的教诲。”臣子若水通说：“周公不对一个人求全责备，他在用人时像使用器物一样，所以能根据才能来任用。木材是优秀工匠的职责范围，根据才能来用人，则是君主和宰相的职责。子思的这番话，可以作为后世万代君主和大臣用人所遵循的法度。”
周显王十四年，齐威王、魏惠王防田于郊。惠王曰：「齐亦有寳乎？」威王曰：「无有。」惠王曰：「寡人国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岂以齐大国而无寳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寳者，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防，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盻子者，使守髙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十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惭色。
臣若水通曰：「于此可以占齐魏之彊弱也。」书曰：「玩人丧德，玩物丧志。」魏惠王以之。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寳，惟善以为寳。」威王以之。威王不惟寳，得其人，而又烹阿大夫，封即墨，且审于用人。此齐国所以日彊也。其后不悟奸人之计，而多受间金。王贲捽入，而卒至于亡。彼一齐也，前以审人而彊，后以不审人而失。有国家者，可不鉴诸？
赧王三年，燕昭王谓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马者，马已死，买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防人曰：‘死马且买之，况生者乎？’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逺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于是士争趋燕，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昭王以乐毅为亚卿，任以国政。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风，感应而已矣。故人君好贤，则天下之贤应之；人君而好佞，则天下之佞亦应之。故人君好贤恶佞，则其感应之速，不旬月而风天下矣。燕得乐毅，破齐以雪先人之耻，盖由燕王之师郭隗以风动之也。况有道之君，能以所知之贤才而善用之，则四海之贤风动响应，皆有帝臣之愿，不期然而然者矣。天下何难于治哉？
汉髙帝五年夏五月，帝置酒洛阳南宫。上曰：「彻侯诸将，毋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髙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氏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妬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餽不絶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羣臣悦服。
臣若水通曰：「书云：『知人则哲，能官人。』故用人由于知之深也。髙祖论三人之贤，而皆自以不如，哲足以知之矣，故能用之以兴帝业。项羽之于范增，不能用之者，虽出于嫉忌之私，亦其知之不深也。然而髙帝『不如之』言，中亦不无畏惮之心乎？此韩信之所以不终也。于子房，功成智隐，固有所不及矣。」
汉哀帝建平三年四月，王嘉为丞相。嘉以时政苛急，郡国守相数有变动，乃上疏曰：“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茍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或居官数月而退，中材茍容求全，下材懐危内顾。唯陛下留神于择贤，记善忘过，此方今急务也。”
臣若水通曰：天地恒久，而万物化生；圣人久于道，而天下化成。久任之説，善矣。然后世徒知久任之善，而不知本，则其败壊又有甚焉。茍得善人而久其任，则百年而泽愈深；茍得恶人而久任焉，则其殃民盖不能旦夕堪者，时日曷丧之怨，可胜道耶？故王嘉之疏有曰：「择贤，曰记善，曰忘过，三者其本矣。」盖得贤而不记其善，记善而不忘其过，则贤者不乐于从事。茍不择贤，则无可记之善，而徒忘其过焉，殃民之祸有所不堪矣。故三者备矣，而行
译周显王十四年，齐威王和魏惠王在郊外打猎。魏惠王说：“齐国也有宝物吗？”齐威王说：“没有。”魏惠王说：“我的国家虽然小，还有直径一寸的明珠，能照亮前后各十二辆车的有十颗。难道齐国这样的大国却没有宝物吗？”齐威王说：“我所认为的宝物，与大王不同。我的臣子中有位叫檀子的，派他镇守南城，楚国人就不敢来侵犯，泗水流域的十二个诸侯都来朝拜。我的臣子中有位叫盼子的，派他镇守高唐，赵国人就不敢向东到黄河捕鱼。我的官吏中有位叫黔夫的，派他镇守徐州，燕国人就在北门祭祀，赵国人就在西门祭祀，迁徙来归顺的有七十多家。我的臣子中有位叫种首的，派他防备盗贼，路上就没有人拾取别人遗失的东西。这四位臣子，他们的威德能照耀千里，难道仅仅是照亮十二辆车吗？”魏惠王露出惭愧的神色。
臣子若水通说：“从这里可以判断齐国和魏国的强弱了。”《尚书》说：“玩弄人就会丧失德行，玩弄物就会丧失志向。”魏惠王就是这样。《楚书》说：“楚国没有什么可当作宝物的，只把善于治理国家当作宝物。”齐威王就是这样。齐威王不看重宝物，得到了贤能的人，而且烹杀了阿地的大夫，封赏了即墨的县令，并且在用人方面很审慎。这就是齐国日益强大的原因。后来齐国没有识破奸人的计谋，反而多次接受离间用的贿赂。王贲攻入齐国，最终导致灭亡。同一个齐国，以前因为审慎用人而强大，后来因为不审慎用人而失国。拥有国家的人，能不以此为鉴戒吗？
周赧王三年，燕昭王对郭隗说：“齐国趁我国动乱而袭击攻破燕国，我深知燕国弱小力量少，不足以报仇。但如果真能得到贤士与我共同治理国家，来洗雪先王的耻辱，那是我的愿望。先生看看谁合适，我就亲自侍奉他。”郭隗说：“古代的君主，有用千金派近侍去求千里马的，马已经死了，用五百金买了它的骨头回来。君主很生气，近侍说：‘死马尚且买它，何况活马呢？’马很快就到了。”不到一年，千里马到了三匹。现在大王一定要招致贤士，就从我郭隗开始，何况比我贤能的人，难道会远隔千里吗？”于是燕昭王为郭隗改建宫殿，并以师礼对待他。于是贤士争相奔赴燕国，乐毅从魏国前往，剧辛从赵国前往。昭王任命乐毅为亚卿，把国家政事托付给他。
臣子若水通说：“天下的风气，不过是感应罢了。所以君主喜好贤才，天下的贤才就会响应；君主喜好谄媚小人，天下的谄媚小人也会响应。所以君主喜好贤才厌恶谄媚小人，那么这种感应的速度，不出十天半月就能风靡天下。燕国得到乐毅，攻破齐国来洗雪先人的耻辱，大概是因为燕王以郭隗为师来感化带动的结果。何况有道的君主，能够凭借所了解的贤才而善加任用，那么四海之内的贤才都会感化响应，都有成为帝王臣属的愿望，不期望却自然如此。天下有什么难治理的呢？
汉高帝五年夏天五月，高帝在洛阳南宫摆设酒宴。皇上说：“列侯和将领们，不要隐瞒我，都要说出真实情况。我之所以得到天下是什么缘故？项氏之所以失去天下是什么缘故？”高起、王陵回答说：“陛下傲慢且侮辱人，项氏仁爱且爱护人。但是陛下派人攻城略地，就把土地封给他们，与天下人共享利益。项羽嫉妒贤能，对有功劳的人加以陷害，对贤能的人加以猜疑，这就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皇上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军帐中谋划策略，在千里之外决定胜负，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军饷使粮道不断，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豪杰，我能任用他们，这就是我取得天下的原因。项羽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任用，这就是他被我擒获的原因。”群臣心悦诚服。
臣子若水通说：“《尚书》说：‘了解人就是明智，能够任命官员。’所以用人在于深入了解。高祖评论三人的贤能，都自认为不如他们，明智足以了解他们了，所以能任用他们来兴盛帝业。项羽对于范增，不能任用他，虽然出于嫉妒猜忌的私心，也是因为他了解得不深。然而高帝‘不如他们’的话，心中难道没有畏惧忌惮之心吗？这就是韩信不能善终的原因。对于张良，功成后隐藏智慧，本来就有不及的地方。”
汉哀帝建平三年四月，王嘉担任丞相。王嘉认为当时政令苛刻急迫，郡国的守相频繁变动，于是上奏章说：“孝文帝时，做官的人有的子孙长久任职，以官职为姓氏，仓氏、库氏就是仓库官吏的后代。那些二千石的高级官员，也安心于官职乐于职守，然后上下互相期望，没有人有苟且敷衍的意思。后来逐渐改变，公卿以下有的人做官几个月就退职，中等才能的人苟且迎合以求保全，下等才能的人心怀畏惧只顾自身。希望陛下留心选择贤才，记住善行忘记过错，这是当今的紧急事务。”
臣子若水通说：“天地恒久，万物化生；圣人长久坚持道义，天下就能教化成功。长期任用的说法，很好。但是后世只知道长期任用的好处，却不知道根本，那么其败坏又有更严重的。如果得到好人而长期任用，那么百年之后恩泽会更深；如果得到坏人而长期任用，那么其祸害百姓简直不能早晚忍受，‘时日曷丧’的怨恨，可以说得尽吗？所以王嘉的奏章说：‘选择贤才，记住善行，忘记过错，这三者是根本。’大概得到贤才而不记住他的善行，记住善行却不忘记他的过错，那么贤才就不乐于做事。如果不选择贤才，那么就没有可记住的善行，而只是忘记他的过错，祸害百姓的灾难就难以承受了。所以这三者具备，并且实行
光武建武十一年，帝以扶风郭伋为渔阳太守。伋承离乱之后，养民训兵，开示威信，盗贼销散，匈奴逺迹。在职五年，户口增倍。后为并州牧，过京师，帝问以得失。伋曰：“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是时在位多乡曲故旧，故伋言及之。
臣若水通曰：「立贤无方，旁求俊彦，此汤之所以王也。四海之内，四海之外，茍有贤者，斯用之矣。夫用贤任官，以为天下之民也，非以为乡曲故旧也。光武之用人，既以乡曲故旧，至于任公卿之重，皆以图防焉。谓之贤君，犹有此憾也。其所以复旧物至小康者，防时势之易然尔。郭伋其贤矣哉！」
章帝元和元年，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寖疎，咎在州郡。有诏下公卿朝臣议。大鸿胪韦彪上议曰：“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先，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鍜链之人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然其要归，在于选二千石。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枢要，在于尚书。尚书之选，岂可不重？”帝皆纳之。
臣若水通曰：「以阀阅用人，亦当时之弊，而末世所同也。」韦彪简贤以孝行之説，可谓近古矣。夫为治，莫先于用贤；得贤，又系于荐举；而荐举则在二千石、尚书也。使任是二职者果贤，则荐举公，贤才进，而天下治矣。然则人君欲图治者，用人必先于德行，而责成于举主，然后可也。
汉安帝延光元年，汝南太守王龚好才爱士，以袁阆为功曹，引进郡人陈蕃、黄宪等。宪虽不屈，蕃遂就吏。颍川荀淑遇宪于逆旅，时年十四，淑竦然异之，揖与语移日，不能去，谓宪曰：“子，吾之师表也。”既而前至袁阆所，问曰：“子国有顔子，宁识之乎？”阆曰：“见吾叔度耶？”时同郡戴良才髙倨傲，而见宪未尝不正容，及归罔然若有失也。陈蕃及周举常相谓曰：“数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游汝南，先过袁阆，不宿而退；进往从宪，累日方还。或以问泰，泰曰：“奉髙之器，譬诸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
臣若水通曰：「东汉诸贤，黄宪其最髙乎？而郭泰、徐穉次之，陈蕃次之。若宪者，观其气象浑然，见者化服。使在圣门，当居顔氏之科矣。使当时有君知之，如阆淑诸人之明，则必举宪为相，以穉、泰为傅，以蕃等为卿大夫。则论道治事有人，而汉非止过西都而已矣。奈何时之不臧，反以党锢而宪、泰、徐穉独不与焉？亦可观人品之髙下哉！」
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曰：“昔宣帝以为吏数变易，则下不安业；久于其事，则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公卿缺，则以次用之。是以吏称民安，汉世良吏于兹为盛。臣愚以为，守相长吏惠和有显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彊仕。请自今孝亷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若有茂才异行，如顔渊、子竒，自可不拘年齿。”帝从之。久之，广陵所举孝廉徐淑，年未四十，台郎诘之，对曰：“诏书曰：‘有如顔回、子竒，不拘年齿。’是故本郡以臣充选。”郎不能屈，左雄诘之曰：“顔回闻一知十，孝廉闻一知几耶？”淑无以对，乃罢却之。
臣若水通曰：「左雄名卿也，其论守相长吏久任之制，入仕之年，皆先王遗意，虽百世可行矣。自是察选公平，多得其人也。宜哉！为人君者，其尚有考于斯云。」
桓帝延熹二年，尚书令陈蕃上疏荐五处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闳，京兆韦着，颍川李昙。帝悉以安车▯纁备礼征之，皆不至。蕃性方峻，不接賔客，唯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帝又征安阳魏桓，其乡人劝之行。桓曰：“夫干禄求进，所以行其志也。今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廐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权豪，其可去乎？”皆对曰：“不可。”桓乃慨然叹曰：“使桓生行，死归于诸子，何有
译光武帝建武十一年，光武帝任命扶风人郭伋担任渔阳太守。郭伋在经历战乱之后，安抚百姓，训练军队，树立威信，盗贼因此消散，匈奴也远远躲避。他在任五年，户口增加了一倍。后来他担任并州牧，路过京城，光武帝向他询问政事的得失。郭伋说：“选拔补充各种官职，应当简选天下的贤才俊杰，不应该专门任用南阳人。”当时在位的官员大多是同乡故旧，所以郭伋才提及此事。
臣若水通说：“举荐贤才没有固定的地方，广泛寻求俊才，这是商汤之所以称王的原因。四海之内，四海之外，只要有贤才，就任用他。任用贤才担任官职，是为了天下的百姓，而不是为了同乡故旧。光武帝用人，既然任用同乡故旧，以至于担任公卿重职的，都是用来防范的。称他为贤明的君主，还有这样的遗憾。他之所以能恢复旧业达到小康，是顺应时势容易做到的罢了。郭伋真是贤人啊！”
章帝元和元年，陈述政事的人大多说郡国贡举的人才大多不符合功劳次序，所以在职官员更加懈怠，而官吏事务逐渐疏漏，过错在于州郡。皇帝下诏让公卿朝臣商议。大鸿胪韦彪上奏说：“国家以简选贤才为要务，贤才以孝行作为首要标准，所以寻求忠臣一定要从孝子之门。忠孝的人用心厚道，刻薄的人用心浅薄。士人应当以才能和品行作为首要标准，不能单纯依据门第资历。然而关键所在，在于选拔二千石的高官。二千石官员贤明，那么贡举的人才都能得到合适的人了。”韦彪又上疏说：“天下的关键，在于尚书。尚书的选拔，怎么能不重视呢？”皇帝都采纳了他的意见。
臣若水通说：“依据门第资历用人，也是当时的弊病，而且是末世所共有的。”韦彪简选贤才以孝行为先的说法，可以说接近古制了。治理国家，没有比任用贤才更优先的；得到贤才，又取决于荐举；而荐举则在于二千石和尚书。如果担任这两个职位的人果然贤明，那么荐举就会公正，贤才就会进用，天下就治理好了。那么君主想要治理好国家，用人必须首先看重德行，并且要求荐举的人承担责任，然后才行。
汉安帝延光元年，汝南太守王龚喜好人才爱护士人，任命袁阆为功曹，引进郡人陈蕃、黃宪等人。黃宪虽然不肯屈就，陈蕃于是担任了官职。颍川人荀淑在旅店遇到黃宪，当时黃宪十四岁，荀肃然起敬，认为他与众不同，作揖与他交谈整天，舍不得离开，对黃宪说：“您是我的老师啊。”随后荀淑来到袁阆那里，问道：“你们国家有颜回那样的人，你认识吗？”袁阆说：“见到我的叔度了吗？”当时同郡人戴良才高倨傲，但见到黃宪没有不整理仪容的，等到回去怅然若失。陈蕃和周举常常互相说：“几个月不见黃生，那么鄙陋吝啬的念头又会在心中萌生了。”太原人郭泰年轻时游历汝南，先拜访袁阆，没有住宿就回去了；接着前往跟随黃宪，住了几天才回来。有人问郭泰，郭泰说：“袁奉高的才器，譬如泛滥的水，虽然清澈但容易舀取；黃叔度胸怀宽广如同千顷波涛，澄清它不清，搅浑它不浊，不可估量。”
臣若水通说：“东汉的各位贤人，黃宪是最高的吗？而郭泰、徐穉次之，陈蕃再次之。像黃宪这样的人，观察他的气象浑然一体，见到他的人都被感化折服。如果他在孔子的门下，应当处于颜回那一类了。如果当时有君主了解他，像袁阆、荀淑等人那样有眼光，那么一定会举荐黃宪为宰相，以徐穉、郭泰为太傅，以陈蕃等人为卿大夫。那么论道治事就有人了，汉朝就不只是超过西汉而已了。为什么时运不好，反而因为党锢之祸，而黃宪、郭泰、徐穉唯独没有参与呢？也可以由此观察人品的高低了！”
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奏说：“过去宣帝认为官吏频繁更换，那么下属就不能安心工作；长期担任其事，那么百姓就信服教化。其中有政绩的，就用玺书勉励，增加俸禄赏赐金钱。公卿空缺，就按次序任用他们。因此官吏称职百姓安定，汉朝的好官吏在这个时候最为兴盛。臣愚以为，太守、国相、长吏中有恩惠和善且有显著成效的，可以就地增加俸禄，不要调动。”左雄又上奏说：“孔子说：‘四十岁不迷惑。’礼制称壮年可以出仕。请从今以后，孝廉年龄不满四十岁，不得察举。如果有杰出才能和特殊品行，像颜回、子奇那样，自然可以不拘泥于年龄。”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过了很久，广陵郡所举荐的孝廉徐淑，年龄未满四十岁，台郎责问他，徐淑回答说：“诏书说：‘如果有像颜回、子奇那样的人，不拘泥于年龄。’所以本郡让臣充任人选。”台郎不能驳倒他，左雄责问他说：“颜回听一句知道十句，孝廉听一句知道几句呢？”徐淑无言以对，于是被罢免退回。
臣若水通说：“左雄是名卿，他关于太守、国相、长吏长期任职的制度，入仕的年龄，都是先王的遗意，即使百世也可以实行。从此察选公平，多得合适的人。适宜啊！作为君主，还应该考察这一点。”
桓帝延熹二年，尚书令陈蕃上奏推荐五位处士：豫章人徐穉，彭城人姜肱，汝南人袁闳，京兆人韦着，颍川人李昙。皇帝都用安车、玄纁备礼征召他们，他们都没有到。陈蕃性格方正严峻，不接待宾客，只有徐穉来，特别设置一张床榻，徐穉走后就把床榻挂起来。皇帝又征召安阳人魏桓，他的同乡人劝他前往。魏桓说：“谋求官禄晋升，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现在后宫有上千人，可以减少吗？马厩里有上万匹马，可以减少吗？左右的权贵豪强，可以去除吗？”大家都回答说：“不可以。”魏桓于是感慨叹息说：“如果魏桓活着前往，死后归于各位，有什么
臣若水通曰：「徐穉、姜肱、袁闳、韦着、李昙，皆一世之名贤也。陈蕃举之，可谓荐贤为国矣。而皆征不至焉。及征魏桓，而卜其不可行者三。为人君者，闻之亦可以愧矣。」
献帝建安十五年，刘备以从事厐统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鲁肃遗备书曰：「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尔。」诸葛亮亦言之。备见统，与善谭，大器之，遂用统为治中，亲待亚于诸葛亮。
臣若水通曰：「士毎伸于知己，而屈于不知己。厐统固非百里之才，然无鲁肃、孔明之荐，则终于免官矣。何以致昭烈之器重，而大任之哉？后之公举错者，不可以不审也。」
建安十九年，备之自新野奔江南也，荆楚羣士从之如云，而刘巴独北诣魏公操。诸葛亮以书招之，巴不从。备深以为恨。巴遂入蜀依刘璋。备攻成都，令军中曰：“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时益州郡县皆望风景附，独黄权闭城坚守，须璋稽服乃降。于是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懿、费观等，璋之婚亲也；彭羕，璋之摈弃也；刘巴，夙昔之所忌恨也。备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益州之民，是以大和。臣若水通曰：“贤人者，众人之心也。故用得其贤，则亿兆之心归之矣。故君任贤，则享天下之福也。”昭烈擢用西土贤士，各尽其能，而一时人才乐用，州人。大和使其不早世，则中原旧物可复矣，岂但三分之业而已哉。
建安二十三年，初，犍为太守李严辟杨洪为功曹。严未去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举门下书佐何祗有才，防洪尚在蜀郡，而祗已为广汉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臣若水通曰：「君子用人如用器，惟其宜而已矣。」杨洪、李严之所辟也，而守蜀则及于严之在犍为；何祗、杨洪之所举也，而守广汉则及洪之在蜀。用人惟其器而已，而何以拘拘于资格为哉？此西土之所以咸服诸葛亮能尽器用也。吁！其可以为君相用人之法矣。
晋孝武帝太元二年十月，朝廷方以秦冦为忧，诏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谢安以兄子▯应诏，郗超闻之叹曰：“安之明乃能违众举亲，▯之才足以不负所举。”众以为不然，超曰：“吾尝与▯共在桓公府，见其使才，虽履屐未尝不得其任，是以知之。”▯募骁勇之士，得彭城刘牢之等数人，以牢之为叅军，常领精鋭为前锋，战无不捷，时号北府兵，敌人畏之。
臣若水通曰：「安所谓内举不避亲者？也可不谓公乎？安之不以嫌疑违众而举，▯▯之运筹决防，不负其所举。晋虽偏安，犹有巩固之势，固不待出兵临敌，而识者已知决胜千里矣。」
齐明帝建武三年，魏主宏与羣臣论选调曰：“近世髙卑出身，各有常分，此果何如？”李冲对曰：“未审上古以来，张官列位，为膏梁子弟乎？为致治乎？”帝曰：“欲为致治尔。”冲曰：“然，陛下何为专取门品，不防才能乎？”帝曰：“茍有过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借使无当世之用，要自德行纯笃，朕故用之。”冲曰：“傅説、吕望，岂可以门地得之？”帝曰：“非常之人，旷世乃有一二尔。”秘书令李彪曰：“陛下若专取门地，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著作佐郎韩显宗曰：“陛下岂可以贵袭贵，以贱袭贱？”帝曰：“必有髙明卓然出类防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顷之，刘防入朝，帝谓防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尔。何者？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器无别，此殊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若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正恐贤才难得，不可止为一人浑我典制也。”
臣若水通曰：「司马光云：『选举之法，先门第，而后贤才，此魏晋之深弊，而歴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于世禄与侧防，以今日视，愚知所共知也。当是之时，虽魏孝文之贤，犹不免斯弊，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者，诚亦难矣。」
陈武帝永定三年六月
译臣若水通说：“徐穉、姜肱、袁闳、韦著、李昙，都是一代的名贤。陈蕃举荐他们，可以说是为了国家推荐贤才了。然而他们都被征召却不去。等到征召魏桓时，占卜出他不能去的三条理由。作为君主，听到这些也足以感到惭愧了。”
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刘备让从事庞统代理耒阳县令，庞统在任上不理政事，被免官。鲁肃给刘备写信说：“庞士元不是治理百里小县的才能，让他担任治中、别驾这样的职务，才能施展他的才能。”诸葛亮也这样说。刘备接见庞统，与他愉快地交谈，非常器重他，于是任用庞统为治中，亲近优待的程度仅次于诸葛亮。
臣若水通说：“士人常在知己面前伸展抱负，而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面前受屈。庞统固然不是治理百里小县的才能，然而如果没有鲁肃、孔明的举荐，最终就会免官了。怎么能得到昭烈帝的器重，而被委以重任呢？后世主持选拔任用的人，不能不审慎啊。”
建安十九年，刘备从新野逃往江南时，荆楚地区的众多士人追随他像云一样聚集，只有刘巴独自向北去投奔魏公曹操。诸葛亮写信招揽他，刘巴不听从。刘备对此深感遗憾。刘巴于是进入蜀地依附刘璋。刘备攻打成都时，命令军中：“有伤害刘巴的人，诛灭三族。”等到得到刘巴，非常高兴。当时益州的郡县都观望风向归附，只有黄权关闭城门坚守，等到刘璋投降才归顺。于是董和、黄权、李严等人，本来是刘璋所任用的；吴懿、费观等人，是刘璋的姻亲；彭羕，是刘璋所排斥的；刘巴，是刘备向来忌恨的。刘备都把他们安排在显要的职位上，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有志向的士人无不竞相勉励。益州的百姓，因此非常和谐。臣若水通说：“贤人是众人的心向所在。所以任用得当贤才，那么亿万百姓的心就会归附他。所以君主任用贤才，就能享有天下的福泽。”昭烈帝提拔任用西部的贤士，各尽其能，当时的人才乐于效命，州人和谐。假如他不早逝，那么中原的旧业可以恢复，哪里只是三分天下的基业而已呢。
建安二十三年，起初，犍为太守李严征召杨洪担任功曹。李严还没有离开犍为，杨洪已经担任蜀郡太守。杨洪举荐门下书佐何祗有才能，杨洪还在蜀郡时，何祗已经担任广汉太守。因此西部的人都佩服诸葛亮能充分发挥当时人才的效用。
臣若水通说：“君子用人就像使用器具，只适合罢了。”杨洪、李严所征召的人，而杨洪担任蜀郡太守时，李严还在犍为；何祗、杨洪所举荐的人，而何祗担任广汉太守时，杨洪还在蜀郡。用人只根据他的才能罢了，为什么要拘泥于资历呢？这就是西部的人都佩服诸葛亮能充分发挥人才效用的原因。唉！这可以作为君相用人的法则了。
晋孝武帝太元二年十月，朝廷正以秦寇为忧患，下诏寻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守抵御北方的。谢安推荐侄子谢玄应诏，郗超听说后赞叹说：“谢安的明智竟然能违背众人举荐亲人，谢玄的才能足以不辜负所举荐。”众人认为不是这样，郗超说：“我曾经和谢玄一起在桓公府中，看到他使用人才，即使是鞋履这样的小事也没有不得当的，因此知道他的才能。”谢玄招募骁勇之士，得到彭城人刘牢之等数人，让刘牢之担任参军，常率领精锐作为前锋，战无不胜，当时号称北府兵，敌人畏惧他们。
臣若水通说：“谢安所说的内部举荐不回避亲人吗？难道不可以说是公正吗？谢安不因为嫌疑违背众人而举荐，谢玄运筹决策，不辜负所举荐。晋朝虽然偏安，仍有巩固的态势，固然不需要出兵临敌，而有见识的人已经知道决胜千里了。”
齐明帝建武三年，魏主拓跋宏与群臣讨论选拔官员说：“近世高低出身，各有固定的等级，这究竟怎么样？”李冲回答说：“不知道上古以来，设置官职，是为了膏粱子弟吗？还是为了治理国家？”皇帝说：“是为了治理国家罢了。”李冲说：“那么，陛下为什么专门选取门第，不防备才能呢？”皇帝说：“如果有超过常人的才能，不愁不知道。然而君子之门，假使没有当世的用处，终究德行纯厚笃实，所以我任用他们。”李冲说：“傅说、吕望，难道可以用门第得到吗？”皇帝说：“非常之人，旷世才有一两个罢了。”秘书令李彪说：“陛下如果专门选取门第，不知道鲁国的三卿，谁比得上四科？”著作佐郎韩显宗说：“陛下难道可以让贵袭贵，让贱袭贱吗？”皇帝说：“一定有高明卓然出类拔萃的人，我也不拘泥这个制度。”不久，刘芳入朝，皇帝对刘芳说：“有人说只寄托于才能，不必拘泥门第，我认为不是这样。为什么呢？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声器物没有区别，这非常不可。我现在八族以上，士人品级有九等，九品之外，小人的官职又有七等。如果有这样的人，可以起家为三公，正担心贤才难得，不能只为一个人扰乱我的典章制度。”
臣若水通说：“司马光说：‘选拔官员的方法，先门第，后贤才，这是魏晋的深弊，而历代相沿，没有人能改变。’君子、小人，不在于世禄与侧陋，以今天来看，愚笨和聪明都知道。在那个时候，即使是魏孝文的贤明，也不能免于此弊，所以明辨是非而不迷惑的人，确实很难啊。”
陈武帝永定三年六月
，周左光禄大夫猗氏乐逊上言四事，其三曰：「选曹补拟，宜与众共之。今州郡选置，犹集乡闾，况天下铨曹，不取物望？既非机事，何足可密？」臣若水通曰：「乐逊之言是也。古昔用人，由乡里而大司徒，凡七八升而至于天子之朝，虽欲非贤，不可得也。后世黜陟之几，由诸文艺，举措之权，付之铨司，虽曰一时之进用，亦或当才而私情好恶，亦岂少邪？噫！好恶以私，而欲得用舍之正，不亦难乎？虽然，知州郡者在冢宰，知冢宰者在人君，取人以身，此又在人君之知学。」
译周左光禄大夫猗氏人乐逊上书陈述四件事，其中第三件说：“选拔部门拟定人选，应当与众人共同商议。如今州郡选拔任用官员，尚且召集乡里人士，何况天下的选官部门，却不采纳有德望之人的意见？这既不是机密事务，有什么值得保密的呢？”臣若水通说：“乐逊的话是对的。古代用人，从乡里开始，经由大司徒，经过七八次升迁才到达天子朝廷，即使想不任用贤能，也不可能做到。后世升降官员的关键，在于各种文艺才能，选拔任用的权力，交给选官部门，虽然说是为了当时的进用，但也往往因为私情好恶而偏离公正，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唉！以私人的好恶为标准，却想要得到用人取舍的公正，不也很难吗？虽然如此，了解州郡官员的是冢宰，了解冢宰的是君主，选拔人才依据自身的德行，这又在于君主自身的学识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