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一百 明 湛若水 撰
讲者，以为王政之倡，不亦为之遗憾乎？噫！太宗欲复封建，则井田之政，太宗亦优为之矣。惜乎有君而无其臣，莫能将顺其羙，以讲于关睢麟趾之意尔。
译讲授的人，认为这是王政的倡导，不也为它感到遗憾吗？唉！太宗想要恢复封建制度，那么井田制的政令，太宗也能很好地施行。可惜有君主却没有合适的臣子，没有人能够顺应并成就他的美德，来阐发《关雎》《麟趾》那样的深意罢了。
▯宗开元二十二年二月，秦州地连震，壊公私屋殆尽，吏民压死者四千余人，命左丞相萧嵩赈恤。
臣若水通曰：坤以静为徳者也，地震则失其常，为灾变矣。况壊屋压人，死众，非变之大者乎？存恤赈济之典，固所不能缓。然此特小惠耳。君相所职爕理隂阳，位天地，育万物者也。萧嵩相▯宗，茍能因变而脩省，致中和以求爕理之道，则天下民物各得其所矣。壊而后救，所益能几何哉？▯宗不能，然此开元之治所以不终也欤？
开元二十九年春正月，制曰：「承前诸州饥馑，皆待奏报，然后开仓赈给。道路悠逺，何救悬絶？自今委州县长官与采访使量事给讫，奏闻。」
臣若水通曰：「饥民以垂絶之命，待哺于须防尔。必须数千里之奏报，则死骨已朽矣，其何能及？」▯宗此命，以赈济之事付之州县，是虽一时救世之权，其实万世通行续命之剂也。
徳宗建中元年秋七月，刘晏上防，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雪丰歉之状白使司。丰则贵籴，歉则贱粜，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如千蠲免，某月须如千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因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
臣若水通曰：饥然后赈，则后时无及；先事应急，则民未病饥。此刘晏济荒之防，为最上者也。后之论者，皆薄晏言利之臣，然曰：户口多，则地自广。故其理财以养民为先，此牧民之主所当力行者也。徳宗之时，晏以其计行赈施，而民安其居业，户口蕃息，宜哉。
宪宗元和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饥。庚寅，命左司郎中郑敬徳等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赈恤之。将行，上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数，惟赒救百姓则不计费。卿辈宜识此意，勿效潘孟阳饮酒游山而已。”臣若水通曰：宪宗每籍数于宫中之用，而不计费于赒救之时，其爱民之心胜于自奉，何其诚切也！茍由是心而扩充之，继之以不忍人之政，则仁覆天下，和气应而丰穰至矣，尚何水旱之灾、饥馑之虑哉！
周世宗显徳六年二月，淮南饥，上命以米贷之。或曰：“民贫，恐不能偿。”上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悬而父不为之解哉？安在责其必偿也！”
臣若水通曰：胡寅云：“称贷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纡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责其他日之偿也。其责偿也，或严其期，或徴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米而使之归钱。或贫无可偿而督之不置，或胥吏以诡贷而徴诸编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世宗视民犹子，匡救其乏而不责其必偿，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臣谓胡寅此言，其深知称贷之弊，而得世宗之心者矣。夫父母之爱，根于同体者也。认得同体，仁爱之心何所不至？尚何责其必偿而反病之哉？故人君之学，莫大于求仁。
刘向《説苑》：晋文公时，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叹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为罪也。」大夫栾枝曰：「地广而不平，则聚而不散，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説之。」栾枝曰：「地广而不平，人将平之；财聚而不散，人将争之。」于是裂地以分民，散财以赈贫。
臣若水通曰：「鹿台之财，钜桥之粟，乃商纣封狐、文豹之皮也。」《大学》曰：「货悖而入，亦悖而出。」民之欲得此皮者，久矣。倒戈之徒，可以见也。武王克商，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四海，而万姓悦服，岂非散财得民之明效大验哉？文公能善栾枝之言，遂裂地以分民，散财以赈贫，此所以成霸业而显于天下也欤？
唐贞元元年，陆防草大赦制，有曰：「闗畿之内，连嵗兴戎，荐属天灾，稼穑不稔，谷籴翔贵，烝黎困穷，仓廪空虚，莫之赈赡。每一兴念，悯然痛心。宜令度支江西、湖南见运到襄州米十五万石，设法般赴上都，以救百姓荒馑。如山路险阻，车乗难通，仍募贫人令其般运，以米
译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二月，秦州发生连续地震，官私房屋几乎全部倒塌，官吏百姓被压死的有四千多人，玄宗命令左丞相萧嵩赈济抚恤。
臣若水通曰：大地以宁静为德，地震就是失去了常态，成为灾变了。况且房屋倒塌压死人，死亡众多，这不是大的变故吗？抚恤赈济的典章制度，本来就不能延缓。然而这只不过是小小的恩惠罢了。君主和宰相的职责是调和阴阳，安顿天地，养育万物。萧嵩辅佐玄宗，如果能够趁着变故修省自身，达到中和的境界来寻求调和治理的方法，那么天下的百姓和万物就都能各得其所了。等到房屋倒塌后再去救援，能有多少益处呢？玄宗不能做到这样，这大概就是开元盛世不能善终的原因吧？
开元二十九年春正月，皇帝下诏说：“以前各州发生饥荒，都等待奏报，然后才开仓赈济。路途遥远，怎么救得了危急？从今以后，委托州县长官与采访使根据实际情况发放完毕，再奏报朝廷。”
臣若水通曰：“饥民用垂死的生命，等待片刻就能得到食物。如果必须等待几千里的奏报，那么死人的骨头都已经腐朽了，怎么来得及呢？”玄宗这道诏令，把赈济的事情交给州县处理，这虽然是一时救世的权宜之计，但实际上是万世通行的救命良方。
唐德宗建中元年秋七月，刘晏上奏章，认为人口增多，赋税自然就会扩大，所以他理财以爱护百姓为优先。各道都设置知院官，每十天或一个月详细报告州县雨雪丰歉的情况给使司。丰收时就高价收购粮食，歉收时就低价卖出粮食，或者用粮食交换杂货供给官府使用，以及在丰收的地方出售。知院官刚看到歉收的迹象，就先申报到某个月需要减免多少赋税，某个月需要救助多少。到了期限，刘晏不等州县申请，就立即奏请实行。应对百姓的急难，从未错过时机，不等到百姓因困顿而流亡饿死才去赈济。因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人口繁衍增长。
臣若水通曰：等到饥荒发生再去赈济，就晚了来不及；事先应急，百姓就不会遭受饥荒之苦。这是刘晏救济灾荒的计策，是最上等的。后来评论的人，都轻视刘晏是言利的臣子，然而说：人口多，土地自然就会广阔。所以他理财以养育百姓为优先，这是治理百姓的主宰应当努力实行的。德宗的时候，刘晏用他的计策施行赈济，百姓安居乐业，人口繁衍增长，是理所当然的。
唐宪宗元和四年春正月，南方干旱饥荒。庚寅日，任命左司郎中郑敬德等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的宣慰使，去赈济抚恤。将要出发时，皇上告诫他们说：“我宫中用一匹帛，都登记它的数量，只有赈救百姓则不计较费用。你们应当明白这个意思，不要像潘孟阳那样饮酒游山罢了。”臣若水通曰：宪宗在宫中的用度上每次都登记数量，而在赈救的时候却不计较费用，他爱护百姓的心胜过自我奉养，是多么真诚迫切啊！如果由这种心去扩充，接着施行不忍心百姓受苦的政治，那么仁爱覆盖天下，和气响应而丰收到来，还担心什么水旱灾害、饥荒呢！
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二月，淮南发生饥荒，皇上命令借米给百姓。有人说：“百姓贫穷，恐怕不能偿还。”皇上说：“百姓是我的子女，哪有子女倒悬而父亲不替他解救的呢？哪里在于一定要他偿还呢！”
臣若水通曰：胡寅说：“借贷用来惠民，也用来害民。惠，是缓解眼前的急难；害，是追究日后的偿还。追究偿还，有的严格期限，有的征收损耗，有的收取利息，有的给米却让他还钱。有的贫穷无法偿还而督促不停，有的胥吏用诡诈的借贷向编户百姓征收。这些都是百姓非常痛苦的。”世宗看待百姓如同子女，匡救他们的匮乏而不追究一定要偿还，这是仁人的心，王者的政治。我认为胡寅这番话，深知借贷的弊端，而领会了世宗的心意。父母的爱，根源于同体。认识到同体，仁爱之心哪里达不到呢？还追究一定要偿还反而害了他们呢？所以君主的学问，没有比求仁更大的了。
刘向《说苑》：晋文公时，翟人有封狐和文豹的皮。文公感叹说：“封狐、文豹有什么罪呢？因为它们的皮而获罪。”大夫栾枝说：“土地广阔而不平坦，就会聚集而不分散，这不是狐豹的罪过吗？”文公说：“好啊，说得对。”栾枝说：“土地广阔而不平坦，人就会去平整它；财富聚集而不分散，人就会去争夺它。”于是分割土地分给百姓，散发财物赈济穷人。
臣若水通曰：“鹿台的财富，钜桥的粮食，就是商纣王的封狐、文豹的皮。”《大学》说：“违背正道得来的财物，也会违背正道地失去。”百姓想要得到这些皮，已经很久了。倒戈的士兵，就可以看见了。武王攻克商朝，散发鹿台的财富，发放钜桥的粮食，大大赏赐天下，万民喜悦服从，这难道不是散发财物得到民心的明显效果吗？文公能赞赏栾枝的话，于是分割土地分给百姓，散发财物赈济穷人，这大概就是成就霸业而显赫于天下的原因吧？
唐贞元元年，陆贽起草大赦诏书，其中有说：“京城附近，连年发动战争，接连遭遇天灾，庄稼不丰收，米价飞涨，百姓困苦贫穷，仓库空虚，没有人赈济。每次想到这些，怜悯痛心。应当命令度支将江西、湖南运到襄州的十五万石米，想办法运到京城，来救济百姓的饥荒。如果山路险阻，车辆难以通行，就招募穷人让他们搬运，用米……”
臣若水通曰：移粟移民，先王荒政之所不废也。梁惠王于河内、河东之凶，以为尽心焉，然而孟子不见取而引之以王政者，何哉？以移粟之济民有限，而王政之泽无穷也。徳宗移襄州、江湖之粟，以赈关畿之饥民，可谓有仁心矣。然其惠止于关畿尔，脱有四方旱涝之灾，并时荐见，则又将何以赈之哉？故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徳而不以小惠，真王佐之道也。」
宋仁宗皇祐元年夏五月，河北京东大水，民流就食。知青州富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给其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仍书其劳，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輙遣人持酒肉饭糗慰籍出于至诚，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民擅取，死者为大冢▯之，目曰丛冡。及麦大熟，民各以逺近受粮而归，凡活五十余万人。募为兵者万计。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及相蹈借，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自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帝闻，遣使褒劳，加拜礼部侍郎。弼曰：“救灾，守臣职也。”固辞不受。
臣若水通曰：聚民而食之，粥蒸鬱为疫，待哺不及而死，虽欲救之，反以杀之，此济饥之▯政也。庸夫为之，若富弼以公私庐舍散处之，而分之以粟，使官吏之寓居者主其事，且悬赏以劝其尽力，山泽之利，纵其自取焉，可谓赈济之尽善者矣。宜乎其全活之众哉！虽然，弼之法，他人亦或及此，而收效则异者，何耶？葢人之为法或同，而至诚恻怛之心不能如弼，故承行之人不为之尽心竭力故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宋孝宗淳熈八年九月，以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冬十二月，下熹社仓法于诸路。帝谓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观。」淮言：「脩举荒政，是行其所学，民被实惠，宜进职以旌之。」乃进熹直徽猷阁。
臣若水通曰：「处荒之政，预备为上，赈救为下。有备则所济万全，赈救则缓或不及。」朱熹社仓之立，所以备荒也。茍非出于至诚恻怛之心，则又焉能规画之详，法制之善，而可以为天下法如是哉？孝宗下其法于诸路，则饥民之受惠，不特浙东而已也。后之有赈荒之志者，宜玩焉。
元成宗元贞元年六月，陜西旱饥，行省右丞许扆议发廪赈之，同列以未经奏请不可。扆曰：“民为邦本，今饥馁若此，若俟命下，无及矣。擅发之罪，吾当任之。”遂发粟赈贷，命亦防下。
臣若水通曰：关中旱饥，许扆发粟以赈，而以身当擅发之罪，卓乎有汲黯之风矣。夫关中逺京师，若待命而发，则仰哺之民化为野中之饿殍矣。成宗乃不之罪，而命亦寻下，其亦仁矣哉。
程頥论立赈济法事：救饥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丰肥也。当择寛广之处宿戒，使晨入至己则阖门不纳午而后与之食，申而出之。日得一食则不死矣，其力自能营一食者皆不来矣。此之不择而与当活数倍之多也。凡济饥当分両处择羸弱者作稀粥，早晩两给勿使至饱俟气稍完然后一给第一先营寛广居处切不得令相枕藉。如作粥饭须官员亲尝恐生及入石灰不给浮浪防手，无是理也。平日当禁游惰，至其饥饿则哀矜之一也。
臣若水通曰：「救饥者，非圣贤意也，势也。夫圣人立法，则三年耕而有一年之积，民未病饥也。惟后世国用无经，取民无制，是以或遇灾旱，而民岂能聊生乎？」程頥之説，其法详矣，善矣，然亦不得已也。是故圣人在上，可使菽粟如水火，可使天下无饥民。
张栻与吴晦叔书有云：「赈民之事，葢有二端，赈济也，赈粜也。赈济须官中捐米以救之，赈粜即用上户所认可也。官中吝米不肯捐，専仰上户之粜，可乎？今潭城诸仓受纳已有米，近八万斛。前劝陈帅借此上供米，均济农民乏食者，或借与亦可。却一面具以奏闻，待罪。比至获罪，而十数万生齿已活矣，况未必获罪耶？未知渠能办否耳。若待常平司全永州籴米来济，则索我于枯鱼之肆矣。
译臣若水通说：转移粮食、迁移百姓，是先王在荒年施行的政令中不会废弃的。梁惠王在河内、河东遭遇灾荒时，自以为已经尽心了，然而孟子却不采纳这种做法，并以此引出王道政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转移粮食来救济百姓的效果是有限的，而王道政治的恩泽却是无穷的。唐德宗转移襄州、江湖地区的粮食，用来赈济关中地区的饥民，可以说是有仁爱之心了。然而他的恩惠只限于关中地区罢了，倘若四方同时出现旱涝灾害，又将用什么来赈济呢？所以诸葛孔明说：“治理天下要靠大德，而不是靠小恩小惠，这才是真正辅佐君王的大道。”
宋仁宗皇祐元年夏五月，河北京东发生大水，百姓流离失所去别处求食。青州知州富弼劝谕辖区内的百姓拿出粮食，再加上官府的粮仓储备，获得了公私房屋十余万间，分散安置灾民，以便他们取水取柴。官吏中无论是前任官员、等待补缺的官员，还是寄居在当地的官员，都给予他们俸禄，让他们在灾民聚集的地方，挑选年老体弱病残的人发放粮食，并记录他们的功劳，约定日后上奏朝廷请求赏赐。每隔五天就派人拿着酒肉干粮去慰问，出于至诚之心，人人都尽力去做。山林沼泽中可供生存的资源，听任百姓自行获取，死去的人就合葬在一起，称为丛冢。等到麦子大熟，百姓各自根据远近领取粮食回家，总共救活了五十多万人。招募当兵的数以万计。在此之前救灾的人，都把百姓聚集在城墙内，煮粥给他们吃，蒸郁导致疫病流行，以及互相践踏，有的人等待几天吃不到粥就倒下了，名义上是救济，实际上却是杀害。自从富弼制定的方法简便周全，天下都传为典范。皇帝听说后，派遣使者褒奖慰劳，加封他为礼部侍郎。富弼说：“救灾是地方长官的职责。”坚决推辞不接受。
臣若水通说：把百姓聚集起来喂饱他们，粥气蒸郁导致疫病，等待喂食来不及而死，虽然想要救济，反而成了杀害，这是救济饥荒的弊政。平庸的人这样做，像富弼那样用公私房屋分散安置，并分发粮食，让寄居的官吏主管此事，并且悬赏来鼓励他们尽力，山泽的资源，放纵他们自行获取，可以说是赈济中最完善的方法了。难怪他能救活这么多人！虽然如此，富弼的方法，别人或许也能做到，但收效却不同，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人制定的方法或许相同，但至诚恻隐之心不能像富弼那样，所以执行的人不尽心竭力。所以说：“神妙地运用它，在于人。”
宋孝宗淳熙八年九月，任命朱熹为浙东常平茶盐提举。冬十二月，将朱熹的社仓法颁布到各路。皇帝对王淮说：“朱熹的政事确实有可观之处。”王淮说：“修举荒年政令，是实行他所学的，百姓得到实惠，应该晋升职务来表彰他。”于是晋升朱熹为直徽猷阁。
臣若水通说：“应对荒年的政令，预备为上策，赈救为下策。有预备则救济万无一失，赈救则迟缓或许来不及。”朱熹设立社仓，就是为了防备荒年。如果不是出于至诚恻隐之心，又怎么能规划得如此详细，法制如此完善，从而可以作为天下的法则呢？孝宗将他的方法颁布到各路，那么受灾百姓得到的恩惠，就不只是浙东地区了。后世有赈济荒年志向的人，应该仔细研习。
元成宗元贞元年六月，陕西旱灾饥荒，行省右丞许扆提议打开粮仓赈济，同僚认为没有经过奏请不可以。许扆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现在饥饿到这种地步，如果等待命令下达，就来不及了。擅自开仓的罪责，我应当承担。”于是打开粮仓赈贷，命令也随后下达。
臣若水通说：关中旱灾饥荒，许扆打开粮仓赈济，并以自身承担擅自开仓的罪责，卓然有汲黯的风范啊。关中距离京城遥远，如果等待命令才开仓，那么等待喂食的百姓就会变成荒野中的饿殍了。成宗不仅没有治他的罪，而且命令也随后下达，这也算是仁德啊。
程颐论述设立赈济法的事：救济饥荒的人，只是让他们免于死亡而已，并不是想要让他们丰腴肥胖。应当选择宽敞的地方住宿告诫，让他们早晨进入，到了自己那里就关门不接纳，中午以后才给他们食物，申时让他们出去。一天得到一顿饭就不会死，那些自己有能力谋求一顿饭的人都不会来了。这比不挑选就给予，能救活的人数多出几倍。凡是救济饥荒，应当分两处，挑选瘦弱的人做稀粥，早晚两次供给，不要让他们吃得太饱，等到气息稍微恢复然后再一次供给。第一要经营宽敞的住处，切不可以让他们互相枕藉。如果做粥饭，必须官员亲自品尝，恐怕生病以及加入石灰，不给浮浪闲散之人，没有这样的道理。平时应当禁止游手好闲，等到他们饥饿时则哀怜他们，这是一致的。
臣若水通说：“救济饥荒，不是圣贤的本意，是形势所迫。圣人制定法律，三年耕种就有一年的积蓄，百姓不会遭受饥荒。只有后世国家用度没有常规，征收百姓没有节制，所以遇到灾旱，百姓怎么能勉强生存呢？”程颐的说法，他的方法详细了，完善了，然而也是不得已。所以圣人在上位，可以使豆类和粮食像水火一样普遍，可以使天下没有饥民。
张栻给吴晦叔的信中有这样的话：“赈济百姓的事，大概有两个方面，赈济和赈粜。赈济需要官府捐出粮食来救济，赈粜就是使用上等户人家所认可的粮食。官府吝惜粮食不肯捐出，专门依赖上等户人家的卖粮，可以吗？现在潭城各仓库受纳已有粮食，接近八万斛。之前劝谕陈帅借出这些上供米，均济农民缺乏粮食者，或者借给他们也可以。然后一方面具文奏闻，等待获罪。等到获罪时，十几万人口已经救活了，况且未必会获罪呢？不知道他能否办到罢了。如果等待常平司全部从永州籴米来救济，那就是向枯鱼之肆索取活鱼了。”
」
臣若水通曰：赈饥之事，以朝夕为死生者也，故其机宜速，不宜缓。赈饥之用，以多寡为财费者也，故宜丰，不宜吝。使徒责赈籴于上户，而官粟则吝焉，其济果能普乎？使必待报于君命，而机宜则缓焉，其济果可及乎？此张栻之论，所以有枯鱼之叹。上供之借，待罪之奏，可谓切于救民，而周于时变。赈济之善者也，为人上者不可不深究焉。
译臣若水通说：救济饥荒的事，关乎百姓的生死存亡，所以时机要迅速，不宜迟缓。救济饥荒的费用，多少关系到财力的耗费，所以应当丰厚，不宜吝啬。如果只责令富裕人家出粮平粜，而对官仓的粮食却吝啬不肯发放，那么救济的效果果真能普遍吗？如果一定要等待君王的命令，而时机却因此迟缓，那么救济的效果果真能赶得上吗？这就是张栻的论述中，发出“枯鱼”感叹的原因。向朝廷借调上供的粮食，以及上奏甘愿承担罪责的请求，可以说深切地为了救民，而且周全地顺应了时势的变化。这是救济饥荒的好办法，作为统治者的人不可不深入探究。
王栢论赈济利害曰：赈荒之体，先公庾而后私家；赈荒之要，抑有余而补不足。嗟夫！田不井授，王政堙芜；官不养民，而民养官矣。农夫资巨室之土，巨室资农夫之力，彼此自相资，有无自相恤，而官不与也。故曰：官不养民。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州县输于朝廷，以之禄士，以之饷军，经费万端，其始尽出于农也。故曰：民养官矣。不幸凶年饥嵗，在上者不得已散财发粟而赈恤之，使之得免于流离沟壑之忧，尚有是可以寓其爱民之心耳。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不给，此王政之所先也。切惟今日义仓创于庆厯初，令民上三等，每税米一斗输二升，以备水旱。其后兴废不常，今下及小户矣。是官无以赈民，使民预输以自相赈恤，已戾古意。臣若水通曰：君之与民相资相报者也。君施以治民，民报以奉君；在平时则什一而税，任土而贡。民之施于上也，有灾变则散财发粟，春补秋▯，君之报于民也。故曰：相资相报者也。若平时使民以奉上，灾变又使民以自赈，何施报之有哉？宜乎上下离心，君民解体，祸乱将起而莫之能救矣。为人君者，可不体施报之义，察治乱之几乎？
国朝洪武初，费震为汉中府知府，多善政。大军平蜀之后，陜西旱饥，汉中尤甚，乡民多聚为盗，莫能禁戢。是时，府仓储粮十余万石，震与僚属谋曰：“民饥如此，岂可坐视其毙？仓廪粮储尚多，吾欲发以贷民，赈其饥荒，俾秋熟还仓，且易陈为新，何如？”众以为然，即日发仓，令民受粟，且以状奏闻。自是攘窃之盗与邻境之民多来归者，震皆令占宅，自为保伍，验丁给之，頼以活者甚众，因籍为民得数千家。至秋大熟，民悉以粟还仓。后以事被逮于京，太祖皇帝曰：“震良吏也，释之，以为牧民者劝。”臣若水通曰：“奉命而后行者，人臣之经也；先赈而后以闻者，济变之权也。费震发储粮以济饥，秋成而民偿，则上不费公家之财，而下可活万人之命矣。行济世之权而不失其事君之经者也。”及后以状闻，太祖是之。他日又以是而释其罪。呜呼！此固圣祖御世劝贤之道，或者亦费震隂徳及民之报也。
洪武十七年九月丙子，河南、北平水命。驸马都尉李祺、欧阳伦、王寜、李坚、梅殷、陆贤往赈之。敕曰：「天生烝民，所以立命者，衣与食也。民非衣食，何以为生？迩来河南河决，北平水灾，稼穑荡尽，时将严寒，不早为赈恤，民何頼焉？今命尔驸马都尉李祺、欧阳伦、王寜诣河南，李坚、梅殷、陆贤往河北，同有司验其户口以赈之。汝往，钦哉！」臣若水通曰：「河之南北，水灾稼穑荡尽，衣食无頼，民将就沟壑矣。人君茍念沟中之瘠，其能不动心乎？我皇祖特命亲臣分赈南北，岂非文王惠鲜懐保之仁哉？圣子神孙体皇祖之仁心而充养之，则重熙累洽而灾害不作矣。」
洪武中，尝遇水旱，嵗凶，孝慈皇后进食，必间设麦饭、野蔬。帝因告以赈恤之事，后曰："妾闻水旱无时，赈防之有方，不如蓄积之先备。"卒不幸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将何法以赈之？帝深以为然。
臣若水通曰：古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积，九年耕而有三年之积，皆所以为水旱备也。然不但积备而已，又为之检制节俭，所以备不虞者至矣。孝慈皇后天纵圣善，故进食必间麦饭野蔬，所以示俭而先天下也。又知赈防之有方，不如积蓄之先备，可谓救荒之上防者矣。真得毋天下之道哉！臣谨録之以为中宫之法焉。
国朝仁宗皇帝为皇太子时，自南京过山东境内，遇民饥，即令布政司发粟赈之。及入见，以闻太宗皇帝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犹能举麦舟济其父之故旧，况百姓吾赤子乎？”
臣若水通曰：夫视民之饥，犹己之饥，王者之仁心也。我仁宗时为太子，不忍山东之民饥饿，不及以闻，輙命发粟以赈之，可谓有仁心、先意承志者矣。太宗闻而是之。其所以养其仁心者，何其至欤！
国朝景泰间，山东连嵗灾伤，天顺初，人犹饥窘。已发内帑银三万两赈济，有司以为不敷，乞増之
译王栢论述赈济的利弊说：赈济荒年的原则，是先动用官仓粮食，后动用私人积蓄；赈济荒年的关键，是抑制有余者而补充不足者。唉！田地不实行井田制分配，王政便荒废了；官员不养活百姓，反而是百姓养活官员了。农夫依靠豪强地主的土地，豪强地主依靠农夫的劳力，彼此互相依靠，有无互相救济，而官府却不参与。所以说：官员不养活百姓。农夫将粮食交给豪强地主，豪强地主交给州县，州县交给朝廷，用来支付士人的俸禄，用来供给军队的粮饷，各种经费繁多，其源头全都出自农夫。所以说：百姓养活官员了。不幸遇到灾荒饥年，在上位者不得已散发钱财、开仓放粮来赈济体恤，使百姓得以免于流离失所、饿死沟壑的忧患，这尚且可以寄托他们爱护百姓的心意罢了。春天视察耕作以补充不足，秋天视察收获以救济匮乏，这是王政首先要做的事。深切考虑到，如今的义仓创设于庆历年间，规定上等户，每缴纳一斗税米，再缴纳二升，以备水旱灾害。此后义仓兴废无常，现在甚至波及到小户人家了。这是官府无法赈济百姓，让百姓预先缴纳粮食来自相救济，已经违背了古人的本意。臣若水通说：君主与百姓是互相依靠、互相回报的。君主施行治理以管理百姓，百姓回报以奉养君主；在太平时期，百姓缴纳十分之一的税，根据土地情况进贡。百姓对君主的施予，遇到灾变时，君主散发钱财、开仓放粮，春天补充、秋天救济，这是君主对百姓的回报。所以说：互相依靠、互相回报。如果在平时让百姓奉养君主，遇到灾变又让百姓自相救济，哪里还有施予与回报呢？难怪上下离心，君民关系瓦解，祸乱将起而无法挽救了。作为君主，能不体察施予与回报的道义，明察治乱的关键吗？
本朝洪武初年，费震任汉中府知府，多有善政。大军平定蜀地之后，陕西发生旱灾饥荒，汉中尤其严重，乡民多聚集成为盗贼，无法禁止。当时，府仓储备粮食十余万石，费震与僚属商议说：“百姓饥荒如此，怎能坐视他们死亡？仓库粮食尚多，我想发放出来借贷给百姓，赈济他们的饥荒，等秋天庄稼成熟时归还仓库，并且可以陈粮换新粮，怎么样？”众人认为可行，当天就开仓，让百姓领取粮食，并将情况上奏朝廷。从此，抢劫的盗贼和邻境的百姓多来归附，费震都让他们安置住所，自行组成保伍，按人口发放粮食，依靠这活下来的人很多，因此登记为民的有数千家。到了秋天大丰收，百姓都将粮食归还仓库。后来费震因事被逮捕到京城，太祖皇帝说：“费震是好官，释放他，以此作为治理百姓者的劝勉。”臣若水通说：“奉命而后行动，是人臣的常道；先赈济而后上报，是救济变故的权变。费震发放储备粮食以救济饥荒，秋天收成后百姓偿还，这样上不耗费公家的钱财，而下可挽救万人的性命。行使救济世道的权变而不失侍奉君主的常道。”等到后来将情况上报，太祖认为他做得对。后来又因此释放了他的罪责。唉！这固然是圣祖治理天下、劝勉贤能的方法，或许也是费震暗中恩德惠及百姓的回报吧。
洪武十七年九月丙子日，河南、北平发生水灾。驸马都尉李祺、欧阳伦、王安、李坚、梅殷、陆贤前往赈济。敕令说：“上天生育万民，用来确立生命的，是衣服和食物。百姓没有衣食，怎么生存？近来河南黄河决口，北平水灾，庄稼荡然无存，时节将到严寒，如果不早点赈济体恤，百姓依靠什么呢？现在命令驸马都尉李祺、欧阳伦、王安前往河南，李坚、梅殷、陆贤前往河北，会同当地官员查验户口来赈济。你们前往，要恭敬啊！”臣若水通说：“黄河南北，水灾导致庄稼荡然无存，衣食无靠，百姓将要饿死沟壑了。君主如果念及沟壑中的瘦弱百姓，怎能不心动呢？我皇祖特意命令亲信大臣分别赈济南北，这难道不是文王爱护孤寡、关怀保护百姓的仁爱吗？圣明的子孙体察皇祖的仁心并加以充实培养，那么就能长期太平、灾害不发生了。”
洪武年间，曾遇到水旱灾害，年成凶歉，孝慈皇后进餐时，必定间或设置麦饭、野菜。皇帝因此将赈济体恤的事情告诉皇后，皇后说：“我听说水旱灾害没有定时，赈济防备虽有方法，不如事先积蓄准备。最终不幸遇到九年之水灾、七年之旱灾，将用什么方法来赈济呢？”皇帝深深认为她说得对。
臣若水通说：古时候耕种三年有一年的积蓄，耕种九年有三年的积蓄，这都是为了防备水旱灾害。然而不只是积蓄准备而已，又加以检制节俭，所以防备意外之事做得很周全。孝慈皇后天生圣善，所以进餐必定间或吃麦饭野菜，以此来显示节俭并率先垂范于天下。又知道赈济防备虽有方法，不如事先积蓄准备，可以说是救荒的上策了。真懂得了治理天下的道理啊！臣恭敬地记录下来，作为中宫（皇后）的法则。
本朝仁宗皇帝做皇太子时，从南京经过山东境内，遇到百姓饥荒，立即命令布政司发放粮食赈济。等到入朝觐见，将此事上报太宗皇帝说：“这正是昔日范仲淹的儿子尚且能举起麦舟救济他父亲的老朋友，何况百姓是我的子民呢？”
臣若水通说：看待百姓的饥饿，如同自己的饥饿，这是君王的仁心。我仁宗当时身为太子，不忍心山东百姓饥饿，来不及上报，就命令发放粮食赈济，可谓有仁心、预先领会并承奉君主意志的人了。太宗听说后认为他做得对。他培养仁心的方法，是多么周到啊！
本朝景泰年间，山东连年受灾，天顺初年，百姓仍然饥困。已经发放内库银三万两赈济，有关部门认为不够，请求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