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六十二 明 湛若水 撰
臣若水通曰：大学一书，帝王修治之道备矣。然逆推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之功，其要必自格物始。顺循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之效，其本亦由格物始。是格物者，大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也。而意、心、身、天下、国家之功效，皆在此矣。程頥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知行并进也。茍能立志体认于心，以至其天理，则知以至，意以诚，心体以正，形于身，而身修；形于家，而家齐；形于国，而国治；形于天下，而天下平。家国天下，无处而非天理之寓，则无处而非体认之功，皆格物也。功至而理融，则致中致和，有以位天地、育万物，而上下四旁均齐方正矣。我皇祖体认大学于心，而有黙契之妙，是以受命以定祸乱者，此也；兴道以致太平者，此也。至于出入起居、号令赏罚，无不一于此也。而开国之初，乃以崇儒为急务，故祖干、叶仪辈幡然而出。及大学之进，遂深喜而嘉纳焉。且谕以道之所在而能行之，又不徒向慕而已。此所以能拨乱反正，复中国帝王之土宇，绍中国帝王之纲常，有功于帝王也大矣。圣明体皇祖之心，而扩夫大学之道，则宗社有无疆之休也。
国朝甲辰五月，太祖朝罢，退御白虎殿，阅《汉书》，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侧。上顾谓濂等曰：「汉之治道不能纯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对曰：「王霸之道杂故也。」上曰：「高祖创业之君，遭秦灭学之后，干戈战争之余，斯民憔悴，甫就苏息，礼乐之事固所未讲。独念孝文为汉令主，正当制礼作乐，以复三代之旧，乃逡巡未遑，遂使汉家之业终于如是。夫贤如汉文而犹不为，将谁为之？帝王制作贵于及时，三代之王盖有其时而能为之。若汉文有其时而不为也，可不惜哉！」
臣若水通曰：治定功成而礼乐兴，此其时也。汉文有其时而不为，诚如圣谕。虽然，正使为之，亦不能依稀三代之盛也。何也？无中和之德以为之本也。圣祖又以汉祖创业而未暇，何天下甫定，即命牛谅制礼，陶凯作乐邪？是又汉祖之所不及也。传曰：礼乐积德百年而后兴。今百六十年来，又制礼作乐之大时也。夫礼乐者，教化之具也。圣子神孙，一道相守，养其中和之德，而求所以为制作礼乐之本者，时不可失也。
呉元年七月乙亥，上御防门，召学士朱升及范权领乐舞生入见，设雅乐阅视之。上亲击石磬，命升辨识五音，升不能审，以宫音为征音。上曰：「升每言能审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宫作征邪？」起居注熊鼎对曰：「八音之中，石最难和，故书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上曰：「石声固难和，然乐以人声为主，人声和即八音谐和矣。」因命乐生歌一曲，上复笑曰：「古者作乐以和民声，格神人，而与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鲜知音律，不知学欲乐和顾不难邪？」鼎复对曰：「乐音不在外求，实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则天地之气亦和，天地之气和则乐亦无不和矣。」上深然之。
臣若水通曰：「记有之：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钟皷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疾徐，乐之文也。知其情者能作，识其文者能述。情也者，心之和也。人能体认于心，以至其天理，则心和顺矣。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声和，而谐之六律，宣之八音，由是格神人，驯鸟兽，厘百工，以熈庶绩，与天地大和大顺之气相为流通矣。皇祖深知其然，乃能辨夫石音，探其乐本，以谕臣下。不惟识其文，又能识其情，此所以能述之于唐虞击拊之余，而作之于叔季废壊之际也。然出礼乐者君也，辅礼乐者臣也。熊鼎之对似矣，朱范二子其不汗顔邪？」
国朝太祖皇帝诏畧曰：「永惟为治之道，必本于礼。考诸祀典，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号，歴代有加。朕思之则不然。夫岳镇海渎，皆高山广水，自天地开辟以至于今，英灵之防，皆受命上帝，幽微莫测，岂国家封号之所可加？渎
译臣若水通说：《大学》这一部书，帝王修治天下的道理已经完备了。然而逆推平定天下、治理国家、整顿家庭、修养自身、端正心志、使意念真诚的功效，其关键必定从格物开始。顺循意念真诚、心志端正、自身修养、家庭整顿、国家治理、天下平定的成效，其根本也源自格物。因此，格物是《大学》之所以有始有终的原因。而意念、心志、自身、天下、国家的功效，都包含在这里面了。程颐说：格，就是至；物，就是理。达到事物的理，就是格物。这是知行并进的。如果能够立志在心中体认，以达到天理，那么知识就达到了，意念就真诚了，心体就端正了，表现于自身，自身就修养好了；表现于家庭，家庭就整顿好了；表现于国家，国家就治理好了；表现于天下，天下就平定了。家庭、国家、天下，没有一处不是天理的寄托，那么没有一处不是体认的功效，这都是格物。功效达到而天理融会贯通，就能达到中和的境界，从而安顿天地、养育万物，使上下四方都均衡方正了。我们的皇祖在心中体认《大学》，有着默契的妙处，因此能够接受天命来平定祸乱，靠的是这个；振兴道义来达到太平，靠的也是这个。至于日常起居、发布号令、施行赏罚，没有一件不是依据这个的。而在开国之初，就把尊崇儒学作为紧急事务，所以祖干、叶仪等人幡然醒悟而出仕。等到进献《大学》，皇上就非常高兴并嘉奖采纳。并且告诫说，道所在的地方能够去实行，又不只是向往仰慕而已。这就是能够拨乱反正，恢复中国帝王的疆土，继承中国帝王的纲常，对帝王有大功的原因。圣明的君主体察皇祖的心意，而扩充《大学》的道理，那么宗庙社稷就有无尽的福佑了。
本朝甲辰年五月，太祖朝会结束，退到白虎殿，阅览《汉书》，侍臣宋濂、孔克仁等人在旁边。皇上环顾对宋濂等人说：“汉朝治理天下的道理不能纯粹符合三代的原因，是什么？”孔克仁回答说：“是因为王道和霸道混杂的缘故。”皇上说：“高祖是创业的君主，遭遇秦朝毁灭学术之后，干戈战争之余，百姓憔悴，刚刚恢复生机，礼乐的事情本来还没来得及讲求。只是想到孝文帝是汉朝的好君主，正当制定礼乐，以恢复三代的旧制，却犹豫不决来不及做，于是使得汉朝的基业最终如此。像汉文帝这样贤明尚且不做，那还能指望谁来做呢？帝王制定礼乐贵在及时，三代的君王是有那个时机并且能够做到的。像汉文帝有那个时机却不作为，难道不可惜吗！”
臣若水通说：天下安定功业成就而礼乐兴起，这就是时机。汉文帝有那个时机却不作为，确实像圣上的谕示。虽然如此，即使他做了，也不能依稀接近三代的盛况。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中和的德行作为根本。圣祖又说汉高祖创业而没有闲暇，为什么天下刚刚安定，就命令牛谅制定礼乐，陶凯创作音乐呢？这又是汉高祖所不及的。传书上说：礼乐积累德行百年之后才能兴起。现在一百六十年了，又是制定礼乐的大时机。礼乐是教化的工具。圣明的子孙，坚守一道，培养中和的德行，而寻求制作礼乐的根本，时机不可失掉。
吴元年七月乙亥日，皇上驾临防门，召学士朱升及范权带领乐舞生入见，设置雅乐观看。皇上亲自敲击石磬，命令朱升辨别五音，朱升不能审察，把宫音当作徵音。皇上说：“朱升常说能审察音律到辨别清楚，石磬的声音怎么把宫音当作徵音呢？”起居注熊鼎回答说：“八音之中，石磬最难调和，所以书上说‘在我敲击石磬拍打石磬，百兽都随之起舞’。”皇上说：“石磬的声音固然难调和，然而音乐以人声为主，人声和谐那么八音就和谐了。”于是命令乐生唱一曲，皇上又笑着说：“古代制作音乐用来调和民声，感通神人，而与天地同样和谐，近世儒者很少懂得音律，不知道学习想要音乐和谐难道不难吗？”熊鼎又回答说：“乐音不在外面寻求，实在在于君主一心，君主心和那么天地之气也和谐，天地之气和谐那么音乐也就没有不和谐的了。”皇上非常赞同。
臣若水通说：“《礼记》上有记载：天下大定，然后校正六律，调和五声，歌唱诗歌颂辞，这就叫做德音。德音就叫做乐。钟鼓管磬，羽籥干戚，是乐的器具。屈伸俯仰，行列快慢，是乐的文采。了解它的情致的人能够创作，认识它的文采的人能够记述。情致，就是心的和谐。人能够体认在心中，以达到天理，那么心和顺了。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声和，从而调和六律，宣发八音，由此感通神人，驯服鸟兽，整顿百工，以兴盛各种功业，与天地大和大顺之气相互流通了。皇祖深知如此，于是能够辨别石磬的声音，探求乐的根本，来告诫臣下。不仅认识它的文采，又能认识它的情致，这就是能够在唐虞击拊之余记述它，而在叔季废坏之际创作它的原因。然而制定礼乐的是君主，辅助礼乐的是臣子。熊鼎的回答似乎对了，朱升、范权二人难道不惭愧吗？”
本朝太祖皇帝诏书大略说：“永远考虑治理天下的道理，必定以礼为根本。考察祭祀的典章，知道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的封号，起自唐代，崇高的名称美好的称号，历代都有增加。我思考认为不是这样。岳镇海渎，都是高山广水，自从天地开辟以至于现在，英灵的所在，都受命于上帝，幽深微妙难以测度，哪里是国家封号所能加上的？
礼不经，莫此为甚。夫礼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僣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所封之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臣若水通曰：『书云：『皇帝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此正名以正人心，教化之本也。』我太祖革前代所封山川之号，其同符于此乎？夫礼不可渎也，渎则非礼矣。山川岳渎加以名号，是人其神矣。神人幽明不辨，而名分不正矣。名分不正，则妖诞之说兴，而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其何能国乎？故我太祖于千百年之后，慨然一洗渎礼，以复古制，神人明矣，名分正矣。立礼教以正人心，其功岂小补之哉！」
译礼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违犯了。礼是用来区分神与人、端正名分等级的，不可以僭越差错。如今敕令依照古代定制，凡是五岳、镇山、四海、大川，都去掉前代所封赐的称号，只用山水本来的名称来称呼它们的神灵。臣若水通说：“《尚书》说：‘皇帝于是命令重和黎断绝天地之间的交通，使神人不再上下往来。’这是通过端正名分来端正人心，是教化的根本。”我们太祖皇帝革除前代所封赐的山川称号，难道不与此相符合吗？礼制不可以轻慢亵渎，轻慢亵渎就不是礼了。给山川岳渎加上名号，就是把神当作人来看待了。神与人、幽与明无法分辨，名分就不端正了。名分不端正，那么荒诞虚妄的说法就会兴起，人心之所以不端正，国家又怎么能治理好呢？所以我们的太祖皇帝在千百年之后，感慨地彻底洗刷轻慢礼制的弊端，恢复古代的制度，神与人就明确了，名分就端正了。建立礼教来端正人心，他的功绩难道只是小小的补救吗！
洪武二年十月，上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使先王衣冠礼乐之教，几于荡然。上下之间，波頽风靡，故学校之教，名存实亡。况兵变以来，人习于战鬬，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尝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汚染之习。此最急务，当速行之。」
臣若水通曰：伏观皇祖谕中书省臣以立学，拨乱反治，咸与维新之先务矣。夫学校盛于三代，衰于汉、唐、宋，大壊于元。代圣谕所谓先王衣冠礼乐之教，几于荡然。夫所谓壊者，道之壊也。及立学，中外延师授徒，又拳拳以讲圣道，以复先王之旧为言。其所以教人者，岂落第二义哉？笃其实而艺者，书之。此圣祖立科举之法，使之读圣之书，蕴圣之德，行发圣之言，因言以观其蕴，因蕴以授之官。此其良法美意也。奈何士习既久，买犊还珠，驰骛于文艺，而遗弃其本实，遂使德业、举业判为二途，而先王德行道艺之教几乎熄矣。《易》穷则变，变则通。」惟圣人为能通其变，必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学，内外心事合一。以举业为德业之发，以德业为举业之本，《易》其志而不易其业，合本末，兼体用，一以贯之，斯贤也，斯能也，斯俊杰也。用之于国则国治，用之于天下则天下平。然后学校之教，名实相须，而圣人之道明，先王之旧复矣。
洪武四年，上观《大学衍义》至晁错谓人情莫不欲夀，三王生之而不伤。真德秀释之曰：人君不穷兵黩武，则能生之而不伤。顾谓侍臣曰：晁错之言，其所该者广；真氏之言，其所见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临行阵，观两军交战，出没于锋镝之下，呼吸之间，创残以之，心甚不忍。尝思为君恤民，所重者兵与刑尔。滥刑者陷人于无辜，黩兵者驱人于死地，有国所当深戒也。
臣若水通曰：「先儒程颢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臣谓认得一体，则痛痒相关，而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矣。是故圣人至仁足以育万民，大义足以正万民，而阳舒阴惨、好恶皆一体矣。」皇祖观《大学衍义》，有感于二人之论而言：「临阵不忍伤残，以滥刑黩兵为戒，其恻隠之心乎？至于除残去暴，以安生灵，则又仁义并行，无非一体之意矣。」圣明念而体之，岂不大得民心，以永天命乎？
洪武四年六月，吏部尚书詹同、礼部尚书陶凯制宴享九奏乐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龙》，六曰《泰阶平》，七曰《君德成》，八曰《圣道成》，九曰《乐清宁》。先是，太祖皇帝厌前代乐章率用谀词，以为容恱，甚者鄙陋不称，乃命凯等更制其词。至是，上之，命恊音律者歌之。谓侍臣曰：「礼以道敬，乐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为治？」元时古乐俱废，惟淫词艳曲更唱迭和，又使北鄙之声与正音相杂，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只饰为舞队谐戏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体也。今所制乐章颇恊音律，有和平广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防之乐，悉屏去之。
臣若水通曰：「九奏乐章，大要又本于君德。成之一章也，使君德既成，则制作有地。而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风移俗易，挽衰世而之古，特易易也。此我圣祖之谓也，不为万世之永鉴欤？」
洪武五年三月辛亥，上命礼部重定官民相见礼。先是，元俗官僚相见，辄跪一足以为礼拜，则以叩头为致敬。既拜，复跪一足。属官下人见上司官长，与为礼，即引手于后，进若却避之。然上甚厌之，自即位之初，即加禁止，然旧习不能尽革。至是，复定为仪节，令颁布之。上谓礼部臣曰：「礼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设大司徒，以五礼坊万民之伪，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礼，修政莫如礼。故有礼则治，无礼则乱。居家有礼，则长幼叙而宗族和；朝廷有礼，则尊
译洪武二年十月，皇上对中书省的大臣说：“学校的教育，到了元代弊端已经极其严重。使得先王的衣冠礼乐教化，几乎荡然无存。上下之间，风气败坏，所以学校教育，名义上存在，实际上已经消亡。况且自从兵变以来，人们习惯于战斗，只知道使用武器，不认识祭祀的礼器。我曾经说过，治国的关键，教化是首要的；教化的途径，学校是根本。京城虽然有太学，但天下的学校尚未兴起，应当命令各郡县都设立学校，以礼聘请教师，教导学生，用来讲论圣人之道，使人们日积月累地感化，以恢复先王的旧制，以革除污浊染习。这是最紧急的事务，应当迅速推行。”
臣若水通说：“我恭敬地观察皇祖对中书省大臣关于设立学校的谕令，这是拨乱反正、全面革新之前的首要任务。学校在夏商周三代兴盛，在汉、唐、宋衰落，在元代大坏。圣上谕令所说的先王衣冠礼乐教化，几乎荡然无存，所谓坏，就是道的坏。等到设立学校，在朝廷内外延请教师传授学生，又恳切地以讲论圣人之道、恢复先王旧制为言。他用来教育人的方法，难道是次要的吗？注重实质而轻视技艺的，记载在书中。这是圣祖设立科举的法度，让他们阅读圣人的书籍，涵养圣人的品德，言行发出圣人的话语，通过言语来观察其涵养，通过涵养来授予官职。这是良好的法度和美好的用意。奈何士人的习气久了，买牛还珠，在文艺上奔驰追求，而遗弃了根本实质，于是使得道德学业和科举学业分为两条路，而先王德行与技艺的教化几乎熄灭了。《易经》说：穷尽就会变化，变化就会通达。只有圣人能够通达这种变化，必定使上面用来教育的，下面用来学习的，内外心事合一。以科举学业作为道德学业的发扬，以道德学业作为科举学业的根本，改变志向而不改变学业，合并根本与枝末，兼顾本体与作用，一以贯之，这才是贤人，这才是能人，这才是杰出的人才。用在国家上则国家治理，用在天下上则天下太平。然后学校教育，名义和实际相互依存，而圣人之道彰明，先王的旧制恢复了。”
洪武四年，皇上阅览《大学衍义》到晁错说“人的情欲没有不想要长寿的，三王生养他们而不伤害他们”。真德秀解释说：“君主不穷兵黩武，就能生养他们而不伤害他们。”皇上对侍臣说：“晁错的话，所涵盖的广泛；真德秀的话，所看到的切中要害。古人说：兵器是凶器，圣人不得已才使用。我每次亲临行军布阵，观看两军交战，在刀箭之下出没，呼吸之间，创伤残害由此产生，心里非常不忍。曾经思考作为君主体恤百姓，所重视的是兵器和刑罚罢了。滥用刑罚使人陷入无辜，穷兵黩武驱使人走向死地，这是有国家的人应当深深警戒的。”
臣若水通说：“先儒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我认为认识到一体，那么痛痒就相关连，而百姓所喜欢的，就喜欢；百姓所厌恶的，就厌恶。所以圣人至仁足以养育万民，大义足以端正万民，而阳舒阴惨、好恶都是一体的了。”皇祖阅览《大学衍义》，有感于两人的议论而说：“临阵不忍伤残，以滥用刑罚和穷兵黩武为戒，这是他的恻隐之心吗？至于铲除残暴，以安定生灵，则是仁义并行，无非是一体的意思了。”圣明君主思念并体察这一点，难道不是大大获得民心，以永远保持天命吗？
洪武四年六月，吏部尚书詹同、礼部尚陶凯制定宴享九奏乐章完成。其曲第一首叫《本太初》，第二首叫《仰大明》，第三首叫《民初生》，第四首叫《品物亨》，第五首叫《御六龙》，第六首叫《泰阶平》，第七首叫《君德成》，第八首叫《圣道成》，第九首叫《乐清宁》。在此之前，太祖皇帝厌恶前代乐章大多使用阿谀之词，用来取悦，甚至鄙陋不恰当，于是命令陶凯等人重新制定歌词。至此，呈上，命令协调音律的人歌唱。对侍臣说：“礼用来引导恭敬，乐用来宣扬和谐。不恭敬不和谐，怎么能治理？”元代古乐都废除了，只有淫词艳曲更唱迭和，又让北鄙之声与正音相杂，甚至把古代先帝王的祭祀神只装饰成舞队在殿廷嬉戏，这实在不是用来引导中和、崇尚治体的。现在所制定的乐章颇合音律，有和平广大的意思。从今以后，一切流俗喧哗、淫邪之乐，全部摒弃。
臣若水通说：“九奏乐章，大要又本于君德。完成这一章，使得君德既成，那么制作就有基础。而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谐，风俗改变，挽衰世而回归古制，特别容易。这是我圣祖所说的，难道不是万世的永远鉴戒吗？”
洪武五年三月辛亥，皇上命令礼部重新制定官民相见礼仪。在此之前，元代习俗官僚相见，就跪一只脚作为礼拜，就以叩头为致敬。拜完后，又跪一只脚。下属官员和下人见上司官长，行礼时，就把手引到后面，前进好像退避的样子。然而皇上非常厌恶这种习俗，自从即位之初，就加以禁止，但旧习不能完全革除。至此，又制定为仪节，命令颁布。皇上对礼部大臣说：“礼，是用来美化教化而安定民心的。成周设立大司徒，用五礼防止万民的虚伪，而教化他们适中。制定适中没有比礼更好的，修行政治没有比礼更好的。所以有礼则治，无礼则乱。居家有礼，那么长幼有序而宗族和睦；朝廷有礼，那么尊卑有序。”
卑定而等级辨。自礼不明而天下成俗，先王之礼几乎熄矣。而人情狃于浅近，未能猝变。今命尔稽考典礼，合于古而宜于今者，以颁布天下，俾习以成化，庶乎复古之治也。」
译地位卑下者安定，等级次序便得以分辨。自从礼制不明而天下形成陋俗，先王的礼制几乎就要消亡了。然而人们的情习拘泥于浅近，不能骤然改变。现在命令你查考典章礼仪，选取那些符合古制而又适宜于当今的，颁布于天下，使人们通过习染而达成教化，或许能够恢复古代那样的治理吧。」
臣若水通曰：「宋儒司马光云：『礼之用，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常，而百行备；用之于家，则尊卑有别，而家道正；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风化美；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用之于天下，则诸侯賔服，而纪纲正。』臣谓礼也者，理也。人君必先体天理于心，以为之本，而后由中应外，笃近举逺，莫非礼之用矣。至于拜揖跪兴之仪，先王之典礼具在，以为细故，而弁髦之；习染之久，交接之间，靡然成为风俗。皇祖拨乱反治，变之以礼，既禁止之，而又命礼臣定为仪节，俾学校习之，天下守之，致治成化。而圣王之礼法教化，复见于今日者，皆圣祖天理之一念，佑启之洪休也。伏望圣明取法以扩充之焉。」
洪武六年三月，礼官上考定礼仪。太祖皇帝谓尚书牛谅曰：「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自一时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变易几尽。朕即位以来，夙夜不忘，思有以振举之，以洗汚染之习。故尝命尔礼部定着礼仪，今虽成，宜更与诸儒叅详考议，斟酌先王之典，以复中国之旧，务合人心，永为定式，庶几惬朕心也。」
臣若水通曰：礼者，体也，与道为体者也。礼存，则道存；道存，则国存。礼亡，则道亡；道亡，则国亡。是故，先王之教务焉。圣祖以礼为人道之纪纲，又曰国之防范，盖深有见于是，而鉴元氏之失矣。今重熈累洽之世，议礼而奉行之者，可不谨哉？可不谨哉！
洪武十三年六月勅谕国子监生曰：「仲尼之道，上师天子，下教臣民，自汉及今，未有逾斯道而能久。朕统一寰宇，君主斯民，切惟学校，国之首务。乃今年春，命工曹构庙学，越五月而成。于是传选师儒，教训生徒，期在育君子以履仲尼之道，以助我后嗣，以安天下苍生。茍教之不以其道，学之不尽其心，则恐养非君子，用非贤人，徒劳民供，无益国家。尔诸学者，当谦柔恭谨，存礼义之勇，去血气之刚，持守仲尼四勿之训，积日经旬，以逾嵗月，不变其所学，则贤人君子矣。由是出为国用，致君于尧舜，跻民于雍熈，显扬其亲，永世不磨，岂不伟哉！宜体朕意，立乃志，务乃学，正尔仪，慎尔言，务勉进修，无间昼夜，讲于友必正道以相辅，问于师必致恭而听受。有乖此礼者，监丞纠之，勿忽。」
臣若水通曰：伏观圣祖之谕，拳拳在于学校。教之以其道，成贤才以适用也。一则曰履仲尼之道，二则曰持守仲尼四勿之训。其可谓知要矣。夫教学之道，莫过于仲尼；而仲尼之道，惟在乎四勿。夫四勿者，圣人之心学也。盖视听言动，事也；勿之者，心也。夫圣人之学，惟在于性情。正其性情者，心而已矣。然则圣祖以是教人，岂非黙契乎帝王心学之传乎？养士如此，则体立用行，致君泽民之事业，皆自其性情中流出矣。噫！皇祖以是立教，后世犹有逐末而忘本，重言而轻实，是艺而非德者，亦独何哉？
洪武十四年三月，颁五经四书于北方学校。上谓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经载圣人之道者也，辟之菽粟布帛，家不可无人。非菽粟布帛，则无以为衣食；非五经四书，则无由知道理。北方自丧乱以来，经籍残阙，学者虽有美质，而无讲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经四书颁赐之，使其讲习。夫君子而知学，则道兴；小人而知学，则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于此也。」
臣若水通曰：道本于心，所谓良知也。养其知者，在于书。盖书注吾心者尔，故能养也。人本于生理，所谓元气也。养其元气者，在菽粟布帛。盖菽粟布帛同得此生理者尔，故能养也。非书能益良知之所无也，非菽粟布帛能益元气之所无也。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之人，同此心，同此良知也。尧舜、三代之人与元时之人，同此心，同此良知也。此圣祖所以颁五经四书于北方之学校，以觉其心之良知一哉？圣心乎？其教育之仁，如天地之覆载而无间矣。
洪武十五年四月，迁工部侍郎刘敏为刑部侍郎，诰曰：「于戏！昔圣人以
译臣若水通说：“宋儒司马光说：‘礼的作用，非常重大！用在自身，则动静有常度，而各种德行完备；用在家庭，则尊卑有区别，而家道端正；用在乡里，则长幼有伦理，而风俗教化美好；用在国家，则君臣有序列，而政治成就；用在天下，则诸侯归顺，而纲纪端正。’我认为礼就是理。君主必须先在心里体认天理，作为根本，然后由内应对外，笃行近处并举荐远处，没有不是礼的作用了。至于拜揖跪起等仪节，先王的典礼都具备，如果视为细枝末节而轻视它；习染久了，在人际交往中，靡然成为风俗。皇祖拨乱反正，以礼来改变，既禁止了旧俗，又命令礼官制定仪节，让学校学习它，天下遵守它，达到治理和教化。而圣王的礼法教化，重新出现在今天，都是圣祖天理这一念，佑助开启的宏大福泽。恳请圣明取法并扩充它。”
洪武六年三月，礼官呈上考定的礼仪。太祖皇帝对尚书牛谅说：“礼是国家的防范，人道的纲纪，是朝廷应当首先致力的大事，一天也不能没有。自从一时废弃礼教，因循百年，中原的礼制几乎完全改变。我即位以来，日夜不忘，想着振兴它，以洗刷污浊的习气。所以曾经命令你们礼部制定礼仪，现在虽然完成了，应当再与各位儒臣参详考议，斟酌先王的典制，以恢复中原的旧制，务必合乎人心，永远作为定式，大概能符合我的心意。”
臣若水通说：礼就是体，与道为体。礼存在，道就存在；道存在，国家就存在。礼灭亡，道就灭亡；道灭亡，国家就灭亡。因此，先王致力于教化。圣祖以礼作为人道的纲纪，又说它是国家的防范，大概对此有深刻的见解，并借鉴了元朝的过失。如今在太平盛世，议论礼制并奉行它的人，能不谨慎吗？能不谨慎吗！
洪武十三年六月，敕谕国子监生说：“孔子的道，上师法天子，下教化臣民，从汉朝到现在，没有超越这个道而能长久的。我统一天下，统治百姓，深切认为学校是国家的首要事务。于是今年春天，命令工部建造庙学，过了五月建成。于是选拔老师儒生，教导学生，期望培养君子来践行孔子的道，以辅助我的后代，以安定天下百姓。如果教育不按照正道，学习不尽心，恐怕培养的不是君子，任用的不是贤人，白白耗费民力供给，对国家没有益处。你们各位学者，应当谦和恭谨，存有礼义的勇气，去除血气的刚强，持守孔子‘四勿’的训诫，积累时日，度过岁月，不改变所学，就是贤人君子了。由此出来为国家所用，使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使百姓进入太平盛世，显扬父母，永世不朽，难道不伟大吗！应当体会我的意思，树立志向，致力学习，端正仪容，谨慎言语，务必勤勉进修，不分昼夜，与朋友讲论一定要以正道相互辅助，向老师请教一定要恭敬地听受。有违背这些礼节的，由监丞纠举，不要忽视。”
臣若水通说：恭敬地观察圣祖的谕令，恳切在于学校。用正道教育他们，成就贤才以适用。一方面说践行孔子的道，另一方面说持守孔子‘四勿’的训诫。这可以说是知道关键了。教学的道理，没有超过孔子的；而孔子的道，只在于‘四勿’。‘四勿’是圣人的心学。大概视听言动，是事；‘勿’是心。圣人的学问，只在于性情。端正性情的，只是心罢了。那么圣祖以此教育人，难道不是默契帝王心学的传承吗？这样培养士人，那么本体确立作用施行，使君主达到尧舜、恩泽百姓的事业，都从他们的性情中流出了。唉！皇祖以此立教，后世还有追逐末节而忘记根本，重视言辞而轻视实质，崇尚技艺而非德行的人，又为什么呢？
洪武十四年三月，将五经四书颁发给北方学校。皇上对朝廷大臣说：“道之所以不明，是因为教化不能推行。五经记载圣人的道，好比豆粟布帛，家里不能没有。没有豆粟布帛，就无法有衣食；没有五经四书，就无法知道道理。北方自从战乱以来，经籍残缺，学者虽然有美好的资质，但没有讲习阐明，从哪里知道道理？现在将五经四书颁发给他们，让他们讲习。君子如果知道学习，道就兴盛；小人如果知道学习，风俗就美好。将来收效，也一定基于此。”
臣若水通说：道本于心，就是所谓的良知。滋养良知，在于书。大概书是注入我们心中的，所以能滋养。人本于生理，就是所谓的元气。滋养元气，在于豆粟布帛。大概豆粟布帛同样具备这种生理，所以能滋养。不是书能增加良知所没有的，不是豆粟布帛能增加元气所没有的。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的人，同此心，同此良知。尧舜、三代之人与元朝的人，同此心，同此良知。这是圣祖之所以将五经四书颁发给北方学校，以觉醒他们心中的良知，使之统一吗？圣心啊！他的教育仁爱，如同天地覆盖承载而没有间隔。
洪武十五年四月，调任工部侍郎刘敏为刑部侍郎，诏书说：“啊！从前圣人以
德化天下，故民乐于从善，而天下治。然圣人之心，必欲天下之人皆善无恶，有不率者，然后刑以齐之。故赏当其功，罚当其罪，而民之不从善者，无有也。故上曰君圣，中曰臣贤，下曰民良，而天地致和，品物咸亨矣。后之君臣，乏诚意正心之学，蔑成已及物之善，是以刑罚不当，仁义倒施，法愈烦而犯愈众，此为世之大病也。」
译以德化治理天下，所以百姓乐于向善，天下也就安定了。然而圣人的心意，必定希望天下的人全都善良而没有邪恶，如果有不遵从的人，就用刑罚来使他们整齐划一。所以奖赏与功劳相当，惩罚与罪行相称，那么百姓中不向善的人，就没有了。因此上层称为君主圣明，中层称为臣子贤能，下层称为百姓良善，天地达到和谐，万物都顺利通达。后来的君臣，缺乏诚意正心的学问，轻视成就自我和惠及他人的善行，因此刑罚不恰当，仁义颠倒施行，法律越繁琐，犯罪的人越多，这是世间的大弊病。
臣若水通曰：「赏罚者，人主所以教天下之术也。赏当功，则民知劝；罚当罪，则民知惩。欲赏罚之当者，惟在于君臣务诚意正心之学，有成已及物之诚，则仁以育之，义以正之，有交济而无倒施。君圣臣贤，民良，致中和而天地万物位育矣。」皇祖之诰，及此其任官化民之道，岂有加于此哉？
国朝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知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乐覩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
臣若水通曰：「此圣祖谕中书省臣建社学之言也。」伏考我圣祖未即大位之先，即建国学。洪武二年，诏天下立府州县学；八年，又诏立社学。何汲汲于学校之建邪？盖天下之治系于贤才，而贤才之出在于学校也。今之社学，其即古之家塾也；今之府州县学，其即古之党庠也；今之国学，其即古之国学也。是故无处无学，无人无学；所学皆所用，所用皆所学。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
洪武十六年，定生员三等高下。凡通四书未通经者，居正义、崇志、广业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条畅者，升修道、诚心堂二年半之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升率性堂。升率性堂者，方许积分。积分之法：孟月试本经义，仲月试论及内科、诏诰、章表；一季月试史防及判语。二，每试文理俱优，与一分；理优文劣者，与半分；文理纰缪者，无分。嵗内积至八分者，为及格，与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业，一如科举之制。
臣若水通曰：「此圣祖建国学之制也，可谓尽美尽善矣。自下而上，以渐而进，教不躐等也。是故其始也，正其义，崇其志，广其业；其中也，修其道，诚其心；其终也，则能率其性矣。学至于率性焉，尽矣。学至率性，则德也，业也，混合而无间矣。又试之以经义论策，自本根而枝叶矣。由是而擢之，立朝长民，由体而达之用矣。太祖之立教，其尽美尽善矣，在教者修而复之耳。」
洪武十七年六月，太祖皇帝谕礼部臣曰：「近命制大成乐器，将以颁天下学校，俾诸生习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乐，所以防民欲；后世之乐，所以纵民欲。其故何也？古乐之诗章和而正，后世之歌词淫以奢。古之律吕恊天地自然之气，后世律吕出入为智巧之私。天时与地气不审，人声与乐声不比，故虽以古之诗章，用古之器数，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伦矣。手击之而不得于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与乐判然为二，而欲以动天地，感▯神，岂不难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难，卿等宜究心于此，庶几可以复古人之意。」
臣若水通曰：致乐以治心者也。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长怨。平心宣化者，天理之公也。公则和，和则与天地之气一矣。气之一，则乐之诗章、器数皆吾和顺之所寓矣。助欲长怨者，人欲之私也。私则乖，乖则与天地之气戾矣。气之相戾，宜其诗章、乐器不合不伦，判而为二矣。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致治者，岂不难乎？我皇祖体天地之和，识大乐之本，于大成乐器之制，乃谕臣下以古今公私之不同，人乐心声之合一，可谓得作乐之要矣。
洪武十八年八月癸丑，太祖皇帝命大都督府官选武臣子弟入国子监读书。太祖谕之曰：「武臣从朕定天下，以功世禄，其子弟长于富贵，又以父兄早殁，鲜知学问，宜令读书，知古今，识道理，俟有成立，然后命官，庶几得其实用也。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孙横肆，卒致夷灭者，不学故也。郭子仪中兴唐室，功盖天下，位极人臣，而心常谦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后嗣者，识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习武事，特患在不学尔。」
臣若水通曰：「唐旗门、羽林俱授以《孝经》，则匪特勲旧子孙也。而治止于唐，何哉？教之、学之无其则，徒为文具，乌能毛毫益于国家？我圣祖命选武臣子弟入国学，则必先之以学问，本之以道理，戒之以横肆，皆切问近思之学。其过于唐逺矣。至于所引
译臣若水通说：“赏罚是君主用来教化天下的方法。奖赏与功劳相当，百姓就知道努力；惩罚与罪行相当，百姓就知道警戒。想要赏罚得当，关键在于君臣致力于诚意正心的学问，有成就自己并惠及他人的诚意，那么就用仁爱来培育，用道义来匡正，相互补救而没有颠倒施行。君主圣明，臣子贤良，百姓善良，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万物就能各安其位、生长发育了。”皇祖的训诫，以及这任职官员、教化百姓的道理，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本朝太祖对中书省臣说：“从前成周时期，家族有塾，乡党有庠，所以百姓没有不知道学习的，因此教化推行而风俗美好。现在京师和郡县都有学校，而乡社的百姓乐于见到教化，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增设社学，聘请老师儒生来教育民间子弟，或许可以引导百姓向善、改善风俗。”
臣若水通说：“这是圣祖训示中书省臣建立社学的话。”我恭敬地考察，我们圣祖在登基之前，就建立了国学。洪武二年，下诏天下设立府州县学；八年，又下诏设立社学。为什么如此急切地建立学校呢？因为天下的治理取决于贤才，而贤才的产生在于学校。现在的社学，就是古代的家塾；现在的府州县学，就是古代的乡庠；现在的国学，就是古代的国学。因此没有地方没有学校，没有人不学习；所学习的都是所应用的，所应用的都是所学习的。然而天下不能治理的情况，是没有的。
洪武十六年，确定生员三个等级的优劣。凡是通晓四书但未通晓经书的人，在正义、崇志、广业堂学习一年半，文理条理通畅的人，升入修道、诚心堂学习二年半，经史兼通、文理都优秀的人，升入率性堂。升入率性堂的人，才允许积分。积分的方法是：每季首月测试本经义，每季中月测试论及内科、诏诰、章表；每季末月测试史防及判语。每次测试文理都优秀的，给一分；理优文劣的，给半分；文理错误的，不给分。一年内积到八分的，为及格，给予出身；不够分的，仍然在堂肄业，完全按照科举的制度。
臣若水通说：“这是圣祖建立国学的制度，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了。从下到上，循序渐进，教育不超越等级。因此开始时，端正其义，崇尚其志，扩大其业；中间时，修养其道，真诚其心；最终时，就能顺应其本性了。学习达到顺应本性，就穷尽了。学习达到顺应本性，那么德行和学业就融合而没有间隙了。又用经义论策来测试，从根本到枝叶。由此提拔他们，在朝廷任职、管理百姓，从本体达到应用了。太祖建立的教育，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了，在于教育者修养并恢复它罢了。”
洪武十七年六月，太祖皇帝对礼部臣说：“最近命令制作大成乐器，将颁行天下学校，让诸生练习用来祭祀孔子。我思考古人的音乐，是用来防范百姓欲望的；后世的音乐，是用来放纵百姓欲望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古乐的诗歌和谐而端正，后世的歌词淫乱而奢侈。古代的律吕协调天地自然之气，后世的律吕出入出于智巧的私心。天时与地气不审视，人声与乐声不相比，所以即使使用古代的诗歌，使用古代的乐器数量，也乖戾而不合，凌犯而不伦。手击乐器而不得于心，口唱歌而非出于志，人与乐截然分为二，而想要感动天地，感通神明，难道不难吗？然而这种流弊已经很久了，挽救它很难，你们应当用心于此，或许可以恢复古人的心意。”
臣若水通说：音乐是用来治理心性的。古代用来平复心，现在用来助长欲望；古代用来宣扬教化，现在用来增长怨恨。平复心、宣扬教化，是天理的公义。公义则和谐，和谐则与天地之气一致了。气的一致，那么音乐的诗歌、乐器数量都是我和谐顺应的寄托了。助长欲望、增长怨恨，是人欲的私心。私心则乖戾，乖戾则与天地之气相悖了。气的相悖，适宜其诗歌、乐器不合不伦，判然为二了。不恢复古代礼制，不改变现在音乐，而想要达到治理，难道不难吗？我们皇祖体察天地的和谐，认识大乐的根本，在大成乐器的制作上，于是训示臣下古今公私的不同，人、乐、心声的合一，可以说是掌握了制作音乐的要点。
洪武十八年八月癸丑，太祖皇帝命令大都督府官员选拔武臣子弟进入国子监读书。太祖训示他们说：“武臣跟随我平定天下，凭借功劳世代享受俸禄，他们的子弟生长在富贵之中，又因为父兄早逝，很少知道学问，应当让他们读书，知道古今，认识道理，等到有所成就，然后任命官职，或许能得到他们的实际用处。从前霍光功劳不是不高，死后不久，而子孙横行放肆，最终导致灭族，是不学习的缘故。郭子仪中兴唐朝，功劳盖过天下，地位达到人臣的极点，而内心常常谦退，保全美好的名声，而福泽惠及后代，是认识道理的缘故。现在武臣子弟只知道习武，只怕不学习罢了。”
臣若水通说：“唐代旗门、羽林都教授《孝经》，那么不仅仅是功臣旧臣的子孙。而治理只限于唐代，为什么呢？教育、学习没有准则，徒具形式，怎么能对国家有丝毫益处？我们圣祖命令选拔武臣子弟进入国学，那么一定先以学问，以道理为根本，以横行放肆为警戒，都是切问近思的学问。这超过唐代远矣。至于所引
洪武二十年七月丁酉，礼部奏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庙。上曰：「太公，周之臣，封诸侯，若以王祀之，则与周天子并矣。加之非号，必不享也。至于立武学，用武举，是析文武为二途，天下无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学者，文武兼备，故措之于用，无所不宜，岂谓文武异科，各求专习者乎？即以太公之鹰扬而授丹书，仲山甫之赋政而式古训，召虎之经营而陈文德，岂比于后世武学专诵韬畧，不事经训，专习干戈，不闻俎豆，拘于一艺一偏之陋哉？今又欲循旧用武举，立庙学，甚无谓也。太公之祀，正宜从祀帝王庙，遂命去王号，罢其旧庙。」
臣若水通曰：古之学者出于一，后之学者出于二。二则支离之患兴，而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故夫才与德二，非全人矣；文与武二，世无全材矣。伏观皇祖谕礼部武学、武举之论，灼见支离之患，而欲天下之学出于一也乎？夫才本于德，德发而为才，则人道全矣。由是以附众饰治，则文；以戡乱威敌，则武。观于太公、山甫、召虎之贤，圣之文武具备，则文之与武可二乎哉？皇祖谓析文武为二途，天下无全材，虽先王复起，不易斯言矣。
洪武二十八年十月，《礼制集要》成。先是，上谓翰林学士刘三吾等曰：「朕自即位以来，屡命儒臣歴考旧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丧祭之仪，服舍器用之制，各有差等着为条格，俾知上下之分。而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谋为不轨，僣用黄罗帐幔，饰以金龙鳯文。迩者，逆贼蓝玉越礼犯分，床帐护膝皆饰金龙文，又铸金爵以为饮器，家奴至于数百，马坊廊房悉用九五间数。而苏州府民顾常，亦用金造酒器，饰以珠玉宝石。僣乱如此，杀身亡家。尔等宜加考定，以官民服舍器用等编类成书，申明禁制，使各遵守。敢有仍前僣用者，必置之法，成器之人如之。」至是，书成，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盖，床帐，弓矢，鞍辔，仪从，奴婢，俸禄，奏启本式，署押体式，服制。颁布中外。
臣若水通曰：礼之为物也，圣人之所以饰人之情而闲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物制度，皆因民以为节，而为大防而已。是礼者，理也。必圣人在上，心纯乎天理，故制为礼法，而致臣民于治化之中也。自礼之差等不明，而先王之礼法教化荡然矣。是以人多轻玩，以至僣乱逾越，贵贱等混，上下分乖。莫有甚于此时也。天生皇祖，为天下礼乐纲常之主，遂以治易乱，复乎古而变乎今。乃命儒臣歴考旧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丧祭之仪，服舍器用之制，各有差等着为成书，使颁行遵守。贵贱之等于是而严也，上下之分于是而正也，先王之礼教于是而复明也。是故圣祖斟酌损益，以扶植万世常行之道。但承平日久，民心渐玩，而僣逾之风或起，如顾常之所为者，尚不能无也。伏愿圣明体皇祖之心，申明旧制，防其渐而遏其流，则治平之休垂于无疆矣。
洪武二十八年戊午，诏国子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纲，叙九法，为百王轨范。修身立政，备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处大事、决大疑者。近诸生专治他经者众，至于《春秋》，鲜有明之。维今宜习读，以求圣人『大经大法』，他日为政临民，庶乎有本。」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天子之事也。故正人心，扶世道，莫大乎春秋。孔子之时，三纲日隳，九法尽斁，春秋不得已而作也。春秋作，则褒贬定而劝惩彰，三纲由是而明，九法由是而叙。苟能于此而明诸心焉，则天理日着，人欲日消，僣乱日逺。家以之而齐，国以之而治，天下以之而平。实天下万世之大经大法也。诚如圣祖之所谕者，伏愿圣明体皇祖之心，以明之于上，使学校皆明之于下，则上下恊一，而久安长治之休端有在矣。
大明令，国学生员一品至九品文武官子孙弟侄，年一十二嵗以上者，充补，以一百名为额。民间俊秀，年一十五嵗以上，能通四书大义，愿入国学者，中书省
译洪武二十年七月丁酉日，礼部奏请依照前代旧例，设立武学，采用武举制度，并祭祀姜太公，修建昭烈武成王庙。皇上说：“姜太公是周朝的臣子，被封为诸侯，如果以王的规格祭祀他，那就与周天子平起平坐了。给他加上‘王’这个非分的称号，他必定不会享用祭祀。至于设立武学、采用武举，这是将文和武分为两条途径，天下就没有全才了。夏商周三代以上，士人学习的内容，文武兼备，所以将他们任用，没有不合适的，哪里是说文武分科，各自专门研习的呢？即使是姜太公以勇猛著称而被授予丹书，仲山甫以施政著称而效法古训，召虎以经营著称而宣扬文德，难道比得上后世武学专门诵读韬略，不从事经学训诂，专门习练干戈，不闻祭祀礼仪，拘泥于一技一偏的浅陋吗？现在又想沿袭旧制采用武举，建立庙学，非常没有意义。姜太公的祭祀，正适宜作为配享祭祀在帝王庙中，于是命令去掉‘王’的称号，废除他的旧庙。”
臣若水通说：古代的学者出于一个本源，后世的学者出于两个本源。分为两个本源，支离破碎的祸患就兴起了，这就是道之所以不明不行的原因。所以才能与品德分为两样，就不是全人；文与武分为两样，世间就没有全才了。我观察皇祖关于礼部武学、武举的谕令，深刻洞察了支离破碎的祸患，是想让天下的学问出于一个本源吗？才能本源于品德，品德发扬表现为才能，那么人道就完备了。由此来团结众人、粉饰治理，就是文；以此来平定动乱、威慑敌人，就是武。观察姜太公、仲山甫、召虎的贤能，圣人具备文武之才，那么文与武可以分为两样吗？皇祖说将文武分为两条途径，天下就没有全才，即使先王复活，也不会改变这句话。
洪武二十八年十月，《礼制集要》编成。在此之前，皇上对翰林学士刘三吾等人说：“我自从即位以来，多次命令儒臣逐一考察旧有的典章制度，上自朝廷，下至臣民百姓，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仪式，服饰、居室、器物的制度，各有等级差别，制定为条格，使他们知道上下尊卑的分别。而奸臣胡惟庸等人，擅自作威作福，图谋不轨，越制使用黄罗帐幔，装饰以金龙凤纹。近来，逆贼蓝玉越礼犯分，床帐、护膝都装饰金龙纹，又铸造金爵作为饮酒器具，家奴多达数百人，马房、廊房全部使用九五间的数目。而苏州府百姓顾常，也用金子制造酒器，装饰以珠玉宝石。僭越混乱到如此地步，导致杀身亡家。你们应当加以考察审定，将官民服饰、居室、器物等编类成书，申明禁令，使各自遵守。敢有仍像从前那样僭越使用的，一定依法处置，已成器物的也如此处理。”到这时，书编成，目录有十三项：冠服、房屋、器皿、车盖、床帐、弓矢、鞍辔、仪仗随从、奴婢、俸禄、奏启本格式、署押体式、服制。颁布于朝廷内外。
臣若水通说：礼这种东西，是圣人用来修饰人的情感而防止其邪僻的工具。它的文物制度，都是根据民情来制定节度，作为大的防范罢了。所以礼就是理。必定圣人在上位，心思纯粹合乎天理，所以制定礼法，使臣民处于治理教化的境界中。自从礼的等级差别不明确，先王的礼法教化就荡然无存了。因此人多轻视玩忽，以至于僭越混乱逾越，贵贱等级混淆，上下名分乖违。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严重的了。上天降生皇祖，作为天下礼乐纲常的主宰，于是用治理取代混乱，恢复古代制度而变革当今习俗。于是命令儒臣逐一考察旧章，上自朝廷，下至臣民，冠婚丧祭的仪式，服舍器用的制度，各有等级差别，著写成书，使颁布实行遵守。贵贱的等级于是严格，上下的名分于是端正，先王的礼教于是重新明了。所以圣祖斟酌损益，以扶持万世常行的正道。只是承平日子久了，民心逐渐玩忽，僭越的风气或许兴起，像顾常那样的行为，还不能没有。我恳愿圣明的君主体察皇祖的心意，申明旧制，防止其萌芽而遏制其流弊，那么治平的美好就会垂范无穷了。
洪武二十八年戊午日，诏令国子监学生说：“孔子作《春秋》，阐明三纲，叙述九法，作为百代君王的规范。修身立政，都完备其中。没有舍弃这些而能处理大事、决断大疑的。近来诸生专门研习其他经书的很多，至于《春秋》，很少有人通晓。现在适宜习读，以求圣人‘大经大法’，日后执政临民，大概就有根本了。”
臣若水通说：孟子说“王者的足迹熄灭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是天子的事情。所以端正人心，扶持世道，没有比《春秋》更大的了。孔子的时候，三纲日益毁坏，九法完全败坏，《春秋》不得已而作。《春秋》作，那么褒贬确定而劝善惩恶彰显，三纲由此而明了，九法由此而有序。如果能在这一点上明白于心，那么天理日益显著，人欲日益消减，僭越混乱日益远离。家由此而整齐，国由此而治理，天下由此而太平。实在是天下万世的大经大法。确实如圣祖所谕示的，我恳愿圣明的君主体察皇祖的心意，在上面阐明它，使学校在下面都阐明它，那么上下协调一致，长久安定长治的美好开端就在这里了。
大明令，国子监学生员，一品至九品文武官员的子孙弟侄，年龄在十二岁以上的，充补名额，以一百名为定额。民间俊秀子弟，年龄在十五岁以上，能通晓四书大义的，愿意进入国子监学习的，中书省
臣若水通曰：此见我圣祖法成周，公卿大夫士之子与民间俊秀入太学之遗意也。教人无间，用人有方，不以世族求，不以寒门遗矣。传世既逺，法久易玩。他门一启，贤关混淆，良法美意，独不可念哉？故曰：制而用之谓之法，举而行之存乎人。此在圣明今日，秉公正以立教化之本焉。
教民榜各处乡村设立社学，教训子弟，使为良善。其有司里甲倚此作弊，革去。今后许令有德之人，不拘多少，每年十月初开学，腊月终罢。如丁多有暇，常读常教者听。其有司里老，敢有干预搅扰者，重法惩治。
臣若水通曰：古者之教，家有塾，民之子弟八嵗而入，后世无闻焉。我朝社学之设，其亦先王之意乎？盖得防以养正之义矣。语曰：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其于化民成俗之助，岂浅浅也哉？有司乃复违令而废焉，甚者因而作弊，诚民贼也。治之以法，岂不宜哉？伏惟圣明，申明祖宗之制，必讲求古者小学之教，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事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而令小子服习之，涵养其根本，开发其聪明，则作圣之功在是矣。
永乐四年三月，太宗皇帝视学。先是勅礼部臣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师。帝王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纲五常之理，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万世。朕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师亿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统，复衣冠礼乐之旧。渡江之初，首建学校，亲祀孔子，御筵讲书，守帝王之心法，继圣贤之道学，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鸿业，惟成宪是遵。今当躬诣太学，释奠先师，以称崇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礼仪，礼部详议以闻。」臣若水通曰：「此我太宗文皇帝崇儒重道之盛心，溢于言表矣。其间曰『守帝王之心法，继圣贤之道学』，此二言者，实开一代心学之原也。至哉！此所以人材辈出，辅成丕丕之基，垂无疆之休也。圣子神孙，不可不以祖宗为法，以求所谓道学心法之妙焉。」
宪纲，凡国家律令并续降条例，事理有司官吏，须要熟读详玩，明晓其义。监察御史、按察司官所至之处，令其讲读，或有不能通晓者，依律究治。
臣若水通曰：「刑法与礼相出入者也，故律例与书相表里者也。盖律令之颁，即古者布法象魏之遗意，乃治之具也。有治民之责，而不能举其辞，况能明允以适厥中哉？然任刑莫如任德。孔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斯百王之律令也欤？而所以道之、齐之者，必自圣明一心始焉尔。」
格物通卷六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六十三 明 湛若水 撰
举措一
易·泰》彖曰：内阳而外隂，内徤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臣若水通曰：阳为徤，为君子；隂为顺，为小人。泰卦，干阳来居内，是徤在内也；坤隂往居外，是顺在外也。君子小人之进退，国家之治乱所系也。何谓内君子？内者，主之也。自朝廷以至百执事，皆君子也。何谓外小人？外者，黜之也。小人无得以干政也。内君子，则君子之道长矣；外小人，则小人之道消矣。阳刚之道大，为世用；隂邪不得而间之。人君举措之公，则天下开泰矣。《书》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若使君子小人杂出乎其间，则君子以直道而退，小人以邪佞而进，甚至小人众而君子独，虽欲不亡，不可得已有国者，不可以不慎也。
頥彖曰：「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頥之时，大矣哉！」
臣若水通曰：此彖辞賛頥道之大也。夫天地人物，一气者也。故天地之于万物，圣人之于万民，因其气之同，而以彼所固有者养之，使日益盛耳。非谓民物所本无，而强附益之也。万物有生意，不能以自养，养之者天地也。▯露霜雪，皆天地之致养乎物者也，一气之通也。万民有生理，不能以自养，养之者圣人也。教养刑政，皆圣人之致养乎民者也，一理之运也。然自养贤始，必尊其位，重其禄，以达其用也。以贤者而养天下者，使承君教养刑政之道，以致
译臣湛若水说：这体现了我圣祖效法周朝，让公卿大夫士的子弟与民间优秀人才进入太学学习的遗意。教育人民没有间隔，任用人才有方法，不因为出身世家大族就寻求，也不因为出身寒门就遗弃。传承世系既已久远，法令长久容易被人玩忽。其他门路一旦开启，贤才的通道就会混淆，这样良好的法度和美好的意图，难道不值得怀念吗？所以说：制定并运用它叫做法，推行并实行它在于人。这在圣明的今天，秉持公正来树立教化的根本。
教民榜文规定：在各处乡村设立社学，教导子弟，使他们成为善良的人。那些倚仗此令作弊的有司里甲，予以革除。今后允许有德行的人，不论多少，每年十月初开学，腊月终结束。如果人口多且有闲暇，经常读书经常教导的，听凭其便。那些有司里老，敢有干预搅扰的，用重法惩治。
臣湛若水说：古代的教育，家有塾，百姓的子弟八岁入学，后世没有听说过。我朝设立社学，这也是先王的意图吧？大概得到了防止邪僻以培养正气的意义。俗话说：少年养成如同天性，习惯成为自然。这对于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帮助，难道轻微吗？有司反而违背命令而废除，甚至因此作弊，确实是百姓的贼害。用法律惩治他们，难道不合适吗？希望圣明，申明祖宗的制度，务必讲求古代小学的教育，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侍奉父母尊敬长辈，尊崇老师亲近朋友的大道，礼乐射御书数的文化，让小子们服习，涵养他们的根本，开发他们的聪明，那么成就圣人的功夫就在这里了。
永乐四年三月，太宗皇帝视察太学。在此之前，敕令礼部大臣说：“我认为孔子，是帝王的老师。帝王是百姓的主宰，孔子确立了百姓的大道。三纲五常的道理，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都是孔子阐明的，用来教导万世。我的皇考太祖高皇帝承担君师亿兆的责任，正中夏文明的统绪，恢复衣冠礼乐的旧制。渡江之初，首先建立学校，亲自祭祀孔子，御筵讲书，坚守帝王的心法，继承圣贤的道学，集其大成，以达到至治。我继承大业，只遵循成宪。现在应当亲自前往太学，祭奠先师，以称颂崇儒重道的意思。那些合行的礼仪，礼部详细议定上报。”臣湛若水说：“这是我太宗文皇帝崇儒重道的盛心，溢于言表了。其中说‘坚守帝王的心法，继承圣贤的道学’，这两句话，实在开启了一代心学的源头。伟大啊！这就是人才辈出，辅佐成就宏大基业，垂下无尽福泽的原因。圣明的子孙，不可以不效法祖宗，来探求所谓道学心法的妙处。”
宪纲规定：凡是国家律令以及后续颁布的条例，事理有司官吏，必须熟读详玩，明晓其义。监察御史、提刑按察司官员所到之处，令其讲读，如果有不能通晓的，依照法律究治。
臣湛若水说：“刑法与礼相互出入，所以律例与书籍相互表里。大概律令的颁布，就是古代布法象魏的遗意，是治理的工具。有治理百姓的责任，却不能列举其言辞，何况能明允以适合其中呢？然而任用刑罚不如任用德行。孔子说：‘用道德引导，用礼制整齐，有羞耻且归服。’这是百王的律令吗？而用来引导、整齐的方法，一定从圣明的一心开始罢了。”
格物通卷六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六十三 明 湛若水 撰
举措一
《易·泰》彖辞说：内阳而外阴，内刚健而外顺从，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之道长，小人之道消。
臣湛若水说：阳为刚健，为君子；阴为顺从，为小人。泰卦，乾阳来居内，是刚健在内；坤阴往居外，是顺从在外。君子小人的进退，关系到国家的治乱。什么叫内君子？内，是主宰的意思。从朝廷到百官，都是君子。什么叫外小人？外，是黜退的意思。小人无得以干政。内君子，那么君子之道就长了；外小人，那么小人之道就消了。阳刚之道大，被世所用；阴邪不得而离间。人君举措公正，那么天下就开泰了。《尚书》说：“任用贤才不要有二心，去除奸邪不要有疑虑。”如果让君子小人混杂其间，那么君子因直道而退，小人因邪佞而进，甚至小人众多而君子孤独，虽然想不灭亡，也不可能了。有国者，不可以不谨慎。
颐卦彖辞说：“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育贤人以及万民。颐卦的时义，伟大啊！”
臣湛若水说：此彖辞赞扬颐道的大。天地人物，是一气的。所以天地对于万物，圣人对于万民，因其气的相同，而用他们本有的东西养育他们，使他们日益兴盛。不是说民物本来没有，而强行附加增益。万物有生意，不能自己养育，养育它们的是天地。雨露霜雪，都是天地致养于物的，是一气的贯通。万民有生理，不能自己养育，养育他们的是圣人。教养刑政，都是圣人致养于民的，是一理的运行。然而从养育贤人开始，必须尊崇他们的地位，加重他们的俸禄，以发挥他们的作用。用贤人来养育天下，让他们秉承君主教养刑政的大道，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