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三十七 明 湛若水 撰
男女妻妾皆遇害，独皇曽孙在，亦坐收系狱。丙吉受诏治巫蛊狱，吉心知太子无事实，重哀皇曽孙无辜，择谨厚女徒令乳养曽孙，置闲燥处。曽孙髙材好学，然亦喜游侠，以是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及昌邑王废，霍光与张安世诸大臣议所立未定。丙吉奏记光曰：“武帝曽孙名病已者，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将军定大策。”光与丞相敞上奏曰：“武帝曽孙病已，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躬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皇太后诏曰：“可。”迎曽孙即皇帝位。
译男女妻妾都遇害了，只有皇曾孙还在，也因牵连被收押入狱。丙吉接受诏令审理巫蛊案件，他心中知道太子没有犯罪事实，又深深哀怜皇曾孙无辜，于是挑选了谨慎厚道的女囚来哺乳抚养皇曾孙，将他安置在安静干燥的地方。皇曾孙天资聪颖且喜爱学习，但也喜欢结交游侠，因此详细知晓民间的奸邪之事以及官吏治理的得失。等到昌邑王被废黜，霍光与张安世等大臣商议拥立谁为皇帝尚未决定。丙吉向霍光呈递文书说：“武帝的曾孙名叫刘病已，如今已经十八九岁了，通晓经术，有美好的才能，行为安详且节制平和，希望将军决定重大的策略。”霍光与丞相杨敞上奏说：“武帝的曾孙刘病已，年十八岁，跟随老师学习《诗经》《论语》《孝经》，亲身践行节俭，慈爱仁厚爱护百姓，可以继承孝昭皇帝的帝位。”皇太后下诏说：“可以。”迎接曾孙刘病已即皇帝位。
臣若水通曰：丙吉防皇曽孙于艰险之时，必择谨厚女徒养之，得防以养正之道矣。皇曽孙髙材好学，行安节和，恭俭仁慈，教养之功不可诬也。及立为宣帝，汉室复兴焉。传曰：「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其丙吉之谓乎？」向非吉之仁，则汉统絶矣，何望乎中兴之业哉？
汉光武建武十三年，光武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
臣若水通曰：「太子天下本，本正而天下正矣。故素教预养之者，不可以不正。」光武因皇太子问攻战之事，戒之以孔子不对；问陈之事，岂亦养之以正者哉？卒之建武、永平之政，为东都首称君子，皆归于养正之功焉。
汉光武建武十九年六月，上以沛国桓荣为议郎，使授太子经。荣辨明经义，儒者莫之及，特加赏赐。帝使左中郎将汝南钟兴授皇太子及宗室诸侯《春秋》，赐兴爵关内侯。兴辞以无功，帝曰：“生教训太子及诸王侯，非大功耶？”兴曰：“臣师少府丁恭。”于是复封恭，而兴遂固辞不受。臣若水通曰：“世祖天资虽美，非知帝王教养太子之道者也。其使桓荣授经太子，特加赏赐；钟兴授《春秋》，而赐以侯爵，且追封其师丁恭。尊师教子之礼，亦隆矣。所惜者，二臣徒事章句口舌之间，而无格心一德之道。其于世祖不有负哉？使世祖而知学，尊严光以为之师，则怀仁辅义之学，必能成太子之德业，而汉为三代矣。”
汉光武建武二十八年，上大会羣臣，问谁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阴识可。博士张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为阴氏乎？为天下乎？即为阴氏，则阴侯可；为天下，则固宜用天下之贤才。”帝称善曰：“欲置傅者，以辅太子也。今博士不难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荣为少傅，赐以辎车乘马。
臣若水通曰：古者三公，不惟其官，惟其人。傅太子之官，亦当如之。所谓其人者，必如伊、傅之一德，斯可矣。光武善张佚之言，而以佚为太傅。若佚者，固知其正直矣。然正直而不闻道者，有之也。帝岂知佚为其人，而以应对之间，遽取之哉？若佚者，以为谏议大夫可也。若敷求哲人，以称其任，有严光在焉。
汉昭烈章武三年诏勅太子曰：「人五十不称夭，吾年巳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但以卿兄弟为念。尔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臣若水通曰：古之明王所以教养太子者，亦惟傅之以正人，命之以正言而已。昭烈病革命太子，父事丞相亮，是养之以正人也。又言：「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是养之以正言也。使能体先帝之德意，而亲贤去佞，为善去恶，何恢复之业不可图哉？奈何孔明不禄，黄皓用事，曽不旋踵，遂尔覆宗。呜呼！何以见其先人于地下耶？谨録之，以为嗣君颠覆典刑者之戒。
晋元帝大兴元年，帝以贺循行太子太傅，周顗为少傅。庾亮以中书郎侍讲东宫。帝好刑名家，以韩非书赐太子。庾亮谏曰：「申、韩刻薄，伤化，不足留圣心。」太子纳之。臣若水通曰：「韩非刑名之学也，王衍、何晏祖尚其説，已致祸乱。元帝中兴，亦可监矣。顾乃教诲太子以韩非刻薄之书，庾亮虽谏以止之，特救▯补偏者尔。使进丹书之训，则刑名邪説不能入矣。三代教养太子之道不讲，中原不复有，由然哉。」
陈宣帝太建五年，周左宫正宇文孝伯言于周主曰：「皇太子四海所属，而德声未闻，且春秋尚少，志业未成，请妙选正人为其师友，调护圣质，犹望日就月将。如或不然，悔无及矣。」
臣若水通曰：古之养太子者，必有师友之臣。所贵师友，在正人；所贵正人，在道德。故道德由师友有之，其任岂不重乎？后之太子之官，三太三少，非无师友之名，但惟其官，不惟其人。至有学术不齿于庸人者，望其成太子之德，岂不
译臣若水通说：丙吉在艰险之时保护皇曾孙，必定选择谨慎忠厚的女仆来抚养他，这确实掌握了保护并培养正道的方法。皇曾孙天资聪颖且喜好学习，行为安详、节度平和，恭敬节俭、仁慈宽厚，这是教养之功不可抹杀的。等到他即位成为宣帝，汉朝的国运得以复兴。《传》中说：“能够保护我们的子孙和百姓，说的就是丙吉吧？”如果不是丙吉的仁德，汉朝的统绪就断绝了，哪里还能指望中兴的功业呢？
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光武帝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厌恶军事事务，况且知道天下百姓疲惫损耗，希望让他们得以休养生息。自从陇西、蜀地平定之后，除非有紧急警报，不再谈论军队战事。皇太子曾经询问攻战的事情，光武帝说：“从前卫灵公询问军阵，孔子不回答，这不是你所能涉及的。”
臣若水通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端正了，天下也就端正了。所以平时教育预先培养太子的人，不可以不端正。”光武帝因为皇太子询问攻战之事，用孔子不回答军阵之事来告诫他，这难道也是用正道来培养太子吗？最终建武、永平年间的政治，被东汉称为君子之治，都归功于培养正道的功效。
汉光武帝建武十九年六月，皇上任命沛国的桓荣为议郎，让他教授太子经书。桓荣辨析阐明经书义理，儒者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皇上特别加以赏赐。皇上派左中郎将汝南人钟兴教授皇太子及宗室诸侯《春秋》，赐给钟兴关内侯的爵位。钟兴以没有功劳为由推辞，皇上说：“你教导太子及各位王侯，这不是大功吗？”钟兴说：“我的老师是少府丁恭。”于是皇上又封赏丁恭，而钟兴坚决推辞不接受。臣若水通说：“世祖虽然天资美好，但并不知道帝王教养太子的正道。他让桓荣教授太子经书，特别加以赏赐；钟兴教授《春秋》，就赐给侯爵，并且追封他的老师丁恭。尊师教子的礼节，也算隆重了。可惜的是，这两位臣子只从事章句口舌之间的学问，而没有端正心性、统一德行的道理。这对于世祖来说，难道不是辜负了吗？如果世祖懂得学习，尊奉严光作为老师，那么怀抱仁德、辅助道义的学问，必定能成就太子的德行功业，而汉朝就能成为夏商周三代那样的盛世了。”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皇上大会群臣，询问谁可以做太子的师傅。群臣迎合皇上的心意，都说太子的舅舅阴识可以。博士张佚严肃地说：“现在陛下立太子，是为了阴氏呢？还是为了天下呢？如果是为了阴氏，那么阴侯可以；如果是为了天下，那么就应当任用天下的贤才。”皇上称赞他说得好，说：“想要设置师傅，是为了辅佐太子。现在博士不避讳纠正我，何况是太子呢？”当即任命张佚为太子太傅，任命博士桓荣为少傅，赐给他们辎车和乘马。
臣若水通说：古代的三公，不只看重官职，更看重人选。太子的师傅，也应当如此。所谓合适的人选，必须像伊尹、傅说那样具有同一德行，这才可以。光武帝赞同张佚的话，而任命张佚为太傅。像张佚这样的人，固然知道他是正直的。然而正直却不闻道的人，也是有的。皇上难道知道张佚是合适的人选，仅凭应对之间的言辞，就立刻选取他吗？像张佚这样的人，做谏议大夫是可以的。如果要广泛寻求贤哲之人，以胜任这个职位，还有严光在啊。
汉昭烈帝章武三年，诏书告诫太子说：“人五十岁不称为夭折，我已经六十多岁了，还有什么遗憾呢？只是挂念你们兄弟。你们要努力，努力！不要因为坏事小就去做，不要因为好事小就不做。只有贤德，才能使人信服。你父亲德行浅薄，不值得效法。你和丞相共事，要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他。”
臣若水通说：古代圣明的君王教养太子，也只是用正直的人来辅佐他，用正直的话来命令他罢了。昭烈帝病重时告诫太子，要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丞相诸葛亮，这是用正直的人来培养他。又说：“不要因为好事小就不做，不要因为坏事小就去做。”这是用正直的话来培养他。如果能够体察先帝的德意，亲近贤人、远离奸佞，行善去恶，那么恢复汉室的功业有什么不可图谋的呢？奈何诸葛亮去世，黄皓掌权，没过多久，就导致宗庙覆灭。唉！怎么向地下的先人交代呢？谨慎地记录这件事，作为后来君主颠覆法度的警戒。
晋元帝大兴元年，元帝任命贺循代理太子太傅，周顗为少傅。庾亮相任中书郎，在东宫侍奉讲学。元帝喜好刑名之学，把《韩非子》赐给太子。庾亮劝谏说：“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刻薄，伤害教化，不值得留在圣明的心中。”太子采纳了他的意见。臣若水通说：“韩非是刑名之学，王衍、何晏推崇这种学说，已经导致祸乱。元帝中兴晋室，也可以引以为鉴。却反而用韩非刻薄的书来教诲太子，庾亮虽然劝谏制止，不过是补救偏颇罢了。如果进献丹书那样的训诫，那么刑名邪说就不能侵入了。夏商周三代教养太子的正道不被讲求，中原不再恢复，就是这样的原因啊。”
陈宣帝太建五年，北周左宫正宇文孝伯对周主说：“皇太子是四海所归附的对象，但德行声望还没有听闻，况且年纪尚轻，志向事业尚未成就，请求精心挑选正直的人做他的老师和朋友，调护圣明的资质，还希望他能日有所进、月有所长。如果不这样，后悔就来不及了。”
臣若水通说：古代培养太子，必定有老师和朋友这样的臣子。所看重的老师和朋友，在于正直的人；所看重的正直的人，在于道德。所以道德通过老师和朋友而获得，他们的责任难道不重大吗？后来的太子官职，三太三少，并非没有老师和朋友的名称，但只看重官职，不看重人选。以至于有学术水平不被庸人齿列的人，指望他们成就太子的德行，难道不
陈宣帝太建八年，周以左民部尚书江总为詹事。吏部尚书孔奂奏曰：「江总文华之士，今皇太子文华不少，岂借于总？愿选敦重之才，以居辅导之职。」
臣若水通曰：古之教太子之道，有师保傅之官。师者，道之教训；保者，保其身体；傅者，傅之德义。而文华不与焉。若江总浮靡之士，岂辅养太子者哉？孔奂之言是矣。但谓太子文华不少，岂借于总？然则文华不足者，可借总耶？于是乎，犹惜其信道不笃，而未知帝王之学不在文华，而文华适为圣学敦本之累也。故教太子不以三代之法，鲜有不败德丧邦者矣。此可以为人君爱养太子者之鉴。
唐太宗贞观七年十二月，帝谓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杜正伦曰：“朕年十八，犹在民间，民之疾苦，情伪无不知之。及居大位，区处世务，犹有差失，况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太子好嬉戏，颇亏礼法，志宁与右庶子孔頴达数直谏，上闻而嘉之，各赐金一斤，帛五百疋。
臣若水通曰：「礼云，禁于未发之谓豫，发焉后禁，为力难矣。故三代明王之教太子，必有师傅教之道德礼义，陈善以闭其邪，所谓禁之于未发也。发而后谏，斯为下矣。惜乎太宗不知，而于杜诸人学不足，以及此，无恠乎太子承干嬉戏亏礼，而卒于见废也。」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定太子见三师仪。迎于殿门外，先拜三师，答拜。每门让于三师，三师坐，太子乃坐。其与三师书，前后称名，惶恐。黄门侍郎刘洎上言：“以太子宜勤学问，亲师友。今入侍宫闱，动逾旬朔，师保以下接对甚稀。伏愿少抑下流之爱，▯远大之规，则海内幸甚。”上乃命洎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更日诣东宫，与太子游处谈论。
臣若水通曰：自古帝王择师傅以教太子，固有定法。太宗定太子，见三师仪，所以养其尊师重傅之诚，可谓善矣。然不于立承干之日，而于更立晋王治时，要亦有所惩，而至是始悟也。奈何治窃太子之位，纵欲崇侈，乞优供给？虽刘、岑、褚、马诸贤，日与游处谈论，亦不能消其逸志。吁哀哉！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尝谓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则诲之。见其饭，则曰：『汝知稼穑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乘马，则曰：『汝知其劳不竭其力，则常得乘之矣。』见其乘舟，则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其息于木下，则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臣若水通。」曰：「太宗因事而诲太子，可谓爱之深矣。然而太子之未善者，岂亦身教之未至耶？」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七月，初，翰林待诏王伾善书，王叔文善棋，俱出入东宫，娯侍太子。叔文诡谲多诈，太子尝欲谏宫市事，叔文以不宜言外事止之，由是大爱幸，与王伾相依附。叔文因为太子言：“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宻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有名而求速进者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栁宗元、刘禹锡等，定为死友。而凌凖、程异又因其党以进，日与游处，踪迹诡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镇或阴进资币与之相结。臣若水通曰：“贾谊云：‘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三代之所以长久也。’夫养太子以正，犹恐不正，而况教之以不正乎？德宗之于太子，使小技、博奕之羣小彚进，教之竒巧，可谓正事乎？止宫市之谏，以为不言外事，可谓正言乎？阴受资币而不以为非，可谓正道乎？死友十人，皆轻佻不逞之徒，以若人而与之前后左右，可谓正人乎？然则顺宗之不肖，德宗养之也，可以为万世养太子者之戒矣。”
唐宪宗元和元年夏四月，元稹上书劝上早择脩正之士，使辅导诸子。以为太宗自为藩王，与文学清脩之士十八人居。后代太子诸王，虽有僚属，日益疎贱。至于师傅之官，非眊瞆废疾不任事者，则休戎罢帅，不知书者为之。其友谕赞议之徒，尤为冗散之甚。搢绅皆耻为之。就使时得僻老儒生，越月逾时，仅获一见，又何暇傅之
译陈宣帝太建八年，周朝任命左民部尚书江总为詹事。吏部尚书上奏说：“江总是富有文采的人，如今皇太子富有文采的人不少，哪里需要借助江总呢？希望选拔敦厚稳重的人才，来担任辅导太子的职务。”
臣若水通说：古代教导太子的方法，设有师、保、傅这些官职。师，是用道理教训太子；保，是保护太子的身体；傅，是辅佐太子的德行道义。而文采并不在其中。像江总这样浮华靡丽的人，哪里是辅养太子的人呢？孔奂的话是对的。但他却说太子富有文采的人不少，哪里需要借助江总？那么如果太子文采不足，就可以借助江总吗？由此可见，孔奂还是惋惜江总信道不坚定，却不知帝王之学不在于文采，而文采恰好成为圣学敦厚根本的拖累。所以教导太子不遵循三代的法则，很少有不成败德行、丧失国家的。这可以作为君主爱养太子的鉴戒。
唐太宗贞观七年十二月，皇帝对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杜正伦说：“我十八岁时，还在民间，百姓的疾苦，真情假意没有不知道的。等到居于大位，处理世事，尚且有差错失误，何况太子生长在深宫之中，百姓的艰难，耳目未曾接触，能不骄奢逸乐吗？你们不可不极力劝谏。”太子喜好嬉戏，颇为违背礼法，于志宁与右庶子孔颖达多次直言劝谏，皇上听说后嘉奖他们，各赐金一斤，帛五百匹。
臣若水通说：“《礼记》说，在恶念未发生时就禁止叫做预防，发生了之后再禁止，就困难了。所以三代圣明君主教导太子，一定有师傅教导他们道德礼义，陈述善道来堵塞邪念，这就是所说的在恶念未发生时就禁止。发生了之后再劝谏，这就属于下策了。可惜太宗不知道，而杜正伦等人学问不足，以至于此，难怪太子李承干嬉戏违背礼法，最终被废黜了。”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制定太子拜见三师的礼仪。在殿门外迎接，先拜三师，三师回拜。每经过一门，都让三师先行，三师坐下，太子才坐下。太子给三师写信，前后都自称名字，表示惶恐。黄门侍郎刘洎上言：“太子应当勤奋学问，亲近师友。如今入宫侍奉，动辄超过十天或一个月，师保以下的人接见应对很少。希望陛下稍微抑制溺爱之心，注重远大的规划，那么天下就幸运了。”皇上于是命令刘洎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一日轮值前往东宫，与太子游处谈论。
臣若水通说：自古帝王选择师傅来教导太子，本来就有固定的法则。太宗制定太子拜见三师的礼仪，用来培养太子尊师重傅的诚意，可以说是很好的了。然而不是在立李承干为太子的时候，而是在改立晋王李治的时候，这也是有所惩戒，到这时才醒悟。奈何李治窃取太子之位，纵欲崇尚奢侈，乞求优厚的供给？虽然刘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等贤人，每天与他游处谈论，也不能消除他安逸的念头。唉，可悲啊！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曾经对侍臣说：“我自立太子以来，遇到事物就教诲他。看见他吃饭，就说：‘你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就常常有这饭吃了。’看见他骑马，就说：‘你知道马的劳累而不竭尽它的力气，就常常能骑它了。’看见他乘船，就说：‘水所以能承载船，也能倾覆船。百姓就像水，君主就像船。’看见他在树下休息，就说：‘木头顺着墨线就直，君主听从劝谏就圣明。’”
臣若水通说：“太宗因事而教诲太子，可以说是爱他很深了。然而太子不善的地方，难道也是因为身教没有达到吗？”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七月，起初，翰林待诏王伾擅长书法，王叔文擅长下棋，都出入东宫，娱乐侍奉太子。王叔文诡诈多疑，太子曾经想劝谏宫市的事，王叔文以不宜议论外朝事务阻止他，因此深受宠爱，与王伾相互依附。王叔文因此对太子说：“某人可以做宰相，某人可以做将领，希望日后任用他们。”暗中结交翰林学士韦执谊以及当时有名望而求取快速晋升的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定为生死之交。而凌准、程异又依靠他们的党羽而进用，每天与他们游处，踪迹诡秘，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端倪。藩镇有的暗中进献资财物品与他们相勾结。
臣若水通说：“贾谊说：‘太子一生下来就看见正事，听到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都是正人，这是三代长久的原因。’用正道来抚养太子，还担心不正，何况用不正道来教导他呢？德宗对于太子，让有小技艺、博奕之流的群小汇聚进用，教导他们奇巧，这可以说是正事吗？阻止宫市的劝谏，认为不议论外事，这可以说是正言吗？暗中接受资财而不认为不对，这可以说是正道吗？十个死友，都是轻佻不得志的人，用这样的人与太子前后左右相处，这可以说是正人吗？那么顺宗的不肖，是德宗抚养他的结果，可以作为万世抚养太子者的警戒了。”
唐宪宗元和元年夏四月，元稹上书劝说皇上尽早选择修养端正的人，让他们辅导诸子。认为太宗身为藩王时，与十八位文学清修之士在一起。后代太子诸王，虽然有僚属，日益疏远卑贱。至于师傅的官职，不是年老眼花耳聋残疾不能做事的人，就是退役罢帅、不识字的人担任。那些友、谕、赞、议之类的人，尤其是最冗杂散漫的。士大夫都以此为耻。即使有时得到偏僻的老儒生，隔月越时，仅仅获得一次见面，又有什么闲暇来辅佐教导呢
德义，纳之法度哉？夫以匹夫爱其子，犹知求明哲之师而教之，况万乘之嗣，系四海之命乎？上颇嘉纳其言，时召见之。
译德行与道义，难道不应当纳入法度之中吗？普通人爱护自己的儿子，尚且知道寻求明智贤哲的老师来教导他，何况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继承人，关系着天下百姓的命运呢？皇上颇为赞赏并采纳了他的言论，当时经常召见他。
臣若水通曰：元稹劝宪宗择脩正之士，使辅导诸子，是矣。至引太宗之事为比，则非也。夫太宗开馆延贤，先儒固已论其非，况所讲者又不过文籍而已，亦何益哉？使知有格物穷理之学，则不致蹀血之祸矣。是故人君欲养太子者，必择正人，论正学，夫然后可以辅成其德也。
贾谊《新书》曰：「殷周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
臣若水通曰：师保傅皆与太子游处者也。傅者，傅之义理，太傅以身，少傅以言，申教之也。师者，教之德行，物则民彛，皆懿德也。保者，保其身体，起居动息，皆天理也。其归于行义道德一也，而皆得其人以脩其职焉。太子之德业，其有不成，而治化其有不长乎？
宋理宗开庆元年六月，立忠王樭为皇太子。帝家教甚严。太子鸡初鸣，问安；再鸣，囘宫；三鸣，往会议所参决庶事。退入讲堂，讲经史。将晡，复至榻前起居。问今日讲何经，答之，是则赐坐赐茶；否则为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则继以怒。明日湏更覆讲，率为常。
臣若水通曰：养太子之道，必择正人以左右之，薰陶其气质，涵养其德性，傅之诗书以发其良知，防之几事以宏其大用。是故人已交脩，内外夹持，而后德业合一，并进也。理宗之教太子之严如此，然究其所讲文义尔，至于朝夕问安，则亦庶乎文王世子之道，不可诬也。虽然，观度宗嗣位之日，惟拱手于贾似道之权奸，则昔日之所养可知也。宋室之日沦于亡，其亦不讲于三代有道之长，教养太子之法，然哉！
宋儒程颢曰：「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厯事皆能不忘。故善养子者，当其婴孩，鞠之使得所养，全其和气，乃至长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恶有常。至如养犬者，不欲其升堂，则时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复食之于堂，则使孰从？虽日挞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养异类且尔，况人乎？」故养正者，圣人也。
臣若水通曰：「易云『▯以养正』，言养之于初也；又云『立不易方』，言养之于常也。初则易入，常则不变。易入而不变，则可以成性矣。」此程颢之论，虽为常人言，亦可为教养太子之法者欤？
程頥论经筵劄子有云：「昔者周公辅成王，幼而习之所见必正，事所闻必正言，左右前后皆正人，故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今士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与之居处使之薫染其性，故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虽睿圣之资得于天禀，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所谓辅养之道，非谓告诏以言过而后諌也，在涵养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亲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妾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选贤德之士以侍劝讲讲读既罢常留二人直日夜，则一人直宿以备访问皇帝习读之暇，游息之间时于内殿召见从容宴语不独渐磨道义至于人情物态稼穑艰难积久自然通达比之常在深宫之中为益，岂不甚大？
臣若水通曰：涵养气质，薰陶德性，此教养太子之上防，而规谏不与焉。然非得盛德之士、动物之诚者不可也。故三王之养太子，必先其人焉。《书》曰：「侍御仆从，防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防有不钦。」盖以此也。若徒拱手黙坐，当讲者立案傍，解释数行而退，则亦何益之有？夫人皆能之，又奚必择其人为哉？是故国家以养太子为先，以择贤德为急矣。伏惟皇上讲学之际，一留念焉。
程頥上太皇太后书云：「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学之法，以豫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虽未晓知，且当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虽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为之不豫，及乎稍长私意偏好生于内众口辨言铄于外，欲其纯完，不可得也。」
臣若水通曰：教子者，以豫为贵。盖人之心，恒主于先入之言也。《学记》曰：禁于未发之谓豫，此之谓也。夫人少之时，天性未凿，知思未有所主导
译臣若水通说：元稹劝谏唐宪宗选择端正修身的士人，让他们辅导诸皇子，这是对的。至于援引唐太宗的事情作为类比，则是不对的。唐太宗开设馆舍延揽贤才，前代儒者本来就已经议论过他的不对，况且所讲授的也不过是文籍罢了，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知道有格物穷理的学问，就不会导致流血屠杀的祸患了。所以君主想要培养太子，一定要选择正直的人，讨论纯正的学问，这样之后才可以辅助成就他的德行。
贾谊《新书》说：“殷、周的君主，是有道而长久的，而秦是无道而暴虐的，其中的缘故是可以知道的。从前，周成王年幼，在襁褓之中，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傅，太公担任太师。”
臣若水通说：太师、太保、太傅都是与太子一起游玩相处的人。太傅，是传授义理，太傅以身作则，少傅以言语，反复教导他。太师，是教导德行，事物的准则、民众的常道，都是美好的德行。太保，是保护他的身体，起居动静，都符合天理。它们归结于行义道德是一致的，而且都得到合适的人来修习他们的职责。太子的德行功业，哪有不能成就的呢？治理教化，哪有不能长久的呢？
宋理宗开庆元年六月，立忠王赵�为皇太子。帝家教化非常严格。太子在鸡第一次鸣叫时，去问安；第二次鸣叫时，回宫；第三次鸣叫时，前往会议场所参决各种事务。退下来进入讲堂，讲授经史。快到傍晚时，又到床前问安。询问今天讲授什么经书，回答正确，就赐坐赐茶；如果不正确，就为他反复剖析。如果还是不通晓，就接着发怒。第二天必须重新覆讲，这成为惯例。
臣若水通说：培养太子的方法，一定要选择正直的人在身边辅佐他，熏陶他的气质，涵养他的德性，用诗书来启发他的良知，用细微的事端来防范他，以宏大的作用来成就他。所以人与己共同修习，内外夹持，然后德行与功业合一，共同进步。宋理宗教导太子如此严格，然而究其根本，所讲授的不过是文义罢了，至于早晚问安，也差不多符合《文王世子》的道理，不可诬蔑。虽然如此，观察宋度宗即位的时候，只是拱手顺从贾似道这个权奸，那么昔日所培养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宋朝一天天沦落到灭亡，大概也是因为没有讲求夏、商、周三代有道而长久的教养太子的方法吧，确实如此！
宋儒程颢说：“不要说小孩子没有记忆力，所经历的事情都能不忘。所以善于养育子女的人，当他在婴儿孩提时，抚养他使得有所供养，保全他的和气，等到长大了性情就美好。教导他，显示给他好恶有常。就像养犬的人，不希望它登上厅堂，就在它登上厅堂的时候扑打它。如果已经扑打了它登堂，却又在厅堂上喂它，那么让它听从谁呢？即使每天鞭打它要求它不登堂，也是不可能的。养育异类尚且如此，何况是人呢？”所以培养纯正，是圣人的做法。
臣若水通说：“《易经》说‘蒙以养正’，说的是在初始阶段培养纯正；又说‘立不易方’，说的是在平常阶段培养纯正。初始阶段容易进入，平常阶段不变。容易进入而且不变，就可以成就本性了。”程颢的这番议论，虽然是针对普通人说的，也可以作为教养太子的方法吧？
程颐论经筵的奏章中有说：“从前周公辅佐成王，年幼时习得的所见必定是正的，所听到的必定是正言，左右前后都是正直的人，所以习性与智慧一同增长，教化与心灵一同成就。现在士大夫家善于教导子弟的，也一定延请有名望德行、端正方正的士人与他们居住相处，使他们熏染本性，所以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我认为皇帝陛下正值青春年少，虽然睿智圣明的资质得之于天赋，但辅佐养育的方法不可不周到。所谓辅佐养育的方法，不是说等到言语有过失之后才劝谏，而在于涵养熏陶罢了。大抵一天之中，亲近贤士大夫的时候多，亲近宦官宫妾的时候少，那么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请求朝廷谨慎选择贤德之士来侍奉劝讲，讲读完毕之后常留二人值日夜间，那么一人值宿以备访问，皇帝习读之余，游息之间，时常在内殿召见，从容宴语，不仅逐渐磨砺道义，至于人情物态、稼穑艰难，积久自然通达，比起常在深宫之中，益处难道不是大得多吗？
臣若水通说：涵养气质，熏陶德性，这是教养太子的上策，而规劝谏诤不在其中。然而如果不是得到盛德之士、感动人心的真诚者是不行的。所以三王培养太子，一定要先选择合适的人。《尚书》说：“侍御仆从，如果不是正直的人，以早晚承奉辅弼君主，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如果只是拱手默坐，当讲授时站在案旁，解释几行就退下，那么又有什么益处呢？夫人都能做到，又何必选择合适的人呢？所以国家以培养太子为先，以选择贤德为急。希望皇上在讲学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
程颐上太皇太后书说：“古人有了儿子，能吃东西能说话就教导他。《大学》的方法，以预备为先。人年幼的时候，知思没有主见，就应当把格言至论每天陈列在前面，虽然不明白知晓，也应当熏染聒噪，使充满耳朵腹部，久了自然安习好像本来就有的一样。即使用其他言语迷惑他，也不能进入。如果不预备，等到稍大私意偏好生于内，众口辩言铄于外，想要他纯完，是不可能的。”
臣若水通说：教导子女的人，以预备为贵。大概人的心，常常主于先入之言。《学记》说：禁于未发之谓豫，说的就是这个。人年少的时候，天性未凿，知思未有所主
，之正则正矣，正则邪不能入矣。故君子豫之为贵。《易》曰：防以养正，圣功也。是防不可以不养也。况夫太子，天下之本也，生民利害之所关，社稷存亡之所系，尤不可以不养。伏惟皇上为社稷重之。
译（如果）使之端正，那么（风气）就端正了；风气端正了，邪气就不能侵入了。所以君子以预先防范为可贵。《易经》说：“通过防范来培养正道，这是圣人的功业。”这说明防范是不可不加以培养的。何况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关系到百姓的利害，关系到社稷的存亡，尤其不可不加以培养。恳请皇上为了社稷的安危而重视此事。
国朝洪武元年正月戊寅，刘基、陶安言于皇祖曰：「适闻中书及都督府议，仿元旧制，设中书令，欲奏以太子为之。」皇祖曰：「取法于古，必择其善者而从之。苟惟不善而一槩是从，将欲望治，辟犹求登髙冈而却歩，渡长江而囘楫，岂能达哉？元氏北人，事不师古，设官不以任贤，惟其类是与，名不足以副实，行不足以服众，岂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长，学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礼师傅，讲习经传，博通古今，识达机宜。他日军国重务，皆令啓闻，何必效彼作中书令乎？」乃令詹同取东宫官制观之，谓同等曰：「朕今立东宫官，勲德老臣兼其职，老成旧人动有典则，若新进之贤者，亦选择参用。夫举贤任才，立国之本；崇德尚齿，尊贤之道。辅导得贤，人各尽职，故连抱之木必以授良匠，万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对曰：「陛下立法垂宪之意，实深远矣。」
臣若水通曰：太子固贵乎？善养而善养，莫先于亲贤尊礼师傅，所以啓沃其心也。讲习经传，所以开发其心也。博通古今，识达机宜，所以扩充其心也。帝王之学，心学也。其心一正，则天理日以流行，国体日以谙练，天下事物皆其度内，而无难理者矣。皇祖治天下，深重国本，是以立东宫官，择老成以辅导之。大本立，而大治成矣。今日所以久安长治者，不有在于此乎？
七月戊子，上谓皇太子曰：「天子之子与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系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尔承主器之重，将有天下之责也。公卿士庶人不能脩身齐家，取败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脩德，其败岂但一身一家之比？将宗庙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灵皆受其殃，可不惧哉？可不戒哉！」
臣若水通曰：「皇祖谓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与公卿士庶人之子，系一家之盛衰者不同。至哉圣心乎！大哉圣言乎！」盖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人君能务学以格物，则知至而意诚，心正而身脩，家以之齐，国以之治，天下以之平，宗社隆长，生灵乐育，有必然者。君若不能豫养太子于平日，至于继体宴安之余，纵欲败度，安危利灾，皇祖所谓不但一身一家，宗庙社稷之不保，天下生灵之受殃者，岂能免哉！
洪武七年正月，上召太子宫臣谕之曰：「汝知所谓重器乎？」对曰：「岂非商彛周鼎乎？」上曰：「汝所谓商彛周鼎者，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鼎彛，尚知宝爱，太子承主器之重，岂得不宝爱之乎？宝爱之者，必择端人正士以为辅翼，朝夕与居，使其熟闻善言，不见诐行，自然渐渍以成其德。若惟委之于便嬖近习，是委重器于途，而不知宝爱之矣。汝等日辅太子讲论之时，必道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广，庶几他日克胜重任，可以副朕所望。」
臣若水通曰：太子固天下之重器，而圣德尤天地之至宝也。必得至宝，然后可以成重器矣。我皇祖谕太子宫臣之言，教养太子之道备矣。是故宝爱重器，在于涵养；涵养本原，在于亲贤。故必辅以端人正士，朝夕与居，使其熟闻善言，不见诐行，便嬖近习不入其聪明。如是，则道心有所养，而德性有所成。所谓天地之至宝，在太子之身矣。此皇祖拳拳谕宫臣，而以三代望其后也欤？
天顺二年，礼部请太子出阁读书。英宗皇帝召学士李贤曰：“卿可定拟讲读等官，卿宜时常照管。”且曰：“先读何书？”对曰：“四书经史次第讲读，宜先《大学》《尚书》。”上曰：“然。”及拟讲读官将二十人，上一一品其人物，皆当其才。臣若水通曰：“《书》曰：‘一人元良，万邦以贞。’记称‘教世子必以礼乐立之’，师傅古之慎教太子，如是之重也。”英宗欲教太子，诏李贤而惓惓焉，以择人讲读为务。其慎教之心可谓至矣，其垂裕之道可谓尽矣。圣子神孙，其以先德为念哉！
格物通卷三十七
<子部,儒家类,格物通>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三十八 明 湛若水 撰
译本朝洪武元年正月戊寅日，刘基、陶安对皇祖说：“刚才听说中书省和都督府商议，仿照元朝旧制，设立中书令，打算上奏让太子担任此职。”皇祖说：“效法古人，一定要选择其中好的方面来遵循。如果不管好坏一概照搬，想要达到天下大治，这就好比想登上高冈却向后退步，想渡过长江却掉转船桨，怎么能到达呢？元朝是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行事不效法古制，设置官职不任用贤能，只任用同族同类的人，名分不足以符合实际，行为不足以使众人信服，怎么能效法呢？况且我的儿子年纪尚轻，学识未充，经历世事不多，所应当做的是尊崇礼敬师傅，研习经书传注，博通古今，明达事理机宜。将来军国重大事务，都让他禀报知晓，何必效法元朝让他担任中书令呢？”于是命令詹同取来东宫官制的典籍观看，对詹同等人说：“我现在设立东宫官职，由功勋德行卓著的老臣兼任，老成持重的人举动都有典章法则作为依据，如果是新进的贤才，也选择参用。举荐贤才，任用能人，是立国的根本；崇尚德行，尊重长者，是尊贤的道理。辅导太子的官员得到贤才，各人尽到自己的职责，所以连抱粗大的木材必定交给良匠，价值万金的玉璧不交给拙劣的工匠。”詹同回答说：“陛下立法垂范的意旨，确实深远啊。”
臣湛若水通论说：太子固然尊贵吗？善于培养太子，没有比亲近贤人、尊崇礼敬师傅更优先的了，这是用来启发开导他的心志。研习经书传注，是用来开发他的心智。博通古今，明达事理机宜，是用来扩充他的心胸。帝王的学问，就是心学。他的心一旦端正，那么天理就日益流行，国家体制就日益熟悉，天下的事物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就没有难以治理的了。皇祖治理天下，深深重视国家的根本，因此设立东宫官职，选择老成持重的人来辅导太子。根本确立了，伟大的治世就成就了。今天之所以能长久安定、长治久安，不就在于此吗？
七月戊子日，皇上对皇太子说：“天子的儿子与公卿士庶人的儿子不同。公卿士庶人的儿子，关系到一家的兴盛与衰败；天子的儿子，关系到天下的安危。你承受着继承大统的重任，将负有治理天下的责任。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齐家，失败只限于自身；天子如果不能端正自身修养德行，他的失败岂止是自身一家的可比拟？将会导致宗庙社稷无法保全，天下的百姓都遭受祸殃，能不畏惧吗？能不警戒吗！”
臣湛若水通论说：“皇祖说天子的儿子关系到天下的安危，与公卿士庶人的儿子关系到一家的盛衰不同。圣明的心意多么崇高啊！圣明的言论多么伟大啊！”大抵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家庭的根本在于自身，自身的根本在于心。君主能够致力于学问以探究事物的原理，那么知识就会达到极致而意念真诚，心正而身修，家庭因此整齐，国家因此治理，天下因此太平，宗庙社稷兴隆长久，百姓安乐养育，这是必然的结果。君主如果不能在平时预先培养太子，等到继承皇位、安逸享乐之后，放纵欲望败坏法度，安危利害灾祸，皇祖所说的不仅是一身一家，宗庙社稷无法保全，天下百姓遭受祸殃，难道能避免吗！
洪武七年正月，皇上召见太子宫臣告诫他们说：“你们知道什么是重器吗？”回答说：“难道不是商朝的彝器和周朝的鼎吗？”皇上说：“你们所说的商彝周鼎，不是重器。太子才是天下的重器。人有了鼎彝，尚且知道宝贵爱护，太子承受着继承大统的重任，怎么能不宝贵爱护他呢？宝贵爱护他，一定要选择正直的人作为辅佐，朝夕与他相处，让他熟听善言，不见邪僻的行为，自然逐渐浸润养成他的德行。如果只把他托付给宠幸的近侍，这就是把重器丢弃在路上，而不知道宝贵爱护他了。你们每天辅佐太子讲论的时候，一定要用正道引导他，使他道德光明确立，才能器量充实广博，希望他日后能够胜任重任，可以符合我的期望。”
臣湛若水通论说：太子固然是天下的重器，而圣德更是天地间的至宝。一定要得到至宝，然后才能成就重器。我们皇祖告诫太子宫臣的话，教养太子的道理完备了。所以宝贵爱护重器，在于涵养；涵养根本，在于亲近贤人。所以一定要用正直的人辅佐，朝夕与他相处，让他熟听善言，看不见邪僻的行为，宠幸的近侍不能蒙蔽他的聪明。这样，道心有所涵养，德性有所成就。所谓天地间的至宝，就在太子身上了。这是皇祖恳切告诫宫臣，而期望后代像夏商周三代那样吗？
天顺二年，礼部请求太子出阁读书。英宗皇帝召见学士李贤说：“你可以拟定讲读等官员，你应当时常照管。”并且问：“先读什么书？”回答说：“四书经史依次讲读，应当先读《大学》《尚书》。”皇上说：“对。”等到拟定的讲读官将近二十人，皇上一个个品评他们的人品，都符合他们的才能。臣湛若水通论说：“《尚书》说：‘一人元良，万邦以贞。’《礼记》称‘教导世子一定要用礼乐来确立他’，古代师傅谨慎教导太子，就是这样重视。”英宗想要教导太子，诏令李贤而恳切不已，以选择人员讲读为要务。他谨慎教导的心意可以说是到了极点，他垂范后世的道理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了。圣明的子孙，应当以先王的德行为念啊！
格物通卷三十七
<子部,儒家类,格物通>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三十八 明 湛若水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