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三　　　　　　明　湛若水　撰

译打算把它做成车轮。现在却把它放在河边而毫无用处，无法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了。如果不耕种就不能得到粮食，不狩猎就不能得到野兽，因此宁愿甘心受穷挨饿，也不愿白吃闲饭。然而他立志为何能如此坚定呢？推究他内心所存的志向，必定有其原因。如果不是真正体认到天理的本体，将富贵贫贱视为同等，而丝毫不改变自己的志向，谁能做到这样呢？志向坚定则操守坚定，操守坚定则不符合道义的东西，即使是一丝一毫也不取；不符合自己劳动所得的食物，即使是一口也不接受。唉！《伐檀》中的志向是多么贤德啊！由此推而广之，将这种志向确立在学问上，就一定会先经历艰难而后获得成果；将这种志向确立在仕途上，就一定会先做事而后享受俸禄；将这种志向确立在天下大事上，就一定会先为天下人的忧虑而忧虑，后为天下人的快乐而快乐。所以说：不担心志向不能确立，只担心内心没有真知灼见。因此君子的学问，一定要先追求见识宏大而后才可以。

译《周颂·敬之》说：“我这位年轻人，不够聪慧且未能保持恭敬。每日有所成就，每月有所进步，通过学习来继承发扬光明的德行。”

臣若水阐释说：这是周成王在接受了群臣的劝诫后，自己回答的话。小子，是成王自称。熈，也是光明的意思。成王说：“我不聪慧，因而未能做到恭敬。”然而应当自我勉励于学习，或许能每日有所成就，每月有所延续并使之光明，廓清昏暗遮蔽，使我的心恢复广大高明的本体，这是可以的。圣人的学问没有比立志更优先的，立志没有比见识宏大更优先的。见识宏大，不是别的，就是天理。天理，不是别的，就是我心的本体。心的本体原本就广大，原本就高明，人只是没有见到这个本体，那么志向就没有定向，而学习就会有间断，广大高明的本体就丧失了。成王说“学习而以继承发扬光明为志向”，大概是因为他见识宏大了，这难道不是尧舜禹汤文武心学的传承吗？唉！贤德啊！君主如果真能立志于成王所立的志向，并自我寻求本体的光明，那么聪慧圣智都由此产生，何必担忧德行不如唐虞，治理不如三代呢！

《春秋》庄公十二年春天，周历正月，纪国的叔姬回到酅地。

臣若水阐释说：“叔姬回到酅地，是什么意思？是为了表明她的志向。说：回到，是什么意思？是为了表明她所尊奉的天理。叔姬，是纪侯的陪嫁妾室。酅，是纪国的附属城邑。叔姬，因为宗庙在酅地，所以回去奉祀那里的祖先。仁德不因兴盛衰败而改变节操，道义不因国家存亡而改变心意，这是因为志向坚定。天理只有一个，所以如此。叔姬作为一个妇人，尚能保全节操坚守道义，为万世树立纲常，她的志向也可以说是壮烈了。《诗经》说：‘垂着两髦发髻，发誓不再有二心。’上天大概让她的节操与共姜一同流传不朽。后来那些卖国投降的俘虏，奄奄一息地表现得还不如妇人，他们的志向也可以说是可悲了！”

《礼记·礼运》说：“大道实行的时代，以及夏商周三代的英杰，我没有赶上，但对此怀有志向。”

臣若水阐释说：大道实行，是指上古道德融洽的时代。三代的英杰，是指闻名于世的臣子。当时的君臣，都把天下当作一个整体。没有赶上却怀有志向，是指仰慕并愿意学习他们。因为仰慕所以立志，因为立志所以学习，因为学习所以自身具备这些德行。所以说：使老年人安适，使朋友信任，使年轻人怀念。这难道是孔子仰慕大道的志向吗？

孔子闲居时说：“志向所到达的地方，诗也到达那里。诗所到达的地方，礼也到达那里。礼所到达的地方，乐也到达那里。乐所到达的地方，哀也到达那里。”

臣若水阐释说：五至其实只是一个而已。为什么说是一个？就是志向而已。所谓志向，是心所趋向的地方。心有所趋向而不停止，必然通过言语表达出来，诗就形成了。从诗所到达的地方不停止，必然施加于百姓，用礼来引导他们。从礼所到达的地方不停止，必然与百姓同乐，用乐来调和他们。从与百姓同乐不停止，必然担忧国家将败坏，哀思百姓的勤劳至极。从哀思追溯至诗，最终根本在于志向，那么君主的志向确实是万事的根本，不可不确立。由此推论，凡是志向端正的人，必定无处不端正；志向邪恶的人，必定无处不邪恶。邪正公私确立于内心，而以外在同类事物响应，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君主的志向，能不谨慎吗？因此，格物的道理，审察细微的征兆至关重要。立志，是急迫的事情。

《儒行》说：“身体可以处于危险之中，但志向不可被夺去。”即使身处危险的境地，最终也坚信自己的志向。臣若水阐释说：“危起居，是指同党的人借机伤害他。”这就是所说的身体危险，最终坚信不屈服。这就是所说的志向不可被夺去。立志到了身体危险的地步，而不可被夺去。这样才称为志向。志向，就是志于道。伸张志向就是伸张道义。

《射义》说：“天地四方，是男子所应从事的事业。所以必须先有志向于他所应从事的事业，然后才敢食用粮食。”

臣若水阐释说：“上下四方叫做宇，古今往来叫做宙。宇宙内的事，就是自己本性分内的事。这是性道浑然一体的本体。”志向，就是志于此而已。所以男子出生，必须先悬挂桑木弓和蓬草箭六支来射向天地四方，然后才让母亲喂奶。这是用来表示志向的。

《论语》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

臣若水阐释说：这一章，是圣人自己陈述他增进德行的次序，而以此开始。然而以此开始，也以此终结。学习，没有比立志更优先的；而所立的志向，没有比道更大的。志于学习，就是志于道。人志于道，就像树木有根一样，树干、花朵、果实，都与根贯通一体。三十而立，是志向的确立；四十不惑，是志向的不迷惑；五十而知天命，是穷尽知晓此志向的内涵。耳顺从心，则是极尽其变化，而所立的志向才完成。那么志向，难道是圣学始终的关键吗？所以世上的学者，没有不先确定志向，就能承担重任而道路遥远的。然而持守志向有关键，忘记则达不到，助长则过度，都不是善于学习。勿忘勿助，这是孟子善于持守志向的原因，也是学者应当从事的吧？

孔子说：“如果志于仁，就没有恶了。”

臣若水阐释说：仁与不仁之间，相差不过毫发。进入这一边就脱离那一边，恶不是仁，是我心中的邪念。仁是天理，是我心中的中正。人在顷刻之间，邪念产生，就成为恶而不仁了。

译在极短的时间内，正当的念头便产生了，这就符合天理，不仁的念头也就远离了。因此，他的内心真诚地专注于仁德，随时随地体认天理，丝毫私心杂念也都退居一旁听从了。恶念从哪里产生呢？所以说没有恶念。既然如此，怎样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呢？回答说：关键在于是否真诚罢了。真诚就会不停止，不停止就会发生变化，发生变化就会转化。孟子说：仁德也在于使之成熟罢了，有志于仁德的人，难道可以不努力吗？

译颜渊、子路侍奉在孔子身旁。孔子说：“何不各自谈谈你们的志向？”子路说：“愿意把自己的车马、轻暖的皮衣与朋友共享，即使穿破了也不遗憾。”颜渊说：“愿意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子路说：“愿意听听老师的志向。”孔子说：“使老年人安享晚年，使朋友信任我，使年轻人怀念我。”臣若水通说：“这一章记载圣贤谈论志向，虽然志向有大有小，但同样有所追求。子路愿意与朋友共享车马皮衣，这是把物质财富公之于人，而且他的仁爱只及于朋友。颜渊不夸耀善行、不表白功劳，这是把善行公之于人，他的仁爱所及范围稍广一些。至于夫子所说的志向，则是让万物各得其所，又能尽善尽美地对待天下所有人，他的仁爱大概已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了。所以程颐说：‘孔子安于仁，颜渊不违背仁，子路追求仁。’由此看来，孔子门下的学问，只是立志于仁罢了。求学的人想要追求圣贤的志向、与万物一体的仁爱，必须先忘掉子路那种车马皮衣的共享，才可以忘掉颜子那种功劳善行的表白，然后才能达到圣人那种与天地同体的志向。”

孔子说：“立志于道，坚守于德，依傍于仁，游憩于艺。”

臣若水通说：“这一章是圣人讲述为学进修的次序。道、德、仁、艺这四者，名称虽然不同，但实质相同，都是天理罢了。从天理浑然一体的角度说，称之为道；立志就是心所存留的地方，只在于此罢了。立志之后才有收获。从获得天理的角度说，称之为德；据守就是常守而不失，据守之后才有仁。从天理纯粹的角度说，称之为仁；依傍就是与之合一而不违背。从天理分散殊异的角度说，称之为艺；游憩就是涵养我心中的天理罢了。总之，从头到尾，只是在天理上用功罢了。大概‘天理’这两个字，是千圣千贤的大根本，求学者的学问，圣贤除了这个，应该没有用力的地方了。”

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去它的主帅，一个普通人的志向却不能被夺去。”

臣若水通说：“志向，是心的主宰。三军的勇猛，它的主帅可以被夺去，是因为其关键不在自己手中；普通人虽然微弱，他的志向不能被夺去，是因为其关键不在别人手中。一旦确立了志向，天地都不能夺去，何况是人呢？如果可以被夺去，那就不能称之为志了。然而他所立的志向，必须像所说的立志于学、立志于道、立志于仁那样，有实体，才能坚定确实而不可拔除。如果没有所见，而徒然执守以为志，他所志的是什么事呢？《春秋传》说：‘我的志向在于眼睛，是说有所主见。’那么想要确立志向的人，又不可以没有明见大道的智慧，以及学问涵养的功夫。”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诸侯将在宋国西门外结盟，楚国人穿着铠甲。伯州犁说：“会合诸侯的军队，却做出不诚信的样子，恐怕不行吧？诸侯指望楚国的诚信，所以才来归服。如果不诚信，就是抛弃了让诸侯归服的根本。”坚决请求脱下铠甲。子木说：“晋国和楚国不讲诚信已经很久了，做事只看利益罢了。如果能够实现志向，哪里用得着诚信？”太宰退下来告诉人说：“令尹将要死了！活不过三年，追求实现志向而抛弃诚信，志向能实现吗？志向用来发表言论，言论用来建立诚信，诚信用来确立志向，三者相互参验才能确定。诚信丧失了，怎么能活到三年？”

臣若水通说：“志向，是诚信的主宰。诚信，是志向的成就。楚国想要抛弃诚信，胁迫盟约而追求实现志向。楚国确实是夷狄啊。言语忠诚守信，即使在蛮貊那样的地方，也行得通。百姓没有诚信就站不住脚，抛弃诚信就是抛弃志向，他的志向能实现吗？志向确立而诚信推行，连猪和鱼都能感化，何况是人呢？即使实现了志向，在中国推行也是可以的。所以诚信，是君主的大宝物；志向，是推行诚信的根本。统治天下的人，可以不知道应该致力做什么吗？”

襄公二十七年，郑伯在垂陇宴请赵孟。子展、伯有、子西、子产、二子石跟随。赵孟说：“七位大夫跟随国君，是为了宠幸我。请大家都赋诗，以完成国君的赏赐。我也借此观察七位大夫的志向。”子展赋《草虫》。赵孟说：“好啊，这是百姓的主人啊。只是我不够资格承受。”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说：“床第之间的言语，不越过门槛，何况在野外呢？不是让人听得见的。”子西赋《黍苗》的四章。赵孟说：“寡君在，我能做什么呢？”子产赋《隰桑》。赵孟说：“我请求接受它的末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说：“这是您的恩惠啊。”印段赋《蟋蟀》。赵孟说：“好啊，这是保全家族的主人啊。我有指望了。”公孙段赋《桑扈》。赵孟说：“不交往不傲慢，福泽将到哪里去呢？如果能保持这些话，想要推辞福禄，能吗？”宴席结束。文子告诉叔向说：“伯有将要被杀了。赋诗用来表达志向，志向欺骗他的上级，而公开怨恨他，以此作为宾客的荣耀，他能长久吗？侥幸的话，死后才会灭亡。”叔向说：“是的，已经奢侈了。所谓活不过五年的人，就是指的这位大夫。”文子说：“其余的都是能传几代的家主。子展是最后灭亡的，身居高位不忘谦退，印氏是其次。快乐而不荒淫，用快乐来安定百姓，不淫乱而使百姓劳役，最后灭亡，不也可以吗？”

臣若水通说：“七位大夫的赋诗，是一时的事。然而他们的志向无法掩盖。观察他们的志向，吉凶就无法逃避。那么君子对于志向，难道可以不确立并在平时培养吗？”

昭公二十年，

译齐侯在沛地打猎，用弓召唤虞人，虞人没有上前。齐侯派人逮捕他，虞人推辞说：“从前我们先君打猎时，用赤色曲柄旗召唤大夫，用弓召唤士，用皮帽召唤虞人。我没有看见皮帽，所以不敢上前。”齐侯于是释放了他。孔子说：“坚守道义不如坚守职分。”君子认为这是对的。

译臣湛若水评论说：“器物与道是统一的，道与官职也是统一的。所以有官职的人要尽到自己的职责，有进言责任的人要尽到自己的忠诚，这也就是道罢了。坚守自己的官职，就能与道一同获得；将官职与道割裂为二，就不是圣人所说的道了。”孔夫子关于“官与道”的论述，是圣门中防止道与官分离的界限。虞人，大概也是立志于道、隐居于下位的人吧？孟子说：“有志之士不忘记自己可能死在沟壑中。”虞人就是这样的人。

格物通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四 明 湛若水 撰

立志下

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下诏征召隐士太原周党、会稽严光等人到京城。周党入朝拜见，伏地而不行拜见之礼，自陈愿意坚守自己的志向。光武帝下诏说：“自古圣明的君王，必定有不肯屈从的士人。伯夷、叔齐不吃周朝的粮食，太原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也各自有他们的志向。赐给他们帛四十匹，让他们回去。”光武帝年轻时曾与严光一同游学，等到即位后，通过寻访找到了在齐国的严光。多次征召他终于到来，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严光不肯接受，离开后在富春山中耕种垂钓，在家中寿终正寝。臣湛若水评论说：“周党愿意坚守自己的志向，这就是所说的不降低自己的志向，立志于隐逸的人。像严子陵这样的人，难道不是立志于道的人吗？所以严子陵不接受谏议大夫的职位，并不是为了显示清高。他与鲁地的两位先生都是辅佐君王的才俊，如果任用他们来推行礼乐，难道不可以振兴吗？因此，怀抱天民之志，不可以满足于小小的成就。所以逃避名声以多多修养，多多修养就不能与世俗同流合污。所以违背时俗以独自完善自己，独自完善自己就不能忘记世事。所以顺应事物以观察征兆，见到征兆就不能苟且顺从。所以保全自身以实现志向。因此，怀有仁爱、辅助道义，崇尚道德、致力于应用，道就修养好了。道德得以崇尚，礼乐就具备了。长久困顿时一同游学，观察细微之处，不能与世俗同流合污。通过寻访和聘礼，感动了他们的初心。一声呵斥任命为谏议大夫，征兆就决定了。在富春山耕种垂钓，志向最终得以实现。他隐居时像龙潜伏，出仕时像云游动，离去时像凤飞翔。快乐就推行道，忧愁就背离它。独立而不脱离群体，见识世事而不随波逐流。他如果得到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君主，那么伊尹、吕尚又算什么呢？图谋防备的疑惑，狂奴的鄙陋，对于礼乐又能怎么样呢？这就是严子陵见微知著而行动的原因。”

晋愍帝建兴二年，陶侃在广州，没有战事，早晨将百块砖头运到斋室外，傍晚又运到斋室内。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正致力于平定中原，如果过于安逸，恐怕不能胜任大事，所以自我劳苦罢了。”

臣湛若水评论说：陶侃运砖自我激励，大概也有卧薪尝胆的志向吧？以此来达到平定中原的力量，他的志向真大啊。这就是他之所以高出王导、谢安等人之上的原因吧？

晋明帝太宁三年，陶侃曾经对人说：“大禹是圣人，尚且珍惜寸阴；至于普通人，应当珍惜分阴。怎么能只是安逸游乐、荒废醉酒？活着对时世没有益处，死后在后世没有名声，这是自我放弃。”

臣湛若水评论说：人的志向，在勤奋中激励，在懒惰中荒废。所以古代的圣人，忧虑勤奋、警惕勉励，不敢懈怠，荒废宁可为志，就是这个原因。晋朝的风俗，只崇尚清谈，放达相高，以至于风气颓败、习俗败坏，祸延国家。陶侃于是慷慨地以忧虑勤奋自我激励，可以说是超然自拔于流俗的豪杰之士啊。

晋元帝永昌元年，谯王司马承说：“我的志向是死于忠义，怎么能贪生怕死、苟且免祸，成为败逃的将领呢？事情如果不成功，让百姓知道我的心意罢了。”于是环城固守【承音拯】

臣湛若水评论说：“像司马承所说的国君为社稷而死，是有志之士。”孟子说：“有志之士不忘记自己可能死在沟壖中，勇士不忘记保卫自己的头颅。”司马承也有这样的精神，后来的守土者，望风而降，或者力竭势去，甘愿成为臣虏，这又是什么心思呢！

唐太宗贞观二年六月，皇上说：“梁武帝君臣只谈论苦空，元帝被周军包围，还在讲授老子。我所喜好的是尧舜周孔之道，认为它像鸟有翅膀、鱼有水一样，失去它就死，片刻也不能没有。”臣湛若水评论说：“唐太宗自认为喜好尧舜周孔之道，似乎是有志之人了。又认为它像鸟翼、鱼水，失去它就死，不是有志而知道的人能说这样的话吗？然而贞观之治不能与尧舜之治并隆，为什么呢？难道所志向的只是尧舜周孔文饰的末节，而不讲求大道吗？孔子说：‘志于道。’道根本在于自身，实行于人伦，而通达于天下，其根本就是‘允执厥中’罢了，一以贯之罢了。太宗所志向的尧舜周孔之文，与梁武所谈论的空，都是过犹不及罢了。所以君主有志于学习，他所志向的能不讲求吗？”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魏徵上疏，认为陛下向善的志向，不如从前；听到过错必定改正，比往日稍有欠缺；谴责惩罚积累过多，威严愤怒略微严厉，才知道尊贵不期而骄，富裕不期而奢，不是虚言啊。

臣湛若水评论说：“俗话说匹夫不可夺志，何况君主呢？何况志于道的人呢？如果志于道，那么凡是迁善改过，没有一件不是为了志向的。这样之后，富贵贫贱，处之一定不可夺志。可惜太宗不在这方面讲求，而只凭气质行事，有时就改变了。”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皇上赐手诏褒奖魏徵说：“从前晋武帝平定吴国之后，志意骄怠，何曾位极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