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六十五　　　　明　湛若水　撰

译污秽是可厌恶的，为了顺从幕府的老例而容忍恶行以残害百姓，仁爱的人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这虽然是因为受到魏征谏言的感动，而说不敢违背。仁人的内心，极其公正没有私心，并非不敢违背别人，而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君主反过来探求内心的公正，那么举措就很少有不当的了，哪里需要等待别人的言论才去改正呢？

译贞观七年十一月壬辰日，任命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长孙无忌坚决推辞说：“臣侥幸成为外戚，担心天下人认为陛下徇私。”太宗不允许，说：“我为了官职选拔人才，只给予有才能的人。如果无才，即使是亲属也不任用，襄邑王李神符就是例子；如果有才，即使是仇敌也不抛弃，魏征等人就是例子。今天所举荐的，并非徇私情。”

臣若水通说：“臣子侍奉君主，不依仗亲属关系，这是忠。君主任用贤才，不怀疑亲属，这是公。像长孙无忌这样的贤才，太宗任用他不怀疑，是理所当然的。至于像吕王那类人，如果假借他们权力，汉朝的危局，就岌岌可危了。所以让他们富贵其身，却不赋予他们大政，这是我国亲近亲属的仁爱，保全他们的道义，两者都做到了。”

贞观九年十一月，任命光禄大夫萧瑀为特进，再次让他参与政事。太宗说：“武德六年以后，高祖有废立太子的想法但未确定，我不被兄弟们所容，实在有功劳高却不被赏赐的恐惧。这个人，不能用利益诱惑，不能用死亡威胁，真是国家的忠臣。”于是赐给萧瑀诗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臣若水通说：“《礼记》说‘喜欢一个人却知道他的恶行，厌恶一个人却知道他的美德，天下很少见’。萧瑀在将要更换太子的时候，不因利益诱惑和死亡威胁而改变，可以说是忠正了，理应被太宗所厌恶。等到太宗登上帝位，反而因此重用萧瑀，这难道不是厌恶一个人却知道他的美德吗？只是可惜废立太子的事未定，而利害的决定存在，萧瑀不能用太伯的谦让来劝谏李建成，而太宗没有叔齐的清高，于是导致禁门流血，惭愧的德行显扬了！唉！”

贞观十一年，马周上疏说：“百姓之所以能治安，只在于刺史县令。如果选用得当，那么陛下可以端坐无为。现在朝廷只重视内官，而轻视州县官员的选拔，所以百姓不安，大概由于这个原因。”疏奏呈上，太宗称赞好。过了很久，对侍臣说：“刺史，我应当亲自选拔；县令，应诏令京官五品以上各举荐一人。”

臣若水通说：“刺史、县令，是百姓的父母，一旦用人不当，百姓就遭受祸殃。”太宗采纳马周的建议，而慎重选拔了。只是说刺史我应当亲自选拔，为什么呢？孟子说：“左右都说贤能，还不可以；众大夫都说贤能，还不可以；全国人都说贤能，然后考察他。发现贤能，然后任用他。”广泛询问于人，而决断于君主，然后差不多能得到贤人了。太宗所说的亲自选拔，怎么知道他不溺于私情呢！

贞观十一年，魏征说：“现在陛下建立政事达到治理，必定委托给君子，事情有得失，有时询问小人。对待君子，尊敬而疏远；对待小人，轻视而亲近。亲近则说话没有不尽，疏远则情感不能上达。中等智慧的人，难道没有小聪明？但是才能不足以经国，考虑不到长远，即使竭力尽诚，仍然不免有失败。何况内心怀有奸邪，其祸害难道不深吗？即使是君子，也不能没有小过错，如果不害于正道，这就可以忽略了。既然称为君子，又怀疑他不诚信，这和树立直木却怀疑它的影子弯曲有什么区别呢？陛下如果能慎重选择君子，以礼信用他们，何必担心不能治理？不然，危亡的时期，不能保证。”

臣若水通说：“亲近君子而疏远小人，就是泰卦；亲近小人而疏远君子，就是否卦。对待君子，虽然尊敬但疏远，也是所谓疏远他；对待小人，虽然轻视但亲近，也是所谓亲近他。这就是魏征进谏而有危亡忧虑的原因吗？”

唐高宗上元元年，刘晓上疏论选拔，认为现在选拔部门以检勘为公道，以书判为得人，却不知道考察德行才能。何况借人代写书判的很多。又礼部取士，专用文章分甲乙，所以天下的士人都舍弃德行而趋向文艺。有早上登甲科而晚上触犯刑律的，即使每天诵读万言，与治理有什么关系？七步成文，不足以教化人。何况尽心于花草树木之间，极笔于烟霞之际，以此形成风俗，难道不是大错吗？人追求名声，像水向下流，上面有所喜好，下面必定更甚。陛下如果取士以德行为先，文艺为末，那么众多士人如雷奔，而四方风气变动了。

臣若水通说：“周朝取士，先六德六行，然后及于六艺。刘晓以德器为先，文艺为末的话，有先王的遗法。古今选举之法，只有圣明君主审慎罢了。”

高宗永淳元年四月，魏〇同上言：选拔的弊端，认为君主的体制，应当委任而责成成功。所委任的得当，那么所用的人自然精干了。所以周穆王任命伯冏为太仆，正说：“慎重选择你的僚属。”这是让众官各自寻求小者，而天子任命大者。甚至汉朝得人，都从州县补署，五府辟召，然后升到天朝。自魏晋以来，开始专门委托选部。以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委托给少数人的手，用刀笔来衡量才能，案簿书来考察品行。假使公平如权衡，明察如水镜，仍然力量有所极限，照察有所穷尽。何况所委托的不是人，而有愚昧阿私的弊端呢？希望大致依照周汉的规矩，来补救魏晋的过失。疏奏不采纳。

臣若水通说：选拔的善，周朝为上，汉朝次之。魏晋专任选部，固然不

译（这）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孔子说：“推荐你所了解的人，你所不了解的人，别人难道会舍弃他们吗？”成周时期的制度，各自举荐自己的僚属，这是以天下人的智慧作为智慧。汉朝的制度由自行征辟而晋升，还比较接近古制。至于由一人独掌选部，这是用一个人的智慧，来囊括天下人的智慧，即使是圣哲也做不到。确实如同〇同的议论啊，然而皇帝不采纳，可惜啊！后世用人的人，应当在此加以考察。

译中宗嗣圣八年，薛谦光呈上奏疏，认为选拔官吏的方法，应当获取真正有才能的人，在取舍之间，关系到社会风气的教化，关键在于文职官吏要考察他们的品行与能力，武职官吏要观察他们的勇猛与谋略，考核他们是否称职，实行推荐者有奖、举荐不当者有罚的制度罢了。

臣若水通说：“如果薛谦光的说法得以实行，那么掌管铨选的人就不会把升降黜陟当作虚文，作为人才的人进退就关系到实际的政治，仕途清正而奔走钻营的风气就会止息，考核严格而尸位素餐的习气就会远离，治理教化哪有不能成功的呢！可惜在女主专权、奸邪当道的朝廷，不能信任并采纳他的言论。”

唐玄宗天宝十二年，中书舍人宋昱主持选拔事务。前科举进士广平人刘乃因为选拔方法不完善，向宋昱上书，认为大禹、后稷、皋陶都同在舜的朝廷，尚且说“载采采”（勤勉采择），用九德来考核政绩，以九年为考核周期。近代的选拔主管在一张判词中考察言辞，在一次作揖间观察品行，为什么古今的迟缓与迅捷相差如此悬殊呢？假使周公、孔子处在今天的铨选机构，考核他们的辞藻华丽，则比不上徐廋；观察他们的能言善辩，则不如啬夫。哪里有空闲来讨论圣贤的事业呢？

臣若水通说：“在一张判词中考察言辞，在一次作揖中观察品行，选拔方法没有比这更不善的了。如果宋昱能采纳这番话，慎重对待铨选，怎么会有用人不当的情况呢？”慎重选拔官吏的人，应当考察这一点。

代宗广德元年六月，礼部侍郎杨绾呈上奏疏论述进士、明经科的弊端，请求让县令考察孝廉，选取品行在乡里著称、学问通晓经术的人，推荐给州。刺史进行考试，合格者上报到尚书省。允许各人专攻一经，朝廷选择儒学之士，询问经义二十条，回答策问三道。考中上等就授官，考中中等可以获得出身资格，考中下等罢黜回家。左丞贾至议论认为，自从东晋以来，人多寄居他乡，士人居住在故乡的，百中无一二。请求同时扩大学校，居住在故乡的人，由乡里举荐；寄居他乡的人，由学校推举。皇帝命令礼部详细列出条目上报。七月，杨绾上报贡举条目：秀才科，询问经义二十条，回答策问五道。国子监的举人，让博士推荐给祭酒，考试通晓者上报到尚书省，如同乡贡的方法。明法科委托刑部考试。有人认为明经、进士科实行已久，不能立即更改。事情虽然没有实行，但识见高明的人认为这是对的。

臣若水通说：“成周（西周）的教化，与其选拔士人的方法，是统一的。所以有的凭借德行，有的凭借道艺，有的凭借品行举荐，有的凭借言论宣扬。那些所谓的德行，是德吗？那些所谓的道艺、言论宣扬，是学业吗？德行与学业，合一也就如同古代的道理了。所以这两者不可以偏废。用德行来举荐学业，就像源泉之水，流向四海而不枯竭；只举荐学业的人，就是所谓的沟渠之水罢了。所以不改变学业而进于德行的，是举荐学业；不改变志向而有助于举荐的，是德行与学业。杨绾的这份奏疏，确实想要兼取两者。而有人阻止他，这是唐朝的不幸。虽然如此，又在于主持选拔的人是否英明且公正罢了。如果得到公正且英明的人主持，那么先王的德行、道艺的教化，将在今日显现了。多么幸运啊！”

代宗大历十四年八月，沈既济呈上《选举议》，认为选拔任用的方法只有三科，即德行、才能、功劳。现在的选拔部门都不涉及这些，考核的方法都在书写判词、簿籍履历、言辞举止上罢了。安步徐行、言语缓慢，不是德行；辞藻华丽、文笔芬芳，不是才能；累积资历、积累考核，不是功劳。拿着这些来寻求天下的士人，本来就没有穷尽。现在的人没有固定居所，不能以乡里为根本；鉴察不能独自明察，不能专靠吏部。我谨慎地斟酌古今，认为五品以上以及各司长官，应当让宰相进叙，吏部、兵部可以参与议论。那些六品以下，或者僚佐之类，允许州府征辟任用；那些州牧、太守、将帅，如果选拔任用不公正，那么吏部、兵部可以考察并举发。惩罚那些私自冒进、不慎举荐的人，小的加以谴责罢黜，大的按刑法处置。责成授予官职，谁敢不努力？如果这样，那么贤能的人不奖励也会自己进取，不贤的人不压制也会自己退避，众多人才兴起而官职没有不治理好的。臣若水通说：“德行、才能、功劳，是选拔任用的三科。这大概是成周德行、道艺，虞廷三年考核政绩的意思吧？”唐朝的选拔部门考核，知道达不到这些，想要得到人才就难了。这就是沈既济建立选举议论的原因。后世的君主如果真能基于这三科，责成慎重举荐，那么君子自然进取，小人自然退避，百官治理而万事条理。天下哪有不平之事呢？

大历十四年十二月，德宗询问为政的要领，关播回答说：“为政的根本，一定要寻求有道的贤人与他一起治理。”皇上说：“我近来已经下诏求贤，又派遣使者广泛搜访，大概可以治理了吧？”关播回答说：“下诏所求以及使者所荐的，只是得到文词华丽、谋求进身的人罢了，哪里有有道的贤人肯随着文书参加选拔呢？”皇上很高兴。

臣若水通说：为政固然应当寻求有道的贤人。但必须君主致敬尽礼，尊崇德行、乐于道义，才能得到他们。不是下诏派遣使者可以招致的。下诏派遣使者，而只寻求文词华丽、谋求进身的人，这就是有道贤人不来的原因。代宗能喜欢关播的话，却不能推究其意，可惜啊！

德宗贞元十年夏四月，陆贽呈上奏章，大概说：“提拔进用是为了勉励有功，罢黜退职是为了惩戒过错，这两者交替使用，道理如同循环。进用而有过错，就显示惩戒；惩戒而改正修善，就再次进用。既然不……”

译废除法律，也不会抛弃人才。只要细微的过错必定惩罚，而任用人才却不匮乏，所以能使被贬退的人能够勉励自己以求重新起用，被提拔的人警戒谨慎而恭敬任职。上面没有停滞疑惑，下面没有积存怨恨。

译臣若水通说：用人的原则，在于公正罢了。提拔后有了过错，就加以惩戒；惩戒后改正了过错，就重新提拔。进退的决定权在君主，自己何必参与其中呢？如果在其中夹杂一丝一毫的私心，就不是大公无私的原则了。虽然如此，陆贽上这道奏疏，是针对唐德宗的猜忌而言的。至于说推荐贤才好像不得已，完全出于左右近臣和国人的公心，然后考察后任用，就没有不恰当的人了。并不是说用人者一定要窥伺其有过错才罢黜，罢黜后改正过错再重新提拔。

唐德宗贞元十年，皇帝生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职无论大小，一定要亲自选拔任用。宰相推荐人选，很少被认可。群臣一旦受到谴责，往往终身不再被起用。喜欢以能言善辩来选取人才，忠厚笃实之士难以得到进用，众多人才被埋没滞留。陆贽上疏劝谏，大略说：“因为一句话迎合心意就认为是有才能，而不核实真假；因为一件事违背心意就认为是罪过，而不考察忠诚奸邪。那些迎合心意的就超越限度地委任，不思考他们能力所不及的地方；那些违背心意的就过度地定罪责罚，不宽恕他们能力所不能的地方。因此职司之内没有成功，君臣之间没有确定的本分。”皇帝不听。臣若水通说：“孔子告诉仲弓说：‘先责成有司，赦免小过错，举荐贤才。’这三条是治理政务的要务。虽然是告诉宰辅的，但治理天下的道理不外乎这些了。德宗推荐人选很少认可，是不先责成有司；一旦谴责就不再任用，是不赦免小过错；不提拔忠厚朴实的人才，是不举荐贤才。他甘心违背这些道理而不自我珍惜，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学问的功夫没有加强，而凭意气用事罢了。假使他玩味探究涵养，以体认于心身，那么聪明可以启发，气质可以改变。用它来治理天下，那么举措得当，百事安康而众功兴盛了。”所以说：“英明的君主以致力于学习为急务，希望圣明的君主念及此。”

唐宪宗元和七年，皇帝曾在延英殿对宰相说：“你们应当为我爱惜官职，不要把它用在私人的亲戚故旧身上。”李吉甫、权德舆都谢罪表示不敢。李绛说：“崔祐甫有话说：‘不是亲戚故旧，就不了解他的才能，了解的人尚且不给予官职，不了解的人怎么敢再给予？只问他的才能器量与官职是否相称罢了。’如果回避亲戚故旧的嫌疑，使圣朝亏损众多士人的美名，这是苟且求安的臣子，不是至公的原则。如果所用的人不恰当，朝廷自有法典刑罚，谁敢逃避呢？”皇帝说：“确实像你说的那样。”

臣若水通说：君主的职责，在于评定宰相罢了。宰相如果贤能，那么所举荐的即使是亲戚，也一定是贤才；所罢黜的即使是仇敌，也一定是不肖之徒。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不肖之徒因为亲戚关系而被举荐，贤才因为仇敌关系而被罢黜，君主能依赖什么呢？《易经》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又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不是亲戚故旧吗？不考察这些，而仅仅以举荐罢黜来责备宰相，也是不对的！唉！尧彰显崇高的德行而后用人，舜举荐八恺八元，罢黜四凶；周武王确实聪明而后用人，周公握发吐哺，以慰劳天下的士人。善于评定宰相的人，何不也回到根本上去呢？

后周世宗显德四年冬天十月戊午日，设立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等科目。

臣若水通说：五代时期，选拔士人的方法已经很久不施行了。后周世宗独自举荐并施行，他是懂得治理的关键啊！这就是五代治理之所以没有比世宗朝更兴盛的原因。然而他说：“文理优长，人物爽秀”，这也是选拔人才的瑕疵。

贾谊《新书》说：“君王任用官员有六个等级：一是师，二是友，三是大臣，四是左右，五是侍御，六是厮役。与师共同治理国家的是帝，与友共同治理国家的是王，与大臣共同治理国家的是伯，与左右共同治理国家的是强国，与侍御共同治理国家的是若存若亡，与厮役共同治理国家的是灭亡可以立等可见。”

臣若水通说：“贾谊关于任用官员六个等级的差别，确实是确切的议论。师，以道义；道义，是大同。友，以德行；德行，是大化。大臣，以功业；功业，是霸业之道。左右，以科条；科条，只是富强罢了。侍御厮役，本来不值得与他们议论了。那么为君主谋划天下治理的人，将要从哪一个等级中选择呢？”

刘向《说苑》记载：乐羊作为魏国的将领攻打中山，中山国悬挂他的儿子来示众，乐羊不因此衰颓意志，攻打得更加紧急。中山国于是烹煮了他的儿子，送给他。乐羊吃掉了，喝尽一杯。中山国见他的诚心，不忍心与他作战，果然投降了，于是为魏文侯开拓了土地。文侯赏赐他的功劳但怀疑他的内心。孟孙打猎得到一只小鹿，派秦西巴带着回去，它的母亲跟着鸣叫，秦西巴不忍心，放掉它给了母亲。孟孙发怒驱逐秦西巴。过了一年，召他做太子的老师。左右的人说：“秦西巴对您有罪，现在让他做太傅，为什么呢？”孟孙说：“他因为一只小鹿都不忍心，又怎么能忍心对我的儿子呢？”

臣若水通说：“孟子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是说应当急于任用仁贤。秦西巴不忍心的心波及到小鹿，可以说是仁了。乐羊贪功而杀他的儿子，可以说是仁贤吗？当时的君主只凭这个来定赏罚，就足以劝勉天下的仁贤了。赏赐却怀疑，定罪却任用，为什么赏罚不明，而举措不正呢？”

《说苑》记载：齐景公出猎，上山看见老虎，下水泽看见蛇。回来，召晏子问他说：“现在我

译打猎时，上山就看见老虎，下水泽就看见蛇，这大概可以说是所谓的不祥之兆吧。」晏子说：「国家有三种不祥，这并不在其中。有贤才却不知道，这是第一种不祥；知道却不用，这是第二种不祥；用了却不信任，这是第三种不祥。」

译臣湛若水说：“孟子说，不祥的实质，是由遮蔽贤才的人来承担的。又说：不任用贤人就会灭亡。人们见到虎蛇是常事，如果不任用贤人，那么危亡就会随之而来。天下最大的不祥，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晏婴的话，符合孟子的意思啊。后世的君主，犯这三种不祥的情况很多，怎么能不畏惧呢！

唐代陆贽的奏议。陆贽告诫唐德宗说：“君子和小人的任用与舍弃不能并存，国家的治乱必然由此决定。君子之道兴盛，小人之道消退，于是上下沟通而万物通达，这就是‘泰’的原因。小人之道兴盛，君子之道消退，于是上下不沟通而万物不通达，这就是‘否’的原因。小人在遮蔽光明、损害事理方面，就像眼睛里有灰尘，耳朵里有堵塞，嘉谷里有害虫，梁木里有蛀虫一样。因此古代圣贤建立言论、留下训诫，一定殷勤恳切，以小人作为警戒，难道是有意仇视并阻挠他们吗？实在是因为他们遮蔽君主的光明，损害时势的事理，是招致祸患的根源，严重伤害善人的祸端很深，所以拥有国家或封地的人，不得不除掉他们。”户部侍郎裴延龄，他的品性邪恶，行为阴险，口齿锋利，心志凶狠。他矫揉造作而不怀疑，败坏扰乱而无耻，把聚敛财富当作长远的防备，把诡诈虚妄当作美好的谋略，把搜刮民财、招致怨恨当作不徇私情，把静默谗言、防备他人当作尽忠守节。他把典籍所厌恶的东西总括起来当作智术，冒犯圣贤所警戒的东西当作才能。可以说是尧时代的共工，鲁国的少卯。希望陛下具备尧那样的德行，并借鉴共工鸠合众人、制造事端的教训；体察孔子天生的明智，并辨别少卯顺从虚伪的本质。那么天道的讨伐就恰当了，圣人的教化就确实使人信服了。小人退去，君子到来，谁不欣喜庆幸呢！

臣湛若水说：用人举措，是国家的重要法典，治理之道与此相关。所以君子进用就是‘泰’，小人进用就是‘否’。‘否’与‘泰’的征兆，是安危存亡的预兆，这本来就是拥有国家的人应当谨慎对待的。唐德宗在位时，裴延龄正凭借谈论财利得到宠幸，陆贽的贤能，最终因为直言被疏远。用人举措像这样，危亡的祸患，怎么能避免呢！

格物通卷六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六十六 明 湛若水 撰

举措四

宋真宗景德二年秋七月，增设制举六科。贤良方正等三科，很久没有实行。到这时增设成为六科，分别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古代典籍，通达教化；才识兼备，明白体用；详明吏治，可以从事政务；识见洞悉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才能胜任边疆重任。共六科，下诏让中书门下考察他们的才能，列出名单上奏，皇帝亲临殿前亲自策问。臣湛若水说：用人的方法，虞舜的九德，都是关于事务的；商汤的任用贤人，没有固定方所；周朝的六德、六行、六艺。到汉代设立贤良方正的科目，还比较接近古制。唐代的词章取士，则追求得越来越低下，遗漏的贤才很多了。宋真宗有志于恢复古制，那么唐尧虞舜和三代的制度是可以考察的。如果不是这样，汉代的贤良方正制度就足够了，为什么要有这么多门类呢？大概没有贤良方正而不能明白体用、博通典籍、详明吏治、识见韬略、宏大军谋的人。然而这与九德相比，都称为德；与无方相比，都称为贤；与六德六行六艺相比，都称为德行。道与艺之间是有区别的。所以古代的人才出于一个标准，后世的人才出于六个标准，这就是道德之所以不统一，风俗之所以不同的原因。这取决于在上位者所确立的标准。

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司马光请求设立经明行修科，每年委派升朝文臣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才，以勉励天下人，使士人注重品行，以显示不专门取用文学的意思。如果所举荐的人违犯名教，一定连坐举荐的人，不予赦免，那么他们自然不敢妄自举荐。而士人居住在家或在乡里，只害怕玷缺名声外传，不等举荐官员，每天每月都训诫考察，设立奖赏鼓励告发揭发，那么士人的品行自然美好。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凡是遇到科举考试，命令升朝官各自举荐一位经明行修的士人，等到登第时，用来提升名次。

臣湛若书说：“《尚书》说：‘举荐能胜任官职的人，只有你的贤能相称；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是你不能胜任。’所以司马光建立举士的方法，举荐人连坐，那么士人就致力于修养品行，官员致力于举荐贤人，贤才出现而天下就治理好了。然而所谓经明行修，是什么呢？古代明白经义，是为了修养品行。德性禀受于天生，但蒙昧成长而不学习，就会愚昧。明白经义向师友学习，是为了启发本性而破除愚昧，成就德行而品行修养。《易经》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养他的德行。’又说：‘修饰言辞确立真诚，是用来居守事业的。’学习只是一个整体罢了，用人举措，只看德行的修养与否罢了。这也是在上位的人不可不知道的。”

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太学生陈东上书，请求诛杀蔡京等六人。当时天下人都知道蔡京等人误国，而掌权的人大多接受过他们的推荐引荐，没有人肯为皇帝明确说明。陈东率领诸生上书说：“今天的事情，蔡京在前败坏扰乱，梁师成在内阴险贼害，李彦在西北结怨，朱勔在东南聚怨，王黼、童贯又从而在二寇那里结怨，开创边衅，使天下形势危如发丝。这六个贼人，名称不同但罪行相同。希望陛下擒拿这六个贼人，在街市上处死，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臣湛若水说：“帝舜诛杀四凶而天下都信服，举用正直的人，罢黜邪曲的人，是天下人的心愿。用人举措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