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八十 明 湛若水 撰
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籴,桑叶未吐而和买。自天禧以来,日甚一日,宜与大臣议捄正之。”上纳其言,乃立计置司,以张士逊、吕夷简、鲁宗道领之。
译绢帛每天都在消耗,稻苗还没长出来就实行和籴,桑叶还没长出来就实行和买。从天禧年间以来,这种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应当与大臣们商议加以纠正。”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设立计置司,由张士逊、吕夷简、鲁宗道主持。
臣若水通曰:「明王制民之产,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而又饮食、衣服、宫室、器用,各有检制,不得僣越。盖重本抑末之道也。」后世以侈靡相尚,贱五糓而贵金玉,风俗日偷,民生日困,坐此弊耳。李谘、俞献卿建省浮费救正之论,此计置司之所以立也。向使因二子之言,一修先王之制,则礼有定则,用有常经,浮费自省,流弊不救而自正矣。何忧乎纵侈遂末哉!
宋徽宗宣和三年正月,童贯承诏罢苏杭应奉局、花石纲。初,帝以东南之事付童贯,且日:“如有急,即以御笔行。”贯至吴,见民困花石之扰,众言:“贼不亟平,坐此耳。”贯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诏罪己,罢诸应奉造作局及御前花石纲运,并木石彩色等场务,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侄之在职者。吴民大悦。
臣若水通曰:「书云:『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此帝王恭俭之实徳也。」花石纲者,徒以供玩好,非所谓异物而无益者邪?应奉之局一开,则奔走承顺于道路者,日亦不足,劳民伤财,欲民之足,难矣。罢之诚是也。独惜徽宗不以询诸大臣,而以御笔付之童贯,反啓宦侍矫诏之渐耳。虽然,徽宗此举,非特无实德,亦非实心也。特以方腊纵于内,金辽迫于外,上下矫饰于一时,徒以镇服人心耳。不然,何正月罢应奉局,五月方腊就平,即从王黼之请而复之?则矫伪之事,岂可久哉?孟子曰:「侮夺人之君,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是故恭俭实德也。未有无实心而可以为实德者,亦未有无实德而能禁淫巧者。后之人君欲抑末崇本,则盍求其道矣。
元成宗大德九年八月,贾胡献宝珠。西域贾人有献珍宝求售者,议以六十万锭酧其直。省臣有谓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谓押忽大珠也,六十万酧之不为过矣。”文问:“何所用之?”答曰:“含之可不渇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万人不渴,则诚宝也。若一宝止济一人,则用已微矣。吾之所谓宝者,米粟是也。有之则百姓安,无则天下乱。以功用较之,岂不逾于彼乎?”
臣若水通曰:「书云:『不宝逺物则逺人格。』宝珠之献,贾人所以中人主之欲,以窥中国也。使以六十万锭酧其直,则不免为其所中,而彼所以视中国亦轻矣。则逺人之不服,岂不由此乎?夫民为国之宝,粟帛为民之宝。宝得其宝,则所济者博矣。岂若以一宝济一人者哉?尚文之言,亦可谓知所本矣。虽然,大学之教,有财原于有土,有土原于有人,有人原于有德。治天下之道,莫要于修德矣。」
元英宗至治元年正月,罢元夕张灯于禁中。帝欲以元夕张灯禁中为鼇山,时张养浩以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遂具疏,因拜住以谏曰:“世祖临御三十余年,每值元夕,闾阎之间,灯火亦禁,况阙庭宫掖之严邃,尤当戒慎。今灯山之构,所玩者小,所系者大,所乐者浅,所患者深。”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张希孟不敢言。”即罢之,赐养浩尚服金织币,以旌其直。
臣若水通曰:阙庭宫掖,所以风示天下之地,而人主一身,又天下臣民之主也。茍于禁中为鼇山张灯之戯,而欲禁闾阎之灯火,亦难矣。茍一人为侈靡之倡,而欲万民为质朴之俗,亦难矣。此张养浩所以有「玩小系大,乐浅患深」之谏也。英宗始而怒,继而喜,罢其事而旌之,亦可谓勇于悔过,善于纳谏者矣。虽然,人君与其能改过,不若无过之可改;与其能纳谏,不若无失之可谏。其要在谨独,循天理以遏人欲矣。伏惟圣明留神焉。
元顺帝至元三年二月,定服色器皿舆马之制。时服饰上下无别。帝初禁民间服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五爪龙、八龙、九龙、万寿字、赭黄等服。至是,复诏定其制。寻禁倡优盛服及戴笠、乗马。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治天下,必议礼、制度、服色、器皿、舆马之制,皆有等威,非徒为观美也,盖以一乎民之心,而禁其滛侈也。夫礼莫大乎分,分莫大乎名,此而不谨,则倡优
译臣若水通说:“英明的君王制定百姓的产业,百亩田地,不耽误农时;五亩宅地,种上桑树;而且饮食、衣服、宫室、器具的使用,各有规范限制,不得僭越。这是重视根本、抑制末节的原则。”后世以奢侈浪费相标榜,轻视五谷而珍视金玉,风俗日益浇薄,民生日益困顿,就是由于这种弊端。李谘、俞献卿提出节省浮费、纠正弊端的建议,这就是设立计置司的原因。当初如果采纳这两人的意见,全面修习先王的制度,那么礼仪就有固定的准则,用度就有常规的法则,浮费自然节省,流弊不待挽救就自然纠正了。还担心什么放纵奢侈、追逐末节呢!
宋徽宗宣和三年正月,童贯奉诏撤销苏杭应奉局、花石纲。起初,皇帝把东南的事务交给童贯,并且说:“如果有紧急情况,就直接用御笔手诏执行。”童贯到了吴地,看到百姓被花石纲困扰,众人说:“贼寇不能迅速平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童贯立即命令他的同僚董耘起草手诏,承认自己的罪过,撤销各种应奉造作局以及御前花石纲的运输,连同木石彩色等场务,皇帝也罢免了朱勔父子弟侄中在职的人。吴地百姓非常高兴。
臣若水通说:“《尚书》说:‘不做无益的事,损害有益的事,功业才能成功。’不珍视奇异的物品,轻视实用的物品,百姓才能富足,这是帝王恭敬节俭的真正美德。”花石纲,只是用来供玩赏,不就是所谓奇异而无益的东西吗?应奉局一旦开设,那么在道路上奔走迎合的人,每天也不够,劳民伤财,想要百姓富足,就难了。撤销它确实是正确的。只是可惜徽宗不向大臣咨询,而是用御笔手诏交给童贯,反而开启了宦官侍从矫诏的端倪。虽然如此,徽宗此举,不仅没有真正的美德,也没有真正的诚心。只是因为方腊在内作乱,金、辽在外逼迫,上下在一时之间矫饰,只是为了镇服人心罢了。不然,为什么正月撤销应奉局,五月方腊刚被平定,就听从王黼的请求而恢复了呢?那么矫饰虚伪的事情,难道能长久吗?孟子说:‘侮辱掠夺百姓的君主,怎么能算是恭敬节俭?恭敬节俭难道可以用声音笑貌来表现吗?’所以恭敬节俭是真正的美德。没有没有诚心却能成为真正美德的,也没有没有真正美德却能禁止淫巧的。后来的君主想要抑制末节、崇尚根本,何不寻求其道呢。
元成宗大德九年八月,西域商人献宝珠。西域商人献珍宝求售,商议用六十万锭来酬谢其价值。省臣对左丞尚文说:“这就是所谓的押忽大珠,用六十万锭酬谢它不算过分。”尚文问:“有什么用?”回答说:“含着它可以不渴,熨面可以使眼睛有光。”尚文说:“一个人含着它,千万人不渴,那确实是宝。如果一件宝只救济一个人,那么作用就微小了。我所说的宝,是米粟。有了它百姓就安定,没有它天下就混乱。以功用比较,难道不超越那宝珠吗?”
臣若水通说:“《尚书》说:‘不珍视远方的物品,那么远方的人就会归服。’宝珠的进献,是商人用来迎合君主欲望,以窥探中国的手段。如果用六十万锭酬谢其价值,那么不免被他们所中伤,而他们看待中国也就轻视了。那么远方的人不归服,难道不是由此引起的吗?百姓是国家的宝,粟帛是百姓的宝。珍视该珍视的宝,那么所救济的就广博了。哪里像用一件宝救济一个人呢?尚文的话,也可以说是知道根本了。虽然如此,《大学》的教导,有财源于有土,有土源于有人,有人源于有德。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比修德更重要的了。”
元英宗至治元年正月,撤销元夕在宫中张灯。皇帝想在元夕在宫中张灯做成鳌山,当时张养浩以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务,于是写疏,通过拜住进谏说:“世祖在位三十多年,每逢元夕,民间的灯火也禁止,何况宫阙庭院的严深,更应当戒慎。现在灯山的构建,所玩赏的是小的,所关系的是大的,所快乐的是浅的,所忧患的是深的。”皇帝大怒,随后高兴地说:“不是张希孟不敢说。”立即撤销此事,赐给张养浩尚服金织币,以表彰他的正直。
臣若水通说:宫阙庭院,是用来风示天下的地方,而君主一身,又是天下臣民的主宰。如果在宫中做鳌山张灯的戏耍,却想禁止民间的灯火,也难了。如果一个人倡导奢侈浪费,却想万民形成质朴的风俗,也难了。这就是张养浩有“玩小系大,乐浅患深”的谏言的原因。英宗开始愤怒,随后高兴,撤销此事并表彰他,也可以说是勇于悔过,善于纳谏的人了。虽然如此,君主与其能改过,不如没有过错可改;与其能纳谏,不如没有过失可谏。关键在于谨独,遵循天理以遏制人欲。希望圣明君主留心。
元顺帝至元三年二月,制定服色器皿舆马的制度。当时服饰上下没有区别。皇帝起初禁止民间穿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五 claw 龙、八龙、九龙、万寿字、赭黄色等服饰。至此,又下诏制定其制度。不久禁止倡优穿盛装以及戴笠、骑马。
臣若水通说:先王治理天下,必定议定礼仪,制度、服色、器皿、舆马的制度,都有等级威严,不仅仅是为了观美,而是为了统一百姓的心,禁止他们的淫侈。礼没有比分别更重要的,分别没有比名分更重要的,这如果不谨慎,那么倡优
后饰,庶人帝服,而异政殊俗,僣乱之所由起矣。故孔子为政,必以正名为先,而繁缨之微,犹必惜之,凡以名器之不可假人耳。人主深居九重之上,岂能家察而人禁之?惟定其制度,躬俭朴以为天下先,则无恶无射,庶防可以永终誉矣。
译后世装饰过度,平民百姓穿着帝王的服饰,政治与风俗却各不相同,僭越混乱就是由此产生的。所以孔子治理政事,必定以端正名分为首要,即使是繁缨这样细微的礼制,也必定珍惜它,这都是因为名位和器物不可以假借给他人罢了。君主深居九重宫阙之上,难道能每家每户去考察、每个人去禁止吗?只有确立制度,自身崇尚节俭朴素,为天下人做出表率,那么就没有人厌恶和怨恨,大概可以永远保持美好的声誉了。
宋儒程颐劄子有云:「古者四民各有常职,而农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给,而民无所苦困。今京师浮民数逾百万,游手不可赀度,观其穷蹙辛苦,孤贫疾病,变诈巧伪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歳滋,久将若何?事已穷极,非圣人能变而通之,则无以免患,岂可谓无可柰何而已哉?此在酌古变今,均多恤寡,渐为之业以救之尔。」臣若水通曰:「务末机巧万状而恒不足者何也?为无本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而使浮食游手者各归耕其土,则人知务本矣。人知务本,则地之所出者无穷,而人之所资者不竭,然后家可足也。父母斯民者,其念之哉!」
程颢曰:「村市酒肆,要之蠧米麦,聚闲人,妨农工,致辞讼,藏贼盗,州县极有害。」
臣若水通曰:「沫邦淫酗酒,诰乃作。是故酒肆之设,王政之所必禁也。何也?逐末者日滋,致乱之道也。丧徳丧邦,皆由于此,可不戒哉?是故欲五害之息,必自严酒肆之禁而始矣。长民者,可不任其责耶?」
潜室陈植曰:「秦自商君立法,欲民务农力战,故重耕战之赏。以商贾务末,不能耕战,故重为谪罚以抑之。所以立致富强。」
臣若水通曰:「商君立法,欲民务农,此古帝王之遗意也,岂不可哉?而事末者又有谪罚以抑之,宜其立致富强也。但以之为力战之谋,则开人主穷兵之端;严刑督责之▯,则去先王之道逺矣。是又人主不可以不辨者。」
张栻谕俗文云:「一访闻乡落愚民,诱引他人妻室,贩卖他处,谓之卷伴。词讼到官,追治监锢,押往寻覔。缘此破荡者,前后非一,不知惩戒。其卷伴之人,官司自合严行惩治。外亦缘细民往往不务安业,葺理农事,多往南州兴贩,逐锥刀之利,动经年嵗不返乡闾,妻室无依,以至为他人卷伴前去。自今各仰依分安常,营生自守,保其家室,无致招悔。」
臣若水通曰:逐末者,所以趋利也。至于妻子为他人所诱害,孰大焉?故曰: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然则人之大利,莫如葺理农事,而妻子相保,以乐天性矣。张栻谕俗之文及此,可谓能以利害开其迷,而导其明,抑末务本之意至矣。为人上求治理者,取之为法焉可也。
国朝辛丑七月甲子,太祖视事东阁。时天热,坐久汗湿衣,左右更衣以进,皆经澣濯者。叅军宋思颜曰:“臣见主公躬行节俭,旧衣皆澣濯更进,禹之恶衣服,诚无以加矣,真可以示法于子孙也。”臣恐主公今日如此,而后或不然,愿始终如此。太祖喜曰:“思顔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目前,而不能及于久逺;或能及其己,然而不能及于将然。今思顔见我能行于前,而虑我不能行于后,信能尽忠于我也。”乃赐之币,以彰其直。复谓思顔曰:“汝在前朝,颇有善誉,为主者不能知汝。及归于我,数进谠言,斯固可嘉。”
臣若水通曰:「圣人之恭俭,必有为之本者,非强制于外所能久也。」伏覩我太祖髙皇帝衣澣濯之衣,而叅军宋思顔以为「禹之恶衣服,无以加,而有始终之愿,可谓忠矣。」然未知太祖恭俭之心与禹之心一也,此所谓本也,故能始终如一耳。不然,何以喜其及于久逺而赐以彰之哉?圣子神孙,宜取法焉。
吴元年二月癸酉,下令禁种糯田,曰:“余自创业江右,十有二年,德薄才菲,惧弗胜任。但以军国之需,不免科征于民,而吾民效顺,乐于输赋,固为可喜。然竭力▯亩,所出有限,而取之过重,心甚悯焉。故凡有益于民者,必有行,而又申告之。曩以民间造酒,破费米麦,故行禁酒之令。今春来麦稍平,予以为颇有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农民今嵗无得种糯,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谷丰积而价平,吾民得所养,以乐其生,庶防养民之实也。”
臣若水通曰:天之生物,惟谷于人为最急,不可一日无者。是以自古善为治者,莫不重谷。而糜谷者,莫过于酒。也是酒者,侈靡之端;而禁糯者,止酒之源也。先王既设官以防谨之,又作诰以示戒之。然未有能禁絶其源者也。我皇祖敬
译宋代儒学家程颐在奏章中说:“古代士、农、工、商四民各有固定的职业,而从事农业的人占十之八九,所以衣食容易供给,百姓没有困苦。如今京师流动人口超过百万,游手好闲的人不可计数,看他们穷困潦倒、辛苦艰难,孤苦贫困、疾病缠身,用欺诈狡猾的手段来谋求生存,却常常不足以维持生计,这种情况日益增多,长此以往将如何?事态已经穷极,如果不是圣人能够变革并通达变通,就无法免除祸患,难道可以说无可奈何就罢了呢?这在于斟酌古法、变革今制,平均多寡、抚恤寡弱,逐渐为他们安排职业来救济他们罢了。”臣若水通说:“追求末业和机巧花样繁多却常常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没有根本。因此英明的君主制定百姓的产业,让那些吃闲饭、游手好闲的人各自回到土地上耕种,那么人们就知道致力于根本了。人们知道致力于根本,那么土地产出的资源就无穷无尽,人们所依赖的资源就不会枯竭,然后家庭就可以富足。统治百姓的人,要深思这一点啊!”
程颢说:“乡村集市中的酒馆,终究是浪费米麦,聚集闲人,妨碍农工,导致诉讼,藏匿盗贼,对州县极为有害。”
臣若水通说:“周朝因酗酒淫乱,所以颁布了诰命。因此酒馆的设立,是王道政治所必须禁止的。为什么呢?追求末业的人日益增多,这是导致混乱的途径。丧失德行、丧失国家,都由此产生,能不警惕吗?因此要想消除五种祸害,必须从严格禁止酒馆开始。治理百姓的人,能不承担这个责任吗?”
潜室陈植说:“秦国自从商鞅立法,想要百姓致力于农业和奋力作战,所以重视耕战的重赏。因为商人从事末业,不能耕战,所以加重刑罚来抑制他们。这就是秦国迅速致富强大的原因。”
臣若水通说:“商鞅立法,想要百姓致力于农业,这是古代帝王的遗意,难道不可以吗?而对从事末业的人又有刑罚来抑制他们,难怪能迅速致富强大。但把它作为奋力作战的谋略,就开启了君主穷兵黩武的端绪;用严刑督责,就背离先王的道统很远了。这又是君主不可以不辨别的。”
张栻在劝诫风俗的文章中说:“一访闻乡村愚民,引诱他人的妻室,贩卖到其他地方,称为‘卷伴’。诉讼到官府,追查惩治监禁,押送寻找。因此家破人亡的,前后不止一次,不知惩戒。那些‘卷伴’的人,官府自然应该严厉惩治。此外也因为小民往往不安守本业,整理农事,多前往南方州县兴贩,追逐微小的利益,动不动就经年累月不回乡里,妻室无所依靠,以至于被他人‘卷伴’带走。从今以后,各人仰仗本分安守常规,自营生计自守,保全家庭,不要导致招来悔恨。”
臣若水通说:追求末业的人,是为了趋利。至于妻子被他人诱骗伤害,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所以说:追求利益还没得到,而祸害自己就跟随而来。那么人的大利,没有比整理农事,妻子相互保全,以安乐天性更好的了。张栻劝诫风俗的文章提到这一点,可以说是能用利害开启他们的迷惑,引导他们明白,抑制末业、致力于根本的意思到了极点。作为上位者寻求治理的人,把它作为法度是可以的。
本朝辛丑年七月甲子日,太祖在东阁处理政务。当时天气炎热,坐久了汗水湿透衣服,左右侍从更换衣服进献,都是经过洗涤的。参军宋思颜说:“臣看到主公亲身实行节俭,旧衣服都经过洗涤再进献,大禹厌恶华丽衣服,确实没有超过这个的了,真可以作为子孙的榜样。”臣担心主公今天这样,以后或许不这样,希望始终这样。太祖高兴地说:“思颜的话很好。别人能说话,或许只顾及眼前,而不能顾及长远;或许能顾及自己,然而不能顾及将来。现在思颜看到我能在前头实行,而顾虑我不能在后头实行,确实能尽忠于我。”于是赐给他钱币,来表彰他的直率。又对思颜说:“你在前朝,颇有好的声誉,为主君的人不能了解你。等到归顺我,多次进献正直的言论,这固然值得嘉奖。”
臣若水通说:“圣人的恭敬节俭,一定有作为根本的原因,不是从外部强制所能长久的。”伏见我太祖高皇帝穿洗涤过的衣服,而参军宋思颜认为“大禹厌恶华丽衣服,没有超过这个的,而有始终的愿望,可以说是忠诚了。”然而不知道太祖恭敬节俭的心与大禹的心是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根本,所以能始终如一。不然,怎么喜欢他顾及长远而赐赏来表彰他呢?圣明的子孙,应该效法。
吴元年二月癸酉日,下令禁止种植糯米田,说:“我自创业于江右,十二年,德行浅薄、才能菲薄,害怕不能胜任。但因为军国的需要,不免向百姓征收赋税,而我的百姓效忠顺从,乐于缴纳赋税,固然值得高兴。然而竭尽全力耕种田地,产出有限,而取用过重,心里很怜悯。所以凡是有益于百姓的事,一定实行,而又宣告他们。过去因为民间造酒,浪费米麦,所以实行禁酒的命令。今年春天麦子稍微平稳,我认为颇有益于百姓,然而不堵塞源头,而想遏制水流,是不行的。命令农民今年不得种植糯米,来堵塞造酒的源头,想要使五谷丰积而价格平稳,我的百姓得到供养,以安乐他们的生活,大概算是养育百姓的实惠吧。”
臣若水通说:上天生育万物,只有谷物对人最为紧急,一天也不能没有。因此自古以来善于治理的人,没有不重视谷物的。而浪费谷物的人,没有超过酒的。因此酒是奢侈浪费的开端;而禁止糯米,是制止酒的源头。先王已经设置官员来防备谨慎,又作诰命来示警。然而没有能禁止绝其源头的。我皇祖敬
天爱民,充好生之实心,为养民之实政。重谷必先禁用酒,禁酒必先止种糯。则造酒之源塞,而五谷之积丰,国用由是以足,邦本由是以固。不烦酒诰之谆谆,而自禁矣。是令也,其先王重本抑末之微意欤?大抵夏禹以恶酒而兴,商受以▯酒而废。兴废系一念之微耳。人君能体认于心,则天理日明,人欲日消,用酒有节,而谷不可胜食矣。生财之道,何以加此?
译上天爱护百姓,怀着好生之道的真诚心意,施行养育百姓的切实政令。重视粮食,必须先禁止酿酒;禁止酿酒,必须先停止种植糯米。这样酿酒的源头就被堵塞,五谷的积蓄就会丰盈,国家的用度因此充足,国家的根本因此稳固。不必像《酒诰》那样反复谆谆告诫,酒风自然就会禁绝。这道政令,大概是先王重视农业根本、抑制工商业末业的深意吧?大体上,夏禹因为厌恶酒而兴盛,商纣因为沉湎酒而灭亡。国家的兴盛与衰败,系于这一念之间的细微差别罢了。君主若能将其体认于心,那么天理就会日益彰明,私欲就会日益消减,饮酒有所节制,粮食就会吃之不尽了。创造财富的道理,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的呢?
洪武十八年九月,太祖谕户部曰:「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制湮,竒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一农执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织,而百夫待衣。欲人无贫,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尔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庶民之家,不许衣锦绣。庶防可以絶其弊也。」
臣若水通曰:「语有之,衣食足而后礼义兴。衣食之于人也,大矣。食之不足者,恒起于游食之多;而衣之不给者,每由于奢侈之过。此我太祖髙皇帝所以拳拳于禁末作华靡之令也。足衣足食之道,岂外是哉?可谓虑民之深者也。圣子神孙,其则不逺矣。」伊尹之告太甲曰:「王懋乃德,视乃烈祖,无时豫怠。」敢举以为今日圣明献焉。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癸巳朔,以沈清为工部尚书。诰曰:昔圣人之世,淳朴民俗,敦厚宫室什器,制不饰华,故所司之工,皆无异技竒巧。然而功务虽简,其成也必精,其废也必当,故一举而无再为,一废而无再造。所以民逸者多,劳者少。因是而官称贤,君称圣。后之人受职任事,则不然矣。凡临事之际,或务为淫巧以劳人,或假公营私而害政。所为如斯,岂有福臻而愆消者也?所以古人重其事,而选用必在得人。今朕设工部,必法古制,将以尔清为工部尚书,当敬事信工,无▯上下,汝惟良哉。臣若水通曰:古之俭,今之奢,人心岂固相逺哉?此无他,理欲之分尔。即其宫室什器而观之,土阶茅茨之朴,与琼宫瑶防之华,同一宫室尔。污罇陶匏之质,与象箸玉杯之竒巧,同一什器尔。理欲之萌,其流不得不尔也。夫工简而器必精,然财省而民逸矣。工烦而器亦靡,然财费而民劳矣。实用之与虚饰,何如哉?皇祖之诰,沈清深以滛巧为戒,且责其敬事信工,以追古尚实,致君臣同有圣贤之美誉,得用人理财之道矣。是故俭者,天理之所以存也;奢者,人欲之所以肆也。是知崇俭去奢,明君风化之本也。沃心将顺者,大臣辅治之责也。
司天监进元主所制水精刻漏,备极机巧,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鼔。上览之,谓侍臣曰:「废万机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岂至灭亡?」命左右碎之。
臣若水通曰:「书云:『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元主昧此,而废我皇祖达此而兴。兴废之间,在一念俭侈之微尔。夫更漏以审时刻,固为政者之不可无也。元主制以水精,设以木偶,能按时自击钲鼔,则其异而无益,伤功害民,孰甚焉!皇祖疾其用心之侈,至命碎之。其杜奢示朴之意,至矣。圣子神孙,能致谨于心术之微,而不役于耳目之好,则功成民足,永保丕绪。而前元之侈靡,徒为覆辙尔。」
国朝稽古定制,官民房屋、坟茔、碑碣、服饰、器用,斟酌损益,着为定制。其在京功臣宅舎,地寛者,后留空地十丈,傍留五丈;若旧居窄隘,左右前后皆军民居止,仍旧不许那移。其京城官员之家,往往窥觑近宅空地,日侵月占,围作蔬园、池塘,甚妨军民居住,且泄地脉。今后有多留空地者,追出给还军民。
庶民所居房舎不许用斗拱及防色装饰,官员人等衣服帐幔,并不许用▯黄紫色及龙凤织纹。
臣若水通曰:天地之间,其所产有限,故剥下则归上,损上则益下。俗奢则财散,民俭则财聚。聚散损益者,乗除之数也。开国之初,俗染元侈,圣祖卑宫恶衣,而以节俭化之,不特禁令之颁而已。今又治久俗靡,骎骎乎华侈之风矣。臣愿圣明益加缟素,以风天下,幸甚。
国朝宪纲,一斛斗秤尺,照依原降式様,较勘相同,官民通用。仍将官降式様,常于街市悬挂,聴令比较,母容势利之徒增减作弊,欺诈小民。
一时估,每月初旬取勘,逐一覆实,依期开报,母致髙▯时估,亏官损民。
臣若水通曰:《周礼》有市官,治市,平物价,息争竞,赋
译洪武十八年九月,太祖对户部说:“人们都说农桑是衣食的根本,然而舍弃根本去追逐末业,很少有人能补救这种弊端。在先王时代,田野里没有不耕种的百姓,家庭里没有不养蚕的女子,不用担心水旱灾害,也不会遭受饥寒。自从十分之一的赋税制度被淹没,奇巧的技艺兴起,农桑事业就荒废了。一个农夫拿着农具耕作,却有上百户人家等待他提供食物;一个女子从事纺织,却有上百个男人等待她提供衣服。想要人们不贫穷,可能吗?我认为,粮食充足在于禁止末业,衣物充足在于禁止奢华。你们应当向天下申明,士农工商四民各自坚守本业,不允许游手好食;普通百姓家庭,不允许穿着锦绣华服。这样或许可以杜绝这种弊端。”
臣若水通说:“俗话说,衣食充足之后礼义才会兴盛。衣食对于人来说,关系重大。食物不足,常常是因为游手好食的人太多;而衣物不够,每每是由于奢侈过度。这正是我们太祖高皇帝之所以反复强调禁止末业和奢华法令的原因。使衣食充足的方法,难道还有别的吗?可以说他考虑百姓的处境非常深远了。圣明的子孙后代,效法的榜样就不远了。”伊尹告诫太甲说:“君王要努力修养德行,效法你的伟大祖先,不要有时欢喜懈怠。”我斗胆举出这句话,献给当今圣明的君主。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癸巳初一,任命沈清为工部尚书。诏书说:“过去圣人的时代,民风淳朴,宫室和日常器物制作敦厚,不装饰华丽,所以主管工匠都没有奇巧的技艺。然而虽然工程事务简单,但完成时必定精细,废弃时必定恰当,所以一次建成就不再重修,一次废弃就不再重建。因此百姓安逸的多,劳苦的少。正因为这样,官员被称为贤能,君主被称为圣明。后来的人接受职位处理事务,就不是这样了。凡是处理事务的时候,有的追求淫巧来劳役百姓,有的假公济私而危害政事。行为像这样,难道会有福气降临而罪过消除吗?所以古人重视事务,选拔任用必定在于得到合适的人。现在我设立工部,一定要效法古代制度,将任命你沈清为工部尚书,应当恭敬地处理事务,信任工匠,不要欺压上下,你真是个好官啊。”臣若水通说:“古代的节俭,现在的奢侈,人心难道本来相差很远吗?这没有别的,只是天理与人欲的区别罢了。从宫室和日常器物来看,土台阶茅草屋顶的朴素,与琼玉宫殿瑶台栏杆的华丽,都是宫室罢了。陶制酒器和葫芦酒器的质朴,与象牙筷子玉杯的奇巧,都是日常器物罢了。天理与人欲的萌发,其发展必然如此。工艺简单而器物必定精细,然而节省财力而百姓安逸。工艺繁杂而器物也奢华,然而耗费财力而百姓劳苦。实用与虚饰,哪个更好呢?皇祖的诏书,沈清深深以淫巧为戒,并且责成他恭敬处理事务、信任工匠,以追求古代崇尚实用的风气,使君臣共同拥有圣贤的美誉,得到了用人理财的方法。所以节俭,是天理得以保存的原因;奢侈,是人欲得以放纵的原因。因此知道崇尚节俭去除奢侈,是英明君主教化风俗的根本。诚心顺从辅佐的,是大臣辅助治理的责任。
司天监进献元朝皇帝所制作的水晶刻漏,极其精巧,中间设置两个木偶人,能按时自动敲击钲鼓。皇上看了,对侍臣说:“废弃万机政务,却把心思用在这里,这就是所说的做无益的事,损害有益的事。如果他把这种心思转移到治理天下上,难道会落到灭亡的地步吗?”命令左右把它打碎。
臣若水通说:“《尚书》说:‘不做无益的事,损害有益的事,功业才能成功。’不珍视奇异之物,轻视实用之物,百姓才能富足。元朝皇帝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灭亡;我们皇祖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兴盛。兴盛与灭亡之间,只在于一念节俭与奢侈的细微差别罢了。更漏用来审察时刻,确实是执政者不可缺少的。元朝皇帝用水晶制作,设置木偶,能按时自动敲击钲鼓,那么它奇异而无益,损害功业伤害百姓,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皇祖痛恨他用心奢侈,以至于命令打碎它。他杜绝奢侈、显示朴实的用意,达到了极点。圣明的子孙后代,如果能谨慎对待心术的细微之处,而不被耳目喜好所役使,那么功业成功百姓富足,永远保持伟大的基业。而前元的奢侈,就只是作为失败的教训罢了。”
本朝考察古代制度制定法规,官员和百姓的房屋、坟墓、碑碣、服饰、器物,斟酌增减,定为制度。在京城的功臣宅邸,土地宽阔的,后面留出空地十丈,旁边留出五丈;如果旧居狭窄,左右前后都是军民居住,就保持原状不允许迁移。京城官员的家庭,往往窥探附近宅邸的空地,日积月累侵占,围起来做菜园、池塘,严重妨碍军民居住,而且泄露地脉。今后有多留空地的,追回土地归还给军民。
普通百姓居住的房屋不允许使用斗拱和彩色装饰,官员等人的衣服帐幔,也不允许使用赤黄紫色以及龙凤织纹。
臣若水通说:“天地之间,所产出的资源有限,所以剥削下层就归于上层,损害上层就利益下层。风俗奢侈则财富分散,百姓节俭则财富聚集。聚集分散、损害利益,是乘除计算的规律。开国之初,风俗沾染了元朝的奢侈,圣祖住低矮的宫室穿粗劣的衣服,用节俭来教化他们,不仅仅是颁布禁令而已。现在又治理久了风俗萎靡,渐渐有了华侈的风气了。臣希望圣明的君主更加崇尚朴素,以教化天下,那就太好了。”
本朝法典规定,一斛斗秤尺,依照原来颁发的样式,校准相同,官员和百姓通用。仍将官方颁发的样式,经常在街市悬挂,听任比较,不允许势利之徒增减作弊,欺诈小民。
每月初旬进行一次估价,取来核查,逐一核实,按期开报,不要导致抬高或压低时估,损害官府和百姓。
臣若水通说:“《周礼》有管理市场的官员,治理市场,平抑物价,平息争竞,征收赋
里布,征夫家,所以抑逐末,崇务本也。是故谨权量,定估值,而民知所趋向矣。
译里布,是对从事商业的民户征收的赋税,其目的在于抑制人们追逐末业,推崇从事本业。因此,严格统一度量衡,确定物价标准,百姓就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了。
格物通巻八十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八十一 明 湛若水 撰
饬百工
易·萃》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臣若水通曰:此圣人于萃卦示人以备器械之义也。物萃则争乱之机也。除者,修而聚之之谓戒,犹备也。除戎器以防其乱也。兊西方金,三四五互巽,巽木外有兊金戎器之象也。坤平地,无险阻可恃,不虞之象也。盖君子于萃而无虞之时,犹治器以戒备,安不忘危之心,天理之正也。鍜乃甲胄,砺乃戈盾,皆其心之形于警备者也。先事有备,有备无患,而暮夜之戎勿恤矣。彼销锋镝以铸金人,与销兵于不用者,岂非狃于安逸而不思其器械之备乎?
书《虞书》《舜典》:帝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命工官之言也。畴谁也?若顺也。工者,百工之事: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皮工,皆是也。佥众也,咨嗟也。垂,舜臣名俞者,然其举也,共工官名。帝舜询于羣臣,言谁能顺其理而治我百工之事者乎?群臣同辞对曰:「能顺理而治百工者,其惟垂哉。」于是帝舜即然其言,咨垂而告之曰:「汝为我共工之官也。」然所谓顺其理者何也?盖圣人观象制器,莫不各有自然之理焉。一不顺其理,则欲心生。欲心生,必至于侈靡。侈靡则必至于淫巧,以荡上心,耗民财,僣逼之祸,皆起于此矣。然则帝王于百工致谨,岂曰小小之故哉?
礼记·王制》曰:「作淫声、异服、竒技、竒器以疑众,杀。」
臣若水通曰:「淫声非先王之乐也,异服非先王之服也,竒技竒器,淫巧也。是皆灭天理,荡人心,乱政治者。故不聴而刑,所以若天道正人心,以保至治而使之不坏者也。」
月令》曰:「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毋或作为▯巧以荡上心。」
臣若水通曰:此季春之令也。百工者,工之事,非一也。咸理者,各治造作之器也。监工者,工师监临之官也。日号者,每日号令下文,即其言也。言百工之事,当因时而制,无或悖逆,又不得作为过巧之工,以献于上,使上恱之,而蛊惑其心志也。夫百工若小事也,以荡上心,则其事之所闗大矣。事有甚小而祸不可胜既者,非滛巧荡心之谓乎?故监工之日号,不特使之顺时以善其事,而又以滛巧为戒。盖物莫全于质,而莫坏于文,而人之心因物有迁,亦必由之。况人君之心,众欲所攻,由是而日滋焉,岂有纪极耶?故象箸之作,君子占知其终,而琼宫瑶台,卒用此以丧天下。此固往事之明鉴也。然则后之人君,欲饬百工者,则如之何?亦惟曰:日省月试,既禀称事,庶乎其可尔。
月令》曰:「是月也,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臣若水通曰:此孟冬之令也。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故令工师、百工之长,效其功。诸器皆成,独举祭器者,盖莫尊于祭器。君子不敢以其私防,同其所尊敬,故也。所谓按度程者,观其体制大小之合式与否,而又戒之勿作为淫巧之工,以荡上心,恐玩之而奢侈之情或生也。必以功致为上,惟欲精宻工致,以久于用也。必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如上不合度程,或▯巧功不致者,则其不诚矣。必行其罪罚,以穷其情,盖所以稽而警之于后,使其不敢不诚于功也。如是则不信度、作滛巧者无所容矣。先王之饬百工如此。然则今之命工效物,其亦以祭器为先乎?而所以先于祭器者,亦惟令其可悦于心,抑诚于工,以久于用乎?此固任工者之所当知也。
周礼·地官司市》:「凡市,伪饰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贾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臣若水通曰:伪饰之禁,如用器不中度,布帛不中数之类也。凡此之禁,其目有十二焉:一曰圭璧,二曰金璋,三曰命服,四曰命车,五曰宗庙之器,六曰戎器,七曰用
译格物通卷八十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八十一 明 湛若水 撰
整顿百工
《周易·萃卦》象辞说:泽水汇聚于地上,象征萃聚。君子因此修整兵器,戒备意外之事。
臣湛若水阐释说:这是圣人在萃卦中向人们展示准备器械的意义。事物聚集就容易产生争夺混乱的契机。“除”是修缮并聚集的意思;“戒”就是防备。修整兵器是为了防备混乱。兑卦代表西方金,第三、四、五爻互组成巽卦,巽为木,外面有兑金,这是兵器的形象。坤卦为平地,没有险阻可以依恃,这是意外之事的形象。大凡君子在事物聚集而没有意外之时,仍然整治器械以作戒备,这种安不忘危的心态,是天理的正道。锻造铠甲头盔,磨砺戈矛盾牌,都是内心警戒防备表现于外形的结果。事先有准备,有准备就没有祸患,那么深夜的军事威胁也不必忧虑了。那些熔化兵器来铸造金人,或者因为不用而销毁兵器的人,难道不是沉溺于安逸而不考虑器械的准备吗?
《尚书·虞书·舜典》记载:帝舜说:“谁能顺理治理我的百工事务?”众人说:“垂可以。”帝舜说:“好。垂啊,你担任共工之职。”
臣湛若水阐释说:这是帝舜任命工官的话。“畴”是谁的意思;“若”是顺理的意思。百工的事务包括: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皮工、草工、皮革工,都属于此类。“佥”是众人的意思;“咨”是赞叹的意思。垂是舜的臣子;“俞”是赞同他举荐的意思;“共工”是官职名称。帝舜询问群臣,说谁能顺理治理我的百工事务呢?群臣一致回答说:“能顺理治理百工的,只有垂啊。”于是帝舜就赞同了他们的意见,赞叹垂并告诉他说:“你担任我的共工之官。”那么所谓顺理是什么意思呢?大凡圣人观察天象制造器物,无不各有自然的道理。一旦不顺理,欲望之心就会产生。欲望之心产生,必定导致奢侈浪费。奢侈浪费必定导致淫靡精巧,以此动摇君主的心志,耗费百姓的财力,僭越逼迫的祸患,都由此而起。那么帝王对百工事务如此谨慎,难道说是小事吗?
《礼记·王制》说:“制作淫靡的音乐、奇异的服饰、奇特的技艺、奇特的器物来迷惑众人,处死。”
臣湛若水阐释说:“淫靡的音乐不是先王的音乐,奇异的服饰不是先王的服饰,奇特的技艺和器物,就是淫靡精巧。这些都是灭绝天理、扰乱人心、败坏政治的东西。所以不听信并加以刑罚,是为了顺应天道、端正人心,以保持极致的治理而不使其败坏。”
《礼记·月令》说:“百工事务都治理得当,监工每日发布号令,不要违背时节,不要制作淫靡精巧的器物来动摇君主的心志。”
臣湛若水阐释说:这是季春时节的政令。百工,指工官的事务,不是单一的。咸理,指各自治理制造器物。监工,指工师监临的官员。日号,指每日向下发布号令,即所说的话。意思是百工的事务,应当顺应时节来制造,不要违背,又不得制作过于精巧的器物献给君主,使君主喜悦,从而蛊惑他的心志。百工看似是小事,但如果用来动摇君主的心志,那么它所关系到的事情就大了。事情有非常微小但祸患不可尽数的,不就是指淫靡精巧动摇人心吗?所以监工每日发布号令,不仅是为了让他们顺应时节办好事务,而且以淫靡精巧为警戒。大凡事物没有比质朴更完美的,也没有比文饰更败坏的,而人的心志随外物而改变,也必然如此。何况君主的心志,受到各种欲望的攻击,由此日益滋长,哪有止境呢?所以象牙筷子的制作,君子就能预知它的结局,而琼宫瑶台,最终因此丧失了天下。这本来就是往事的明鉴。那么后来的君主,想要整顿百工,该怎么办呢?也只有说:每日省察,每月考核,既然禀报称职,大概就可以了。
《礼记·月令》说:“这个月,命令工师考核功效,陈列祭祀器物,按照法度标准,不要制作淫靡精巧的器物来动摇君主的心志。务必以功效精密为上,器物上刻上工匠的名字,以考察他们的诚意。功效有不符合要求的,必定执行刑罚,以穷究其情由。”
臣湛若水阐释说:这是孟冬时节的政令。霜降后百工休息,到这时万物都完成了。所以命令工师、百工之长,考核他们的功效。各种器物都完成了,特别举出祭祀器物,是因为没有比祭祀器物更尊贵的了。君子不敢用私心防范,去对待他所尊重的东西,就是这个原因。所谓按照法度标准,是观察其体制大小是否符合规格,而又告诫不要制作淫靡精巧的器物来动摇君主的心志,恐怕玩赏它而产生奢侈的情欲。务必以功效精密为上,只希望精密细致,以便长久使用。务必在器物上刻上工匠的名字,以考察他们的诚意。如果功效不符合要求,比如上面不符合法度标准,或者精巧但功效不精密,那就是不诚心了。必定执行刑罚,以穷究其情由,大概是为了稽查并警戒后来者,使他们不敢不诚心于功效。这样,不遵守法度、制作淫靡精巧器物的人就没有容身之地了。先王整顿百工就是这样。那么现在命令工匠考核器物,也是以祭祀器物为先吗?而之所以以祭祀器物为先,也是只希望它能悦人心,抑制诚于工艺,以便长久使用吗?这本来是任用工匠的人所应当知道的。
《周礼·地官·司市》:“凡是市场,禁止伪饰:在百姓中有十二项,在商人中有十二项,在行商中有十二项,在工匠中有十二项。”
臣湛若水阐释说:伪饰的禁令,比如使用的器物不符合法度,布帛不符合数量之类。这些禁令,项目有十二项:一是圭璧,二是金璋,三是命服,四是命车,五是宗庙的器物,六是兵器,七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