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六 明 湛若水 撰
晋语·郭偃曰：夫众口，祸福之门也。是以君子省众而动，监戒而谋，谋度而行，故无不济。内谋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习，戒备毕矣。
译晋语·郭偃说：众人的议论，是祸福的门户。因此君子要察明众人的意见后行动，以警戒为鉴而谋划，谋划并估量后行动，所以没有不成功的。对内谋划对外估量，考察省察不懈怠，每日考察并习以为常，戒备就完备了。
臣若水通曰：「偃，晋大夫监察众口以为戒，谋事揆义而后行。内谋于心，外度于事，日自考省不倦，习而行之，戒备之道毕于是矣，天民一也，舆人之言，天心在焉。君子鍳恵公之陨师，亦可以知惧矣。为人君者，诚能内外谋度，戒而后行，则动罔不臧，而天人恊应矣。可不慎哉！
楚语蓝尹亹曰：「君子临政，思义；饮食，思礼；同宴，思乐；在乐，思善。」
臣若水通曰：「思者，众善之原也。平仲立威于樽俎，子罕恸哭于阳门。自古忠贤之臣，未有不慷慨窃叹于时者也。然孰与訏谟逺猷之为贤哉？茍能随事而致思，不溺于饮食宴乐之间，则拨乱反正，变危为安，犹反掌尔。而何以徒付之窃叹为乎？」此吴楚之辩，子西自屈于蓝尹亹也。为人君者，其慎之哉！
汉献帝建安十年冬十月，秘书监侍中荀悦作《申鉴》五篇，奏之。时政在曹氏，天子恭己恱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故作是书。
臣若水通曰：「荀悦《申鉴》称：『为政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闗于国家兴亡之大，致其立论逺而虑患深矣。时君不之省，而祸乱遂不可救也。惜哉！后之有志于天下之治者，宜无忽于忠谋焉。」
刘备诣诸葛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頽，奸臣窃命，孤不度徳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巳，君谓计将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歴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也。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抚和戎越，结好孙权，内修政治，外观时变，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备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宻。闗公、张飞不悦，备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关张乃止。
臣若水通曰：谋贵逺，不贵近；贵大，不贵小。孔明有荆益，定三分，人皆以其谋之善，而不知其为第二义，而其志则逺矣，大矣。盖有荆益以为国资，而不在于荆益也；定三分以为己援，而不在于三分也。恢复大业，非此莫能遽济尔。惟杜甫诗云：「三分割据纡筹策，訏谟逺猷。」甫盖知之矣。
晋恵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马江统作《徙戎论》曰：「闗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外寇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今因其衰敝，宜及兵威方盛，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情，安集之。」又曰：「圣贤之谋事也，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道不着而平，徳不显而成。其次则能转祸为福，因败立功，值困必济，遇否能通。若惮蹔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防敌，非所谓能创业垂统，谋及子孙者也。」又曰：「夫为邦者，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民之富，岂须殊族在内，然后取足哉？」
臣若水通曰：诗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古之圣王严中外之辨，非特人道尔，其天道阴阳之介，当然也。江统之论，察微知著，超然为识治君子矣。惜其论不及此，使中外之义未明于天下，而徒以区区利害计之尔。洪惟我圣祖髙皇帝，迅扫元人，驱之北土，明中外之分辨，阴阳之介，人道明天道，清真所谓刷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万世之逺猷矣。近闻河套之寇，嵗居其土，渐以为安，可虑也。圣明宜訏谟逺计，逐而出之，使不知我土之可安，而中外不至混淆也。万世幸甚。
齐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乙亥，魏主如洛阳。西宫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以为：“陛下耳听法音，目翫坟典，口对百辟，心虞万机，景昃而食，夜分而寝。加以孝思之至，随时而深；文章之业，日成篇卷。虽叡思所用，未足为烦，然非所以啬神养性，保无疆之祚也。”伏愿陛下垂拱司契
译臣若水通说：“偃，晋国大夫监察众人的言论作为警戒，谋划事情衡量道义之后才行动。内心在心中谋划，外在根据事情来估量，每天自我反省不懈怠，习惯并实行它，戒备的道理都在这里了，上天和人民是一致的，众人的言论，天心就在其中。君子借鉴惠公军队覆灭的教训，也可以知道恐惧了。作为君主的人，如果真能内外谋划估量，警戒之后才行动，那么行动没有不美好的，而天和人协调相应了。能不谨慎吗！
《楚语》中蓝尹亹说：“君子处理政事，思考道义；饮食，思考礼仪；一同宴饮，思考音乐；在音乐中，思考善行。”
臣若水通说：“思考，是众善的根源。管仲在酒席间树立威信，子罕在阳门痛哭。自古忠贤的大臣，没有不慷慨叹息于时事的。然而哪里比得上宏大深远的谋略更贤明呢？如果能够随着事情而深入思考，不沉溺于饮食宴乐之间，那么拨乱反正，变危为安，就像翻手掌一样容易。而为什么仅仅寄托于叹息呢？”这是吴楚的辩论，子西自己屈从于蓝尹亹。作为君主的人，要谨慎啊！
汉献帝建安十年冬十月，秘书监侍中荀撰写《申鉴》五篇，上奏。当时政权在曹氏手中，天子恭敬地保持自己的意志，在进谏和废黜方面谋划却没有用处，所以写了这本书。
臣若水通说：“荀悦《申鉴》说：‘治理政事的方法，先排除四种祸患，然后推崇五种政令。’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事，他的立论深远而考虑祸患深刻。当时的君主不醒悟，于是祸乱就不可挽救了。可惜啊！后世有志于天下治理的人，不应该忽视忠言谋略。”
刘备拜访诸葛亮，总共去了三次，才见到。于是屏退左右说：“汉室衰败，奸臣窃取政权，我不衡量德行和力量，想要在天下伸张大义，但是智谋浅薄，于是失败，到了今天。然而志向还没有停止，您说计策从哪里出？”诸葛亮说：“现在曹操已经拥有百万大军，挟持天子来命令诸侯，这确实不能和他争锋。孙权占据江东，已经经历三世，地势险要而百姓归附，贤能的人为他所用，这可以和他结为外援，而不能图谋他。荆州北据汉水、沔水，利益尽达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这是用武之地，但是它的主人不能守住，这大概是上天用来资助将军的。益州地势险要，肥沃的田野千里，是天府之国，刘璋昏暗软弱，张鲁在北面，百姓殷实国家富足，却不知道安抚体恤，有智慧才能的人希望得到明君。将军既是帝室的子孙，信义显扬于四海，如果跨越拥有荆州和益州，保住险要的地势，安抚和柔化少数民族，与孙权结好，对内修明政治，对外观察时局变化，那么霸业可以成就，汉室可以复兴了。”刘备说：“好。”于是和诸葛亮感情日益亲密。关羽、张飞不高兴，刘备解释他们说：“我有孔明，就像鱼有水一样。希望各位不要再说了。”关羽张飞才停止。
臣若水通说：谋略贵在深远，不贵在近小；贵在大，不贵在小。孔明拥有荆州和益州，奠定三分天下，人们都认为他的谋略好，却不知道这是第二义，而他的志向是深远的。拥有荆州和益州作为国家的资本，而不在于荆州和益州；奠定三分天下作为自己的外援，而不在于三分天下。恢复大业，没有这个不能迅速成功。只有杜甫诗说：“三分割据纡筹策，訏谟远猷。”杜甫大概知道了。
晋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马江统写《徙戎论》说：“关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帝王居住的地方，没听说外寇应该在这里。不是我们族类，他们的心一定不同。现在趁着他们衰败，应该趁着兵威正盛，让他们回到旧土，让属国安抚夷人的情况，安定他们。”又说：“圣贤谋划事情，在事情没有发生时就去做，在混乱之前就治理。道理不明显而太平，德行不显扬而成功。其次能够转祸为福，因失败而建立功业，遇到困境必定救助，遇到闭塞能够通达。如果害怕暂时的小劳苦，而忘记永远安逸的良策；吝惜日月的烦苦，而遗留累世的防备敌人，这不是所谓能够创业垂统，为子孙谋划的人。”又说：“治理国家的人，忧虑不在人少而在不安定。以四海之广，士民之富，难道需要异族在内部，然后才满足吗？”
臣若水通说：《诗经》说“抵御戎狄，惩罚荆舒”，古代的圣王严格区分内外，不只是人道如此，这是天道阴阳的界限，当然如此。江统的论述，察微知著，超然成为识治的君子。可惜他的论述没有达到这一点，使得内外的义理没有明白于天下，而仅仅以小小的利害计算罢了。洪惟我圣祖高皇帝，迅速扫除元人，驱赶他们到北土，明确内外的分辨，阴阳的界限，人道明白天道，清真所谓洗刷耻辱报答百王，铲除凶恶报答千古，万世的深远谋略了。最近听说河套的寇贼，每年居住在那里，逐渐认为安定，可忧虑啊。圣明应该宏大深远的谋划，驱逐他们出去，使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土地可以安定，而内外不至于混淆。万世幸运。
齐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乙亥，北魏皇帝到洛阳。西宫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认为：“陛下耳听佛法，目观典籍，口对百官，心忧万机，太阳偏西才吃饭，半夜才睡觉。加上孝思之至，随时而深；文章的事业，每天写成篇卷。虽然睿智的思考所用，不足以烦扰，但这不是爱惜精神保养本性，保持无疆福泽的方法。”伏愿陛下垂拱司契
臣若水通曰：「书称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百度者，心思之则也。心思正而万变决矣。故大学能虑，本于知止。明帝多役其耳目心志之神，可谓之訏谟逺猷乎？韩显宗谏之是矣。惜乎其止于啬神养性，保夀而已。是故人君之学，必养心存神，以神天下之化可焉。」
唐太宗贞观元年十二月，上谓黄门侍郎王珪曰：“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勑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茍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防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茍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顔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炀帝之世，内外庻官务相顺从，当是之时，皆自谓有智，祸不及身。及天下大乱，家国两亡，虽其间万一有得免者，亦为时论所贬，终古不磨。卿曹各当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臣若水通曰：「语有之，并听则公。唐之政事，谋始于中书，审驳于门下，所以集众人之见，以同归于公，是也。然而谋生于心，也有公天下之心，而后能谋天下之事。人君不在于得谋，而在于得人。使居中书、门下者，皆无非人，则谋无不臧而同于是矣。炀帝之世，人皆尚同于非，尔用非其人，安得不至于是邪？」
刘向《说苑》曰：「圣王之举事，必先谛之于谋虑，而后考之于蓍▯。白屋之士，皆关其谋；刍荛之役，咸尽其心。故万举而无遗筹，失防。」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于天下，一日万几，而谋虑不可以不谨也。故《舜典》曰：「朕志先定，询谋佥同。」▯神其依，▯筮恊从。言先诸己，询诸人，而后谋之。卜筮而▯神无不依也。向之所言，似合于圣人之指矣。但先谛于谋虑，乃访之白屋，询于刍荛，而后考于蓍▯，可也。若先考于蓍▯矣，而又闗之白屋、刍荛焉，不已防神之谋邪？此《洪范》稽疑之序，所以必先诸己，次之以人，而终之以神，而谋无不善也。虽然，谋虑尤其基也。诚能随事体认，务有以察见天理之实，天人固莫违矣。否则中无所主，又何假于外哉？此人君之心，所以贵有主也。
班固《白虎通》曰：「天子下至士，皆有蓍▯者，重事决疑，示不自专。」《尚书》曰：「女则有大疑，谋及卿士，谋及庻人，谋及卜筮。」
臣若水通曰：「谋之臧否，事之废兴，成败闗焉。是故物我人神，一理也。谋及卿士庻人，人谋恊矣。谋及卜筮，▯谋恊矣。合人▯于一心，夫然后能一天下之理也。其古之深谋逺虑者欤？」
张载《理窟》曰：「思虑要简省，烦则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虑不寐，则惊魇不安。某近来虽终夕不寐，亦能安静，却求不寐，此其验也。」
臣若水通曰：善谋虑者之于政治也，犹其于学也。善谋事者，于平心得之；善为学者，于中思得之。张载之学，盖得之于精思者也。故有得则疾书之。程頥谓之曰：大率有强探力索之状，而无优防自得之气，愿更完养思虑，他日自当调畅。然则载之此言，盖深有感悟于程頥之説也乎？夫虚灵不昧者，心之体也。吾心之体立，则天下之理，是是而非非者见矣。于思虑也，何有？舎是则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本体惑矣，安能善谋乎？
程颢劄子有云：「或谓人君举动不可不慎，易于更张则为害大矣。臣独以为不然。所谓更张者，頋理所当尔。其动皆稽古质义而行，则为慎莫大焉。岂若因循茍简，卒致败乱者哉？」
臣若水通曰：语有之，"琴瑟不和，必取而更张之，乃可鼔也"。夫更张，所以求其和也。更张之当否，在谋虑之是非，不可忽也。何者？当否见于事也，是非生于思也。故更张，非以为害也，非其道则为害也。是故君子必慎之于思也。《易》曰："革言三就"。夫革而至于三就，则亦慎之至矣。伏惟圣明，处大寜之世，容有不和之弊矣。如有所更张焉，盍求之《易》哉？
程頥曰：「君子之志，所虑者，岂止其一身？直虑及天下千万世。小人之虑一朝之忿，不遑恤其身。」
臣若水通曰：夫虑之逺近，系于学焉而已矣。君子所学者大
译臣若水通说：“《尚书》称‘不役使耳目，各种事务才能纯正’。所谓‘百度’，就是心思的准则。心思端正，那么千变万化就能决断。所以《大学》中‘能虑’，根本在于‘知止’。明帝过多地役使耳目心志的精神，这能称得上是宏大的谋略和深远的规划吗？韩显宗劝谏他是对的。可惜他的劝谏只停留在节省精神、保养性情、保全寿命罢了。因此，君主的学问，一定要涵养本心、存守精神，这样就能以精神感化天下。”
唐太宗贞观元年十二月，皇上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国家本来设置中书、门下两省，是为了相互监察。中书省起草的诏令如果有差错，门下省就应当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如果争论辩难往来，务必追求最恰当的结果，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又有什么损害呢？近来有的人为了防备自己的短处，于是结成怨恨嫌隙；有的人为了逃避私怨，明知不对也不纠正，顺从一个人的脸色心情，成为亿万百姓的深重祸患。这是亡国的政治啊。隋炀帝的时候，内外众官务求相互顺从，当时的人都自以为有智慧，祸患不会及身。等到天下大乱，国家家庭都灭亡了，即使其中有极少数能免祸的，也被时论所贬斥，千古不可磨灭。你们各自应当徇公忘私，不要随声附和。”
臣若水通说：“俗话说，兼听则明。唐朝的政治，谋划始于中书省，审核驳正于门下省，所以能汇集众人的意见，从而共同归于公正，这是对的。然而谋划产生于心，只有有了公天下的心，然后才能谋划天下的事。君主不在于得到谋略，而在于得到人才。假使在中书、门下任职的人，都不是非人，那么谋划没有不好的，从而共同归于公正了。隋炀帝的时候，人们都崇尚与非人相同，你任用了非人，怎么能不落到这个地步呢？”
刘向《说苑》说：“圣明的君王行事，必定先在谋虑上详审，然后考察于蓍草龟甲。茅屋之士，都参与他们的谋划；割草打柴的役夫，都竭尽他们的心意。所以万举而没有遗漏的计策，没有防备的失误。”
臣若水通说：君主对于天下，一天有万千事务，而谋虑不可以不谨慎。所以《舜典》说：“我的意志先确定，咨询谋划大家都同意。”神灵依从，筮占协同。意思是先在自身确立，咨询众人，然后谋划。占卜筮问而神灵没有不依从的。刘向所说的，似乎符合圣人的旨意了。但是先在谋虑上详审，然后访问茅屋之士，咨询割草打柴的役夫，然后考察于蓍草龟甲，是可以的。如果先考察于蓍草龟甲了，然后又让茅屋之士、割草打柴的役夫参与，不是已经妨害了神灵的谋略吗？这就是《洪范》中稽疑的顺序，之所以先在于自身，其次在于人，最后在于神灵，而谋划没有不好的原因。虽然如此，谋虑还是根本。确实能随事体认，务必有以察见天理的真实，天人固然没有违背的了。否则心中没有主宰，又何必借助于外物呢？这就是君主的心，之所以贵在有所主宰的原因。
班固《白虎通》说：“天子下到士，都有使用蓍草龟甲的，是因为重视事务、决断疑惑，表示不独自专断。”《尚书》说：“你有大的疑惑，要谋划于卿士，谋划于众人，谋划于卜筮。”
臣若水通说：“谋划的好坏，事务的废兴，成败都关系到它。所以物、我、人、神，是一个道理。谋划于卿士众人，人的谋划协同了。谋划于卜筮，神的谋划协同了。将人和神的谋划合于一心，然后才能统一天下的道理。这大概是古代深谋远虑的人吧？”
张载《理窟》说：“思虑要简省，烦杂那么所存的都昏惑。半夜因为思虑不能入睡，就会惊魇不安。我近来虽然整夜不睡，也能安静，却追求不睡，这就是验证。”
臣若水通说：善于谋虑的人对于政治，就像他对于学问一样。善于谋划事务的人，从平心得来；善于做学问的人，从内心思考得来。张载的学问，大概是从精思中得来的。所以有心得就赶快写下来。程颐对他说：大体上有强探力索的样子，而没有从容自得的气象，希望你再涵养思虑，他日自然当调畅。那么张载的这话，大概是深受程颐学说的感悟吧？虚灵不昧，是心的本体。我的心体确立，那么天下的道理，是就是、非非的就显现了。对于思虑，有什么困难呢？舍弃这个，就会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本体迷惑了，怎么能善于谋划呢？
程颢奏章中有云：“有人说君主举动不可不谨慎，轻易更改就会危害很大。我独认为不是这样。所谓更改，是看理应当如此。行动都考察古代、质询义理而行，那么谨慎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哪里像因循苟简，最终导致败乱的呢？”
臣若水通说：俗话说，“琴瑟不和，一定要取来更换琴弦，才可以弹奏”。更换琴弦，是为了求得和谐。更换琴弦是否得当，在于谋虑的是非，不可忽视。为什么呢？得当与否见于事务，是非生于思考。所以更换琴弦，不是为了危害，不符合道义才是危害。因此君子一定要在思考上谨慎。《易经》说：“变革的言论三次成就”。变革到了三次成就，那也是谨慎到极点了。伏惟圣明，处在太宁的时代，容或有不和的弊端。如果有更改，何不向《易经》寻求呢？
程颐说：“君子的志向，所虑的，哪里只限于自身？直接虑及天下千万世。小人的虑，是一朝之忿，来不及顾惜自身。”
臣若水通说：虑的远近，系于学问而已。君子所学的是大的
，故所虑者逺；小人不学，故不知所虑也。呜呼！一念之发，忘其身，以至于祸及其亲，虽追悔亦无及矣。甚矣，学之不可不豫也！《易》曰：「惩忿窒欲，其学之道乎？」从事于此，其寡过矣。学者尚勉旃哉！
译所以君子考虑得深远；小人不学习，所以不知道该如何考虑。唉！一个念头萌发，就忘记了自身，以至于灾祸牵连到亲人，即使事后追悔也来不及了。学习这件事，不可不预先准备，真是重要啊！《易经》说：“克制愤怒，遏制私欲，这大概就是做学问的方法吧？”致力于此，过错就会减少了。求学的人还要努力啊！
张栻经筵讲义有云：「夫治常生于敬谨，而乱常起于骄肆。使为国者而每念乎稼穑之劳，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织絍之事，则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严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懐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饥寒若已饥寒之也。是心常存，则骄矜放肆何自而生？岂非治之所由兴也欤！」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事，治乱敬肆，二言尽之矣。天下之治乱，生于敬肆。敬肆生于一念。茍一念而敬焉，则上下内外化之，皆思劳。劳则善心生，然而不治者，未之有也。茍一念而肆焉，则上下内外化之，皆思逸。逸则恶心生，然而不乱者，未之有也。故敬谨骄肆之审，实为万世长乆之谋也。呜呼！读《所其无逸》之篇，则知周之所以兴；诵《休其蚕织》之章，则知周之所以亡。夫兴亡之迹，相去之逺，如此其初也，直一念之微尔。为人君者，可不鉴哉！
司马光曰：「宴安怠惰，肇荒滛之基；竒巧珍玩，发奢泰之端；甘言卑辞，啓侥幸之徒；附耳屛语，开防贼之门；不惜名器，导僣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夺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翫，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用力百倍矣。」
臣若水通曰：「初也者，端也。端也者，事之始也。《易》曰：『君子作事，谋始。』夫六者之端啓，而天下乱矣。救其乱，则难为力；治其端，则易为功。故君子图难于其易，以逺祸乱也。虽然，敝未极而可以救药者，未见其可畏也。敝而至于见其可畏，则恐无所用其畏也。己为人君者，鉴光之言，其可谋之不臧也哉！」
程颢曰：「为恶之人，未尝知有思。有思，则为善矣。思至于再，则已审；三则惑矣。」
臣若水通曰：「孔子称学而不思则罔，故曰思者圣功之本。思之于人也，大矣。故凡天下之为恶者，弗思尔。思之，思之，又从而思之。思之不通，▯神将通之。非▯神之力，乃精诚之极也。虽然，君子可思也，不可过也。如其过也，弊斯至矣。此季文子所以不见与于孔子欤？今之学者，必思无邪而后可也。」
国朝洪武甲辰四月，上谓徐达等曰：「人之行事，固欲尽善，然一时智虑有未周及，既行之后思之有未尽善，亟欲更之，已无及矣。与其追悔于既往，曷若致谨于其初？大抵更涉世故，则智明；久歴患难，则虑周。近日纪纲法度，粗若有绪，其间有未尽善者，诸公宜执正论，亟为更张，庻几上下之间各得其便。茍有不善，岂徒予之过，亦汝等之责也。」
臣若水通曰：「我皇祖谕侍臣及此，即君子作事谋始之心也。』始者，念之方萌，易之所谓深与几也。谋者，心之妙用，易之极与研也。惟能极深研几，则由中达外，天理充融，智虑洞彻，自能通天下之志，而成天下之务。至于过举而能悔之、更之者，鲜矣。理茍未明于初，而欲智虑周悉于后，胡可得哉？」皇祖极研几之神，而犹欲羣臣辅之，其靡盈之盛节矣乎！
洪武元年四月，皇祖命工画古孝行及身所经歴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为图，以示子孙。谓侍臣曰：“朕家本业农，祖父皆长者，世承忠厚，积善余庆以及于朕。今图此者，使后世观之，知王业艰难也。”起居官詹同等顿首曰：“陛下昭徳垂训，莫此为切。”太祖曰：“富贵易骄，艰难易忽，久逺易忘。后世子孙生长深宫，惟见富贵，习于奢侈，不知祖宗积累之难，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览观，庻有所警也。”臣若水通曰：“夫立教者，言不如意，意不如象，图所以示象也。观其象，则意得而言忘矣。我太祖髙皇帝建极之初，思乱亡恒起于安寜也，遂命工画古孝行及艰难战伐之事为图，以传子孙，俾之朝夕观览。盖其意不以开万世帝王之业为难，而以保万世帝王之业为贵，可谓贻谋之逺者矣。故后世子孙处富贵而不骄，享治平于不替，良以遗训之具在也。伏惟皇上时加观览，警于心，谨于身，勤于政，以能保帝业于无疆，则天下幸甚。
洪武十二年，上与翰林侍制吴沈论持身保业之道。上曰：“人当无所不谨，事虽微而必虑
译张栻在经筵讲义中说：“治理国家常常产生于恭敬谨慎，而祸乱常常起于骄傲放肆。假使治理国家的人常常想到耕种收获的辛劳，而后妃也不忘记纺织之事，那么心中没有这种恭敬谨慎的念头，就很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必定早晚严肃恭敬而不敢懈怠，必定爱护百姓而不敢安逸，必定想到天下人的饥寒就像自己饥寒一样。这种心念常常存在，那么骄傲矜持、放肆妄为从哪里产生呢？这难道不是治理国家得以兴盛的原因吗！”
臣若水通说：“天下的事情，治与乱、敬与肆，两句话就概括尽了。天下的治乱，产生于敬与肆。敬与肆产生于一个念头。如果一个念头是恭敬的，那么上下内外受其感化，都想到辛劳。想到辛劳，善心就产生，这样而不治理好国家的，是没有的。如果一个念头是放肆的，那么上下内外受其感化，都想着安逸。想着安逸，恶心就产生，这样而不发生祸乱的，是没有的。所以恭敬谨慎与骄傲放肆的审慎辨别，实在是万世长久之计。唉！读《无逸》这一篇，就知道周朝兴盛的原因；诵《休其蚕织》这一章，就知道周朝灭亡的原因。兴盛与灭亡的踪迹，相差如此遥远，起初只不过是一个细微的念头罢了。做君主的，能不以此为鉴戒吗！”
司马光说：“宴饮安逸、怠惰懒惰，是荒淫无度的开端；奇异精巧的珍玩器物，是奢侈过度的开端；甜言蜜语、卑辞奉承，开启了侥幸之徒的门路；附耳低语、屏退左右，开启了奸贼进谗的门路；不珍惜名位器物，导出了僭越逼迫的源头；假借威势福泽，授予了凌驾夺取的权柄。这六种情况，起初都很细微，朝夕亲近玩弄，没有看到它们的危害，日积月累，于是变得根深蒂固。等到知道并想要革除它，就要花费百倍的力气了。”
臣若水通说：“‘初’就是‘端’。‘端’就是事情的开始。《易经》说：‘君子做事，谋划开始。’这六种情况的开端开启，天下就乱了。挽救这种混乱，就很难用力；治理其开端，就容易成功。所以君子在事情容易的时候谋划困难的事，以此来远离祸乱。虽然如此，弊病还没有达到极点而可以救治的，没有看到有什么可畏惧的。弊病到了让人畏惧的地步，恐怕就无处施展畏惧之心了。已经做君主的，鉴戒司马光的话，难道可以谋划不善吗！”
程颢说：“作恶的人，不曾知道有思考。有思考，就是行善了。思考到了第二次，就已经审慎；到了第三次，就迷惑了。”
臣若水通说：“孔子称赞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惑，所以说思考是圣功的根本。思考对于人来说，意义重大。所以天下所有作恶的人，不过是不思考罢了。思考，再思考，又接着思考。思考不通畅，神明将会使之通畅。这不是神明的力量，而是精诚到了极点的缘故。虽然如此，君子可以思考，不可以过度。如果过度，弊端就随之而来了。这大概就是季文子不被孔子赞许的原因吧？现在的学者，一定要做到思想纯正无邪才可以。”
本朝洪武甲辰年四月，皇上对徐达等人说：“人的行事，固然想要尽善尽美，然而一时的智虑有考虑不周全的地方，既然行动之后思考觉得不够完善，急切想要更改，已经来不及了。与其对过去的事情追悔，何不当初就谨慎对待？大体上，经历世事，智慧就明了；久经患难，思虑就周全。近日纪纲法度，粗略看来似乎有条理，其中有不完善的地方，各位应当坚持正确的言论，急切地进行改革，希望上下之间各自得到便利。如果有不善之处，难道只是我的过错，也是你们的责任啊。”
臣若水通说：“我们皇祖告诫侍臣这些，就是君子做事谋划开始的心意。‘始’，是念头刚刚萌发，是《易经》所说的深奥与几微。‘谋’，是心意的妙用，是《易经》所说的极致与研求。只有能够极深研几，那么由内达外，天理充盈融洽，智虑透彻，自然能通晓天下的志向，成就天下的事务。至于有过失而能悔改、更改的，很少了。道理如果在起初没有明白，而想要在后来智虑周全，怎么可能得到呢？”皇祖具有极深研几的神明，还想要群臣辅佐他，这是多么谦虚不盈的美德啊！
洪武元年四月，皇祖命令工匠绘制古代孝行以及自己亲身经历艰难起家战伐的事情作为图画，用来给子孙看。他对侍臣说：“我家本来从事农业，祖父都是长者，世代继承忠厚，积累善行的余庆传到我这里。现在绘制这些图画，是让后世观看，知道王业艰难。”起居官詹同等叩头说：“陛下彰显德行垂示训诫，没有比这更切要的。”太祖说：“富贵容易使人骄傲，艰难容易被人忽视，久远容易被人遗忘。后世子孙生长在深宫之中，只看到富贵，习惯于奢侈，不知道祖宗积累的艰难，所以用这个来给他们看，让他们早晚观看，希望有所警戒。”臣若水通说：“设立教化的人，言语不如心意，心意不如形象，图画是用来展示形象的。观看形象，就得到心意而忘记言语了。我们太祖高皇帝建立极道的初期，想到祸乱常常起于安宁，于是命令工匠绘制古代孝行以及艰难战伐的事情作为图画，传给子孙，让他们早晚观看。大概他的意思不认为开创万世帝王基业是难事，而认为保全万世帝王基业是珍贵的，可以说是谋划深远的人了。所以后世子孙处在富贵而不骄傲，享受太平而不废弛，实在是因为遗训具体存在。希望皇上时常观看，心中警戒，自身谨慎，勤于政事，从而能保全帝业于无穷，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
洪武十二年，皇上与翰林侍制吴沈谈论持身保业之道。皇上说：“人应当无所不谨慎，事情虽然微小但必须考虑
，行虽小而必防。不虑于微，终贻大祸；不防于小，终亏大徳。谨小行而无己者，则可以成大善；忽细事而不戒者，则必成大恶。常人且然，况人君乎？”沈对曰：“圣虑及此，诚社稷永安之道。”上曰：“安生于危，危生于安。安而不虑，则能致危；危而克虑，则能致安。安危治乱，在于能谨与否尔。”
译行为虽然微小，但一定要防备。不在细微处考虑，最终会招致大祸；不在小事上防备，最终会损害大德。谨慎对待微小行为而不停止的人，就可以成就大的善行；忽视细微事情而不警戒的人，就一定会酿成大的恶果。普通人尚且如此，何况是君主呢？”沈回应说：“圣明的思虑能考虑到这些，确实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道理。”皇上说：“安定产生于危险，危险产生于安定。处于安定却不去考虑，就会导致危险；处于危险却能加以考虑，就能导致安定。安危治乱，就在于能否谨慎罢了。”
臣若水通曰：人君保业之道，在于持身；持身之功，在于慎独。皇祖所谓微与小，即独也。一念之方萌也，于此而虑，则察之精矣；于此而防，则守之宻矣。虑且防，则遏其欲而存其理矣。由是微而显，小而大，皆天理流行，成天下之善治，获社稷之久安矣。反是，所谓祸与危，岂能免哉？皇祖谕侍臣及此，得虑微防小之要，而知安危倚伏之机也。邪人君处富贵宴安之余，忽畧于微小多矣。茍欲无恶于志，尚当以皇祖之言为法。
格物通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七 明 湛若水 撰
感应上
易·中孚》九二：鸣鹤在隂，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臣若水通曰：此中孚卦九二之爻辞，隂幽隠之处也，靡作縻慕恱之意也。九阳刚，二中位，以刚德而居中位，与九五刚中相应，故有「鹤鸣子和，我爵尔靡」之象。盖二臣而五君也。君臣感通之道，诚而已矣。诚者，心之实理，上下同然者也。故彼感此应，有不期然而然者。若不诚，则心贰；心贰，则势离乱之所由生也。上下一于诚，则上下交而其志同，如腹心手足之一体矣。以之作事，何事不成乎？然则君臣相与感应之际，可不诚哉！
咸彖：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臣若水通曰：天地之与万物一气也，故天地之气相感，则太和氤氲而化育成矣。圣人之与万民一心也，故圣人感之以吾心之理，则丕应徯志而和平致矣。天地以气，圣人以心，其所以感应者，理一而已。理一即性一，性一即情一。情不可见，以其所感而见之尔。故天地圣人之感人物而无不应者，以其情性之同也。故即其所感观之，天地万物之情见矣。人君能得人心同然之理，有感而必通矣。天下其有不和平者乎？故不必求之天下之人心，而求之吾心焉可也。
咸，大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臣若水通曰：泽虽在下，而性好润；山虽在上，而土性疏通。受润二物之气，相感通，有以虚受人之象。君子观此象，而虚其中以受于人。虚中者，心无一物也。心无一物，则诚矣。故咸感也。不从心以无心而感物，则物无不应矣。是故感通也者，心之神也。虚也者，感通之本也。天理也，非以虚受，以吾心之理相受也。
书《虞书》大禹谟：禹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
臣若水通曰：此大禹陈谟于舜之言也。惠迪从逆，犹曰顺善从恶也。禹言吉凶之于善恶，犹影响之于形声。天道人事感应之速如此。汉儒董仲舒亦曰：「臣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亦此意也。为人君者，一念之发，即有感召，可不慎乎？
大禹谟》三旬，苗民逆命。益赞子禹曰：「惟德动天，无逺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初于厯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瞍，防防齐栗。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臣若水通曰：十日为旬。逆命，谓不服征也。赞佐也，届至也。帝舜也，仁覆闵下，谓之旻天。日非一日也，祗敬载事也。齐庄敬栗，战惧防防，庄敬战惧之容也。允信，若顺也。诚感物曰諴，班还振整也。诞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干楯羽翳，皆舞者所执也。两阶，东西阶也。格，至也。益从禹出征，以苗负固，未可威服，故赞佐于禹，以为惟有动天之德者，必能感通之逺而无所不至。盖欲禹还兵而増修其德也，乃举天道以为满则损，谦则益，欲其法天道以益德也。又举人事，言舜耕厯山，往田之时，日号呼旻天，以不顺父母之故，自负其罪，以自引其慝，不敢以为父母之罪慝，敬其子职之事，以见瞽瞍防防齐栗，敬畏小心而尽于事亲者如此。故舜以诚孝感格，虽瞽瞍顽愚，亦且信顺之而底豫焉。然非特人事为然也，又推极至诚之道，以为神明亦且感格焉。夫以天道既如彼，而以人事神明又如此，而况于苗民乎？于
译臣湛若水阐释说：君主保全基业的方法，在于修养自身；修养自身的功夫，在于慎独。皇祖所说的细微与细小，就是慎独。念头刚刚萌发的时候，在这里加以思虑，那么观察就精微了；在这里加以防范，那么守持就严密了。思虑并且防范，就能遏制私欲而保存天理。由此从细微到显著，从细小到宏大，都是天理流行，成就天下的善治，获得社稷的长久安定。反之，所谓的灾祸与危险，难道能够避免吗？皇祖告诫侍臣说到这一点，是掌握了思虑细微、防范细小的要领，从而知晓安危相互依存转化的契机。邪僻的君主处在富贵安逸之中，往往忽略了细微细小之处。如果想要意志上没有恶念，还应当以皇祖的话为准则。
格物通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七 明 湛若水 撰
感应上
《易经·中孚卦》九二爻辞：鹤在幽暗处鸣叫，它的幼鹤应和。我有美好的酒爵，我与你共同享用。
臣湛若水阐释说：这是中孚卦九二爻的爻辞，隂指幽暗隐蔽的地方，靡通“縻”，有系慕喜悦的意思。九二爻阳刚，处于二位中位，以刚健之德居于中位，与九五爻刚健中正相应，所以有“鹤鸣子和，我爵尔靡”的意象。大概九二是臣，九五是君。君臣感应相通的道理，在于一个“诚”字。诚，是心中真实的道理，上下都是一样的。所以那边感应这边回应，有不期然而然的情况。如果不诚，那么心意就会二心；心意二心，那么势力离散混乱就由此产生了。上下统一于诚，那么上下交往而意志相同，就像腹心手足一样成为一个整体。用这种状态去做事，什么事不能成功呢？那么君臣相互感应的时候，能不诚吗！
《咸卦》彖传：天地感应而万物化生，圣人感动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察它们所感应的现象，天地万物的实情就可以看清楚了。
臣湛若水阐释说：天地与万物是一气的，所以天地之气相互感应，那么太和之气氤氲交融而化育成就就形成了。圣人与万民是一心的，所以圣人用我心中的道理去感动他们，那么盛大的回应和期盼的意志就使和平实现了。天地凭借气，圣人凭借心，它们之所以能感应，道理只有一个而已。理一就是性一，性一就是情一。情看不见，通过它所感应的现象才能看见。所以天地圣人感动人物而没有不应答的，是因为他们的情性相同。所以通过观察他们所感应的现象，天地万物的实情就显现了。君主如果能得到人心共同认可的道理，有所感应就一定能相通。天下难道还有不和平的吗？所以不必去探求天下人的心意，而探求我自己的心意就可以了。
《咸卦》大象传说：山上有泽，是咸卦。君子因此虚心接受他人。
臣湛若水阐释说：泽虽然在下，但本性喜欢滋润；山虽然在上，但土性疏通。接受润泽，两物的气息相互感应相通，有虚心接受他人的意象。君子观察这个意象，而虚怀若谷以接受他人。虚中，就是心中没有一物。心中没有一物，就是诚了。所以咸就是感应。不从心中以无心去感应外物，那么外物没有不应答的。因此感应相通，是心的神妙作用。虚心，是感应相通的根本。天理，不是用虚心去接受，而是用我心中的道理去相互接受。
《尚书·虞书·大禹谟》：禹说：“顺从正道吉祥，顺从逆道凶险，就像影子随形、回声应声一样。”
臣湛若水阐释说：这是大禹向舜陈述谋略的话。惠迪从逆，就是说顺从善道、顺从恶道。禹说吉凶对于善恶，就像影子回声对于形体声音一样。天道人事感应之迅速如此。汉代儒者董仲舒也说：“我观察天人相互感应的时候，非常可畏。”也是这个意思。作为君主，一个念头发动，就有感应招致，能不谨慎吗？
《大禹谟》：过了三十天，三苗的百姓违抗命令。益辅佐禹说：“只有德行能感动上天，没有远到不能到达的。自满招致损失，谦虚得到益处，这就是天道。”舜帝起初在历山耕作，前往田间，每天向苍天父母号哭，承担罪责引咎自责，恭敬地侍奉去见瞽瞍，恭敬战栗。瞽瞍也信服顺从，至诚感动神明，何况这三苗呢。禹拜谢这美好的言论说：“好！”于是班师整军。舜帝于是大施文德，在东西两阶舞干羽。过了七十天，三苗归服。
臣湛若水阐释说：十天为一旬。逆命，是说不服从征讨。赞是辅佐，届是到达。帝指舜，仁爱覆盖怜悯下民，称为旻天。日不是一天，祗是敬，载是从事。齐是庄敬，栗是战惧，防防是庄敬战惧的样子。允是信，若是顺。诚感物称为諴，班是还，振是整。诞是大，文德，文命，德教。干是盾，羽是翳，都是舞者所执持的。两阶，是东西阶。格，是至。益跟随禹出征，因为三苗负固不服，不能用威势征服，所以辅佐禹，认为只有能感动上天的德行，一定能感应相通到远方而没有不到的地方。大概是想让禹还兵而增进修养他的德行，于是举出天道来说自满则受损，谦虚则受益，想让他效法天道来增进德行。又举出人事，说舜耕历山，往田的时候，每天向旻天号呼，因为不顺从父母的缘故，自己承担罪责，自己引咎自责，不敢认为是父母的罪过恶行，敬重他作为儿子的职分之事，去见瞽瞍时恭敬战栗，敬畏小心而尽到事亲之道就是这样。所以舜以诚孝感格，即使瞽瞍顽劣愚钝，也信服顺从而使他快乐。然而不只是人事如此，又推究极至诚的道理，认为神明也会感格。既然天道已经如此，而人事神明又如此，何况三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