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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 摘录
儒藏格物通九十五

格物通卷八十四    明 湛若水 撰

儒藏 · 语录 · 已译 · 第 624–631 段

之人主果能行之,则马生日蕃,而军国之用无穷矣。

译如果君主果真能够实行这些措施,那么马匹就会日益繁衍,军队和国家的用度也就取之不尽了。

校人掌王马之政,辨六马之属:种马一物,戎马一物,齐马一物,道马一物,田马一物,驽马一物。凡颁良马而养乗之,乗马一师四圉,三乗为皁。皁一趣马,三皁为系。系一驭夫,六系为厩。厩一仆夫,六厩成校。校有左右。驽马三良马之数,丽马一圉,八丽一师,八师一趣马,八趣马一驭夫。天子十有二闲马六种,邦国六闲马四种,家四闲马二种。凡马特居四之一。春祭马祖执驹,夏祭先牧颁马攻特,秋祭马社臧仆,冬祭马步献马讲驭夫。臣若水通曰:此亦周礼夏官之马政也。校人掌蕃育之官也。种马者,上善似母者也。物犹色也,毛色之不同也。六马者,玉路驾种马,戎路驾戎马,金路驾齐马,象路驾道马,田路驾田马,驽马给宫中之役也。师圉趣马驭夫仆夫,皆掌马之官吏也。良马者,即五路之马也。乗马四马也,四马故四圉而一师也。由师而上,以至左右校,则良马一种为匹,四百三十二,五种凡二千一百六十七匹也。驽马三之则为匹千二百九十六,五良一驽,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王马大备矣。丽也者,耦也。八皆当作六,驽马师十二匹,则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夫然后三之,其无仆夫者不驾于五路,卑之也。闲犹阑也。十二闲者,六厩成校,校有左右也。六闲者,齐马道马田马为三闲,而驽马三之也。四闲者,良马一驽马三也。四种二种何也?四种无种与戎,二种田与驽也。特居四之一者,为牝三也,欲其生之众也。马祖天驷也,执驹者春通滛之时,驹弱恐乗匹伤之也。先牧始养马者也,攻特者为其蹄囓不可乗用也。马社始乗马者也,马步神之为马灾害者也。讲驭夫者,简练习熟驭马之人也。

左传·庄公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厩,书不时也。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臣若水通曰:不时者,非作厩之时也。凡马,凡养马之法也。日中者,春分、秋分也。春分则蒭繁而马牧于野,秋分则水寒而马还于厩也。书“新”者,则前此未有也。书“新”于春,非其时也。非其时而马方出,而徒以妨农,非所以为马政矣。夫马出入于日中,何也?所以顺天之道,因地之宜,而尽物之性也。延厩之作,其意则异乎是矣。《诗》曰:「秉心塞渊,騋牝三千。」衞文公之所以复国也。夫以忘亲释怨如庄公者,又乌足以语此哉!

汉文帝初年,厩马止有百余匹。下取给于边郡。班氏居塞,则致马数千群;桥桃居塞,则致马千匹。是时,内郡之盛,则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乗牸牝者,摈不聚防。边郡之盛,则三十六苑分置西北边,其良者以给乗舆。

臣若水通曰:动植之物,天之所生,地之所养,而人则参赞裁成焉。汉文之时,马不过百余匹,及班氏桥桃马政一修,遂至阡陌成羣。夫天地之生养如故也,其所以盛衰相逺者,则由人尔矣。司马政者,当求得如班氏桥桃者任之可也。

汉景帝时,造苑马以广用。四年,御史大夫邓绾奏禁马髙九尺五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时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北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万匹。

臣若水通曰:「牧马之政,在严法禁,明分数而已。法禁严,则马无妄用,而得以尽其材;分数明,则人有定牧,而得以専其责。邓绾所谓『马髙九尺五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闗』者,其法禁之严乎?其奴婢三万人,养马三万匹者,其分数之明乎?此所以人专其责,马尽其材,而牧马之所以蕃昌也欤?」

汉武帝征伐四夷,益盛。养马以西河、上郡为万骑,太守而马政始掌于郡二千石矣。蓄积厩马有四十万,自遣衞、霍之师追匈奴,而马大耗焉。晩年乃诏修复马令,以补缺,使毋之武备而已。

臣若水通曰:「郡二千石掌马政,此其创始乎?蓄马之盛,古未有也。自此以还,而马大耗于匈奴之逺追矣。呜呼!蓄之难,而弃之甚易。夫武王归马放牛,留有余不尽之偹于后也。孰谓武帝号为雄材大畧之主,而乃计不出此耶?轮台之悔,盖亦晩矣。语曰:『前车覆,后车戒。』伏惟圣明

译校人掌管王室马政,辨别六类马的类别:种马是一类,戎马是一类,齐马是一类,道马是一类,田马是一类,驽马是一类。凡是分发良马并饲养以供乘驾,每乘四匹马配一名师和四名圉,三乘组成一个皂。每个皂配一名趣马,三个皂组成一个系。每个系配一名驭夫,六个系组成一个厩。每个厩配一名仆夫,六个厩组成一个校。校分为左校和右校。驽马的数量是良马的三倍,每两匹丽马配一名圉,八匹丽马配一名师,八名师配一名趣马,八名趣马配一名驭夫。天子有十二个闲,马有六种;诸侯国有六个闲,马有四种;卿大夫家四个闲,马有两种。凡是马,公马占四分之一。春季祭祀马祖并执驹,夏季祭祀先牧并颁马攻特,秋季祭祀马社并臧仆,冬季祭祀马步并献马讲驭夫。臣若水通说:这也是《周礼》夏官中的马政。校人是掌管繁育的官员。种马,是指品质上佳且像母马的马。物就是色,指毛色不同。六马是指:玉路车驾种马,戎路车驾戎马,金路车驾齐马,象路车驾道马,田路车驾田马,驽马供宫中役使。师、圉、趣马、驭夫、仆夫,都是掌管马匹的官吏。良马,就是五路车的马。乘马指四匹马,四匹马所以配四名圉和一名师。从师往上,直到左右校,那么良马一种为匹,共四百三十二匹,五种总共二千一百六十七匹。驽马是它的三倍,则为二千一百九十六匹,五匹良马配一匹驽马,总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这样王室的马就完备了。丽,就是耦。八都应当作六,驽马师十二匹,那么驭夫就是四百三十二匹。然后乘以三,那些没有仆夫的不驾五路车,是地位低下的意思。闲就是阑。十二个闲,是指六厩成一校,校有左右。六个闲,是指齐马、道马、田马为三个闲,而驽马是它们的三倍。四个闲,是指一匹良马配三匹驽马。四种、二种是什么意思呢?四种没有种马和戎马,二种没有田马和驽马。公马占四分之一,是因为母马占四分之三,希望它们繁殖众多。马祖是天驷星,执驹是指春季通淫之时,小马弱小,恐怕被乘匹伤害。先牧是开始养马的人,攻特是指因为蹄咬不可乘用。马社是开始乘马的人,马步是神之为马灾害者。讲驭夫,是简练熟练驾驭马匹的人。

《左传·庄公二十九年》:春天,新建延厩,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凡是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臣若水通说:不合时宜,是指不是建造马厩的时节。凡马,是泛指养马的方法。日中,是指春分、秋分。春分时草料繁茂,马在野外放牧;秋分时水冷,马回到马厩。记载“新”,说明以前没有。在春天记载“新”,是不合时宜的。不合时宜而马刚出,却徒然妨碍农事,这不是马政应有的做法。马在日中出入,为什么呢?是为了顺应天道,因地适宜,而尽马的物性。延厩的建造,其用意与此不同。《诗经》说:“秉心塞渊,騋牝三千。”这是卫文公复兴国家的原因。像庄公那样忘亲释怨的人,又怎么能谈论这些呢!

汉文帝初年,马厩里的马只有一百多匹。向下从边郡取给。班氏住在边塞,就得到马数千群;桥桃住在边塞,就得到马千匹。这时,内郡的盛况,是百姓街巷有马,田间成群。乘牸牝者,被排斥不聚防。边郡的盛况,是三十六苑分置西北边,其中良马供给乘舆。

臣若水通说:动植物,是天所生,地所养,而人则参赞裁成。汉文帝时,马不过百余匹,等到班氏、桥桃修治马政,于是田间成群。天地生养如故,之所以盛衰相差甚远,是由于人。司马政者,应当求得像班氏、桥桃那样的人来担任就可以了。

汉景帝时,建造苑马以扩大使用。四年,御史大夫邓绾奏请禁止身高九尺五寸以上、牙齿未平的马出关。当时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在西北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万匹。

臣若水通说:“牧马之政,在于严法禁,明分数而已。法禁严,那么马无妄用,而得以尽其材;分数明,那么人有定牧,而得以专其责。邓绾所谓‘马高九尺五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这是法禁之严吗?那奴婢三万人养马三万匹,这是分数之明吗?这就是人专其责,马尽其材,而牧马所以蕃昌的原因吧?”

汉武帝征伐四夷,日益兴盛。养马以西河、上郡为万骑,马政开始由郡二千石掌管。蓄积厩马有四十万,自从派遣卫青、霍去病的军队追击匈奴,马匹大大损耗。晚年于是下诏修复马令,以补缺,使不要用于武备而已。

臣若水通说:“郡二千石掌管马政,这是创始吗?蓄马之盛,古未有也。从此以后,马大大损耗于匈奴的远追。唉!蓄之难,而弃之甚易。武王归马放牛,留有余不尽之备于后。谁说武帝号称雄材大略之主,而计不出此呢?轮台之悔,盖亦晚矣。语曰:‘前车覆,后车戒。’伏惟圣明”

察焉。」

汉昭帝元凤二年,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又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是时,有马者闲居则免三人之算,有事则当三人之卒。其制优异,此内郡之制也。至于边郡,则纵民畜牧,而官不禁。

译考察这些情况。」汉昭帝元凤二年,下令各郡国不再征收当年的马口钱。又下令百姓每拥有一匹可以驾车或骑乘的马,就免除三个人的兵役。当时,拥有马匹的人,平时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口赋税,战时则应充当三个人的兵役。这项制度非常优厚,这是内地的制度。至于边郡,则允许百姓自由放牧牲畜,官府不予禁止。

臣若水通曰:汉初内郡之盛,则众庶有马,阡陌成羣;边郡之盛,则三十六苑分置西北。而昭帝之时,申明旧制,并其所谓马口钱者而去之。其意亦善矣。昭帝能法祖,以修马政之善如此,可以为后世嗣君率由旧章之法矣。

汉灵帝光和四年春正月初,置騄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马一匹至二百万。

臣若水通曰:「马政乃兵戎之重务,国之命脉繋焉,不可不预为之备也。汉至灵帝,国事已去,始置厩丞,领受调马,豪右辜▯,又从而踊腾其直。虽有非子司其事,亦末如之何矣。有天下者,宜鉴戒之。」

唐▯宗开元十三年十一月,以王毛仲为开府仪同三司。初,隋末国马皆为盗贼及边冦所掠,唐初才得牝牡三千匹,于赤岸泽徙之陇右,命太仆张万嵗掌之。万嵗善于其职,自贞观至麟德,马蕃息及七十万匹,分为八坊四十八监,各置使以领之。是时天下以一绢易一马,垂拱以后,潜耗大半。▯宗初即位,牧马有二十四万匹,以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张景顺副之。至是有马四十三万匹,上之东封,以牧马数万匹,从色别为羣,望之如云锦,加毛仲官。

臣若水通曰:唐承周隋离乱之后,四方征伐之余,马政之废也久矣。鸠括残骑,但得赤岸泽之牝牡三千尔。及其徙之陇右,掌之张万嵗,马大蕃息,有一绢一匹之盛。迨至▯宗,掌之以毛仲,马复大蓄,有望如云锦之美。是盖唐都闗中,其地宜马,而又监牧之得其人,刍牧之有其法,是何患乎马之不盛也?后之修马政者,当取法于是焉。

开元十五年,听突厥于西受降城为互市,每嵗赍绢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焉。

臣若水通曰:「马莫壮于西北,以其风气刚劲,而牧地茂硕也。唐羣牧之马既富,而又市戎马以为之种,此唐之马政所以驾秦汉而独盛也。故谓开元、天宝时,海内富实,此非其验欤?」

唐德宗建中元年,市闗辅马三万,实内厩。贞元三年,吐蕃、羌、浑犯塞,诏禁大马出潼、蒲、武闗者。元和十年,伐蔡,命中使以绢一万市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监,据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圆广千里。繇京度陇,置八坊为防,计都领其间善水草、腴田厩,旋以给贫民及军吏间及佛寺、道馆防千顷。十一年,厩使张茂宗举故事,尽牧岐阳坊地,失业者甚众。十三年,以蔡州牧地为龙陂监。十四年,置临汉监于襄州,牧马三千二百,费田四百顷。

臣若水通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土地所以养民也,戎马所以衞民也。二者并行而不以相害,可也。故牧地与农畆各有界限,牧地必不可耕,可耕者必不杂。以为牧地,则二者有相济而无相妨矣。若德宗之初,牧地有定,民田有界,固无不善矣。及张茂宗之为厩使,牧马三千二百,费田四百顷,则是以其所衞民者而害养民者矣。此司其事者所当致谨焉。

宋太祖以五代时监牧多废,官失其守,国马不蕃息。时但有左右飞龙院,帝始置养马之务。嵗遣中使诸边州市马,自是闲厩始充矣。

臣若水通曰:「五代监牧废弛,而马不蕃息。宋祖市马修政,而闲厩始充。是故事之废兴,皆由乎人,匪由乎天也。然则修举废坠,在君臣之责尔。」

宋太宗既平太原,遂观兵范阳,得汾、晋、燕、蓟之马,凡四万二千余匹。国马增多,乃诏于景阳门外新作四厩,名曰“天驷监”,左右各二,以左右飞龙使为左右天厩使,闲厩使为崇仪使。内厩马既充牣,始分置诸州牧养。雍熙初,禁边臣于边外市蕃马,勿得亏其直。改太厩院为骐骥院,天驷监为天厩坊。自河北、洛阳至许州镇监,凡十八监。又诏北冦未平,方资战骑,分遣使臣收买京城诸道私家所产之【以下原本阙】

宋真宗咸平三年,羣牧司总内外马政,其后嵗遣判官一人廵行诸监,取孳生驹二嵗已上者,防印之。左右骐骥院、六坊监,止留马二千余匹,余皆三月出就牧放,秋冬而入。其御马凖备用者,在京师。

臣若水通曰:「马之生也,日蕃;而人之伪也,日滋

译臣若水通说:汉朝初期内地的强盛,表现为百姓拥有马匹,田间道路上马群成群;边地的强盛,则表现为在西北地区分设了三十六个皇家苑囿。到了汉昭帝时期,重申旧有的制度,连同所谓的“马口钱”一并废除。他的用意也是好的。昭帝能够效法祖先,以完善马政到这种程度,可以作为后世继承君位者遵循旧章的典范。

汉灵帝光和四年春正月初,设置騄骥厩丞,负责接收各郡国调拨的马匹,豪强权贵借机勒索,一匹马的价格高达二百万。

臣若水通说:“马政是军事的重务,国家的命脉系于其上,不可不预先做好准备。汉朝到了灵帝时期,国事已经衰败,才开始设置厩丞来接收调拨的马匹,豪强权贵趁机勒索,又从而抬高马价。即使有非子那样的人主管此事,也无能为力了。统治天下的人,应当以此为鉴戒。”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十一月,任命王毛仲为开府仪同三司。起初,隋朝末年国家的马匹都被盗贼和边境寇贼掠夺,唐朝初年才得到三千匹公母马,将它们从赤岸泽迁徙到陇右,命令太仆张万岁掌管。张万岁善于职守,从贞观到麟德年间,马匹繁殖增加到七十万匹,分为八坊四十八监,各自设置使者来统领。当时天下用一匹绢就能换一匹马,垂拱年以后,马匹暗中损耗大半。玄宗刚即位时,牧马有二十四万匹,任命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张景顺应为副使。到了这时马匹有四十三万匹,皇帝东封泰山,用数万匹牧马随行,按毛色分为群队,远望如同云锦,因此加封王毛仲的官职。

臣若水通说:唐朝承继周、隋战乱之后,四方征伐之余,马政荒废已经很久了。收集残存的马匹,只得到赤岸泽的三千匹公母马。等到将它们迁徙到陇右,由张万岁掌管,马匹大量繁殖,达到了一绢换一马的盛况。等到玄宗时期,由王毛仲掌管,马匹再次大量蓄积,出现了望之如云锦的美景。这是因为唐朝都城在关中,那里的土地适宜养马,而且监牧机构任用得人,饲养放牧有其方法,还担心什么马匹不兴盛呢?后世修治马政的人,应当从这里吸取经验。

开元十五年,允许突厥人在西受降城进行互市,每年携带数十万匹绢帛,去市场购买戎马,以辅助军旅,并且作为监牧的种马,从此国家的马匹更加强壮。

臣若水通说:“马没有比西北更强壮的,因为那里风气刚劲,而牧地茂盛肥沃。唐朝群牧的马匹已经富余,又购买戎马作为种马,这就是唐朝马政之所以超越秦汉而独自兴盛的原因。所以说开元、天宝时期,海内富庶充实,这不是证据吗?”

唐德宗建中元年,在关辅地区购买三万匹马,充实内厩。贞元三年,吐蕃、羌人、浑人侵犯边塞,下诏禁止大马出潼关、蒲关、武关。元和十年,讨伐蔡州,命令中使用一万匹绢在河曲购买马匹。起初设置四十八监,占据陇西、金城、平凉、天水,方圆广阔千里。从京城到陇山,设置八坊作为防备,计算统领其间水草丰美、田地肥沃的厩舍,随即用来供给贫民以及军吏间以及佛寺、道观共千顷土地。十一年,厩使张茂宗援引旧例,全部放牧在岐阳坊的土地上,失去生计的人很多。十三年,将蔡州的牧地设为龙陂监。十四年,在襄州设置临汉监,牧马三千二百匹,耗费田地四百顷。

臣若水通说:天地的本性,人是最尊贵的。土地是用来养育百姓的,戎马是用来保卫百姓的。两者并行而不互相妨害,是可以的。所以牧地和农田各有界限,牧地绝对不能耕种,可以耕种的必定不混杂。作为牧地,那么两者有相互补充而没有相互妨碍。如果像德宗初期,牧地有定数,民田有界限,本来没有不好的。等到张茂宗担任厩使,牧马三千二百匹,耗费田地四百顷,这就是用保卫百姓的东西来损害养育百姓的东西了。这是主管此事的人应当谨慎对待的。

宋太祖因为五代时期监牧大多荒废,官员失职,国家马匹不繁殖。当时只有左右飞龙院,皇帝开始设置养马的事务。每年派遣中使到各边境城市购买马匹,从此闲厩才开始充实。

臣若水通说:“五代监牧废弛,而马匹不繁殖。宋太祖购买马匹修治马政,而闲厩才开始充实。所以事情的废兴,都在于人,不在于天。那么修举废弃衰败的事业,在于君臣的责任罢了。”

宋太宗平定太原后,于是到范阳阅兵,得到汾、晋、燕、蓟地区的马匹,共四万二千多匹。国家马匹增多,于是下诏在景阳门外新建四个马厩,命名为“天驷监”,左右各两个,以左右飞龙使为左右天厩使,以闲厩使为崇仪使。内厩的马匹已经充满,才开始分置到各州牧养。雍熙初年,禁止边臣在边境以外购买蕃马,不得亏欠马价。将太厩院改为骐骥院,天驷监改为天厩坊。从河北、洛阳到许州镇监,共十八个监。又下诏北方寇敌尚未平定,正需要战马骑兵,分派使者购买京城各道私家所产的马匹【以下原本缺失】

宋真宗咸平三年,群牧司总管内外马政,此后每年派遣判官一人巡视各监,选取两岁以上的繁殖马驹,加盖印记。左右骐骥院、六坊监,只留马二千多匹,其余都在三月出厩放牧,秋冬才入厩。那些供皇帝御用备用的马,留在京城。

臣若水通说:“马匹的繁殖,日益增多;而人的欺诈,日益滋长

。真宗取其驹而▯印之,防▯匿也。夫隠匿之弊也,久矣。惟智者为能防其未然,而弊可已也。然则宋真宗可谓智哉?我国家则既行之矣。事久法玩,在戒饬之而已耳。伏惟圣明留神焉。」

译真宗取走那匹马驹并盖上印记,以防有人隐匿。隐匿的弊端,由来已久了。只有智慧的人才能防患于未然,从而使弊端得以消除。那么,宋真宗可以称得上是明智的吗?我朝已经实行了这一做法。时间久了,法令容易被人玩忽,只需加以告诫勉励罢了。恳请圣明的君主留心关注此事。

宋仁宗时,旧制以羣牧司总天下马政,其属有左右骐骥院,分领左右天驷监、左右天厩坊。其畜病马有收飬,上下监收兵校长有提举指挥使、副使。诸监之在外者,知州、通判兼领之。各据刍地,列棚并课士卒。春夏出牧,秋冬入厩。孳息有赏,耗亡有罚。其为条教甚备。丁度为群牧使,上言:“天圣中牧马至十余万,其后言者以天下无事,遂废八监。陜西、河东嵗市马一万二百,尤能补京畿塞下之阙。自用兵数年,所市马比常嵗特三之一。请下令河东、京东、京西、淮南,籍丁壮为兵,处有能蓄一战马者,与免二丁,仍不升户等,以备缓急。如此则国马蕃矣。”臣若水通曰:“宋制掌马之官甚备,而牧马之政甚详。丁度请为蓄马免丁之令,修数年市马之缺,亦良策也。马之蕃盛,固其宜矣。由是而观,马之盛衰系法之修否,司是政者不可不因时以补其弊也。”

宋英宗时,唐介知太原,请于交城县置马监。诏比部员外郎崔台符相视,得汾州故牧地三千余顷,其千二百余顷民以租佃者,令入租以给寒月刍豆。已从介请置监,自沙苑发牝马五百匹徃交城。帝谓文彦博曰:“马政之尽善,繇羣牧判官国冀其蕃息以给骑兵。”遂以台符权群牧判,寻诏台符及刘航删收群牧司勅令。

臣若水通曰:「兵之有马,犹身之有足也。身非足,则无以行;兵非马,则无以进。知身之不可以无足,则知兵之不可以无马矣。」唐介之请英宗之言,其亦有见于此也乎?是故人君之修马政,非以外观也,所以备用也。其可不尽心乎?

宋神宗即位,留意于马政。于是枢宻使邵亢请以牧马余田修稼政,以资牧马之利。而羣牧司言:“马监草地四万余顷,今以五万为率,一马占地五十畆。大名、广平四监余田无防,宜且仍旧。”而原武、单镇、洛阳、沙苑、淇水、安阳、东平等监余田万七千顷,可赋民以刍粟。从之。又诏河南北分置监牧使,以刘航、崔台符为之。又置都监各一员。其在河南者为孳生监,凡外诸监并分属两使。诸监官吏,若牧田县令佐,并委监牧使举劾,专▯枢宻院,不▯于羣牧制置。

臣若水通曰:周礼圉人掌养马刍牧之事,以役圉师,皆属于大司马。若夫枢宻所掌者,调度机务大事,而以下侵羣牧之职,不亦谬乎?盖牧所以放马者也,放之即所以养之尔。惟其养之也专,则生息多而壮健,缓急之用有备矣。此神宗即位之初,而拳拳于马政,其亦知国之所赖者兵,而兵之所赖者马欤?后之为人君,欲诘尔戎兵者,取法焉可也。

宋髙宗谓辅臣吕頥浩曰:「若复孳生马,当就水草地。是日条画于饶州四望山等处以为牧地,郡守带提领选差使臣五员,专管牧飬事。」

臣若水通曰:「髙宗谓兵以马政为先,可谓知守备之要矣。然牧之在有其地,掌之在得其人。有其地而又有其人矣,在专其任。知斯三者,则唐之云锦成羣之效,岂不可见哉?为人君修马政者,宜知此三要焉。否则,徒文具尔。」

国朝洪武三十年乙巳,曹国公李景隆还自西蕃。先是,命景隆赍金符往西蕃,以茶易马,凡用茶五十余万斤,得马一万三千五百一十八匹。至是还,命分给京衞骑士操养。

臣若水通曰:周礼夏官卿掌兵,而以司马名之,是兵戎之用在于马。古先王未尝不以此为重也。欲修马政,必圣人在上,尽人之性而有以尽物之性。又必得同心一德之臣,以分职于下,则刍牧有道,而生育蕃息矣。我皇祖拳拳留意于马政,兼用前代之善。在内地则散于民,即宋户马之令也。在边地则牧于官,即唐监牧之制也。至于川陜,又有茶马之设,岂非宋之市于夷者乎?令臣赍符以茶易马于西蕃,归则分给京衞骑士操养,可谓得之不费而处之有方矣。夫戎人得茶,不能为我害;中国得马,足以为我利。其潜移黙夺之机,则宻矣。但承平日久,法玩弊生,诘尔戎兵,亦圣学中之一事也。伏惟圣明,体皇祖立法之心,为国家先事之图,幸甚。

国初都金陵,设太仆寺于滁州。其后定都于北,又设太仆

译宋仁宗时期,旧有的制度是由群牧司总管天下的马政,其下属设有左右骐骥院,分别统领左右天驷监、左右天厩坊。对于生病的马匹有收容饲养的措施,上下各级监所的收兵、校长等职务,设有提举指挥使、副使。那些位于京外的各监,由知州、通判兼任统领。各监根据草料地的情况,排列马棚并督促士卒。春夏季节放牧,秋冬季节入厩。繁殖马匹有赏赐,损耗死亡有惩罚。相关的条令教规非常完备。丁度担任群牧使时,上奏说:“天圣年间,牧马数量达到十余万匹,后来有人进言说天下太平无事,于是废除了八个监。陕西、河东每年购买马一万零二百匹,尤其能够弥补京畿和边塞的缺口。自从用兵几年以来,所购买的马匹比常年只有三分之一。请求下令在河东、京东、京西、淮南地区,登记壮丁为兵,安置那些能够蓄养一匹战马的人,免除其两名壮丁的徭役,并且不提升其户等,以备不时之需。这样国家的马匹就会繁衍兴盛了。”臣若水评论说:“宋朝掌管马政的官员设置得很完备,而牧马的政策也很详尽。丁度请求实行蓄马免丁的法令,弥补多年来购买马匹的缺口,这也是良策。马匹繁衍兴盛,自然是合乎情理的。由此看来,马匹的兴盛与衰败取决于法度的修明与否,主管这项政务的人不可不顺应时势来补救其弊端。”

宋英宗时期,唐介任太原知府,请求在交城县设置马监。皇帝下诏让比部员外郎崔台符前去勘察,发现汾州有废弃的牧地三千多顷,其中一千二百多顷被百姓租佃耕种,命令将租税收入用于供给寒冷月份的草料和豆料。已经批准唐介的请求设置马监,从沙苑调发五百匹母马前往交城。皇帝对文彦博说:“马政之所以能尽善尽美,是由于群牧判官国冀能使马匹繁衍,以供给骑兵。”于是任命崔台符暂代群牧判官,不久又下诏让崔台符和刘航删改收录群牧司的敕令。

臣若水评论说:“军队拥有马匹,就像身体拥有双脚一样。身体没有双脚,就无法行走;军队没有马匹,就无法前进。知道身体不可以没有双脚,就知道军队不可以没有马匹了。”唐介的请求和英宗的言论,大概也是看到了这一点吧?所以君主修明马政,不是为了表面的观瞻,而是为了战备之用。这难道可以不尽心吗?

宋神宗即位,留意于马政。于是枢密使邵亢请求利用牧马剩余的田地从事农业生产,以资助牧马的利益。而群牧司上言说:“马监的草地有四万多顷,现在以五万顷为基数,一匹马占地五十亩。大名、广平四个监所的剩余田地不多,应当暂时维持原状。”而原武、单镇、洛阳、沙苑、淇州、安阳、东平等监所的剩余田地一万七千顷,可以租给百姓以获取草料和粮食。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又下诏在黄河南北分别设置监牧使,任命刘航、崔台符担任此职。又各设置都监一员。其中在河南的称为孳生监,所有外地的各监都分别隶属于这两位监牧使。各监的官吏,以及牧田县令、县佐,都委托监牧使举荐或弹劾,直接隶属于枢密院,不隶属于群牧制置司。

臣若水评论说:《周礼》中圉人掌管养马、草料和放牧的事务,役使圉师,都隶属于大司马。至于枢密院所掌管的,是调度军务大事,如果以下属的身份侵夺群牧司的职权,不也是错谬的吗?大概牧马是为了放养马匹,放养也就是为了养育马匹。只有养育马匹的职责专一,马匹才会繁殖多且健壮,紧急时的用途就有准备了。这是神宗即位之初,就恳切关注马政,大概也是知道国家所依赖的是军队,而军队所依赖的是马匹吧?后来的君主,想要整顿军队的人,可以取法于此。

宋高宗对辅臣吕颐浩说:“如果要恢复繁殖马匹,应当在有水草的地方。当天在饶州四望山等地划定作为牧地,郡守兼任提领,选派使臣五员,专门管理牧养事务。”

臣若水评论说:“高宗认为军队以马政为先,可以说知道守备的要点了。然而牧马在于拥有土地,掌管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拥有土地又有合适的人,在于专一其职责。懂得这三点,那么唐朝云锦成群的效果,难道不可以见到吗?作为君主修明马政的人,应当知道这三个要点。否则,只是徒具文书罢了。”

本朝洪武三十年乙巳年,曹国公李景隆从西蕃回来。在此之前,命令李景隆携带金符前往西蕃,用茶交换马匹,总共用茶五十多万斤,得到马一万三千五百一十八匹。至此回来,命令分发给京卫骑士操练饲养。

臣若水评论说:《周礼》夏官卿掌管军事,而以司马命名,这说明军事用途在于马匹。古代先王没有不重视这一点的。想要修明马政,必须有圣人在上位,尽人之性从而尽物之性。又必须得到同心同德的臣子,在下分任职务,那么草料放牧就有道,生育繁衍就会兴盛。我皇祖恳切留意于马政,兼用前代的善政。在内地则分散给百姓,这就是宋朝的户马法令。在边地则由官府牧养,这就是唐朝的监牧制度。至于川陕地区,又有茶马的设置,这难道不是宋朝在夷人那里购买马匹的做法吗?命令臣子携带符节在西蕃用茶换马,回来则分给京卫骑士操练饲养,可以说获得不费财力而处置有方了。戎人得到茶,不能成为我们的祸害;中国得到马,足以成为我们的利益。这种潜移默化的谋略,真是精妙啊。只是和平日子久了,法度玩忽弊病滋生,整顿军队,也是圣学中的一项重要事务。希望圣明的君主,体察皇祖立法的心意,为国家做事先的谋划,那就太好了。

建国初期定都金陵,在滁州设置太仆寺。后来定都北方,又设置太仆

寺于京师。凡两淮及江南马政,则属于南;其顺天等府暨山东、河南马政,则属于北。其后又用言者,毎府州若县添设佐贰官一员,専管马政。在外设行太仆寺于山西、陜西、辽东,凡三处,苑马寺亦三处。陜西、甘肃各辖一监二十四苑,辽东仅一监二苑焉。内地则民牧以给京师之用,外地则官牧以给边方之用。又于四川、陜西立茶马五司,以茶易蕃戎之马,亦用以为边备。

译太仆寺设在京城。凡是两淮及江南地区的马政,则隶属于南太仆寺;顺天等府以及山东、河南地区的马政,则隶属于北太仆寺。后来又采纳谏官的建议,每个府、州或县增设佐贰官一员,专门掌管马政。在京城之外,于山西、陕西、辽东设立行太仆寺共三处,苑马寺也设立三处。陕西、甘肃各管辖一监二十四苑,辽东仅有一监二苑。内地由民间牧养马匹以供京城使用,外地由官府牧养马匹以供边防使用。又在四川、陕西设立茶马五司,用茶叶交换蕃戎的马匹,也用来作为边防的储备。

臣若水通曰:「此我朝国马之制也。夫国之大事,莫大于戎;戎之所急,莫急于马。故我朝于戎马之政,尤甚详焉。其地属有南北,各以其便以茶易马,又有其法。自内及外,周悉详备,此马之用所以无乏絶也。然今之蕃育生息,不知能如国初之盛者乎?其所司之官,不知能如前之得人乎?修废振弊,惟在圣明之一心尔。」

  格物通卷八十四

<子部,儒家类,格物通>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八十五    明 湛若水 撰

  漕运

汉文帝时,贾谊上疏曰:「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道为奉地,镪道数千,不轻致输。郡或乃越诸侯而遂调,均发征至无状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逺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逺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者不苦其繇,繇者不伤其费,故逺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不轻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臣若水通曰:此汉贾谊上文帝之疏也。长安即闗中也。夫闗中,汉之所都也。汉都闗中,则固资淮南以为奉地矣。然自淮至闗中,数千里甚逺,地之输将,类皆费数十钱,始能致一钱之赋。其间或有越诸侯之境而调均发征者,是以所费者多,而所致者少,至无谓也。夫古天子诸侯地,不过千里百里,都其中土,四面输将,其道里天子止五百里,诸侯止五十里尔。至秦并天下,都闗中,去海有数千里之逺,其输将由边海而至都,又数十钱之费,乃致一钱矣。然则人君不可不以节财用为先务也。臣故揭之以为后世规焉。

汉武帝元光六年春,大司农郑当时言:“穿渭为渠,下至河,漕闗东粟,径易,又可以漑渠下民田万余顷。”春,诏发卒数万人穿渠,如当时防,三嵗而通,人以为便。

臣若水通曰:郑当时穿渠之利有二焉,一则可以通漕粟,一则可以利漑田,暂劳而永逸。论者至今称之。盖由当时讲求水利,毋邀近功,无惜小费,毅然任之而不疑。然非武帝之明决,未必不沮之于群议,废之于虑始也。然则啓之者,当时之功用之者,武帝之明。是宜并书之。

汉明帝永平十三年夏,汴渠成,河汴分流,复其旧迹。臣若水通曰:“军国之储,屯种为上,漕运次之,飞挽为下,海运则不得已而用之也。盖费力渐多,则渐为下防尔。”史称明帝时,河汴决坏,久而不修,至是遣王景发卒修汴渠隄十余里。隄旣成,则河东北入海,而汴东南入泗,兖豫之民得以安居,而运道通矣。明帝之为国计,也不亦善哉!

汉后主建兴十二年二月,丞相诸葛亮劝农讲武,作木牛流马运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息兵休士,三年而后用之。

臣若水通曰:「蜀地出褒斜,不通舟楫,转运甚艰,故亮为木牛流马之法。今其制不可考,而蜀道﨑岖,飞挽咸集,要非寻常智谋所可办者。非振古之竒才,其孰能神其术如是哉!」

晋惠帝永宁元年四月,成都王颖表称:「大司马前在阳翟与贼相持,旣久,百姓困敝,乞运河北邸阁米十五万斛,以振阳翟饥民。」

臣若水通曰:「国之储积,为军国计也。颖表运河北邸阁之粟十五万,以振阳翟饥民者,何哉?盖军国之所以存亡胜败,以其有民也。故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而况军国之需乎?颖之计,可谓有深长之虑矣。后之人君,为琼林、大盈之积,或乃多聚内帑,以为私财,而不恤民饥者,亦何心哉!」

晋惠帝永兴元年正月,罗尚遣别驾李兴诣镇南将军刘▯求粮。▯纲纪以运道阻逺,且荆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与尚。▯曰:“天下一家,彼此无异,吾今给之,则无西顾之忧矣。”遂以三万斛给之。又遣治中何松领兵屯巴东,为尚后继。时流民在荆州者十余万户,羁旅贫乏,多为盗贼。▯大给其田及种粮。

臣若水通曰:纲纪,▯之幕官也。夫天下如人之一身,四肢百骸,气相通贯,则为康强,否则病且死矣。世之为人臣者,多以分职自

译臣湛若水说:“这是我朝关于国马的制度。国家的大事,没有比军事更重要的;军事的急务,没有比马匹更紧迫的。所以我朝对于军马的管理,尤其详尽。其地域分属南北,各自根据便利条件以茶交换马匹,又有相应的法规。从内地到边外,周全细致,详尽完备,这就是马匹使用之所以没有缺乏断绝的原因。然而如今马匹的繁殖生长,不知道能否像建国初期那样兴盛?主管此事的官员,不知道能否像从前那样得人?修复废弃、振兴弊政,全在于圣明的君主一心一意罢了。”

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说:“天子定都长安,却以淮南以东地区作为供给之地,路途数千,物资运输并不轻便。有的郡甚至跨越诸侯国境去调拨均摊赋税,征发劳役到了毫无道理的地步。古时候天子疆域方圆千里,在中央建都,运输赋税和征发劳役,最远的不过五百里就能到达。公侯的封地方圆百里,在中央建都,运输赋税和征发劳役最远的不过五十里就能到达。运输的人不苦于劳役,服役的人不耗费资财,所以远方的人安定。等到秦朝不能分封寸土给他人,想要全部据为己有,运输赋税从海边开始,一钱的赋税,要耗费数十钱的资财,因为路途遥远而不轻便。皇上所得到的很少,百姓所遭受的痛苦却很多。”

臣湛若水说:“这是汉朝贾谊给文帝上的奏疏。长安就是关中地区。关中,是汉朝的都城。汉朝定都关中,那么本来就要依靠淮南作为供给之地。然而从淮南到关中,数千里非常遥远,土地的赋税运输,大都要耗费数十钱的资财,才能运到一钱的赋税。其间有的甚至跨越诸侯国境去调拨均摊征发,因此所耗费的多,而运到的少,真是毫无意义。古时候天子、诸侯的封地,不超过千里、百里,在中央建都,四面运输赋税,路途天子最多五百里,诸侯最多五十里罢了。到了秦朝统一天下,定都关中,距离海边有数千里之远,其运输赋税从边海运到都城,又要耗费数十钱的资财,才能运到一钱。那么君主不能不把节约财用作为首要任务。我所以揭示它,作为后世的借鉴。”

汉武帝元光六年春天,大司农郑当时说:“开凿渭水为渠道,向下通到黄河,漕运关东的粮食,道路便捷,又可以灌溉渠道下游的民田万余顷。”春天,下诏征发数万名士卒开凿渠道,按照郑当时的规划,三年后开通,人们认为很方便。

臣湛若水说:“郑当时开凿渠道的好处有两点,一是可以通漕运粮食,二是可以便利灌溉农田,暂时劳累而永远安逸。评论者至今称赞他。大概是因为郑当时讲求水利,不追求眼前的功效,不吝惜小的费用,毅然承担而不怀疑。然而如果不是武帝的英明决断,未必不被群臣的议论所阻挠,在考虑开始时就被废弃。那么开创它的是郑当时的功绩,运用它的是武帝的英明。这应当一并记载。”

汉明帝永平十三年夏天,汴渠修成,黄河与汴水分流,恢复了旧日的河道。臣湛若水说:“军国储备,屯田耕种为上策,漕运次之,陆路转运为下策,海运则是不得已而使用的方法。大概是因为费力逐渐增多,就逐渐成为下策罢了。”史书记载明帝时,黄河与汴水决口毁坏,很久没有修缮,到这时派遣王景征发士卒修筑汴渠堤坝十余里。堤坝建成后,黄河向东北流入海,而汴水向东南流入泗水,兖州、豫州的百姓得以安居,而运输道路也通畅了。明帝为国家谋划,不也很好吗!

汉后主建兴十二年二月,丞相诸葛亮鼓励农耕、讲求武备,制作木牛流马运输粮食,聚集在斜谷口,修治斜谷邸阁,休兵息士,三年后才使用。

臣湛若水说:“蜀地出褒斜道,不通舟船,转运非常艰难,所以诸葛亮制定了木牛流马的方法。如今它的制度不可考证,而蜀道崎岖,陆路转运都聚集于此,这绝不是寻常智谋所能办到的。如果不是自古以来的奇才,谁能使他的技艺如此神奇呢!”

晋惠帝永宁元年四月,成都王司马颖上表说:“大司马以前在阳翟与贼军相持,时间已久,百姓困苦疲敝,请求运输河北邸阁的米十五万斛,来救济阳翟的饥民。”

臣湛若水说:“国家的储备,是为了军国计画的。司马颖上表运输河北邸阁的粮食十五万斛,来救济阳翟饥民,为什么呢?大概军国之所以存亡胜败,是因为有百姓啊。所以说:‘百姓最重要,国家社稷次之,君主最轻’,何况军国的需要呢?司马颖的计画,可以说有深远的考虑了。后来的君主,为了琼林、大盈库的积蓄,或者多聚内库,作为私财,而不体恤百姓饥饿,又是什么心思呢!”

晋惠帝永兴元年正月,罗尚派遣别驾李兴到镇南将军刘弘处请求粮食。刘弘的幕僚因为运输道路阻隔遥远,而且荆州自己空虚匮乏,想用零陵米五千斛给罗尚。刘弘说:“天下一家,彼此没有区别,我现在给他,就没有西顾之忧了。”于是给了三万斛。又派遣治中何松领兵屯驻巴东,作为罗尚的后继支援。当时流民在荆州的有十余万户,寄居他乡贫困匮乏,大多成为盗贼。刘弘大量给予他们田地及种子粮食。

臣湛若水说:“纲纪,是刘弘的幕僚。天下就像人的身体,四肢百骸,气息相通贯注,就健康强壮,否则就会生病甚至死亡。世上的做臣子的,大多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