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六十一 明 湛若水 撰
大明，儒风复振，恐须革正以賛鸿猷。今请国子馆并依《六典》，其太学馆量许取常参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四门馆亦量许取无资廕、有才业人充。如有资廕不补学生应举者，请礼部不在收试限。其新补人有冒廕者，请牒送法司科罪。縁今年举期已近，伏请去上都五百里内，特许非时收补。其五百里外，且任乡贡至来年春一时收补。其厨粮度支先给二百七十四人，今请凖新补人数量加支给。谨具如前，伏听处分。臣若水通曰：唐初制国子监应有三馆，一曰国子馆，二曰太学馆，三曰四门馆，各以资廕子孙，视其父祖爵秩补充学生。及韩愈时，公卿子弟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处上庠，是盖不得不为革正者矣。故愈请于国子馆则依《六典》之制，于太学馆量许常叅官八品已上子弟充之，于四门馆量许有才业者充之。夫国公以下八品以上子孙皆得入学，则凡在官者世无不教矣。夫资廕不补学生者，礼部不试；冒廕者，法司科罪，则凡资廕者罔不游学矣。夫工商凡冗屛放不齿，人有才业始得侍教，则凡在学者罔非贤才矣。是何也？太学者，所以明圣道、振儒风而归之正焉者也。茍不沙汰其非人，振举其善类，乌用是学为哉？后之立学设教者，尚考于兹乎？
译唐高宗永徽年间，儒学之风再次振兴，恐怕需要改革整顿以辅佐宏大的国策。现在请求国子馆完全依照《大唐六典》的规定执行；太学馆酌情允许录取常参官中八品及以上官员的子弟充任学生；四门馆也酌情允许录取没有资历荫庇、但有才学的人充任学生。如果有依靠资历荫庇却不补为学生、应当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请求礼部不再将其纳入录取考试的范围。那些新补录的学生中如果有冒用荫庇资格的，请求发公文送交司法部门定罪处罚。因为今年的科举期限已经临近，恳请在上都五百里以内，特别允许不拘常规时间进行招收补录。五百里以外的地区，暂且让地方推荐贡生，等到明年春天统一招收补录。厨房粮食和度支费用原先供给二百七十四人，现在请求按照新补录的人数相应增加供给。以上事项详细陈述如上，恭候处分。臣若水通说：唐初制度规定国子监应当设有三馆，一是国子馆，二是太学馆，三是四门馆，各自根据资历荫庇的子孙，依据其父祖的爵位官阶来补充学生。到了韩愈的时代，公卿子弟以在太学求学为耻，工商等平庸之人，有时却身处最高学府，这确实是不得不进行改革整顿的原因了。所以韩愈请求国子馆依照《六典》的制度，太学馆酌情允许常参官八品及以上官员的子弟充任，四门馆酌情允许有才学的人充任。国公以下、八品以上官员的子孙都能入学，那么所有在任官员的后代就没有不接受教育的了。那些依靠资历荫庇却不补为学生的人，礼部不予考试；冒用荫庇的人，司法部门定罪处罚，那么所有依靠资历荫庇的人就没有不游学的了。工商等平庸之人被排斥不予录用，只有有才学的人才能接受教育，那么所有在学的人就没有不是贤才的了。这是为什么呢？太学，是用来阐明圣人之道、振兴儒学之风并使其归于正途的地方。如果不淘汰那些不适宜的人，提拔那些善良优秀的人，哪里还需要这所学校呢？后世设立学校、施行教化的人，还值得参考这一点吗？
韩愈曰：「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养国老，教胄子。」《祭统》曰：「天子设四学，盖其制也。」《易传·太初篇》曰：「天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夕入西学，暮入北学。」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礼·保傅篇》曰：「帝入东学以贵仁，入南学以贵德，入西学以贵义，入北学以尊爵。」贾生述之，以明天子之教焉。故曰：「为大教之宫，而四学具焉。」参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极，其建置之道，▯也。后魏大和中，立学于四门，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于国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学，又省至三人。员位弥简，其官尤难，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门学之制，掌国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孙之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为俊士者，使执其业而居其次，就师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职，佐愽士以掌鼓箧、榎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经力学者，必于嵗之抄升于礼部，听简试焉。课生徒之进退，必酌于中道，非愽雅庄敬之流，固不得临于是。
臣若水通曰：虞、夏、商、周四代之学，所以养士也。周人之四郊，魏之四门，隋▯于国子，唐合于太学。虽或制因时异，然慎选以充而为养士者，则一而已。然造之者有其地，而师之者有其人，固虞、夏、商、周之遗意也。然考其养士之功，而终有愧于古者，何也？盖地有所造，而仪文或狃于习；师有所启，而大原或未之先。此所以道德之风日薄，而功利之习日炽也。其可望士之成哉？呜呼！古之为学也，将以养才；今之为学也，将以壊才。其所以养之之本异矣。虽然，人君者，士之表也；朝廷者，学校之则也；正心者，养士之本也。诚能躬以率之，而本无不端。由是而择师焉，则师道立矣；由师以作士焉，则善人多矣。朝廷有不正，而天下有不治哉？孟子曰：「君正莫不正。」臣敢献以为圣明养士之本焉。
韩愈潮州请置学校牒曰：「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此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耳未尝闻鹿鸣之歌。忠孝之行不劝，亦县之耻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户万有余，岂无庶几者乎？刺史、县令不躬为之师，里闾后生无所从学。尔赵德秀才，沈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请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刺史出已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臣若水通曰：「学校者，教化之本也。是故先王务焉。韩愈守潮，举赵德以为州学师，出俸收息以为学徒馔，其亦本德礼以敦学校者矣。夫德者何？吾心之天理，若忠孝之类是也。夫礼者何？天理之仪文，若乡饮、鹿鸣之类是也。唐制取士于学也，非不举乡饮酒礼，工歌鹿鸣以示礼也，亦非不劝以忠孝之行以崇德也。特进士以杂文，明经以括帖，而不知德礼为身心之实，学士无心德之学，学无给养之资，故也。噫！韩愈以一州刺史尔，尚以德礼教人，而使之知为学之本，以厨馔养人，而使之得为学之资，况居君师之位而为教化之主，可不加之意哉！」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视学，诏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像，自为賛，书于孔顔座端，令文臣分撰余賛，屡临幸焉。尝谓侍臣曰：“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于是臣庶始贵文学。
臣若水通曰：「圣贤之学，本乎心，故千万世之上，千万世之下，同此心，同此理也。五代之乱，人心若死，天理或几乎灭矣。宋祖为之视学，令武臣读书，一时犹为之兴起，贵文学，人心天理不可泯也。况本之以道德，躬行其感化，又当何如也？他日濂、洛、关、闽道学大盛，其亦宋祖之所培养欤？」
宋仁宗庆厯四年三月，诏天下州县立学，行科举新法。时范仲淹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
译韩愈说：“周朝人在四郊设立虞庠，用来奉养老臣，教育贵族子弟。”《祭统》说：“天子设立四学，大概就是这个制度。”《易传·太初篇》说：“天子早晨进入东学，白天进入南学，傍晚进入西学，日暮进入北学。”蔡邕引用这些记载，用来确定明堂的位置。《大戴礼记·保傅篇》说：“天子进入东学以崇尚仁爱，进入南学以崇尚德行，进入西学以崇尚道义，进入北学以尊崇爵位。”贾谊阐述这些，用来阐明天子的教化。所以说：“设立施行大教的宫室，而四学就完备了。”参照明堂的政制，推究大教的极致，其建立设置的道理，是圆融完备的。后魏大和年间，在四门设立学校，设置助教二十人。隋朝开始在国子监设立，而减少设置五人。本朝开始合并到太学，又精简到三人。员额职位越来越简省，其官职尤其难当，不是儒学通达的人不被录用。四门学的制度，掌管国家的上士、中士、下士，共三个等级；侯、伯、子、男，共四个等级。他们的子孙作为贵族子弟的，以及庶士、庶人的子弟作为俊士的，让他们从事学业并居住在相应的次序中，向师儒官员请教并考核端正。助教的职责，是辅佐博士掌管击鼓、戒尺等政令，分配人员来教育他们。其中有通晓经书且勤奋学习的，一定在年终时由礼部选拔，听候简试。考核学生的进退，一定要斟酌合乎中道，不是博学高雅、庄重恭敬的人，本来就不能担任这个职务。
臣若水通说：虞、夏、商、周四代的教育，是用来培养士人的。周朝人的四郊，后魏的四门，隋朝在国子监设立，唐朝合并到太学。虽然制度因时而异，但慎重选拔人员来充实并培养士人，这一点是相同的。然而造就士人的有地方，而教导士人的有人才，这本来就是虞、夏、商、周遗留下来的意旨。但是考察培养士人的功效，最终却对古人感到惭愧，为什么呢？大概是地方有所造就，而礼仪文饰或许拘泥于习惯；老师有所启发，而根本源头或许没有先确立。这就是道德风尚日益淡薄，而功利习气日益炽盛的原因。这样怎么能期望士人成才呢？唉！古人办学，是为了培养人才；今人办学，是为了败坏人才。他们培养人才的根本已经不同了。虽然如此，君主是士人的表率；朝廷是学校的准则；端正内心是培养士人的根本。如果君主能亲身做表率，那么根本就没有不端正的。由此来选择老师，那么师道就确立了；通过老师来造就士人，那么善人就多了。朝廷有不端正的，而天下有不治理的吗？孟子说：“君主端正，没有不端正的。”臣斗胆进献这作为圣明君主培养士人的根本。
韩愈在潮州请求设立学校的公文说：“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整顿，百姓只是免于犯罪却没有羞耻心；不如以德礼为先，而用政刑作为辅助。’想要运用德礼，没有不通过学校师生关系的。这个州学校荒废已久，进士、明经在百十年间，没听说有学业完成贡举到朝廷、在官府考试的人。官吏百姓眼睛没看过乡饮酒的礼仪，耳朵没听过《鹿鸣》的歌诗。忠孝的行为不被劝勉，这也是县的耻辱。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一定有忠信的人，现在这个州有一万多户，难道没有差不多的人吗？刺史、县令不亲自做老师，乡里后生无处跟从学习。你赵德秀才，深沉雅致、专心宁静，颇通经书，有文章，能懂得先王的道，论说且排斥异端而尊崇孔子，可以做老师了。请求代理海阳县尉担任衙推官，专门主管州学，以督促学生，兴起和乐平易的风气。刺史拿出自己的俸禄一百千作为本金，收取利息来供给学生的饮食。”臣若水通说：“学校是教化的根本。所以先王致力于此。韩愈在潮州任职，推举赵德作为州学老师，拿出俸禄收取利息作为学生的饮食，他也是以德礼来敦厚学校的人啊。所谓德是什么？是我们心中的天理，像忠孝之类就是。所谓礼是什么？是天理的礼仪文饰，像乡饮、鹿鸣之类就是。唐朝制度从学校选拔士人，不是不举行乡饮酒礼，不是不工巧歌唱《鹿鸣》来显示礼仪，也不是不劝勉忠孝的行为来崇尚德行。只是进士考杂文，明经考帖括，而不知道德礼是身心的实质，学士没有修心养德的学问，学校没有供给资助的费用，所以如此。唉！韩愈只是一个州的刺史罢了，尚且以德礼教人，而让他们知道做学问的根本，用饮食养活人，而让他们得到做学问的资财，何况处于君师之位而作为教化的主宰，能不加以注意吗！”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视察学校，下诏增修祠堂房屋，塑造绘制先圣先贤的画像，亲自撰写赞词，书写在孔子、颜回的座位端头，命令文臣分别撰写其余的赞词，多次亲临视察。曾经对侍臣说：“我想让所有武臣读书，知道治理国家的道理。”于是臣民开始崇尚文学。
臣若水通说：“圣贤的学问，根本在于心，所以千万世以前，千万世以后，同样的心，同样的理。五代的混乱，人心如同死寂，天理几乎灭绝了。宋太祖为此视察学校，命令武臣读书，一时之间因此兴起，崇尚文学，人心天理是不可泯灭的。何况以道德为根本，亲身实行感化，又该怎么样呢？后来濂、洛、关、闽的道学大盛，这也是宋太祖所培养的吧？”
宋仁宗庆历四年三月，下诏天下州县设立学校，实行科举新法。当时范仲淹意图复古劝学，多次进言兴办学校，
本行实。诏近臣议，于是宋祁等奏：「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覈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式，则闳愽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帝从之，乃诏天下州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旧尝充试者，百日而止。试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行、亏行、冒名等禁。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
译根本在于名实相符。皇帝下诏让近臣商议，于是宋祁等人上奏说：“教育不源于学校，士人不经过乡里的考察，就无法核实名实。有关部门用声律病犯来约束士人，学者专注于记忆背诵，就不能充分选拔人才。”参考各种说法，选择适合当今的，不如让士人都定居本地并在学校接受教育，然后由州县考察他们的品行，这样求学的人就会自我修持了。先考策问和论说，那么擅长文辞的人就会关注治乱问题了。简化格式程式，那么学识广博的人就能充分发挥了。询问经书大义，那么执着于经书的人就不会只专注于记忆背诵了。皇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是下诏全国州县都设立学校。本道使者选拔部属官员担任教授，如果人员不足，就从乡里中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中选取。士人必须在学满三百天，才允许参加秋试。以前曾经参加过考试的，只需满一百天。在州里考试的，要求互相担保。有隐瞒身份、行为不端、品行亏损、冒名顶替等禁令。考试分三场，先考策问，其次考论说，最后考诗赋，综合考核来决定取舍，而废除帖经、墨义。士人精通经术，愿意回答经书大义的，考十道题。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制庠序学校，教之地也；敬敷在寛，教之则也；宾兴三物，教之成也。仲淹兴学校，本行实，其庶几先王之遗意矣。宋祁察于乡里，学行修饬，尚为不逺；至于文辞驰骋之说兴，则与先王之法背矣。沦胥以至于末世，德业分而道艺离，则所养者果其所用耶？所用者果其所养耶？仰惟我祖宗立教人科举之法，欲今之学者读圣贤之书，存圣贤之心，蕴之为德行，发之为言辞，乃德业合一之道也。使有司即其言辞知其德行，乃取士合一之法也。其所养即所用，所用即所养，而先王举选之法暗寓于其间矣。臣愚守南京国子监之教，曽有二业合一之训，以导诸生，盖以上体祖宗之法而阐明之也。伏望圣明盛德大业与日俱新，又以主张斯文为任，则天下士子知所向风，而先王德行道艺之教复见于今矣。万世幸甚。
宋仁宗庆厯四年夏四月，作太学。五月，帝谒孔子。判国子监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言：“汉太学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万人。唐学舍亦千二百间。今取材养士之法盛矣，而国子监才二百楹，制度狭小，不足以容。”诏以锡庆院为太学，置内舍生二百人。讲殿既备，帝谒孔子故事止肃揖，帝特再拜。赐直讲孙复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为湖州教授，训人有法，科条纎悉，备具以身率先，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从之游者常数百人。时方尚词赋，湖学独立经义、治事斋以敦实学。及兴太学，诏下，湖州取其法，着为令式。
臣若水通曰：养士莫善于太学。盖太学列在京师，四方之所仰望，而居业者，师儒贵得其人，科条贵得其道。仁宗隆道尊师，广其学舍，取胡瑗教法而着之，诚可谓知先务者矣。然徒知取立经义、治事斋之法，而未知孔门四科，同志于仁。故德行为本，而言语、文学、政事，乃其因质成就者尔。科条于此似为未精也。是故尧舜三代之学出于一，为人君者盍知务焉。
宋哲宗元祐元年五月，命程頥等修定学制。頥大槩以为学校礼义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殊非教养之道。请改试为课，有所未至，则学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贤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镌解额，以去利诱。省繁文，以专委任。励行检，以厚风教。及置待宾吏，师斋立观光法。如是者亦数十条。
臣若水通曰：「学校教养之道，贵纯乎一一者道也。程頥所修学制，大义数十，纯乎精金。如易考试以禁胜心，置尊贤以延道德，镌解额以去利诱，省繁文以专委任，励行检以厚风教，立观光以来游学，无非约之于道揆也。此法一行，则教化洽，先王德行道艺之风可复矣。惜乎丑正者众，而党人之祸起，遂使程頥之志徒托诸空言尔。」
宋高宗绍兴十三年十二月，上谓宰执曰：“人才须素养。太宗置三馆，养天下之士；至仁庙，人才辈出，为用。今日若不兴学校，将来安得人才用耶？”
臣若水通曰：养才将以致用也。养与用出于一，则贤才出而天下治矣。故大养则大用，小养则小用，顾所以养之者何如尔？故有道德之师以养其敬，有揖让进退以养其身体，有歌咏采色以养其耳目，有礼乐以养其性情，有讲习以养其业，有道义以养其心志。则才德成而贤俊不可胜用矣。高宗复太宗三馆之制，不可谓无志者，惜乎知养之之效而不知养之之方也。
宋理宗淳祐元年春正月，诏加周敦頥、张载、程颢、程頥封爵，与朱熹并从祀孔子庙廷，黜王安石从祀。诏曰：“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頥、张载、程颢、程頥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絶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奬之意。”寻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加封敦頥汝
译臣若水通说：先王设立庠序学校，是教育的地方；恭敬地广泛施行宽厚之道，是教育的准则；通过宾兴礼选拔三物（六德、六行、六艺），是教育的成果。范仲淹兴办学校，根本在于实行务实，这大概符合先王遗留的意旨了。宋祁在乡里考察，学问品行修养严谨，尚且不算太远；至于文辞驰骋之说兴起，那就与先王的法则相违背了。相沿败坏以至于末世，道德功业分离而道术技艺背离，那么所培养的人真的是所任用的人吗？所任用的人真的是所培养的人吗？仰望我们祖宗确立教育人才和科举的法度，想要让现在的学者阅读圣贤的书，存留圣贤的心，蕴藏为德行，表现为言辞，这才是德业合一的道理。让有关部门通过他们的言辞了解他们的德行，这是取士合一的方法。所培养的就是所任用的，所任用的就是所培养的，而先王选拔举荐的法度就暗含其中了。臣愚昧地坚守南京国子监的教育，曾经有“二业合一”的训导，用来引导诸生，大概是为了向上体察祖宗的法度并加以阐明。伏望圣明盛大的德行功业与日俱新，又以主持振兴文治为己任，那么天下士子就知道风向所向，而先王德行道艺的教育就能在今天重现了。万世幸运。
宋仁宗庆历四年夏四月，建立太学。五月，皇帝拜谒孔子。判国子监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人说：“汉代太学有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室，学生三万人。唐代学舍也有一千二百间。现在选拔人才培养士人的法度很兴盛，而国子监才二百楹，规模狭小，不足以容纳。”下诏将锡庆院改为太学，设置内舍生二百人。讲殿建成之后，皇帝拜谒孔子的旧例只是肃立作揖，皇帝特地再次拜礼。赐给直讲孙复五品官服。起初，海陵人胡瑗担任湖州教授，训导人有方法，科条细致详尽，具备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即使盛夏酷暑也必须穿着公服坐在堂上，严正师生之礼，看待诸生如同自己的子弟，诸生也信任喜爱他如同父兄。跟随他游学的人常常有数百人。当时正崇尚词赋，湖州学独立设立经义、治事斋来敦务实学。等到兴办太学，诏书下达，湖州采用他的方法，著为法令格式。
臣若水通说：培养士人没有比太学更好的了。因为太学设立在京师，是四方仰望的地方，而居处学业，老师儒者贵在得到合适的人，科条贵在得到合适的方法。仁宗尊崇道义尊敬老师，扩大学舍，采用胡瑗的教法而著为法令，确实可以称为知道首要事务的人了。然而只知道采用设立经义、治事斋的方法，却不知道孔子门下四科，志同道合于仁。所以德行为根本，而言语、文学、政事，是因资质而成就的罢了。科条在这方面似乎不够精当。因此尧舜三代的学问出于一体，作为君主何不知道首要事务呢。
宋哲宗元祐元年五月，命令程颐等修定学制。程颐大概认为学校是礼义相先的地方，而每月让他们竞争，实在不是教养之道。请求将考试改为考核，有所不到位的，就由学官召来教导，不再考定高下。设置尊贤堂，用来延请天下有道德的士人。削减解额，以去除利诱。省去繁文缛节，以专任委任。激励行为检点，以厚植风教。以及设置待宾吏，师斋设立观光法。像这样的也有数十条。
臣若水通说：“学校教养之道，贵在纯粹于一，一就是道。程颐所修的学制，大义数十条，纯粹如精金。如用考核代替考试以禁止争胜之心，设置尊贤堂以延请道德之士，削减解额以去除利诱，省去繁文以专任委任，激励行检以厚植风教，设立观光法以招徕游学之士，无非是约束于道的准则。此法一旦实行，那么教化就会融洽，先王德行道艺的风气就可以恢复了。可惜丑化正道的人众多，而党人的祸患兴起，于是使得程颐的志向只能寄托于空言罢了。”
宋高宗绍兴十三年十二月，皇上对宰相执政说：“人才必须平时培养。太宗设置三馆，培养天下之士；到了仁宗朝，人才辈出，得以任用。今天如果不兴办学校，将来怎么能得到人才任用呢？”
臣若水通说：培养人才是为了得以任用。培养与任用出于一体，那么贤才就会涌现而天下就治理好了。所以大培养就有大任用，小培养就有小任用，看用来培养的方法如何罢了？所以有道德的老师来培养他们的恭敬，有揖让进退来培养他们的身体，有歌咏采色来培养他们的耳目，有礼乐来培养他们的性情，有讲习来培养他们的学业，有道义来培养他们的心志。那么才德成就而贤俊不可胜用。高宗恢复太宗三馆的制度，不能说没有志向，可惜只知道培养的效果而不知道培养的方法。
宋理宗淳祐元年春正月，下诏加封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爵位，与朱熹一起从祀孔子庙廷，罢黜王安石从祀。诏书说：“孔子的道，自孟子后不得其传，到了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入探究圣域，千年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到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得《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之书的本末洞彻，孔子的道更加大明于世。朕每次观看五位大臣的论著，启发开导很多，现在视察学校有日期了，命令学官将他们列入从祀，以示崇奖之意。”不久因为王安石说“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万世罪人，怎么适宜从祀孔子？罢黜他。过了两天，加封敦颐汝
南伯，载郿伯，颢河南伯，頥伊阳伯。臣若水通曰：“祀者，先王所以崇德而报功也。五臣论著有继往开来之功，从祀孔子庙庭，宜也。若夫安石者，万世罪人，而配祀焉，是以德报报恶，功报报罪也。天翻地覆，亘古一见者矣。数十年人不知有，人心至是一陟一黜而人心始不死矣。”
译南伯，载郿伯，颢河南伯，颐伊阳伯。臣若水通说：“祭祀，是先王用来推崇德行和报答功绩的。五位臣子论著具有继往开来的功绩，配享孔子庙庭，是适宜的。至于王安石，是万世的罪人，却让他配享祭祀，这是用德行来报答恶行，用功绩来报答罪过。天翻地覆，自古以来才见到一次。几十年来人们不知道有（这样的不公），人心至此，通过一次升黜才没有死绝。”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闰月初，置国子监，以耶律有尚为祭酒。初，太宗设总教国子之官，逮至元初，乃以许衡为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学者才十余人。衡既去，教益废，而学舍未建，师生寓居民舍。国子司业耶律有尚屡以为言，始立国子监，设监官，增广弟子员，遂以有尚为祭酒。
臣若水通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可行也。元自有许衡，而孔子之道益尊，非所谓可行者耶？及衡为祭酒，弟子稍进，有尚继之，立监设官，増士而斯文一新，非忠信笃敬，斯人一心者哉？夫以元代之主，犹能兴起于一时，矧昭代一洗元习，大复三代之人心，人才之盛，固有超越前世者矣。
元武宗至大四年，仁宗立，增国子生为三百人。初，帝命李孟领国子学，谕之曰：“国学人材所自出，卿宜课诸生，勉其德业。”至是，又谕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国学，如不忽木等，皆防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亲定国子生为三百人，仍增倍堂生二十人，通一经者以次补伴读，着为式。”既而孟等言：“方今进用儒者，而老成日已凋谢，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请擢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俾学者有所激劝。”帝从之，诏自今勿限资级，果材而贤，虽白身亦任用之。
臣若水通曰：元仁宗之于国学，其亦知所用心矣。勉之德业，庶乎养以道艺；擢自白身，庶乎立贤无方；而广其员，名庶乎旁招俊彦矣。至于定为三百，犹未免失之不广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羣彦髦而居之，择师儒而教之，人才辈出，拔自草茅者屡屡。是时，野无遗贤，官无滞才，盖有以比隆三代，而于有元不必言矣。列圣相承，亦惟率遵是道，无拘拘于资级之间，则真才出而治益隆矣。
宋儒周敦頥《通书》曰：「古者圣王制礼乐，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太和，万物咸若。」
臣若水通曰：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九畴者，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纪，五皇极，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征，九福极也。礼乐教化，所以立人道而理民物之具也。故圣人之治天下，礼以理之，乐以和之，教以道之，化以变之。此三纲以正，九畴以叙，而人道立矣。和气薰蒸，由是尽人之性，而百姓有时雍之化；尽物之性，而品彚有遂生之休矣。礼乐教化之功用，至于如此。后世不此之务，而乃一任刑法，以为把持之计，是以法日以密，而诈日以滋。无怪乎治不古若也欤？
程颢劄子有云：「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宋兴百余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尽美。士人微谦退之节，乡闾无防耻之行。刑虽繁而奸不止，官虽冗而材不足者，此盖学校之不修，师儒之不尊，无以风劝养励之使然尔。」
臣若水通曰：「贤才者，治化之所由出也。故曰：『为政在人』。然贤才之成，必得师儒有以风化之尔。故贤才固为政之本，而学校又贤才之本也。」程颢此书具在《遗书》，真王道之要务也。惟圣明取而览之，而见之躬行，则不嵗月而风动矣。其念之哉！
程頥曰：「古者八嵗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择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复之田亩盖士农不易业既入学则不治农然后士农判。在学之养若士大夫之子则不虑无养虽庶人之子，既入学则亦必有养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学至四十方仕，中间自有二十五年学又无利可趋则所志可知，须去趋善，便自此成德。后之人自童稚间已有汲汲趋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后志定，只营衣食却无害。惟利禄之诱最害人。」臣若水通曰：「先王之礼所以定分也。分定而志立，志立而义明，所谓君子喻于义也。若夫分不定则志不立，志不立则知惟利之是趋所谓小人喻于利也。是故士农工商各有定业壮仕老休各有定礼礼分不明则童而趋利，仕老而不知止，礼义防耻之不兴者，岂人之性然哉？凡以教之不行也。」
程頥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为急务。人才不足，虽有良法，无与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禀质之不美，患夫师学之不明
译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闰月初，设立国子监，任命耶律有尚为祭酒。起初，太宗皇帝设置了总管国子教育的官员，到了元初，才任命许衡为祭酒，当时侍臣子弟前来求学的仅有十余人。许衡离职后，教育更加荒废，而且校舍尚未建立，师生寄居在百姓家中。国子司业耶律有尚屡次为此进言，这才设立国子监，设置监官，扩充学生名额，于是任命耶律有尚为祭酒。
臣若水通论道：言语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即使在蛮夷之地也能行得通。元朝自从有了许衡，孔子的道统更加尊崇，这不正是所说的行得通吗？等到许衡担任祭酒，学生稍有进步，耶律有尚继承他的事业，设立国子监并设置官员，增加士人数量，使得文风焕然一新，这难道不是忠诚守信、笃实恭敬，且能凝聚人心的人吗？凭借元代的君主，尚且能在当时兴起文教，何况是圣明的朝代彻底洗去元朝的陋习，大力恢复三代的人心，人才之兴盛，自然有超越前代的地方了。
元武宗至大四年，仁宗即位，将国子生增加到三百人。起初，皇帝命令李孟统领国子学，告诫他说：“国学是人才产生的地方，你应当督促各位学生，勉励他们修习道德学业。”到这时，又告诫省臣说：“过去世祖重视国学，像不忽木等人，都仿效古人来教育他们以成就人才。我现在亲自确定国子生为三百人，仍然增加倍堂生二十人，通晓一经的人依次补任伴读，定为制度。”不久，李孟等人进言：“现在进用儒者，而老成之士日渐凋零，四方儒士中有成才的，请求提拔他们担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的职务，使学者有所激励劝勉。”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下诏从今以后不限资历等级，如果确实有才能且贤良，即使是平民身份也任用他们。
臣若水通论道：元仁宗对于国学，可以说是知道用心了。勉励他们修习道德学业，大概是为了用道艺来培养他们；提拔平民出身的人，大概是为了体现举贤不择途径；而扩充学生名额，大概是为了广泛招揽俊才。至于将人数定为三百，还是不免失之不够宽广。回想我太祖高皇帝，聚集众多英才居住其中，选择良师教导他们，人才辈出，从平民中选拔的屡屡出现。那时，民间没有遗漏的贤才，官府没有滞用的人才，大概足以媲美三代，而对于元朝就不必多说了。历代圣君相继传承，也只是遵循这条道路，不拘泥于资历等级之间，那么真正的人才就会涌现，治理就会更加隆盛了。
宋儒周敦颐《通书》说：“古代的圣王制定礼乐，修明教化，三纲端正，九畴有序，百姓太和，万物顺遂。”
臣若水通论道：三纲是指，君是臣的纲，父是子的纲，夫是妻的纲。九畴是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纪五皇极，六三德，七稽疑，八蕞征，九福极。礼乐教化，是用来确立人道并治理民物的工具。所以圣人治理天下，用礼来条理，用乐来调和，用教来引导，用化来改变。这样三纲得以端正，九畴得以有序，人道就确立了。和气熏蒸，由此穷尽人的本性，百姓就有时雍的教化；穷尽物的本性，万物就有顺利生长的福祉。礼乐教化的功用，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后世不致力于此，却一味依赖刑法，作为控制的手段，因此法律日益严密，而欺诈日益滋生。难怪治理不如古人那样美好啊？
程颢的奏章中有云：“治理天下，以端正风俗、得到贤才为根本。宋朝兴起一百多年，而教化尚未完全纯厚，人情尚未完全美好。士人缺乏谦退的节操，乡里缺乏知耻的行为。刑罚虽然繁多但奸邪不止，官员虽然冗杂但人才不足，这大概是学校不修明，师儒不受尊重，没有用来风劝养励的缘故。”
臣若水通论道：“贤才是治理教化的来源。所以说：‘为政在于得人’。然而贤才的成就，必须依靠师儒来风化他们。所以贤才固然是为政的根本，而学校又是贤才的根本。”程颢这篇奏章收录在《遗书》中，真是王道的重要事务。希望圣明的君主取来阅览，并在自身践行，那么不用年月风气就会变动。请深思啊！
程颐说：“古代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选择那些可以教导的人聚集在一起，不贤的人让他们回到田亩。大概士人和农夫不轻易改变职业，既然入学就不从事农耕，然后士农才区分开来。在学期间的供养，如果是士大夫的儿子，就不必担心没有供养；即使是平民的儿子，既然入学也必定有供养。古代的士人，从十五岁入学到四十岁才做官，中间有二十五年时间学习，又没有利益可图，那么他们的志向就可以知道了，必须趋向善道，便从此成就德行。后来的人从小就有急切追求利益的意思，怎么能向善呢？所以古人一定要让四十岁才做官，然后志向才安定，只谋求衣食却没有害处。只有利禄的诱惑最害人。”臣若水通论道：“先王的礼制是用来确定名分的。名分确定而志向确立，志向确立而道义明了，这就是所说的君子明白道义。如果名分不确定，那么志向就不确立，志向不确立就知道只追求利益，这就是所说的小人明白利益。因此士农工商各有固定的职业，壮年做官老年退休各有固定的礼制，礼制名分不明确，那么从小就会追求利益，做官和老年都不知道停止，礼义知耻不能兴起，难道是人的本性如此吗？都是因为教化没有实行啊。”
程颐说：“善于谈论治理的人，一定以成就人才为急务。人才不足，即使有好的法令，也没有人来执行。想要成就人才，不担心他们的资质不美好，担心的是师教不明
臣若水通曰：古者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盖以师道委乐正，使成就人才，为国家利器也。后世不求明师，故无善学，徒具虚器尔。虽然，在天子亦必有师焉。故记曰：「三王四代，唯其师。」臣以为今日圣明，亦宜法古，以隆师而必惟其人可也。
南轩张栻曰：「三代之学，至周而大备。自天子之国都，以及于乡党，莫不有学。使之朝夕优游于弦诵咏歌之中，而服习乎进退揖逊之节，则又申之以孝弟之义，为之冠昏丧祭之法，春秋释菜，与夫乡饮酒养老之礼。固有耳目手足肌肤之防，筋骸之束，无不由于学。在上则司徒总其事，乐正崇其教；下而乡党，亦莫不有师。其教养之也密，故其成材也易。士生斯时，藏修游息于其间，诵言而知味，玩其文而防其理，德业之进，日引月长，自宜然也。于是自乡论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论之而升之国庠，大乐正则察其成，以告于王，定其论而官之。其官之也，因其才之大小，盖有一居其官至于终身不易者。士修其身而已，非有求于君也，身修而君举之尔。夫然故礼义兴行，人材众多，风俗醇厚，至于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而王道成矣。」
臣若水通曰：「于此见张栻之学识，其大者自国都以至乡学备矣。首之以弦诵咏歌，合乎帝舜命防之意矣。世之不知以为缓者，不亦异乎？习之以揖让、释菜、冠昏、丧祭、养老之礼，使耳目手足筋骸皆有所养，则礼足以立而德业成矣。自乡论升之司徒，升之国庠，告于王而官之，礼义兴，风俗厚，而王道成矣。先王教人、用人之法尽之矣。伏惟圣明，本于躬行之余举而修之，三代之治不难致也。」
张栻作《岳麓书院记》，其畧曰：刘侯之为是举也，岂将使子羣居族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达，故有赖于圣贤者出而开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学为先务。臣若水通曰：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人伦者，道也。学所以为传道计也。《记》曰：率性之谓道。道也者，性也。学之以率性，明道以达之，民民之恒性复而克绥厥猷，治之极也。呜呼！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今之民之道之性，犹古也。今之为师者之道之性，犹古也。夫何后世倚席不讲，相视怠散，固无足道。其临雍拜老，亦岂尊师重傅之实乎？伏惟皇上鉴之。
元儒鲁斋许衡曰：「先王设学校，养育人材，以济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严密，而士之进于此者愈巧，以至编摩字様，期于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应此者，亦岂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虽得之，何益于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灵▯其福，可得乎？先王设学校，后世亦设学校，但不知先王何为而设也？上所以教人，人所以为学，皆本于天理。民彞无他教也，无异学也。」
臣若水通曰：「王通云：『周之士也贵，非独士能自贵之也，盖以君臣之间相须之殷，而相遇以礼也。』是故成周之盛，追隆古而上之矣。后世日趋于弊，而世道日降，由上之待士，士之应上，皆以伪而不以实。欲救其弊，在教之二业合一之道而已。所谓合一者，令学者于读书作文之时，主一而无适，如孔子所谓『执事敬』，程颢所谓『作字时甚敬』，即此是学。此德业举业合一之说也。如是则德行道艺兼之矣。后之为君相者，其念之哉！」
格物通卷六十一
<子部,儒家类,格物通>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六十二 明 湛若水 撰
学校五【礼乐政教附一】
国朝戊戌年十二月，辟儒士危祖干、叶仪。既至，祖干持《大学》以进。上命祖干剖析其义。干以为：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上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众服？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
译臣湛若水说：古代乐正推崇四种技艺，确立四种教化，顺应先王的诗、书、礼、乐来培养人才。大概是将师道托付给乐正，让他成就人才，作为国家的利器。后世不寻求明师，所以没有好的学问，只是空有虚名罢了。虽然如此，天子也必定要有老师。所以《礼记》说：“三王四代，只看重他们的老师。”我认为当今圣明君主，也应当效法古人，尊崇老师，并且一定要选择合适的人选。
南轩张栻说：“三代的学校，到周代最为完备。从天子所在的国都，一直到乡里，没有不设立学校的。让学子早晚悠闲地沉浸在弦歌诵读之中，而熟习进退揖让的礼节，又用孝悌的道义来申述强调，为他们制定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规范，春秋两季举行释菜礼，以及乡饮酒礼和养老礼。本来耳目手足肌肤的防护，筋骨的约束，没有不通过学校教育来完成的。在上位者由司徒总管其事，乐正推崇其教化；在下位的乡里，也没有没有老师的。他们的教养非常周密，所以成就人才很容易。士人生在这个时代，在其中藏修游息，诵读言语而知道滋味，玩味文辞而防范道理，道德学业的进步，日积月累，自然是这样的。于是从乡里评议他们的品行而推荐给司徒，司徒又评议而推荐给国家的学校，大乐正考察他们的成就，报告给国王，确定他们的品评而授予官职。授予官职时，根据他们才能的大小，有的甚至终身担任同一官职而不改变。士人只是修养自身罢了，并不是向君主有所求，自身修养好了，君主就举用他们罢了。像这样，所以礼义兴盛推行，人才众多，风俗醇厚，以至于头发花白的老人不在道路上背负头顶重物，王道就成就了。”
臣湛若水说：“从这里可以看出张栻的学识，其宏大之处从国都到乡学都完备了。首先以弦歌诵读，符合帝舜命令夔教导贵族子弟的意思。世上那些不知道这属于缓急得当的人，不也奇怪吗？用揖让、释菜、冠婚、丧祭、养老的礼仪来习练，使耳目手足筋骨都得到涵养，那么礼就足以确立而道德学业就成就了。从乡里评议推荐给司徒，推荐给国家学校，报告给国王而授予官职，礼义兴盛，风俗淳厚，王道就成就了。先王教育人、使用人的方法都尽在其中了。恳请圣明君主，基于亲身实践之余举而修明它，三代的治理不难实现。”
张栻作《岳麓书院记》，其大略说：刘侯做这件事，难道是要让学子们群居聚谈，只为科举利禄打算吗？难道是要让学子们只习练言语文辞的工巧吗？大概是想成就人才，来传承这个道并救济这些百姓。百姓的生性，有其恒常的本性，而不能自己通达，所以有赖于圣贤出现来开导他们。因此二帝三王的政事，没有不把教学作为首要任务的。臣湛若水说：三代的学校，都是为了阐明人伦。人伦就是道。学习是为了传道。《礼记》说：顺着本性就是道。道也就是性。学习是为了顺应本性，阐明道来通达它，百姓的恒常本性恢复而能安守其道，这是治理的极致。唉！这些百姓，是三代之所以能直道而行的原因。现在的百姓的道与性，还和古代一样。现在做老师的道与性，也和古代一样。为什么后世倚靠席位不讲授，互相观望懈怠散漫，本来不值得说。那些临雍拜老的仪式，难道是尊师重道的实质吗？恳请皇上明鉴。
元儒鲁斋许衡说：“先王设立学校，培育人才，以救济天下的需要。等到弊端出现，科举的法度越来越严密，而士人进入这一途径的越来越巧诈，以至于编排字句格式，期望必定考中。上位者不把天下士人当作人才看待，下位者应对这种状况的，难道是仁人君子的用心吗？即使考中了，对实用有什么好处？上下相待，弊端如此。想要让百姓获得福泽，可能吗？先王设立学校，后世也设立学校，只是不知道先王为什么设立学校。上位者用来教育人，人用来做学问，都本于天理。民彝没有其他教化，也没有异端学说。”
臣湛若水说：“王通说：‘周代的士人尊贵，不只是士人自己能自贵，而是因为君臣之间相互需要殷切，而以礼相待。’所以成周的盛世，追慕隆古而向上提升。后世日益趋向弊端，而世道日益下降，因为上位者对待士人，士人应对上位者，都以虚伪而不以真实。想要挽救这种弊端，在于教育使德行与学业合一之道。所谓合一，是让学者在读书作文的时候，专一而不旁骛，如孔子所说的‘做事恭敬’，程颢所说的‘写字时非常恭敬’，这就是学习。这是德行与学业合一的说法。像这样，德行与道艺就兼备了。后世做君主宰相的人，要记住这一点！”
格物通卷六十一
<子部,儒家类,格物通>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六十二 明 湛若水 撰
学校五【礼乐政教附一】
本朝戊戌年十二月，征召儒士危祖干、叶仪。他们到达后，祖干拿着《大学》进献。皇上命令祖干剖析其中的义理。祖干认为：帝王之道，从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必须上下四方均衡齐整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然后才可以谈论治理。皇上说：“圣人之道，是作为万世的法则。我自从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旦有不公平，凭什么让众人信服？用武力平定祸乱，用文治达到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