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五十六
抑浮末【禁淫巧奢侈附】饬百工。屯田【授间田水利附】马政，转运，劝课，禁夺时，省国费【冗官冗兵冗役之类】慎赏赐，蠲租，薄敛，恤穷，赈济。
译抑制浮华末业【禁止淫巧奢侈附】，整顿百工。实行屯田【授予闲田、兴修水利附】，整顿马政，管理转运，劝勉农桑，禁止违农时，节省国家开支【冗官、冗兵、冗役之类】，谨慎赏赐，免除租税，减轻赋敛，体恤穷困，赈济灾民。
臣若水通曰：平天下，何以言格物也？程頥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并进之功也。于平天下焉而至之也，至其应天下之理也。故《大学》平天下章，以絜矩，以好恶，以忠信，以仁义言之，无非吾心应天下之理也。是故公好恶焉，其要矣。其用人焉，则学校也，举措也，课功也，任相也，任将也，六官也。其理财焉，则脩虞衡贡赋也，抑浮末也，饬百工也，屯田水利也，马政也，转运也，劝课也，禁夺时也，省国费也，愼赏赐也，蠲租也，薄敛也，恤穷也，赈济也，皆天下之事理也。人主读是编焉，感通吾心，平天下之理念念而知于斯，存存而行于斯，以有诸己，则格物之功庻乎于平天下而尽之矣。
公好恶
诗》大雅「假乐」，威仪抑抑，徳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羣匹，受福无疆，四方之纲。
臣若水通曰：此诗人愿王者之子孙，其适为天子者，公以任贤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类也。羣匹谓众贤也。言愿王者有威仪声誉之美，秉其好善恶恶，是是非非之公心，无私怨私恶，以任众贤，是能受无穷之福，为四方之纲矣。夫好贤而恶不肖，人之本心也。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必百志惟熈者能之。若夫本心不明，以异同为好恶，则贤者必以忠直而见怨恶。怨恶之私生于中，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矣。故唯仁人能好人，能恶人，无怨恶之私，故能率用羣贤。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用贤致治，而受安富尊荣之福于无穷，而为四方之纲矣。君者，朝廷之纲；朝廷者，天下之纲。纲举而万目张，故天下治矣。夫以四方之纲，无疆之福，人才之盛，由于一念好恶之公，如此可不谨乎？成汤之立贤无方，武王之建官惟贤，位事惟能，宣王之任贤使能，是皆本于好恶之公，而卒获其应者也。伏惟圣明，以古圣贤为法，存公正之心，以为用贤受福之本，则休明之治自臻矣。斯世斯民，何其幸邪！
大雅·泂酌》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岂弟君子，民之父母。
臣若水通曰：此诗召康公戒成王而作也。泂，逺也。行潦，流潦也。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饎，酒食也。岂弟，乐易也。君子，指王也。言逺酌彼行潦之水，挹之于彼，注之于此，而澄渟之，则浊者以清，犹可以烝米而为酒食矣。况此岂弟之君子，能以民心而为己心？凡有所好也，好民之所好，而好以天下；凡有所恶也，恶民之所恶，而恶以天下。则好恶通乎民心，而一毫己私不以与乎其间矣。是以民之仰之戴之者，尊之如父，而有父之尊；亲之如母，而有母之亲。自固结而不可解，自眷恋而不忍离矣。岂不谓民之父母乎？是则民之尊亲之至者，非私之也，以君子好恶之公，有以动之一天理之自然者也。则夫有天下者，乌可横之以私，作好作恶，而不以天下之心为心邪？
春秋昭公十五年秋，晋荀吴帅师伐鲜虞。
臣若水通曰：《左传》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鼓，白狄之别种也。鼓人或请以城叛而降晋，荀吴不肯受。左右曰：「师徒不致勤劳，而可坐得一城，何故不为？」荀吴曰：「我闻诸叔向：好恶无有过差，使民晓然知其好恶之所在，则事无不济也。」或以吾城叛而归敌，吾所甚恶也。今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赏所甚可恶者，则于甚可好者将何处之？若受其叛而不推赏，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吾力所能，则进而取之；力所不能，则退而舍之。量力而行之，不可欲急得城，而近奸邪之人，所丧失滋多矣。乃使鼔人杀其叛人而缮脩守备。臣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好恶之公也。好恶之公，实自正其心始。心正则诚矣，诚则明，明则知千万人之好恶，卽一己之好恶。诚则公，公则以一己之好恶而为千万人之好恶也。荀吴却鼓城之叛，而自其己之好恶推之，庻几近于道乎？惜乎未能扩充之以成王佐之才也欤！
礼记·坊记》：子云：“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
译臣若水通说：平定天下，为什么说要从格物开始呢？程颐说：格，就是至；物，就是理。达到事物的理，就是格物。所谓至，是知行并进的功效。在平定天下这件事上达到至境，就是达到应对天下事理的境界。所以《大学》平天下这一章，用絜矩之道，用好恶之情，用忠信之德，用仁义之理来论述，无非是我心应对天下事理的表现。因此，公正地对待好恶，是其中的关键。在用人方面，则有学校教育、政策举措、考核功绩、任用宰相、任用将领、六官制度。在理财方面，则有修治虞衡贡赋、抑制浮华末业、整顿百工、屯田水利、马政、转运、劝课农桑、禁止违时掠夺、节省国家费用、谨慎赏赐、免除租税、减轻赋敛、体恤穷困、赈济灾荒，这些都是天下的事理。君主阅读这部书，感通我的心，平定天下的理念时时在心中知晓，时时在行动中践行，将这些道理内化于己，那么格物的功夫，大概就在平定天下中穷尽了。
《诗经·大雅·假乐》说：“威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群匹，受福无疆，四方之纲。”
臣若水通说：这是诗人希望王者的子孙，那些适合作为天子的，能够公正地任用贤才。抑抑是严密的样子，秩秩是有常的样子，匹是同类。群匹指众贤。意思是希望王者有威仪声誉之美，秉持好善恶恶、是是非非的公心，没有私怨私恶，以此来任用众贤，这样就能承受无穷的福分，成为四方的纲纪。喜爱贤才而厌恶不肖之人，是人的本心。任用贤才不犹豫，去除奸邪不迟疑，只有志向专一的人才能做到。如果本心不明，以异同作为好恶的标准，那么贤者一定会因为忠直而遭到怨恨厌恶。怨恨厌恶的私心产生于内心，别人有才能就嫉妒，厌恶别人的贤圣而违背他们，使他们不能通达，实在不能容纳，这样就无法保全我的子孙和百姓了。所以只有仁人能够喜爱人，能够厌恶人，没有怨恨厌恶的私心，所以能够率领使用众贤。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任用贤才达到治理，从而承受安富尊荣的福分于无穷，成为四方的纲纪。君主是朝廷的纲纪，朝廷是天下的纲纪。纲纪举起，万目张开，所以天下就治理好了。那作为四方的纲纪，承受无穷的福分，人才兴盛，都源于一念好恶的公正，像这样能不谨慎吗？成汤任用贤才不拘泥于固定方式，武王建立官职只任用贤人，安排事务只任用能人，宣王任用贤才发挥其能，这些都是基于好恶的公正，最终获得了相应的结果。希望圣明的君主，以古代圣贤为法则，保持公正的心，作为任用贤才承受福分的根本，那么休明之治自然就会到来。这个时代和百姓，是多么幸运啊！
《诗经·大雅·泂酌》说：“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和饎。岂弟君子，民之父母。”
臣若水通说：这首诗是召康公告诫成王而作的。泂，是远。行潦，是路上的积水。餴，是蒸米一熟后用水浇淋，再蒸。饎，是酒食。岂弟，是乐易。君子，指君王。意思是远远地舀取路上的积水，从那里舀来，注入这里，澄清沉淀，那么浑浊的水变清了，还可以蒸米做酒食。何况这乐易的君子，能够以民心作为自己的心？凡有所喜爱，就喜爱百姓所喜爱的，并以天下之心去喜爱；凡有所厌恶，就厌恶百姓所厌恶的，并以天下之心去厌恶。那么好恶就与民心相通，一丝一毫的私心都不夹杂其中。因此百姓仰慕拥戴他，尊敬他像父亲一样，有父亲的尊贵；亲近他像母亲一样，有母亲的亲切。自然牢固结合不可解开，自然眷恋不忍离开。这不就是百姓的父母吗？那么百姓对君王的尊敬亲近达到极点，不是因为私情，而是因为君子好恶的公正，触动了天然理则的自然反应。那么拥有天下的人，怎么可以横加私心，任意作好作恶，而不以天下之心作为自己的心呢？
《春秋》昭公十五年秋天，晋国荀吴率领军队讨伐鲜虞。
臣若水通说：《左传》记载晋国荀吴率领军队讨伐鲜虞，包围了鼓国。鼓国，是白狄的别种。鼓国人请求献出城池叛变投降晋国，荀吴不肯接受。左右的人说：“军队不费勤劳，就可以坐得一座城池，为什么不这样做？”荀吴说：“我听叔向说过：好恶没有过错偏差，让百姓清楚地知道好恶所在，那么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有人献城叛变归附敌人，这是我非常厌恶的。现在有人献城来，我独自喜爱什么呢？奖赏我非常厌恶的人，那么对于非常值得喜爱的人将如何处置？如果接受叛变而不推赏，这是失信，怎么保护百姓？我力量所能做到的，就进取夺取；力量做不到的，就退兵放弃。量力而行，不可急于得到城池，而亲近奸邪之人，所丧失的更多了。于是让鼓国人杀死叛变的人并修缮守备。我认为喜爱人而知道他的恶，厌恶人而知道他的美，是好恶的公正。好恶的公正，实际上从端正内心开始。心正就真诚了，真诚就明察，明察就知道千万人的好恶，就是自己一个人的好恶。真诚就公正，公正就以自己一个人的好恶作为千万人的好恶。荀吴拒绝鼓国献城的叛变，而从自己的好恶推演，大概接近于道吧？可惜没能扩充它成为辅佐王业的才能啊！
《礼记·坊记》说：孔子说：“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
臣若水通曰：「书」称「清问下民，谋及庶人，所以广聪明也」。盖天下之道理无穷，而一人之聪明有限，故政教之施，必参酌乎庶人之言，而后尽善尽美也。如是则能合人情而宜土俗，其行之也无弊，其利之也无穷。下民之恱之，眞若天之膏泽之降，施于上矣。茍惟任一己之私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则拂人之性矣。故谓之犯上。旣犯则下乱，膏泽不下于民，而下民不天上之所施矣。岂不背叛而为乱哉？或曰：九重深防，民言何自而达？君亦何自而酌之也？曰：询之左右，询之羣臣，询之庶民，而又命使以观风问俗于天下。民之利病，莫遁其情。君则酌其至公至当者而施之，则民虽未言，君固已逆探其欲言者而播之。虽不中不逺矣。传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惟圣明畱意焉。
缁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
臣若水通曰：「好恶者，不必行劝惩于天下，而天下从违而趋避之者也。盖天下之民，同此心也，同此情也，则亦同此好恶也。上感而下应，盖有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者矣。」
缁衣子曰：「有国家者，章善瘅恶，以示民厚，则民情不二。」诗云：「靖恭尔位，好是正直。」
臣若水通曰：章明也，所谓明明扬侧陋也。瘅病也，所谓维王之卭也。善者明而扬之，为士、为大夫、为公卿，所谓五服五章是也。恶者病而去之，移之郊遂，迸之四夷，所谓除恶务本是也。夫公好恶者，则民化之，亦好其所好，而恶其所恶矣。治天下之要，何以外于此哉？
论语》子曰：「唯仁人能好人，能恶人。」
臣若水通曰：好善而恶恶，天下之同情也。但有一毫私意以杂乎其间，斯有好而不知其恶，恶而不知其美者矣。故好恶得正，唯仁者能之。盖仁者之心，浑然天理，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故因人之善而好之，好非以己而无有作好也；因人之恶而恶之，恶必以物而无有作恶也。何有于亲、爱贱、恶之辟哉？虽然，常人之好恶所系犹小也。若夫人君之情有所好恶，则或为刑赏，或为用舍，或为予夺，或为黜陟，或为生杀。一失其正，将拂人之性，而使天下防其祸，且不免于逮身之菑矣。可不愼欤？
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臣若水通曰：「此孟子于雪宫告齐宣王之言也。因宣王有贤者，亦有此乐之问，故告之以此言。君民一体，上下一心，为人君者，能以民心为己之心，如饱暖安逸，民之乐也，君则见民之乐，犹己之乐，而懽欣之情有所不能已焉。民则曰：「君之乐，吾乐也。」是愉悦之情同我矣，吾胡为而不乐君之愉悦乎？饥寒劳困，民之忧也，君则见民之忧，犹己之忧，而痛悼之情自有所不能已焉。民则曰：「君之忧，吾忧也。」是哀怛之情同我矣，吾胡为而不忧君之哀怛乎？夫乐民乐而民乐之，是以一己之乐为天下之乐，非私乐矣；忧民忧而民忧之，是以一人之忧为天下之忧，非私忧矣。夫得民之情，是得民心也；得民心，是得民也。如是而不王于天下者，宁有是理哉？齐王以雪宫为乐，是乐以一己之私矣。孟子以是告之，所以扩天理，遏人欲，而引之当道，志于仁也，足为万世人君审好恶之法矣。
万章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揜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徃入舜宫，舜在牀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庻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答门人万章之言，以见大舜忧喜好恶纯乎天理之公也。万章以所闻父母与象害舜之事，而舜则见而喜之之情为问，言舜父顽，母嚚，象傲，日以杀舜为事，故使之治粟廪，去其梯而焚之，又使之掘
译臣若水通说：“《尚书》说‘清问下民，谋及庶人，这是为了广开视听、增长智慧’。因为天下的道理无穷无尽，而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政教的施行，一定要参考众人的意见，之后才能尽善尽美。这样就能合乎人情、适应地方习俗，实行起来没有弊端，带来的利益无穷无尽。百姓对此感到喜悦，真的就像天上的甘霖降下，恩泽施于上方一样。如果只凭一己的私好，百姓厌恶的却去厌恶，百姓喜爱的却去喜爱，这就违背了人的本性。所以称之为犯上。既然犯上，下面就会混乱，恩泽不能下达于民，百姓也不会仰慕上天般的施予。难道不会背叛作乱吗？有人问：皇宫深严，百姓的意见从哪里传达？君主又从哪里去斟酌呢？回答说：询问左右近臣，询问群臣，询问百姓，又派遣使者到各地观察风俗民情。百姓的利弊，没有能隐藏其真实情况的。君主斟酌那些最公正恰当的意见来施行，那么百姓虽然没有明说，君主已经预先探知他们想说的并加以推行。即使不完全中肯，也不会相差太远。《传》说：‘如同保护婴儿，诚心诚意地去探求。’希望圣明的君主留意这一点。”
《缁衣》篇说：“下位者侍奉上位者，不听从他的命令，而效法他的行为。上位者喜好某种事物，下位者一定会有更过分的人。所以上位者的喜好和厌恶，不能不谨慎。这是百姓的表率。”
臣若水通说：“喜好和厌恶，不必在天下施行奖劝和惩罚，天下人就会顺从或回避。因为天下的百姓，有着同样的心，同样的情，也就有着同样的喜好和厌恶。上位者感动，下位者响应，大概有不奖赏而百姓受到鼓励，不发怒而百姓感到畏惧的情况。”
《缁衣》篇说：“拥有国家的人，表彰善行，憎恶恶行，向百姓展示宽厚，那么百姓的情意就不会有二心。《诗经》说：‘恭敬地对待你的职位，喜爱正直的人。’”
臣若水通说：“章”是彰显的意思，所谓“明明扬侧陋”就是如此。“瘅”是憎恶的意思，所谓“维王之卭”就是如此。善行要彰显并提拔，使人为士、为大夫、为公卿，这就是所谓五服五章的意思。恶行要憎恶并去除，流放到郊外，驱逐到四方蛮夷之地，这就是所谓除恶务本的意思。如果公正地对待喜好和厌恶，百姓就会感化，也会喜好他所喜好的，厌恶他所厌恶的。治理天下的关键，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
《论语》中孔子说：“只有仁爱的人，能正确地喜爱人，能正确地厌恶人。”
臣若水通说：“喜爱善行而厌恶恶行，是天下人的共同情感。但只要有一丝私意夹杂其中，就会有喜爱却不知其恶，厌恶却不知其美的情况。所以喜好和厌恶能端正，只有仁爱的人能做到。因为仁人的心，浑然充满天理，开阔而大公，事物来了就顺应。所以因为别人的善而喜爱他，喜爱不是因为自己而有所偏爱；因为别人的恶而厌恶他，厌恶是因为事物本身而有所憎恶。哪里会有亲近、喜爱、轻视、厌恶的偏颇呢？虽然如此，常人的喜好和厌恶所牵涉的还比较小。至于君主的情意有所喜好和厌恶，那么可能涉及刑罚奖赏，或任用罢黜，或给予剥夺，或贬降提升，或生杀予夺。一旦失去公正，就会违背人的本性，使天下人防范灾祸，而且难免自身遭受灾殃。能不谨慎吗？
孟子说：“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的人，百姓也会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以百姓的忧愁为忧愁的人，百姓也会以他的忧愁为忧愁。与天下人同乐，与天下人同忧，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的，从来没有过。”臣若水通说：“这是孟子在雪宫对齐宣王说的话。因为齐宣王有贤者，也有关于这种快乐的疑问，所以用这些话告诉他。君民一体，上下一心，作为君主，能以民心为自己的心，比如饱暖安逸，是百姓的快乐，君主看到百姓的快乐，就像自己的快乐一样，欢喜之情自然无法抑制。百姓就说：‘君主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既然愉悦之情与我们相同，我们为什么不乐于君主的愉悦呢？饥寒劳困，是百姓的忧愁，君主看到百姓的忧愁，就像自己的忧愁一样，悲痛之情自然无法抑制。百姓就说：‘君主的忧愁，就是我们的忧愁。’既然哀痛之情与我们相同，我们为什么不忧虑君主的哀痛呢？因为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百姓也乐于此，这是以一己之乐为天下之乐，不是私人的快乐；以百姓的忧愁为忧愁，百姓也忧虑此，这是以一己之忧为天下之忧，不是私人的忧愁。得到百姓的情意，就是得到民心；得到民心，就是得到百姓。像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的，哪有这种道理呢？齐王以雪宫为乐，这是以一己之私为乐。孟子用这些话告诉他，是为了扩充天理，遏制人欲，引导他走上正道，立志于仁，足以作为万世君主审视喜好和厌恶的法则。”
万章说：“父母让舜去修葺粮仓，撤去梯子，瞽瞍放火烧仓。让舜去疏通井口，出来后却用土掩盖。象说：‘谋划杀死都君，都是我的功劳。’牛羊归父母，粮仓归父母，干戈归我，琴归我，弓矢归我。两个嫂子让我治理我的住所。象走进舜的宫室，舜在床上弹琴。象说：‘我思念你啊，心里惭愧。’舜说：‘只有这些臣民，你帮我治理吧。’不知道舜不知道象要杀自己吗？回答说：‘怎么会不知道呢？象忧愁我也忧愁，象喜悦我也喜悦。’”
臣若水通说：“这是孟子回答门人万章的话，用以表明大舜的忧愁、喜好、厌恶纯粹出于天理的公正。万章根据所听到的父母和象要害舜的事情，而舜却看到他们喜悦而自己也喜悦的情况提出疑问，说舜的父亲顽固，母亲愚昧，弟弟傲慢，天天以杀舜为事，所以让舜去修葺粮仓，撤去梯子并放火焚烧，又让舜去挖
井，舜从旁空而出，父母不知，又从而以土揜井。象言谋揜，盖杀舜于井中者皆我功，故牛羊仓廪皆与父母，干戈琴弤皆当与我，二嫂舜之二妃当治我栖。乃徃舜宫而舜巳在牀鼓琴矣。象乃言：「我思兄之切，郁陶而气不得伸，故来见尔。」象此时盖有忸怩慙愧之色。舜乃言曰：「我有臣庶之众，汝其治之。」万章旣述此言而问，以为舜果不知象之将杀己，故喜之如此欤？孟子告之以为舜岂有不知象之杀己？但舜大圣人也，天理之全，人伦之至，常知有弟之亲，而不知有象之恶，故于象有谟盖之忧，则忧之情亦与象同，曰：「吾何以使弟至此也？」于象有郁陶之喜，则喜之情亦与象同，幸得以遂天伦之乐也。一忧一喜皆在象，而舜无与焉，其好恶一天理之公也。人君于人伦物理之际，可不以此体认于心乎？
译舜从井旁的空隙中逃出，父母不知道，又接着用土填盖井口。象说谋划填井，大概认为在井中杀害舜都是我的功劳，所以牛羊和粮仓都给了父母，干戈、琴和弓都应当归我，两个嫂子即舜的两个妃子应当服侍我。于是前往舜的宫室，而舜已经在床上弹琴了。象于是说：“我思念兄长非常深切，心中郁结不畅，所以来见你。”象此时大概有羞愧难当的神色。舜于是说：“我有众多的臣民，你去治理他们。”万章陈述了这些话后问道，认为舜果真不知道象将要杀害自己，所以这样高兴吗？孟子告诉他，舜难道不知道象要杀害自己吗？但舜是大圣人，天理完备，人伦极致，常常只知有弟弟的亲情，而不知有象的恶行，所以对于象有阴谋加害的担忧，那么担忧的心情也与象相同，说：“我为什么让弟弟落到这般地步呢？”对于象有郁结舒展的喜悦，那么喜悦的心情也与象相同，庆幸得以实现天伦之乐。一忧一喜都在于象，而舜并不参与其中，他的好恶完全出于天理的公正。君主在人伦物理的关键处，能不将这一点体认于心吗？
国语·周语》王孙説曰：「圣人之施舍也，议之；其喜怒取予也，亦议之。是以不主寛惠，亦不主猛毅，主徳义而已。」臣若水通曰：「説，周大夫。赏得其人，罚当其罪，是为徳义。夫取予施舍，喜怒，君之大柄也。不拟议以求公正之归，何以执大柄以示好恶之则于人乎？」为人君者，可不取説之言，执大柄以御天下哉？
晋语·史苏曰：吾闻君子好好而恶恶，乐乐而安安，是以能常。
臣若水通曰：史苏，晋大夫，占卜之史也。好者好之，恶者恶之，乐则説之，安则居之，得好恶之正，故能有常而不变。夫君子平其心以和其情，故好恶安乐不违乎天。天也者，常久不变之道也。观献公之于申生，好恶安乐拂人之情，戾天之常，甚矣。君子是以知其难作也。为人君者，可不鉴乎？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散骑常侍贺琛啓陈四事。其三，以为陛下忧念四海，不惮勤劳。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旣得伏奏帷扆，便欲诡竞求进，不论国之大体。心存明恕，惟务吹毛求疵，擘肌分理，以深刻为能，以绳逐为务。迹虽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长弊増奸，寔由于此。诚愿责其公平之效，黜其谗慝之心，则下安上谧，无儌幸之患矣。
臣若水通曰：此贺琛陈説于梁武帝之言也。吹毛以求其疵，擘肌以分其理，言其苛刻。绳逐者，绳纠其过失而斥逐之也。夫好恶之公私，在邪正而已尔。故公平之政行，则好恶公；谗慝之説行，则好恶不公矣。贺琛之言，亦救时之弊也。然人君好恶之公，在正其心而已。心正，则孰为公平，孰为谗慝，孰为邪，孰为正，而趋舍之归自定矣。
唐太宗贞观五年十二月，上谓执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赏罚，故欲公等极谏。公等亦宜受人谏，不可以己之所欲，恶人违之。茍自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臣若水通曰：「喜怒，情也；赏罚，政也。政生于情也。」太宗旣责臣下之陈谏于君，又责以受谏于人，可谓能絜矩矣。然情生于性，性生于心，心性者，政事之根本也。太宗诚知养其心性，而臣下之所以辅导者，胥不外是。则发之而为情，逹之而为政，无弗善也。惜乎，君以纳谏名，臣以直谏显，徒事其末，而不深探其本，故谏愈多而过愈着。其不足以望先王之治，有由然矣。故君臣相与以有成，须于本原求之。《记》曰：「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信夫。
贞观十年十二月，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嵗可得数百万缗。”上曰：“朕贵为天子，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尔。与其多得数百万缗，何如得一贤才？卿未尝进一贤，退一不肖，而专言税银之利。昔尧、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汉之桓、灵乃聚钱为私藏。卿欲以桓、灵事我邪？”是日，黜万纪，使还家。臣若水通曰：“寳藏，恒情之所好也，而不好焉；专利之臣，恒情所不恶也，而能恶焉。轻百万之缗，而重贤才之士，太宗之好恶可谓得其正矣。然而一事如此，而他事或有不然者，岂非体认天理之功未知，而本原之学未之讲邪？”
贞观十七年四月，以杨师道为吏部尚书。初，长广公主适赵慈景，生节，慈景死，更适师道。师道与长孙无忌等共鞫承干狱，隂为赵节地道，由是获谴。上至公主所，公主以首击地，泣谢子罪。上亦拜泣曰：「赏不避仇讐，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
臣若水通曰：「太宗谓赏不避仇讐，罚不阿亲戚，此公天下之好恶，割骨肉之私爱。而公主之请不行，所以能成贞观之治也。凡为天下国家者，于好恶不可以不愼焉。」
贞观二十一年，上谓侍臣曰：「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巳有之。人之才有，能有不能，朕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人主徃徃见贤则欲寘诸懐，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隂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四夷，朕独
译《国语·周语》中王孙説说：“圣人施行赏赐，要经过商议；他的喜怒和取予，也要经过商议。因此不专主宽厚恩惠，也不专主严厉刚毅，只以道德和正义为主。”臣若水解释说：“説是周朝的大夫。奖赏得当于人，惩罚符合其罪，这就是道德和正义。取予、施舍、喜怒，是君主的大权柄。如果不经过商议以求公正的归宿，凭什么掌握大权柄来向人显示好恶的准则呢？”作为君主，能不采纳説的话，掌握大权柄来治理天下吗？
《晋语》中史苏说：“我听说君子喜爱善就喜爱它，厌恶恶就厌恶它，快乐就快乐它，安定就安定它，因此能够保持常态。”
臣若水解释说：“史苏是晋国的大夫，掌管占卜的史官。对于善的就喜爱它，对于恶的就厌恶它，快乐就喜悦它，安定就安居它，获得了好恶的正道，所以能够有常态而不改变。君子平正他的心来调和他的情，所以好恶安乐不违背天道。天道，是恒久不变的法则。看晋献公对待申生，好恶安乐违背人的常情，违逆天道的恒常，太过分了。君子因此知道晋国难以安定。作为君主，能不以此为鉴戒吗？”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散骑常侍贺琛上奏陈述四件事。其中第三件，认为陛下担忧挂念天下，不畏惧辛劳。至于各官府，没有不奏报事务的。但是那些器量狭小的人，既然得以在帷帐前伏奏，便想诡诈竞争以求进身，不论国家的根本大局。心存明察宽恕，只务求吹毛求疵，剖析肌理，以苛刻深刻为能事，以纠绳斥逐为要务。行迹虽然似乎奉行公事，事情却更加成就他们的威福。犯罪的人多，巧妙逃避更加严重，滋长弊端增加奸邪，确实是由于这个原因。真诚希望责求他们公平的成效，罢黜他们谗佞邪恶的心，那么下安上静，就没有侥幸的祸患了。
臣若水解释说：“这是贺琛对梁武帝陈述的话。吹毛以求其瑕疵，剖析肌理以分辨其纹理，是说他们苛刻。绳逐，是用绳墨纠察他们的过失而斥逐他们。好恶的公私，在于邪正罢了。所以公平的政令施行，好恶就公正；谗佞邪恶的言论施行，好恶就不公正了。贺琛的话，也是救治时弊的言论。然而君主好恶的公正，在于端正他的心罢了。心正，那么谁是公平，谁是谗佞，谁是邪，谁是正，趋向舍弃的归宿自然确定了。”
唐太宗贞观五年十二月，皇上对执政大臣说：“我常担心因为喜怒而妄行赏罚，所以想要你们极力劝谏。你们也应当接受别人的劝谏，不可以因为自己的欲望，厌恶别人违背自己。如果自己不能接受劝谏，怎么能劝谏别人呢？”
臣若水解释说：“喜怒，是情感；赏罚，是政令。政令产生于情感。”太宗既然责求臣下向君主陈谏，又责求他们接受别人的劝谏，可以说是能推己及人了。然而情感产生于本性，本性产生于心，心性，是政事的根本。太宗如果知道修养他的心性，而臣下之所以辅导的，都不外乎这个。那么发出来成为情感，通达成为政令，没有不善的。可惜啊，君主以纳谏闻名，臣子以直谏显赫，只从事末节，而不深入探究根本，所以劝谏越多过错越显著。其不足以期望先王的治理，是有原因的。所以君臣相互成就，必须在根本源头寻求。《礼记》说：“根本混乱而末节能治理的，是不可能的。”确实如此。
贞观十年十二月，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书说：“宣州、饶州两州银矿大量开发，开采它一年可以得到数百万缗。”皇上说：“我贵为天子，所缺乏的不是钱财，只是遗憾没有嘉言可以利民罢了。与其多得数百万缗，哪里比得上得到一个贤才？你未曾进荐一个贤才，罢黜一个不肖之人，却专门谈论税银的利益。从前尧、舜把玉璧抵在山中，把珍珠投在谷里；汉朝的桓帝、灵帝却聚敛钱财作为私藏。你想用桓帝、灵帝的事来对待我吗？”当天，罢黜权万纪，让他回家。臣若水解释说：“宝藏，是常人情感所喜爱的，却不喜爱它；专营专利的臣子，是常人情感所不厌恶的，却能厌恶他。轻视百万缗的钱财，而重视贤才之士，太宗的好恶可以说是得其正了。然而一件事如此，而其他事或许有不是这样的，难道不是体认天理的功夫未知，而根本的学问未曾讲求吗？”
贞观十七年四月，任命杨师道为吏部尚书。起初，长广公主嫁给赵慈景，生了赵节，赵慈景死后，又改嫁杨师道。杨师道与长孙无忌等人共同审讯承干的案件，暗中为赵节开脱，因此获罪。皇上到公主住所，公主用头撞击地面，哭泣谢罪。皇上也跪拜哭泣说：“赏赐不回避仇敌，惩罚不偏袒亲戚，这是天下最公正的道理，不敢违背。”
臣若水解释说：“太宗说赏赐不回避仇敌，惩罚不偏袒亲戚，这是对天下公正的好恶，割断骨肉间的私爱。而公主的请求没有实行，所以能够成就贞观之治。凡是治理天下国家的人，在好恶上不可以不谨慎。”
贞观二十一年，皇上对侍臣说：“自古帝王大多嫉妒胜过自己的人，我看见别人的善，就像自己拥有它一样。别人的才能，有能有的不能，我取他的长处，弃他的短处。君主往往看见贤人就想要把他放在怀里，看见不肖之人就想要把他推入沟壑。我看见贤人就尊敬他，看见不肖之人就怜悯他，贤和不肖各得其所。君主大多厌恶正直的人，暗中诛杀公开杀戮，没有朝代没有这种情况。我即位以来，正直之士在朝廷上比肩而立，未曾罢黜责罚一个人。自古都重视中华，轻视四夷，我独自
臣若水通曰：「不疾胜己，不没人长，敬其贤，矜其不肖，不恶正直，兼爱四夷。」太宗之好恶，可谓公矣！所以成莫大之功，而为唐配天之主也。后之人君，尚取法之哉！
宋徽宗崇宁二年九月，令州县立党人碑。蔡京又自书“奸党”为大碑，颁于郡县，令监司吏防皆刻石。有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后世闻者愧之。
臣若水通曰：人之生也直，好恶之公出于性生者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蔡京以才智自雄，党碑之立，是无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矣。反不若一石工之明者，何哉？盖由安石学术之辟，故好恶之僻，涂天下之耳目，蔽天下之聪明，故京迷而不自知也。夫岂其智弗若欤？其术使之然也。若安石者，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者邪？或曰：京狐媚也，岂足以人道齿？之后之人主见如此之人，尚谨所好恶焉。
元仁宗延祐七年四月，有献七寳带者，因近臣以进。帝曰：“朕登大位，不闻卿等进贤，而为人献带，是以利诱朕也。其还之。”
臣若水通曰：「亡人无以为寳，仁亲以为寳，此好恶之公也。」仁宗不爱七寳带之献，而责近臣以无贤人之进，其庶几近是乎？甚矣，近臣之难御也！狎之则玩其威，忽之则投其好。故夫明王圣主，正身脩徳，防渐谨微，必自贵近始。使之窥见其隙，鲜有不以利诱其君者矣。《周书》曰：「所寳惟贤，则迩人安。」其仁宗之谓与？虽然，君人者无干健离明之徳，其不为奸臣之所入者，几希矣！
国朝宪纲，风宪存心，须用明白正大，不可任一己之私，昧众人之公。凡考察官吏，防贪贤否，必于民间广询密访，务循公论以协众情，毋得偏听及辄慿里老、吏胥人等之言，顚倒是非。亦毋得搜求细事，罗织人过，使奸人得志，善人遭屈。
又曰：「所至之处，博采诸司官吏行止防勤公谨者，礼待之，荐举之；污滥奸佞者，戒饬之，纠劾之。劝惩得体，人自敬服。」大抵心正无私，则事公当。
臣若水通曰：「大禹谟曰：『稽于众，舍已从人，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故小民至愚，而神是非善恶，靡不明且公也。皇祖以举措命宪臣，而必使之循公论以协舆情，人自敬服。盖我是非之心，即人是非之心也。至于一则曰：『存心明白正大』，二则曰：『心正无私』，眞可谓知好恶之本哉！」
宪纲原设旌善亭、申明亭，但有损坏，行属脩理，接示姓名、行实，使善恶知所惩劝。
臣若水通曰：「书云：『尔惟风，下民惟草。』孔子之告康子，亦此意也。是故为之旌善，为之申明，为之榜示。行实则好恶明，而民之趋善避恶也，易易尔。昔成汤播告之脩，不匿厥指，岂非豫示好恶于民哉？夫明示好恶者，在君；申好恶之实而达之于民者，在有司矣。」
格物通卷五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五十八 明 湛若水 撰
学校一【礼乐政敎附】
易》▯初六，发防，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臣若水通曰：初六，以阴居下而不正，下民之防者也。爻言上之治防，当有发之之道，明刑以示之，使知所畏惧而感悟其良知，去其▯蔽，如脱去其桎梏焉。然必有脱其桎梏之心，乃可。若过此而往，专用刑法以为治，则民之防不能发矣，故有吝也。夫人性本然之善，蔽于防昧，犹桎梏也。桎梏去而真性全，惩之以威，去其桎梏者也。故书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教者，以发▯为功，▯之不亨，教者之吝也。故威以惩之，使归于德化之中，教得其道而防者亨矣。贤才胥由是出，国家曷胜其用耶？
书《虞书》舜典：舜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命契以掌教之言也
译臣湛若水说：“不嫉妒胜过自己的人，不埋没别人的长处，尊敬贤能的人，怜悯不贤的人，不厌恶正直的人，兼爱四方少数民族。”唐太宗的爱憎，可以说是公正了！因此成就了极大的功业，成为配享天地的唐朝君主。后世的君主，应当效法他啊！
宋徽宗崇宁二年九月，命令州县树立党人碑。蔡京又亲自书写“奸党”二字刻在大碑上，颁布到各郡县，命令监司官吏都刻石铭记。有个长安的石工叫安民，轮到刻字时，推辞说：“我是个愚昧的人，固然不知道立碑的用意。但是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天下人称颂他正直，现在却称他为奸邪，我不忍心刻。”府官发怒，想要给他定罪。安民哭着说：“我被役使不敢推辞，只求免除在石碑末尾刻上‘安民’二字，恐怕获罪。”后世听到这件事的人都感到惭愧。
臣湛若水说：人天生就是正直的，爱憎的公正出自天性。孔子说：“这些百姓，是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依循正道行事的原因。”蔡京凭借才智自视雄强，树立党碑，这是没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的表现。反而不如一个石工明白，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王安石学术的邪僻，所以好恶也邪僻，蒙蔽了天下人的耳目，遮蔽了天下人的聪明，所以蔡京迷惑而不自知。难道是他的智慧不如石工吗？是他的学术使他这样的。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用学术杀害天下后世的人吗？有人说：蔡京是狐狸般的谄媚小人，哪里值得用人的道理来谈论？后世的君主见到这样的人，还应当谨慎自己的好恶啊。
元仁宗延祐七年四月，有人进献七宝带，通过近臣进献。皇帝说：“我登上大位，没听说你们进荐贤人，却替人进献腰带，这是用利益诱惑我。把它退还。”
臣湛若水说：“亡国的人没有可宝贵的，仁爱的人把亲近贤人当作宝贵，这就是好恶的公正。”仁宗不爱惜七宝带的进献，而责备近臣没有进荐贤人，这大概接近于此吧？近臣之难以驾驭，真是严重啊！亲近他们就会玩弄他们的威严，忽视他们就会迎合他们的喜好。所以圣明的君王，端正自身修养德行，防范细微的苗头，一定要从尊贵亲近的人开始。让他们窥见缝隙，很少有不用利益诱惑君主的。《周书》说：“所宝贵的只有贤人，那么亲近的人就安定。”这说的就是仁宗吧？虽然如此，做君主的如果没有刚健光明的美德，不被奸臣所迷惑的，太少了！
本朝宪纲规定，监察官员存心，必须明白正大，不可凭一己之私，蒙蔽众人的公义。凡是考察官吏，防范贪官与贤能与否，必须在民间广泛询问秘密探访，务必遵循公论以协调众情，不得偏听以及随意凭借乡里长老、吏胥等人的话，颠倒是非。也不得搜求细枝末节，罗织人的过错，使奸人得志，好人受屈。
又说：“所到之处，广泛采集各司官吏品行端正、勤勉公谨的人，以礼相待，推荐举拔；污浊滥恶、奸邪谄媚的人，告诫训诫，弹劾查处。劝善惩恶得当，人们自然敬服。”大体上心正无私，事情就公正恰当。
臣湛若水说：“《大禹谟》说：‘考察众人，舍弃自己顺从别人，不违背百姓以顺从自己的欲望。’是非之心，人人都有，所以小民虽然最愚昧，但神妙的是非善恶，没有不明且公正的。皇祖以举措命令宪臣，而一定让他们遵循公论以协调舆情，人们自然敬服。大概我的是非之心，就是人的是非之心。至于第一说：‘存心明白正大’，第二说：‘心正无私’，真可以说是知道好恶的根本啊！”
宪纲原本设置旌善亭、申明亭，只要有损坏，行文所属修理，张贴姓名、品行事实，使善恶知道受到什么惩罚和劝勉。
臣湛若水说：“《尚书》说：‘你们只是风，下面的百姓只是草。’孔子告诫季康子，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设立旌善亭，设立申明亭，设立榜文告示。品行事实清楚，好恶就明白，而百姓趋向善避恶，就容易了。从前成汤发布告诫的修养，不隐藏他的旨意，难道不是预先向百姓显示好恶吗？明确显示好恶的，在于君主；申明好恶的事实而传达给百姓的，在于有司了。”
格物通卷五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五十八 明 湛若水 撰
学校一【礼乐政教附】
《易经》〇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臣湛若水说：初六，以阴爻居下位而不正，是下民蒙昧的象征。爻辞说上面治理蒙昧，应当有启发之道，明示刑法来警示他们，使他们知道畏惧而感悟良知，去除蒙蔽，如同脱去桎梏一样。然而必须有脱去桎梏的心意，才可以。如果超过这个限度而继续前进，专用刑法来治理，那么百姓的蒙昧就不能启发了，所以有吝惜。人性本然的善，被蒙昧遮蔽，如同桎梏一样。桎梏去除而真性保全，用威严惩罚，是去除桎梏的手段。所以《尚书》说：“明于五刑，以辅助五教。”又说：“伯夷降下法典，折服百姓只用刑法。”教化，以启发蒙昧为功，蒙昧不通畅，是教化的吝惜。所以用威严惩罚，使他们归于德化之中，教化得其道而蒙昧者就通达了。贤才都由此产生，国家何愁没有用处呢？
《尚书》《虞书》舜典：舜说：“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你担任司徒，恭敬地敷布五教，在于宽厚。”
臣湛若水说：这是帝舜任命契掌管教化的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