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四十七 明 湛若水 撰
猛。张敞谏曰：「恳恳用刑，不如行恩；孶孶求奸，未若礼贤。化人在德，不在用刑。」畅深纳其言，更崇寛政，敎化大行。臣若水通曰：「化人在德，不在刑。德者顺也，刑者逆也。」信乎张敞之言矣。王畅然其言，改威猛而崇寛厚，卒之敎化大行。贵戚豪族敛手革心，而前所谓发屋伐树、堙井夷灶之严猛，将焉用哉？
译王畅。张敞劝谏说：“勤勉地使用刑罚，不如施行恩德；孜孜不倦地搜求奸邪，不如礼遇贤才。教化百姓在于德政，而不在于使用刑罚。”王畅深深采纳了他的话，转而推崇宽厚的政治，教化大为推行。臣若水通说：“教化百姓在于德政，而不在于刑罚。德政是顺应民心，刑罚是违背民心。”张敞的话确实可信啊。王畅认为他的话正确，改变威猛严厉而推崇宽厚，最终教化大为推行。权贵豪族收敛手脚、革除邪心，那么先前所说的拆屋伐树、填井毁灶那样的严酷猛厉，又将有什么用呢？
延熹八年十一月，征东海相刘寛为尚书令。寛歴典三郡，温仁多恕，虽在仓卒，未尝疾言遽色。吏民有过，但用蒲鞭罚之，示辱而巳终不加苦。每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训。人皆恱而化之。
臣若水通曰：「传云孝弟顺德也。」观刘寛歴典三郡，温仁多恕，蒲鞭示辱，蔼然恺悌君子矣。及慰父老以农里之言，所谓上老老而长长者耶？其训勉少年以孝弟，卓乎顺德之化矣。此其所以感人心而受上赐也欤？然则为治者，奚以严峻苛刻为哉！
延熹九年，贾彪尝为新息长，小民困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刼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案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贼盗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贼闻之，亦面缚自首。数年间，人养子者以千数，曰：“此贾父所生也。”皆名之为贾。
臣若水通曰：乍见孺子入井，在他人犹有怵惕恻隠之心，而况于骨肉乎？甚哉，风俗之移人，虽人心天性，尤不能不为之夺也。贾彪之治新息，不治刼人之盗，而独案杀子之罪，可以敎人慈矣，遂使民间养子俱称「贾父」。天性之爱，岂终泯也？臣闻两浙之间，以婚嫁侈靡，杀其女，虽名士大夫之家，慈母之爱犹不能免，况贫困小民乎？其灭天之性，伤天之和，莫大于此，甚为国家治化之累也。伏望圣明推大孝之心，以为慈幼之政，诏浙江有司严禁，示以杀人之罪，徐以遍及天下，则人伦之爱同天理之和，积而休征至矣，幸甚。
齐武帝永明五年十二月，魏主问高祐曰：“何以止盗？”对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况盗贼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
臣若水通曰：敎化之于人，大矣！猛虎、蝗虫，异类无知，犹且感格；而况于盗贼乎？而况于人乎？所以然者，以其气之一也。夫守令近民也，人君为国得人，以立敎化，如均茂焉，则人人施其敎，而天下平矣。
齐武帝永明十年八月，魏司徒尉元、大鸿胪卿游明根累表请老，魏主许之。引见，赐元▯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纱单衣及被服杂物等，而遣之。魏主亲养三老、五更于明堂。己酉，诏以元为三老，明根为五更。帝再拜三老，亲袒割牲，执爵而馈，肃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劝以孝友化民，又养庶老、国老于阶下。礼毕，各赐元、明根以步挽车及衣服，禄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臣若水通曰：魏主礼尉元、明根为三老五更，所以老老贤贤之礼，其至矣。及元根劝之孝友，化民，卒以孝称。《诗》曰：「无言不酬，无德不报。」元根之于魏主，以之北朝之君，犹能行之以立敎化，亦可以见天理之在人心矣。为中国之大君者，可不动心哉！
齐明帝建武三年二月丙午，魏诏畿内七十已上，暮春赴京师，行养老之礼。三月丙寅，宴羣臣及国老、庶老于华林园。诏国老黄耉以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以上，假给事中；县令庶老，直假郡县，各赐鸠杖、衣裳。
臣若水通曰：「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魏主诏畿内七十以上至京师，行养老之礼，所谓老老而长长矣。所以厚风俗而崇治化，岂小小哉！先王养老之政，至五代荡不复存矣。孰知举盛典于久旷之余，乃出于北魏之君也耶？」
陈宣帝太建六年五月，周禁佛道二敎，经像悉毁。臣若水通曰：异端之害道，凡志于道，皆知拒之，然卒未能殄絶之者，何也？凡以吾道之未明也。孟子曰：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周武帝知排佛老，可谓难矣。使能明先王之道以敎国天下，则二氏之学不毁而自废矣。虽然后世之君尚崇信焉，其视武帝又何如耶？
唐太宗贞观四年十二月，上之初即位也，尝与羣臣语及教化。魏征对曰：“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敎；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渇者易为饮也。”封德彞非之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
译延熹八年十一月，朝廷征召东海相刘宽担任尚书令。刘宽历任三个郡的长官，温和仁厚且多宽容，即使在仓促紧急的情况下，也未曾大声疾呼或面露怒色。官吏百姓有过错，只用蒲草做的鞭子惩罚他们，以示羞辱罢了，终究不施加痛苦。每当见到父老乡亲，就用务农安家的话语安慰他们；见到年轻人，就用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道理勉励他们。人们都感到高兴并受到感化。
臣若水通说：“《传》中说‘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顺从美德的行为’。看刘宽历任三个郡的长官，温和仁厚多宽容，用蒲鞭示辱，真是和蔼可亲、和乐平易的君子啊。至于用务农安家的话语安慰父老，这就是所说的‘在上位者尊敬老人，百姓就会兴起孝道’吧？他用孝悌之道训勉年轻人，真是卓然顺从美德的教化啊。这就是他能够感动人心并受到皇上赏赐的原因吧？那么治理政事的人，为什么要用严峻苛刻的手段呢！”
延熹九年，贾彪曾经担任新息县令，百姓贫困，大多不养育子女，贾彪为此制定了严厉的禁令，将不养子者与杀人罪同等论处。城南有抢劫害人的盗贼，城北有杀子的妇人，贾彪外出查案，属官想先引他去城南，贾彪发怒说：“盗贼抢劫害人，这是常理；母子互相残杀，是违背天理人道的。”于是驾车向北，查办杀子妇人的罪行。城南的盗贼听说后，也绑着双手自首。几年间，养育子女的人数以千计，都说：“这是贾父所生的孩子。”都给孩子取名为“贾”。
臣若水通说：“乍见小孩掉进井里，别人尚且会有惊惧怜悯之心，何况是骨肉至亲呢？风俗改变人心真是厉害啊，即使是人的天性，也不能不因此丧失。贾彪治理新息，不查办抢劫害人的盗贼，却专门查办杀子的罪行，可以教导人们慈爱，于是使民间养育的孩子都称为‘贾父’。天性之爱，难道最终会泯灭吗？我听说两浙之间，因为婚嫁奢侈浪费，就杀死女儿，即使是名士大夫之家，慈母之爱尚且不能避免，何况贫困的百姓呢？毁灭天性，伤害天理之和，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真是国家治理教化的累赘。希望圣明的君主推广大孝之心，施行慈爱幼童的政策，诏令浙江地方官吏严禁，以杀人的罪名警示，逐渐推广到天下，那么人伦之爱就能与天理之和相同，积累起来吉祥的征兆就会到来，那就太好了。
齐武帝永明五年十二月，北魏君主问高祐说：“用什么办法制止盗贼？”高祐回答说：“从前宋均树立德行，猛虎渡过黄河；卓茂施行教化，蝗虫不进入境内。何况盗贼也是人，如果地方长官得人，治理教化有方，制止盗贼就容易了。”
臣若水通说：“教化对于人来说，作用太大了！猛虎、蝗虫，是异类没有知觉，尚且能感动它们；何况是盗贼呢？何况是人呢？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的气是相通的。地方长官接近百姓，君主为国家选拔人才，来建立教化，像宋均、卓茂那样，那么人人施行教化，天下就太平了。
齐武帝永明十年八月，北魏司徒尉元、大鸿胪卿游明根多次上表请求退休，北魏君主准许了。召见他们，赐给尉元进贤冠、素色衣服，游明根委貌冠、青色纱单衣以及被服杂物等，然后遣送他们回去。北魏君主在明堂亲自供养三老、五更。己酉日，下诏任命尉元为三老，游明根为五更。皇帝向三老行再拜礼，亲自袒露右臂割肉，拿着酒爵进献食物，向五更行肃拜礼，并且请教治国之言。尉元、游明根劝皇帝用孝悌友爱来教化百姓，又在台阶下供养庶老、国老。礼仪结束后，分别赐给尉元、游明根步挽车及衣服，三老的俸禄比照上公，五更的俸禄比照元卿。
臣若水通说：“北魏君主以三老五更之礼礼遇尉元、游明根，这种尊敬老人、尊重贤人的礼节，真是到了极点。等到尉元、游明根劝皇帝用孝友教化百姓，最终以孝著称。《诗经》说：‘没有言语没有回应，没有德行没有报答。’尉元、游明根对于北魏君主，凭借北朝君主，尚且能施行教化，也可以看出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了。作为中国的君主，能不为之心动吗！”
齐明帝建武三年二月丙午日，北魏下诏京城附近七十岁以上的人，在暮春时节前往京师，举行养老之礼。三月丙寅日，在华林园宴请群臣以及国老、庶老。下诏国老中黄耉以上的，授予中散大夫的虚衔；郡守中耆年以上的，授予给事中的虚衔；县令中的庶老，直接授予郡县的虚衔，各赐鸠杖、衣裳。
臣若水通说：“在上位者尊敬老人，百姓就会兴起孝道；在上位者尊重长辈，百姓就会兴起悌道。北魏君主下诏京城附近七十岁以上的人到京师，举行养老之礼，这就是所说的尊敬老人、尊重长辈。用来敦厚风俗、推崇教化，难道是小事情吗！先王养老的政策，到了五代已经荡然无存了。谁知道在长期荒废之后举行盛典，竟然是出自北魏君主呢？”
陈宣帝太建六年五月，北周禁止佛道二教，经书佛像全部毁坏。臣若水通说：“异端危害正道，凡是立志于正道的人，都知道抵制它，然而最终不能灭绝它，为什么呢？都是因为我们的正道没有阐明。孟子说：君子只要回归常道罢了。常道端正，百姓就会兴起，百姓兴起，就没有邪恶了。周武帝知道排斥佛老，可以说是很难了。如果他能阐明先王的正道来教化国家天下，那么佛道二家的学说不用毁坏就会自然废弃。虽然后世的君主还崇尚信奉，他们与周武帝相比又怎么样呢？
唐太宗贞观四年十二月，太宗刚即位时，曾经与群臣谈论教化。魏征回答说：“长久安定的百姓骄奢淫逸，骄奢淫逸就难以教化；经历动乱的百姓愁苦，愁苦就容易教化。这就好比饥饿的人容易得到食物，口渴的人容易得到饮料一样。”封德彝反对说：“夏商周三代以来，人们逐渐变得浮薄虚伪，所以秦朝任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大概是想要教化而
不能，岂能之而不欲耶？”魏征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化为▯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从征言。
译做不到，难道是能做到却不愿意吗？”魏征说：“五帝三王没有改变百姓而实现教化，如果说古人淳朴，逐渐变得浮薄奸诈，那么到了今天，百姓应当已经变成鬼怪了，君主怎么能治理他们呢？”皇上最终听从了魏征的话。
臣若水通曰：唐太宗不可谓无志于教化者矣。惜乎魏征之徒，知敎化之可兴，而不知兴敎化之有本，是以贞观之治不能如三代之时。雍也夫！形之不端，影将何正？立身刑家，多欲惭德，尚能以敎而化人哉？《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敎，而天下服。知神道者，而后可以语治化矣。
贞观十六年十一月壬申，上曰：“朕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贵。若教以礼义，使之少敬长，妇敬夫，则皆贵矣。”臣若水通曰：“太宗欲敎民兴礼义，使之少敬长，妇敬夫，庶乎知天之良贵矣。然敎化之立，岂无所谓本与则者哉？《记》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人君为敎化之主者，可不端本以善则哉！”
刘向说苑》曰：「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德之所在，天下贵之；仁之所在，天下爱之；义之所在，天下畏之。」
臣若水通曰：「道德仁义，一理而巳以其事理之常行，则谓之道；以其得诸心，则谓之德；以其全体好生，则谓之仁；以事得其宜，则谓之义。此理不出于吾心也。以是而立教焉，则以心感心，天下岂有不兴起者哉！」
宋理宗嘉熈二年，防古建太极书院于燕京。时濂溪周子之学未至于河朔，杨惟中用师于蜀，湖京汉得名士数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诸书，载送燕京。师还，与姚枢谋建太极书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子配食。请赵复为师，选俊秀有识度者为道学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学。
臣若水通曰：元自太祖至世祖用兵百四十年，至灭宋而始一天下，其战胜攻取，古所未有之盛。及观史至杨惟中与姚枢奋然兴起道学，而叹其有以也。岂非知守天下者乎？夫蒙古北俗也，乃能兴道学之教，而当时南宋乃禁锢道学，指为伪学，使天理民彞之在人心澌灭殆尽，以归于败亡之辙而不悟，为能保天下者耶？欲其不亡，难矣。元儒刘因诗云：「王纲一紊，国风沈；人道方乖，▯境侵。」生理本直宜细玩蓍▯，千古在人心。盖叹宋也。书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后之主敎化之责者，可不独观而深省之，以救流俗之弊乎？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七月，制加孔子号曰大成。制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主，师表万世者也，可加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于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
臣若水通曰：「自有生民以来，圣神之伦众矣，而未有孔子。自有孔子以来，帝王之尊之者多矣，而未有如元武宗者。至矣，备矣，传之万世而无以有加矣。然则天理之在人心，岂尝一日息耶？夫元以此而开教化之原，此所以能自立其国乎？不然，则虽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元大德十一年八月，赐诸王《孝经》。中书右丞博啰特穆尔以国字译《孝经》，进诏曰：「孔子微言，王公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命刻板模印，诸王公以下咸赐之。
臣若水通曰：《孝经》乃曾参与师孔子问答之辞，自天子至于庶人，孝事父母之道，立教之大本也。其道始于立身，中于事亲，终于事君，自家而国而天下，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天之经，地之义，而民之行，固有不可一日不讲者。况朔漠之俗，礼教未嫺，而诸王家世骄贵，尤其所易犯。此义不明，则乱臣贼子不可胜诛矣。元武知其然，乃译而颁之诸王，使其知爱亲则不敢恶于人，知敬亲则不敢慢于人。爱敬始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则虽尧舜之圣，何以加此？惜乎，元武徒知尊崇其书，而未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又何以经纶天下之大经乎？
格物通卷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四十八 明 湛若水 撰
立敎兴化下
宋儒周敦頥《通书》曰：「圣人立敎，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
臣若水通曰：敎者，所以觉人之良知，而归于中正者也。中正也者，天理也。良知
译臣湛若水说：唐太宗不能说没有致力于教化的志向。可惜魏征等人，只知道教化可以振兴，却不知道振兴教化有根本所在，因此贞观之治不能像夏商周三代那样。雍也！形体如果不端正，影子怎么能正？立身治家，如果多欲而惭愧于德行，还能依靠教化来感化人吗？《易经》说：圣人用神道设立教化，天下便顺服。懂得神道的人，然后才可以谈论治理与教化。
贞观十六年十一月壬申日，皇上说：“我作为万民的主宰，都想让他们富贵。如果用礼义教导他们，使他们年少者尊敬年长者，妻子尊敬丈夫，那么他们都富贵了。”臣湛若水说：“太宗想要教导百姓兴起礼义，使他们年少者尊敬年长者，妻子尊敬丈夫，差不多是知道了上天赋予的善良可贵了。然而教化的建立，难道没有根本和准则吗？《礼记》说：‘自身所秉持的不能推己及人，却能开导别人的，从来没有过。’君主作为教化的主导者，能不端正根本以完善准则吗！”
刘向《说苑》说：“道所在的地方，天下归附它；德所在的地方，天下尊重它；仁所在的地方，天下爱戴它；义所在的地方，天下敬畏它。”
臣湛若水说：“道德仁义，只是一个理罢了。因为它在事理中的常行，就称之为道；因为它被内心所获得，就称之为德；因为它全体好生，就称之为仁；因为事情得其适宜，就称之为义。这个理不出于我们的心。用这个来建立教化，那么用心感心，天下哪有不起而响应的呢！”
宋理宗嘉熙二年，蒙古在燕京建立太极书院。当时周敦颐的学问还没有传到黄河以北，杨惟中在蜀地任用军队，从湖广、京兆、汉中等地招来几十位有名望的士人，才开始知道他们学问的纯粹。于是收集伊洛学派的各种书籍，运送到燕京。军队返回后，杨惟中与姚枢谋划建立太极书院，以及周子祠，以二程、张载、杨时、游酢、朱熹六人配享。聘请赵复为老师，选拔俊秀且有见识气度的人作为道学生。从此黄河以北才开始知道道学。
臣湛若水说：元朝从太祖到世祖用兵一百四十年，直到灭宋才统一天下，其战胜攻取，是古代未曾有过的盛况。等到看史书看到杨惟中与姚枢奋然兴起道学，便赞叹他们有所作为。这难道不是知道如何守住天下的人吗？蒙古本是北地风俗，却能兴起道学的教化，而当时的南宋却禁锢道学，指责为伪学，使得天理民彝在人心中的存在消亡殆尽，走向败亡的道路而不觉悟，这样的人能保住天下吗？想让它不灭亡，难啊。元朝儒者刘因的诗说：“王纲一旦紊乱，国风沉沦；人道刚刚背离，异境侵扰。”生理本直，适宜仔细玩味蓍草，千古以来在人心。大概是感叹宋朝啊。《尚书》说：“商朝风俗萎靡，利口被视为贤能，余风尚未灭绝。”后世承担教化责任的人，能不独自观察而深刻反省，来挽救流俗的弊端吗？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元武宗即位七月，下诏加封孔子号为大成。诏书说：“在孔子之前成为圣人的，没有孔子无法阐明；在孔子之后成为圣人的，没有孔子无法效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作为百主的仪范，万世的师表，可以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派遣使者到阙里，用太牢祭祀。啊！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远遵循圣人的教化。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怎能穷尽名言的妙处？尚且借助神妙的教化，福佑我大元皇朝。
臣湛若水说：“自从有人类以来，圣神一类的人很多，但没有孔子。自从有了孔子以来，帝王尊崇他的很多，但没有像元武宗这样的。达到了极致，完备了，流传万世而没有什么可以再加的了。那么天理在人心之中，难道曾经有一天停止过吗？元朝因此开启教化的源头，这就是它能够自立国家的原因吧？不然，即使拥有天下，也不能一天安居。”
元大德十一年八月，赐给诸王《孝经》。中书右丞相博啰特穆尔用蒙古文字翻译《孝经》，进献诏书说：“孔子的微言大义，王公和百姓都应当由此而行。”命令刻板印刷，诸王公以下都赐给。
臣湛若水说：《孝经》是曾参与老师孔子问答的话，从天子到百姓，孝事父母的道理，是建立教化的根本。它的道始于立身，中于事亲，终于事君，从家到国到天下，通于神明，光耀四海。天的常道，地的正义，百姓的行为，本来就有不可一天不讲的。何况朔漠的风俗，礼教不熟习，而诸王家世骄贵，尤其容易犯忌。这个义理如果不明，那么乱臣贼子就不可胜诛了。元武宗知道这样，于是翻译并颁布给诸王，使他们知道爱亲就不敢厌恶别人，知道敬亲就不敢轻慢别人。爱敬始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 那么即使是尧舜的圣明，又能超过这个吗？可惜元武宗只知道尊崇这本书，而没有用来确立天下的根本，又怎么能经纶天下的大经呢？
格物通卷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四十八 明 湛若水 撰
立教兴化下
宋儒周敦颐《通书》说：“圣人设立教化，使人自己改变恶行，自己达到中正而停止。”
臣湛若水说：教化，是用来唤醒人的良知，而归于中正的。中正，就是天理。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