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八十六 明 湛若水 撰
，盖天下之益莫大于农。五谷熟而民人育，衣食足而礼义生，皆农之功也。周之有天下，皆起于后稷之农畆，故国家以农为本，为人君者可不知所先务乎？
译大概天下的利益没有比农业更大的了。五谷成熟，百姓得以繁衍；衣食充足，礼义由此产生，这都是农业的功劳。周朝拥有天下，都起源于后稷的农耕，所以国家以农业为根本，作为君主怎能不知道什么是最优先的事务呢？
书《虞书》大禹谟：禹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
臣若水通曰：大禹陈养民之政，此则劝惩以保其治也。戒谕也，休美也，董督责也。大禹言：「今六府三事九功惟叙，九叙惟歌矣。」然人情恒勤于始，怠于终，则已成之功能保其不废乎？故勤于是者，则戒谕而休美之；其怠于是者，则督责而惩戒之。戒之、董之，虽以激励其忧勤之心，而不能使之优游厌饫，自趋事赴工而不已也。故复即其前日歌咏之言，恊之律吕，播之声音，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劝相之，使欢欣鼔舞，趋事赴工，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坏也。夫农桑者，小民衣食之源，人君足国之要，此大禹所以拳拳于课功之政也。为治者宜以为先务焉。汉世去古未远，故文景之君频下劝农诏，且设力田之科，虽未讲于大禹戒董劝歌之政，然亦庶几先王之遗意矣。仰惟圣明，励精图治，欲复三代之隆，幸于兹而留意焉。
诗《▯风》定之方中，灵▯旣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驾，説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騋牝三千。
臣若水通曰：此衞人美文公之诗，而述其劝课之事也。灵善零落也。倌人，主驾者也。星见，星也。说舍止也。秉操塞实渊深也。马七尺以上为騋。言善▯旣落之时，东作方兴，则命驾车之人戴星早驾其车，而舍止于桑田之间，以劝劳农作之人，秉持其心实而且深，而騋马之牝有三千之富矣。夫富国之道，在丰民财，在勤劝课。故巡行阡陌，劝课农桑，亦王政之一事也。文公以劝农桑而致富庶，有騋牝之盛，成兴复之功，而称衞之贤君，宜哉！呜呼！文公秉心塞渊，勤于政事，特有所感激惩创于破灭之余，犹能有为如此，况人主实有勤政之心，而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其致富庶，兴大业于天下，又当何如哉！
小雅·甫田》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畆。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禾易长畆，终善且有。曾孙不怒，农夫克敏。
臣若水通曰：此诗述公卿有田禄者力于农事，而此则言其省耘劝农之事也。曾重也，曾孙主祭者之称。馌饷也，攘取也，旨美也，易治也，长竟也，有多也，敏疾也。夫国本于食，食本于农，然人情好逸，使上之人不知所以劝课而鼓舞之，则亦无以使之尽力于耕耘也。故曾孙当黍稷薿薿之余，以省耘而来止，适见农夫之妇子来饷耘者于南畆之中，其时田畯亦至而喜之，乃取左右之馈而尝其旨否，其上下相亲如此。又见其禾之易治，实頴实栗，竟畆如一，是知其他皆然，终当善而且多，是以曾孙不怒其惰，而农夫益以乐于趋事赴工而为之益疾矣。又何食有不足者哉？噫！下之兴起，由于上之感动如此，则夫劝课之典，上之人信有不可不举者矣。
礼记·月令》曰：「命野虞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司徒循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
臣若水通曰：此孟夏之令也。野虞，虞人之掌田野者。高平曰原，郊外谓之鄙。休于都，则游手不务田矣。言孟夏之月，则命野虞代天子劳农夫耕作之劳，以劝之，不可失此耕耘之时。又命司徒之官循行县之都鄙，使民勉于耕作，禁之不得游手好闲，以休逸于都邑也。夫古之王者，所以重民食也。故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夫食者，民之命；农者，食之本。故天子及农祥之月，恐民之怠且荒也，则野虞有命，司徒有戒，所以劝课而督责之者尽矣。虽然，天子所以立民之食者，是其所以自立也。后世以田舍翁嗤其昔之人者，宜其不足以享国哉。
月令》曰：「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借，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
臣若水通曰：此孟春之令也。元日祈谷者，郊祭天，配以后稷，因祈谷也。元辰者，郊后吉日也。参者，参乗之人也。介者，衣甲也。参保谓勇士为车右而衣甲者也。御也者
译《尚书·虞书·大禹谟》记载：大禹说：“用美好的事物来告诫他们，用威严来督责他们，用九歌来勉励他们，使他们不致败坏。”
臣若水通说：大禹陈述养育百姓的政治，这就是通过劝勉和惩戒来保持治理的成效。戒，是告诫；休，是美好；董，是督责。大禹说：“如今六府三事九功都已井然有序，九叙都已歌颂了。”然而人的情感往往开始时勤勉，结束时懈怠，那么已经完成的功业能够保证不废弃吗？所以对于勤勉的人，就告诫并赞美他们；对于懈怠的人，就督责并惩戒他们。告诫他们、督责他们，虽然可以激励他们忧劳勤勉的心，但不能使他们悠闲满足，自动地趋向事务、奔赴工作而不停止。所以又依据他们往日歌颂的话语，协调于律吕，传播于声音，在乡间使用，在国家使用，以此来互相劝勉，使他们欢欣鼓舞，趋向事务、奔赴工作，不能自己停止，从而使往日的成功得以长久保存而不败坏。农桑是小民衣食的来源，是人君富足国家的根本，这就是大禹之所以殷切关注考核功业政治的原因。治理国家的人应当把它作为首要任务。汉代距离古代不远，所以文景二帝频繁下达劝农的诏书，并且设立力田的科目，虽然没有讲求大禹告诫、督责、劝歌的政治，但也大致符合先王的遗意了。仰望圣明的君主，励精图治，想要恢复三代的兴盛，希望在此事上留意。
《诗经·国风·定之方中》：灵星已经落下，命令那些驾车的人，趁着星光早早驾车，停歇在桑田之间。并不是为了正直，而是人秉持内心充实而深沉，高大的母马有三千之多。
臣若水通说：这是卫国人赞美文公的诗，叙述他劝勉督促农事的事情。灵，是善星；零，是落下。倌人，是主管驾车的人。星见，是趁着星光。说，是停歇。秉，是秉持；塞，是充实；渊，是深沉。马七尺以上称为騋。说的是善星已经落下的时候，春耕刚刚开始，就命令驾车的人趁着星光早早驾车，停歇在桑田之间，来劝勉辛勤劳作的人，秉持内心充实而深沉，从而拥有三千匹高大的母马。富国的道理，在于丰富百姓的财富，在于勤勉地劝勉督促。所以巡视田间小路，劝勉督促农桑，也是王政中的一件事。文公因为劝勉农桑而达到富裕，拥有大量騋马，成就兴复的功业，被称为卫国的贤君，是适宜的！唉！文公秉持内心充实而深沉，勤于政事，只是在国家破灭之后有所感激和惩戒，尚且能有这样的作为，何况君主确实有勤勉政事的心，并且居位不懈怠，行事忠诚，那么使国家富裕，在天下兴起大业，又会怎样呢！
《诗经·小雅·甫田》：曾孙来到这里，带着妻子儿女到南边的田地里送饭。田官到来很高兴，拿走左右的食物，品尝味道是否美好。禾苗容易治理，最终美好而且多。曾孙不生气，农夫能够勤勉。
臣若水通说：这首诗叙述拥有田禄的公卿致力于农事，这里说的是他们巡视除草、劝勉农事的事情。曾，是重；曾孙，是主持祭祀者的称呼。馌，是送饭；攘，是拿取；旨，是美好；易，是容易；长，是究竟；有，是多；敏，是迅速。国家的根本在于粮食，粮食的根本在于农业，然而人的情感喜好安逸，如果上面的人不知道如何劝勉督促和鼓舞他们，那么也没有办法使他们尽力于耕耘。所以曾孙在黍稷茂盛的时候，为了巡视除草而来到这里，恰好看见农夫的妻子儿女在南边的田地里送饭，这时田官也到来并且高兴，于是拿取左右的食物品尝味道是否美好，上下关系如此亲近。又看见禾苗容易治理，穗实粒实，整块田地都一样，知道其他的也都如此，最终将会美好而且多，所以曾孙不生气他们的懒惰，而农夫更加乐于趋向事务、奔赴工作，做得更加迅速了。哪里还有粮食不足的情况呢？唉！下面的兴起，由于上面的感动如此，那么劝勉督促的制度，上面的人确实有不可不推行的了。
《礼记·月令》说：“命令野虞出行田间原野，为天子慰劳农夫、劝勉百姓，不要有人失掉农时；命令司徒巡视县鄙，命令农夫勉力耕作，不要在都邑中休息。”
臣若水通说：这是孟夏的政令。野虞，是掌管田野的虞人。高平的地方称为原，郊外称为鄙。在都邑中休息，就是游手好闲不务农了。说的是孟夏的月份，就命令野虞代替天子慰劳农夫耕作的辛劳，来劝勉他们，不可失掉这个耕耘的时机。又命令司徒的官员巡视县之都鄙，使百姓勉力耕作，禁止他们游手好闲，在都邑中休息安逸。古代的王者，之所以重视百姓的粮食。所以孟子说：“百姓的事情不可迟缓。”粮食是百姓的生命；农业是粮食的根本。所以天子在农事吉祥的月份，担心百姓懈怠和荒废，那么野虞有命令，司徒有告诫，用来劝勉督促和督责的方法都尽到了。虽然如此，天子用来确立百姓粮食的，就是用来确立自己的。后世用田舍翁嘲笑以前的人，他们不配享有国家是理所当然的。
《月令》说：“天子就在吉日向天帝祈求谷物，于是选择吉日，天子亲自拿着耒耜，放在参乘和介士的御者之间，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耕种。帝借，天子推三次，三公推五次，卿和诸侯推九次。返回后在大寝拿着酒爵，三公、九卿、诸侯、大夫都侍奉，命令称为劳酒。”
臣若水通说：这是孟春的政令。元日祈谷，是郊祭天，配以后稷，因此祈求谷物。元辰，是郊祭后的吉日。参，是参乘的人。介，是穿甲。参保，是说勇士作为车右而穿甲。御，是
，御车之人也。天子在左，御者居中，车右在右，而为参也。帝借借田千畆也。劳酒者，劳其耕之勤劳也。夫躬耕帝借者，何也？民之所生者，命也。命之所依者，食也。食之所依者，土谷也。故天子耕借，上以祭神明，下以重民命也。是故天下无不耕之人，所以示劝课之典也。
译这是驾驭车马的人。天子坐在左边，驾车的人在中间，车右在右边，形成三人的配置。帝籍是指天子亲自耕种的千亩田地。劳酒，是用来慰劳人们耕种的辛劳。天子亲自耕种帝籍，是为什么呢？百姓赖以生存的，是生命；生命所依赖的，是食物；食物所依赖的，是土地和谷物。所以天子耕种帝籍，对上是为了祭祀神明，对下是为了重视百姓的生命。因此天下没有不耕种的人，这是用来展示鼓励督促农业的典章制度。
月令》曰：「后妃齐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蚕事旣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毋有敢惰。」
臣若水通曰：此季春之令也。东乡迎时气也。躬桑，亲自采桑也。禁毋观，不得为容观之饰也。省妇使，减省其箴线之事也。登成也。分茧，分布众妇之缫者也。效功，校其功之上下也。后妃躬桑，劝蚕者，何也？所以重本也。故天下无不蚕之妇也。所以示劝课之典也。以供祭服，何也？所以致诚敬也。
月令》曰：「乃命有司，趋民収敛，务蓄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毋或失时。其或失时，行罪无疑。」
臣若水通曰：「此仲秋之令也。趋収敛者，先有収敛之政，此又促之也。务蓄菜者，以助谷之不足也。多积聚者，凡可以备歳者，皆聚之也。劝种麦者，所以续旧谷及新谷之际者，尤利于民也。罪无疑，所以重惰民之罚，以重麦也，广养民之利也。」
月令》曰：「令告民出五种，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臣若水通曰：「此季冬之令也。五种者，五谷之种也。耦，二人相偶也。田器，镃基之类也。夫季冬而备农事者，何也？乗阳动也。阳事之始也。将以为来春播种之计也。」
周礼·地官》载师：「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时征其税赋。」
臣若水通曰：不毛者，谓不种桑麻者也。布帛也，三夫为屋。民无职事者，谓游惰也。宅不种桑麻者，则有罚，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所以劝织也。田不耕者，则有罚，使出三家之粟，所以劝耕也。以至游惰之民，则皆兼不毛、无职事二者之惰矣。使出一夫百亩之税，一家力役之征，又所以劝勤业者也。夫王者之民，宜其鼓舞而不倦，而顾有不尽然者，此所以廑先王之虑，而昭示其罚也。尤必取之以时焉者，恐其有以病民。惟如是，庶几下无所困，而上无所匮。其视后世头防箕敛，并取一时以厉民者，大不侔矣。
国语·周语》虢文公曰：“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
臣若水通曰：「优饶也，裕缓也。先王之政务农为重，而讲武为轻。故四时农居四之三，武居四之一，则其劝农之义可见矣。是故足食足兵，而民信。兵农合一，故征守有备。是故神民恊和，而外侮不至也。」
鲁语：公父文伯之母曰：「社而赋事，烝而献功，男女效绩，愆则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自上以下，谁敢淫心舍力？」
臣若水通曰：社，春分祭社也，事农桑之属也。冬祭曰烝，烝而献五谷布帛之功也，绩功也，辟罪也。古之人君，劳民劝相，与时偕行，故赋事于社，献功于烝，皆各以其时也。否则，纵淫心，舍力本，何以阜成财用，以享安富尊荣之福也？为人君者，不可不修先王劝农之法焉。
汉宣帝地节四年，以龚遂为水衡都尉。初，遂为渤海太守，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鸡。春夏不得不趋田畆，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郡中皆有畜积，吏民富实。征为都尉。
臣若水通曰：「生财有大道，务本以开其源，俭用以节其流而已。渤海富实，有由然哉！」
建武十五年十一月，拜张堪渔阳太守。堪视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劝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秀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臣若水通曰：「农耕者，民食之本。张堪守渔阳，劝民耕稼，百姓殷富，至有德政之歌。此教民务本之明效也。有民社者，可不法乎？」
章帝建初元年诏：「二千石勉劝农桑，罪非殊死，须秋案騐。有司明慎选举，顺时令，理寃狱。」
臣若水通曰：章帝建初之诏，其要有三：曰劝农桑，曰明选举，曰理寃狱。然三者必以农桑为首，令则其重农务本之意可见矣。后之君天下者，宜视以为法焉。
汉章帝时，秦彭为山阳
译《月令》说：“后妃斋戒，亲自面向东方，亲手采桑；禁止妇女观看或探视，减少妇女的杂役，以鼓励蚕桑之事。蚕事完成后，分配茧子称量丝线，考核功效以供给郊庙祭祀的服饰，没有人敢懈怠。”
臣若水解释说：这是季春时节的政令。面向东方是为了迎接时气。躬桑，是亲自采桑。禁止观看，是不让妇女打扮容饰去观看。减少妇女杂役，是减少她们针线活计。登，是完成。分茧，是分配众妇女缫丝的工作。效功，是考核功效的高低。后妃亲自采桑，鼓励蚕桑，为什么呢？是为了重视根本。所以天下没有不养蚕的妇女。这是为了展示鼓励督责的典制。用来供给祭服，为什么呢？是为了表达诚敬。
《月令》说：“于是命令有关官员，督促百姓收获储藏，务必积蓄蔬菜，大量积聚物资。于是鼓励种植麦子，不要误了农时。如果误了农时，执行刑罚毫不迟疑。”
臣若水解释说：“这是仲秋时节的政令。督促收获，是先有收获的政令，这又是催促。务必积蓄蔬菜，是为了弥补谷物的不足。大量积聚，凡是能备荒的，都积聚起来。鼓励种麦，是为了衔接旧谷和新谷之间的空缺，尤其利于百姓。刑罚毫不迟疑，是为了加重对懒惰百姓的惩罚，以重视麦子，广泛养育百姓的利益。”
《月令》说：“命令告知百姓拿出五种种子，命令农夫计算两人合作耕种的事宜，修理耒耜，备齐农具。”臣若水解释说：“这是季冬时节的政令。五种，是五谷的种子。耦，是两人相配。田器，是镃基之类的农具。在季冬准备农事，为什么呢？是顺应阳气发动。阳气发动是阳事的开始。是为了来年春天播种做计划。”
《周礼·地官》载师篇说：“凡是住宅不种桑麻的，要缴纳里布；凡是田地不耕种的，要缴纳屋粟；凡是百姓没有职业事务的，要缴纳夫家之征。按时征收他们的税赋。”
臣若水解释说：不毛，是指不种桑麻。布帛，三户为一屋。百姓没有职业事务，是指游手好闲。住宅不种桑麻的，就有惩罚，让他们缴纳一里二十五家的布，这是为了鼓励纺织。田地不耕种的，就有惩罚，让他们缴纳三家的粟，这是为了鼓励耕种。至于游手好闲的百姓，则兼具不种桑麻和没有职业事务两种懒惰。让他们缴纳一夫百亩的税，一家的力役征发，又是为了鼓励勤奋从业。君王的百姓，应当鼓舞而不疲倦，然而却有不尽然的情况，这就是先王担忧并昭示惩罚的原因。尤其必须按时征收，是担心因此危害百姓。只有这样，或许才能使下面不困苦，上面不匮乏。这与后世头防箕敛，一次性并取以残害百姓的做法，大不相同了。
《国语·周语》虢文公说：“三个季节从事农业，一个季节讲习武事，所以出征就有威严，防守就有物资。这样就能取悦神灵而调和百姓。那么祭祀按时，布施优裕。”
臣若水解释说：“优，是丰饶；裕，是宽缓。先王的政务以农业为重，以武事为轻。所以四季中农业占四分之三，武事占四分之一，那么鼓励农业的意义就可见了。因此粮食充足，兵力充足，百姓信任。兵农合一，所以出征防守都有准备。因此神灵百姓和谐，外侮不至。”
《鲁语》公父文伯的母亲说：“春社时分配农事，冬祭时献纳成果，男女效验功绩，有过失就有刑罚。这是古制的规定。君子劳心，小人劳力，这是先王的训诫。从上到下，谁敢放纵心意舍弃劳力？”
臣若水解释说：社，是春分祭社，属于农桑之事。冬祭叫烝，冬祭时献纳五谷布帛的成果，绩，是功绩；辟，是刑罚。古代的君主，劳民劝勉，与时偕行，所以在社日分配农事，在烝祭献纳成果，都各自顺应时节。否则，放纵淫逸之心，舍弃劳力之本，怎么能使财用丰足，以享受安富尊荣的福气呢？作为君主，不可不修习先王鼓励农业的法度。
汉宣帝地节四年，任命龚遂为水衡都尉。起初，龚遂任渤海太守，齐地风俗奢侈，喜好末技，不从事田间耕作。于是龚遂以身作则，节俭约用，鼓励百姓，务农桑，命令每人种一棵榆树，一百棵薤，五十棵葱，一畦韭菜，家里养两头母猪，五只母鸡。春夏不得不奔向田间，秋冬督促收获，增加积蓄果实、菱芡。郡中都有积蓄，官吏百姓富足。被征召为都尉。
臣若水解释说：“生财有大道，致力于根本以开辟源头，节俭用度以节制流用罢了。渤海富足，是有原因的！”
建武十五年十一月，任命张堪为渔阳太守。张堪任职八年，匈奴不敢侵犯边塞。鼓励百姓耕种，以致殷实富裕。百姓歌唱说：“桑树没有旁枝，麦穗长出两歧。张君治理政事，快乐不可支撑。”
臣若水解释说：“农耕，是百姓食物的根本。张堪镇守渔阳，鼓励百姓耕种，百姓殷实富裕，以至于有歌颂德政的歌谣。这是教导百姓致力于根本的明显效果。拥有百姓社稷的人，能不效法吗？”
章帝建初元年诏书说：“二千石官员努力鼓励农桑，罪非死罪，等到秋天审理核实。有关官员明确谨慎地选拔举荐，顺应时令，审理冤狱。”
臣若水解释说：章帝建初年的诏书，要点有三：一是鼓励农桑，二是明确选拔举荐，三是审理冤狱。然而这三者必须以农桑为首，诏令中重视农业致力于根本的意思就可见了。后世统治天下的人，应当以此为法则。
汉章帝时，秦彭任山阳
太守，兴起稻田数千顷，毎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瘠，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郡县。于是奸吏局蹐，无所容诈。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齐同其利。”诏以其所立条式颁下州郡。
译太守，开垦稻田数千顷，每逢农忙时节，亲自丈量田亩，区分土地的肥沃与贫瘠，分为三个等级，各自建立文书簿册，收藏在郡县官府。于是奸诈的官吏畏缩不安，无处施展欺诈手段。彭于是上奏说：“应当让天下统一这种制度以共享其利。”皇帝下诏将他所制定的条令格式颁布给各州郡。
臣若水通曰：王道莫先于养民，养民莫先于仁政。后世农桑法废，民旣失养，而征敛无经，贪暴之吏因縁为奸，邦本日蹙，有自来矣。秦彭为郡，乃能开稻田以养贫民，立法制以绳奸吏，不私于一郡，而又推之以与天下同其利焉。盖庶几仁政保民之公矣，独非百世循吏之法欤？
北魏孝文帝时，元淑为河东太守。河东俗多商贾，罕事农桑，人有年三十不识耒耜者。淑下车劝课，躬徃教示。二年间，家给人足，为之谣曰：「秦州河东，杼轴代舂。元公至止，田畴始理。」
臣若水通曰：先王制四民之序，农次于士，而先于商贾，所以重农也。夫国之贫富兴衰，视其本末分数而已。务本者多，虽欲无富，不可得也；逐末者多，虽欲无贫，不可得也。民富而知礼义，虽欲无治，不可得也；民贫而丧廉耻，虽欲无乱，不可得也。是以先王之世，必重农事。孟子尝曰：「民事不可缓也。」是故农事举而百姓可以足食矣。元淑化商贾之民而归之农畆，变逐末之俗而使之务本。盖其下车之始，劝课教艺，一二年间，遂有「田畴始理」之谣，诚可以为守令之法矣。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正月，魏太子晃课民稼穑，使无牛者借人牛以耕种，而为之芸田以偿之。凡耕种二十二畆，而芸七畆，大畧以是为率。使民各标姓名于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饮酒游戱者。于是垦田大増。
臣若水通曰：「劝课农桑，为政之务也。」晃立劝课之法令，贫者以芸工易牛力，标姓名以稽勤惰，禁游饮以専农功。三事举，而农政修矣。垦田大増，宜哉！
齐武帝永明五年七月，春夏大旱，魏代地尤甚。齐州刺史韩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储积九稔，逮于中代，亦崇斯业。今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自承平日久，丰穰积年，竟相矜夸，遂成侈俗。臣请凡珍异之物，皆宜禁断；吉凶之礼，备为格式。劝课农桑，严加赏罚。数年之中，必有盈赡。」
臣若水通曰：「风俗夸侈，由于不务本农也。」韩麒麟请禁珍异，定礼式，革侈俗，斥游食，所以务农桑，以崇积蓄，以追复古先哲王之治，可谓知务矣。
唐▯宗开元十三年二月，以御史中丞宇文融兼户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户税钱，均充所在常平仓本。又委使司与州县议，作劝农社，使贫富相恤，耕耘以时。十四年，上躬耕借田，且命有司劝课农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臣若水通曰：孔子云“先之劳之”，故人君之欲教民，必躬先其劳，而后可使从也。明皇作劝农社，使贫富相恤，耕耘以时，使不躬耕借田以为之先，虽有劝课农桑之令，而民未必从也。其何以能臻富安之效也哉？
宋太祖建隆二年正月，度民田。周世宗末年，尝命官诣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称。至是，宋主谓侍臣曰：“度田盖欲勤恤下民，而民敝愈甚。今当精择其人。”遂分遣官诣诸州。寻诏州县课民种植，长吏以春秋廵视，着为令。又置义仓，官所收二税，每一石别输一斗，贮之以备凶歉。
臣若水通曰：度民田，周世宗行之，宋太祖亦行之矣。然而收效有不同者，文具之与实政异也。宋太祖之实政有三：曰精择人，曰课种植，曰时廵视。三者举，则虚伪者自无所容于其间矣。此劝课之要务，为人君之所当法焉。
国朝洪武二十年二月乙未，躬耕借田，遣官享先农，礼成，宴群臣于坛所。太祖曰：“耕借田，古礼也，一以供粢盛，二以劝农务本也。朕即位以来，恒举行之，惟欲使民知劝，尽力于田畆，以遂其生养，非事虚文也。今礼成，与尔群臣享胙于此，非徒为宴饮之乐，正欲群臣知重农之意。”
臣若水通曰：周之兴也，自后稷以农为务，而子孙世其业焉。此实王业之根本也。我太祖奋起农畆，以一华夏之统，屡举借田之礼，所以劝农务本，即后稷之艺农业，文王之即田功者矣。圣子神孙克遵遗烈，则所以垂亿万年无疆之休者，不在兹乎？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命天下种桑枣。谓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于所忽，饱即忘饥，暖则忘寒，不思为
译臣若水通说：王道没有比养育百姓更优先的，养育百姓没有比施行仁政更优先的。后世农桑之法被废弃，百姓已经失去养育，而征收赋税没有常法，贪婪暴虐的官吏趁机作奸犯科，国家日益衰败，是有其由来已久的。秦彭担任郡守，能够开辟稻田来养育贫民，制定法令来约束奸吏，不偏私于一郡，又将这种利益推广到天下，使天下共享其利。这大概接近于仁政保民的公心了，难道不是百代循吏的法则吗？
北魏孝文帝时，元淑担任河东太守。河东风俗多从事商业，很少从事农桑，有人到了三十岁还不认识农具。元淑到任后劝导督促，亲自前往教导示范。两年间，家家衣食充足，百姓为此编歌谣说：“秦州河东，织布代替舂米。元公到来，田地才开始整治。”
臣若水通说：先王制定士、农、工、商四民的次序，农民排在士人之后，却排在商贾之前，这是为了重视农业。国家的贫富兴衰，只看其本末的比例罢了。从事根本行业的人多，即使想不富裕，也不可能；追逐末业的人多，即使想不贫困，也不可能。百姓富裕而懂得礼义，即使想不治理好，也不可能；百姓贫困而丧失廉耻，即使想不混乱，也不可能。因此先王时代，必定重视农事。孟子曾说：“百姓的事不可拖延。”所以农事兴办，百姓就可以衣食充足了。元淑教化从事商业的百姓，使他们回归农田，改变追逐末业的风俗，使他们致力于根本。大概在他到任之初，劝导督促、教导技艺，一两年间，就有了“田地才开始整治”的歌谣，确实可以作为地方长官的法则了。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正月，魏国太子拓跋晃督促百姓耕种，让没有牛的人借别人的牛来耕种，并通过除草来偿还。大概耕种二十二亩地，除草七亩，大致以此作为比率。让百姓各自在田头标明姓名，以考察他们的勤勉与懒惰，禁止饮酒和游荡嬉戏。于是开垦的田地大大增加。
臣若水通说：“劝导督促农桑，是施政的要务。”拓跋晃设立劝导督促的法令，贫穷的人用除草的劳力交换牛的劳力，标明姓名以考察勤勉与懒惰，禁止游荡饮酒以专心农事。这三件事并举，农政就修明了。开垦的田地大大增加，是理所当然的！
齐武帝永明五年七月，春夏大旱，北魏代地尤其严重。齐州刺史韩麒麟上奏说：“古代圣明的君王，储备九年的粮食，到了中古时代，也推崇这项事业。现在京城百姓，不种田的人很多，游手好食的人口，占三分之二。自从和平日子久了，丰收连年，竞相夸耀，于是形成了奢侈的风俗。臣请求凡是珍奇异色的物品，都应当禁止；吉凶的礼仪，制定完备的格式。劝导督促农桑，严格赏罚。几年之中，必定会有充足的积蓄。”
臣若水通说：“风俗夸耀奢侈，是由于不致力于根本的农业。”韩麒麟请求禁止珍奇物品，确定礼仪格式，革除奢侈风俗，斥退游手好食的人，这是为了致力于农桑，以崇尚积蓄，以追复古代圣明君王的治理，可以说是懂得要务了。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二月，任命御史中丞宇文融兼任户部侍郎。诏令将所得的客户税钱，平均充作所在地的常平仓本金。又委派使司与州县商议，建立劝农社，使贫富互相救济，按时耕耘。十四年，皇上亲自耕种借田，并且命令有关部门劝导督促农桑。第二年大丰收，百姓于是富裕安定。臣若水通说：孔子说“先以身作则，然后劳苦百姓”，所以君主想要教化百姓，必定先亲自劳苦，然后才可以让他们服从。明皇建立劝农社，使贫富互相救济，按时耕耘，如果不亲自耕种借田作为表率，即使有劝导督促农桑的命令，百姓也未必服从。那怎么能达到富裕安定的效果呢？
宋太祖建隆二年正月，丈量百姓田地。后周世宗末年，曾命令官员到各州丈量百姓田地，但使者大多不能胜任。到了这时，宋太祖对侍臣说：“丈量田地本意是想勤勉体恤下层百姓，但百姓的弊病却更加严重。现在应当精心挑选人选。”于是分派官员到各州。不久下诏州县督促百姓种植，长官在春秋两季巡视，定为法令。又设置义仓，官府征收的二税，每石另外缴纳一斗，储存起来以备荒年歉收。
臣若水通说：丈量百姓田地，后周世宗实行过，宋太祖也实行过。然而收效不同，是因为形式与实质不同。宋太祖的实质政策有三点：一是精心挑选人选，二是督促种植，三是按时巡视。这三点并举，虚伪的人自然没有容身之地了。这是劝导督促的要务，是君主应当效法的。
国朝洪武二十年二月乙未日，亲自耕种借田，派遣官员祭祀先农，礼成后，在坛所宴请群臣。太祖说：“耕种借田，是古代礼仪，一是用来供给祭祀的谷物，二是用来劝导农事、重视根本。我即位以来，常常举行这个仪式，只是想使百姓知道勉励，尽力于农田，以完成他们的生养，不是做表面文章。现在礼成，与你们群臣在这里分享祭肉，不仅仅是为了宴饮的快乐，正想让群臣知道重视农业的意思。”
臣若水通说：周朝的兴起，从后稷开始以农业为要务，子孙世代继承这个事业。这确实是王业的根本。我太祖从农田中奋起，统一华夏，屡次举行借田之礼，以此来劝导农事、重视根本，就是后稷的农业技艺，文王的田间功业了。圣明的子孙能够遵循遗留下的功业，那么使国家享有亿万年无尽福祉的原因，不就在于此吗？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命令天下种植桑树和枣树。对工部大臣说：“人的常情，安于所忽视的，吃饱了就忘记饥饿，暖和了就忘记寒冷，不想为
备。一旦卒遇凶荒，则茫然无措。朕深知民艰，百计以劝督之，俾其咸得饱暖。比年以来，时歳颇丰，民庶给足，田里皆安，若可以无忧也。然预防之计，不可一日而忘。尔工部，其谕民间，但有隙地，皆令种植桑枣。或遇凶歉，可为衣食之助。」
译防备。如果突然遭遇灾荒，就会不知所措。我深知百姓生活的艰难，想尽各种办法督促他们，使他们都能吃饱穿暖。近年以来，年景颇为丰收，百姓富足，乡村安宁，似乎可以没有忧虑了。然而预防灾荒的计策，不可一天忘记。你工部，应当告知民间，只要有空闲土地，都令其种植桑树和枣树。如果遇到灾荒歉收，可以作为衣食的补充。
臣若水通曰：明主之于民也，兼所爱则兼所养。凡可以加意于穷民者，无所不至矣。我皇祖爱养万民之心，其文王惠鲜怀保之心乎？旣劝民尽力于农畆，以为衣食之本；而又忧其凶荒患难之不虞，图为预防之计，谕民种植桑枣，以为衣食之助。劝督之周如此，所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矣。圣子神孙，可不体皇祖之心而思所以裕民于乐利之休也哉？
国朝教民榜：农民有等懒惰，不肯勤务农业，以致衣食不给，已尝差人督并耕种。今出号令，止是各里老人劝督，毎村置鼓一面，凡遇农种时月，五更擂鼓，众人闻鼓下田，老人防闸不下田者责决，务要严督见丁着业，毋容惰夫游食。若老人不肯督劝，农人穷窘为非，各治其罪。
教民榜今天下太平，百姓除粮差之外，别无差遣，各宜用心生理，以足衣食。如法栽种桑、麻、枣、柿、绵花，每岁养蚕所得丝绵，可供衣服；枣柿丰年可以卖钞，俭年可当粮食。里老常督，违者治罪。
臣若水通曰：书言养民之政，劝之用休，董之用威。易曰：说以使民，民忘其劳。古者春省耕，秋省敛，皆所以劝课乎民，为衣食计也。盖人情莫不欲逸，率而使之，君之道也。周公之告成王，见于诗有若《七月》，见于书【阙二字】无逸》，欲其知稼穑之艰难与小人之【阙二字】栻以为帝王所传心法之要端，在于【阙二字】覩【阙二字】榜，此二节所谕树艺之道，劝课之政【阙二字】非《易》之说以使民，《书》之董劝，《无逸》《诗【阙二字】月》之教乎？仰惟【阙三字】而修之，俾勿坏焉，则天下万民之幸。
格物通巻八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八十七 明 湛若水 撰
禁夺时
诗》小雅「十月之交」，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不即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污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
臣若水通曰：此诗，皇父役民不以其时，而致民怨之之词也。抑，发语词。时，农隙之时也。作，勤也。即，就也。卒，尽也。污，停水处也。莱，草秽也。戕，害也。夫三时务农，一时服役，固使民之常也。然有仁心者，尤必悯其勤劳，不忍烦其役，以疲民之力也。今皇父不然，故民之怨而作诗言此：皇父之役我民，不自以其役使之非时，而胡为动我以徙，而不就我之谋，以恤其私，使我至于彻其墙屋而家居为之废毁，荒其农畆，而卑者以污，高者以莱，亦已忍矣。然且曰：「非我戕害于汝民也，下供上役，乃其礼则然尔。」是诚何心哉？盖由其心之不仁，故痛痒不知，休戚不关，以致此也。然则人君于使民之际，诚存不忍之心，则必知农事之重，而不夺其时矣。不夺其时，则财阜民安，而国家无事矣。否则一念不仁，则土木烦兴，战伐游田不息，而劳民伤财，以敛怨于天下，亦何所不至哉？
春秋隐公七年夏，城中丘。九年夏，城郎。
臣若水通曰：隠公，鲁君名，息姑。中丘，河内之邑；郎，鲁邑也。谓之城者，完旧也。此鲁隠将为宋而伐邾，是以有中丘之城。寻复为郑伐宋，于是有郎邑之筑也。然则何以书？讥不时也。夫人君之道，在爱其民。故土功，龙见而戒事；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毕时也。▯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则妨农务而非时矣。其如君国子民之道何哉？
礼记·王制》曰：「用民之力，歳不过三日。」
臣若水通曰：「此古者役民之制也。人君之所以尊，为其有民也。欲得其民心，当节其力也。役之以道，斯民不怨，劳而事集矣。然恐役之者且不恤其民力之弗堪也，故又制为三日以限之。三日之限，又随其年之丰者以为等。若中年、无年，则惟一日、二日而已尔。古人之于民，节其力而不尽也，如此。秦不师古，为长城、阿房之役，而不恤民之怨，以至于亡天下。然则人君之虐役其民力者，非徒以病民，且反以自毙也，可不戒哉！」
月令》曰：「耕者少舍，乃修阖扇，寝庙毕备，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
臣若水通曰：此仲春之令也。少
译臣湛若水说：圣明的君主对待百姓，既然普遍地爱护他们，就应当普遍地养育他们。凡是能够关怀穷苦百姓的地方，没有不尽力做到的。我皇祖爱护养育万民的心意，难道不就是周文王那种体恤、安抚、保护百姓的心意吗？既鼓励百姓在农田中尽力耕作，作为衣食的根本；又担忧他们遭遇凶荒患难等意外情况，谋划预防的措施，晓谕百姓种植桑树和枣树，作为衣食的辅助。劝勉督责如此周全，这就是所谓用不忍伤害百姓的心，施行不忍伤害百姓的政治。圣明的子孙，怎能不体察皇祖的心意，而思考如何使百姓在安乐利益中得到充裕呢？
国朝教民榜文：农民中有等懒惰之人，不肯勤勉从事农业，导致衣食不足，曾经派遣人督促并耕种。现在颁布号令，只由各里的老人劝勉督责，每个村庄设置一面鼓，凡是遇到农事耕种的时节，五更天擂鼓，众人听到鼓声下田，老人防备那些不下田的人，对不下田者责打处罚，务必严格督责成年男子从事本业，不容许懒人游荡乞食。如果老人不肯督劝，农人因穷困窘迫而作恶，各自治他们的罪。
教民榜文说：如今天下太平，百姓除了缴纳粮税和差役之外，没有其他差遣，各自应当用心经营生计，以满足衣食。按照法令栽种桑、麻、枣、柿、棉花，每年养蚕所得的丝绵，可以供给衣服；枣和柿子在丰年可以卖钱，在荒年可以当作粮食。里老经常督责，违反者治罪。
臣湛若水说：《尚书》说养育百姓的政治，用休养生息来劝勉他们，用威严来督责他们。《易经》说：用和悦的态度驱使百姓，百姓就会忘记劳苦。古代君主春天巡视耕种，秋天巡视收获，都是为了劝勉督促百姓，为衣食做打算。大概人的本性没有不想安逸的，引导他们劳作，是君主的道理。周公告诫成王，在《诗经》中体现为《七月》，在《尚书》中体现为《无逸》，希望他们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以及小人的劳苦，这作为帝王所传承的心法的关键要点，在于……（缺字）……这两节所晓谕的种植之道，劝勉督责的政治……（缺字）……难道不是《易经》所说的和悦驱使百姓，《尚书》所说的督责劝勉，《无逸》和《诗经·七月》的教诲吗？仰赖……（缺三字）……而修明它，使不要败坏，那就是天下万民的幸运。
格物通卷八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八十七 明 湛若水 撰
禁止违农时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即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污莱。”说：“我不伤害，礼法就是这样。”
臣湛若水说：这首诗，是皇父役使百姓不顺应农时，而导致百姓怨恨的言辞。抑，发语词。时，农闲的时候。作，勤劳。即，就。卒，尽。污，停水的地方。莱，杂草秽物。戕，伤害。三时务农，一时服役，本来是役使百姓的常规。然而有仁心的人，尤其必定怜悯他们的勤劳，不忍心烦扰他们的劳役，以疲惫百姓的体力。现在皇父不是这样，所以百姓怨恨并作诗说：皇父役使我百姓，不认为役使我不合时宜，为什么驱使我迁徙，而不就近我的谋划，以体恤我的私情，使我以至于拆毁我的墙屋，而家居变得废毁，荒废我的农田，而低处成为停水之地，高处长满杂草，也太残忍了。然而还说：“不是我伤害你们百姓，下级供给上级役使，这是礼法本来就是这样。”这究竟是什么心呢？大概因为他的心不仁，所以痛痒不知，休戚不相关，才导致这样。那么君主在役使百姓的时候，如果真正存有不忍之心，就必定知道农事的重要，而不违夺农时了。不违夺农时，那么财物丰富百姓安定，而国家没有事端了。否则一念不仁，那么土木工程频繁兴起，战争征伐游猎不停息，而劳民伤财，在天下招致怨恨，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春秋》隐公七年夏，修筑中丘。九年夏，修筑郎邑。
臣湛若水说：隐公，鲁君名，息姑。中丘，是河内的城邑；郎，是鲁国的城邑。说修筑，是修缮旧城。这是鲁隐公将要为宋国而讨伐邾国，所以有中丘的修筑。不久又为郑国讨伐宋国，于是有郎邑的修筑。那么为什么记载呢？讥讽不合时宜。君主治理国家的道理，在于爱护他的百姓。所以土木工程，龙星出现而告诫准备；火星出现而致力使用；水星昏正而开始；冬至而结束。鲁公修筑中丘，修筑郎邑，都在夏天，就妨害农务而不合时宜了。这怎么符合治理国家养育百姓的道理呢？
《礼记·王制》说：“使用百姓的劳力，每年不超过三天。”
臣湛若水说：这是古代役使百姓的制度。君主之所以尊贵，是因为他有百姓。想要得到百姓的心，应当节制他们的劳力。按照道义役使他们，百姓就不怨恨，劳苦而事情成功。然而恐怕役使的人不体恤百姓的劳力不堪承受，所以又制定三天来限制。三天的限制，又根据年成的丰歉来定等级。如果是中等年成、荒年，就只有一天、两天而已。古代的人对待百姓，节制他们的劳力而不耗尽，就是这样。秦朝不效法古代，修筑长城、阿房宫的劳役，而不体恤百姓的怨恨，以至于亡国。那么君主虐待役使百姓劳力的人，不仅使百姓受害，而且反而自取灭亡，能不警惕吗！
《月令》说：“耕种的人稍微休息，于是修缮门扇，寝庙完备，不要做大事以妨害农事。”
臣湛若水说：这是仲春的命令。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