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七十九 明 湛若水 撰
宜罢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宁土木之功，减瑶光财瓦之力，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者，于三时农隙修此数条，使国容严显，礼化兴行，不亦休哉？太后优令答之，而不用其言。
译应当停止尚方制作那些雕饰奢靡的物品，缩减永宁宫土木工程的劳力，减少瑶光殿铺设琉璃瓦的耗费，分担石窟雕刻的辛劳，以及各项不急迫的劳役，在春、夏、秋三季农闲时修筑这几项工程，使国家威仪庄严显赫，礼教风化兴盛推行，不也是美事吗？太后以优厚的诏令答复他，却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臣若水通曰：魏剥天下民之膏脂，极土木偶之文彩，而不知得为天子者，由于丘民，而不由于土木偶也。失天下之心，由于剥民之财，而不由于佛寺之不修也。魏业之寖衰以乱，岂无自哉？
陈宣帝太建元年五月，周髙祖克齐之后，雕斵之物并赐贫民，缮造之宜务从卑朴。
臣若水通曰：「司马光云：『周髙祖可谓善处胜矣。他人胜则益骄，髙祖胜而益俭。臣谓骄生于胜，而害胜者莫甚于骄。何也？夫胜心生则无忧，无忧则纵欲，纵欲则惟知己乐之，遂而不知天下之可忧。人君之欲至于知有己，而以天下奉一人，其民不亦毒乎？』司马光称周髙祖之善处胜，是也。以周髙祖之制欲，尚能贬损如此，况人君之学圣道以理自胜者乎？」
唐髙祖武德元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表，以为隋以恶闻其过，亡天下，宜易其覆辙，务尽下情，人君言动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献鹞鶵者，又百戱散乐，亡国▯声，近太常于民间借妇女裙襦以充妓衣，拟五月五日▯武门游戱，非所以为子孙法也。又言太子诸王参僚，宜谨择其人。帝省表大恱，下诏褒称，擢为治书御史，赐帛三百匹，颁示逺近。
臣若水通曰：「书云：人心惟危，岂不信哉？人主以俭而兴，以侈而亡。彼隋为殷鉴，于唐不逺。何临御未防，而鹞鶵百戱以进？人心可谓危矣。向无孙伏伽之谏，唐之为隋，未可知也。幸而天诱其衷，一言省悟，侈心以消。忠谏之臣，岂可无哉！」
武德四年五月，秦王世民观隋宫殿，叹曰：「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命撤端门楼，焚干阳殿，毁则天门及阙。臣若水通曰：「书以峻宇雕墙，未或不亡，故侈靡宫室，亡国之兆也；卑宫恶服，兴王之基也。」废兴存亡之机，茍不至于昏愚者，皆能辨之，而况于秦王世民乎？鉴隋之亡，而去其侈，可称贤主矣。其后渐不克终，何耶？「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防。若秦王者，岂非精一之学未之讲哉？」
武德四年七月，谏议大夫苏世长尝侍宴披香殿，酒酣谓上曰：「此殿炀帝之所为耶？」上曰：「卿谏似直，而实多诈，岂不知此殿朕所为，而谓之炀帝乎？」对曰：「臣实不知，但见其华侈如倾宫、鹿台，非兴王之所为故也。」若陛下为之，诚非所宜。臣昔侍陛下于武功，见所居宅仅蔽风▯，当时亦以为足。今因隋之宫室已极侈矣，而又增之，何以矫其失乎？」上深然之。
臣若水通曰：隋炀帝以侈宫室而亡，唐宜鉴于殷矣。夫既毁之而复蹈之，是恶人之过侈而已，则自肆焉而不知者，何也？语曰：「人虽至愚，责人则明；人虽至明，恕已则昏。」岂谓是耶？昏明之机，天理人欲之主也，可不戒哉！是故唐髙祖虽悟世长之谏，安能毁而焚之，如毁隋之宫室者乎？
唐太宗贞观七年十二月，工部尚书叚纶奏征巧工杨思齐。上令试之，纶使先造傀儡。上曰：“得巧工，庶供国事。卿令先造戱具，岂百工相戒无作滛巧之意耶？”乃削纶阶。
臣若水通曰：傀儡、木偶人戱也。面目机发，滛巧之尤者也。月令曰：「母作滛巧，以荡上心。」书曰：「工执艺事以谏。」纶为冬卿，见其君之惑于▯巧，犹当执艺事以谏，况又逢君之恶乎？孔子曰：「匹夫荧惑诸侯者，罪当诛，况天子乎？」太宗宜正其惑上之诛，乃止于削阶，则过矣。岂太宗好侈之根犹在耶？是故克伐怨欲之不行，未可与其仁矣。人主欲崇恭俭者，当治其本焉。
贞观十七年二月，帝问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谏者十余人，此何足谏？”对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将以金玊为之。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若祸乱已成，无所复谏矣。”帝曰：“然，朕有过，卿亦当谏其渐。朕见前世帝王拒谏者多，云‘业已为之’，或云‘业已许之’，终不为改。如此欲无危亡，得乎？”
臣若水通曰：奢侈者，危亡之本而忠臣谏君，必防其渐也。谏造漆器，舜以益圣；象箸玉杯，纣竟亡殷。此遂良防渐之说，与魏征十渐之规，所以拳拳为太宗言也。太宗即纳其言
译臣若水通说：魏朝剥削天下百姓的膏血脂膏，极力追求土木偶像的华丽文采，却不知能当上天子，是因为依靠百姓，而不是依靠土木偶像。失去天下人心的原因，在于剥削百姓的财富，而不在于佛寺没有修缮。魏朝基业逐渐衰败以至于动乱，难道没有原因吗？
陈宣帝太建元年五月，周高祖攻克齐国之后，把雕刻制作的物品全部赐给贫民，修缮建造的事务务必遵循低矮简朴的原则。
臣若水通说：“司马光说：‘周高祖可以说善于处理胜利了。别人胜利了就更加骄傲，高祖胜利后却更加节俭。我认为骄傲产生于胜利，而损害胜利的没有比骄傲更严重的了。为什么呢？因为胜利之心产生就没有忧患，没有忧患就放纵欲望，放纵欲望就只知道自己快乐，于是不知道天下值得忧虑。君主的欲望到了只知道自己，而用天下奉养一个人的地步，他的百姓不也就痛苦了吗？’司马光称赞周高祖善于处理胜利，这是对的。凭借周高祖克制欲望，尚且能贬损自己到这种地步，何况君主学习圣人之道以治理自我、战胜私欲的人呢？”
唐高祖武德元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书，认为隋朝因为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所以灭亡了天下，应该改变这种覆辙，务必让下情上达，君主言行举止不可不谨慎。陛下今天即位，明天就有进献鹞鹰雏鸟的人，又有各种杂耍音乐，这是亡国的声音，近来太常寺在民间借妇女的裙衫来充当妓女的衣服，准备五月五日玄武门的游戏，这不是给子孙做榜样的做法。又说太子和各位亲王的辅佐官员，应该谨慎选择人选。皇帝看了奏表非常高兴，下诏褒奖称赞，提拔他为治书御史，赐帛三百匹，颁布给远近的人看。
臣若水通说：“《尚书》说：人心危险，难道不真实吗？君主因为节俭而兴盛，因为奢侈而灭亡。那隋朝作为殷鉴，对于唐朝并不遥远。为什么刚登上皇位不久，鹞鹰雏鸟和各种杂耍就进献上来？人心可以说是危险了。如果没有孙伏伽的劝谏，唐朝变成隋朝那样，就难以预料了。幸好上天启发他的内心，一句话就醒悟，奢侈之心因此消除。忠诚劝谏的大臣，难道可以没有吗！”
武德四年五月，秦王李世民观看隋朝的宫殿，感叹说：“放纵奢侈之心，穷尽人的欲望，能不灭亡吗？”命令拆除端门楼，焚烧干阳殿，毁坏则天门和宫阙。臣若水通说：“《尚书》说高大的房屋和雕饰的墙壁，没有不灭亡的，所以奢侈华丽的宫室，是亡国的征兆；低矮的宫室和粗劣的衣服，是兴王的根基。”兴衰存亡的关键，如果不昏庸愚昧的人，都能辨别，何况秦王李世民呢？借鉴隋朝的灭亡，而去掉其奢侈，可以称为贤明的君主了。他后来逐渐不能坚持到底，为什么呢？《尚书》说：人心危险，道心需要防范。像秦王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没有讲求精一之学吗？”
武德四年七月，谏议大夫苏世长曾经侍奉皇帝在披香殿宴饮，酒喝得正酣时对皇帝说：“这座宫殿是炀帝建造的吗？”皇帝说：“你的劝谏看似正直，其实多有欺诈，难道不知道这座宫殿是我建造的，而说是炀帝吗？”回答说：“我确实不知道，只是看到它华丽奢侈如同倾宫、鹿台，不是兴王之所为的缘故。”如果陛下建造它，确实不适宜。我以前侍奉陛下在武功，看到所住的房屋仅仅能遮蔽风雨，当时也认为足够了。现在凭借隋朝的宫室已经极其奢侈了，而又增加它，用什么来纠正过失呢？”皇帝深深认为他说得对。
臣若水通说：隋炀帝因为奢侈宫室而灭亡，唐朝应该以此为鉴了。既然已经毁掉了却又重蹈覆辙，这是厌恶别人的过分奢侈而已，那么自己放纵而不知道的人，为什么呢？俗话说：“人即使极其愚蠢，责备别人时却明白；人即使极其明智，宽恕自己时却昏昧。”难道说的是这个吗？昏昧与明智的关键，是天理与人欲的主宰，难道可以不警惕吗！所以唐高祖虽然领悟了苏世长的劝谏，怎么能毁掉并焚烧它，像毁掉隋朝宫室那样呢？
唐太宗贞观七年十二月，工部尚书段纶奏请征召巧匠杨思齐。皇帝让他试验一下，段纶让他先制造傀儡。皇帝说：“得到巧匠，或许能供给国家事务。你让他先制造玩具，难道不是百工互相告诫不要制作淫巧的意思吗？”于是削去了段纶的官阶。
臣若水通说：傀儡、木偶人的游戏。面目机关触发，是淫巧中最严重的。《月令》说：“不要制作淫巧，以动摇君主的心。”《尚书》说：“工匠执掌技艺之事以劝谏。”段纶作为冬卿（工部尚书），看到君主被淫巧迷惑，还应当执掌技艺之事以劝谏，何况又逢迎君主的恶行呢？孔子说：“平民迷惑诸侯的，罪当诛杀，何况天子呢？”太宗应该纠正他迷惑君主的诛杀，却只止于削去官阶，就过分了。难道太宗喜好奢侈的根源还在吗？所以克己、伐怨、去欲的不能实行，还不能称他为仁。君主想要崇尚恭敬节俭的，应当治理其根本。
贞观十七年二月，皇帝问褚遂良说：“舜制造漆器，劝谏的有十多人，这有什么值得劝谏的？”回答说：“奢侈，是危亡的根本。漆器不停止，将要用金玉来制作。忠臣爱护君主，必须防范其渐近的趋势。如果祸乱已经形成，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劝谏的了。”皇帝说：“对，我有过错，你也应当劝谏其渐近的趋势。我看到前世帝王拒绝劝谏的很多，说‘已经做了’，或者说‘已经答应了’，最终不改正。这样想要没有危亡，能吗？”
臣若水通说：奢侈是危亡的根本，而忠臣劝谏君主，必须防范其渐近的趋势。劝谏制造漆器，舜因此更加圣明；象牙筷子玉杯，纣王最终灭亡了殷朝。这是褚遂良防范渐近的说法，与魏征十渐的规劝，所以恳切地为太宗所说。太宗立即采纳了他的话
唐髙宗永徽三年，梁建方大破处月朱邪孤注。御史劾奏建方逗遛不进。髙德逸敇令市马自取骏者。帝以建方等有功，释不问。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取之马筋力异常，请实中厩。”帝谓侍臣曰：“道▯法官进马，非其本职，妄希我意。岂朕行事不为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欲黜道裕。”尔二月甲寅，帝御安福门楼观百戱。乙夘，谓侍臣曰：“昨登楼欲以观人情及风俗奢侈，非为声乐。朕闻边人善为击鞠之戱尝一观之。昨初升楼，即有羣为击鞠，意谓朕笃好之也。帝王所为，岂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众人窥望之情，亦因以自诫。”
臣若水通曰：髙宗中材之主，可导而上下者也。即位之初，尊礼辅相，恭己以聴。永徽之政，庶防贞观。其责道裕骏马之佞，其时侈心未萌也。及登楼观百戱，击鞠之时，侈心萌矣。犹强遏而饰之，曰「观人情奢俭」，又曰「焚鞠自诫」。然而潜滋暗长者，月异而嵗不同。不数十年，悖谬昏惑，则前日之萌芽，由拱把而枝叶扶疎，虽折斧柯，不可为矣。卒成武氏之祸，皆自其侈心之萌也。人君之欲修俭德者，当于根本而致力焉，可也。孔子曰：「茍志于仁矣，无恶也。」
唐中宗嗣圣五年二月，侍御史王求礼上书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斵。今者饰以珠玉，涂以丹青，铁鷟入云，金龙隠雾。昔殷辛琼台，夏癸瑶室，无以加也。”太后不报。
臣若水通曰：「琼台瑶室，桀纣以亡；唐之宫室，珠玉丹青，以穷其滛巧。夏商之亡，续尔王求礼之言，可谓切矣，而不见聴。岂非乐所以亡者哉？」
唐▯宗开元二年七月，上以风俗奢靡，乙未，制乗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无得服珠玉锦绣。戊戌，敇百官所服带刀、酒器、马衔、镫，三品以上聴饰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银，自余皆禁之。妇人服饰从其夫子，其旧成锦绣聴染为皂，自今天下更无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工人减一等。罢两京织锦坊。
臣若水通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其有降杀等威，乃天之秩礼，非人之所为也。明皇乗舆服御金银，则销之以充军国之用，焚锦绣于殿前，而三品四品则聴用金玉之饰。自非天之秩，人之情也。其禁采珠玉，织锦绣，刻厉节俭，虽有善矣。君子知其不终焉。未防遣御史访珍异于南方，卒以奢败。盖其崇俭去奢，非实心而其所以示朴者，出于矫情，非实德也。然则人君可不慎乃俭德以懐永图哉？
天宝九载二月，以姚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时诸贵戚竞以进食相尚，水陆珍羞数千盘，一盘废中人十家之产。臣若水通曰：“上有所好，下必趋之。明皇穷口腹之欲，贵戚趋而媚之，至此极矣。其费非从天而下也，不在官则在民尔。以十家之产而供一盘之羞，有人心者忍下咽耶？”及夫幸蜀之时，日中未食，市胡饼献粝饭，回视检校进食之盛，悔将何及哉！谨録以告为人君者，覆辙之深戒焉。
唐代宗大厯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在谅隂中，动遵礼法。闰月，诏罢省四方贡献之不急者，罢棃园使及乐工三百余人。又诏天下无奏祥瑞及献珍禽竒兽、怪草异木。内庄宅使上言：“诸州有官租万四千余斛。”帝令分给所在充军储，放诸国所献驯象于荆山之阳，凡四十有二。及豹貀、鬬鸡、猎犬之类，悉纵之。又出宫女数百人，于是中外皆恱。淄青军士至投兵相顾曰：“明主出矣，吾属犹反乎？”
臣若水通曰：「记云：『至诚无息，不息则久。』盖有纯至之心，固至诚而不息，其次在强勉而已。唐德宗，其天资刻薄人也，徒见代宗▯政，即位而强更之，若有抑末崇俭之意者，军士投兵，固其所矣。然特出于一时声音笑貎之为，不数年之后，猜忌肆欲，遂致大乱。回视初年，若天渊然，本无其诚，而强于暂尔。胡安国所谓『假之不久而遽归』也。使由纯王之学，勉强于诚，则天理日明，人欲日消。汤、武之所以反之者，何不至哉？故人主不可以不学也。」
译唐高宗永徽三年，梁建方大败处月部的朱邪孤注。御史弹劾奏报梁建方逗留不进。高德逸奉诏令在市场上买马，自行选取骏马。皇帝认为梁建方等人有功，便释放了他们不再追究。大理卿李道裕上奏说：“高德逸所取的马筋力异常，请充实到皇宫马厩中。”皇帝对侍臣说：“李道裕身为法官却进献马匹，这不是他的本职，是妄图迎合我的心意。难道我行事不被臣下信任吗？我正自我责备，所以不想罢免李道裕。”这一年二月甲寅日，皇帝登上安福门楼观看百戏。乙卯日，皇帝对侍臣说：“昨天登楼是想观察民情以及风俗是否奢侈，并非为了欣赏音乐歌舞。我听说边地的人擅长打马球的游戏，曾想观看一次。昨天刚登上楼，就有人成群结队地打马球，以为我对此十分喜好。帝王的行为，怎么可以轻率？我已经烧毁了这些马球，希望杜绝众人窥探我意图的心理，也借此自我警戒。”
臣若水通说：高宗是中等资质的君主，可以引导他向上或向下。即位之初，他尊崇礼遇辅政大臣，恭谨自身以听从意见。永徽年间的政治，大致接近贞观之治。他责备李道裕进献骏马的谄媚行为，那时奢侈之心尚未萌发。等到登楼观看百戏、打马球的时候，奢侈之心已经萌发了。他还强行遏制并掩饰，说“观察民情奢俭”，又说“烧毁马球自我警戒”。然而暗中滋长蔓延的，每月每年都有不同的变化。不到几十年，就变得悖谬昏惑，那么前日的萌芽，从手臂粗细长成枝叶繁茂，即使砍断斧柄，也无法挽回了。最终酿成武氏之祸，都源自他奢侈之心的萌发。君主想要修养节俭之德，应当在根本上下功夫，这才是可行的。孔子说：“如果立志于仁，就不会有恶行了。”
唐中宗嗣圣五年二月，侍御史王求礼上书写道：“古代的明堂，茅草屋顶不加修剪，采来的椽子不加雕琢。现在却用珠玉装饰，用丹青涂饰，铁制的鸱尾高耸入云，金龙隐没在云雾中。从前殷纣王的琼台，夏桀的瑶室，也不能超过这个程度了。”太后没有回复。
臣若水通说：“琼台瑶室，桀纣因此灭亡；唐代的宫室，用珠玉丹青穷尽淫巧。夏商灭亡，接着王求礼的话来说，可以说是切中要害了，却没有被采纳。难道不是乐于享乐所以导致灭亡的吗？”
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皇帝因为风俗奢靡，乙未日，下诏乘坐的车舆、服御、金银器玩，应当命令有关部门销毁，以供军国之用，那些珠玉锦绣在殿前焚烧，后妃以下都不得穿戴珠玉锦绣。戊戌日，敕令百官所服的带刀、酒器、马衔、马镫，三品以上允许用玉装饰，四品用金，五品用银，其余都禁止。妇女服饰跟随丈夫的等级，那些旧有的锦绣允许染成黑色，从今天起天下再不得采集珠玉、织造锦绣等物，违者杖责一百，工匠减一等处罚。罢免两京的织锦坊。
臣若水通说：从天子到平民，有等级威仪的递减，这是天定的秩序礼仪，不是人为制定的。明皇乘坐的车舆服御金银器，就销毁以充军国之用，在殿前焚烧锦绣，而三品四品却允许使用金玉装饰。如果不是天定的秩序，这是人情啊。他禁止采集珠玉、织造锦绣，苛刻厉行节俭，虽然有善的一面。君子知道这不能持久。不久就派遣御史到南方访求珍奇异物，最终以奢侈败亡。大概他崇尚节俭去除奢侈，并非真心，而他用来显示朴素的，出于矫饰情感，并非真实的德行。那么君主能不谨慎修养节俭之德以谋求长远吗？
天宝九载二月，任命姚思艺为检校进食使。当时各位贵戚竞相以进献食物相夸耀，水陆珍馐数千盘，一盘废弃相当于十个中产家庭的财产。臣若水通说：“上面有所喜好，下面一定趋附。明皇穷尽口腹之欲，贵戚趋附迎合他，达到这个极致了。这些费用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在官府就在百姓身上。用十家之产来供应一盘珍馐，有人心的人忍心咽下去吗？”等到他逃往蜀地的时候，中午还没吃饭，市场上献上胡饼和粗饭，回头看检校进食时的盛况，后悔哪里来得及呢！谨此记录以告诫为人君主者，这是前车之鉴的深刻警戒。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在守丧期间，行动遵循礼法。闰月，下诏罢免四方不急切的贡品，罢免梨园使及乐工三百余人。又下诏天下不得奏报祥瑞及进献珍禽奇兽、怪草异木。内庄宅使上书说：“各州有官租一万四千多斛。”皇帝命令分发给当地充作军储，放归各国所献的驯象于荆山之南，共四十二头。以及豹、貀、斗鸡、猎犬之类，全部放归山林。又放出宫女数百人，于是朝廷内外都高兴。淄青军士甚至扔掉兵器互相看着说：“明主出现了，我们这些人还要造反吗？”
臣若水通说：“《礼记》说：‘至诚没有止息，不止息就能长久。’大概有纯至之心，固然至诚而不止息，其次在于勉强努力而已。唐德宗，他天性刻薄，只是看到代宗政治混乱，即位后强行改变，好像有抑制末节崇尚节俭的意思，军士扔掉兵器，那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这特别出于一时的声音笑貌作为，不到几年之后，猜忌肆欲，于是导致大乱。回头看初年，如同天渊之别，本来没有诚意，只是暂时勉强罢了。胡安国所说的‘假借不久就迅速回归’就是这样。如果遵循纯王之学，勉强于诚，那么天理日益明朗，人欲日益消减。商汤、周武王之所以能返本归真，怎么会达不到呢？所以君主不可以不学习。”
唐懿宗咸通七年，上好音乐宴游。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皆备。聴乐观优，不知厌倦。赐与动及千缗。曲江、昆明、防浐、南宫、北苑、昭应、咸阳，所欲游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乐饮食幄帟，诸王立马以备陪从。每行幸，内外诸司扈从十余万人，所费不可胜纪。
译唐懿宗咸通七年，皇帝喜好音乐和宴饮游乐。殿前供奉的乐工常常接近五百人，每月宴会不少于十多次，山珍海味样样具备。听歌看舞，不知疲倦厌倦。赏赐动辄达到数千缗。曲江、昆明、沣浐、南宫、北苑、昭应、咸阳等地，想要去哪里游玩就立刻前往，不需要等待准备。有关部门常常备齐音乐、饮食和帷帐，各位王爷骑马等候以作陪从。每次出行，朝廷内外各部门随行护卫多达十余万人，所花费的财物无法计算。
臣若水通曰：人主之治天下，当以俭约为先，而佚游之戒，滛声之絶，所以养俭德而端大本也。懿宗游宴无度，而音乐不离，赏赐不惜，至使有司随处以具供应，诸王立马以备扈从，可谓暴天物、穷人力而不恤者。唐之亡也，宁不决于斯哉？孟子曰：「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防，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其懿宗之谓乎？此天下万世之所当鉴也。
格物通卷七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八十 明 湛若水 撰
抑浮末下【禁淫巧奢侈附】
贾谊新书》曰：「民弃完坚而务雕镂纎巧，以相竞髙。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轻能成；用一嵗，今半嵗而弊。不耕而多食农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穷而不足也。故以末与民，民大贫；以本与民，民大富。」
臣若水通曰：「耕桑者，本也；工巧者，末也。本末之势，相趋而日相逺。是故知有耕桑，则不知有工巧矣；知有工巧，则不知有耕桑矣。一夫耕之，百夫食之；一妇蚕之，百人衣之。岂有不穷以乱乎？不耕不蚕，危乱立至。故抑末则财足，财足则民从善，而天下平矣。」
刘向《説苑》李克曰：「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国贫穷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泆，则驱民而为邪也。民以为邪，因以法随诛之，不赦，则是为民设陷也。」
臣若水通曰：「舜至质，故贵陶；禹卑宫室，故尊匠；汤疾礼乐之坏，而尊梓；武王疾上下失其服饰，而尊舆。古之圣帝明王，未有不以俭为天下倡者。后世之君，不知反朴，而民伪日滋，奸邪▯泆，宁能免哉？及陷于罪，从而诛之，是防民也，岂仁人之所为邪？然则人君欲禁之，有道矣，在以身先之耳。」
韩愈《钱重物轻状》曰：臣愚以为钱重物轻，救之之法有四：一日在物，土贡夫五谷布帛，农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为也。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输钱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今使出布之乡，租赋悉以布出；緜丝百货之乡，租赋悉以緜丝百货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内及河渭可漕入，愿以草粟租赋悉以聴之，则人益农，钱益轻，糓米布帛益重。二曰在塞其隙，无使之泄。禁人无得以铜为器皿，禁铸铜为浮屠、佛像、钟磬者。蓄铜过若千斤者，铸钱以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钱不得出五岭买卖，一以银，盗以钱出岭及违令以买卖者，皆坐死。五岭旧钱聴人载出，如此则钱必轻矣。三曰更其文，贵之使一当五，而新旧兼用之。凡铸钱千，其费亦千；今铸一而得五，是费钱千而得钱五千，可立多也。四日扶其病，使法必立。凢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输其土物以为租赋，则州县无见钱。州县无见钱，而谷米布帛未重，则用不足，而官吏之禄俸月减其旧三之一。各置铸钱使，新钱一当五者以给之，轻重平乃止。四法用，钱必轻，糓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
臣若水通曰：此状韩愈之所以献之于朝廷者也。其何以钱重物轻为议？盖五糓布帛，非可与钱比，而钱顾有以重之。是乃率其本轻者而易夫至重，则宜乎天下不能生活，而生理为之穷絶也。况夫布帛糓米之在天下，犹夫水火，不可一朝而无。而钱之为用，所以为此而设也。今使之卖布帛糓米以输钱于官，是物何贱，而钱何贵也？故韩愈之意，宁以彼易此，而不欲以此易彼也。所以拳拳曰：「出布之乡，租赋悉以布出；緜丝百货之乡，租赋悉以緜丝百货。」以至欲人无得以铜为器皿、为浮屠、佛像、钟磬等物，而又严以死刑之令。至于更其文，以一当五，去其弊，而使法必立，所以主张乎钱不得以重，而谷米布帛不得以轻也。其抑末崇本之意，至切矣。我国朝贵五谷而贱金玉，百姓诚蒙夫乐利之休也。韩愈之说，于是乎有验焉。
宋仁宗天圣元年春正月，立计置司。时承平既久，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冦敌蠧耗中国。百姓纵侈，而上下困于财。三司使李谘请省浮费，盐铁判官俞献卿亦言：“天下糓
译臣湛若水评论说：君主治理天下，应当以节俭朴素为首要，而警戒游荡玩乐、杜绝淫靡之声，是用来培养节俭的德行并端正根本的。唐懿宗游宴没有节制，音乐不离身边，赏赐毫不吝惜，以至于让有关部门到处准备供应，各位亲王骑马跟随以备扈从，这可以说是挥霍天物、耗尽人力而不顾惜。唐朝的灭亡，难道不是决定于此时吗？孟子说：“军队出行却带着粮食，饥饿的人不给吃，劳累的人不让休息，百姓怨恨相视，于是百姓就作恶。”违背天命虐待百姓，饮食如流水般挥霍，沉溺于荒淫亡国之事，成为诸侯的忧患，这说的不就是唐懿宗吗？这是天下万世应当引以为鉴的。
格物通卷七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八十 明 湛若水 撰
抑制浮华末业下【禁止淫巧奢侈附】
贾谊《新书》说：“百姓丢弃完好坚固的物品而追求雕刻纤细精巧，以此互相竞争高下。制作一件东西，原本一天就能完成，现在十天也不一定能够做成；使用一年，现在半年就坏了。不耕种却多吃农夫的粮食，这是天下之所以困窘贫穷而物资不足的原因。所以用末业对待百姓，百姓就会非常贫困；用本业对待百姓，百姓就会非常富裕。”
臣湛若水评论说：“耕种和养蚕是本业；工匠技巧是末业。本业和末业的趋势，相互背离而日益疏远。所以知道有耕种养蚕，就不会知道有工匠技巧了；知道有工匠技巧，就不会知道有耕种养蚕了。一个人耕种，一百个人吃；一个妇女养蚕，一百个人穿。难道有不因穷困而导致动乱的吗？不耕种不养蚕，危险和动乱立刻就会到来。所以抑制末业则财物充足，财物充足则百姓顺从善道，天下就安定了。”
刘向《说苑》中李克说：“上面不禁止技巧，国家就会贫穷，百姓就会奢侈。国家贫穷，贫穷的人就会做奸邪之事，富足的人就会放纵淫逸，这就是驱使百姓走向邪路。百姓做了邪事，就用法令随之诛杀，不赦免，这就是为百姓设置陷阱。”
臣湛若水评论说：“舜帝极其质朴，所以尊重陶工；禹帝宫室低矮简陋，所以尊重工匠；商汤痛恨礼乐败坏，所以尊重梓人；周武王痛恨上下服饰失当，所以尊重舆人。古代的圣帝明王，没有不以节俭为天下倡导的。后世的君主，不知道返璞归真，而百姓的虚伪日益滋生，奸邪放纵，难道能避免吗？等到百姓陷入罪过，接着就诛杀他们，这是防备百姓，难道是仁人所做的事吗？那么君主想要禁止这些，是有方法的，在于以身作则罢了。”
韩愈《钱重物轻状》说：臣愚以为钱重物轻，补救的方法有四：一是在于物品，土贡中的五谷布帛，是农夫所能生产的，工人所能制作的。百姓不能铸钱，却让他们卖布帛谷米来向官府缴纳铜钱，因此物品越来越贱而铜钱越来越贵。现在让出产布匹的地方，租赋全部用布匹缴纳；出产绵丝百货的地方，租赋全部用绵丝百货缴纳；距离京城一百里的地方全部用草缴纳，三百里的地方用粟米缴纳，五百里以内以及河渭可以漕运的地方，愿意用草粟缴纳租赋的，全部听从他们，那么百姓就会更加致力于农业，铜钱就会更加贬值，谷米布帛就会更加贵重。二是在于堵塞漏洞，不让铜钱外泄。禁止百姓用铜制作器皿，禁止铸造铜为佛像、钟磬。积蓄铜超过千斤的，铸钱用来制作其他物品的，都判处死刑不赦免。禁止铜钱流出五岭进行买卖，一律用银，盗运铜钱出岭以及违令买卖的，都判处死刑。五岭旧有的铜钱允许百姓携带出去，这样铜钱一定会贬值。三是在于更改钱币的面值，使其贵重，让一枚新钱相当于一枚旧钱的五倍，新旧钱兼用。凡是铸造一千枚钱，费用也是一千；现在铸造一枚得到五枚的价值，这是花费一千枚钱的代价而得到五千枚钱的价值，可以立刻增加很多。四是在于扶持其弊病，使法令必定确立。凡是法令刚确立，必定有弊病。现在让百姓各自缴纳当地的物品作为租赋，那么州县就没有现成的铜钱。州县没有现成的铜钱，而谷米布帛尚未贵重，那么用度不足，官吏的俸禄每月减少原来的三分之一。各地设置铸钱使，用一枚当五枚的新钱供给他们，轻重平衡就停止。四种方法使用，铜钱必定贬值，谷米布帛必定贵重，百姓必定均平了。
臣湛若水评论说：这是韩愈献给朝廷的奏状。他为什么以钱重物轻为议题呢？大概五谷布帛，不能与铜钱相比，而铜钱反而有使其贵重的原因。这是率领本应轻贱的物品去交换极其贵重的东西，那么天下百姓不能生活，生计因此穷尽断绝，是理所当然的。况且布帛谷米在天下，就像水火一样，不可一天没有。而铜钱的用途，是为了这些而设立的。现在让他们卖布帛谷米来向官府缴纳铜钱物品为什么这么贱，而铜钱为什么这么贵呢？所以韩愈的意思，宁愿用彼交换此，而不愿用此交换彼。所以恳切地说：“出产布匹的地方，租赋全部用布匹缴纳；产出绵丝百货的地方，租赋全部用绵丝百货。”以至于想要让百姓不能用铜制作器皿、佛像、钟磬等物，又严厉地制定死刑法令。至于更改钱币面值，以一当五，去除弊病，使法令必定确立，是为了主张铜钱不能贵重，而谷米布帛不能轻贱。他抑制末业崇尚本业的意思，非常恳切。我朝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百姓确实蒙受了安乐利益的福祉。韩愈的说法，在这里得到了验证。
宋仁宗天圣元年春正月，设立计置司。当时太平已久，兵籍日益扩大，官吏日益众多，佛老之徒和敌寇侵蚀消耗中国。百姓放纵奢侈，而上下都困于财力。三司使李谘请求节省浮费，盐铁判官俞献卿也说：“天下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