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四 明 湛若水 撰
司，不能直谏，乃私语子孙，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凡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韦。”
译在朝廷任职，却不能直言规劝，反而私下对子孙夸耀自己的明智，这是不忠中最大的过错。凡是得到魏徵的规劝，我就知道了自己的过错。应当把它放在几案上，用来比照韦。
臣若水通曰：太宗知晋武平吴而志骄，而不自知其志渐不克，终于治定功成之时者，何邪？凡以志之不立也。其志既立，则不变塞焉，至死不变，何前后衡决邪？大抵三代之下，人主精一之学不讲，而往往假仁义以行之，无恠乎其不克终矣。虽然，▯韦之喻，又后之世主所不及也。
贾谊曰：「志有四兴：朝廷之志，渊然清以严；祭祀之志，愉然思以和；军旅之志，怫然愠然，精以厉；防纪之志，漻然防然，忧以愀。」
臣若水通曰：夫志一而已矣，何也？天理一而已矣。天理存于中而为志，流动而不居，随处而发见。在朝廷为清严，在祭祀为思和，在军旅为精厉，在丧纪为忧愀。无一而非天理也。是故一志立而万善出矣，为人君者可不务乎？
资政殿学士汝南公范仲淹所学必以忠孝为本，其所志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有所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此诸葛武侯不计成败利钝之诚心也。臣若水通曰：“所谓志者，不可夺之谓也。固不以成败利钝而易心矣。”其可以夺者，谓之意气，则可谓之志则不可。仲淹所志，以天下之忧乐为己之忧乐，庻几伊尹之志矣。頋其不能俾其君为尧舜，而无一夫之不获者，何邪？岂一徳之学未之讲邪？使仲淹志伊尹之志，以一其徳，则以其忧乐扩而充之，将与天地万物同体，而王道可行矣。故君子之学，以志道为至。
宋徽宗政和五年，置太子詹事陈邦光于池州。蔡京献太子以大食国琉璃酒器，罗列宫廷。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闻以道义相训，乃持玩好之具，荡吾志邪？”命左右碎之。京闻邦光实激太子讽言者，击逐之。
臣若水通曰：太子不以蔡京所献琉璃酒器荡其志，诚若有志矣。惜乎，其明知京之奸邪而不能去，反聴京以计逐邦光。有志之主，固如是乎？《书》云：「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必百志惟熈之主，而后可。然则为人君者，可不以立志为先务乎？
宋孝宗淳熈八年，著作郎吕祖谦卒。祖谦既卧病，而任重道逺之志不衰。
臣若水通曰：「伯恭任道之志，卧病而不衰，庻乎曾子所谓『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己』者矣。独不知其当时所任重者，果孔门之所谓仁乎？否也。虽然，世之人君以思得颇牧之心，而思得如伯恭志道之流以与之游从讲习，亦庻几能引君当道，志于仁者矣。」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杀宋少保枢宻使信国公文天祥。初，天祥开督府，置僚属，一时知名者四十余人，而遥请号令，称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数，然皆一念向正，至死靡悔。庐陵邓光荐曰：「天祥奉诏勤王，独行其志，屡踬而愈奋。故其军日败，势日蹙，而归附日众。从之者亡家沈族而不悔。虽人心向中国，思赵氏，亦由天祥之神气意度足以感悟之也。」
臣若水通曰：天祥，其古之所谓志士者邪？彼其一念恢复之志，起而踣，踣而复起，故其开府南劒，而忠义所激，虽勤王之师不少得志于元，而众志不挫，有以也夫！观其就义数语，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盖其所志有素定也。宋之人主，使天祥得行其志于初年，则董宋臣迁都之论必不行，贾似道之奸必斥，宋之国家，岂至乱亡哉？宋不出此，如久病之人，气息奄奄，扁鹊望之而走者，而使忠节之臣抱志与国同毙，不能不掩卷为之太息流涕。
宋儒周惇頥《通书》曰：「志，伊尹之所志。」
臣若水通曰：伊尹之志，志于仁者也。伊尹耻君不为尧、舜，一夫不获，以为已辜，与物同体矣。推其本，自乐尧、舜之道中来也。是故君子欲志伊尹之志者，当先志于道。夫伊尹，王佐也。人君欲复三王之治者，宜求如伊尹之臣，同其志而咸有一徳焉，可也。
张载《理窟》曰：「学者所志至大，犹恐所得浅，况可便志其小？茍志其小，志在行一节而已。」
臣若水通曰：心之本体，与天地同大也。君子之学，复其初焉尔矣。故必见大，然后能志大。所志系于所见也。志于大而局于小者
译臣若水通说：唐太宗知道晋武帝平定东吴后心志骄纵，却不知道自己的心志逐渐不能克制，最终在天下安定、功业完成之时（未能善终），这是为什么呢？大都是因为心志没有确立。如果心志已经确立，就不会改变，直到死都不改变，怎么会前后判若两人呢？大概夏商周三代以后，君主不讲究精纯专一的学问，而往往假借仁义来行事，不怪他们不能善终了。虽然如此，韦昭的比喻，又是后世君主所不及的。
贾谊说：“心志有四种表现：在朝廷上的心志，深沉清明而严肃；在祭祀时的心志，愉悦思念而和谐；在军旅中的心志，愤怒严厉，精纯而刚烈；在丧纪时的心志，清冷防备，忧愁而肃穆。”
臣若水通说：心志只是一个罢了，为什么呢？因为天理只是一个罢了。天理存在于内心就表现为心志，流动而不固定，随处显现。在朝廷表现为清明严肃，在祭祀表现为思念和谐，在军旅表现为精纯刚烈，在丧纪表现为忧愁肃穆。没有哪一样不是天理。因此，心志一旦确立，万种善行就产生了，做君主的能不致力于此吗？
资政殿学士汝南公范仲淹做学问一定以忠孝为根本，他的志向是先为天下人的忧虑而忧虑，后为天下人的快乐而快乐。他有所作为一定竭尽全力，说：“从我自己这方面来说，应当像这样。”事情成功与否，有不在我掌控之中的因素，即使是圣贤也不能必然保证，这正是诸葛武侯不计较成败利钝的诚心。臣若水通说：“所谓心志，就是不可改变的意思。本来就不因成败利钝而改变心意。”那些可以改变的，叫做意气，那就可以称为心志吗？不可以。范仲淹的志向，把天下人的忧乐当作自己的忧乐，差不多达到了伊尹的志向。只是他不能使他的君主成为尧舜，使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没有讲求一德的学问吗？假使范仲淹立志像伊尹那样，统一他的德行，那么凭借他的忧乐之心推广扩充，就会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王道就可以实行了。所以君子的学问，以立志于道为最高境界。
宋徽宗政和五年，将太子詹事陈邦光安置在池州。蔡京向太子进献大食国的琉璃酒器，罗列在宫廷中。太子愤怒地说：“天子和大臣，不听说用道义互相训导，却拿着玩赏喜爱的器物，来扰乱我的心志吗？”命令左右侍从打碎它们。蔡京听说陈邦光实际上是激发太子讽谏的人，就攻击驱逐了他。
臣若水通说：太子不因为蔡京进献的琉璃酒器而扰乱心志，确实好像有志向了。可惜他明明知道蔡京的奸邪却不能罢免他，反而听从蔡京的计谋驱逐陈邦光。有志向的君主，本来是这样吗？《尚书》说：“任用贤才不要有二心，去除奸邪不要有疑虑。”一定要是心志光明昌盛的君主，才可以做到。既然这样，做君主的能不把立志作为首要任务吗？
宋孝宗淳熙八年，著作郎吕祖谦去世。吕祖谦已经卧病在床，但任重道远的志向没有衰退。
臣若水通说：“吕伯恭承担大道的志向，卧病而不衰退，差不多就是曾子所说的‘把仁作为自己的责任，死而后已’了。只是不知道他当时所承担的重任，果然是孔子门徒所说的仁吗？不是的。虽然如此，世间的君主怀着想要得到廉颇、李牧那样的将才之心，而想着得到像吕伯恭这样立志于道的人与他们交往讲习，也差不多能够引导君主走上正道，立志于仁了。”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杀害了宋少保枢密使信国公文天祥。起初，文天祥开设督府，设置僚属，当时有名望的人四十多人，而遥请号令，称为幕府。文武人士不可胜数，然而都一心向善，至死没有悔恨。庐陵人邓光荐说：“文天祥奉诏勤王，独自践行他的志向，屡次受挫而更加奋起。所以他的军队一天天败退，形势一天天紧迫，而归附他的人一天天增多。跟随他的人家破人亡而不后悔。虽然人心向慕中国，思念赵氏，也是由于文天祥的神气意度足以感化他们。”
臣若水通说：文天祥，大概是古代所说的志士吧？他那一念恢复中原的志向，起来又跌倒，跌倒又起来，所以他开设府署于南剑州，被忠义所激发，虽然勤王的军队在元朝那里没有多少得志的地方，但众人的志向没有受挫，是有原因的啊！看他就义时的几句话，孔子说成就仁德，孟子说取义，只有义尽，所以仁至，大概是因为他的志向早有定论。宋朝的君主，假使文天祥能在早年实行他的志向，那么董宋臣迁都的议论一定不会被采纳，贾似道的奸邪一定会被斥退，宋朝的国家，难道会到混乱灭亡的地步吗？宋朝不这样做，就像久病的人，气息微弱，扁鹊望见就逃跑，却让忠节之臣抱着志向与国家一同灭亡，不能不掩卷为之叹息流泪。
宋儒周敦颐《通书》说：“心志，是伊尹所志。”
臣若水通说：伊尹的志向，是立志于仁。伊尹以君主不做尧舜为耻，以一个人不得其所为自己的罪过，与万物同体了。推究其根本，是从乐于尧舜之道中来的。所以君子想要立志像伊尹那样，应当先立志于道。伊尹是辅佐王的贤臣。君主想要恢复三王的治世，应该寻求像伊尹那样的臣子，与他同心同德，可以了。
张载《理窟》说：“学者所志最大，还恐怕所得浅薄，何况可以就志于小呢？如果志于小，志向只在实行一节罢了。”
臣若水通说：心的本体，与天地一样大。君子的学问，不过是恢复其初始的状态罢了。所以一定要看见大的，然后才能志于大的。所志取决于所见。志于大而局限于小的
，有之矣。未有志于小而能大者也。故子贡曰：「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君子、小人，贤否之别，顾其所识、所从大小之辨尔。故志不可不早定也。
译有这样的情况了。从来没有立志于小而能成就大的。所以子贡说：“贤能的人识得大的方面，不贤能的人识得小的方面。”孟子说：“顺从大体的是大人，顺从小体的是小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贤与不贤的分别，只看他们所识、所从的是大还是小罢了。所以志向不可不早早确定。
程颢上殿劄子有云：「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学，明善恶之归，辨忠邪之分，晓然趋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谓定志者，一心诚意，择善而固执之也。夫义理不先定，则多听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则守善而或移。惟在以圣人之训为必当从，先王之治为必可法，不为后世驳杂之政所牵制，不为流俗因循之论所迁惑。自知极于明，信道极于笃，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后己也。」
臣若水通曰：「万化生于心，故万善始于志也。志定而不能善其事者，未之有也；志不定而能善其事者，亦未之有也。故君子定志之为贵，一定志而天下之治成矣。」程子斯言，万世人君所当服膺而从事者也。
问：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贪，何为其然也？程子曰：志不立，为气所使故也。志胜气，则一定而不可变也。曽子易箦之际，其气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坚定，则虽死生之际，亦不为之动也，况老少之异乎？
臣若水通曰：人有恒言，志其帅也，气其卒徒也。帅欲进则进，欲止则止，此其机犹非一身也。志，其心也；气，其手足也。心欲持则持，欲行则行，在我而已矣。故君子养其志，而气斯至焉。故志立而气随，则老少死生不能移矣。
程頥应诏上英宗皇帝书曰：「今言当世之务者，必曰所先者寛赋役也，劝农桑也，实仓廪也，备灾害也，修武备也，明教化也。此诚要务然犹未知其本也。臣以为所尤先者有三焉，请为陛下陈之：一曰立志，二曰责任，三曰求贤今虽纳嘉谋陈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聴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责任宰辅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恊心，非贤者任职，其能施于天下乎？三者本也，制于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无其用。三者之中，复以立志为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不狃滞于近规不迁惑于众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臣若水通曰：「孔子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是故庻政之务，本于责任。求贤而求贤责任，又本于立志。立志在于求道，而体道在乎诚心。志道要矣，诚心急焉。人君务学以致治，可不知乎？」
真徳秀曰：志者，进徳之基。若圣若贤，莫不发轫乎此。志之所趋，无逺不逹，穷山穷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鋭兵精甲不能御也。善恶二途，惟道与利而已。志乎道，则理义为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则物欲为之主，而理义不能入。尧、桀、舜、蹠之所繇以异也，可不谨乎？
臣若水通曰：「真徳秀论志之言，可谓切至矣。然以为基，以为发轫，则似若以为始，而未究其终者。夫志者，人道始终之贯也。故孔子自十五志学，至于不逾矩，皆一志之所至也。后之学者，可不辨志以为终身之地乎？」
张栻作《桂阳军学记》有云：「学者当以立志为先，不为异端訹不为文采▯不为利禄汩，而后庻几可以言读书矣。」
臣若水通曰：异端利禄之夺志，夫人皆知之也。文采读书之夺志，虽宿学者未必知之也。志立而读书以发于文采，犹树木之根发于枝叶花实，皆一气之贯尔。周惇頥曰：圣人之训，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徳行，行之为事业。程颢谓谢显道曰：玩物丧志。黄鲁直曰：以我观书，处处得益。夫志立则我立，我立则读书文采不能丧志，而皆可以养志矣。惟圣明留神焉。
国朝永乐三年正月壬子，先是太宗皇帝命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于新进士中选才质英敏者，俾就文渊阁进其学。至是，缙等选修撰曾棨等二十八人入见。太宗谕勉之曰：「人须立志，志立则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无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简拔于千百人中为进士，又简拔于进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当立志逺大，不可安于小成。为学必造道徳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并驱班马、韩欧之间。如此立心，日进不己，未有不成者。古之文学之至，岂皆天成，亦积功所致也。汝等勉
译程颢上殿奏疏中说：“君主大道的重要之处，在于考察古代典籍以端正学问，明确善恶的归宿，辨别忠奸的界限，清楚地趋向大道的正途。所以关键在于君主的志向先要确定，君主志向确定，天下的治理就成功了。所谓确定志向，就是专一心思、真诚意念，选择善道并坚定不移地持守它。如果义理没有预先确定，就会因为听得太多而容易迷惑；如果意志没有预先确定，就会虽然坚守善道却可能动摇。只有把圣人的教诲作为必须遵从的，把先王的治理作为必须效法的，不被后世驳杂的政治所牵制，不被流俗因循的言论所迁就迷惑。自知达到极致的明察，信道达到极致的笃实，任用贤才不犹豫，去除奸邪不迟疑，一定要期望使天下达到像夏商周三代那样隆盛的地步才停止。”
臣若水通说：“万物化生源于心，所以万善始于志向。志向确定却不能把事做好的，从来没有过；志向不确定却能做好事的，也从来没有过。所以君子以确立志向为贵，一旦确立了志向，天下的治理就成功了。”程子的这番话，是万世君主所应当铭记在心并付诸实践的。
问：有人年少时勇敢，年老时怯懦；年少时廉洁，年老时贪婪，为什么会这样呢？程子说：这是因为志向没有确立，被气禀所驱使的缘故。如果志向胜过气禀，就一定不会改变。曾子在更换席子临终之际，他的气力微弱是可以知道的。只是因为他的志向已经坚定，所以即使在生死关头，也不为之动摇，何况是年少和年老的差异呢？
臣若水通说：人们常说，志向是统帅，气禀是士卒。统帅想前进就前进，想停止就停止，这其中的机枢还不仅仅是一身之事。志向，是心；气禀，是手足。心想要持守就持守，想要行动就行动，这完全取决于我自己罢了。所以君子修养他的志向，气禀自然就会跟随。所以志向确立而气禀随之，那么年少年老、生死都不能使其改变了。
程颐应诏给英宗皇帝上书说：“现在谈论当世事务的人，一定说首先要做的是减轻赋税徭役，鼓励农桑，充实粮仓，防备灾害，修习武备，彰明教化。这些确实是重要的事务，但还不知道根本所在。我认为尤其要先做的有三件事，请为陛下陈述：一是立志，二是责任，三是求贤。现在虽然采纳美好的谋略、陈述完善的计策，如果不是君主的志向先确立，怎么能听从而采用呢？君主想要采用，如果不责成宰辅，又有谁来承接并执行呢？君臣同心协力，如果不是贤者担任职事，怎么能施行于天下呢？这三者是根本，处理具体事务的是应用。有了根本，就不担心没有应用。在这三者之中，又以立志为根本。君主的志向确立，天下就治理好了。所谓立志，就是至诚专一，以大道为己任，把圣人的教诲作为必定可信的，把先王的治理作为必定可行的，不局限于近世的规制，不被众人的言论所迷惑，一定要期望使天下达到像三代那样的盛世。”
臣若水通说：“孔子说为政在于人，用人在于修身。所以各种政务，根本在于责任。求贤和责任，又根本在于立志。立志在于求道，而体悟道在于诚心。志向于道很重要，诚心更紧迫。君主致力于学习以求治理，怎么能不知道这一点呢？”
真德秀说：志向，是增进德行的基础。无论是圣人还是贤人，没有不是从这里起步的。志向所趋向的地方，没有遥远不能到达的，穷山恶海也不能限制它。志向所指向的地方，没有坚固不能进入的，锐利的兵器精良的铠甲也不能抵御它。善恶两条道路，只有道与利罢了。志向在于道，那么理义就是主宰，物欲就不能动摇它；志向在于利，那么物欲就是主宰，理义就不能进入心中。尧、桀、舜、跖之所以不同，能不谨慎吗？
臣若水通说：“真德秀论述志向的话，可以说非常深切透彻了。然而把它作为基础，作为起步，似乎只把它当作开始，而没有探究其终结。志向，是人道始终贯穿的东西。所以孔子从十五岁立志学习，直到七十岁不越出规矩，都是同一个志向所达到的境界。后世的学者，能不辨别志向作为终身的立足点吗？”
张栻作《桂阳军学记》说：“学者应当以立志为先，不被异端引诱，不被文采迷惑，不被利禄扰乱，然后才差不多可以谈论读书了。”
臣若水通说：异端利禄夺取志向，大家都知道。文采读书夺取志向，即使是老成的学者未必知道。志向确立而读书以发扬文采，就像树木的根生出枝叶花果，都是同一股气的贯通罢了。周敦颐说：圣人的教诲，进入耳朵，存留心中，蕴藏成为德行，实行成为事业。程颢对谢良佐说：玩物丧志。黄庭坚说：以我观书，处处得益。志向确立那么我就确立，我确立那么读书文采就不能丧失志向，而都可以用来修养志向了。希望圣明的君主留意这一点。
本朝永乐三年正月壬子日，在此之前，太宗皇帝命令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人，在新科进士中选拔才质英敏的人，让他们在文渊阁进修学业。到了这时，解缙等人选拔修撰曾棨等二十八人入朝觐见。太宗告诫勉励他们说：“人必须立志，志向确立那么功业就成就。天下古今的人，没有不立志而能建功成事的。你们从千百人中选拔为进士，又从进士中选拔到这里，固然都是当今的英俊人才。但是应当树立远大的志向，不可安于小小的成就。做学问一定要探究道德的精微，一定要具备体用的全面；写文章一定要与班固、司马迁、韩愈、欧阳修并驾齐驱。像这样立心，每天进步不停止，没有不成功的。古代文学的最高境界，难道都是天生而成的，也是积累功夫所致啊。你们努力吧。”
之，朕不任尔以事。文渊阁古今载籍所萃，尔各食其禄，日就阁中恣尔玩索，务实得于己，庶国家将来皆得尔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
译至于你们，朕不委派你们处理具体事务。文渊阁是古今典籍汇聚的地方，你们各自享有朝廷俸禄，每天到阁中尽情研读探索，务必使学问真正内化为自己的所得，希望将来国家都能任用你们，不可自我懈怠，辜负了朕对你们的期望之意。」
臣若水通曰：「臣伏覩太宗文皇帝选庶吉士，教之于秘阁，而进其学，先之以立志，本之以道徳，全之以体用，发之以文章，可谓知本矣。大哉皇言，至矣皇教！其后诸臣，往往事业有可观，但未闻以道徳显名者，岂亦未尽副圣教期望之盛心乎？洪惟圣子神孙，法祖立教，拳拳于庶吉士之训，甚盛典也。为庶吉士者，宜以圣贤为志，以道徳为本，以文艺为末，庶无负于列圣相传教养之本意也。」
格物通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五 明 湛若水 撰
谋虑上
易·讼》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臣若水通曰：「天上水下，其行相违相讼之象。作事谋始，所以止讼端也。」张载曰：「戏动作于谋也。谋而善则善，谋而不善则不善。不善则讼端啓矣。谋始者何也？人心发虑之初也。吉凶善恶于是乎分，而讼不讼兆焉。故谋之、虑之，求尽乎天理，而人心安矣。孰得而讼乎？人君事失其谋，天下讼之也。其可不谨始而虑终也耶？」
履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臣若水通曰：上者履之终九，以刚明之才处之，故能自考于其终，视其所履行，以考其祥不祥，而善恶祸福之分数见矣。盖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祥生于所履之善，考祥非徼福也，以自考也。审视其所履者，果天理邪，人欲邪，善邪，私邪？私则不祥生焉，善则周旋无亏，吉孰大焉？人君履天下之事，随处体认天理，其履而皆善，则天下治矣，岂非所谓元吉哉！
蛊》彖传：“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臣若水通曰：三日，言久也。故斋以三日，丧敛以三日。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并甲为七日矣。《书》曰：「服念五六日」，言甚乆也。久则虑之详，而事无不善。治蛊之道，审而人谋尽矣。人谋非他也，尽乎天理之极致而无歉者也。如是，则乱于是乎终，而治于是乎始矣。天道之运行，无终不始，无往不复，其理然也。而况于人乎？人君之治蛊，致其先甲后甲之谋，则何忧乎蛊之不可治哉！
巽九五，贞吉，悔亡，旡不利，旡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臣若水通曰：巽之九五，刚徤中正，故为贞正而吉。吉则悔亡而无不利矣。先庚后庚，犹蛊先甲后甲之义。甲者，干之始；庚者，干之中。故举以互言之。五为上之中，庚为干之中，故有无初之义。言贞吉如此，虽无初而亦有终，况有初者乎？先庚后庚，谋之六七日，则谋之审而无不正矣。以是居巽，其有不吉乎？
系辞人谋▯谋百姓与能
臣若水通曰：物我人▯，理一而已矣。人谋者，谋诸人，验其理之同然者也；▯谋者，谋诸蓍▯，验其理之自然者也。盖人心之理即易也，易之理即吾心也。故二谋尽而理得矣，吉凶决而亹亹成。百姓日用而不迷矣。岂惟百姓为然哉？古之帝王，询于刍荛，▯神其依，而▯筮恊从夫，然后尽天下之谋也。谋其可以不审耶？
系辞能説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臣若水通曰：「箕子称：『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以其心一而已矣，理一而已矣。』说诸心则理得矣，谋诸己也。研精诸侯之虑，则尽羣臣卿士之谋，谋诸人也。夫然，卜筮之用尽矣。决吉凶而不疑，成事功之亹亹而不倦焉。学易者合物、我、人、▯而一之，则天下之能事毕矣。」
书《虞书》大禹谟舜赞尧曰：稽于众，舎己从人。
臣若水通曰：稽谋也。此理在人心，本自固有，然或有所蔽，则此理不明，所以不能不资人问询，以警发其良知。盖此理人人同得故也。然徒谋于人，而不能从，从而不能舎己，皆不足以成徳致治也。故宋儒程頥曰：舎己从人，最为难事。己者，我之所有，虽痛舎之，犹惧守己者固，而从人者轻也。夫人君一有自圣之心，则不能兼有众善，而忠言不闻，謟谀日至，欲其治也，得乎？尧大圣也，而舜称之不过如此。故舜好问好察，所以为大智。他日告禹亦曰：「弗询之谋
译臣湛若水阐释说：“我恭敬地看到太宗文皇帝选拔庶吉士，在秘阁中教导他们，进而提升他们的学问，首先确立他们的志向，以道德为根本，以体用完备为目标，以文章来发挥其才学，这可以说是懂得根本了。伟大的皇上的言论，至极的皇上的教化！后来的各位臣子，往往事业有可观之处，但没听说有以道德显名的人，难道也是未能完全符合圣教期望的盛意吗？洪大的是圣子神孙，效法祖先建立教化，对庶吉士的训导恳切诚挚，这是非常盛大的典礼。作为庶吉士的人，应当以圣贤为志向，以道德为根本，以文艺为末节，大概就不会辜负历代圣祖相传的教养本意了。”
《格物通》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五 明 湛若水 撰
谋虑上
《易经·讼卦》象辞说：天与水运行方向相违背，象征争讼；君子因此做事要在开始时谋划。
臣湛若水阐释说：“天在上水在下，它们的运行方向相违背，是争讼的象征。做事在开始时谋划，是用来制止争讼的根源的。”张载说：“争讼产生于谋划。谋划得好就善，谋划得不好就不善。不善就会开启争讼的端绪。所谓谋划开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心产生思虑的初始阶段。吉凶善恶在这里区分，争讼与否的征兆也就在此显现。所以谋划、思虑，力求完全符合天理，人心就安定了。谁还能争讼呢？君主做事失去谋划，天下人就会争讼。这难道可以不谨慎开始而考虑最终结果吗？”
《履卦》上九爻辞：审视自己的行为，考察吉凶，回旋往复，大吉。
臣湛若水阐释说：“上九是履卦的终结，以刚健明察的才德处于此位，所以能在终了时自我考察，审视自己所行的行为，来考察其吉祥或不吉祥，善恶祸福的分数就显现了。大概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招致的，吉祥产生于所行行为的善，考察吉祥不是为了祈求福气，而是为了自我考察。仔细审视自己所行的，究竟是符合天理还是人欲，是善还是私？如果是私，不吉祥就产生了；如果是善，则周旋无缺，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吉祥呢？君主履行天下的事务，随处体认天理，所行都是善，那么天下就治理好了，这难道不就是所谓的大吉吗！”
《蛊卦》彖传：“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结束就有开始，这是天道的运行。”
臣湛若水阐释说：“三日，是说时间久。所以斋戒用三天，丧葬收敛用三天。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加上甲日共七天了。《尚书》说：‘反复思考五六天’，是说时间很长。时间久则思虑详细，事情就没有不善的。治理蛊乱的方法，审慎而人的谋划就穷尽了。人的谋划不是别的，就是穷尽天理的极致而没有遗憾。这样，混乱在这里结束，而治理在这里开始。天道的运行，没有结束不开始的，没有去而不返的，道理就是这样。何况是人呢？君主治理蛊乱，做到先甲后甲的谋划，那么还担忧蛊乱不可治理吗！”
《巽卦》九五爻辞：正固吉祥，悔恨消亡，没有不利，没有开始而有终了。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祥。
臣湛若水阐释说：“巽卦的九五，刚健中正，所以是正固而吉祥。吉祥则悔恨消亡而没有不利了。先庚后庚，如同蛊卦先甲后甲的意义。甲是干支的开始；庚是干支的中间。所以举出它们互相说明。五是上位的中，庚是干支的中，所以有‘无初’的意义。说正固吉祥如此，虽然没有开始也有终了，何况有开始的呢？先庚后庚，谋划六七天，那么谋划就审慎而没有不正的了。以此处于巽位，难道有不吉祥的吗？”
《系辞》人谋〇谋百姓与能
臣湛若水阐释说：“物、我、人、〇，理只是一个罢了。人谋，是向人谋划，验证理的普遍认同；〇谋，是向蓍草〇谋划，验证理的自然。大概人心的理就是《易经》，《易经》的理就是我的心。所以两种谋划穷尽而理就得到了，吉凶决断而事物自然成就。百姓日用而不迷惑。难道只有百姓是这样吗？古代的帝王，咨询割草打柴的人，〇神所依，而〇筮协同顺从，然后穷尽天下的谋划。谋划可以不审慎吗？”
《系辞》能解说于心，能研究诸侯的思虑，决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的勤勉事业。
臣湛若水阐释说：“箕子说：‘你如果有大疑问，要谋划于你的心，谋划于卿士，谋划于庶人，谋划于卜筮。因为心只是一个罢了，理只是一个罢了。’解说于心则理就得到了，这是谋划于自己。研究精微诸侯的思虑，就穷尽了群臣卿士的谋划，这是谋划于人。这样，卜筮的作用就穷尽了。决断吉凶而不怀疑，成就事功的勤勉而不厌倦。学习《易经》的人将物、我、人、〇统一起来，那么天下的能事就完备了。”
《尚书·虞书》《大禹谟》舜称赞尧说：考察众人，舍弃自己而顺从他人。
臣湛若水阐释说：“稽是谋划。这理在人心，本来固有，但有时有所遮蔽，这理就不明，所以不能不借助他人的问询，来警发良知。大概这理人人同得所以如此。然而只是谋划于人，而不能顺从，顺从而不能舍弃自己，都不足以成就道德、达到治理。所以宋代儒者程颐说：舍弃自己顺从他人，是最难的事。自己，是我所有的，虽然痛苦地舍弃，还担心坚守自己太固执，而顺从他人太轻率。君主一旦有自以为是圣人的心，就不能兼有众人的善，忠言听不到，谄媚阿谀每天到来，想要治理好，能吗？尧是大圣人，而舜称赞他也不过如此。所以舜喜好询问喜好考察，因此成为大智慧。后来告诉禹也说：‘不询问的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