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八十五 明 湛若水 撰
私，不相应，如痿痹之人，血气不贯，其不悮人国家者，鲜矣。荆州、巴、涪，相为唇齿，巴涪军乏，固荆州之忧也。刘▯不以分职自私，慷慨许尚以漕米三万，可谓公以存心，忠于所事矣。噫！贤矣哉！
译如果私心作祟，与公义不相契合，就像患有痿痹症的人，气血无法贯通，这样的人不危害国家，是很少见的。荆州、巴郡、涪陵，彼此互为唇齿相依的关系，巴郡和涪陵军队缺乏粮草，本来就是荆州的忧患。刘〇不因为职权划分而谋取私利，慷慨地答应尚氏运送三万石漕米，可以说是以公心为念，忠于所从事的事业了。唉！真是贤德啊！
唐都闗中，嵗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不过二十万石。
臣若水通曰：「李唐创业之初，漕运不若继世之多，而主国计者未尝以财屈告，何也？用之有节也。是故天之生财有限，人之运力有穷，不可不节也。使用之无节焉，则虽罄民之赀，竭民之膏，而其用亦有所不足矣。故运事无善，节用其善，为人君者可不究心哉！」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上将征髙丽，敕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以韦挺为馈运使。又命萧锐运河南诸州粮入海。
臣若水通曰：太宗亲征逺夷，预为足食之计，命官造船，置使督运，可谓轻民命而暴民财矣。夫以中国之命之财，而事帝王所不治之逺夷，譬犹竭心腹气血而以益于指爪皮毛，不可得也。其不亡亦幸矣。臣特书以为人君逺运虚内事外者之戒焉。
唐▯宗开元二十一年，闗中久▯谷贵，上将幸东都。裴耀卿谋之曰：「臣闻贞观、永徽之际，歳漕闗中一二十万石，足以周赡。今若使司农租米悉输东都，自东都转漕以实闗中，则闗中有数年之储，而水旱无忧矣。且吴人不习河漕，请于河口置仓，使吴船输米而去，官自雇载，分入河、洛，或开山路车运而过，则无留滞矣。」上深然其言。
臣若水通曰：「耀卿此谋，节级转运，不滞于逺船，不疲于逺辇，虽用民力，而民不知其劳，诚为转运之良法也。」开元之盛，君子彚进，虽转运之司，而其建明有如此者，其可嘉也夫！
开元二十二年，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于河口置输场，于输场东置河隂仓，西置栢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西置盐仓。又令江淮舟运悉输河隂仓，更用河舟运至含嘉仓及太原仓，自太原仓入渭输闗中。凡三嵗，运米七百万斛，省僦车钱三十万缗。
臣若水通曰：「耀卿转运之计，善矣！省僦车钱三十万，而官不告乏。凡三四递运，而民不告劳。其获效多，而所费少。自汉以来，莫之过也。」开元、天宝间，海内富实，而京师之府库益充，非斯人之功也哉！
天宝元年正月，陜州刺史季齐物穿三门运渠。
臣若水通曰：「齐物凿砥柱为门，以通漕；开其山巅，以为挽路。自以为计得矣。至于弃石激水，舟不得入，乃候水涨而以人挽之。旷日久而用力多，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卒之赂宦官以蔽主，其人乌足齿哉！」臣故书之，以为后戒。
天宝二年，江淮租庸等使韦坚引浐水抵苑东望春楼下为潭，以聚江淮运船，役夫匠通漕渠，发人丘垄，自江淮至京城，民间萧然愁怨。
臣若水通曰：坚之计，非欲便于国，益于民，将以饰观视之美，而逢君之欲也。▯宗见其连樯数里，珍货满目，则侈然自足矣。而复恤其民怨而国危乎？天宝去开元无几，而转运之弊如此。乗舆播迁，岂徒归诸天哉？噫！可以为世鉴矣。
唐肃宗乾元二年，诸军屯戍日久，财竭粮尽，叚秀实独运刍粟以奉镇西行营，相继于道。
臣若水通曰：「兵以食彊也。食足则兵足，而民信之，斯无往不利矣。食尽则兵惫，士心必贰，其果能信乎？」秀实独运刍粮以给行营，其知当务之急者欤？
唐代宗广德二年三月，刘晏为转运使，以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隂，河船达渭口，渭口达太仓。其间縁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歳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升斗沉覆者。臣若水通曰：「刘晏转运之法，世称理财之善也。盖由躬执筹算，自昕逮晦，虽休澣不费，务其专精于此也久矣。而又取济于盐利，宜其事之易办而成其功也。虽然，《大学》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晏亦专利之臣尔，未闻以仁义之利事其君者。故曰：「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然则晏亦非国家之大利也。」
唐德宗贞元二年四月，闗中仓廪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帝忧之甚，防韩滉运米三万石至陜，李泌即奏之。帝喜，遽谓左右曰：“
译唐朝定都关中，每年从东南地区漕运粮食。高祖、太宗时期，用度有节制因而容易供给，水陆漕运不过二十万石。
臣若水通说：“李唐创业之初，漕运不如后世那么多，而主持国家财政的人未曾因财力匮乏而报告，为什么呢？因为用度有节制。所以天地产生的财富有限，人的运输能力有穷尽，不可不加以节制。如果用度没有节制，那么即使耗尽百姓的资财，榨干百姓的血汗，其用度仍然会有不足。所以运输事务没有好的办法，节制用度才是好办法，做君主的能不深入研究吗！”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皇上将要征讨高丽，命令阎立德等人到洪州、饶州、江州三州建造四百艘船，用来装载军粮，任命韦挺为馈运使。又命令萧锐将河南各州的粮食运入海。
臣若水通说：“太宗亲自征讨远方的夷狄，预先做足粮食的计划，任命官员造船，设置使者督运，可以说是轻视百姓的生命而暴敛百姓的财富了。用中原的生命和财富，去侍奉帝王所不治理的远方夷狄，好比耗尽心腹的气血来增益指爪皮毛，是得不到的。没有灭亡也是侥幸了。臣特意记载这件事，作为君主远离本土、空虚内地、侍奉外事的警戒。”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关中长久干旱，谷物昂贵，皇上将要前往东都。裴耀卿谋划说：“臣听说贞观、永徽年间，每年向关中漕运一二十万石粮食，足以周济供给。现在如果让司农寺的租米全部运到东都，再从东都转运以充实关中，那么关中就有数年的储备，而不用担心水旱灾害了。况且吴地人不熟悉黄河漕运，请在河口设置粮仓，让吴船运米到达后离开，官府自己雇佣船只，分别运入黄河、洛水，或者开凿山路用车运过，这样就没有滞留了。”皇上非常赞同他的话。
臣若水通说：“耀卿这个谋划，分级转运，不滞留远方的船只，不疲于远方的车运，虽然使用了民力，但百姓不知道劳累，确实是转运的好方法。”开元年间的盛世，君子们汇聚进用，即使是转运的官员，也有这样提出建议的，值得嘉奖啊！
开元二十二年，裴耀卿担任江淮河南转运使，在河口设置输场，在输场东边设置河阴仓，西边设置柏崖仓，三门东边设置集津仓，西边设置盐仓。又命令江淮的船只运输全部运到河阴仓，再用黄河船只运到含嘉仓及太原仓，从太原仓进入渭水运到关中。总共三年，运米七百万斛，节省雇车钱三十万缗。
臣若水通说：“耀卿转运的计策，好啊！节省雇车钱三十万，而官府不报告匮乏。总共三四次转运，而百姓不报告劳累。获得的成效多，而花费少。自从汉朝以来，没有人超过他。”开元、天宝年间，天下富庶充实，而京师的府库更加充盈，不是这个人的功劳吗！
天宝元年正月，陕州刺史季齐物开凿三门运渠。
臣若水通说：“齐物凿开砥柱山作为门，以疏通漕运；开凿山顶，作为拉船的通道。自以为计策得当了。至于丢弃石头激流，船只不能进入，于是等待水涨而用人拉船。耗费时日多而用力多，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有害。最终贿赂宦官来蒙蔽君主，这个人哪里值得提及呢！”臣所以记载这件事，作为后世的警戒。
天宝二年，江淮租庸等使韦坚引来浐水抵达苑东望春楼下形成潭，用来聚集江淮运船，役使工匠开通漕渠，发掘百姓的坟墓，从江淮到京城，民间萧条愁怨。
臣若水通说：“韦坚的计策，不是想要便利国家，有益于百姓，而是用来装饰观瞻的美观，以迎合君主的欲望。玄宗看到船桅相连数里，珍奇货物满目，就奢侈地自足了。又哪里会体恤百姓的怨恨和国家的危险呢？天宝距离开元没有多久，而转运的弊端如此。皇帝流亡，难道仅仅归咎于天吗？唉！可以作为世间的鉴戒了。”
唐肃宗乾元二年，各军屯戍日久，财力枯竭粮食耗尽，段秀实独自运输草料粮食来供给镇西行营，道路上接连不断。
臣若水通说：“军队靠粮食强大。粮食充足则军队充足，而百姓信任他们，这就无往不利了。粮食耗尽则军队疲惫，士兵的心意必然有二，他们果真能信任吗？”秀实独自运输草料粮食来供给行营，他是知道当务之急的人吗？
唐代宗广德二年三月，刘晏担任转运使，因为江、汴、河、渭的水力不同，各自根据便利制造运船，教导漕卒：江船到达扬州，汴船到达河阴，河船到达渭口，渭口到达太仓。其间沿着水路设置粮仓，转相接受供给。从此每年运谷，有时多达百余万斛，没有升斗沉没翻覆的。臣若水通说：“刘晏转运的方法，世人称赞为理财的好方法。大概因为他亲自执掌筹划计算，从早到晚，即使休息也不懈怠，致力于专精于此已经很久了。而又取济于盐利，适宜事情容易办理而成就功业。虽然如此，《大学》说：‘没有上面喜好仁义而下面不喜好道义的，没有喜好道义而事情不能完成的。’刘晏也是专营私利的臣子罢了，没听说用仁义的利来侍奉君主的。所以说：‘治理国家而致力于财用的，一定是小人。’那么刘晏也不是国家的大利啊。”
唐德宗贞元二年四月，关中仓廪枯竭，禁军有的自行脱去头巾在道路上呼喊说：“拘禁我们在军队却不给粮食，我们是罪人。”皇帝非常担忧，恰逢韩滉运米三万石到达陕州，李泌立即上奏。皇帝高兴，急忙对左右说：
米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时禁中不酿，命吴坊市取酒为乐，又遣中使谕神防六军军士，皆呼万歳。时比歳饥馑，兵民皆瘦黑，至是麦始熟，市有醉人，当时以为嘉瑞。人作饱食死者，复五之一，数月人肤色乃如故矣。
译粮食已经运抵陕西，我们父子得以活命了。”当时宫中不酿酒，便命令吴坊从市场上买酒来助兴，又派遣宦官告知神策军六军的士兵，大家都高呼万岁。当时连年饥荒，士兵和百姓都瘦弱黝黑，到这时麦子才成熟，市场上出现了喝醉的人，当时人们把这看作吉祥的征兆。因吃饱而死去的人，又占了五分之一，过了几个月，人们的肤色才恢复如常。
臣若水通曰：经曰：「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德宗以聚敛为良，臣以掊克为长，防而不节，无度，旣已久失人心，而肇祸乱矣。播迁之余，乃至仓廪匮竭，上下乏食，是不守其富矣。韩滉运米至陜，而帝有得生之喜，军有万歳之呼。然则非良运，则寃怨生变，即有不得生之祸矣。转运之利于国家，岂小也哉！昔者公刘好货，诗曰：「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帝之好与公刘同，而其效相反者，盖天理人欲之不同情尔。人君可不以德宗为戒，而以公刘为法哉！
陆贽奏议。贽告德宗曰：「陛下诚能听臣愚计，不受沮伤，百日之间，收贮緫毕。转运常行之务，旣无失于旧规，太仓歳入之储，亦不阙其恒数。图虑至熟，更无所妨。谨具杨▯上陈，惟陛下留意省察。」旧制以闗中王者所都，万方辐辏，人殷地狭，不足相资。加以六师糗粮，百官禄廪，邦畿之税，给用不充，所以控引东方，歳运租米，冒淮湖风浪之弊，泝河渭湍险之艰，所费至多，所济盖寡。习闻见而不达时宜者，则曰：「国之大事，不计费损，故承前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言。虽知劳烦，不可废也。」习近利而不防逺患者，则曰：「每至秋之时，但令畿内和籴，旣易集事，又足劝农，何必转输，徒耗财赋。」臣以两家之论，互有短长，各申偏执之怀，俱昧变通之术。其于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财，而人命在食。将制国用，须权重轻。食不足而财有余，则弛于积财而务实仓廪；食有余而财不足，则缓于积食而啬用货泉。若国家理安，钱谷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防，然后可操羡财益广。漕运虽有厚费，适资贫人。三者不失其时之所宜，则轻重中权，而国用有制矣。开元天宝之际，承平日久，财力阜殷，禄食所颁，给用亦广，所以不计縻耗，励赡军储，至使流俗过言「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説。然且散有余而备所乏，虽费何害焉？斯所谓操羡财以广漕运者也。贞元之始，巨盗初平，太仓无兼月之储，闗辅遇连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运务，省脚钱，至使郊畿之间烟火殆絶，都市之内馁殍相望。斯所谓覩近利而不防逺患者也。近歳闗辅之地，年谷屡登，数减百姓税钱，许其折纳粟麦，公储委积，足给数年。田农之家，犹困谷贱。今夏江淮水潦漂损田苗，比于常时，米贵加倍，甿庶匮乏，流痡颇多。闗辅以谷贱伤农，宜加价籴谷以劝稼穑；江淮以谷贵民困，宜减价粜米以救凶灾。今宜籴之处则无钱，宜粜之处则无米，而又运彼所乏，益此所余，斯所谓习见闻而不达时宜者也。今淮南诸州米，每斗当钱一百五十文，从淮南转运至东渭桥，每斗船脚又约用钱二百文，计运米一斗緫当钱三百五十文。其米旣糙且陈，尤为京邑所贱，今据市司月估，每斗只粜得钱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馁彼人而伤此农，制事若斯，可谓失矣。顷者每年从江西、湖南、浙东、浙西、淮南等道运米一百一十万石，送至河隂，其中减四十万石留贮河隂仓，余七十万石送至陜州，又减三十万石留贮太原仓，唯余四十万石送赴渭桥输纳。臣详问河隂、太原等仓留贮之意，盖因往年虫旱，闗辅荐饥，当崔浩作相之初，惩元琇罢运之失，遂请每年转漕米一百万石以赡京师。比之中途力殚歳尽，所以节级停减，分贮诸仓。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运，免其停滞舟船，江淮新米至仓，还复留纳填数，轮环贮运，颇亦恊宜，不必每歳加般以増不给之费。所司但遵旧例，曽不详究源由，迩来七年，积数滋广。臣近勘河隂、太原等仓，见米犹有三百二十余万石，河隂一县所贮尤多，仓廪充盈，随便露积，旧者未尽，新者转加，歳月渐深，耗损増甚。纵絶江淮转输，且运此米入闗，七八年间计犹未尽。况江淮转输船次不停，但恐过多，不虑有阙。今歳闗中之地，百谷丰登，京尹及诸县令频以此事为言，忧在京米粟大贱，请广和籴以救农人。臣今计料所籴多少，皆云可至百余万
译臣若水通说：经书上说：“节制用度，谨慎法度，即使盈满也不溢出，这是长久保持富有的方法。”德宗把聚敛财富当作好事，臣下把搜刮民财当作能事，只知防范而不加节制，没有法度，既然已经长久失去民心，从而招致祸乱。逃难迁徙之后，竟然导致粮仓枯竭，上下都缺乏食物，这就是不能保持富有的表现。韩滉运米到陕州，皇帝有得以生存的欣喜，军队有万岁欢呼。那么如果不是善于转运，就会因怨恨而产生变故，就会有不得生存的祸患。转运对国家的好处，难道是小事情吗！从前公刘喜爱财物，《诗经》说：“于是积蓄粮食，于是装满粮仓，于是包裹干粮，装入袋囊，以此收敛财富而发扬光大。”德宗的喜好与公刘相同，但效果却相反，大概是因为天理与人欲的不同所致。君主难道可以不以德宗为警戒，而以公刘为效法的榜样吗！
陆贽的奏议。陆贽告诉德宗说：“陛下如果真能听从臣下愚昧的计策，不受阻挠伤害，百日之内，收贮就能全部完成。转运是常行的事务，既然不违背旧有的规矩，太仓每年收入的储备，也不会缺少固定的数额。谋划考虑非常成熟，更没有什么妨碍。恭敬地陈述杨〇的上奏，希望陛下留意省察。”旧制因为关中是帝王建都之地，各方汇聚，人口稠密土地狭小，不足以相互供给。加上六军的粮食，百官的俸禄，京畿地区的税收，供给使用都不充足，所以控制引导东方，每年转运租米，冒着淮湖风浪的弊端，逆着河渭湍急险峻的艰难，耗费极多，救济极少。习惯见闻而不通晓时宜的人，就说：“国家的大事，不计较费用损耗，所以沿袭从前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的说法。虽然知道劳烦，也不能废除。”习惯眼前利益而不防备长远祸患的人，就说：“每到秋季，只让京畿地区平价购粮，既然容易办成事情，又足以鼓励农耕，何必转运，白白耗费财赋。”我认为这两家的议论，各有短长，各自申述偏执的想法，都蒙昧了变通的方法。对于事理，可以粗略地说：聚集人民靠的是财物，而人命在于食物。将要制定国家用度，必须权衡轻重。食物不足而财物有余，就放松积聚财物而充实粮仓；食物有余而财物不足，就延缓积聚食物而节省使用货币。如果国家治理安定，钱粮都富足，百姓繁衍，劳役没有防备，然后才可以操持多余的财物来扩大漕运。漕运虽然有厚费，正好资助贫民。这三者不失当时所适宜的情况，那么轻重权衡得当，国家用度就有制度了。开元天宝年间，太平日子长久，财力富足，俸禄食物所发放的，供给使用也很广泛，所以不计较耗费，努力供给军储，以至于使流俗过分地说“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的话。然而散出有余的来准备所缺乏的，虽然耗费有什么害处呢？这就是所谓操持多余的财物来扩大漕运。贞元初年，大盗刚刚平定，太仓没有两个月的储备，关中遭遇连年干旱，而有司奏请停止水运事务，节省脚钱，以至于使郊畿之间烟火几乎断绝，都市之内饿死的人相望。这就是所谓看见眼前利益而不防备长远祸患。近年关中地区，年成多次丰收，多次减少百姓的税钱，允许折纳粟麦，公家储备堆积，足够供给数年。种田的农家，仍然困于谷贱。今年夏天江淮水灾漂损田苗，比平时，米价加倍，百姓匮乏，流亡病苦的人很多。关中因为谷贱伤害农民，应该加价购粮来鼓励耕种；江淮因为谷贵百姓困苦，应该减价卖米来救济凶灾。现在应该购粮的地方没有钱，应该卖米的地方没有米，却又转运那里所缺乏的，增加这里所多余的，这就是所谓习惯见闻而不通晓时宜。现在淮南各州米，每斗值钱一百五十文，从淮南转运到东渭桥，每斗船脚又大约用钱二百文，计算运米一斗总共值钱三百五十文。那米既粗糙又陈旧，尤其被京城所轻视，现在根据市司每月估价，每斗只卖得钱三十七文而已，损耗了九分而存留一分，饿死那里的人而伤害这里的农民，做事像这样，可以说是失误了。从前每年从江西、湖南、浙东、浙西、淮南等地运米一百一十万石，送到河阴，其中减少四十万石留贮河阴仓，其余七十万石送到陕州，又减少三十万石留贮太原仓，只有四十万石送赴渭桥输纳。我详细询问河阴、太原等仓留贮的意思，大概因为往年虫旱，关中接连饥荒，在崔浩做宰相之初，惩戒元琇罢运的失误，于是请求每年转运漕米一百万石来供给京师。等到中途力气耗尽年底到来，所以分级停止减少，分贮各仓。每到春水初通，江淮所搬运的未到，就取这些米入运，免去停滞舟船，江淮新米到仓，又留纳填数，轮流贮运，也很适宜，不必每年增加搬运来增加不够的费用。有关部门只遵守旧例，曾经不详细探究源由，近来七年，积数越来越多。我最近勘察河阴、太原等仓，现存的米还有三百二十多万石，河阴一县所贮尤其多，粮仓充盈，随便露天堆积，旧的没完，新的又加，岁月渐深，损耗增加。即使断绝江淮转运，且运这些米入关，七八年间计算还没完。况且江淮转运船次不停，只担心过多，不忧虑有缺。今年关中地区，百谷丰收，京尹及各县令频繁以此事进言，担忧京城米粟太贱，请求广泛平价购粮来救济农民。我现在计算估量所购粮的多少，都说可以达到百余万
石，又令量定所籴估价，通计诸县贵贱，并雇船车般至太仓。谷价约四十有余，米价七十以下，则一年和籴之数足当转运二年，一斗转运之资足以和籴五斗，比较即时利害，运务且合悉停。臣窃虑运务若停，则舟船无用，舟船无用则坏烂莫修，傥遇灾凶复须转漕，临时鸠集理，必淹迟。夫立法裁规，久必生弊。经畧之念，始虑贵周，不以积习害机宜，不以近利隳永制，不贵功于当代，不流患于他时。虑逺防微，是其均济。臣今所献，庶近于斯。减所运之数，以实边储；存转运之务，以备时要。其于详审，必免贻忧。
译对于石米，又命令核定所收购的估价，综合计算各县的贵贱，并雇佣船车运送到太仓。如果谷价在四十以上，米价在七十以下，那么一年的和籴数量足以抵当转运两年的量，一斗转运的费用足以和籴五斗，比较眼前的利害，转运事务应当全部停止。我私下担忧如果转运事务停止，那么舟船就没有用处，舟船没有用处就会腐烂损坏无法修缮，倘若遇到灾荒又需要转运漕粮，临时征集船只，必定会延误时机。制定法规，时间久了必然产生弊端。筹划经略的念头，起初考虑务必周全，不因为积习而损害机宜，不因为近利而毁坏长远的制度，不崇尚在当代立功，不将祸患遗留到后世。深谋远虑、防微杜渐，这才是均衡救济之道。我现在所献上的建议，大概接近于此。减少所运输的数量，用来充实边防储备；保留转运的事务，以备急需之时。这样详细审慎，必定能避免留下后患。
臣若水通曰：「陆贽论转运一事，变通尽利，至为详悉。视此处歳谷之丰歉余乏，以为彼处转运之盈缩多寡，达时宜而不溺于见闻，防逺患而不狃于近利。贽可谓通达国体者矣。后之人君讲运事者，宜采择焉。」
宋定都于汴，漕运之法分为四路：江南、淮南、浙东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陜西之粟，自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陈蔡之粟，自闵河、蔡河入汴，至京师；京东之粟，歴曹、济及郓入五大渠，至京师。四河惟汴最重。
臣若水通曰：「汴梁四冲八达之地也。宋建鼎于此，故其运道所至凡四路，盖因其势而为之也。若汉漕仰于山东，唐漕仰于江淮，则异于是矣。」是故法无古今，便民者为良法也。
元史·食货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极逺，而百司庶府之繁，衞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自伯顔献海运之言，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歳多至三百万余石，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岂非一代良法欤？
臣若水通曰：「虞集云：『至元十二年，旣平宋，始运江南粮。以河运弗便，至元二十九年，用伯顔言，初通海道漕运，抵直沽，以达京城，立运粮万户府。三以南人朱清、张瑄、罗璧为之。初歳运四万余石，后累増及三百余万石。春夏分二运。至舟行风迅，有时自浙西不旬日而达于京师。内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细民，无不仰给于此。』臣愚亦以为此一代之良法也。夫所谓法之良者，岂直以为足国之用而已乎？盖其法有三利焉。夫漕河系于地者也，舟挽系于人者也，海运系于天者也。系于地者，地或得以阻之；系于人者，人亦得以玩之；系于天者，惟能顺天之时，地阻人力不得而与焉。是故有顺天之利一也，无漕河之阻二也，免挽舟之劳三也。此所以为良法也。虽然，今之漕河疏濬地利，已非元之比矣；督运严密人事，已非元之比矣。此其万世之经也。若夫海运之法，费力甚少而致粟甚多，其説亦不可废。必不得已而用之，其亦权一时之变乎？」
程颢曰：「馈运之术，虽自古亦无不烦民，不动摇而足者。然于古则有兵车，其中载糗粮，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国，又不逺敌，若是深入逺处，则决无省力。且如秦运海隅之粟以馈边，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来。今日师行一兵，行一夫，馈只可供七日，其余日必俱乏食也。且计之，须三夫而助一兵，仍须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则一日乏食。以此较之，无善术。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用者，知此尔。」
臣若水通曰：程颢谓一夫可馈一兵，七日而计三夫助一兵。盖有见乎运饷之难，至精密矣。是故古者慎于用兵，非独不忍驱无罪之民而置之锋镝之下也，亦以馈运之难耳。盖用兵所以利民也，至于疲其力，伤其财，则是以其所利之者反害之矣。故古之用兵，须精而少，静而制动，盖为省馈饷之费尔。
张栻云：「北边方用兵，总财赋者议调西州民转饷。」张棁谓有三不可：西州赋重于三路，不待调夫，民力已疲矣。自蜀至利，役夫徒手走千里，始得负粮而行，又千里乃至西和。古人以为千里馈粮，士有饥色，今且倍矣。独奈何？且劒利调夫一人之费为钱八万，西州道逺，费必倍。以一夫十六万钱计之，直米五十石，致六斗之粟，利害又相絶矣。卒寝其议。
臣若水通曰：转饷之役，病民以二千里之逺，而转饷又病民之至者也。张棁「三不可」之説，深见其病，可谓能知时务者矣。若以为不达时务而泥于守常者，岂知棁者哉？后之为国计者，当如棁之深稽其弊，然后可以谓之永图也。
列传记杨时陈时政之弊有曰：「燕云之师宜退守内地，以省转输之劳；募边民为弓弩手，以杀常胜军之势。」臣若水通曰：「转输之事，用民力则病民者也；地愈逺，则为病愈甚。宋运江淮以南之米，去燕云甚逺矣。时言退守以省民劳，募边民以为弓弩手，可谓知兵食之至计者矣。」
杨时上渊圣皇帝书其畧曰：祖宗设制置发运司，盖
译臣若水通说：“陆贽论述转运一事，变通以求最大利益，极为详尽。根据各地当年粮食丰收或歉收、有余或匮乏的情况，来决定那些地方转运粮食的增减多少，顺应时宜而不拘泥于个人的见闻，防范长远祸患而不局限于眼前利益。陆贽可以说是通达国家体制的人了。后世君主讲求转运事务的，应当采纳他的意见。”
宋朝定都汴京，漕运的方法分为四路：江南、淮南、浙东浙西、荆湖南北。六路的粮食，从淮河进入汴河，运到京城；陕西的粮食，从三门、白波转入黄河进入汴河，运到京城；陈蔡的粮食，从闵河、蔡河进入汴河，运到京城；京东的粮食，经过曹州、济州以及郓州进入五大渠，运到京城。四条河流中只有汴河最为重要。
臣若水通说：“汴梁是四通八达的地方。宋朝在此建立政权，所以它的运道所到达的地方共有四路，这是顺应地势而设立的。如果汉朝漕运依赖山东，唐朝漕运依赖江淮，那就与此不同了。”因此，法令没有古今之分，便利百姓的就是好法令。
《元史·食货志》记载：元朝定都燕京，距离江南极远，而百官众府的繁杂，卫士编户的众多，无不依赖江南供给。自从伯颜提出海运的建议后，江南的粮食分为春、夏两季运输。大概运到京城的粮食，每年多达三百多万石，百姓没有拉船运输的劳苦，国家有充足的储备，这难道不是一代的好法令吗？
臣若水通说：“虞集说：‘至元十二年，平定宋朝后，开始运输江南粮食。因为河运不便，至元二十九年，采纳伯颜的建议，初次开通海道漕运，抵达直沽，以到达京城，设立运粮万户府。先后由南人朱清、张瑄、罗璧担任。起初每年运输四万多石，后来陆续增加到三百多万石。春、夏分两季运输。等到船行风势迅猛时，有时从浙西出发不到十天就到达京城。内外官府大小官吏士卒乃至平民百姓，无不依赖于此。’臣愚昧地认为这也是一代的好法令。所谓法令的好，难道仅仅是为了充足国家的用度吗？大概这种法令有三种好处。漕河依赖于地势，拉船依赖于人力，海运依赖于天时。依赖地势的，地势有时能够阻碍它；依赖人力的，人力也会懈怠它；依赖天时的，只要能够顺应天时，地势的阻碍和人力的懈怠就不能参与其中。因此，有顺应天时的便利是第一，没有漕河地势的阻碍是第二，免除拉船的劳苦是第三。这就是它成为好法令的原因。虽然如此，现在漕河疏浚地利，已经不是元朝可比的了；督运严密人事，已经不是元朝可比的了。这是万世的常法。至于海运的方法，耗费力气很少而运到的粮食很多，这种说法也不可废弃。如果不得已而使用它，那也只是权宜一时的变通罢了。”
程颢说：“运输军粮的方法，虽然自古以来也没有不烦扰百姓、不劳顿就能充足的。但在古代有兵车，其中装载干粮，一百人中有二十五人负责运输。然而古代行兵在国内，又不远离敌人，如果是深入远处，那就绝对没有省力的办法。况且像秦国运输海边的粮食来供给边防，通常三十钟粮食只能运到一石，这是二百倍的损耗。今天军队出行，一个士兵配一个民夫，供给的粮食只够七天，其余的日子必然都缺乏食物。而且计算一下，需要三个民夫帮助一个士兵，仍然需要十五天就返回。一天不返回，就一天缺乏食物。以此比较，没有好的方法。所以战争，是古人不得已才使用的，知道这一点罢了。”
臣若水通说：程颢说一个民夫可以供给一个士兵，七天计算需要三个民夫帮助一个士兵。大概看到了运输军粮的困难，极为精密。因此古代谨慎使用武力，不仅是不忍心驱使无罪百姓置于刀箭之下，也是因为运输军粮困难。大概使用武力是为了利于百姓，至于使百姓疲于劳力，损伤财力，那就是用所利于百姓的东西反而害了百姓。所以古代使用武力，必须精锐而少，以静制动，大概是为了节省运输军粮的劳费。
张栻说：“北边正在用兵，掌管财赋的人提议调遣西州百姓转运军粮。”张棁认为有三点不可行：西州的赋税重于三路，不需要调遣民夫，民力已经疲惫了。从蜀地到利州，役夫空手走千里，才开始背负粮食行走，又走千里才到达西和。古人认为千里运送粮食，士兵会有饥饿的脸色，现在甚至加倍了。唯独怎么办？况且剑南调遣一个民夫的费用为钱八万，西州道路遥远，费用必然加倍。以一个民夫十六万钱计算，相当于五十石米，只运到六斗粮食，利害相差太远了。最终停止了这项提议。
臣若水通说：转运军粮的劳役，以两千里的遥远距离使百姓困苦，而转运军粮又是使百姓困苦到极点的。张棁“三不可”的说法，深刻看到了弊端，可以说是能了解时务的人了。如果认为他不了解时务而拘泥于守旧，哪里是了解张棁的人呢？后世为国家谋划的人，应当像张棁那样深入考察弊端，然后才可以称为长远的谋划。
列传记载杨时陈述时政弊端说：“燕云地区的军队应当退守内地，以节省转运的劳苦；招募边民作为弓弩手，以削弱常胜军的势力。”臣若水通说：“转运之事，使用民力就会使百姓困苦；地方越远，困苦就越严重。宋朝运输江淮以南的米，距离燕云非常遥远。杨时主张退守以节省民力，招募边民作为弓弩手，可以说是懂得军粮大计的人了。”
杨时给渊圣皇帝上书，其大略说：祖宗设立制置发运司，大概
得刘晏之遗意。朝廷捐数百万缗与为籴本，使总六路之计，通融移用，以给中都之费。六路丰凶更有不常，一路丰稔则増籴以充漕计，饥凶去处则罢籴，使输折斛钱而已。故上下俱寛，而中都不乏，最为良法。自胡师文以籴本为羡余以献，而制置发运司拱手无可为者，此直达之议所从起也。今复转般，而籴本乃取之诸路。昔者诸路每歳一路所得盐课，无虑数十万缗，自钞法行，盐课悉归▯货务，诸路一无所得，漕计日已不给。今又敛取之，非出于漕臣之家，亦取诸民而已。
译得到了刘晏遗留下来的治国方略。朝廷拿出数百万缗钱作为购粮本金，让他总管六路的财政收支，灵活调配使用，以供给京城的花费。六路各地的丰歉情况并不固定，某一路丰收就增加购粮以充实漕运储备，遭遇灾荒的地方就停止购粮，只让百姓缴纳折算后的钱粮即可。因此上下都得到宽裕，而京城也不缺乏物资，这是最好的办法。自从胡师文将购粮本金作为盈余献给朝廷后，制置发运司便束手无策，这就是直达运输提议产生的原因。现在恢复转运制度，而购粮本金却要从各路征收。过去各路每年每路获得的盐税收入，大概有数十万缗，自从纸币制度实行后，盐税全部归入榷货务，各路一无所得，漕运经费日益不足。现在又要从中征收，如果不是出自漕运官员的家产，也就是从百姓身上搜刮罢了。
臣若水通曰：运饷之法，莫善于转般，莫不善于直达。是时虽复转般之名，而直达之实犹在。诸路漕米至真扬楚泗，未尝入厫，徒为取支文具而已。夫盐法与转般相因以为利也，久矣。自直达行，而盐法随变。所谓相因为利者，咸失之矣。今复转般之名，而无转般之实，岂非徒然哉？此杨时之论，所以有感于时弊，而为后世变法者之戒矣。
国朝洪武二十六年八月，上命崇山侯李新往溧水县督视有司开胭脂河。上谕之曰：“两浙赋税漕运京师，嵗实浩繁。一自浙河至丹阳，舍舟登陆转输甚劳；一自大江泝流而上，风涛之险，覆溺者多。朕甚悯之。今欲自畿甸疏凿河流，以通于浙，俾运输者不劳，商旅获便。故特命尔往督其事，尔其临事虽勤，役民勿暴。”新顿首受命而行。曁河成，人皆便之。臣若水通曰：“食者军民之大命，而漕运又朝廷之大命也。圣祖命李新往督开胭脂河，且谕之以转输之浩繁与夫输挽覆溺之劳苦，遂欲河流大通，往来获便，所以利国计而寛民力者至矣。然是特运于南都者尔。今日都北，自扬淮至于防通而达京师，其道路之遥，洪闸之险，浩繁劳苦，又不可胜言者矣。圣明宜体皇祖之心，以备国而恤民，使其所养者皆有功于国，有益于民之人，不徒费可也？不然何以苦我有用之民，而养彼无用之人，为彼无益之事哉？诚使授一官，兴一役，费一物，必以此为念，而痛为之撙节焉。国用其有不给，民生其有不安者乎？”伏惟圣明留意焉。
洪武三十年，海内运粮七十万石，给辽东军饷。永乐初，海运七十万石至北京。至十三年，防通河通利，始罢海运。
臣若水通曰：此国朝罢海运之始也。夫转运粮米，取以资京师而已。今之漕运，尽善而尽美也。至于海运，一切罢之，臣窃以为非所以备意外之虞，而示人以不可穷之计也。故漕运以为万世之经，海运所以备一时之变，二者并存，斯得之矣。然欲举海运，必属之近海之藩司，庶乎知海港之势，而为操舟趋避之方，则万全无失，可使一费而収百利矣。
国朝诸司职掌，凡有军马去处，所需钱粮等项，本部必先查考某处蓄积有余，某处歳用不给，量其水陆路程地里逺近难易，计其人夫多寡，明白具奏，差官于粮多去处拨运，缺粮衞分支用。
臣若水通曰：转运之法，国家大计。其在歴代行之，其法不同。然大要不过随其地之丰歉，量其里之逺近难易，而权宜之而已矣。此不易之法也。我朝着为法令，提其大纲，挈其要领，可谓至约而愽矣。
永乐四年六月，广东布政司奏：「每歳海外番夷入贡方物，水路以舟楫运载。惟南雄至南安，舟楫不通。自今请用民力接运。」太宗曰：「为君务养民。今番贡无定期，而农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番夷入贡不絶，皆役民接运，岂不妨其农事？自今番夷入贡，如值农务之时，其方物并于南雄收贮，俟十一月农隙，却令运赴南安。」着为令。复顾侍臣曰：「民不失其养，虽劳之鲜怨；民失所养，虽休之不德。」
臣若水通曰：古之王者，不以边逺穷人之力，故《禹贡》之制，止于甸服千里之内，犹曰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因其地之逺近，为之轻重，而于侯、绥、要、荒之外，则无赋也。晁错曰：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盖以为民也。观我太宗之言，诚有以合古帝王之意，继世而有天下，盍以太宗为法乎？
格物通卷八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八十六 明 湛若水 撰
劝课
易·系辞》：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斵木为耜，揉木为耒，耒槈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臣若水通曰：此是圣人制耒耜之器，有益卦之象也。作者肇于神农而创制之也。斵，谓削而鋭之，起土者耜也。揉，谓柔而曲之，运耜者耒也。益之上巽二阳，象耒之自地上而入下；震一阳，象耜之在地下而动也。耒耜兴而天下皆知耕矣，民无遗力而游食禁矣，地无遗利而闲旷治矣。取诸易卦之益者
译臣湛若水说：运输粮饷的方法，没有比转般法更好的，没有比直达法更差的。当时虽然恢复了转般法的名称，但直达法的实质仍然存在。各路漕运的米粮到达真州、扬州、楚州、泗州，从未曾进入仓库，只是作为领取支取的文书凭证罢了。盐法与转般法相互依存以获取利益，已经很久了。自从实行直达法，盐法随之改变。所谓相互依存以获取利益的，全都丧失了。现在恢复转般法的名称，却没有转般法的实质，难道不是徒劳吗？这就是杨时的议论，之所以对时弊有所感触，而作为后世变法者的警戒。
本朝洪武二十六年八月，皇上命令崇山侯李新前往溧水县监督有关部门开凿胭脂河。皇上告诫他说：“两浙地区的赋税漕运到京城，每年的数量极其浩大。一条路线从浙河到丹阳，舍弃船只登陆转运，非常劳苦；另一条路线从长江逆流而上，风浪险恶，翻船溺死的人很多。我很怜悯他们。现在打算从京畿地区开凿河道，以连通浙江，使运输的人不劳苦，商旅获得便利。所以特别命令你去监督这件事，你处理事务虽然要勤勉，但役使百姓不要残暴。”李新叩头接受命令后出发。等到河道开通，人们都感到便利。臣湛若水说：“粮食是军民的大命脉，而漕运又是朝廷的大命脉。圣祖命令李新前往监督开凿胭脂河，并且告诫他转运的浩大以及运输拉拽、翻船溺死的劳苦，于是希望河道大通，往来获得便利，用来利于国家财政而宽缓民力的用意到了极点。但是这只是运往南京罢了。如今都城在北方，从扬州、淮安直到防州、通州而到达京城，路途遥远，洪闸险峻，浩大劳苦，又不可胜言。圣明的君主应当体察皇祖的心意，为了保卫国家而体恤百姓，使得那些被供养的人都是对国家有功、对百姓有益的人，不只是耗费钱财就可以了？不然怎么苦害我们有用的百姓，去供养那些无用的人，做那些无益的事呢？如果真的授予一个官职，兴办一项工程，耗费一件物品，必定以此为念，而痛加节省。国家用度怎么会不足，民生怎么会不安定呢？”恳请圣明的君主留意。
洪武三十年，全国运输粮食七十万石，供给辽东军饷。永乐初年，海运七十万石到北京。到了十三年，防州、通州河道畅通便利，才开始停止海运。
臣湛若水说：这是本朝停止海运的开始。转运粮米，取用来供给京城罢了。现在的漕运，尽善尽美。至于海运，全部停止，我私下认为这不是防备意外祸患，而向人展示不可穷尽的计策的方法。所以漕运作为万世的常法，海运用来防备一时的变故，两者并存，这才得当。然而想要推行海运，必须托付给靠近海边的藩司，或许他们了解海港的形势，以及操船趋利避害的方法，那么万无一失，可以花费一分而收获百倍利益了。
本朝各官署职掌规定，凡是有军队马匹的地方，所需的钱粮等项目，本部必须先查考哪里积蓄有余，哪里每年用度不足，衡量水路陆路路程地里的远近难易，计算人夫的多寡，明白地详细上奏，派遣官员在粮食多的地方拨运，缺粮的卫所分支使用。
臣湛若水说：转运的方法，是国家的大计。它在历代实行，方法不同。但大要不过根据各地的丰歉，衡量地里的远近难易，而权宜处理罢了。这是不可改变的方法。我朝制定为法令，提挈大纲，把握要领，可以说极其简约而广博了。
永乐四年六月，广东布政司上奏：“每年海外番夷入贡方物，水路用船只运载。只有南雄到南安，船只不通。从今以后请求使用民力接运。”太宗说：“做君主的务必养育百姓。现在番贡没有定期，而农闲时日少。假使从春到秋，番夷入贡不绝，都役使百姓接运，难道不妨害农事吗？从今以后番夷入贡，如果正值农忙之时，那些方物都在南雄收贮，等到十一月农闲，再令运往南安。”定为法令。又回头对侍臣说：“百姓不失其养育，虽然劳苦他们少有怨恨；百姓失去养育，虽然休息他们也不感激。”
臣湛若水说：古代的王者，不耗尽边远穷困百姓的力气，所以《禹贡》的制度，只限于甸服千里之内，还说百里赋税缴纳总束，二百里缴纳铚，三百里缴纳秸，四百里缴纳粟，五百里缴纳米，根据地里的远近，制定轻重的标准，而在侯、绥、要、荒之外，就没有赋税了。晁错说：人情没有不想安逸的，三王节制他们的力气而不耗尽，大概是为了百姓。看我们太宗的话，确实有符合古代帝王意思的地方，继承世代而拥有天下，何不以太宗为法则呢？
格物通卷八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八十六 明 湛若水 撰
劝课
《易·系辞》：包牺氏去世，神农氏兴起，削木为耜，揉木为耒，利用耒耜，来教导天下，大概取自益卦。
臣湛若水说：这是圣人制作耒耜的器具，符合益卦的象意。创制始于神农。斵，是说削而使之锐利，起土的是耜。揉，是说柔而使之弯曲，运耜的是耒。益卦上面巽卦两阳爻，象征耒从地上进入地下；震卦一阳爻，象征耜在地下运动。耒耜兴起而天下都知道耕种了，百姓没有遗留的力气而游食被禁止了，土地没有遗留的利益而闲旷被治理了。取自易卦的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