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七十三 明 湛若水 撰
。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李牧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儋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今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匃奴逺避，不敢近塞间，曽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甚众。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防之，其赏不行。陛下赏太轻，罚太重。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及之。由此言之，陛下虽得防颇、李牧，弗能用也。”上悦，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
译唐说：“上古的君王派遣将领时，跪着为他推车轮，说：‘国门以内，由我决断；国门以外，由将军决断。’军中的功劳爵位和赏赐，都在外面决断。李牧因此向北驱逐单于，击破东胡，消灭儋林，向西抑制强秦，向南支撑韩、魏。如今魏尚担任云中郡守，他把军营市场的租税全部用来犒劳士兵，匈奴远远避开，不敢靠近边塞，曾经有一次入侵，魏尚率领车骑攻击他们，杀死很多人。上报战功到幕府，只要有一个字对不上，文官就依法弹劾他，他的赏赐就不能实行。陛下赏赐太轻，惩罚太重。魏尚因为上报战功时首级和俘虏数目相差六级，陛下把他交给官吏治罪，削去他的爵位，惩罚加在他身上。由此说来，陛下即使得到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他们。”皇上很高兴，当天派唐拿着符节赦免魏尚，重新任命他为云中郡守，并且任命唐为车骑都尉。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于将，必修古命将之礼，然后军法行。军法行，则无不胜矣。文帝徒慕颇、牧之名，而不求任之之术，乃罚及于有功之魏尚，其能用颇、牧乎？然闻冯唐之言，即悟而赦尚者，此其所以为汉令主也欤？
文帝后六年冬，匃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烽火通于甘泉、长安。以周亚夫为将军，次细柳；刘礼为将军，次覇上；徐厉为将军，次棘门，以备之。上自劳军，至覇上及棘门中，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鋭兵刃，彀弩持满。天子先驱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中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请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驰驱。”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羣臣皆惊。上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覇上、棘门军，若儿戱尔，其将固可袭而掳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月余，汉兵至邉，匃奴亦逺塞，汉兵亦罢。乃拜周亚夫为中尉。
臣若水通曰：亚夫能守军法，确乎不可拔，宜乎文帝之称善矣。或曰：然，必就其中使三军之士知尊君亲上可也。曰：夫亚夫与三军之士所守者，天子法也，凛乎而不可夺，其为尊君亲上，孰大焉？胡宏云：亚夫不学不知道，盖谓其少恺悌温润之气也邪？后日怏怏，非少主臣之疑而亡身之祸，盖先兆之矣。景帝不终驭将之道，其少防哉！
汉武帝元光六年，匃奴入上谷，遣将军衞青出上谷，公孙敖出代，公孙贺出云中，李广出鴈门，各万骑撃之。衞青至龙城，得敌首虏七百人。公孙贺无所得，公孙敖、李广皆为敌所败。惟青赐爵闗内侯。青虽出于奴虏，然善骑射，材力过人，遇士大夫以礼，与士卒有防，众乐为用，有将帅材，故毎出辄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臣若水通曰：「甚矣，史之好以成败论人也。」元光御邉四将，当以李广为首，而青次之。广为名将，而数竒，是以所向无功。故夫成败者数也，安可遽以此论人，而以青之有功为武帝知人之明哉？
汉元帝竟宁元年三月，甘延夀、陈汤既至，论功。石显、匡衡以为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帝内嘉延寿、汤功，而重违衡、显之议，久之不决。故宗正刘向上防曰：「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毋寡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録其过，遂封拜两侯。今康居之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徳百之。」于是天子下诏赦延寿、汤罪勿治，令公卿议封焉。封延夀为义成侯，赐汤爵闗内侯。臣若水通曰：「御将之道，当求可通行无▯之法，而不为不可继之事也。春秋讥遂事，甘、陈之事功过当相凖。省费成功，仅足以赎矫制之罪，此所谓通行之道也。刘向以方李广利奉命之师，以费多寡而论优劣，是以利害而蔑义理，非其伦矣。夫以义而论事，则人争竞于义，所谓怀仁义以事其君也；以利而论事，则人争竞于利，所谓怀利以事其君也。利害相寻，其有极乎？此所谓不可继之道矣。匡衡之论为近之矣。后之取将者，其毋以功利求之哉！」
汉帝▯更始二年，萧王以河内险要富实，欲择诸将守河内者，而难其人，问于邓禹。禹曰：「冦恂文武备足，有牧民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萧王谓恂曰：「昔髙祖留萧何守闗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当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而已。」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光武方闻邓禹之言，即任冦恂而无疑者，
译臣若水通说：君主对于将领，必须遵循古代任命将领的礼仪，然后军法才能施行。军法施行，就没有不胜利的。汉文帝只是仰慕廉颇、李牧的名声，却不寻求任用他们的方法，竟然将刑罚加在立有功劳的魏尚身上，他怎么能任用廉颇、李牧呢？然而听说冯唐的话，立刻醒悟并赦免魏尚，这大概就是汉文帝成为汉朝贤明君主的原因吧？
汉文帝后六年冬天，匈奴三万骑兵侵入上郡，三万骑兵侵入云中，烽火一直传到甘泉、长安。任命周亚夫为将军，驻扎在细柳；刘礼为将军，驻扎在霸上；徐厉为将军，驻扎在棘门，来防备匈奴。皇上亲自慰劳军队，到达霸上和棘门军营时，军队直接纵马驰入，将领及以下人员骑马送迎。随后前往细柳军营，军士官吏都穿着铠甲，磨利兵器，拉满弓弩。天子的先行卫队不能进入，先行卫队说：“天子将要到达。”军营中的都尉说：“将军的命令说：军营中只听将军的命令，不听天子的诏令。”皇上到达，又不能进入。于是皇上派使者手持符节诏告将军：“我想进入军营慰劳军队。”周亚夫才传令打开营门。营门守卫请求车马说：“将军规定，军营中不得纵马奔驰。”于是天子就控制缰绳慢慢前行。到达军营，将军周亚夫手持兵器拱手行礼说：“穿戴盔甲的将士不行跪拜礼，请允许我用军礼相见。”天子改变神色，俯身扶着车前横木，派人致意。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完成礼仪后离开。刚出军营门，群臣都感到震惊。皇上说：“唉，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先前霸上、棘门的军队，如同儿戏一般，他们的将领本来就可以被偷袭俘虏；至于周亚夫，谁能侵犯他呢？”称赞了很久。一个多月后，汉军到达边境，匈奴也远离边塞，汉军也就撤回了。于是任命周亚夫为中尉。
臣若水通说：周亚夫能够坚守军法，坚定不可动摇，汉文帝称赞他是理所当然的。有人说：是的，但一定要让三军将士知道尊重君主、亲近上级才行。回答说：周亚夫和三军将士所坚守的，是天子的法度，威严不可侵犯，这作为尊重君主、亲近上级，还有比这更大的吗？胡宏说：周亚夫不学习不知道道义，大概是指他缺少和乐温和的气质吧？后来他心中不满，因被怀疑不是辅佐少主的大臣而招致杀身之祸，这大概早有预兆了。汉景帝没有完全掌握驾驭将领的方法，他缺乏防备啊！
汉武帝元光六年，匈奴侵入上谷，派遣将军卫青从上谷出兵，公孙敖从代郡出兵，公孙贺从云中出兵，李广从雁门出兵，各率一万骑兵攻击匈奴。卫青到达龙城，斩获敌人首级和俘虏共七百人。公孙贺一无所获，公孙敖、李广都被敌人打败。只有卫青被赐爵位为关内侯。卫青虽然出身于奴仆，但他善于骑射，才能力气超过常人，对待士大夫以礼相待，与士兵有恩义，众人乐于为他效力，有将帅的才能，所以每次出征都有功劳。天下因此佩服皇上知人善任。臣若水通说：“史家喜欢以成败来评论人，太过分了。”元光年间防御边境的四位将领，应当以李广为首，卫青次之。李广是名将，但命运多舛，因此所向之处没有功劳。所以成败是命运决定的，怎么能立刻据此来评论人，并认为卫青有功就是汉武帝知人善任的明证呢？
汉元帝竟宁元年三月，甘延寿、陈汤到达后，评定功劳。石显、匡衡认为甘延寿、陈汤擅自发兵，假传圣旨，幸好没有被处死，如果再加封爵位土地，那么以后奉命出使的人都会争相冒险投机，在蛮夷之地制造事端，为国家招致灾难。皇上内心赞赏甘延寿、陈汤的功劳，但又难以违背匡衡、石显的意见，很久不能决定。所以宗正刘向上奏章说：“贰师将军李广利抛弃五万军队，耗费亿万费用，经历四年的辛劳，才仅仅获得骏马三十匹，虽然斩下了大宛王毋寡的头颅，仍然不足以弥补费用。他的私罪恶行很多，汉武帝认为万里征伐，不记录他的过错，于是封拜为两位侯爵。现在康居国比大宛强大，郅支单于的名号重于大宛王，杀害使者的罪行比扣留马匹更严重，而甘延寿、陈汤不烦扰汉朝士兵，不耗费一粒粮食，与贰师将军相比，功德超过百倍。”于是天子下诏赦免甘延寿、陈汤的罪行不予追究，命令公卿商议封赏。封甘延寿为义成侯，赐陈汤爵位为关内侯。臣若水通说：“驾驭将领的方法，应当寻求可以通行无阻的法度，而不做不可持续的事情。《春秋》讥讽事后追认，甘延寿、陈汤的事功与过错应当相互抵销。节省费用取得成功，仅仅足以赎免假传圣旨的罪行，这就是所谓的通行之道。刘向用李广利奉命出征的军队，以费用多少来论优劣，是用利害来蔑视义理，不合情理。如果用义来论事，那么人们就会在义上竞争，这就是怀着仁义侍奉君主；如果用利来论事，那么人们就会在利上竞争，这就是怀着私利侍奉君主。利害相互追逐，哪有尽头呢？这就是所谓的不可持续之道。匡衡的议论比较接近正确。后来选拔将领的人，不要以功利来要求他们啊！”
汉更始二年，萧王因为河内地势险要、物产丰富，想选择将领守卫河内，但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便询问邓禹。邓禹说：“寇恂文武兼备，有治理百姓、统御大众的人才，除了这个人没有可以任命的了。”于是任命寇恂为河内太守，代理大将军事务。萧王对寇恂说：“从前高祖留下萧何守卫关中，我现在把河内托付给你，应当供给充足的军粮，激励士兵战马，防备阻挡其他军队，不让它们北渡黄河罢了。”
臣若水通说：“孟子说：‘国君举荐贤才，就像不得已一样。’光武帝刚听到邓禹的话，就任命寇恂而没有怀疑，
何邪？不已易乎？孔子云：『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舎诸？』光武审在于择禹之日，故信禹之所信。尔用将之效，拟于髙祖，宜哉。」
译为什么呢？不是太容易了吗？孔子说：“举荐你所了解的人，你所不了解的人，别人难道会舍弃他们吗？”光武帝在选拔大禹的时候就已经审慎考察，所以信任大禹所信任的人。你任用将领的成效，与高祖相比，是适宜的。
汉光武建武十五年十一月，使骑都尉张堪领杜茂营，撃破匃奴于髙栁。拜堪渔洋太守，堪视事八年，匃奴不敢犯塞。
臣若水通曰：邉将以备守为上，而战胜次之。堪之御匃奴，犹李牧、充国也。始而撃之，安郡界而已；而其中也，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为自守之计尔。虽无斩获之功，而以万全取胜矣。卒之八年之久，邉尘晏然，岂非老成持重，自足以却敌也邪？噫！诚得若人而布之阃外，君天下者，岂复有北顾之忧乎？
汉明帝永平十八年，司马耿恭为戊校尉，车师叛，与匃奴共攻耿恭，率励士众御之，数月，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恭与士卒推诚同死生，故皆无二心。单于知恭已困，遣使招恭，恭诱其使，手撃杀之。单于大怒，更益兵围恭，不能下。
臣若水通曰：「恭之为将，神箭以惧敌，拜井而得泉，孰不以为幸也？及观夫推诚而得士卒之心，固守而拒单于之围，则平日之防信洽人已深，而忠贞之莭又濵死而弗易。所以増汉之威，而破敌人之胆者，岂无所自邪？」谨书之，以为邉将者之法。
汉和帝永元四年，护▯校尉邓训卒，吏民羌酋旦夕临者日数千人。羌酋或以刀自割，又刺杀其犬马牛羊，曰：“邓使君已死，我曺亦俱死尔。”前乌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家家为训立祠。
臣若水通曰：「禽兽异类，能啮噬人者也，犹有使之驯者，防育之尔。羌酋亦人类也，孰谓桀鷔之性，终莫得而柔化之邪？」观邓训之没，而▯人之感可知矣。虽然，家为立祠，训之威徳，生杀素服，人心虽亡，犹存也。噫！安得将如训者数十人，以守四夷哉！
晋武帝泰始八年，羊祜归自江陵，务修徳信以怀呉人。毎交兵，刻日方战，不为掩袭之计。出军行呉境，割谷为粮，皆计所侵，送绢偿之。毎防众江沔游猎，常止晋地。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送还之。于是吴邉人皆悦服。
臣若水通曰：「羊祜之镇南夏也，垂大信于南服，倾吴人于江沔。贤如陆抗，犹有不战而服之语。则其平吴之功，不在于解防、焚榇之日而已，预卜于偿绢、归兽之先矣。及其成功弗居，幅巾闾巷。虽古之名将，何以加此哉！」
晋愍帝建兴元年，祖逖居京口，紏合骁徤，琅邪王睿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逖将部曲渡江，中流撃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隂，起冶铸兵，募得二千余人，而后进。
元帝大兴三年秋七月，诏加祖逖征西将军。逖与将士同甘苦，约已务施，劝课农桑，抚纳新附，虽踈贱者皆接以防礼。
臣若水通曰：「逖之慷慨忠义，见于渡江撃楫之日。然鋭气颇凌迈矣。及镇雍丘，智勇防信，结于士卒。虽古名将，何以加焉？毡裘之心已寒，华夏之气舒矣。虽石勒勇略，犹知畏避，况其他乎？使天假以年，则中原之地，二帝之雠，可一洗而复之矣。卒之怏怏发病而死，岂非才有余而量不足哉？」
晋成帝咸和九年六月，太尉、长沙公陶侃在军四十一年，明毅善断，识察纎宻，人不能欺。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
臣若水通曰：「明则有智，毅则有勇，断察则有谋，三者皆将道也。」侃以国之良臣，镇西南重地，其威信服人，数千里道不拾遗，巍然国家之干城矣。江左之安，非頼此邪？
晋哀帝兴宁三年，燕太宰恪为将，不事威严，専用防信，抚士卒，务综大要，不为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时营中寛纵，似若可犯，然警备严宻，敌至莫能近者，故未尝负败。
臣若水通曰：为将者，在得士卒之心而已。武王三千，同心同徳，徳以孚之，信以结之，而士心得矣。郤縠説礼乐，敦诗书，卒能胜楚于城濮。祭遵雅歌投壶，从容军旅，亦能助汉于中兴。恪不事威严，然警备严宻，敌莫能近，此其不徒寛者矣。
隋文帝仁夀二年，皇太子问于贺若弼、韩擒虎、史万歳，皆称良将，其优劣何如？弼曰：「杨素，猛将，非谋将；韩擒虎，鬬将，非领将；史万歳，骑将，非大将。」太子曰：
译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五年十一月，派遣骑都尉张堪统领杜茂的军营，在高柳击败匈奴。朝廷任命张堪为渔阳太守，张堪在任八年，匈奴不敢侵犯边塞。
臣若水评论说：边将应以防守备战为上，战胜敌人为次。张堪抵御匈奴，就像李牧、赵充国一样。起初击退敌人，安定郡县边界罢了；而在任期间，开垦稻田八千多顷，鼓励百姓耕种，这是为了自守的计策。虽然没有斩获敌人的功劳，却以万全之策取胜。最终长达八年，边境安宁无事，这难道不是老成持重，足以退敌吗？唉！如果真的得到这样的人布置在国门之外，统治天下的人，难道还会再有北方的忧患吗？
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司马耿恭担任戊校尉，车师国叛乱，与匈奴共同攻打耿恭，耿恭激励将士抵御他们。几个月后，粮食耗尽，处境困窘，于是煮铠甲和弓弩，吃其中的筋和皮革。耿恭与将士推心置腹，同生共死，所以大家都没有二心。单于知道耿恭已经困顿，派使者招降耿恭，耿恭诱骗使者，亲手击杀了他。单于大怒，增派军队包围耿恭，但不能攻克。
臣若水评论说：“耿恭作为将领，用神箭震慑敌人，拜井而得泉水，谁不认为这是幸运呢？等到看到他推诚相待从而赢得士卒的心，坚守城池从而抵御单于的包围，那么平日里的诚信已经深入人心，而忠贞的气节又在临死之际也没有改变。所以能增加汉朝的威望，而打破敌人的胆量，难道没有由来吗？”我恭敬地记录下来，作为边将的法则。
东汉和帝永元四年，护乌桓校尉邓训去世，官吏百姓和羌族首领早晚来吊唁的每天有数千人。羌族首领有的用刀自割，又杀死了他们的犬马牛羊，说：“邓使君已经死了，我们也一同死去。”以前的乌桓官吏和士兵都奔走于道路，以至于城郭空虚，家家户户为邓训建立祠堂。
臣若水评论说：“禽兽是异类，能咬噬人的，还有能使它们驯服的，那是养育它们的缘故。羌族首领也是人类，谁说桀骜不驯的本性，最终不能使之柔顺教化呢？”看邓训去世，而乌桓人的感念就可以知道了。虽然如此，家家户户为他立祠，邓训的威德，生杀予夺的权力向来令人信服，人心虽然逝去，但依然存在。唉！怎么能得到像邓训这样的将领数十人，来守卫四方夷狄呢！
晋武帝泰始八年，羊祜从江陵回来，致力于修德行信义来安抚吴国人。每次交战，约定日期才开战，不采取偷袭的计策。出兵进入吴国境内，收割谷物作为军粮，都计算所侵占的，送绢偿还。每次率领众人在长江、汉水一带游猎，常停留在晋国境内。如果禽兽先被吴人所伤，而被晋兵所得的，都送还给他们。于是吴国边境的人都心悦诚服。
臣若水评论说：“羊祜镇守南夏时，在南服树立大信，使吴人倾心于长江、汉水一带。贤能如陆抗，还有不战而服的言论。那么他平定吴国的功劳，不在于解衣焚榇的那一天，而在偿还绢帛、归还禽兽之前就已经预卜了。等到他成功而不居功，戴幅巾行走于街巷。即使是古代的名将，又能超过他什么呢！”
晋愍帝建兴元年，祖逖住在京口，聚集骁勇健壮的勇士，琅邪王司马睿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祖逖率领部曲渡江，在江中击打船桨发誓说：“祖逖如果不能肃清中原再渡江回来，就像这大江一样！”于是驻扎在淮阴，设立冶铁铸造兵器，招募得到两千多人，然后进军。
晋元帝大兴三年秋七月，下诏加封祖逖为征西将军。祖逖与将士同甘共苦，约束自己致力于施恩，劝课农桑，安抚接纳新归附的人，即使是疏远卑贱的人也都以礼相待。
臣若水评论说：“祖逖的慷慨忠义，表现在渡江击楫的那一天。然而锐气颇为凌驾超越。等到镇守雍丘，智勇诚信，与士卒结下深厚情谊。即使是古代名将，又能超过他什么呢？胡人的心已经寒冷，华夏的气运舒展了。即使是石勒勇猛有谋略，尚且知道畏惧躲避，何况其他人呢？如果上天假借他长寿，那么中原的土地，两位皇帝的仇敌，可以一举洗雪并恢复。最终他怏怏不乐发病而死，难道不是才能有余而气量不足吗？”
晋成帝咸和九年六月，太尉、长沙郡公陶侃在军中四十一年，明察坚毅善于决断，洞察细微隐秘，人不能欺骗他。从南陵到白帝，数千里之中，路上没有人拾取别人遗失的东西。
臣若水评论说：“明察则有智慧，坚毅则有勇气，决断洞察则有谋略，这三者都是将领的道理。”陶侃作为国家的良臣，镇守西南重地，他的威信使人信服，数千里道路不拾遗，巍然成为国家的干城。江左的安定，不是依靠他吗？
晋哀帝兴宁三年，燕国太宰慕容恪作为将领，不讲究威严，专门使用诚信，安抚士卒，务求综括大要，不制定苛酷的政令，使人人得到便利安宁。平时军营中宽松放纵，似乎可以侵犯，然而警备严密，敌人到来不能靠近，所以未曾失败。
臣若水评论说：作为将领，在于得到士卒的心罢了。周武王三千人，同心同德，用德行使他们信服，用诚信使他们团结，从而得到了士卒的心。郤縠谈论礼乐，推崇诗书，最终能在城濮战胜楚国。祭遵雅歌投壶，从容于军旅，也能帮助汉朝中兴。慕容恪不讲究威严，然而警备严密，敌人不能靠近，这说明他不仅仅是宽松罢了。
隋文帝仁寿二年，皇太子问贺若弼、韩擒虎、史万岁，都称他们是良将，他们的优劣如何？贺若弼说：“杨素，是猛将，不是谋将；韩擒虎，是斗将，不是领将；史万岁，是骑将，不是大将。”太子说：
臣若水通曰：太子炀帝广也。太子之问，将非所问矣；而弼之对，非所对矣。盖为将之道，才徳兼备，然后可称也。刚中而应，行险而顺，易之称为丈人者，此将之道也。曰猛，曰鬬，曰骑，将于人可也；以之而将人，则败矣。夫岂得谓之将乎？介胄之士，能称者寡矣。间有之，亦偏禆之材尔。人君之用将，何所取哉？不得已，取诸公卿之贤者可也。昔太公为相，实兼司马；周公冢宰，亦主东征。文武一也将相岂有二哉？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十二月，岑文本上防，以为髙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讨而克之，不逾旬日，并付大理。虽君集等自挂网罗，恐海内之人疑陛下惟録其过而遗其功也。臣闻命将出师，主于克敌，茍能克敌，虽贪可赏；若其败绩，虽防可诛。是以汉之李广利、陈汤，晋之王濬，隋之韩擒虎，皆负罪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赏。由是观之，将帅之臣，廉慎者寡，贪求者众。是以黄石公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故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急趋其利，愚者不计其死。伏愿録其防劳，忘其大过，使君集重升朝列，复备驰驱。虽非清贞之臣，犹得贪愚之将，斯则陛下虽屈法而徳弥显，君集等虽防宥而过更彰矣。上乃释之。
臣若水通曰：「侯君集讨髙昌之功，足以掩过。太宗因岑文本之言释之，乃八议之法。而我国家之于武臣功罪，亦许相凖。至于文本使贪要之，不可以为训也。夫世之以贪而穷黩，以贪而妄杀，以贪而败绩，以贪而失纪律者，多矣。岂圣人任将之道哉！」
贞观十五年十二月，以李世勣为兵部尚书。世勣在并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怀服。上曰：「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惟置李世勣于晋阳，而邉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
臣若水通曰：「兵法贵严，故威克厥爱，允济世勣，在并令行禁止，威严所致也。民夷怀服，而国家无西顾之忧，太宗称之为长城矣。然而不学无术，防临大节，不可夺之义，友与许、李同比倡武氏之乱，几絶唐祀。所谓长城，固如是乎？」
唐髙宗仪凤三年，太学士宋城魏元忠上封事，言御吐蕃之防，以为理国之要在文与武。今言文者，则以辞华为首，而不及经纶；言武者，则以骑射为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于理乱哉？故陆机着辨亡之论，无救河桥之败；养由基射穿七札，不济鄢陵之师。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语有之：“人无常俗，政有理乱；兵无强弱，将有巧拙。”故选将当以智略为本，勇力为末。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岂足当阃外之任？李左车、陈汤、吕▯、孟▯，皆出贫贱而立殊功，未闻其家代为将也。夫赏罚者，军国之切务。茍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以致理。议者皆云近日征伐虚有赏格而无事实，盖由小才之吏不知大体，徒惜勲庸，恐虚仓库，不知士不用命所损几何。黔首虽防，不可欺罔，岂得悬不信之令，设虚赏之科，而望其立功乎？
臣若水通曰：选将以智略为本，智略者，所以求必胜之道也。行师以赏罚为先，赏罚者，所以励必死之士也。若选将，则以将门，是未尝选将也；赏罚而无实事，是未尝赏罚也。岂任将之道哉？宋城魏元忠之言，岂可谓诸生不识时务者哉？欲知行师者，宜考焉。
唐髙宗永淳元年，突厥余党入冦并州。薛仁贵将兵撃之。敌问大将为谁，应之曰：“薛仁贵也。”曰：“吾闻仁贵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绐我？”仁贵免胄示之面，敌相顾失色，下马列拜，稍稍引去。仁贵因奋撃，大破之。
臣若水通曰：仁贵骁勇冠军，发三矢而定天山，提卒二千而降四十城，其威信服于敌也久矣。所以锋镝未交，而声名自足以夺敌人之气。向使流死象州，则何以致敌之畏遁？而其为祸于国家者，可胜道哉！然则名将者，天下之所属心，而安危之攸系也。为人君者，慎无轻黜之焉。
唐▯宗开元元年六月，幽州大都督薛讷镇幽州二十余年，吏民安之，未尝举兵出塞，寇亦不敢犯。
译臣若水通说：太子就是后来的炀帝杨广。太子的提问，并不是应当问的；而杨素的回答，也不是应当回答的。大概做将领的道理，必须才德兼备，然后才能称为将领。刚毅中正而能顺应时势，行事虽险却顺理成章，《易经》称这样的人为“丈人”，这就是做将领的道理。说勇猛，说好斗，说骑射，对于个人而言是可以的；但用这些特质来统率他人，就会失败。这怎么能称为将领呢？披甲戴盔的武士中，能胜任的很少。偶尔有这样的人，也不过是偏将副将的才能罢了。君主使用将领，应该选取什么样的人呢？不得已的话，从公卿中贤能的人里选取也可以。从前姜太公担任宰相，实际上兼任司马；周公担任冢宰，也主持东征。文武是一体的，将领和宰相难道能分成两回事吗？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十二月，岑文本上书，认为高昌国昏庸迷乱，陛下命令侯君集等人讨伐并攻克了它，不到十天，就把他们交付大理寺审判。虽然侯君集等人自投罗网，但恐怕天下人会怀疑陛下只记录他们的过错而遗忘了他们的功劳。臣听说任命将领出兵，主要在于战胜敌人，如果能战胜敌人，即使贪婪也可以奖赏；如果战败，即使廉洁也可以诛杀。因此汉朝的李广利、陈汤，晋朝的王濬，隋朝的韩擒虎，都负有罪责，君主因为他们有功，都给予封赏。由此看来，将帅之臣，廉洁谨慎的很少，贪婪求取的很多。所以黄石公《军势》说：“使用智谋，使用勇敢，使用贪婪，使用愚钝。”因此智者乐于建立功业，勇者喜好施行志向，贪者急于追求利益，愚者不考虑死亡。恳请陛下记录他们的辛劳，忘记他们的大过，让侯君集重新升任朝官，再次备任驱驰。虽然不是清正坚贞的臣子，但还能得到贪婪愚钝的将领，这样陛下虽然屈从法律但恩德更加显扬，侯君集等人虽然获得宽恕但过错更加彰明了。皇上于是释放了他们。
臣若水通说：“侯君集讨伐高昌的功劳，足以掩盖过错。太宗因为岑文本的话释放了他，这是符合八议之法的。而我们国家对于武臣的功罪，也允许相互抵销。至于岑文本主张利用贪婪，不可以作为典范。世上因为贪婪而穷奢极欲，因为贪婪而妄杀无辜，因为贪婪而战败，因为贪婪而丧失纪律的，太多了。这难道是圣人任用将领的道理吗！”
贞观十五年十二月，任命李世勣为兵部尚书。李世勣在并州十六年，命令下达就执行，禁令发出就停止，百姓和少数民族都归附信服。皇上说：“隋炀帝劳役百姓修筑长城来防备突厥，最终没有益处。我只需把李世勣安置在晋阳，边境就没有战事，他作为长城，难道不雄壮吗！”
臣若水通说：“兵法崇尚严明，所以威严能克服仁爱，确实能成就事业。李世勣在并州令行禁止，是威严所致。百姓和少数民族归附信服，国家没有西顾之忧，太宗称他为长城。然而他不学无术，面临大节时，不可夺志的道义，他与许敬宗、李义府一起倡导武氏之乱，几乎断绝了唐朝的祭祀。所谓长城，竟然像这样吗？”
唐高宗仪凤三年，太学士宋城人魏元忠上书，谈论抵御吐蕃的策略，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文治和武功。现在谈论文治的人，把辞藻华丽放在首位，而不涉及治国经纶；谈论武功的人，把骑射放在优先，而不涉及战略方略。这都对治理乱世有什么益处呢？所以陆机写了《辨亡论》，不能挽救河桥之战的失败；养由基能射穿七层铠甲，不能挽救鄢陵之战的失败。这是已经发生的明显效果。古语说：“百姓没有固定的习俗，政治有治理和混乱；军队没有强弱，将领有巧妙和笨拙。”所以选拔将领应当以智谋方略为根本，勇力为末节。现在朝廷用人大多选取将门子弟以及为国死难者的家属，他们都是平庸之人，怎么能担当军外的重任？李左车、陈汤、吕蒙、孟获，都出身贫贱而建立特殊功勋，没听说他们的家族世代为将。赏罚是军国最紧迫的事务。如果有功不赏，有罪不诛，即使是尧舜也不能达到治理。议论者都说近日征伐只有虚设的赏格而没有实际执行，大概是因为小才的官吏不知大体，只吝惜勋赏，恐怕浪费仓库，不知道士兵不服从命令所造成的损失有多大。百姓虽然愚昧，不可欺骗，怎么能颁布不守信用的命令，设立虚假的赏格，而期望他们立功呢？
臣若水通说：选拔将领以智谋为根本，智谋是用来寻求必胜之道的。行军作战以赏罚为先，赏罚是用来激励必死之士的。如果选拔将领只看出身将门，这是未曾真正选拔将领；赏罚没有实际执行，这是未曾真正赏罚。难道是任用将领的道理吗？宋城魏元忠的话，难道可以说是书生不识时务吗？想要了解行军作战的人，应当考察这些。
唐高宗永淳元年，突厥余党入侵并州。薛仁贵率兵攻击他们。敌人问大将是誰，回答说：“是薛仁贵。”敌人说：“我听说薛仁贵流放到象州已经死很久了，为什么欺骗我们？”仁贵脱下头盔露出面容，敌人互相看着吓得变了脸色，下马排列跪拜，渐渐撤退。仁贵于是奋力攻击，大败敌军。
臣若水通说：仁贵骁勇冠绝全军，发射三箭平定天山，率领两千士兵降服四十座城池，他的威信让敌人信服已经很久了。所以兵器未交锋，而声名自然足以夺取敌人的士气。假使他在象州流放而死，怎么能导致敌人畏惧逃遁？而他给国家带来的祸患，可以说得尽吗！那么名将，是天下所寄托心意的，关系到安危。作为君主，千万不要轻易罢黜他们。
唐玄宗开元元年六月，幽州大都督薛讷镇守幽州二十多年，官吏百姓安居乐业，未曾出兵出塞，敌寇也不敢侵犯。
臣若水通曰：邉将之道，以镇静为上，喜功好大，将斯为下矣。讷性沉勇，绰有父风，当夫滦河覆没，白衣从军，好大喜功之意消矣。所以幽州镇静之久，内以抚民，外以却敌。开元之盛，邉衅不生，未必非讷之功也。为邉将者，幸取法于是焉。
译臣若水通说：边疆将领的准则，以沉着冷静为最高境界，喜欢夸耀功劳、追求宏大，将领就因此成为下等了。讷性格沉稳勇敢，颇有他父亲的风范，当滦河军队覆没时，他身穿白衣从军，好大喜功的念头便消除了。因此幽州能够长期保持安定，对内安抚百姓，对外抵御敌人。开元时期的盛世，边疆战事不兴，未必不是讷的功劳。担任边疆将领的人，有幸能以此为榜样。
▯宗天寳四载二月，以王忠嗣为河东节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负，及镇方面，専以持重安邉为务。常曰：「太平之将，但当抚循训练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国之力以邀功名。」邉人以为自张仁亶之后，将帅皆不及。
臣若水通曰：忠嗣抚循训练，邉将之上防也。疲中国力，以邀功名，此邉将之大患也。斯言可以为万世守邉者之劝戒矣。夫以忠嗣防石堡之得，不当所亡髙马，直以空敌资论。禄山乱之有萌，可谓深谋矣。而复能韬漆弓于不用，以镇静安邉，世号名将，宜也。然亦不免于谗，其亦工于谋国而拙于谋己者邪？岂天不欲福唐，使▯宗摈干城而生厉阶也哉？
唐肃宗乾元元年九月，命郭子仪等九节度讨安庆绪。帝以子仪、光弼皆元勲，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鱼朝防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观军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三月，九节度之师六十万溃于相州。
臣若水通曰：「范祖禹云：『夙沙衞殿齐师，殖绰、郭最曰：『子殿国师，齐之辱也。夫以诸侯之师，使阉人殿之，犹以为辱，况天子之师，而使宦者为之主帅乎？』』臣谓大将得其人，则有师中丈人之吉，而无弟子舆尸之凶矣。故传曰：『将非其人，则败；虽得其人，而以亲信刚愎者参焉，则败。』其肃宗之谓乎？夫以李、郭元勲难相统属，为肃宗计者，命二人率各偏禆，分道并进，踦角同功，腹背交敌，则庆绪当束手就擒矣。奈何以宦者主之，卒使李、郭不世出之将，六十万之众，牵制于朝，防心徳离，涣溃于相州，非肃宗大弃其师乎？噫！可以为戒矣。」
唐代宗永泰元年十月，回纥、吐蕃合兵围泾阳。子仪欲挺身徃説回纥，遂与数骑开门而出。回纥大惊，子仪免胄、释甲、投枪而进。诸酋长皆下马罗拜曰：「我曺岂肯与令公战乎？」
臣若水通曰：兵贵乎先声，将贵乎重望。盖以其平素所养，自足以先服乎敌心，是以能却敌也。当夫二寇内侵，泾阳累卵，子仪单骑至垒，免胄一示，而敌人逡廵，莫敢争锋。是岂一朝一夕之所能猝办哉？宜乎功塞天地，而宠荣终始，垂之万世，为将相之师表也。
唐徳宗贞元八年八月，陆贽上言，以邉储不赡，由措置失当，蓄敛乖宜，其略曰：所谓措置失当者，戍卒不▯于守臣，守臣不緫于元帅，至有一城之将，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监临，皆承别诏委任，分镇亘千里之地，莫相率从，縁邉列十万之师，不设谋主，每有冦至，方从中覆，比防徴发赴援，冦已获胜，罢归吐蕃之比，中国众寡不敌，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余，我守不足，盖彼之号令由将，而我之节制在朝，彼之兵众合并，而我之部分离析故也。臣若水通曰：古之命将者，跪而推毂，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故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此所以战无不克，而功无不成也。徳宗之世，毎有冦至，方从中覆，其有専制之权乎？一城之将，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监临，其有由将之专乎？命将之制不修，则军法之令不行，其不败而有成功者鲜矣。噫！斯▯也，自唐以来，非一日矣。陆贽此防，真可以为后世命将者之戒矣，岂独可用于徳宗之世而已哉？
徳宗兴元元年五月，帝使谓陆贽曰：「浑瑊、李晟诸军，当议规画，令其进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细审条防，以闻。」贽以为：「贤君选将，委任责成，故能有功。况今秦、梁千里，兵势无常，遥为规画，未必合宜。彼违命则失君威，从命则害军事，进退覊碍，难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权，待以殊常之赏，则将帅感悦。」贽上奏，其略曰：「锋镝交于原野，而决防于九重之中；机防变于斯湏而定计于千里之外。用舍相碍，臧否皆凶，上有掣肘之讥，下无死绥之志。」又曰：「传闻与指实不同，悬算与临事有异。」又曰：「君上之权，特异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臣若水通曰：古之制将在军，则君命有所不受，是以能成功。传曰：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者，专之可也。徳宗多疑，贽之言反覆详尽，而归要于自用之一言，深
译唐玄宗天宝四年二月，任命王忠嗣为河东节度使。王忠嗣年轻时凭借勇敢自负，等到镇守一方，专以持重安边为要务。他常说：“太平时代的将领，只应当安抚训练士兵罢了，不可耗尽中原的力量来谋求功名。”边疆的人认为自从张仁亶之后，将帅都不如他。
臣若水通说：王忠嗣安抚训练士兵，是边疆将领的上策。耗尽中原的力量来谋求功名，这是边疆将领的大患。这番话可以作为万世守边者的劝诫。凭借王忠嗣防守石堡城的得失，所损失的远高过所获得的，仅仅以空耗敌资来论。安禄山叛乱已有苗头，可以说他深谋远虑了。而且能够隐藏弓矢不用，以镇静安边，世人称他为名将，是适宜的。然而也不免于谗言，他大概是善于谋国而拙于谋己的人吧？难道是天不想福佑唐朝，让玄宗摒弃干城之将而滋生祸端吗？
唐肃宗乾元元年九月，命令郭子仪等九位节度使讨伐安庆绪。皇帝认为郭子仪、李光弼都是元勋，难以互相统属，所以不设元帅，只让宦官鱼朝恩担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观军容这个名号，从此开始。第二年三月，九节度使的军队六十万人在相州溃败。
臣若水通说：“范祖禹说：‘夙沙卫在齐军后殿，殖绰、郭最说：‘你为国家的军队后殿，是齐国的耻辱。’诸侯的军队，让宦官后殿，尚且认为是耻辱，何况天子的军队，让宦官做主帅呢？’我认为大将如果选对人，就有师中丈人的吉利，而没有弟子舆尸的凶险。所以《传》说：‘将领选非其人，就会失败；即使选对人，但让亲信刚愎的人参与，也会失败。’这说的就是肃宗吧？凭借李、郭元勋难以互相统属，为肃宗谋划的人，应命令二人率领各自的偏将，分路并进，并肩同功，腹背夹击敌人，那么安庆绪应当束手就擒了。为什么让宦官主持，最终使得李、郭这样不世出的将领，六十万的军队，被朝廷牵制，离心离德，在相州溃败，这不是肃宗大大抛弃了他的军队吗？唉！可以作为警戒了。”
唐代宗永泰元年十月，回纥、吐蕃联合军队包围泾阳。郭子仪想要挺身而出前往说服回纥，于是与几名骑兵开门而出。回纥大惊，郭子仪摘下头盔、脱下铠甲、扔掉长矛而前进。各位酋长都下马罗列跪拜说：“我们怎肯与令公作战呢？”
臣若水通说：用兵贵在先声夺人，将领贵在威望。大概因为平时所培养的威望，自然足以先使敌人心服，所以能够击退敌人。当两股寇敌入侵，泾阳危如累卵，郭子仪单骑到达敌营，摘下头盔一示，敌人就犹豫不前，不敢争锋。这难道是一朝一夕所能突然办到的吗？适宜他功盖天地，而宠荣始终如一，流传万世，作为将相的师表。
唐德宗贞元八年八月，陆贽上书，认为边疆储备不足，是由于处置失当，积蓄征收不合宜，大略说：所谓处置失当，戍卒不归守臣管辖，守臣不归元帅统辖，以至于有一城的将领，一旅的士兵，各自降下中使监临，都承受别的诏书委任，分镇绵延千里之地，不相统属，沿边列阵十万军队，不设谋主，每当有寇敌到来，才从朝廷覆核，等到征发赴援，寇敌已经获胜，罢兵归去，像吐蕃那样，中国众寡不敌，工拙不匹配，然而他们进攻有余，我们防守不足，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号令由将领决定，而我们的节制在朝廷，他们的军队合并，而我们的部分离析的缘故。臣若水通说：古代任命将领的人，跪着推毂，说国门以内，由我制定；国门以外，由将军制定，所以将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这就是战无不胜，而功无不成的原因。德宗的时代，每当有寇敌到来，才从朝廷覆核，他们有专制的权力吗？一城的将领，一旅的士兵，各自降下中使监督，他们有由将领专断的权力吗？任命将领的制度不修明，那么军法的命令就不能执行，不败而成功的就很少了。唉！这种弊端，自从唐朝以来，不是一天了。陆贽这番话，真可以作为后世任命将领者的警戒，难道只可用于德宗的时代吗？
德宗兴元元年五月，皇帝派人对陆贽说：“浑瑊、李晟各军，应当商议规划，命令他们进取。我想派遣使者宣慰，你应当仔细审察条陈，让我知道。”陆贽认为：“贤君选将，委任责成，所以能成功。何况现在秦、梁千里，兵势无常，远远规划，未必适宜。他们违命就失去君威，从命就危害军事，进退受牵制，难以成功。不如给予便宜行事的权力，用特殊的赏赐等待，那么将帅就会感激喜悦。”陆贽上奏，大略说：“刀箭交加于原野，而决策在九重宫阙之中；机变在瞬间发生而定计在千里之外。用舍相互牵制，好坏都是凶险，上有掣肘的讥讽，下无死战的意志。”又说：“传闻与指实不同，悬算与临事有别。”又说：“君上的权力，特异于臣下，只有不自用，才能用人。”
臣若水通说：古代制度将领在军中，那么君命有所不受，所以能成功。《传》说：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的，专断也可以。德宗多疑，陆贽的话反复详尽，而归结到自用这一句话，深
切而着明矣。范祖禹曰：师之道，在择人而委任之，不可以牵制也。而人君常欲权在于己，或不欲归功于人。将在外而以君命制之，兵从中御，未有能成功者也，尽之矣。贽之言既入，曽未逾月，而诸将奏凯，京师克复，贽之言于是乎验矣。盖李晟、浑瑊、仲山甫之流也。贽之内相，其张仲孝友也哉。
译道理确实明确透彻了。范祖禹说：统帅军队的原则，在于选拔人才并委任他们，不可以牵制束缚。然而君主常常想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或者不愿意把功劳归于他人。将领在外作战，却用君主的命令去制约他，从朝廷内部遥控指挥军队，从来没有能够成功的，这话把道理说尽了。李绛的言论既被采纳，还没过一个月，各路将领就奏报胜利，京城得以收复，李绛的言论在这个时候就应验了。他大概是李晟、浑瑊、仲山甫这一类人吧。李绛担任内相，大概就像张仲那样既孝顺又友爱吧。
唐宣宗大中五年春，正月，上颇知党项之反，由邉帅利其羊马，数欺夺之，或妄诛杀。党项不胜愤怨，故反。乃以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绥节度使。自是继选儒臣以代邉帅之贪暴者，行日复面加戒励。党项由是遂安。福，石之弟也。
臣若水通曰：邉境之不宁，以将帅之贪暴也。将帅之贪暴，由于武夫之不学也。故人君为邉境长逺之虑者，当以儒臣之贤，有文武兼备者为之，则文能附众，武能威敌，贪暴逺而邉境靖矣。宣宗选儒臣以代邉将之贪暴者，而党项遂安，是其验也。我国家选用儒臣以为各邉总制，正用此道矣。然以一时人材之盛，岂无文武吉甫者乎？仰惟圣明留意焉。
格物通卷七十三
<子部,儒家类,格物通>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七十四 明 湛若水 撰
任将下
班固《白虎通》曰：「大夫将兵，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繋心也。故但闻将军令，不闻君命也。」
臣若水通曰：将权惟其重而已，将将惟其贤而已。盖必将大夫，所以尚贤也；不御盛威，所以重其权也。权重，故士卒一心。是故闻将命，不闻君命，所以一其心也。心一则无敌于天下矣。武王曰：「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其斯之谓乎？」虽然，使之一心于将者，乃所以一心于君也。后之人君，必求一心之将，以専任之而勿疑哉。
陆贽告徳宗曰：「凡欲选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然后指以所授之方，语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陈规模，须某色甲兵，籍某人参佐，要若干士马，用若干资粮，某处置营，某时成绩，始终要领，悉俾经纶。于是观其计谋，校其声实。若谓材无足取，言不可行，则当退之于初，不宜贻虑于其后也。若谓志气足任，方畧可施，则当要之于终，不宜掣肘于其间也。是以古之遣将帅者，君亲推毂而命之曰：『自阃以外，将军裁之。』又赐鈇钺，示令专断，故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诚谓机宜不可以逺决，号令不可以两从。未有委任不专而望其克敌之功者也。自顷邉军去就，裁决多出宸▯，选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轻其任以弱其心，虽有所惩，亦无所失，遂令分阃责成之义废，死绥任咎之意衰。」
臣若水通曰：古之将将之道，始焉择之精，既焉任之专。夫选惟精，则我之志不疑；任惟专，则彼之权不挠。不然，上失其所以待将之道，下无以尽其为将之才，而衞内捍外之功不可冀矣。唐之中叶，回纥、吐蕃出没无常，有一子仪，幸而成功，犹未能以尽用也，况其他乎？若徳宗猜疑之心，固非任将之道也。矧有权臣如延龄在内，而大将能立功矣乎？其能免乎？是故咫尺长安而不得见，李怀光始有负功而叛者矣。呜呼，此固陆贽拳拳之意也。
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秦桧杀故少保枢宻副使武昌公岳飞。飞事亲孝，家无姬待。吴玠素服飞，愿与交驩，饰名姝遗之。飞曰：「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为飞营第，飞辞曰：「金国未灭，何以家为？」或谓天下何时太平，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臣若水通曰：岳飞者，所谓才徳无全文武具备者也。故一鼓而破杨么，使遂长驱而北，则中原可复矣。而秦桧杀之，遗千载无穷之恨也。飞之被杀，固飞之不幸，乃亦宋室之不幸也。桧之杀飞，固桧之罪，亦高宗之罪也。使髙宗刚明独断，察桧之奸而必去之，知飞之忠而専任之，则故物可计日而克复也。不幸而至于斯，非天乎？或曰：古之制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飞初为将，必有命辞也。为飞者，知奸臣之误国而必将害己，引命将之制，拜表陈情而不受召，必长驱收复中原，然后归而请罪，则宋之祚未必絶也，宗庙未必不血食也，北冦未必乱中国而遗千载所无之祸也。臣谓此亦一説矣。然飞事亲孝，故事君忠，岂忍为是哉？
宋儒程頥上河东帅书云：「自古乘塞御敌，必用骁猛。招徕抚养，多在
译唐宣宗大中五年春天，正月，皇上很了解党项反叛的原因，是由于边疆将领贪图他们的羊马，多次欺骗掠夺，有时还妄加诛杀。党项人无法忍受愤恨和怨恨，所以反叛。于是任命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绥节度使。（宣宗）从此接连选拔儒臣来代替那些贪婪残暴的边疆将领，（李福）出发那天，皇上又当面加以告诫勉励。党项因此得以安定。李福是李石的弟弟。
臣湛若水评论说：边疆之所以不安宁，是因为将帅贪婪残暴。将帅贪婪残暴，是由于武夫不学习（儒家经典）的缘故。所以君主为了边疆的长远考虑，应当任用贤能的儒臣，那些文武兼备的人来担任，那么文德能安抚众人，武略能威慑敌人，贪婪残暴远离，边疆就安定了。宣宗选拔儒臣来代替贪婪残暴的边疆将领，而党项得以安定，这就是验证。我朝选用儒臣担任各边疆的总制，正是运用这个道理。然而凭借一时人才的兴盛，难道没有像吉甫那样文武双全的人吗？希望圣明的君主留意这件事。
格物通卷七十三
<子部,儒家类,格物通>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七十四 明 湛若水 撰
任将下
班固《白虎通》说：“大夫带兵，一定不亲自驾驶战车的，是为了彰显他的威严，使士兵一心一意地归附。所以只听从将军的命令，不听从天子的命令。”
臣湛若水评论说：统帅将领，只在于尊重他；驾驭将领，只在于任用贤能。一定要任用大夫，是为了崇尚贤能；不亲自驾驶战车以彰显威严，是为了加重他的权力。权力重，所以士兵一心。因此只听将领的命令，不听天子的命令，是为了统一他们的心。心统一了，就在天下无敌了。武王说：“纣王有亿万臣民，却有亿万颗心；我有三千臣民，却只有一颗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虽然如此，使他们一心追随将领的，正是为了使他们一心追随君主。后来的君主，一定要寻求一心追随的将领，专门任用他而不怀疑啊。
陆贽告诫德宗说：“凡是想要选拔任用将帅，必须先考察他的品行和能力，然后指定授予他的方向，告诉他委托的事情，让他自己揣度是否可行，自己陈述规划，需要某种甲兵，登记某人作为参谋，需要多少兵马，使用多少粮草，在哪里安营，什么时候建立功绩，始终的要点，都让他筹划安排。于是观察他的计谋，检验他的名声和实际。如果认为才能没有可取之处，言论不可实行，就应当在开始时辞退他，不应当在事后留下忧虑。如果认为志气足以胜任，方略可以施行，就应当在结束时要求他，不应当在中间掣肘。所以古代派遣将帅的人，君主亲自推毂任命他说：‘国门以外，由将军裁决。’又赐予斧钺，表示让他专断，所以军中的仪容不进入国都，国都的仪容不进入军中。将领在军中，君主的命令有时不接受，确实是因为机宜不能由远处决断，号令不能两从。没有委任不专一却希望他建立克敌功绩的。近来边疆军队的去留，裁决大多出自皇帝，选拔安置武臣，先求容易控制，增加他的部下来分散他的力量，减轻他的责任来削弱他的心志，虽然有所惩戒，也没有所失，于是使得分阃责成的道义废弃，死绥任咎的意图衰退。”
臣湛若水评论说：古代驾驭将领的方法，开始时选择得精细，之后任用得专一。选择精细，那么我的意志就不怀疑；任用专一，那么他的权力就不被阻挠。不然，上面失去了对待将领的方法，下面无法尽到作为将领的才能，而保卫内部、抵御外敌的功绩就不可能期望了。唐朝中期，回纥、吐蕃出没无常，有一个郭子仪，侥幸成功，尚且不能完全任用他，何况其他人呢？如果德宗猜疑的心，本来就不是任用将领的方法。况且有权臣如延龄在内，而大将能建立功绩吗？他能避免吗？所以近在咫尺的长安却不得相见，李怀光才开始有辜负功绩而叛变的行为了。唉，这本来是陆贽恳切的意思啊。
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秦桧杀害了故少保枢密副使武昌公岳飞。岳飞侍奉父母孝顺，家中没有姬妾侍候。吴玠一向佩服岳飞，愿意与他结交，装饰名妓送给他。岳飞说：“皇上日夜操劳，难道是大将安乐的时候吗？”推辞不接受。吴玠更加敬服。皇帝想为岳飞营造宅第，岳飞推辞说：“金国没有消灭，哪里有家呢？”有人问天下什么时候太平，岳飞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就太平了。”
臣湛若水评论说：岳飞，就是所谓才德完美、文武兼备的人。所以一鼓作气就打败了杨么，如果让他长驱直入向北，那么中原就可以恢复了。而秦桧杀了他，留下千载无穷的遗憾。岳飞被杀，固然是不幸，也是宋朝的不幸。秦桧杀岳飞，固然是秦桧的罪，也是高宗的罪。如果高宗刚明独断，察觉秦桧的奸诈而一定除掉他，知道岳飞的忠诚而专门任用他，那么故土可以计日而克复。不幸到了这个地步，不是天意吗？有人说：古代的制度，将领在军中，君主的命令有时不接受。岳飞起初做将领，一定有君主的命令和辞别。作为岳飞，知道奸臣误国而必将害自己，引用任命将领的制度，上表陈述情由而不接受召见，一定长驱收复中原，然后回来请罪，那么宋朝的国运未必断绝，宗庙未必不祭祀，北寇未必扰乱中国而留下千载所没有的祸患。臣认为这也是一说。然而岳飞侍奉父母孝顺，所以侍奉君主忠诚，哪里忍心这样做呢？
宋儒程颐上河东帅书说：“自古以来凭借边塞抵御敌人，一定使用骁勇猛士。招徕抚养，大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