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九十五 明 湛若水 撰
。推之为通利之道，无弗顺，皆本于有孚也。彼厚敛以征民，则妄矣。妄则有咎矣。岂可以谓之元吉？可以贞，可以利，有攸往哉？
译推广它作为通达顺利的道理，没有不顺畅的，都根本在于诚信。那些加重赋税来征敛百姓，就是虚妄了。虚妄就会有灾祸了。怎么可以说它是大吉呢？怎么可以守正，可以获得利益，有所前往呢？
书《夏书》《禹贡》：「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
臣若水通曰：此大禹水土初平，薄敛之事。赋谓取土地之所出于民者也，贞正也。君天下者，以薄赋为正。兖赋最薄，故谓之正作治也。蔡沉传曰：「作十有三载乃同者，兖当河下流之冲，水患虽平，而卑湿沮洳未必尽去，土广人稀，生理鲜少，必作治十有三载，然后赋法同于他州也。」臣谓于此可见圣人以民为贫富，不敢剥下以自奉之意。君天下者，当体圣人恤民之仁，遇灾薄税，必以实惠寛之，数嵗然后荒歉可济也。
禹贡》庶土交正，底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
臣若水通曰：此乃大禹制财赋、土赋之事也。底致也，咸皆也，则品节之也。中邦，中国也。庶土交正，底慎财赋者，谓禹以庶土之等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因土所出之财而致谨其财赋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类是也。咸则三壤成赋，中邦者又以九州糓土之等品节之，以上中下三则以成中国之赋。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穑之类是也。葢土赋或及于四夷，而田赋则止于中国而已。夫衣食足，然后礼义兴。制田里，薄税敛，固圣人仁政之首务也。人君有志于治者，盍于此而用心乎？
周书·无逸》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臣若水通曰：此周公戒成王无逸之训也。逰如巡狩，春省耕，秋省敛之事；田谓四时之田猎，皆于农隙以讲武事者。逰田国有常制，若不以其时，及过其度，则谓之盘乐矣。文王不敢盘逰无度，上不滥费，故下无过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于常贡。正数之外，无横敛也。夫十一者，天下之中正也。量入为出，仅足以充军国賔祭之供耳。若过于逰田，则取民必过于中正，乃可足用。故文王不敢过于逰田者，正以不敢过取，而庶邦得以中正贡于上也。臣谓「不敢」之一言，深足以发文王之心事。文王所以视民如伤，小心翼翼者，不敢之心也。不敢之心，乃天理也。后之人君欲得天下民心者，当谨征敛；欲谨征敛者，当戒盘逰欲戒盘逰者，当体文王「不敢」之心，然后可也。
诗》大雅「公刘」：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廼冈，相其隂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臣若水通曰：此召康公咏公刘所以定军赋与税法而厚民之事，以告成王也。赋也，笃厚也。公刘，后稷之曽孙也。溥，广也。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冈，登高以望也。相，视也。隂阳向背寒暖之宜也。流泉，水泉灌溉之利也。彻，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畆，八家皆私百畆，同养公田，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畆而分也。山西曰夕阳，允信也。荒，大也。诗言公刘之厚民也，芟夷垦辟，土地既广而且长矣。乃景日影焉，以正方向；乃冈焉，以望形势；乃相视焉，以审其向背寒暖之宜；乃观焉，以察其水泉灌溉之利。曰景，曰冈，曰相，曰观，葢辨乎土宜而授民以田也。然有田必有军，则以三单之法定其军赋；有田必有税，则以什一之法定其税粮。复以疆理之田不足以给乎所徙之民也，又度山西之田以广之，而豳人之居日益大矣。夫人君之治天下，固贵于授田以养民，尤贵于薄敛以取民。公刘授民以田而彻田为粮，则取于民者薄矣。周之彻法，实自此而始也。厥后周公不过因其旧而脩之耳。鲁自宣公税畆而彻法不行，无怪乎民日贫而国用以之不足也。夫君民一体也，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然则欲足乎国用者，可不先足乎民而薄其税敛乎？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税畆
臣若水通曰：此何以书？初税畆也。讥宣公始废彻而用税也。鲁宣当国，水旱相仍，国用空乏，于是废井彻之法而为税亩之制焉。夫初者，创事之名，变法之始也。税畆者，逐畆税之也。夫什一，天下之中正，故殷制公田为助，周因其法为彻，百世不可易者也。宣公以其公田之入为薄，遂变其私田之税，先王之旧章成宪荡然不复存矣。其后作丘甲，用田赋，至于
译《尚书·夏书·禹贡》记载：“那里的赋税是公正的。”经过十三年的治理，才与其他地区统一。
臣若水解释说：这是大禹刚刚平定水土，实行轻徭薄赋的事情。赋，是指从百姓那里征收土地所产出的财物；贞，就是公正。统治天下的人，以减轻赋税为正道。兖州的赋税最为轻薄，所以称为“贞”，即治理得当。蔡沉在传注中说：“‘经过十三年才统一’的意思是，兖州处于黄河下游的冲要之地，水患虽然平息，但低洼潮湿、泥泞积水的情况未必完全消除，地域广阔而人口稀少，谋生的途径很少，必须经过十三年的治理，然后赋税制度才能与其他州相同。”臣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圣人以百姓的贫富为转移，不敢剥削百姓来供养自己的心意。统治天下的人，应当体察圣人怜悯百姓的仁爱之心，遇到灾荒就减轻赋税，一定要用实际的恩惠来宽待百姓，经过几年之后，荒歉的困境才能缓解。
《禹贡》说：“各种土地都经过校正，谨慎地制定财赋，都按照三种土壤的等级，来制定天下的赋税。”
臣若水解释说：这是大禹制定财赋、土地赋税的事情。底，是致、达到；咸，是皆、都；则，是品评、节制。中邦，指中原地区。庶土交正，底慎财赋，是说大禹根据各种土地的肥瘠、高低、名物相互校正，依据土地所产出的财物，谨慎地制定财赋的征收。就像周代大司徒用适宜土地的方法，辨别十二种土地的名物，来安排土地事务之类的一样。咸则三壤成赋中邦，是说又根据九州谷土的等级进行品评节制，以上、中、下三等来制定中原地区的赋税。就像周代大司徒辨别十二种土壤的名物，来促进庄稼种植之类的一样。大概土地赋税有时涉及四方蛮夷，而田赋则只限于中原地区。只有衣食充足，然后礼义才能兴起。制定田里制度，减轻赋税，本来就是圣人仁政的首要任务。有志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何不在这方面用心呢？
《周书·无逸》说：“文王不敢沉溺于游乐田猎，以便让各国只供应正常的贡赋。”臣若水解释说：这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安逸享乐的话。游，如同巡狩，春天视察耕种，秋天视察收获；田，指四季的田猎，都是在农闲时用来演练武事。游乐田猎国有常制，如果不按时令，以及超过限度，就叫做沉溺享乐了。文王不敢沉溺于无度的游乐，上面不浪费费用，所以下面不过度征收，从而能让各国只供应正常的贡赋。除了正常的数额之外，没有横征暴敛。十分之一的税率，是天下的中正之道。量入为出，仅仅足以充作军队、国家、宾客祭祀的供应罢了。如果过度游乐田猎，那么向百姓征收必然超过中正之道，才能满足用度。所以文王不敢过度游乐田猎，正是因为他不敢过度征收，从而使各国能够以中正的贡赋进献给上级。臣认为，“不敢”这两个字，深刻地阐发了文王的心意。文王之所以视百姓如受伤般小心谨慎，正是出于“不敢”的心态。“不敢”的心态，就是天理。后来的君主想要得到天下百姓的心，应当谨慎征敛；想要谨慎征敛，应当戒除沉溺游乐；想要戒除沉溺游乐，应当体察文王“不敢”的心态，然后才可以。
《诗经·大雅·公刘》说：“笃厚的是公刘，土地既广且长，观测日影登上山冈，观察向阳背阴，察看流动泉水。军队分为三单，测量低湿平原，实行彻法征收军粮，测量西山之阳，豳地居住日益广大。”
臣若水解释说：这是召康公歌颂公刘确定军赋和税法从而厚待百姓的事情，用来告诉成王。赋，是厚待；笃，是厚道。公刘，是后稷的曾孙。溥，是广。景，是考察，通过日影来校正四方；冈，是登高远望。相，是观察。阴阳，是向阳背阴、寒冷温暖的适宜情况。流泉，是水泉灌溉的利益。彻，是通。一井田九百亩，八家各自私有一百亩，共同耕种公田，耕种时通力合作，收获时按亩分配。山西面叫夕阳，允，是信。荒，是大。《诗经》说公刘厚待百姓，除草开垦，土地既广且长。于是观测日影，以校正方向；登上山冈，以观察形势；观察，以审察向阳背阴、寒冷温暖的适宜情况；察看，以考察水泉灌溉的利益。说观测，说登高，说观察，说察看，大概是辨别土地适宜性而授予百姓田地。然而有田地必然有军队，就用三单的法度确定军赋；有田地必然有税收，就用十分之一的法度确定税粮。又因为疆理之田不足以供给迁徙的百姓，又测量山西的田地来扩充，豳地百姓的居住日益广大。君主治理天下，固然贵在授予田地以养活百姓，更贵在减轻赋税以对待百姓。公刘授予百姓田地而实行彻法征收军粮，那么向百姓征收的就很少了。周代的彻法，实际上从此开始。后来周公不过是沿袭旧制加以修定罢了。鲁国自从宣公实行亩税后，彻法就不再实行，难怪百姓日益贫困而国家用度因此不足。君主和百姓是一体的，百姓富裕君主就不会独自贫困，百姓贫困君主就不能独自富裕。那么想要满足国家用度，能不先使百姓富裕并减轻赋税吗？
《春秋》宣公十五年记载：“初税亩。”
臣若水解释说：这为什么要记载？因为开始实行亩税。讥讽宣公开始废除彻法而实行亩税。鲁宣公在位时，水旱灾害接连不断，国家用度空乏，于是废除井田彻法，实行按亩征税的制度。初，是开创事情的名词，变法的开始。税亩，是按亩征税。十分之一，是天下的中正之道，所以殷代在公田实行助法，周代沿袭其法实行彻法，这是百世不可改变的。宣公因为公田的收入微薄，于是改变对私田的征税，先王的旧章成法完全荡然无存了。后来实行丘甲，使用田赋，以至于
二，犹不足，未必非宣公啓之也。故书初税畆以贬之。是故有国家者，必守成法而不变，惟务本之为贵。
译第二，即使这样仍然不够，未必不是宣公开启的弊端。因此，《春秋》记载“初税畆”来贬斥他。所以，拥有国家的人，一定要遵守既定的法度而不改变，只以致力于根本为可贵。
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赋
臣若水通曰：此用田赋，何以书？不宜用也。讥厚敛也。鲁哀外慕强呉，内竭国用，至是二犹不足，乃用田赋军旅之征焉。田赋者，以丘赋一乗为未足，故以田赋之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逺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故田以足食，而赋以足兵也。周室之制弛，力薄征，当以农民为急。至于夫里有布，漆林有税，所以抑末业而归之农也，非欲兼利之也。哀公不复先王之法，又背时王之制。夫里漆林之外，既承丘赋之弊，又以田而加赋焉，是重困农民而削其邦本矣。何以为国耶？
礼记·檀弓》曰：孔子过太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臣若水通曰：此记暴敛害民之政也。式谓凭轼以起敬也。重谓所忧者非一也。苛谓暴虐之政，如横征暴敛之类也。识犹记也。天下之至恶而伤人者，莫如虎。死于虎者三而不去，则所去之邑暴虐可知矣。民寜居于猛虎之区而不适苛政之地，是则虎之猛不如政之苛，而人畏苛政有甚于虎也。何也？虎之害人有时而可避，而政之剥削无地而可逃也。故曰：苛政猛于虎。然则仁恩及民者，谓之驺虞；苛政迫人者，谓之猛虎。人君其可不薄敛以聚民乎？伏惟圣明在上，不欲厚敛吾民，天下信之矣。凡所以布列四方而牧养斯民者，其有为虎者耶？臣不得而尽知之也。然或有重伤于虎而哀号于郊野者，九重之上安得而尽闻之乎？呜呼！出赋之民，吾君之赤子也；苛政之官，吾君之猛虎也。诚爱赤子，其母养虎以伤之也哉！
坊记曰君子不尽利以遗民
臣若水通曰：「传云：天地之财有数，不在官则在民。故利尽于上，则竭于下，而民无遗利矣。故取民之税不过十一，用民之力，嵗止三日，所以遗利于民而不敢尽也。为民上者，可不隠之于心乎？」
周礼》大宰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郊都之赋，七曰闗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
臣若水通曰：九赋者，何也？口率出泉，其处有九也。敛财贿者，其无泉而取财贿以当筭也。邦中者，赋国中之民也。四郊者，赋逺郊百里内之民也。邦甸者，赋百里之外二百里之民也。家削者，赋大夫采地之外公邑之民也。邦县者，赋四百里公邑之民也。邦都者，赋五百里公邑之民也。闗市者，赋商贾也。山泽者，赋取物于山泽之民也。币余者，赋取物于织币之民也。关市也，山泽也，币余也，不出上六者，而特言以末作当増赋也。夫圣人之治天下，不能无取于民，而因地异制，以为厚薄，惟恐横暴之及焉，所以厚其民者至矣。至于闗市、山泽、币余，必増赋者，所以抑其逐末而使之知务本也，仁之至，义之尽矣。
大司徒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职，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
臣若水通曰：「此周礼大司徒之职也。均者，平也。五物，五地之物也。九等者，骍刚、赤缇之类也。民职者，九职也。地贡者，贡地所生物也。财赋者，九赋也。均之辨之，作之令之，夫然后敛之。天下之政，无弗均赋敛以正，而不至于横暴矣。」
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
臣若水通曰：此《周礼》小司徒之职也。井牧者，《春秋》传谓井衍沃，牧隰臯，故二牧而当一井也。九夫为井，地方一里，积而至于都，凡一千二十四井，九千二百一十六夫，地方三十二里也。地事者，农牧虞衡也。贡者，九谷、山泽之材也。赋者，出车徒，给徭役也。先王之取于民如是，可谓薄矣。
论语》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
译鲁哀公十二年春天，实行按田亩征收赋税的制度。
臣若水通说：这里记载实行田赋，为什么要特别书写呢？因为不应该实行田赋。这是讥讽鲁哀公加重赋税。鲁哀公对外羡慕强大的吴国，对内耗尽国家财力，到了这个时候，两方面的开支仍然不足，于是便实行按田亩征收赋税来供给军队。所谓田赋，是因为按照“丘”征收一乘战车的赋税还不够，所以改为按田亩来征收。从前圣王制定土地制度，登记田地，根据劳力来衡量距离的远近；按照里邑征收赋税，来估量百姓的贫富。所以田地用来保证粮食充足，赋税用来保证兵源充足。周王室制度松弛，国力薄弱，征发徭役时，应当以农民为急务。至于夫里征收布匹，漆林征收税款，是为了抑制工商业而让百姓回归农业，并不是想要同时获取这些利益。鲁哀公不恢复先王的法度，又违背当时天子的制度。在夫里、漆林之外，已经承受了丘赋的弊端，又按田亩增加赋税，这是重重地困苦农民，削弱国家的根本啊。这样怎么能治理国家呢？
《礼记·檀弓》说：孔子经过泰山脚下，看见一个妇人在墓前哭泣，非常悲哀。孔子扶着车轼表示敬意，仔细听着，让子路去询问说：“您的哭声，好像有着深重的忧愁。”妇人回答说：“是的，从前我的公公死于虎口，我的丈夫也死在虎口，现在我的儿子又死在虎口。”孔子说：“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妇人回答说：“这里没有苛刻的政令。”孔子说：“学生们要记住，苛刻的政令比老虎还要凶猛。”
臣若水通说：这是记载暴敛害民的政令。式，是指扶着车轼表示敬意。重，是指所忧愁的事情不止一件。苛，是指暴虐的政令，比如横征暴敛之类。识，同“记”。天下最邪恶而伤害人的，没有比老虎更甚的了。死在老虎嘴下的有三个人，却还不离开，那么他们离开的地方暴虐程度就可以知道了。百姓宁愿居住在猛虎出没的地区，也不愿去苛政肆虐的地方，这就是说老虎的凶猛不如政令的苛刻，人们畏惧苛政超过了畏惧老虎。为什么呢？老虎害人是有时间限制的，而且可以躲避；而政令的剥削却无处可逃。所以说：苛政猛于虎。那么，施仁恩于百姓的，叫做驺虞（仁兽）；用苛政逼迫百姓的，叫做猛虎。君主难道可以不减轻赋税来聚集百姓吗？伏想圣明的君主在上位，不愿意厚敛百姓，天下人都相信这一点。凡是那些分布四方、治理养育百姓的官员，其中有像老虎一样的人吗？臣不能全部知道。但是或许有被老虎严重伤害而在郊野哀号的人，高居九重之上的君主怎么能全部听到呢？唉！缴纳赋税的百姓，是君主的亲生儿女；施行苛政的官员，是君主的猛虎。如果真的爱护亲生儿女，难道会养育老虎来伤害他们吗！
《坊记》说：君子不把利益占尽，以便留给百姓。
臣若水通说：“传文说：天地的财富是有定数的，不在官府就在百姓手中。所以如果利益都被上层占尽，那么下层就会枯竭，百姓就没有剩余的利益了。所以向百姓征收的赋税不超过十分之一，使用百姓的劳力，每年不超过三天，这就是把利益留给百姓而不敢占尽。作为百姓的统治者，能不把这记在心里吗？”
《周礼》规定，大宰用九种赋税来征收财物。第一种是邦中之赋，第二种是四郊之赋，第三种是邦甸之赋，第四种是家削之赋，第五种是邦县之赋，第六种是郊都之赋，第七种是关市之赋，第八种是山泽之赋，第九种是币余之赋。
臣若水通说：九种赋税，是什么呢？这是按照人口定额征收货币，其处所有九种。征收财物，是指那些没有货币而用财物来抵充算赋的情况。邦中，是指征收国都中百姓的赋税。四郊，是指征收距离国都百里以内远郊百姓的赋税。邦甸，是指征收百里之外、二百里之内百姓的赋税。家削，是指征收大夫采邑之外公邑百姓的赋税。邦县，是指征收四百里公邑百姓的赋税。邦都，是指征收五百里公邑百姓的赋税。关市，是指征收商人的赋税。山泽，是指征收在山泽中获取物产百姓的赋税。币余，是指征收从事纺织货币百姓的赋税。关市、山泽、币余，不属于上面六种，特别提出来说，是为了用末业来增加赋税。圣人治理天下，不能不向百姓索取，而是根据地域不同制定制度，决定赋税的厚薄，只担心横暴波及百姓，所以厚待百姓到了极点。至于关市、山泽、币余必须增加赋税，是为了抑制他们追逐末业而让他们知道致力于本业，这是仁爱的极致，道义的穷尽。
大司徒用土均的法度，辨别五类土地和九等土壤，制定天下的土地赋税，来确立百姓的职责，来命令各地进贡，来征收财物赋税，来均衡协调天下的政事。
臣若水通说：“这是《周礼》中大司徒的职责。均，是平的意思。五物，是五类土地的物产。九等，是骍刚、赤缇等土壤等级。民职，是九种职业。地贡，是进贡当地所生的物产。财赋，是九种赋税。均衡它们，辨别它们，确立它们，命令它们，然后才征收。天下的政事，没有不通过均衡赋税来匡正，从而不至于横暴的。”
小司徒于是规划土地，将田野划分为井田和牧场，九个夫家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四甸为一县，四县为一都，以此来承担土地事务并命令进贡赋税。凡是税收征敛的事情。
臣若水通说：这是《周礼》中小司徒的职责。井牧，是指《春秋》传文中说的“井”指平坦肥沃之地，“牧”指低湿沼泽之地，所以两个牧场相当于一井。九个夫家为一井，面积一平方里，累积到都，总共有一千二十四井，九千二百一十六夫家，面积三十二平方里。地事，是指农、牧、虞、衡等事务。贡，是指九种谷物、山泽的材用。赋，是指出兵车步兵，供给徭役。先王向百姓索取就是这样，可以说是很轻薄的了。
《论语》记载，鲁哀公问有若说：“年成饥荒，用度不足，怎么办？”有若
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译孔子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呢？”季孙说：“征收十分之二的税，我还觉得不够，怎么能实行十分之一的彻法呢？”孔子回答说：“百姓富足了，您怎么会不富足呢？百姓不富足，您又怎么会富足呢？”
臣若水通曰：哀公，鲁君名蒋。有若者，孔子弟子也。饥，谓嵗荒不熟也。用，谓军国賔祭之需也。盍，何不也。彻，通也。彻，周制也。中为公田，外八家皆私，通力合作，计畆均收也。此鲁哀公因嵗荒欲用田赋以取民，而有若对之以何不行彻法，葢欲公节用以厚民也。哀公疑：十取其二犹不足，何况彻取其十一乎？有若又告以君民贫富通共之义也。夫君民同心一体，而痛痒欣戚相通者也。故心一则体一，体一则其爱之以均，聚散之必同。而忍于公私贫富之不一者，以其心之不一故，不仁不恕也。哀公之心，取民无厌而不恤年饥，则百姓之不足已先为饿莩久矣，可谓之仁恕乎？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臣若水通曰：「此孟子言人君行先王之政，则民心归之也。助而不税者，但出力以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也。廛者，市地也，谓赋其市宅之税也。夫里之布者，宅不种桑麻者罚之，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无常业者罚之，使出一夫百畆之税，一家力役之征也。战国时一并取之。廛无夫里之布者，谓若赋其市宅之廛，则不征其夫里之布也。夫民之与君，其好恶一也，所好好之，所恶恶之，则民心有感之而不动者乎？故耕而不税，廛而无夫布，则敛薄而民心悦，皆愿耕于其野而为之氓矣。为民上者，奈何厚敛以弃其民哉！」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借也。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论三代制民常产与其取之之制也。夏时，一夫受田五十亩，而每夫计其五亩之入以为贡。商人始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亩之地画为九区，区七十亩，中为公田，外八家皆私田，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不复税其私田。周因商之制，一夫受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合作，收则计亩均分，故谓之彻。三代之法，其名与制虽不同，而什分而取其一则同也。以其通作，故谓之彻；以其助耕，故谓之借也。夫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三代行之而用，以充后世倍之而财不足，然则其足与不足，不系于取民之厚薄矣。治天下者，盍思其故哉！
中庸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
臣若水通曰：中庸言九经之事，此其一也。使者力役之征也，敛者粟米之征也，皆有国者所不能免也。使之以时而不尽其力，敛之者薄而不竭其利焉，百姓岂有不劝乎？时使则不急之工息，薄敛则无艺之征止，则民财可裕而民用以充。如是则百姓享其饱食暖衣之乐，遂其乐生兴事之业，相劝以为尊君亲上之义，而百姓之劝有不期然矣。虽然，薄敛当自节用始，节用当自恭俭始。故九经以脩身为先，治天下者可以知本矣。
左传·哀公十一年》：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于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冐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茍而行，又何访焉？”弗听。十有二年春，用田赋。
臣若水通曰：田赋者，谓以丘赋为不足，而欲以田赋之也。三发，凡三发问也，卒终也。为国老，谓孔子为鲁国之元老也。度于礼者，度其合于礼而后行也。施取于厚者，谓其施恩惠，寜取过于厚者也。事举其中者，谓其举政事必得其中也。敛从其薄者，谓其取赋敛，寜过于薄者也。贪冐，贪财尽利也。夫季孙欲田赋，而使冉有访诸仲尼者，其心必有所不安矣。季孙使问三发，而仲尼不对者，则其意固有在。既而私告冉有者，即所以告季孙而以讽之也。惜乎，弗听，而明年田赋行矣。田赋行，而周公井田什一中正之法荡然矣。此古今治乱之大机，有志愿治之君，当不能不为之一慨叹也已。
国语·周语》芮良夫曰：「夫
译臣若水通说：哀公，是鲁国国君的名字，叫蒋。有若，是孔子的弟子。饥，是指年成荒歉，庄稼不熟。用，是指军队、国家、宾客祭祀等方面的需要。盍，是“何不”的意思。彻，是通的意思。彻，是周朝的赋税制度。中间是公田，外围八家都是私田，大家通力合作，按亩数平均收获。这是鲁哀公因为年成荒歉，想要实行田赋来向百姓征收，而有若用为什么不实行彻法来回答他，大概是想让公室节约用度来使百姓富足。哀公怀疑：十分取二尚且不够，何况彻法只取十分之一呢？有若又告诉哀公君民贫富相通共存的道理。君民同心一体，痛苦快乐是相通的。所以心一致则身体一致，身体一致则爱护他们就会均衡，聚散必然相同。而忍心让公私贫富不一致，是因为心意不一致，是不仁不恕的表现。哀公的心，向百姓索取没有满足的时候，却不体恤年成饥荒，那么百姓的不足早已使他们成为饿殍很久了，这能称为仁恕吗？
孟子说：“耕种的人只出力帮助耕种公田而不征收私田的税，那么天下的农夫都会高兴，愿意在他的土地上耕种。市宅没有夫里之布的赋税，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高兴，愿意成为他的子民。”臣若水通说：“这是孟子说君主实行先王的政治，民心就会归附他。助而不税，是指只出力耕种公田，不再对私田征税。廛，是市地，指征收市宅的赋税。夫里之布，是指宅院不种桑麻的受罚，出一里二十五家的布；百姓没有固定职业的受罚，让他出一夫百亩的税，以及一家的力役征发。战国时期一并征收。廛无夫里之布，是指如果征收市宅的赋税，就不征收夫里之布。百姓与君主，他们的喜好厌恶是一致的，所喜欢的就喜欢，所厌恶的就厌恶，那么民心会有感动而不行动的吗？所以耕种而不征税，市宅而没有夫布，那么赋税轻薄而民心喜悦，都愿意在他的土地上耕种并成为他的子民。作为百姓的君主，怎么能厚敛赋税而抛弃他的百姓呢！”
夏后氏五十亩而贡，殷人七十亩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实际上都是十分取一。彻，是通的意思；助，是借的意思。
臣若水通说：这是孟子论述三代制定百姓恒产以及征收赋税的制度。夏朝时，一个农夫受田五十亩，而每个农夫计算他五亩的收成作为贡赋。商人开始实行井田制，把六百三十亩的土地划分为九个区，每个区七十亩，中间是公田，外围八家都是私田，只是借他们的劳动力来帮助耕种公田，不再对私田征税。周朝沿袭商朝的制度，一个农夫受田百亩，乡遂地区使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地区使用助法，八家同井，耕种时通力合作，收获时按亩均分，所以称为彻。三代的制度，名称和制度虽然不同，但十分取一则是相同的。因为通作，所以称为彻；因为助耕，所以称为借。十分取一，是天下的中正之道。三代实行它而用度充足，后世加倍征收而财物不足，那么这充足与不足，并不取决于向百姓征收的厚薄。治理天下的人，何不思考其中的缘故呢！
《中庸》说按时役使、薄征赋税，是用来鼓励百姓的。
臣若水通说：《中庸》讲九经的事情，这是其中之一。使，是力役的征发；敛，是粟米的征收，这些都是有国家的人不能免除的。按时役使而不竭尽他们的力气，征收赋税轻薄而不耗尽他们的利益，百姓难道有不鼓励的吗？按时役使那么不急迫的工程就停止，薄征赋税那么无度的征收就停止，那么百姓的财物可以充裕，民用可以充足。这样百姓享受饱食暖衣的快乐，成就他们乐生兴事的事业，互相鼓励以奉行尊君亲上的道义，那么百姓的鼓励就不期然而至了。虽然如此，薄征赋税应当从节约用度开始，节约用度应当从恭敬节俭开始。所以九经以修身为先，治理天下的人可以知道根本了。
《左传·哀公十一年》：季孙想要实行田赋，派冉有向仲尼询问。仲尼说：“我不了解。”三次发问，最后说：“您作为国家的元老，等待您行动，怎么能这样？您不说话。”仲尼不回答，私下对冉有说：“君子的行为，衡量于礼，施恩惠宁可过于厚，做事举其中正，征收赋税宁可过于薄。像这样，那么以我的意见也足够了。如果不衡量于礼，而贪婪冒进没有满足，那么即使实行田赋，也将又不够。况且您是季孙，如果想要实行法度，那么周公的典章在；如果想要苟且行事，又何必询问呢？”不听。十二年春天，实行田赋。
臣若水通说：田赋，是指认为丘赋不够，而想要实行田赋。三发，是三次发问；卒，是最后。为国老，是说孔子是鲁国的元老。度于礼，是衡量符合礼然后行动。施取于厚，是说施恩惠，宁可过于厚。事举其中，是说举行政事一定得到中正。敛从其薄，是说征收赋税，宁可过于薄。贪冐，是贪财尽利。季孙想要实行田赋，而派冉有向仲尼询问，他的心里一定有所不安。季孙三次发问，而仲尼不回答，那么他的意思本来就有在。后来私下告诉冉有，就是用来告诉季孙并讽谏他。可惜，不听，而第二年田赋实行了。田赋实行，而周公井田十分取一的中正之法就荡然无存了。这是古今治乱的大关键，有志愿治理的君主，不能不为此慨叹。
《国语·周语》芮良夫说：“夫
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専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専也？」臣若水通曰：「芮良夫，周大夫芮伯也。载，成也。百物受天地之气以生成，天地成百物，乃公共之利也。民皆将取用之，何可専其利？夫利者，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民之所用，可以同，不可以独；可以散，不可以聚。否则神人百物不协其极。彼荣夷公贪利不厌，不足以语此也。为民上者，可不知所以公天地之利乎？」
译利益，是万物生长的源泉，是天地承载的成果，如果有人独占它，危害就多了。天地和万物都要从中获取，怎么可以独占呢？”臣若水通说：“芮良夫，就是周朝的大夫芮伯。载，就是成就的意思。万物接受天地之气而生成，天地成就了万物，这是公共的利益。百姓都要取用这些利益，怎么能独占它呢？利益这种东西，是天所生、地所养、民所用的，可以共享，不可以独享；可以分散，不可以聚集。否则神灵、百姓和万物就不能和谐达到极致。那个荣夷公贪利不知满足，不足以和他谈论这个道理。作为百姓的统治者，能不知道如何公正地分配天地的利益吗？”
晋语·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鄣乎？」简子曰：「保鄣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诫襄子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逺，必以为归。」臣若水通曰：「尹铎，简子家臣；晋阳，赵氏邑也。为治也，茧丝赋税，保鄣蔽扞也。小城曰保，损其户数，则民优而税少。」襄子，简子之子，无防也。夫君民一体，痛痒相关。故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寜。」彼货殖以亡身，可谓智乎？故尹铎之为晋阳，必先损其户数，薄敛以得民。厥后沉灶产蛙，民无叛意，非其明效大验耶？君民者，宜有感于斯云。
里克曰：「克闻之，夫义者，利之足也；贪者，怨之本也。废义则利不立，厚贪则怨生。」
臣若水通曰：「里克，晋大夫，里季也。有义然后利立，故曰利之足也。无足故不立。《易》曰：『利者，义之和也。』是故义顺则利矣。义所以主乎利者也，是谓自然之利。故义立则利均，义废则利熄。是故君子正其义，不谋其利。里克不惑于丕郑之谋，非所谓以义为利者耶？」
楚语伍举曰：「天子之贵也，唯其以公侯为官正，而以伯子男为师旅。其有羙名也，唯其施令徳于逺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乐，而有逺心，其为恶也甚矣。」
臣若水通曰：蒿，耗也；逺心，畔离也。夫财者，民之命也；利者，人之心也。君天下者，惟务施徳，以立民之命，而得其心也。若聚利以自封，私欲宏侈，则民命索然，而人心去矣。骚离距违，不亦宜乎？有天下者，当鉴伍举之言，戒章华之侈，以收万民之心可也。
鬬且曰：「夫古者聚货，不妨民衣食之利。又曰：公货足以宾献，家货足以供用，不是过也。夫货马邮则阙于民，民多阙则有离畔之心，将何以封矣！」
臣若水通曰：「货珠玊之属，自然物也。货马多，则求养者众，妨财力也。宾享、赠也；家大夫也；邮过也；封，封国也。夫天之生是，君将以为民也。故明君贤臣与天下共其利，不敢専利以妨下。故损租，却贡，防葵，罢织。后世称誉之而不衰。今于常谈利，如饿豺狼，是以鬬，且知其必败也。为君相者，可不鉴诸？」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智伯求蔡臯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完厚。”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廪实。”襄子曰：“浚民之膏血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王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寛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灶产鼃，民无叛意。
臣若水通曰：「重役厚敛，怨之府也。」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民怨则不和，虽有天时地利，何足恃乎？」是故为国之本，在人和。人和之实，在省赋。尹铎能寛赋，以和晋阳之人心，而襄子因之以保垂亡之国，是得其人和之效也。然则后之人君，可不轻徭薄敛，以和天下之人心，固国家之大本乎？
汉武帝元鼎六年，齐相卜式为御史大夫，乃言：“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鐡器，苦恶价贵，或强令民买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贵，上由是不悦卜式。
臣若水通曰：县官作盐鐡者，言朝廷兴盐铁之利，故郡国多不便之也。强民买之而船有筭，商少物贵者，言武帝税及舟车，故商人少，商少故物贵，而又强买，故器滥恶以相欺也。胡寅曰：武帝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两端中上意，官既尊矣，乃始正言以邀名。然臣谓知其不利，能反之以正言，不顾忤君之意，其贤于执迷误国殃民而不悛者逺矣。臣故表而书之，以警専利之臣焉。
光武建武六年十二月癸巳，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年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汉之赋敛之法，则名尧舜而
译晋语记载：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尹铎请示说：“是要把这里当作抽取蚕丝般榨取赋税的地方呢？还是当作保卫屏障的地方呢？”赵简子说：“当作保卫屏障！”尹铎就减少了那里的户口数目。赵简子告诫赵襄子说：“晋国若有危难，不要认为尹铎年轻，不要认为晋阳遥远，一定要把它作为退守之地。”臣若水通说：“尹铎是赵简子的家臣；晋阳是赵氏的城邑。治理政事，‘茧丝’指征收赋税，‘保鄣’指遮蔽防卫。小城称为‘保’，减少户口数目，百姓就优裕而赋税就少。”赵襄子是赵简子的儿子，没有防备。君主与百姓本为一体，痛痒相关。所以《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那些为了聚敛财物而毁灭自身的人，能说是明智吗？所以尹铎治理晋阳，必定先减少户口数目，减轻赋税以赢得民心。后来晋阳城被水灌，灶台沉没生出青蛙，百姓却没有叛离的意思，这不是明显的成效和验证吗？统治百姓的人，应当对此有所感悟。
里克说：“我听说，义是利的根基；贪婪是怨恨的根源。废弃义，利就不能确立；贪婪厚重，怨恨就会产生。”
臣若水通说：“里克是晋国大夫，字里季。有了义然后利才能确立，所以说义是利的根基。没有根基所以不能确立。《易经》说：‘利，是义的和谐。’因此义顺应了，利就产生了。义是主导利的，这叫做自然的利。所以义确立则利均衡，义废弃则利消亡。因此君子端正义，不谋求利。里克不被丕郑的阴谋所迷惑，不正是所谓以义为利的人吗？”
楚语记载伍举说：“天子的尊贵，只因为他以公侯作为官长，以伯子男作为师旅。他有美好的名声，只因为他将美好的德行施予远近，使小国大国都安定。如果搜刮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使百姓困苦而忘记安乐，从而产生离心，他的恶行就太严重了。”
臣若水通说：“蒿，是耗损的意思；远心，是背离的意思。财富是百姓的生命；利益是人心所向。统治天下的人，只致力于施予恩德，以确立百姓的生命，从而赢得民心。如果聚敛利益来封闭自己，私欲宏大奢侈，那么百姓的生命就枯竭，人心就离去了。骚动背离，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拥有天下的人，应当借鉴伍举的话，警戒章华台的奢侈，来收拢万民的心就可以了。”
斗且说：“古代聚积财物，不妨害百姓衣食的利益。又说：公家的财物足以用于宾客馈赠，私家的财物足以供日常使用，不超过这个限度。如果财物和马匹过多，就会损害百姓的利益，百姓多受损害就会产生背离叛乱的心思，将用什么来封国呢！”
臣若水通说：“货，是珠玉之类的东西，是自然之物。货马多，那么寻求供养的人就多，妨碍财力。宾享，是馈赠；家，指大夫；邮，是过度；封，是封国。上天生下这些，君主将用来为百姓服务。所以明君贤臣与天下共享利益，不敢专享利益来妨碍下属。所以减少租税，退回贡品，防止葵菜垄断，停止织造。后世称颂他们而不衰。现在人们谈论利益，像饥饿的豺狼一样，因此斗且知道他们必定失败。做君主宰相的人，能不借鉴吗？”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智伯向赵襄子索要蔡、皋狼的土地，赵襄子不给。智伯发怒，率领韩、魏的军队攻打赵氏。赵襄子将要出走，说：“我往哪里走呢？”随从说：“长子城近，而且城墙完整厚实。”赵襄子说：“百姓耗尽力量来修筑它，又要让他们拼死守卫，谁会与我同心？”随从说：“邯郸的粮仓充实。”赵襄子说：“榨取百姓的膏血来充实它，又要因此杀害他们，谁会与我同心？”“那去晋阳吧？那是先王所属的地方，是尹铎宽厚治理的地方，百姓一定和睦。”于是逃往晋阳。三家率国人包围并灌水，城墙没有被水浸没的只有三版，灶台沉没生出青蛙，百姓没有叛离的意思。
臣若水通说：“繁重的劳役和厚重的赋税，是怨恨的聚集地。”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百姓怨恨就不和睦，即使有天时地利，有什么可依赖的呢？”所以治国的根本，在于人和。人和的实质，在于减轻赋税。尹铎能宽减赋税，以和睦晋阳的人心，而赵襄子借此保全了濒临灭亡的国家，这是得到了人和的成效。那么后来的君主，能不减轻徭役和赋税，以和睦天下的人心，巩固国家的根本吗？
汉武帝元鼎六年，齐国丞相卜式担任御史大夫，于是说：“郡国大多感到不便，官府制造盐铁器具，质量差价格贵，有时强行命令百姓购买。”而且船只要征税，商人减少，物价昂贵，皇上因此对卜式不高兴。
臣若水通说：“县官制造盐铁，是说朝廷兴办盐铁之利，所以郡国大多感到不便。强迫百姓购买而船只征税，商人少物价贵，是说武帝对舟车征税，所以商人少，商人少所以物价贵，而又强迫购买，所以器具粗劣恶劣来互相欺骗。胡寅说：武帝喜好武功而用度不足，卜式用这两点迎合皇上心意，官位已经尊贵了，才开始正言来求取名声。然而我认为他知道这样不利，能反其道而行用正言，不顾忤逆君主的意图，比那些执迷不悟误国殃民而不悔改的人贤明多了。臣所以表彰并书写这件事，来警示专享利益的臣子。”
光武帝建武六年十二月癸巳日，下诏说：“近来军队没有解散，用度不足，所以实行十分税一的税率。现在粮食储备稍微积累，命令郡国征收当年的田租，实行三十税一，如同旧制。”
臣若水通说：“孟子说：‘想要比尧舜之道更重的，是大桀小桀。’汉朝的赋敛之法，名义上是尧舜
实桀纣矣。夫十一之税，中正之法也。汉以三十税一为常制，而以十一之税为权。其取于民也，若甚轻矣，而民困愈甚者，岂非额外之征犹数倍于此者耶？然则人君固以薄敛为贵，犹以横敛为戒。」
译这确实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暴政啊。十分之一的税率，是合乎中道的正法。汉代将三十分之一的税率作为常制，而把十分之一的税率作为权宜之计。他们向百姓征收的赋税，看似很轻，然而百姓的困苦却更加严重，这难道不是因为额外的征敛还比这多出好几倍吗？既然如此，那么君主固然以减轻赋税为可贵，还要以横征暴敛为警戒。
晋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燕记室叅军封裕上书谏以为古者十一而税，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晋，仁政衰薄，假官田、官牛者，不过税其十六；自有牛者，中分之，犹不取其七八也。自永嘉以来，海内荡析，武宣王绥之以徳，中外之民，万里辐凑，襁负而归之者，若赤子之归父母，是以户口十倍于旧，无田者什有三四。及殿下继统，南摧强赵，东兼高句丽，北取宇文，拓地三千里，増民十万户。是宜悉罢苑囿以赋新民，无牛者官赐之牛，不当更收重税也。”
臣若水通曰：「孔子云：『寛则得众。』魏晋之际，税及官牛，而海内荡析；永嘉之后，绥之以徳，而百姓归往，可以见寛苛之验矣。慕容皝虽燕之贤明者，犹复踵重税之失；向非封裕示以魏晋之弊，歆以先世之盛，则辽阳之民，其涂炭矣乎！」
宋明帝泰始五年二月己夘，魏自天安以来，比嵗旱饥，重以青徐用兵，山东之民疲于赋役。显祖命因民贫富为三等输租之法，等为三品：上三品输平城中，输他州；下输本州。又魏旧制，常赋之外有杂调十五，至是悉罢之。由是民稍赡给。
臣若水通曰：「魏主于兵戈扰攘之时，而为均输、罢调之政，其贤矣乎？夫兵戈扰攘，民犹倒悬矣。又急之以赋役，是犹于倒悬之下，而又燎之以烈火也。然则均输、罢调之举，犹为能寛一分之惠矣。」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十二月，散骑常侍贺琛启陈四事。其一，以为今北边稽服，正是生聚敎训之时，而天下户口减落，关外弥甚。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扰，惟事徴敛，民不堪命，各务流移。此岂非牧守之过欤？东境户口空虚，皆由使命繁数，穷幽极逺无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属骚扰，驽困守宰则拱手听其渔猎，桀黠长吏又因之重为贪残。纵有亷平郡，犹掣肘如此。虽年降复业之诏屡下，蠲赋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臣若水通曰：蠲赋之诏，世之人君往往有之，而实惠不及于民者，沮之于牧守，迫之于命使耳。无怪乎恤诏日下，而民日穷促，以流徙而为盗也。故有志之君，欲下诏薄赋以恤民者，必自恭俭清静始焉。
隋文帝仁夀三年，龙门王通尝称：“重敛之国，其财必削。”臣若水通曰：“《大学》云：‘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不易之理也。故其用之也舒，则其取之也亷；其敛之也重，则其散之也轻。欲其财用之不削，不可得也。”王通儒而达于治体者也，其言葢本于孔门之意乎？使隋能用之，则治道其有兴矣。惜乎托于空言也。后世人君采其言而用之，其于国家尚亦有利哉。
格物通卷九十五
<子部,儒家类,格物通>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九十六 明 湛若水 撰
薄敛下
唐高祖武徳七年夏四月庚子，初定均田租庸调法。丁中之民，给田一顷；笃疾减十之六，寡妻妾减七，皆以十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每丁嵗入租粟二石，调随土地所宜，绫绢絁布。嵗役二旬，不役则收其佣，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租调俱免。水旱虫霜为灾，什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凡民赀业分九等，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在城邑者为坊，田野者为村。食禄之家，无得与民争利；工商杂类，无预士伍。男女始生为黄，四嵗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嵗造计帐，三年造户籍。
臣若水通曰：唐之立法，虽非皆古之制，而亦古之遗意也。曰租者，粟米之征也；曰调者，布缕之征也；曰庸者，力役之征也。丰年则取之，凶年则损之，此民不困于诛求，而贞观之斗米三钱有以哉。后世惟竭民之财，以恣己之欲，不知损下则上下俱损，益下则上下俱益。君民一体，而贫富岂容二致耶？今天下公私俱竭，而病于国家之冗费未去，其取诸民者亦重矣。伏惟圣明，崇俭以节用，损上以益下，天下幸甚。
唐太宗贞观九年三月，上谓魏徴曰：「齐后主、周天元，皆重敛百姓，厚自奉养，力竭而亡。
译晋穆帝永和元年春季正月，燕国记室参军封裕上书劝谏，认为古代实行十一税，是天下最公正的税率。降及魏晋时期，仁政衰微淡薄，借用官田、官牛的人，不过征收其六分之一的税；自有牛的人，收成对半分，尚且不取走七八成。自永嘉之乱以来，天下动荡离散，武宣王以德行安抚，内外百姓，从万里之外像车辐条汇聚到车轴一样归附，背着婴儿前来归顺的人，如同婴儿回归父母怀抱，因此户口比原来增加了十倍，没有田地的人有十分之三四。等到殿下继承大统，向南击败强大的赵国，向东兼并高句丽，向北夺取宇文部，开拓疆土三千里，增加百姓十万户。这时应当全部废除苑囿，将土地分配给新来的百姓，没有牛的人由官府赐给牛，不应当再征收重税。”
臣湛若水评论说：“孔子说：‘宽厚就能得到众人的拥护。’魏晋时期，连官牛也要征税，导致天下动荡离散；永嘉之乱后，以德行安抚，百姓纷纷归附，由此可以看出宽厚与苛政的效果验证了。慕容皝虽然是燕国贤明的人，仍然沿袭重税的过失；如果不是封裕指出魏晋的弊端，用先世的盛世来吸引他，那么辽阳的百姓，恐怕就要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了！”
宋明帝泰始五年二月己夘日，魏国自天安年间以来，连年旱灾饥荒，加上在青州、徐州用兵，山东地区的百姓疲于赋税徭役。显祖下令根据百姓的贫富分为三等来缴纳租税，分为三个等级：上等三个等级的人将租税送到平城，或送往其他州；下等的人在本州缴纳。又因为魏国旧制，在常规赋税之外还有十五种杂调，至此全部废除。因此百姓渐渐丰足。
臣湛若水评论说：“魏主在战乱扰攘之时，实行均输、废除杂调的政策，真是贤明啊！战乱扰攘，百姓如同倒悬般痛苦。如果再急于征收赋税徭役，这就好比在倒悬之下，又用烈火烧烤。那么均输、废除杂调的举措，还能算是给予百姓一分的恩惠啊。”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十二月，散骑常侍贺琛上奏陈述四件事。其中第一件，认为现在北方边境已经臣服，正是休养生息、训练教化之时，而天下户口减少，关外尤其严重。郡无法承受州的统辖，县无法承受郡的搜刮，互相呼扰，只从事征收，百姓无法忍受，各自谋求流离迁徙。这难道不是地方长官的过错吗？东部地区户口空虚，都是因为使者频繁，无论多么偏僻遥远的地方都要到达。每当有一个使者，所属地区就受到骚扰，懦弱困顿的守宰只能拱手听任他们搜刮，凶悍狡猾的长吏又借此更加贪婪残暴。即使有廉洁公正的郡守，也如此掣肘。虽然每年颁布恢复生产的诏书屡次下达，免除赋税的恩惠，但百姓不能返回家园。臣湛若水评论说：免除赋税的诏书，世上的君主往往都有，而实惠不能到达百姓，是因为被地方长官阻挠，被使者逼迫罢了。难怪恤民的诏书天天下达，而百姓日益穷困紧迫，以致流徙成为盗贼。所以有志向的君主，想要下诏减轻赋税以体恤百姓，必须从自己恭敬节俭、清静无为开始。
隋文帝仁寿三年，龙门人王通曾说：“征收重税的国家，其财力必定削弱。”臣湛若水评论说：“《大学》说：‘违背正道而得到的财物，也会违背正道而失去。’这是不变的真理。所以使用财物舒缓，那么征收财物就廉洁；征收财物沉重，那么散出财物就轻率。想要财力不削弱，是不可能的。”王通是儒者且通晓治国大体，他的话大概本于孔门的意思吧？如果隋朝能采用他的建议，那么治国之道就会兴盛了。可惜只是寄托于空谈。后世的君主采纳他的话并加以运用，对于国家大概也有利吧。
格物通卷九十五
<子部,儒家类,格物通>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九十六 明 湛若水 撰
薄敛下
唐高祖武德七年夏季四月庚子日，初次制定均田租庸调法。成年男子，给予田地一顷；患重病的人减少十分之六，寡妇减少十分之七，都以十分之二作为世业田，十分之八作为口分田。每个成年男子每年缴纳租粟二石，调税根据土地所适宜的产品，缴纳绫、绢、絁、布。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役则征收其佣钱，每天三尺。有事而增加役期的，增加十五天，免除调税；增加三十天，租税和调税都免除。水灾、旱灾、虫灾、霜灾造成灾害，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免除租税；损失十分之六以上，免除调税；损失十分之七以上，租税和役务都免除。凡是百姓的财产分为九等，一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在城邑中的称为坊，田野中的称为村。食俸禄的人家，不得与百姓争利；工商杂类，不得参与士伍。男女刚出生为黄口，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岁为丁，六十岁为老。每年编制计帐，每三年编制户籍。
臣湛若水评论说：唐朝的立法，虽然不都是古代的制度，但也保留了古代的意思。所谓租，是征收粟米；所谓调，是征收布缕；所谓庸，是征收力役。丰年则征收，凶年则减免，这样百姓不困于诛求，所以贞观年间斗米三钱是有原因的。后世只知竭尽百姓的财力，以放纵自己的欲望，不知道损害百姓则上下都受损，增益百姓则上下都受益。君民一体，而贫富岂能容许两样呢？现在天下公私都枯竭，而国家冗费未去，其向百姓征收的也很重了。希望圣明的君主，崇尚节俭以节制用度，减损上层以增益下层，天下幸甚。
唐太宗贞观九年三月，皇上对魏徵说：“齐后主、周天元，都重敛百姓，厚自奉养，力量竭尽而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