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二十四 明 湛若水 撰
臣若水通曰：此中庸引孔子之言，所以推明忠恕违道不逺之意也。盖忠与恕初不相离，但欲行乎恕，当养其忠。言行之谨正，所以养其忠也。忠立而恕出矣。庸常也，存于身者谓之常徳，发于口者谓之常言。以其天理之自然，故谓之常，即上文君子之道也。致谨于言行之常，皆随处体认乎此尔。如是而君子之道有不造其实者哉？能造其实，道斯一矣。然圣人论道，恒以言行言者，何欤？《易》曰：「言行，君子之枢机，所关者大矣。」学者皆然，人君为甚。自一话言之出，以至于制诰命令之发，皆言也。自一念虑之动，以至于家国天下事为之着，皆行也。《易》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逺。」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礼》曰：「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噫！人君一身之言动，近则书之史册，逺则及乎人民，大焉则动乎天地。然则君天下者，尤当致谨于斯云。
孝经》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徳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
臣若水通曰：所谓法者，徳者，皆天理也。由是而言，则为法言矣；由是而行，则为徳行矣。皆云先王者，先王能由之，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也。故非法则不敢言，使口无可择之言，而免于口过矣；非道则不敢行，使身无可择之行，而免于怨恶矣。免于口过、怨恶，盖得乎民心之所同然者也。人君能如是，是之谓能脩其身；是之谓能孝其先君。
左传》文公十七年，襄仲如齐，拜谷之盟，复曰：“臣闻齐人将食鲁之麦。”以臣观之，将不能。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夏五月戊戌，齐人弑其君商人。臣若水通曰：“偷，薄也，茍且之谓也。”人之有言，皆本于心，言之病者，心之疚，所由发也。孟子知言，审诸此尔。齐侯以茍且之心，发茍且之言，因言以察其心，根本病且蹙矣。鲁人之麦未食，而死不旋踵。人主之于心声，可不谨哉！
襄公二十五年，子产献防于晋。戎服将事，晋人问陈之罪。陈及郑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逺。」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
臣若水通曰：「孔子尝谓赐：『不幸言而中，则知君子之不贵言也。』至于郑人入陈之役，乃多子产之文辞者，何居？孔子亦曰：『辞达而已矣。』子产之辞顺，则达；达足以感人矣。君子所以取之也。枢机之发，荣辱之主，可以不慎乎？」
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绎来奔，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使子路，子路辞。季康子使冉有谓之曰：「千乗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臣若水通曰：「千乗之国不信其盟，而信仲由之一言者，何也？盖自其无宿诺之信以孚之也。言诺之于人，岂小也哉？虽然，信所以成义者也。不义之信，君子弗之贵也。小邾虽信仲由之言，而仲由不往者，守义以成信也。然则仲由之言，岂不益可信哉？」
国语》周语：襄王曰：「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无怨。」
臣若水通曰：襄王，惠王之子郑也。政者，谓命令禁戒之言。自上，下言当从上出也。书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涣汗其大号。」管夷吾亦曰：「出令当如流水，以顺人心。」故上以顺作之，而下以顺行之，言得其心也。否则怨讟用兴，其何以信于国？襄王不从晋文之请，以诛衞侯，可谓慎于词令矣。为人主者，所当致其慎，以利于行，岂曰惟其言而莫予违而已哉！
周语：晋孙谈之子周，适周事单襄公。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义，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辩；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龢；言让，必及敌。
臣若水通曰：言敬必及天者，象天之敬，干干不息也。言忠必及意者，出自心意为忠也。言信必及身
译臣若水通说：这是《中庸》引用孔子的话，用来推究阐明“忠恕之道离正道不远”的意思。大概忠与恕起初是不相分离的，但想要实行恕道，应当培养自己的忠德。言语行为的谨慎端正，就是用来培养忠德的方法。忠德确立了，恕道就自然流露出来了。“庸”就是平常的意思，存于自身之中的称为常德，发于口中的称为常言。因为它们是天理的自然表现，所以称为常，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君子之道。在言语行为的平常之处做到极致谨慎，都是随时随地体认这个道理罢了。像这样，君子的道难道不能达到实质吗？能够达到实质，道就统一了。然而圣人论述道，总是从言语行为说起，为什么呢？《易经》说：“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的关键枢纽，所关系到的事情太大了。”做学问的人都是如此，国君更是如此。从一句话说出，一直到制诰命令的发布，都是言语。从一个念头的萌动，一直到家国天下事务的施行，都是行为。《易经》说：“言语出于自身，施加于百姓；行为发于近处，显见于远方。”又说：“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礼记》说：“天子行动，左史就记录下来；天子说话，右史就记录下来。”唉！国君一身的言语行动，近则被史册记载，远则影响到百姓，大则能感动天地。那么统治天下的人，尤其应当在这上面做到极致谨慎啊。
《孝经》说：“不是先王的法度之言，不敢说；不是先王的道德行为，不敢做。”因此，不合礼法的话不说，不合正道的事不做。口中没有需要选择斟酌的话，身上没有需要选择斟酌的行为。言语传遍天下，没有口舌之过；行为传遍天下，没有怨恨厌恶。
臣若水通说：所谓法度、道德，都是天理。按照这个来说，就是法度之言；按照这个来做，就是道德行为。都说是先王，是因为先王能够遵循它，首先得到了我心中所认同的道理。所以不合礼法就不敢说话，使口中没有需要选择斟酌的话，从而避免了口舌之过；不合正道就不敢行动，使身上没有需要选择斟酌的行为，从而避免了怨恨厌恶。避免了口舌之过和怨恨厌恶，大概是得到了民心所共同认同的东西。国君能像这样，这就叫做能修养自身；这就叫做能孝顺先君。
《左传》文公十七年，襄仲到齐国，拜谢谷地结盟的事，回来报告说：“我听说齐国人将要吃鲁国的麦子。”以我看，他们将不能做到。齐君的话轻率，臧文仲有话说：“国君轻率，必定死。”夏五月戊戌，齐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商人。臣若水通说：“偷，就是浅薄，指苟且的意思。”人的言语，都根源于内心，言语的毛病，是内心愧疚所引发的。孟子善于辨析言论，就是审察这一点罢了。齐侯怀着苟且之心，发出苟且之言，通过言语来察看他内心，根本已经病态且紧迫了。鲁人的麦子还没被吃，他就很快死了。君主对于言语心声，能不谨慎吗！
襄公二十五年，子产向晋国献捷。穿着军服准备行事，晋国人问陈国的罪过。陈国与郑国讲和。孔子说：“志书上有记载：言语用来表达志向，文采用来修饰言语。不说话，谁知道他的志向？言语没有文采，就不能流传久远。”晋国是霸主，郑国进入陈国，没有文采辞令就不能成功。要谨慎言辞啊。
臣若水通说：“孔子曾经对子贡说：‘不幸言语说中了，就知道君子不看重言语。’至于郑国进入陈国的战役，却称赞子产的文辞，这是为什么呢？孔子也说：‘言辞能表达意思就够了。’子产的言辞顺达，就能表达意思；表达意思足以感动人了。君子因此取法他。关键枢纽的发动，是荣辱的主宰，能不谨慎吗？”
哀公十四年，小邾射带着句绎来投奔，说：“如果让子路要我，我就不需要盟誓了。”派人去请子路，子路推辞。季康子派冉有对他说：“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不相信盟誓，却相信你的话，你何必受辱去呢？”
臣若水通说：“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不相信盟誓，却相信仲由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他们没有长期守信的信用来使人信服吧。言语承诺对于人来说，难道是小事情吗？虽然如此，信用是用来成就道义的。不合道义的信用，君子不看重。小邾虽然相信仲由的话，但仲由不去，是为了坚守道义来成就信用。那么仲由的话，难道不是更加可信吗？”
《国语》周语：襄王说：“政令，是从上到下施行的。上面制定政令，下面执行它，不违背，所以上下没有怨恨。”
臣若水通说：襄王，是惠王的儿子郑。政令，指的是命令禁戒的言语。从上，下，是说应当从上面发出。《尚书》说：“命令发出就执行，不反复。”《易经》说：“像流汗一样发出重大的号令。”管夷吾也说：“发出命令应当像流水一样，以顺应人心。”所以上面顺应地制定，下面顺应地执行，言语符合人心。否则怨恨就会兴起，怎么能在国家中建立信用呢？襄王不听从晋文公的请求，去诛杀卫侯，可以说是谨慎于辞令了。作为君主，应当做到谨慎，以利于施行，难道只是说只要他的话没有人违背就完了吗！
《周语》：晋国孙谈的儿子周，到周朝侍奉单襄公。说到敬，必定涉及天；说到忠，必定涉及心意；说到信，必定涉及自身；说到仁，必定涉及他人；说到义，必定涉及利益；说到智，必定涉及事务；说到勇，必定涉及节制；说到教，必定涉及辨析；说到孝，必定涉及神灵；说到惠，必定涉及和谐；说到让，必定涉及对手。
臣若水通说：说到敬必定涉及天，是效法天的敬，自强不息。说到忠必定涉及心意，是出自心意才是忠。说到信必定涉及自身
者，先信于身，而后及人也。言仁必及人者，博爱于人为仁也。言义必及利者，《易》曰：利物足以和义也。言知必及事者，能处事物为知也。言勇必及制者，以义为制，勇而不义，非勇也。辩，别也。言教必及辩者，能别是非，乃可以教也。言孝必及神者，孝于鬼神，则存者信矣。言惠必及和者，致和睦，乃能亲爱也。言让必及敌者，谓虽在匹敌，犹以礼让也。若周者，其言如此，真可谓善言也。己语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诗》曰：徳音秩秩，周盖有之。夫以言词之善，而襄公称之，故夫言者，真荣辱之主也。
译所谓“者”，是指先在自身确立诚信，然后才能推及他人。说到“仁”必然涉及他人，是因为博爱众人就是仁。说到“义”必然涉及利益，是因为《易经》说：有利于万物就能使义理和谐。说到“智”必然涉及事物，是因为能够妥善处理事物就是智。说到“勇”必然涉及节制，是因为以义理来节制，勇敢而不合乎义，就不是真正的勇。辩，就是辨别。说到“教”必然涉及辨别，是因为能够辨别是非，才可以进行教化。说到“孝”必然涉及鬼神，是因为对鬼神尽孝，那么对活着的人也就诚信了。说到“惠”必然涉及和睦，是因为促成和睦，才能使人亲近相爱。说到“让”必然涉及对手，是说即使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仍然以礼让相待。至于周襄公，他的言论像这样，真可以说是善于言辞了。孔子曾说：君子不轻易说话，一旦开口就一定切中要害。《诗经》说：德音井然有序，周襄公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凭借言辞的善美，而得到襄公的称赞，所以说，言辞确实是荣辱的主宰。
周语》单穆公曰：「国无经，何以出令？令之不从，上之患也。故圣王树徳于民，以除之。」
臣若水通曰：经者，常也。谓常行不易之道也。树徳，即常道也。除，谓除去令而不从之患。夫令之以常道，则上令而下从；令之不以常道，则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民不从令，上必危矣。故圣王树徳，所以立常道以令于民也。伏惟圣明，于勅防命令之发，必审当于道，以顺民心，然后发焉。天下幸甚。
周语》仲山父曰：「出令不可不慎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
臣若水通曰：「仲山父，王卿士，令不行，则政不立矣。至于民弃其上，由其不慎顺也，可不惧乎？夫人君居万民之上，皆若有忽弃小民之心。仲山父『民将弃上』之一语，深足为为民上者之警也欤？」
晋语》寗嬴氏曰：“夫貌，情之华也；言，貌之机也。身，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发之，合而后行，离则有衅。”臣若水通曰：“寗，晋邑；嬴，其姓。容貌者，情之华采；言语者，容貌之枢机。合，谓容貌言三者合而后行也。夫听言观行，圣人之至训也。”寗嬴氏以言与貌而知阳子，不褰裳以赴贾季之难，其知哉！君子于此，可不谨言行以为脩身之要乎？
唐髙祖武徳元年六月，上尝有勅，而内史不时宣行。上责其迟，萧瑀对曰：「大业之世，内史宣勅，或前后相违，有司不知所从。其易在前，其难在后。臣在省日久，备见其事。今王业经始，事系安危，逺方有疑，恐失机防，故臣每受一勅，必勘审，使与前勅不违始敢宣行。稽缓之愆，实由于此。」上曰：「卿用心如是，吾复何忧。」
臣若水通曰：「朝廷之上，出其言善，则天下从之；出其言不善，则天下违之。故不可不慎也。君之出令，不贵于速，而贵于善；臣之奉令，不患其迟，而患其未允。君失之，臣脩之所以交济其善，而期于允也。故有臣如萧瑀，君之令不患其不善矣；有君如唐祖，臣之奉令不患其不允矣。后世君以逆令罪其臣，臣以顺令媚其君。及诏令行而天下怨咨，所谓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也。岂非上下不谨言之过欤？」
唐太宗贞观元年春正月，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太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勅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勅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顔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寃狱。
臣若水通曰：「书云：『令出惟行，弗惟反。』夫诈冒法，止于流尔。而太宗令以死，戴胄执而不行，岂非所谓反邪？语曰：『君子贞而不谅。』太宗以胄之执法而使己失信，岂非所谓谅邪？以喜怒行令，遂至于如此，可不戒乎！虽然，太宗卒能从胄之言，以存先王所传之律令，犹为善补过也矣。」
唐贞观二年六月，太宗曰：“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曰：“臣职在记言，陛下之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上悦，赐帛二百段。
臣若水通曰：「以后世观之，人皆壮正伦之言矣。以臣观之，正伦殆不及太宗也。太宗之谨言，恐贻害于民，为实也；正伦戒太宗之失言，恐贻讥于后，为名也。以名相期，其不相率于伪乎？是不信也。夫言，心声也。人君诚能谨于心，非法不道，自无言语之失矣。徒使畏史官之记而不发，不知深宫广内无所忌惮之时，将何所警而不妄发也邪？况临朝之时少，燕居之时多乎？」《易》曰：「脩辞立其诚，其内外合一之道也。」
贞观三年夏四月，上始御太极殿，谓羣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勅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房▯龄等皆
译《周语》中单穆公说：“国家没有常法，凭什么发布政令？政令不被服从，是君主的祸患。所以圣明的君主在百姓中树立德行，以消除这种祸患。”
臣若水通说：“经，就是常。指的是恒常不变的道理。树立德行，就是确立常道。除，是说消除政令不被服从的祸患。如果用常道来发布政令，那么上级下令下级就会服从；如果不按常道发布政令，那么所下的命令就违背了百姓的喜好，百姓就不会服从。百姓不服从命令，君主必然危险。所以圣明的君主树立德行，是为了确立常道来向百姓发布政令。恳请圣明的君主，在发布敕令文书时，务必审慎地符合道义，顺应民心，然后再发布。天下人将会非常幸运。”
《周语》中仲山父说：“发布政令不可不谨慎。政令不能推行，政事就不能确立；推行了却不顺畅，百姓就会背离君主。”
臣若水通说：“仲山父是周王的卿士，政令不能推行，政事就无法确立了。至于百姓背离君主，是因为君主不谨慎、不顺应民心，这难道不可怕吗？君主居于万民之上，往往都有轻视、抛弃小民的心思。仲山父‘百姓将背离君主’这一句话，深深地足以作为居上位者的警戒啊！”
《晋语》中寗嬴氏说：“容貌，是情感的华彩；言语，是容貌的枢机。情感形成于内心，言语是身体的文饰。言语文饰得当然后发出，容貌与言语相符合然后行动，如果不相符合就会产生裂痕。”臣若水通说：“寗，是晋国的邑名；嬴，是她的姓氏。容貌，是情感的华彩；言语，是容貌的关键。合，是说容貌、言语、行动三者相符合然后才行动。听言语看行动，是圣人最高的教诲。”寗嬴氏通过言语和容貌就识破了阳子的为人，没有撩起衣裳去赴贾季的灾难，她的见识多么高明啊！君子在这方面，难道可以不谨慎言行作为修身的关键吗？
唐高祖武德元年六月，皇上曾经发布了一道敕令，但内史没有及时宣布执行。皇上责备他们迟缓，萧瑀回答说：“大业年间，内史宣布敕令，有时前后相互违背，有关部门不知道听从哪一个。容易执行的放在前面，难以执行的放在后面。我在尚书省任职时间长久，完全见过那些事情。现在王业刚刚开始，事情关系安危，远方如果有疑虑，恐怕会失去防备的时机，所以我每次接受一道敕令，必定要核查审定，确保与之前的敕令不违背才敢宣布执行。迟延的过失，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皇上说：“你用心像这样，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臣若水通说：“朝廷之上，发出的言语善，天下人就服从；发出的言语不善，天下人就违背。所以不可不谨慎。君主发布政令，不贵在快速，而贵在善；臣子奉行命令，不担心迟缓，而担心不公允。君主有失误，臣子修正它，以此来互相补救达到善，以期达到公允。所以有萧瑀这样的臣子，君主的命令就不担心不善了；有唐高祖这样的君主，臣子奉行命令就不担心不公允了。后世的君主以违抗命令的罪名惩罚臣子，臣子以顺从命令来讨好君主。等到诏令推行而天下人怨恨叹息，所谓悖逆的话说出来，悖逆的话也会传回来。这难道不是上下不谨慎言语的过错吗？”
唐太宗贞观元年春正月，皇上因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廉公正刚直，提拔他为大理少卿。皇上因为选拔官员的人多有欺诈冒用资历和荫庇的情况，下敕令让他们自首，不自首的处死。不久，有欺诈冒用事情被发觉的，皇上想要杀他。戴胄上奏说：“根据法律应该流放。”皇上愤怒地说：“你想守法而让我失信吗？”戴胄回答说：“敕令出于一时的喜怒，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昭示大信用的。陛下愤怒于选拔官员的人多欺诈，所以想要杀他们；但既然知道这样做不可行，又用法律来裁决，这是忍受小的愤怒而保全大的信用。”皇上说：“你能执法，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戴胄前后冒犯皇上的脸色坚持执法，言语像涌泉一样，皇上都听从了他，天下没有冤案。
臣若水通说：“《尚书》说：‘命令发出就执行，不反复。’欺诈冒用法律，只应流放罢了。而太宗下令处死，戴胄坚持不执行，这难道不是所谓的反复吗？《论语》说：‘君子坚守正道而不拘泥于小信。’太宗因为戴胄执法而让自己失信，这难道不是所谓的小信吗？凭喜怒发布政令，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难道可以不警戒吗！虽然如此，太宗最终能听从戴胄的话，以保存先王所传下的律令，还算是善于弥补过错。”
唐贞观二年六月，太宗说：“我每次临朝，想要说一句话，没有不反复思考的，担心成为百姓的祸害，因此不多说话。”给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伦说：“我的职责是记录言语，陛下的过失，我必定会记录下来，这难道只是对现在有危害，也恐怕会留下后世的讥讽。”皇上很高兴，赐给他帛二百段。
臣若水通说：“以后世的人来看，人们都称赞杜正伦的话。以我的观点来看，杜正伦大概不如太宗。太宗谨慎言语，是担心给百姓带来祸害，这是实在的；杜正伦告诫太宗不要失言，是担心留下后世的讥讽，这是为了名声。以名声互相期许，难道不会一起走向虚伪吗？这是不诚信的。言语，是内心的声音。君主如果能真诚地谨慎内心，不合道义的话不说，自然就没有言语的过失了。仅仅因为害怕史官记录而不说话，不知道在深宫广内无所忌惮的时候，将靠什么警戒而不妄自发言呢？况且临朝的时间少，闲居的时间多啊。”《易经》说：“修饰言辞以确立真诚，这是内外合一的道理。”
贞观三年夏四月，皇上开始临幸太极殿，对群臣说：“中书门下，是机要部门，诏敕有不妥当的，都应当争论坚持。近来只看到顺从，没听到违背异议。如果只是处理文书，那么谁不可以做？何必选择人才呢？”房玄龄等都
顿首谢。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臣若水通曰：“书云：‘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夫诏勅，王言也。天下因言以知其心，也可不慎乎？”唐太宗初御太极，责中书门下乆不论执，诏勅之不便者，卒脩五花判事，中书令、侍郎、给事交驳之典，所谓询谋佥同者矣。王言其有不善乎？“书曰：‘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所以求人心之同然也。仰惟圣明聦明天纵，凡有命令，尤宜询之辅臣，采其众论而后行，则三代之隆可复，而贞观之治有不足为矣。
译叩头谢恩。按照旧例，凡是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各自陈述自己的见解，共同签署名字，这叫做“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负责审查，给事中、黄门侍郎负责驳正。皇上开始重申旧制，因此很少出现失误。臣若水通说：“《尚书》说：‘王的言论多么宏大，王的心意多么专一。’诏令，就是王的言论。天下人通过言论来了解王的心意，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唐太宗刚在太极殿临朝听政，责备中书、门下两省长官长久不发表意见，对于诏令中不恰当的地方，最终恢复了“五花判事”的制度，以及中书令、侍郎、给事中相互驳正的典制，这就是所谓的咨询谋划、意见一致。王的言论难道会有不善之处吗？《尚书》说：‘谋划要顾及自己的心意，谋划要顾及卿士，谋划要顾及百姓。’这是为了寻求人心的共识。仰望陛下圣明聪颖、天赋卓越，凡是有命令，尤其应该咨询辅佐大臣，采纳众人的意见后再施行，那么三代的盛世就可以复兴，而贞观之治也就不足为奇了。
贞观十八年夏四月，刘洎谏曰：「陛下每降恩防，假慈顔，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説，犹恐羣下未敢对敭，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议，当令凡庶何阶应答？且多记则损心，多语则损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后必为累，须为社稷自爱，岂为性好自伤乎？至如秦政彊辩，失人心于自矜；魏文宏才，亏众望于虚説。此材辩之累，较然可知矣。」上飞白答之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致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懐以改。」臣若水通曰：「王者尊重如天，王言所以代天语也。多记多语，非人君之学；纵辩饰辞，非人君之体。语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彊辩虚説，与天不相似矣。为天之子者，固当尔耶？」太宗纳刘洎之谏而改焉，此所以致贞观之治也欤？
唐徳宗建中四年十二月，上以中书所撰赦文示陆贽。贽上言，以为动人以言，所感已浅，言又不切，人谁肯懐？今兹徳音，悔过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辞不得不尽。洗刷疵垢，宣畅郁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则何有不从者乎？臣若水通曰：「书云辞尚体要。徳宗当播乱之时，人心怨詈，悔过引咎之辞，此其体要也。頼有陆贽之言，下罪已之诏，宜乎民之感泣矣。使非其言出于至诚恻怛，何以动人耶？」虽然，事变甫定，徳宗遂忘前日之诏，纵恣愈甚。虽以贽之贤，忠言在耳，犹不能安其身。人心惟危，有如是夫？故人君之学，脩辞以立其诚，则始终如一矣。
格物通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二十五 明 湛若水 撰
慎言动下
贾谊新书》曰：「言有四术：言敬，以固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风折声，军旅之言也；言若不足，丧纪之言也。」
臣若水通曰：「言一也，而有四术焉，何也？随感而发，不可僭忒，天之理也。而或僭忒焉，是不能谨矣。故敬谨者，在人为之。尔谨于心，谨在言前，天理浑存，随感而见，各有攸当也。于言己发，而始思谨焉，则驷不及舌矣。况人君一言，兆民頼之，天地临之，鬼神司之，可不慎乎！」
贾谊曰令行者必谨于言
臣若水通曰：「言者，命令之所寓也。命令教诫，必允而后出。则令出如流水，以顺人心。其行也，沛然莫之能御矣。」
刘向·説苑》曰：「师经鼓琴，衞文侯起儛赋曰：『使我言而无见违。』师经曰：『若尧舜之为君也，惟恐言而人不违；桀纣之为君也，惟恐言而人违之。』」
臣若水通曰：「书云：『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是尧舜恐人不违其言也。龙逢、比干以谏而死，是桀纣恐人之违其言也。恐人不违其言，则言必谨矣；恐人违其言，则言必不谨矣。」孔子曰：「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盖人君言动之际，实兴丧之源。一言而善，则举天下▯其福；一言而不善，则举天下受其殃。君人者，诚不可不慎也。茍惟其言而莫予违，则一人附之，十人比之，防謟面谀，无所不至，祸天下可胜言哉？
刘向曰：「口者，关也；舌者，机也。出言不当，驷马不能追也。口者，关也；舌者，兵也。出言不当，反自伤也。」
臣若水通曰：「出言如机，言失不可转也；出言如兵，言失反自伤也。夫一言之失，不可转而反自伤，岂不可惧也哉？」刘向此言，真可为人君慎言者之深警矣。
韩愈《择言解》曰：「火泄于宻而为用，且大能不违于道，可燔可炙，可镕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为灾矣。水发于深而为用，且逺能不违于道，可浮可载，可饮可灌，以济乎生物。及其导而不防，反为患矣。言起于防而为用，且博能不违于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训，以推于生物。及其纵而不慎，反为祸矣。火既我灾，有水而可伏其熖，能使不防于灰烬矣。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于波涛矣。言既我祸，即无以掩
译贞观十八年夏季四月，刘洎进谏说：“陛下每次颁布恩泽，总是假装慈和的脸色，垂着旒冕倾听臣下的言论，虚怀若谷采纳他们的建议，尚且担心群臣不敢畅所欲言，何况陛下动不动就运用神妙的机智，放纵天纵的辩才，修饰言辞来驳斥他们的道理，引用古事来排斥他们的议论，这会让普通臣民如何有台阶来应答呢？况且多思虑会损伤心神，多说话会损耗元气，心神元气在内受损，形体精神在外劳累，起初虽然察觉不到，后来必定成为祸患，应当为了国家社稷爱惜自己，难道因为喜好辩才就伤害自己吗？至于像秦政那样逞强好辩，因自我矜夸而失去人心；魏文帝才学宏博，因空泛议论而辜负众望。这种才辩带来的祸害，显而易见可以知道了。”太宗用飞白书体回答说：“不深思熟虑就无法统御臣下，不发表言论就无法表达思虑。近来谈论政事，于是导致烦琐多余，轻视他人、骄傲自大，恐怕就是由此产生的。形体精神、心神元气，并非因此才感到劳累。现在听到正直的言论，我将虚心改正。”臣湛若水通论说：“王者尊贵如同上天，王言是用来代替上天说话的。多思虑多说话，不是人君应有的学问；放纵辩才、修饰言辞，不是人君应有的风范。古语说：‘上天说什么呢？四季运行，万物生长。’逞强好辩、空泛议论，与上天不相类似了。作为上天之子，难道应当这样吗？”太宗采纳了刘洎的进谏并加以改正，这就是促成贞观之治的原因吧？
唐德宗建中四年十二月，皇上把中书省起草的赦免诏书给陆贽看。陆贽上书说，认为用言语感动人，所感化的程度已经很浅了，如果言语又不切中要害，谁肯心怀感激呢？如今这道德音，悔过的意思不得不深刻，引咎的言辞不得不详尽。洗刷污点瑕疵，宣畅郁结之气，使人人各得其所，那么有什么不听从的呢？臣湛若水通论说：“《尚书》说言辞崇尚得体扼要。德宗处于播迁战乱之时，人心怨恨咒骂，悔过引咎的言辞，这正是得体扼要之处。幸亏有陆贽的言论，下达罪己诏，百姓感动哭泣是适宜的。如果不是言辞出于至诚恻隐，怎么能感动人呢？”虽然如此，事变刚刚平定，德宗就忘记了前日的诏书，放纵恣意更加严重。即使像陆贽那样贤能，忠言在耳，尚且不能安身。人心惟危，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所以人君的学问，修饰言辞以确立真诚，就能始终如一了。
格物通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二十五 明 湛若水 撰
慎言动下
《贾谊新书》说：“言语有四种法则：言语恭敬，用以巩固朝廷的言论；言语文雅，用以有序地祭祀；屏风遮挡、压低声音，这是军旅中的言语；言语显得不足，这是丧礼中的言语。”
臣湛若水通论说：“言语是一样的，却有四种法则，为什么呢？随着感应而发出，不可僭越错乱，这是天理。如果僭越错乱，就是不能谨慎了。所以恭敬谨慎，在于人为的努力。你在心中谨慎，谨慎在言语之前，天理完整存在，随着感应而显现，各有恰当之处。等到言语已经发出，才开始思考谨慎，那就四匹马也追不上了。何况人君的一句话，亿万百姓依赖它，天地监临它，鬼神监察它，能不谨慎吗！”
贾谊说：命令能够推行，必定是因为谨慎言语。
臣湛若水通论说：“言语，是命令寄托的地方。命令教诫，必定公允然后发出。那么命令发出就像流水，顺应人心。它的推行，充沛而没有谁能阻挡。”
刘向《说苑》说：“师经弹琴，卫文侯起身起舞，赋诗说：‘让我说话而没有违背。’师经说：‘像尧舜那样的君主，只怕说话而人们不违背；像桀纣那样的君主，只怕说话而人们违背。’”
臣湛若水通论说：“《尚书》说：‘我如果有错你辅正，你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有怨言。’这是尧舜只怕人们不违背他们的言语。关龙逢、比干因为进谏而死，这是桀纣只怕人们违背他们的言语。只怕人们不违背言语，那么言语必定谨慎；只怕人们违背言语，那么言语必定不谨慎。”孔子说：“如果好而没有违背，不也很好吗？如果不善而没有违背，不几乎是一句话就丧失国家吗？”大概人君言语行动的时候，实在是兴盛衰败的根源。一句话好，那么全天下都受其福；一句话不好，那么全天下都受其祸。做君主的，确实不可不谨慎。如果只要自己的话没有人违背，那么一个人依附他，十个人勾结他，防范谄媚当面阿谀，无所不至，祸害天下哪里说得完呢？
刘向说：“嘴，是关卡；舌头，是机关。说话不当，四匹马也不能追回。嘴，是关卡；舌头，是兵器。说话不当，反而伤害自己。”
臣湛若水通论说：“说话像触发机关，言语失误不可挽回；说话像使用兵器，言语失误反而伤害自己。一句话的失误，不可挽回而反而伤害自己，难道不可怕吗？”刘向这番话，真可以作为人君谨慎言语者的深刻警醒了。
韩愈《择言解》说：“火从密室中泄露出来而发挥作用，而且广大能不违背道，可以焚烧可以炙烤，可以熔化可以陶铸，以利于生物。等到放纵而不禁止，反而成为灾害了。水从深处涌出而发挥作用，而且深远能不违背道，可以漂浮可以承载，可以饮用可以灌溉，以济助生物。等到引导而不防备，反而成为祸患了。言语从防备中产生而发挥作用，而且广博能不违背道，可以教化可以命令，可以告知可以训导，以推广于生物。等到放纵而不谨慎，反而成为祸害了。火既然给我带来灾害，有水就可以扑灭它的火焰，能使它不陷入灰烬。水既然给我带来祸患，有土就可以遏制它的流势，能使它不仆倒在波涛中。言语既然给我带来祸害，就没有什么可以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