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十七 明 湛若水 撰
礼，敌必三让，是则圣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然后庇焉，则能长利。臣若水通曰：『回邪也，加犹上也。先诸民，先求民志也。庇犹防也，谓先安民，然后自防也。』长利，长有福利也。夫人君居九重之上，故常有轻视下民之心，则凡纵欲以害民者，无不至矣。惟圣人之心，能畏于民嵓，而不敢忽，故有不可上、不可加之心，则知所以畏矣。传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有天下者可不惧乎？』」
译礼制规定，与敌对阵营相见必须经过三次谦让，这是因为圣人知道百姓是不可欺压的。所以统治天下的人，一定要先顺应民心，然后才能保护自己，这样才能长久地获得福祉。臣子水通说：“‘回邪’意为邪僻，‘加’就是‘上’，即凌驾、欺压的意思。‘先诸民’，就是先探求百姓的意愿。‘庇’就是‘防’，意思是先安定百姓，然后才自我防范。”长利，就是长久地拥有福泽。大凡君主身处九重宫阙之上，所以常常有轻视底层百姓的心理，那么那些放纵欲望而危害百姓的行为，就没有做不出来的了。只有圣人的心，能够畏惧百姓如临深渊，而不敢轻忽，因此有不可凌驾、不可欺压百姓的念头，这才知道应当如何敬畏了。《尚书》说：“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才能成为天子，拥有天下的人能不感到畏惧吗？”
汉和帝永元元年春，窦宪将征匈奴，待御史鲁恭上防曰：“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则天气为之舛错，况于人乎？故爱民者必有天报。今始征发，而大司农调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间之急亦已甚矣。奈何以一人之计，弃万人之命？不防其言乎？”
臣若水通曰：「书云：惟天恵民，惟辟奉天。故人君者，体上天子恵之意而致之民者也。则夫恵鲜子育，如父母之爱子，不伤其力，则民心可得，而天意亦可副矣。茍以征发而伤民之力，弃民之命，其不逆天矣乎！」噫！鲁恭之言，其可谓知重民者矣。
唐髙祖武徳九年九月，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軰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
臣若水通曰：「君者，食民之力；民者，赖君之治。君而非民，民而非君，皆不能独生。是上下相须以为命者也。然民徒知畏君之势，而君不知畏民之势，此所以以私灭公，民心不服，而危亡至矣。」髙祖之言，真可为万世人君之戒哉！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八月，魏征曰：“臣观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人主虽欲追改，不能复全。故当修于可修之时，不可悔之于己失之后也。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
臣若水通曰：「书云：『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故保天禄，在于裕民；裕民，在于敬修。可愿，可愿者，善也，天理也。人君不修其善端，则天理日防，纵欲日甚，民生日困，饥寒日迫，愁怨日生，其相去而为盗也，必矣。君位其可保乎？」魏征谓「修于可修之时」，是矣。独未闻其引君当道，志于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尔为人君者，尚当正其本焉。
后梁均王龙徳二年十二月，▯王李存朂以魏博观察判官晋阳张宪兼镇冀观察判官，权镇州军府事。魏州税多逋负，▯王以让司録济隂赵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时当平河南？”王怒曰：“汝职在督税，职之不修，何敢预我军事？”季良对曰：“殿下方谋攻取，而不爱百姓，一旦百姓离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况河南乎？”王恱谢之，自是重之，每预谋议。
臣若水通曰：「孟轲云：『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夫财者，民之心▯王方谋攻取，乃急于征税而不爱百姓，是欲用民力而先伤民心也。倒戈之祸，皆鹿台、钜桥伤心之民为之也，可不畏哉！后之为君者，宜鉴季良之言。」
贾谊《新书》曰：「君子之富贵也，至于子孙而衰，则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数也不肖，暴者祸及其身，则士民皆曰：『何天诛之迟也？』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臣若水通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民之公是公非，其可畏哉！是故君子之泽，没世不忘，何其长也？小人之祸，时日曷防，何其速也？《书》曰：『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吁！抑孰知惟日不足者，乃自促其祸也邪？
刘向説苑》曰：「武王问政于尹逸曰：『吾何徳之行而民亲其上？』对曰：『使之以时，而敬顺之，忠而爱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在？』对曰：『如临深渊，如履薄氷。』王曰：『惧哉！』对曰：『天地之间，四海之内，善之则畜也，不善则仇也。若何其无惧也？』」
臣若水通曰：民心之向背，善恶而已矣。所谓善者，敬忠信而已矣。所以行敬忠信者，临深履薄之心而已矣。《书》曰：「兢兢业业，其谓是乎？」人君恒存兢业之心，则能敬忠信于天下之民，而民归之矣。否则，民将不背而为仇乎？宜武王闻之，而发「惧哉」之叹也欤？
韩愈曰：「财已竭，而敛不休；人已穷，而赋愈急。其不去为盗也，亦幸矣。」
臣若水通曰：民之为盗，非天性然也，饥寒迫之也。民之饥寒，非自致然也，赋敛剥之也。传曰：文王视民如伤。夫如伤者，如伤己也。
译汉和帝永元元年春天，窦宪将要征讨匈奴，侍御史鲁恭上书劝谏说：“百姓，是上天所生养的，上天爱护它所生养的，就像父母爱护子女一样。一种事物如果不得其所，那么天气就会因此错乱，何况是人呢？所以爱护百姓的人必定会得到上天的回报。如今刚开始征发兵役，而大司农调度的财物已经不足，上下互相逼迫，民间的急迫状况也已经非常严重了。怎么能因为一个人的计谋，而抛弃万人的性命呢？难道不担心违背天意吗？”
臣若水通说：“《尚书》说：‘只有上天恩惠百姓，只有君主奉行天意。’所以做君主的，是体现上天恩惠百姓的心意并将它施行于百姓的人。那么恩惠抚恤、养育百姓，像父母爱护子女一样，不损害百姓的劳力，就能得到民心，而天意也就能够顺应了。如果因为征发兵役而损害百姓的劳力，抛弃百姓的性命，这难道不是违背天意吗！”唉！鲁恭的话，可以说他是懂得重视百姓的人啊。
唐高祖武德九年九月，皇上说：“君王至公无私，所以能使天下人心信服。我和你们每天所穿的吃的，都是从百姓那里取得的。所以设置官员、分配职事，是为了百姓。”
臣若水通说：“君主，依靠百姓的劳力生存；百姓，依赖君主的治理生存。君主如果没有百姓，百姓如果没有君主，都不能独自生存。这是上下互相依赖以维持生命的。然而百姓只知道畏惧君主的权势，而君主不知道畏惧百姓的权势，这就是因为私欲而消灭公义，民心不服，而危亡到来的原因。”高祖的话，真可以作为万代君主的警戒啊！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八月，魏征说：“我观察自古以来，百姓愁苦怨恨，聚集成为盗贼，他们的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君主虽然想要追悔改正，也不能再保全国家。所以应当在可以修治的时候修治，不能在已经失误之后才后悔。大概周幽王、周厉王曾经嘲笑夏桀、商纣王，隋炀帝也嘲笑过周、齐的君主，不能使后人嘲笑今天，就像今天嘲笑隋炀帝一样。”
臣若水通说：“《尚书》说：‘恭敬修治那些可以期望的善事，如果四海困穷，上天的福禄就永远终结了。’所以保住上天的福禄，在于使百姓富裕；使百姓富裕，在于恭敬修治。可以期望的，可以期望的，就是善，是天理。君主不修治他的善端，那么天理就日益消亡，放纵欲望日益严重，百姓生活日益困顿，饥寒日益紧迫，愁苦怨恨日益产生，他们相率离去成为盗贼，是必然的。君位怎么能保住呢？”魏征说“在可以修治的时候修治”，是对的。只是没听说他引用君主应当遵循正道，立志于仁，以不忍心伤害人的心，施行不忍心伤害人的政治。作为君主，还应当端正根本啊。
后梁均王龙德二年十二月，梁王李存勖任命魏博观察判官晋阳人张宪兼任镇冀观察判官，代理镇州军府事务。魏州的税收有很多拖欠，梁王把这件事交给司录济阴人赵季良。季良说：“殿下什么时候能平定河南？”梁王愤怒地说：“你的职责在于督收赋税，职责不修治，怎么敢干预我的军事？”季良回答说：“殿下正谋划攻取，却不爱护百姓，一旦百姓离心，恐怕河北也不再是殿下的所有，何况河南呢？”梁王高兴地向他道歉，从此重视他，每次谋划商议都让他参与。
臣若水通说：“孟子说：‘得到天下有道理，得到百姓就得到天下；得到百姓有道理，得到民心就得到百姓。’财物，是百姓的心。梁王正谋划攻取，却急于征税而不爱护百姓，这是想要使用百姓的劳力却先伤害百姓的心。倒戈的祸患，都是鹿台、钜桥那些心受伤害的百姓造成的，能不畏惧吗！后世做君主的，应当以季良的话为鉴戒。”
贾谊《新书》说：“君子的富贵，传到子孙就衰落了，那么士人百姓都说：‘为什么君子的道义衰落了？’多次出现不肖子孙，暴虐者祸害及身，那么士人百姓都说：‘为什么上天的惩罚这么迟缓呢？’百姓，是万世的根本，不可欺骗。臣若水通说：‘这些百姓，是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直道而行的原因。’百姓的公是公非，多么可畏啊！所以君子的恩泽，死后不被忘记，多么长久啊！小人的祸患，什么时候才能消除，多么迅速啊！《尚书》说：‘善良的人行善，觉得时间不够；凶恶的人作恶，也觉得时间不够。’唉！谁知道觉得时间不够的，正是自己加速祸患的到来呢？”
刘向《说苑》说：“周武王向尹逸询问政事说：‘我实行什么德行，百姓就亲近他们的君主？’尹逸回答说：‘按时役使百姓，并且恭敬顺从他们，忠诚并且爱护他们，颁布命令守信而不食言。’武王说：‘它的准则在哪里？’尹逸回答说：‘像面临深渊，像踩在薄冰上。’武王说：‘真让人畏惧啊！’尹逸回答说：‘天地之间，四海之内，善待百姓就蓄积他们，不善待就变成仇敌。怎么能不畏惧呢？’”
臣若水通说：民心的向背，不过是善恶罢了。所谓善，就是恭敬、忠诚、守信罢了。所以实行恭敬、忠诚、守信的，是面临深渊、踩在薄冰上的小心谨慎之心罢了。《尚书》说：“兢兢业业”，说的就是这个吧？君主常存谨慎敬畏之心，就能对天下的百姓恭敬、忠诚、守信，而百姓就会归附他。否则，百姓难道不会背离而成为仇敌吗？难怪武王听了之后，发出“真让人畏惧啊”的感叹呢？
韩愈说：“财物已经枯竭，而征收不停；百姓已经穷困，而赋税更加紧急。他们不去成为盗贼，也是幸运的了。”
臣若水通说：百姓成为盗贼，不是天性如此，是饥寒逼迫他们。百姓的饥寒，不是自己造成的，是赋税剥削造成的。《左传》说：文王看待百姓像对待受伤的人。所谓像对待受伤的人，就是像对待自己受伤一样。
《书》曰：恫瘝乃身。使为人上者，视民之饥寒如疾痛之在身，视民之伤如伤己焉，则必不至于暴敛以自伤痛矣。夫痛痒不相闗，谓之不仁也。是故惟仁君，然后能畏民矣。
译《尚书》说：“要把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如果身为统治者的人，把百姓的饥寒看作像疾病疼痛一样发生在自己身上，把百姓的伤痛看作像伤害自己一样，那么就一定不会通过横征暴敛来让自己感到痛苦了。如果别人的痛痒与自己毫不相干，这就叫做不仁。因此，只有仁爱的君主，然后才能敬畏百姓。
宋仁宗至和元年春正月，京师疫，内出犀角二，令太医和药以疗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请留供服御，帝曰：“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哉？”立命碎之。
臣若水通曰：「君道以尧舜为至，治道以唐虞为至。仁宗立，碎通天犀以疗民疫，此即宣王不忍觳觫之心，足以王矣。使当时有能将顺其美，推召灾之由，而反求致中和之道，则尧舜可为矣。况天下之疫，或有如京师，而通天犀亦不能尽天下之药剂也邪？遂使帝心以此为至，左右以此为难。仁宗之不得为尧舜者，其无格心之臣矣。」
宋儒程颢尝言：「郑戬作县，定民陈氏为里正。既暮，有姓陈人乞分居，戬立笞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既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误认其意者，何也？诚心爱敬而已。若使爱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错误之有？
臣若水通曰：「记云：『若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逺矣。』夫父子之爱，天性也。诚心而爱敬之，则志意嗜欲未有不得者也。若夫喜怒之私，先横于胷中，则刑及无辜，而爵及恶徳者，将无所不至矣。岂直错挞人而已哉？此忽民而不知爱敬者之咎也。」
程颢作县，凡坐处皆书「视民如伤」四字，常曰：「颢常愧此四字。」
臣若水通曰：视民如伤，此文王之所以圣也。如伤者，如伤己也。夫视民之伤如伤己焉，一体之仁也，仁之至也。医书以手足痿痹为不仁，语曰：不仁便是死。汉不知痛痒，痛痒相闗，此文王视民如伤之心也。为人君欲师文王者，当因程颢之言，以求恵鲜之仁，则仁不可胜用矣。
程頥应诏上英宗皇帝书云：「百姓穷蹙，日以加甚，而重敛繁赋消削之不息。天下户口虽众而自足者益寡。司牧者治其事尔非有师保左右之也。其善恶勤惰，趋利避害，或昧而反之一，从其自然而困之陷之之道。又非一涂人用无聊，茍度嵗月。驱之于治则难格，率之于恶则易揺。民惟邦本，本根如是，邦国奈何民无生业困极则虑生，不渐善教，思利而志动乗间隙则萌奸宄，逼冻殍则为盗贼今兹幸无大故，尚尔茍安，设或遇大饥馑有大劳役，奸雄一呼，所在必应以今无事之时尚恐力不能制，况劳扰多事之际乎？天下安危寔系于此。」臣若水通曰：「记云：『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民犹水也，水能载物，亦能溺物。故君之防民如防水也，防之于未溃也易，防之于既溃也难语曰：『愿主君无得罪于羣臣百姓，其防民之至也夫。』」
张栻经筵讲毕，复进有云：“天生民以立君，非欲其立乎民之上以自逸也，盖欲分付天之赤子而为之主。人主不以此为职分，以何为职分？人主不于此存心，于何所存心？若人主之心，念念在民，惟恐伤之，则百姓之心自然亲附，如一体。若在我者，先散了此意思，与之不相管摄，则彼之心亦将泮涣而离矣，可不惧哉！”
臣若水通曰：物我一体，天之道也。故其感应也如响。君之于民也，其心聚则民心亦聚，其心散则民心亦散。所谓至愚而神者也。《书》曰：「元后作民父母，有父母之心，则无念而不在民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而民焉有不父母其君者乎？」是故得为元后者，得父母之道也。得父母之道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得民心者，得吾之心也。为大君者，可不念乎？
国朝洪武十五年七月庚戌，上谓翰林院学士宋讷曰：「朕每观《尚书》至『敬授人时』，尝叹敬天之事，后世中主犹能知之；敬民之事，则鲜有知之者。盖彼自谓崇髙，民皆事我者，分所当然，故威严日重，而恩抚寖薄。所以然者，只为视民轻也。视民轻，则与己不相干，而畔涣离散。惟能知民与己相资，则必无慢视之▯。故曰：『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防与守邦？』古之帝王视民，何尝敢轻？故致天下长乆者，以此而已。」
臣若水通曰：「书」云：「抚我则后，虐我则讐。」民以为讐，则后非其后矣。故得乎丘民，为天
译宋仁宗至和元年春正月，京城发生瘟疫，皇帝从宫内拿出两枚犀角，命令太医配制药剂来救治百姓。其中一枚是通天犀，左右侍臣请求留下供皇帝服用，皇帝说：“我难道会看重奇异之物而轻视百姓吗？”立刻下令将其捣碎。
臣若水通说：“君主的正道以尧舜为最高，治国的正道以唐虞为最高。仁宗即位，捣碎通天犀来救治百姓的瘟疫，这就是周宣王不忍心看到牛恐惧发抖的仁爱之心，足以成就王业了。假使当时有臣子能够顺应并成全他的美德，推究招致灾害的原因，进而反求达到中庸和谐之道，那么尧舜那样的盛世就可以实现了。况且天下的瘟疫，有的像京城这样严重，而通天犀也不能穷尽天下的药剂啊？于是使得皇帝的心认为这是极致，左右侍臣认为这是难事。仁宗之所以不能成为尧舜，是因为没有能匡正其心的臣子啊。”
宋儒程颢曾说：“郑戬担任县令时，确定百姓陈氏为里正。傍晚时分，有个姓陈的人请求分家居住，郑戬立刻鞭打他，说：‘哪有早上刚确定里正，晚上就请求分家的？’后来查访得知，请求分家的人并不是被确定为里正的那个人。”如今婴儿，还不能用言语表达他的志向、心意和欲望，别人尚且不知道，他的母亲必定不能全知，然而不至于误认他的心意，为什么呢？是因为诚心爱敬罢了。如果爱敬百姓如同爱敬自己的婴儿，怎么会有错误呢？
臣若水通说：“《礼记》说：‘像保护婴儿一样，诚心诚意地去探求，即使没有完全猜中，也不会相差太远。’父子之间的爱，是天性。诚心诚意地爱敬他们，那么他们的志向、心意和欲望没有不能了解的。如果喜怒的私心，先横亘在胸中，那么刑罚会波及无辜，爵位会授予恶人，将会无所不至。这哪里仅仅是打错人而已呢？这是忽视百姓而不知道爱敬他们的罪过。”
程颢担任县令时，凡是坐的地方都写着“视民如伤”四个字，常说：“我常对这八个字感到惭愧。”
臣若水通说：“视民如伤，这是周文王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如伤，就是像对待自己受伤一样。看待百姓的伤痛如同看待自己的伤痛，这是视万物为一体的仁爱，是仁爱的极致。医书把手足痿痹称为不仁，俗话说：不仁就是死。手脚麻木不知痛痒，痛痒相互关联，这就是文王视民如伤的心。做君主要效法文王的，应当根据程颢的话，来寻求惠爱鲜民的仁爱，那么仁爱就不可胜用了。”
程颐应诏给英宗皇帝上书说：“百姓穷困窘迫，一天比一天严重，而沉重的赋税剥削却不停止。天下人口虽然众多，但自给自足的人却越来越少。管理百姓的人只是处理事务罢了，并没有师保在左右辅佐。百姓的善恶勤惰，趋利避害，有的愚昧而反复无常，顺着他们的本性就会陷入困境。又不是只有一条路，人们用尽办法，苟且度日。驱使他们向善则难以感化，率领他们作恶则容易动摇。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如此，国家该怎么办？百姓没有生计，困顿到了极点，就会产生忧虑，如果不逐渐施行善教，贪图利益而心志动摇，趁着间隙就会萌发奸邪，逼迫冻饿而死的人就会成为盗贼。现在幸好没有大的变故，还尚且苟且偷安，假如遇到大饥荒或有大劳役，奸雄一呼，各地必定响应。现在无事之时尚且恐怕力量不能控制，何况在劳扰多事的时候呢？天下的安危确实系于此。”臣若水通说：“《礼记》说：‘得到民众就得到国家，失去民众就失去国家。民众就像水一样，水能承载物体，也能淹没物体。所以君主防范民众就像防范洪水一样，在洪水未溃堤时防范容易，在洪水已溃堤时防范困难。俗话说：‘希望君主不要得罪群臣百姓，这是防范民众的极致啊。’”
张栻在经筵讲学完毕，又进言说：“上天生育百姓来设立君主，并不是想让君主站在百姓之上以自求安逸，而是想托付上天的婴儿让他们做主人。君主不把这作为职分，那什么才是职分？君主不在此存心，那在哪里存心？如果君主的心，念念都在百姓身上，惟恐伤害他们，那么百姓的心自然亲近依附，如同一体。如果在我这里，先散失了这种意思，与他们不相管摄，那么他们的心也将涣散而背离了，能不害怕吗！”
臣若水通说：“物我一体，是天的道理。所以它的感应如同回声。君主对于百姓，他的心凝聚则民心也凝聚，他的心散乱则民心也散乱。这就是所谓最愚笨却最神妙的道理。《尚书》说：‘伟大的君主做百姓的父母，有父母的心，那么没有念头不在百姓所想要的，给予他们并聚集他们；所厌恶的不施加给他们，而百姓哪有不把君主当父母的呢？’因此能成为伟大君主的，是得到了做父母的道理。得到做父母的道理的，是得到了他的百姓。得到他的百姓的，是得到了他们的心。得到民心的，是得到了自己的心。做伟大君主的，能不思念吗？”
本朝洪武十五年七月庚戌日，皇上对翰林院学士宋讷说：“我每次读《尚书》读到‘敬授人时’，常感叹敬天的事，后世的中等君主还能知道；敬民的事，则很少有人知道。大概他们自认为崇高，百姓都是侍奉我的人，是分内应当的，所以威严日益加重，而恩惠安抚逐渐淡薄。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轻视百姓。轻视百姓，就与自己不相干，从而背离涣散。只有能知道百姓与自己相互依存，就一定不会有轻慢看待百姓的行为。所以说：‘可爱的是君主，可畏的是百姓。’‘民众没有伟大的君主依靠谁？君主没有民众依靠谁来守卫国家？’古代的帝王看待百姓，何曾敢轻视？所以能使天下长久安定的，就是这个原因。”
臣若水通说：“《尚书》说：‘安抚我的是君主，虐待我的是仇敌。’百姓认为是仇敌，那么君主就不是君主了。所以得到百姓，就是得天
子；失乎丘民，为匹夫。民不亦可重乎？不亦可畏乎？「书」曰：「弗畏入畏。」故在于人君一念之防尔。君心知畏，仁以抚之，则戴之为君；君心弗畏，不仁以虐之，则叛而为讐。自古之治乱兴亡，未有不在是也。皇祖谕宋讷及此，真知君民一体，而得兴邦致治之本，为万世之所当法也欤？
译子；失去百姓的支持，就会沦为平民。百姓难道不值得重视吗？难道不值得敬畏吗？《尚书》说：“不畏惧上天，却畏惧百姓。”所以关键在于君主一念之间的防范罢了。君主心中知道敬畏，以仁爱安抚百姓，百姓就会拥戴他为君主；君主心中不知敬畏，以不仁之心虐待百姓，百姓就会反叛成为仇敌。自古以来的治乱兴亡，没有不取决于这一点的。皇祖告诫宋讷达到这种境界，真是深知君民一体，掌握了振兴国家、实现大治的根本，是万世应当效法的啊？
洪武十八年七月，上问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左赞善刘三吾对曰：“赖陛下威徳，四方无虞，盗贼屏息，比嵗丰登，民皆安乐。”上曰：“天下人民之众，岂能保其皆安？朕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询问，未尝一日忘之。”三吾对曰：“圣心拳拳若此，恩徳之及民者深矣。”上曰：“恩徳亦非徒然。医如卢扁，不施药石，病不自瘳；匠如公输，不施绳墨，木不自正；君如尧舜，无纪纲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徳，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也。”
臣若水通曰：「传云：圣人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皇祖心常在民，每问安否，可谓竭仁心矣。犹欲施于纲纪法度之间，所谓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乎？惜乎当时侍臣不能将顺其美，而徒以谀言进也。圣明统理民物，尚当以圣祖之心为心。」
永乐元年十二月，太宗皇帝宴闲顾问侍臣曰：“今一嵗又终，外间军民安否如何？”对曰：“陛下临御以来，所施无非仁政，今军民皆安，正太平无事之时。”曰：“太平岂易言？朕惟遵皇考成宪以为治，如得▯旸时若，年谷丰登，兵革不兴，兆民安乐，朝无奸邪，然后可为太平无事。”臣若水通曰：“君民一体，民安则君安，民危则君危，其相闗有如此者。后世昏主以秦越视之，不亦异乎？此所以治日少而乱日多也。”惟我太宗皇帝方嵗云暮，念及军民安否，而不敢以太平自居，所谓视民如伤者邪？其仁天下之心，何其至哉！圣子神孙，万代当鉴也。《书》曰：“钦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惟圣明留神焉。
格物通卷十七
<子部,儒家类,格物通>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十八 明湛若水 撰
正心格
臣若水序曰：「正心，何以言格物也？」程颐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并进之功也。于心焉而至之也，至其心之理也。学者读是编焉，而感通吾心之理，念念而知，于斯存存而行，于斯以有诸己，则格物之功，庶乎于正心焉尽之矣。」
正心上
易·咸》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臣若水通曰：咸也者，感也。咸卦取象诸身，人之于身也，无不兼知，则亦无不兼感也。九四，心也。心也者，无感不通者也。以阳明居正，故为贞吉。贞者，心之本体，天理也，感通之道也。以贞而感，则心普万物而无心情，顺万事而无情，公而溥也。无有不感，则无有不应，吉而悔亡也。悔生于私，心体虚明，憧憧则私矣。物累而不化，将迎而无穷也。感之私，而应之者亦私，朋比之从也。故繋辞传曰：「天下何思何虑？思虑者，憧憧也。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一贯之道也。贞也。贞则感而遂通矣。」憧憧者，心之不正也。
同人「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臣若水通曰：同人者，同于人也。同于人，故能通其志。上干下离，故有文明刚健之象。五二皆居中位正，故有中正而应，君子正道之象。夫文明者，虚灵也；刚健者，直方也；中正者，不偏倚也。同徳而应，信也是虚灵方直而不偏心之本体，所谓天理是心也。人人之所同有也。心同则志同，而无不感通矣。盖君子之心，先得人心之所同然也。故视千万人之心，犹己之心也。以一己之心推之千万人，无间也。所谓同人于野是也。人皆有之，特君子不失其正耳。
晋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徃吉，无不利。
臣若水通曰：六五以隂柔不正，宜有悔；以上近刚明而下皆顺从，故悔亡。然其离体髙明以照羣隂，故能去其计功谋利之心，则徃吉而无不利也。夫患得患失者，隂邪之人也，私小也，非公正之心也。若夫君子之心，广大而髙明，则失得非所恤矣。以天徳而行王道，如天之覆也，地之载也，功深而恩不露，泽溥而民不知，吉无不利也。非圣人之心廓然，太公者乌足以语此。
损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臣若水通曰
译洪武十八年七月，皇上询问身边的近臣：“如今天下的百姓安乐吗？”左春坊左赞善刘三吾回答说：“仰赖陛下的威德，四方没有忧患，盗贼屏除止息，连年丰收，百姓都安居乐业。”皇上说：“天下人口众多，哪能保证他们都安乐？我作为天下的君主，心里常常装着百姓，只怕他们失去生计，所以经常加以询问，没有一天忘记过。”刘三吾回答说：“圣上如此恳切关怀，恩德施及百姓确实深厚啊。”皇上说：“恩德也不是凭空就能实现的。医生像卢医、扁鹊那样，如果不施用药物，疾病不会自己痊愈；工匠像公输般那样，如果不施用墨线，木材不会自己端正；君主像尧、舜那样，如果没有纲纪法度的施行，而只说恩德，这就是所说的‘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
臣湛若水通论说：“《孟子》说：圣人已经竭尽心思，接着施行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的政治，从而仁爱覆盖天下。皇祖心里常常装着百姓，经常询问他们的安乐与否，可以说是竭尽了仁爱之心了。还想要在纲纪法度之间加以施行，这就是所说的‘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因此有不忍人之政’吗？可惜当时的侍臣不能顺承发扬这种美德，只是用阿谀奉承的话进言。圣明的君主治理百姓万物，还应当以圣祖的心为心。”
永乐元年十二月，太宗皇帝在闲暇时询问侍臣说：“如今一年又结束了，外面的军民安乐与否怎么样？”回答说：“陛下临朝执政以来，所施行的无非是仁政，如今军民都安乐，正是太平无事的时候。”皇上说：“太平岂是容易说的？我只是遵循皇考的成法来治理，如果得到风调雨顺，年成丰收，战争不兴起，亿万百姓安乐，朝廷没有奸邪之人，然后才可以说是太平无事。”臣湛若水通论说：“君主和百姓是一个整体，百姓安乐君主就安乐，百姓危殆君主就危殆，他们之间的关联就是这样。后世的昏君把百姓看作秦国和越国的人那样疏远，不也很奇怪吗？这就是治理的日子少而混乱的日子多的原因。”只有我们的太宗皇帝在岁末之时，念及军民的安乐与否，而不敢以太平自居，这就是所说的‘视民如伤’吧？他仁爱天下的心，是多么至极啊！圣明的子孙，万代都应当以此为鉴。《尚书》说：“恭敬地遵循先王的功业，以延续前代的善政。”希望圣明的君主留心于此。
格物通卷十七
<子部,儒家类,格物通>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十八 明湛若水 撰
正心格
臣湛若水序言说：“正心，为什么说它是格物呢？”程颐说：“格，是至（达到）的意思；物，是理的意思。达到事物的理就是格物。至，是知行并进的功夫。在心方面达到它，就是达到心的理。学者阅读这本书，从而感通我们心的理，念念知晓，在这里存养，在这里践行，从而拥有于己，那么格物的功夫，差不多在正心方面就穷尽了。”
正心上
《易经·咸卦》九四爻辞：守正吉祥，悔恨消失。心意不定地往来，朋友顺从你的思虑。
臣湛若水通论说：咸，就是感应的意思。咸卦取象于人身，人对于身体，没有不全面知晓的，也就没有不全面感应的。九四爻，代表心。心，是没有感应而不通达的。因为以阳刚之质居于正位，所以是守正吉祥。贞，是心的本体，是天理，是感应的道理。以守正来感应，那么心普遍感应万物而没有私情，顺应万事而没有私意，公正而广博。没有不感应的，也就没有不应答的，吉祥而悔恨消失。悔恨产生于私欲，心的本体虚静光明，心意不定就是私欲了。被外物牵累而不能化解，迎合外物而无穷无尽。感应出于私欲，那么应答的也是私欲，就是朋党比附的顺从。所以《系辞传》说：“天下有什么思虑呢？思虑，就是心意不定。殊途同归，百虑一致，是一贯的道理。这就是贞。守正则感应而随即通达。”心意不定，就是心不正。
《易经·同人卦》彖传：“文明而刚健，中正而相应，这是君子的正道。只有君子才能通达天下的意志。”
臣湛若水通论说：同人，就是与人同心。与人同心，所以能通达他们的意志。上卦乾下卦离，所以有文明刚健的卦象。五爻和二爻都居中位且得正，所以有中正而相应、君子正道的卦象。所谓文明，就是虚灵；刚健，就是正直方正；中正，就是不偏不倚。同心相应，诚信，这就是虚灵方正而不偏私的心之本体，所谓天理就是心。人人所共同拥有的。心相同则意志相同，而没有不感应通达的。大抵君子的心，先获得了人心所共同认可的。所以看待千万人的心，就像自己的心一样。用一己之心推及千万人，没有隔阂。这就是所说的“同人于野”。人人都有，只是君子不失去其正道罢了。
《易经·晋卦》六五爻辞：悔恨消失，不计较得失，前往吉祥，没有不利。
臣湛若水通论说：六五以阴柔不正之质，本该有悔恨；因为上近刚明之君而下皆顺从，所以悔恨消失。然而它处于离卦高位，光明照耀群阴，所以能去除计较功名谋利的心理，那么前往吉祥而没有不利。那些患得患失的人，是阴邪之人，私心狭小，不是公正之心。至于君子的心，广大而高明，那么得失就不是所忧虑的了。以天德施行王道，像天覆盖一样，地承载一样，功业深厚而恩惠不显露，恩泽广博而百姓不知道，吉祥而没有不利。如果不是圣人之心廓然大公，哪里足以谈论这些呢。
《易经·损卦》象传说：“山下有泽，是损卦。君子因此惩戒愤怒，抑制欲望。”
臣湛若水通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