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九十九 明 湛若水 撰
给者助之，以食我之农夫。葢以自古有年，是以敛散适宜如此也。于是适彼南亩，见耘耔之勤而黍稷之盛，则又将复有年矣。凡存新散旧者有所资，不足不给者有所頼，故于羙大止息之处，进秀民而劳之，俾相劝告，益敏于其事，以图其成焉。夫国家之赈济，乃王政之急务，然必实有爱民之心，然后能时其丰歉而敛散之。如此诗之所云，则上之所出者不费，而下之所受者亦感其惠矣。茍无爱民之实心，平时暴征苛敛以残民，而顾为赈济之名，所谓割民之肉以充腹，腹未必饱，而身已先惫矣，不亦不仁之甚哉？故人君之赈济，必先蓄其仁心于平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一遇水旱凶荒而赈济之，则仁之所及者广矣。
译供给者资助他们，用来供养我的农夫。大概因为自古以来都有丰收之年，所以征收和发放应当如此适宜。于是前往那些南边的田地，看见除草培土的勤劳以及黍稷的茂盛，那么又将再次迎来丰收之年了。凡是储存新粮、散发旧粮的有所凭借，不足而不供给的有所依赖，所以在美好盛大的休憩之处，进用贤良之人并慰劳他们，使他们相互劝勉告诫，更加勤勉于农事，以谋求成功。国家的赈济，是王政的紧急事务，但必须确实怀有爱民之心，然后才能根据年成的丰歉来征收和发放。像这首诗所说的，那么上面支出的不耗费，下面接受的也感激其恩惠了。如果没有爱民的实心，平时横征暴敛以残害百姓，却还打着赈济的名义，这就是所谓割取百姓的肉来填充自己的肚子，肚子未必能饱，而身体已经先疲惫了，不也是极其不仁吗？所以君主进行赈济，必须在平时积蓄仁爱之心，以不忍心伤害百姓的心施行不忍心伤害百姓的政策，一旦遇到水旱灾荒就进行赈济，那么仁爱所波及的范围就广了。
礼记·月令》曰：「天子布徳，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絶，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
臣若水通曰：此季春之令也。言天子于斯时播布其徳惠，如下文所云，所以奉若天道也。夫王者出帑积以惠天下，非出也，乃所以为入也。葢财者民之所为，而民者财之所出。故茍得其民，则天下财利不必在府库而后为吾有也。不得其民，虽府库之财，亦或悖而出也。故古之人君布徳行惠，赐贫赈乏，开府出币，周给天下，而因以得天下之心焉。岂非所出者小而所入者大乎？岂非所出者寡而所入者众乎？《大学》传曰：「仁者以财发身，其此之谓矣。」有天下者，可不审诸？
祭綂曰：「是故上有大泽，则惠必及下；顾上先下后耳。非上积重，而下有冻馁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泽，则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将至也。」
臣若水通曰：积重上重，积之而不施也。夫人犹言人人也，夫上下一体也。惠必及下，然后见其泽之大。譬之水焉，其流长者必其泽逺也。若重积于上，则其泽不流，而有冻馁之民矣，非一体之义也。上泽下流，其惠▯也。故君子恤穷之政行，而仁覆天下矣。
祭统》曰：「是故明君在上，则境内之民无冻馁者矣。」臣若水通曰：「非大君之明，无以知民之穷；非知民之穷，则不能行恤穷之政。智以知之，仁以行之，故惠下之泽可流于无穷矣。岂复有冻馁之民哉！」
周礼》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神，十有二曰除盗贼。
臣若水通曰：「荒政者，救荒之政，所以恤民穷也。聚万民者，嵗荒则民将流离，故聚之也。散利者，出粟也。缓刑者，薄罪也。弛力者，息徭役也。舍禁者，山林川泽不为之禁也。去几者，闗市不征也。▯礼杀凡礼也。杀哀者，减凶礼也。蕃乐者，闭不用也。多昏者，昏礼不备也。索▯神者，祈废祀也。除盗贼者，严刑以去之，恐为民害也。是故观荒政，则先王之虑民，可谓至详，而其恤穷，可谓至切矣。」
论语周有大赉善人是富
臣若水通曰：此《论语》终篇述武王之事，以明圣学之所传也。赉与也，当纣暴虐之时，聚财积粟，毒痡四海，而天下之民失所矣。武王克商之后，一反商暴虐之政，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大与四海之民而赈济之。而于赈济之中，又惟善人而加富焉。由是观之，则圣人于赈济之举，仁之至而义之尽矣。
孟子对曰：「凶年饥嵗，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曽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因邹穆公归怨于民，而对以君行仁政，则有司皆爱其民，而民亦爱之也。夫以饥馑之年，民之老弱死沟壑，壮者散四方，而有司莫肯告君以发仓廪、开府库而赈济之，以救其死徙，是有司慢而害民也。今民不恤有司之死，正反报前日之咎也。若君行仁政以赈济，则民报之亦当如是矣。夫仓廪、府库，君积之以拯乎民者也。积之于丰稔，散之于荒歉，则民心恱，必亲上死长而忘其身以图报也。夫民忘其身者，凡以得其心故也。财者，民之心也。散以财，则得其心矣。然则为人君者，何为爱其财以失民心哉？不能反己以恤民，此邹穆公之所以不振也。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防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嵗，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
译《礼记·月令》说：“天子布施恩德，施行恩惠，命令主管官员打开粮仓，赏赐贫穷的人，救济断绝生计的人，打开府库，拿出钱币布帛，周济天下。”
臣若水通说：这是季春时节的政令。是说天子在这个时候播布他的恩德恩惠，如下文所说，以此来顺应天道。君王拿出积蓄来恩惠天下，这并不是真正的支出，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因为财富是由百姓创造的，而百姓是财富的源泉。所以如果赢得了百姓，那么天下的财利不必存放在府库中就已经属于我了。如果得不到百姓，即使府库中的财富，也可能违背常理而流失。所以古代的君主布施恩德施行恩惠，赏赐贫穷救济匮乏，打开府库拿出钱币，周济天下，从而赢得了天下人的心。这难道不是支出小而收益大吗？难道不是支出少而收益多吗？《大学》传文说：“仁爱的人用财富来成就自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拥有天下的人，能不审慎地考虑这一点吗？
《祭统》说：“所以上面有大恩泽，恩惠必定会惠及下面；只是上面先得到，下面后得到罢了。并不是上面积蓄厚重，而下面却有受冻挨饿的百姓。所以上面有大恩泽，百姓人人都等待恩泽流到下面，知道恩惠必定会到来。”
臣若水通说：积重就是上面积蓄厚重，积聚而不施予。夫人就是人人，上下本为一体。恩惠必定要惠及下面，才能显现出恩泽的伟大。就像水一样，水流长远的一定是恩泽深远。如果厚重地积聚在上面，那么恩泽就不能流动，就会有受冻挨饿的百姓，这不符合上下为一体的道理。上面的恩泽向下流动，它的恩惠是广博的。所以君子施行救济穷困的政治，仁爱就覆盖天下了。
《祭统》说：“所以圣明的君主在上面，那么境内的百姓就没有受冻挨饿的人了。”臣若水通说：“没有君主的圣明，就无法知道百姓的穷困；不知道百姓的穷困，就不能施行救济穷困的政治。用智慧去知晓，用仁爱去施行，所以下面恩泽可以无穷无尽地流动。哪里还会有受冻挨饿的百姓呢！”
《周礼》大司徒用十二种荒政来聚集万民：一是散利，二是薄征，三是缓刑，四是弛力，五是舍禁，六是去几，七是省礼，八是杀哀，九是蕃乐，十是多昏，十一是索鬼神，十二是除盗贼。
臣若水通说：“荒政，是救济灾荒的政治，用来体恤百姓的穷困。聚集万民，是因为年成荒歉百姓将要流离失所，所以要聚集他们。散利，是拿出粮食。缓刑，是减轻刑罚。弛力，是停止徭役。舍禁，是山林川泽不禁止百姓进入。去几，是关卡市场不征税。省礼，是减少各种礼仪。杀哀，是减少凶丧礼仪。蕃乐，是封闭音乐不用。多昏，是婚礼不讲究完备。索鬼神，是祈祷废弃的祭祀。除盗贼，是用严刑来清除他们，担心他们成为百姓的祸害。所以观察荒政，先王对百姓的考虑，可以说非常详尽，而他们体恤穷困，可以说非常深切了。”
《论语》说：“周朝有大赏赐，善人因此富足。”
臣若水通说：这是《论语》终篇叙述武王的事迹，以阐明圣学所传承的道理。赉是赏赐，在纣王暴虐的时候，积聚财富粮食，毒害困苦四海，天下的百姓失去了生计。武王攻克商朝之后，一反商朝暴虐的政治，散发鹿台的财富，发放钜桥的粮食，用来大量赏赐四海的百姓并救济他们。而在救济之中，又只让善人更加富足。由此看来，圣人在救济这件事上，仁德达到了极致，道义也尽善尽美了。
孟子回答说：“灾荒年岁，君王的百姓老弱的死在沟壑，强壮的离散到四方，几乎有几千人了。而君王的粮仓充实，府库丰盈，主管官员没有报告，这是上面怠慢而残害下面。”曾子说：“警惕啊！警惕啊！从你那里发出的，会回报到你身上。百姓现在才得以回报你，君王不要怪罪。君王施行仁政，百姓就会亲近他们的上级，为他们的长官效死。”
臣若水通说：这是孟子因为邹穆公归咎于百姓，而回答说君王施行仁政，那么主管官员都会爱护百姓，百姓也会爱护他们。在饥荒的年岁，百姓老弱的死在沟壑，强壮的散到四方，而主管官员不肯报告君王打开粮仓、府库来救济他们，以拯救他们死亡迁徙，这是主管官员怠慢而害民。现在百姓不顾惜主管官员的死亡，反而报复前日的罪过。如果君王施行仁政来救济，那么百姓回报也应当是这样。粮仓、府库，是君王积聚用来拯救百姓的。在丰收时积聚，在荒歉时散发，那么民心喜悦，必定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而忘记自身来图报。百姓忘记自身，都是因为得到了他们的心。财富，是百姓的心。散发财富，就得到了他们的心。那么作为君王，为什么要吝惜财富而失去民心呢？不能反省自己来体恤百姓，这就是邹穆公不能振兴的原因。
孟子到平陆，对那里的大夫说：“你手下的持戈卫士，一天三次丢失队伍，你就辞退他们吗？”回答说：“用不着等到三次。”那么您丢失百姓也很多了啊。灾荒年岁，您的百姓老弱的死在沟壑，强壮的散到四方的几乎有几千人了。回答说：“这不是距心所能做到的。”孟子说：“现在有人接受别人的牛羊而替他们放牧，那么一定会为他们寻找牧地和草料。寻找牧地和草料而找不到，是把牛羊归还给别人呢？还是站着看它们死去呢？”回答说：“这就是距心的罪过。”另一天孟子拜见齐王说：“大王治理都邑的官员，我知道有五位，知道他们罪过的只有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将言平陆大夫之失职，而先以持防之士失伍者以讽之也。孔距心，大夫姓名也。孟子因大夫之言，而遂直言其失职。葢大夫者，佐君以惠民为职者也。今坐视其饥以死而不发仓廪以赈济之，是失职矣。又因距心辞，以非己所得専，而以为人牧牛羊者，责其既不得以济民，而不能去距心，遂自服其罪。至于齐王闻之，亦自服以为己罪。夫孟子一言，而使齐之君臣各知其不恤民之罪，仁人之言，其利溥矣。虽然，平陆之政，齐史不闻书之，岂非説而不绎，从而不改也欤？
左传·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鲍礼于国人。宋饥，竭其粟而贷之。年自七十以上，无不馈诒也。时加羞珍异，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国之材人，无不事也。亲自栢以下，无不恤也。
臣若水通曰：「公子鲍，昭公庶弟也。竭粟而贷，竭其私家之粟以寛贷饥民也。无不馈诒者，泽施于老者也。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者，恩逮于贵者也。国之材人无不事，宋国之贤人无不尊事之也。自栢以下无不恤，宋鲍之懿亲无不赈恤之也。夫宋鲍赈宋之饥，惠及于上下亲踈，可谓广矣。然孔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孟子曰：『导其妻子使养其老，斯王政济民之大者也。』以宋鲍济人之心，使闻孔孟之训焉，则其所及之广，岂有涯哉！后之有爱民之实者，其尚论之。」
襄公九年，晋侯归，谋所以息民。魏绛请施舍，输积聚以贷。自公以下，茍有积者，尽出。国无滞积，亦无困人。公无禁利，亦无贪民。祈以币更，賔以特牲。器用不作，车服从给。行之，期年，国乃有节。三驾而楚不能与争。
臣若水通曰：施舍者，施恩惠，舍劳役也。输积以贷者，尽其积聚以贷借于民也。无滞积，无滞而不散之积；无困人，无困而不遂之人；无禁利，无贪民公；无専禁，民皆知礼也。祈以币更，祈祷以币易牲也。宾以特牲，待賔以一牲，存礼也。不作者，不作新巧也。从给者，足以给事也。三驾，谓三兴师也。夫晋悼公之归国也，能行赈济之政，则所以息民者至矣，非覇业之基乎？悼公收之覊絏之余，佐之以一魏绛，政有足观如此。故世有愽施济众之君，必有为上为徳、为下为民之佐矣。
襄公二十九年，郑子展卒，子皮即位。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是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常掌国政，以为上卿。宋司城子罕闻之曰：“邻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徳，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臣若水通曰：“民病者，病于乏食也。饩犹馈也。出公粟者，出公家之粟以寛贷于民也。使大夫皆贷者，使诸大夫有积者皆以寛贷于民也。贷而不书，不书于防，施而不以为徳也。郑之罕即子皮氏也，宋之乐即子罕氏也。夫赈恤之典，固明君急于爱民忧国者之先务，而凡肉食者亦不可以不谋也。夫平日之所以衣我、食我、而给我军国之需者，皆民之力也。令不幸而际遇天灾，衣食不能以自存，宜以其出诸民者报乎民，寜忍坐视其毙而莫之救乎？宋乐、郑罕之事，真可以为在位者劝矣。
国语·周语》单穆公曰：「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又曰：「备有未至而设之，有至而后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备，谓之怠；可后而先之，谓之召灾。」
臣若水通曰：戾至也，量犹度也，资财也，权称也，振拯也。民患币轻而物贵，则作重币以行其轻也。重曰母，轻曰子。以子贸物，物轻则子独行，物重则以母权而行之。子母通融，民皆得其欲矣。堪任也不任之者，弊重物轻，妨其用也。故作轻币，杂而用之，以重者贸其贵，以轻者贸其贱。子权母者，母不足则
译臣若水通说：这是孟子将要谈论平陆大夫失职的事，而先以守堤防的士兵失伍来讽喻他。孔距心，是大夫的姓名。孟子顺着大夫的话，于是直接指出他失职。大概大夫的职责，是辅佐君主以造福百姓。现在坐着看百姓饿死而不打开粮仓来赈济他们，这就是失职了。又因为距心推辞，说这不是自己所能专断的，孟子便用牧养牛羊的人作比喻，责备他既然不能救济百姓，又不能辞职，距心于是自己认罪。至于齐王听了这话，也自己认罪。孟子一句话，就让齐国的君臣各自知道他们不体恤百姓的罪过，仁人的言论，它的利益真是广大啊。虽然如此，平陆的政事，齐国的史书没有记载，难道不是听了却不推究，顺从了却不改正吗？
《左传·文公十六年》：宋国公子鲍对国人施礼。宋国发生饥荒，他耗尽自己的粮食借给百姓。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没有不赠送馈赠的。时常增加珍奇美味，没有一天不在六位卿大夫的门庭间往来。国家的有才能的人，没有不侍奉的。从栢氏以下，没有不体恤的。
臣若水通说：公子鲍，是宋昭公的庶弟。耗尽粮食借贷，是耗尽他私家的粮食来宽缓借贷给饥民。没有不赠送馈赠的，是恩泽施及老人。没有一天不在六位卿大夫的门庭间往来，是恩惠遍及权贵。国家的有才能的人没有不侍奉，是宋国的贤人没有不尊重侍奉的。从栢氏以下没有不体恤，是宋鲍的懿亲没有不赈济体恤的。宋鲍赈济宋国的饥荒，恩惠遍及上下亲疏，可以说是广泛了。然而孔子说：“君子施惠而不耗费。”孟子说：“引导他们的妻子儿女去奉养老人，这是王政救济百姓的大道。”以宋鲍救济别人的心意，让他听到孔孟的教诲，那么他所波及的广泛程度，哪有边际呢！后世有爱民实心的君主，应当推崇议论这件事。
襄公九年，晋侯回国，谋划休养生息百姓的办法。魏绛请求施恩惠、免除劳役，拿出积蓄来借贷给百姓。从公室以下，如果有积蓄的，全部拿出。国家没有滞留的积蓄，也没有困顿的百姓。公室没有禁止牟利，也没有贪婪的百姓。祈祷用币帛代替牺牲，接待宾客用单一的牺牲。器物不制作新的，车马服饰只够使用。实行这些措施，一年之后，国家就有了节制。三次出兵，楚国也不能与之争锋。
臣若水通说：施舍，是施恩惠、免除劳役。拿出积蓄借贷，是尽其积蓄来借贷给百姓。没有滞留的积蓄，是没有滞留而不散发的积蓄；没有困顿的百姓，是没有困顿而不顺遂的百姓；没有禁止牟利，是没有贪占公利的百姓；没有专断禁止，百姓都懂得礼义。祈祷用币帛代替牺牲，是祈祷时用币帛交换牺牲。接待宾客用单一的牺牲，是接待宾客用一头牺牲，保留礼制。不制作，是不制作新奇精巧的东西。只够使用，是足以供给事务。三次出兵，是说三次兴师。晋悼公回国，能够实行赈济的政令，那么用来休养生息百姓的措施就完备了，这难道不是霸业的根基吗？悼公在束缚之余收回政权，辅佐他的是魏绛，政令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所以世间有广施恩惠救济众人的君主，一定有在上为德、在下为民的辅佐者。
襄公二十九年，郑国子展去世，子皮即位。这时郑国发生饥荒，还没等到麦子收获，百姓困苦。子皮用子展的命令给国人发放粮食，每户一钟，因此得到郑国百姓的拥护，所以罕氏常掌管国家政事，作为上卿。宋国司城子罕听说后说：“接近善行，是百姓所期望的。”宋国也发生饥荒，子罕向平公请求拿出公家的粮食借贷给百姓，让大夫们都借贷给司城氏。借贷而不记录，是为那些没有积蓄的大夫借贷，宋国没有挨饿的人。叔向听说后说：“郑国的罕氏，宋国的乐氏，他们将是最后灭亡的。这两家大概都能得到国家吧？这是百姓归附的缘故。施恩而不以为德，乐氏又加上了这一条，宋国大概会因乐氏而升降吧？”臣若水通说：百姓困苦，是困苦于缺乏食物。饩同馈。拿出公家的粮食，是拿出公家的粮食来宽缓借贷给百姓。让大夫们都借贷，是让各位大夫有积蓄的都用来宽缓借贷给百姓。借贷而不记录，是不记录在案，施恩而不以为德。郑国的罕氏就是子皮氏，宋国的乐氏就是子罕氏。赈济体恤的法典，本来是明君急于爱民忧国的首要任务，而凡是吃肉的人也不可以不谋划。平时之所以给我们穿衣、吃饭，而供给军国需要的，都是百姓的力量。如果不幸遭遇天灾，衣食不能自存，应当用从百姓那里得来的东西回报百姓，难道忍心坐着看他们死去而不救助吗？宋乐、郑罕的事，真可以作为在位者的劝诫。
《国语·周语》单穆公说：“古时候天灾降临，于是衡量资财，权衡轻重来救济百姓。百姓担心货币轻而物价贵，就制作重币来流通，于是有母币权子币而流通，百姓都能得到便利。如果百姓不能承受重币，就多制作轻币来流通，也不废弃重币，于是有子币权母币而流通，大小货币都利于百姓。”又说：“灾祸还没到来就预先准备，有灾祸到来后再去救济，这是不相入的。可以预先准备而不准备，叫做懈怠；可以后做而先做，叫做招致灾祸。”
臣若水通说：戾是至，量是度，资是财，权是称，振是拯。百姓担心货币轻而物价贵，就制作重币以流通轻币。重的叫母，轻的叫子。用子币买物，物轻则子币单独流通，物重则以母币权而流通。子母通融，百姓都能得到想要的。堪是任，不任之者，是弊重物轻，妨碍其使用。所以制作轻币，杂而用之，用重币买贵的，用轻币买贱的。子权母者，母不足则
以子平而行之。故钱小大，民皆以为利也。备国，备也。未至而设之，谓豫备；不虞安不忘危，至而后救之，谓若救火疗疾。量资币，平轻重之属，不相入，不相为用也。离民匮财，是谓召灾。天生斯民，立之司牧，以防其穷，以拯其困。所以牧民，匪以牧于民也。故天降灾戾，人主量为轻重之币以赈之。若景王废轻而作重，铸大钱以损民资，岂赈匮之道哉？
译按照子平的原则来施行。因此钱币无论大小，百姓都认为是便利的。所谓“备国”，就是防备国家。在灾祸未发生之前就预先设置，叫做预备；不因为平安就忘记危险，等到灾祸发生后再去救助，就像救火治病一样。衡量钱币的轻重，使其不相混淆，不相为用。使百姓离散、财力匮乏，这就叫做招致灾祸。上天生育这些百姓，设立管理他们的官员，是为了防止他们陷入穷困，救助他们的危难。所以管理百姓，不是为了役使百姓。因此上天降下灾祸，君主衡量轻重钱币来赈济百姓。如果像景王那样废除轻钱而铸造重钱，铸造大钱来损害百姓的资财，这难道是赈济匮乏的方法吗？
汉文帝元年三月诏曰：「方春时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困穷，或阽于危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嵗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八十以上赐米肉酒，九十已上加赐帛人二疋，絮三斤，尽除收孥相坐律。」
臣若水通曰：汉文赈贷之诏，以方春万物发生，有感于穷民之失所，庶几有对时发育、仁民爱物之心矣。然恐民食已艰，而方为议所以赈贷之，不亦晚乎？使左右之臣素讲于王道，必如古者蓄积素备，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积，敎其妻子亲戚使养其老，则天下之穷民未病饥瘠也。
汉武帝建元六年，河内失火，延烧千余家。上使汲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仓粟以赈贫民，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臣若水通曰：“家人失火，灾之小者也。民饥，父子相食，伤天地之大和，以蹙邦本，变之大者也。汲黯便宜矫制发仓以赈之，急于忧国爱民而忘其身，以安社稷，其为心可谓忠矣。故曰古有社稷之臣，黯近之，岂独以其能直谏而然哉？”
汉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诏：“兖、豫、徐三州禀赡饥民。”是嵗，南部大饥，诏禀给之。
臣若水通曰：「三州之饥，民困甚矣。至于南部大饥，则又甚焉。汉章帝屡诏给赡之，可谓有赈贷之仁矣。然古之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饥者，以其素有备也。使俟其艰食而旋为赈贷之计，所谓大寒而后植桑者，民之死于冻馁者亦无及矣。虽然，其视民饥以死而不知发者，不犹愈乎？」
汉献帝兴平元年，自四月不▯，至于七月，谷一斛直钱五十万，长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大仓米豆为贫人作糜，饿死者如故。帝疑禀赋不实，取米豆各五升于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于是悉得全济。臣若水通曰：观御前作糜一事，则献帝非昏蔽者，然威权去已，徳泽不施，以致旱饥，虽有小惠，何补哉？其不能得其民以保天下，宜也。使当时能察曹操之暴戾，如辨侯汶之奸，信任忠义之臣而与谋之，声其罪而诛焉，更化善治，召和气以致丰穰，则糜不必作，民心恱而天命永矣，何至祸乱之作哉？
齐武帝永明六年十二月，秘书丞李彪上封事，以为汉置常平仓，以救匮乏。去嵗京师不稔，移民就丰，既废营生，困而后达，又于国体，实有虚损。曷若豫储仓粟，安而给之？岂不愈于驱督老弱，糊口千里之外哉？宜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师度支嵗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籴粟，积之于仓；俭则加私之二，籴之于人。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绢，积财以取官粟。年登则常积，嵗凶则直给。数年之中，谷积而人足，虽灾不为害矣。
臣若水通曰：国有豫备，则民遇水旱而不至于饥，此赈济之上防也。下此皆无为防矣。李彪之言，为明君良有司急于救民者所宜讲究者也。
隋文帝开皇五年夏五月，度支尚书长孙平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贫富为差，储之当社，委社司检校，以备凶年，名曰义仓。
臣若水通曰：义仓之制，以为赈饥之备，至今以为善政，平可谓善于谋国者矣。至于反为盗资之虑，岂君子之所能计哉？
格物通卷九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一百 明 湛若水 撰
赈济下
唐太宗贞观元年，闗中饥，斗米直绢一疋。二年，天下大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
臣若水通曰：古者虽有水旱之灾，而不为困。后世饥馑之多，何也？以古有沟洫为之蓄泄耳，此禹之所以致力也。后世井田废而沟洫湮，故旱干水溢之灾作，而赈济之政所以行矣。葢尝观于近世之富室，有塘数顷，则水不为灾，防泄以时，而旱不为虐。乃知井田之制，圣人之虑周而谋逺也。唐太宗勤抚关中，亦能致稔，不可谓非仁贤之君矣。独当时无以此言进
译汉文帝元年三月下诏说：“正值春季，气候和暖，草木及各类生物，都能各自安乐，然而我的百姓中鳏夫、寡妇、孤儿、老翁等困穷之人，有的濒临危亡境地，却没有人去省视忧虑，作为百姓的父母，我该怎么办？你们商议一下救济借贷的办法。”又说：“老年人没有丝织品就不暖和，没有肉就不饱足，现在年初没有按时派人慰问长老，八十岁以上的赐给米、肉、酒，九十岁以上的再加赐每人绢两匹，絮三斤，全部废除连坐收捕亲属的律法。”
臣湛若水评论说：汉文帝关于赈济借贷的诏令，因为正值春季万物生长，有感于穷苦百姓失去依托，大概有顺应时节发育、仁爱百姓爱护万物之心了。然而恐怕百姓粮食已经艰难，才去商议赈济借贷的办法，不也太晚了吗？如果左右的臣子平时就讲求王道，一定像古人那样平时就储备充足，耕种九年必定有三年的积蓄，教导他们的妻子亲戚供养老人，那么天下的穷苦百姓就不会遭受饥荒瘦弱的病了。
汉武帝建元六年，河内发生火灾，蔓延烧毁了千余家。皇上派汲黯前往查看，汲黯回来报告说：“百姓家失火，房屋相连被烧毁，不值得担忧。我路过河南，看到遭受水旱灾害的贫民有一万余家，有的甚至父子相食。我擅自根据情况持节打开粮仓发放粮食来赈济贫民，请让我归还符节，伏受假传圣旨的罪责。”皇上认为汲黯贤能而赦免了他。臣湛若水评论说：“百姓家失火，是小灾祸。百姓饥饿，父子相食，伤害了天地的大和谐，使国家根本受到摧残，是大变局。汲黯擅自假传圣旨打开粮仓来赈济，急于忧国爱民而忘记自身，以安定社稷，他的用心可以说是忠诚了。所以说古代有社稷之臣，汲黯接近这种人，难道仅仅是因为他能直言进谏才这样吗？”
汉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下诏：“兖州、豫州、徐州三州供给饥民粮食。”这一年，南部发生大饥荒，下诏供给粮食。
臣湛若水评论说：“三州的饥荒，百姓困苦得很厉害。至于南部发生大饥荒，那就更加严重了。汉章帝屡次下诏供给赡养，可以说有赈济借贷的仁心了。然而古代有九年的水灾、七年的旱灾，百姓却不遭受饥荒，是因为他们平时就有准备。如果等到百姓粮食艰难时才去筹划赈济借贷，这就是所谓大寒之后才种桑树，百姓死于冻饿也就来不及了。虽然如此，比起看到百姓饥饿至死却不知道开仓救济的，不还是好一些吗？”
汉献帝兴平元年，从四月不下雨，直到七月，一斛谷值五十万钱，长安城中人吃人。皇帝命令侍御史侯汶拿出大仓的米豆为贫民煮粥，饿死的人依然如故。皇帝怀疑供给不实，在御前取米豆各五升煮粥，得到两盆，于是杖打侯汶五十下。于是所有人都得以保全救济。臣湛若水评论说：看御前煮粥这件事，那么献帝不是昏庸蒙蔽的人，然而威权已经离他而去，恩德不施予百姓，以致发生旱灾饥荒，即使有小恩惠，有什么补益呢？他不能得到百姓来保全天下，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当时能察觉曹操的暴戾，像辨别侯汶的奸诈一样，信任忠义之臣并与他们谋划，声讨他的罪行并诛杀他，改变风气实行善政，招致祥和之气以获得丰收，那么就不必煮粥了，民心喜悦而天命长久，怎么会到祸乱发生的境地呢？
齐武帝永明六年十二月，秘书丞李彪呈上密封的奏章，认为汉朝设置常平仓，用来救济匮乏。去年京城收成不好，迁移百姓去丰收的地方，既废置了生计，百姓困苦后才到达，又对国家体制，实在有虚耗损害。何不预先储备仓粮，安定地供给他们？难道不比驱赶督促老弱，在千里之外糊口好吗？应该将州郡常调的九分之二，京城度支每年用度之余，各自设立官吏，年景丰收时买入粮食，积存在仓库；年景歉收时加价二分，从百姓手中买入粮食。这样，百姓必定努力耕田来获取官府的绢，积蓄钱财来获取官府的粮食。年景丰收则经常积蓄，年景凶荒则直接供给。几年之中，粮食积蓄而百姓富足，即使有灾害也不成为祸害了。
臣湛若水评论说：国家有预先准备，那么百姓遇到水旱灾害就不会至于饥饿，这是赈济的上策。低于此的都是没有防备了。李彪的话，是明智的君主和好的官吏急于救民所应该讲求的。
隋文帝开皇五年夏五月，度支尚书长孙平原奏，命令民间每年秋天每家出一石以下的粟麦，按贫富分级，储存在当地社仓，委托社司检查管理，以备凶年，名叫义仓。
臣湛若水评论说：义仓的制度，作为赈济饥荒的准备，至今被认为是善政，长孙平可以说是善于谋划国家的人了。至于担心反而成为盗贼资财的顾虑，难道是君子所能计较的吗？
格物通卷九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一百 明 湛若水 撰
赈济下
唐太宗贞观元年，关中饥荒，一斗米值一匹绢。二年，天下大蝗灾。三年，大水灾，皇上勤勉安抚百姓，百姓虽然东西奔波去就食，不曾叹息怨恨。四年，天下大丰收，流散的人全都回到家乡。
臣湛若水评论说：古代虽然有水旱灾害，却不因此困苦。后世饥荒多，为什么呢？因为古代有沟渠用来蓄泄，这是大禹致力做的事情。后世井田制废除而沟渠湮没，所以旱灾水灾发生，赈济的政策才得以施行。我曾经观察近世的富户，有几顷池塘，那么水就不会成为灾害，按时防泄，那么旱灾就不会肆虐。才知道井田的制度，圣人考虑周全而谋划深远。唐太宗勤勉安抚关中，也能导致丰收，不能说不是仁贤的君主。只是当时没有人用这些话进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