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五 明 湛若水 撰
，勿庸。」禹拜昌言，其得于舜深矣。三大圣皆资人言以自益，况其他乎？伏惟圣明，欲法唐虞之治，宜法三圣求善之心，可焉。
译不要采用。”禹对舜的善言表示拜谢，他深受舜的教诲。三位大圣都借助他人的言论来完善自己，更何况其他人呢？恳请圣明的君主，若想效法唐尧虞舜的治理，应当效法这三位圣人追求善道的心志，这样就可以了。
商书太甲慎乃俭徳惟懐永图
臣若水通曰：慎者，谨也；俭徳者，俭约之徳也。永，长也；图谋也。伊尹告太甲：「当谨其俭约之徳，不可以欲败度，纵败礼。夫欲与纵，皆奢侈，失之无长逺之谋者。然以约失之者鲜矣。故不可不谨于俭约，而懐长久之谋也。」夫人君，一身万化之原。奢侈之心一萌，则将无所不至。此伊尹之所以告太甲，必欲谨其俭徳也。然常情奢侈，皆因徒见目前之欲，而无长逺之虑。有逺虑者，自不容于不俭矣。故又继之曰：「惟懐永图，后之人君不可不以伊尹之言为切己对病之药也。」
商书太甲弗虑胡获弗为胡成
臣若水通曰：「此亦伊尹告太甲之言也。虑谋也，获得也。言人不虑，则何所得乎？欲其谨思之也。不为，则何所成乎？欲其笃行之也。然思者，行之主也。不思，则不能行矣。故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夫万国之正，本于人君之善。人君之善，本于思。为故思者，万善之原，圣功之本也。为人君者，可不加之意乎？」
商书説命虑善以动动惟厥时
臣若水通曰：善当乎理也，时时措之宜也。傅説告髙宗言凡事当谋之于始，必念虑之善合于天理，然后动。虑者，心之思也；动者，思虑之萌达于事者也。虑善以动，慎动之功也。善固可动，动以时，乃所谓善也。若动非其时，便是私意。程頥曰：发不以时，纷然无度，虽正亦邪，亦此意也。为人君者，可不谨动于念虑之善，使发当其时以及天下乎？
周书·洪范》：「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庻人，谋及卜筮。」
臣若水通曰：「此乃箕子陈洪范稽疑之畴于武王也。大疑谓祭祀、征伐之事，以至凡国家欲有举动，有闗于生灵社稷者，皆是谋及乃心，断之已以定其志之是非也。谋及卿士庻人防之众，以天理人心之所同然也。然谋于人之有心，不若谋于神之无心之为公焉，故终谋之卜筮也。夫古之人君，不徒谋于心，又谋于卿士；不徒谋于卿士，而又谋于庻人；不徒谋于庻人，而又谋于卜筮焉。其谋之详如此，是以谋无不善，而事无不济。后之人君，每徇一己之私，而不恤卿士庻人之议，▯神之怒者，亦独何哉？」
周书周官蓄疑败谋
臣若水通曰：「此乃成王训告百官之言也。言人之有所谋为，必决断然后可以成天下之亹亹。若积蓄其疑而不决，则所谋之事见之不明，行之不果，必至于败而不成矣。故曰：犹豫者，事之贼也。后之人君人臣共谋天下之治者，可不决之于理乎？」
诗》大雅《文王有声》："诒厥孙谋，以燕翼子。"
臣若水通曰：孟子称君子创业垂綂，为可继也。古之帝王之创业，孰不欲为子孙千万世之计哉？頋其所谋之臧不臧，而天理人欲判焉。谋出于天理，则以仁义立国，而有可继之綂，为可大可久之业矣。谋出于人欲，则以功利遗后，而无可继之规，非久安长治之道矣。故周武王之迁镐，即临辟雝讲学行礼，以敦天下之大化，以淑天下之人心，则其所谋者，一天理之正，所谓以仁义立国矣。此其所以为子孙之可继，而绵绵八百年有道之长也。虽然，岂无所本哉？武王受戒丹书，深明敬义，以成圣学。及其出谋发虑，无非仁义之懿，天理之正。有天下者欲为子孙千万世之计，外天理，又岂复有逺图哉？始皇徒欲以长城万里为子孙万万世之业，而不知二世已无秦矣。岂非逆天理不行仁义之故乎？噫！可鉴矣。
大雅抑訏谟定命逺犹辰告
臣若水通曰：「訏大谟谋也，犹图也，辰时也，告戒也。」卫武公自儆之诗，以为谋之在于己者大，不为一身之谋，而有天下之虑，则令之播于人者定，不朝出而夕改也。所谓信如四时，坚如金石矣。事之图于心者逺，不为一时之计，而有千百年之规也。故辞命之播于下者，以时非不戒视成，所谓三命而五申是矣。然谋、犹、命令，二者皆见于事，而实本于心也。茍吾心纯于天理，有所谟犹一天理也，天理则公，公则大，大则逺矣。有所告命一天理也，天理则正，正则定，定
译《尚书·商书·太甲》：“谨慎你的节俭之德，只须怀抱长远的谋划。”
臣若水解释说：慎，就是谨慎；俭德，就是节俭的品德。永，就是长远；图，就是谋划。伊尹告诫太甲说：“应当谨慎保持节俭的品德，不可以因为欲望而败坏法度，放纵而败坏礼仪。欲望与放纵，都是奢侈的表现，失去了这些，就没有长远的谋划了。然而因为节俭而犯错的人是很少的。所以不能不谨慎于节俭，而怀抱长久之谋。”人君，是万种教化产生的根源。奢侈的念头一旦萌发，就会无所不至。这就是伊尹告诫太甲，一定要谨慎保持节俭品德的原因。然而常人的奢侈，都是因为只看到眼前的欲望，而没有长远的考虑。有长远考虑的人，自然不容许自己不节俭。所以接着又说：“只须怀抱长远的谋划”，后世的君主不可以不把伊尹的话当作切中自身、对症下病的良药。
《尚书·商书·太甲》：“不思考怎么会有收获？不行动怎么会有成就？”
臣若水解释说：“这也是伊尹告诫太甲的话。虑，就是谋划；获，就是获得。说人如果不思考，怎么会有收获呢？这是希望他谨慎思考。如果不行动，怎么会有成就呢？这是希望他切实实行。然而思考，是行动的主宰。不思考，就不能行动了。所以说君主一人具备善德，天下万国才能安定。万国的安定，根本在于君主的善德。君主的善德，根本在于思考。因此思考，是万善的源头，圣王功业的根本。作为君主，能不加以重视吗？”
《尚书·商书·说命》：“思考善道而后行动，行动只在于把握时机。”
臣若水解释说：善，是符合道理；时，是举措适宜。傅说告诫高宗说，凡事应当在开始时谋划，必须思考善道符合天理，然后才行动。虑，是心的思考；动，是思考萌发并体现于事务。思考善道而后行动，是谨慎行动的功效。善固然可以行动，但行动要合乎时机，这才叫善。如果行动不合时机，就是私意。程颐说：发动不合时机，杂乱无章，即使是正当的也是邪僻的，也是这个意思。作为君主，能不谨慎于思考善道，使发动合乎时机并惠及天下吗？
《周书·洪范》：“你如果有重大疑难，要咨询你自己的内心，咨询卿士，咨询百姓，咨询占卜。”
臣若水解释说：“这是箕子向武王陈述洪范中关于考察疑难的类别。重大疑难指的是祭祀、征伐等事，乃至凡是国家想要有所举动，关系到百姓社稷的，都是如此。咨询你自己的内心，是用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志向的是非。咨询卿士和百姓，是凭借众人，以天理人心所共同认可的为标准。然而咨询有心的众人，不如咨询无心的神明那样公正，所以最终要咨询占卜。古代的君主，不仅咨询内心，还咨询卿士；不仅咨询卿士，还咨询百姓；不仅咨询百姓，还咨询占卜。他们谋划得如此详尽，所以谋划没有不善的，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后世的君主，往往顺从一己之私，而不顾卿士百姓的意见，甚至不畏惧神明的愤怒，这又是为什么呢？”
《周书·周官》：“积蓄疑虑会败坏谋划。”
臣若水解释说：“这是成王训诫百官的话。说人有所谋划，必须决断然后才能成就天下纷繁的事务。如果积蓄疑虑而不决断，那么所谋划的事情就看不明白，实行不果断，必定导致失败而不能成功。所以说：犹豫，是事情的祸害。后世的君主臣子共同谋划天下治理的人，能不依据道理来决断吗？”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留给子孙长远的谋划，以安顿庇护子孙。”
臣若水解释说：孟子称颂君子创业垂统，是为了可以继承。古代帝王创业，谁不想为子孙做千万世的打算呢？只是看他们谋划的好坏，天理与人欲就分开了。谋划出于天理，就用仁义立国，而有可以继承的道统，成为可以做大做久的事业。谋划出于人欲，就用功利留给后代，而没有可以继承的规矩，不是长久安定治理的方法。所以周武王迁都镐京，就在辟雍讲学行礼，以敦厚天下的大教化，以善化天下的人心，那么他所谋划的，全是天理的正道，所谓用仁义立国。这就是他能为子孙留下可继承的事业，而绵延八百年有道之久的原因。虽然如此，难道没有根本吗？武王接受丹书的告诫，深明敬义，以成就圣学。当他出谋划策时，无非是仁义的美好，天理的正道。拥有天下的人想为子孙做千万世的打算，除了天理，哪里还有长远的谋划呢？秦始皇只想用万里长城作为子孙万万世的基业，却不知道二世时秦朝就没有了。难道不是违背天理、不行仁义的原因吗？唉！可以作为鉴戒了。
《大雅·抑》：“宏大的谋划确定政令，长远的规划按时告诫。”
臣若水解释说：“訏，大；谟，谋划；犹，图谋；辰，时；告，告诫。”这是卫武公自我警戒的诗，认为谋划在于自己的是宏大的，不为一身谋划，而有天下的考虑，那么颁布于人的政令就确定，不会早上出台晚上就更改。所谓像四季一样守信，像金石一样坚定。心中图谋的事情是长远的，不为一时打算，而有千百年的规划。所以传达给下级的辞令，按时而不是不告诫就视其成功，所谓三次命令五次重申就是如此。然而谋划、图谋、命令，这两者都体现在事务上，而实际上根本在于心。如果我的心纯粹符合天理，有所谋划图谋就全是天理，天理就公正，公正就宏大，宏大就长远。有所告诫命令就全是天理，天理就端正，端正就确定，确定
则时矣。夫谋发于中，令行于外，由中达外，一天理之中正，则道徳在我，而人之训之、顺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呜呼！武公知此，其亦圣贤之徒欤？原其要，惟在不愧屋漏之一言尔。
译这就是时机了。谋划产生于内心，命令施行于外部，由内通达于外，完全符合天理的中正，那么道德就掌握在我手中，而人们对我进行训导、顺从，就会有不期然而然的情况发生。唉！武公懂得这个道理，他大概也是圣贤一类的人吧？推究其关键，仅仅在于“不愧屋漏”这一句话罢了。
春秋荘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济西。
臣若水通曰：「书追戎者，何讥无备也？何以讥无备？无逺谋也。书曰：『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济西，鲁地也。西戎，逺戎也。鲁茍有备，预防戎，何为而至于此？未雨无彻桑之谋，居安乏思危之计，无惑乎戎之入境而不知，已去而乃追。故曰无备也，无逺谋也，而国已坐受其弊矣。然则为人君者，固当思患预防，为千百年之计，然后可。」
僖公三年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防于阳谷。
臣若水通曰：用兵在谋，谋生于机，有正有竒，所以神其机也。聚诸侯之师，次陉为正，以宣中国之威；江人、黄人守境为竒，以应八国之援，使之腹背受敌，进退无所据。自非老于谋国、智于料敌者不能然也。夫惟三代仁义之兵，乃能正而不竒以制胜也欤？
宣公十二年，晋人、宋人、卫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臣若水通曰：「书同盟，讥也。何讥尔？不与其盟也。讥失谋也。春秋无善盟，盟者忠信之薄也。茍能以忠信相固结，结固而不可解，各信任仁贤，修明政事，上下相孚于忠信之化，使国无可乗之衅，则楚虽强，入陈、围郑、败晋、灭萧之谋，焉能载逞乎？頋不出此，而徒盟誓于▯神，而不谋吾心忠信之不可解者。春秋书以讥之，不待乎人，列国之卿而义自见也。宜其盟血未干，将不免于涂地，卒致寝门、蒲胥之辱，析骸易子之惨，而盟果安在哉？谋之不臧，亦可叹也已。」
襄公九年冬，公防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伐郑。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戏。
臣若水通曰：郑之受伐者，何违子展之谋也？晋之同盟于戏者，何用知防之策也？夫郑之见伐于楚，欲从楚以茍安者，子驷也；请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晋者，子展也。子展之谋，贤于子驷逺矣。简不用之，而盟楚，无惑乎今日之受伐也。郑之行成于晋，欲围郑以激楚者，荀偃也；请还师以敝楚，分军而逆来者，知防也。知防之策，过于荀偃逺矣。晋能用之，而盟郑，无惑乎后日之成功也。是则进谋在臣，听谋在君。郑以违善谋而防辱，晋以用善谋而成功。君天下者，可不审于用谋也哉！
礼记·内则》：四十始仕，方物出，谋发虑，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
臣若水通曰：方犹对也，物犹事也。方物而出，其谋发其虑，则因事制宜而谋虑不过矣。知谋虑之道，则知仕止之道。仕止者，谋虑之知几者也。
周礼·秋官·小司宼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其位，王南乡，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羣臣西靣，羣吏东靣。小司宼摈，以叙进而问焉，以众辅志而弊谋。
臣若水通曰：此小司宼之职，专以询民者何哉？《诗》曰：「询于刍荛」；《书》曰：「谋及庻人」。夫天下之人心，同此虚灵，所谓聪明也。一已之聪明有限，而天下之聪明无穷。况夫国之危，国之迁，国之欲立其君，三者天下之大事，而可以弗询之众乎？故始则稽于众，而终则断诸独。众无不出之谋，而已无不断之志，则大疑以定，而事无不善矣。然此岂可易能哉？亦在于忘已而已。忘已，则众自尽；众自尽，则谋恊。谋协，则天下之聪明皆已之聪明，沛然而无疑也。
论语子曰人无逺虑必有近忧
臣若水通曰：虑者，谋也；忧者，患害也。逺谋莫过于道。道无穷尽，以道存心，体认天理，则自一念之微，以至四海之广；自一息之间，以至千百年之逺，皆道也。道无不善，善无不吉，何忧乎？反是，则未能贻四海之忧，而忧先及其身；未能致千百年之患，而患先见于瞬息之顷矣。世之人君，观此可不为寒心哉？夫惟笃于学，慎于动，则可以免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臣若水通曰：「如之何，如之何，乃反覆虑于心，谋于人之辞也。为政、为学，皆当如此，庻有进修之几，而为政者尤不可不谨。先儒有言：「善为天下国家者，谨于微
译春秋庄公十八年夏天，鲁庄公在济水西岸追击戎人。
臣若水通说：“史书记载‘追击戎人’，是讥讽鲁国没有防备吗？为什么要讥讽没有防备？是因为缺乏长远的谋划。《尚书》说：‘只有认真处理各种事务，才能有所准备，有了准备就没有祸患。’济水西岸，是鲁国的土地。西戎，是远方的戎人。鲁国如果有所防备，预先防范戎人，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没有未雨绸缪的谋划，身处安乐却缺乏居安思危的计划，难怪戎人进入国境而鲁国不知道，戎人已经离去才去追击。所以说这是没有防备，没有长远的谋划，国家已经坐受其弊了。那么作为君主，本来应当思患预防，为千百年做打算，然后才可以。”
僖公三年秋天，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阳谷设防。
臣若水通说：用兵在于谋划，谋划产生于时机，有正兵有奇兵，用来使时机变得神妙。聚集诸侯的军队，驻扎在陉山作为正兵，用来宣扬中原的威势；江人、黄人守卫边境作为奇兵，用来响应八国的援助，使敌人腹背受敌，进退没有依托。如果不是深谙谋国之道、善于料敌的人，是不能做到这样的。只有夏商周三代仁义的军队，才能只用正兵而不用奇兵就取得胜利吧？
宣公十二年，晋人、宋人、卫人、曹人在清丘结盟。
臣若水通说：“史书记载‘结盟’，是讥讽。讥讽什么呢？不赞成他们结盟。讥讽他们失去了谋划。《春秋》中没有好的盟约，结盟是忠信淡薄的表现。如果能够用忠信相互固结，结固而不可解，各自信任仁德贤能的人，修明政治，上下在忠信的教化中相互信服，使国家没有可乘之机，那么楚国虽然强大，它进入陈国、包围郑国、击败晋国、灭亡萧国的谋划，怎么能得逞呢？现在不这样做，只是在神前盟誓，而不谋划内心忠信不可解的方面。《春秋》记载以讥讽它，不需要别人，列国的卿大夫道义自然显现。难怪盟誓的血迹未干，将领就难免覆灭，最终导致寝门、蒲胥的耻辱，析骸易子的惨状，而盟约究竟在哪里呢？谋划不善，也可叹啊。”
襄公九年冬天，鲁襄公与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字、邾子、滕子、薛伯、杞字、小邾子、齐世子光讨伐郑国。十二月己亥日，在戏地结盟。
臣若水通说：郑国遭受讨伐，是因为违背了子展的谋划吗？晋国在戏地结盟，是因为采用了知罃的策略吗？郑国被楚国讨伐，想要顺从楚国以求苟安的是子驷；请求修筑城防以消耗楚军，凭借信义等待晋国的是子展。子展的谋划，比子驷高明多了。郑简公不采用子展的谋划，反而与楚国结盟，难怪今天遭受讨伐。郑国向晋国求和，想要包围郑国以激怒楚国的是荀偃；请求撤军以消耗楚国，分兵迎击来犯者的是知罃。知罃的策略，比荀偃高明多了。晋国采用了他的策略，并与郑国结盟，难怪日后取得成功。这就是进献谋划在于臣子，听取谋划在于君主。郑国因为违背好的谋划而遭受耻辱，晋国因为采用好的谋划而取得成功。统治天下的人，能不审慎地对待用谋吗！
《礼记·内则》：四十岁开始做官，面对事物，谋划发动思虑，道义相合就服从，不合就离去。
臣若水通说：方，是对着；物，是事物。面对事物而出仕，谋划发动思虑，就因事制宜而谋划思虑不过分了。知道谋划思虑的道理，就知道出仕止退的道理。出仕止退，是谋划思虑中知晓几微的人。
《周礼·秋官·小司寇的职掌，掌管外朝的政治，来招致万民并询问他们。第一，询问国家危亡；第二，询问国家迁都；第三，询问确立君主。他们的位次，君王面向南，三公及州长百姓面向北，群臣面向西，群吏面向东。小司寇作为傧相，按次序进前询问，用众人的意见辅助君主的意志，从而决断谋划。
臣若水通说：小司寇的职掌，专门用来询问民众，为什么呢？《诗经》说：“询问割草打柴的人”；《尚书》说：“谋划及于庶民”。天下人的心，同样具有虚灵，这就是所谓的聪明。一个人的聪明有限，而天下人的聪明无穷。况且国家的危亡、国家的迁都、国家想要确立君主，这三者是天下的大事，可以不询问众人吗？所以开始时考察众人，最终由君主独自决断。众人没有不献出的谋划，而君主没有不断决的意志，那么大的疑惑就确定了，事情就没有不善的了。然而这难道容易做到吗？也在于忘记自己罢了。忘记自己，众人自然尽力；众人自然尽力，谋划就协调。谋划协调，那么天下人的聪明都是自己的聪明，充沛而没有疑惑了。
《论语》孔子说：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必定有近处的忧患。
臣若水通说：虑，是谋划；忧，是祸患。长远的谋划莫过于道。道无穷尽，以道存心，体会认知天理，那么从一念之微，到四海之广；从一息之间，到千百年之远，都是道。道无不善，善无不吉，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反之，那么还没有给四海带来忧患，忧患就先降临自身；还没有导致千百年的祸患，祸患就先在瞬息之间显现了。世间的君主，看到这些能不寒心吗？只有笃实于学习，谨慎于行动，才可以避免。
孔子说：“不说‘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也拿他没办法了。”臣若水通说：“怎么办，怎么办，是反复在心中思考，向人谋划的言辞。为政、为学，都应当这样，或许有进修的契机，而为政的人尤其不可不谨慎。先儒有言：‘善于治理天下国家的人，在细微处谨慎’
而已。」谨微之道，在于熟思而审处。是以欲兴一念，作一事，取一物，用一人，必思诸已，谋之人，真见其为天理之公，然后行之。如此则不至于逆人心而悖天理，危亡之祸可免矣。茍或不然，徒率意妄行，以取一时之快，一旦祸败将至，虽噬脐无及。圣人所谓「吾末如之何也」。禹之告君曰：「安汝止，惟几惟康。」在圣君贤相，犹拳拳致谨若此，而况于其下者乎？后世君臣欲审于几事者，必自「安汝止」始。
译罢了。”谨慎细微的道理，在于反复思考并审慎处理。因此想要兴起一个念头，做一件事，获取一样东西，任用一个人，一定要先反思自己，咨询他人，真正认为这是天理的公正，然后才去实行。这样就不会违背人心和天理，危亡的灾祸就可以避免了。如果不这样，只是随意妄为，以换取一时的痛快，一旦祸败降临，即使咬破肚脐也来不及了。这就是圣人所说的“我对他也没办法了”。大禹告诫君主说：“安定你的举止，只有审慎才能安康。”即使是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尚且如此恳切谨慎，何况那些地位低于他们的人呢？后世的君臣想要在细微之事上保持审慎，一定要从“安定你的举止”开始。
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臣若水通曰：学之要在随处体认天理而已。体认者，心思之用也。故曰：思则睿，睿作圣。孟子曰：思则得之。茍于视听色貌言事疑忿见得而各致其思焉，则书所谓虑善以动，动惟厥时，随处体认而天理见矣。夫事虽九而思一也，一思之通乎九事，如土之通乎五行。记曰：聪明圣知达天徳，思之用广矣大矣。
孟子曰：「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
臣若水通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故人之知几应物，皆本于心。心之是非之矩，譬物之有权度也。差毫厘而谬千里，其本体惑矣。故权度立而轻重长短之差见矣，本体立而是非邪正之分明矣。故谋事者必正其本，以揆万变。君子絜矩，圣人不逾矩。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亲亲而后仁民，仁民而后爱物，分定故也。然则君人者，可不讲于心术之微，以为制事之本哉？
格物通卷五
<子部,儒家类,格物通>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六 明 湛若水 撰
谋虑下
左传·成公八年》晋侯使申公巫臣如吴，假道于莒，与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恶。”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为虞？”对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国蔑有？唯然故多大国矣。唯或思或纵也。勇夫重闭，况国乎？”臣若水通曰：“书称‘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此古之圣王思患预防之道也。莒子以国僻忘虞，非谋国深逺之虑也。申公巫臣其智矣乎！”
襄公二十五年，子大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
臣若水通曰：夫学与政合一者也。孔子论政，本于修道以仁；又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子产虽未知圣学之道，其言政暗与之合。其曰：「思其始而成其终，无倦之谓也。」又曰：「朝夕行之，行无越思，以忠之谓也。」使子产从事于圣门之学，则必知王道之政教，而不徒以乗舆济人于溱洧矣。故君相以知学为贵。
襄公二十八年，公如楚。及汉，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国之为，岂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逺虑，小人从迩。饥寒不恤，谁遑其后？不如姑归也。」叔孙穆子曰：「叔仲子专之矣。子服子始学者也。」荥成伯曰：「逺图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为，非为楚也。饥寒之不恤，谁能恤楚？姑归而息民，待其立君而为之备。」公遂反。
臣若水通曰：「鲁襄公之行止而谋之臧否，决矣。且公之如楚，果为楚国邪？则仲叔之言似为是。抑为康邪？则子服子之言似为是。公将奚适哉？或曰：为康，王者从迩也；为楚国，者图逺也。利民者，寜逺毋寜迩。是皆不然。公谋行之初志，结康王之好，以孚楚国之人，为是。谋者遂哭于康王之尸，毕平生之志，出及楚国，是两得也。惜乎其不出此。故善谋必本于学，穆子之言得之矣。」
国语·鲁语》：叔孙穆子曰：「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将或导之，是昭其不衷也。」
臣若水通曰：「穆子，鲁卿叔孙豹患作，虑患其所作也。衷中也，不得衷以乱事也。季武子背盟伐莒，以动诸侯之兵，穆子几不免矣。廼能慷慨舎生，不为货免，且惧作之不衷，以携世卿之心，可谓明且逺而虑患深，卒以庇鲁之宗宜矣。然则君天下者，其可不作事谋始，而思所以善其后乎？」
晋语·宫之竒曰：「唯忠信者能留外冦而不害，除闇以应外，谓之忠；定身以行事，谓之信。」
臣若水通曰：「宫之竒，虞大夫，留外防。谓舎晋军于国也。去闇应外之忠，安身行事之信，皆谋虑之深者也。虞公舎晋军于国，而导之虢，可谓能去闇安身深长之虑乎？使虞公能用宫之竒言，岂至危亡也哉？后之为人君者，观此亦可以为不用臣下谋虑之戒也已。」
译孔子说：“君子有九种思考：看的时候思考是否看得清楚，听的时候思考是否听得明白，脸色思考是否温和，仪容思考是否恭敬，言语思考是否忠诚，做事思考是否严肃认真，有疑问时思考是否去请教，愤怒时思考是否有后患，见到利益时思考是否合乎道义。”
臣湛若水阐释说：学习的要领，在于随时随地体认天理罢了。体认，是心思的作用。所以说：思考就能明智，明智就能成为圣人。孟子说：思考就能得到它。如果在视、听、色、貌、言、事、疑、忿、见得这些方面各自尽到思考的作用，那么《尚书》所说的“考虑周全然后行动，行动只在于把握时机”，随时随地体认，天理就显现了。事情虽然有九种，但思考是统一的，一种思考贯通九种事情，就像土贯通五行一样。《礼记》说：聪明、圣明、智慧通达天德，思考的作用广大啊。
孟子说：“称量之后才知道轻重，度量之后才知道长短。万物都是这样，人心更是如此。大王请度量一下。”
臣湛若水阐释说：是非之心，人人都有。所以人感知细微征兆、应对事物，都根源于心。心中是非的准则，好比物品有权衡和尺度。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是因为本体迷惑了。所以权衡尺度确立，轻重长短的差异就显现了；本体确立，是非邪正的界限就分明了。所以谋划事情的人必须端正根本，来衡量万种变化。君子以规矩为度，圣人不超越规矩。古人之所以大大超过常人，没有别的，只是善于推广他们的行为罢了。亲近亲人然后仁爱百姓，仁爱百姓然后爱护万物，这是因为名分确定了的。那么，做君主的人，能不研究心术的微妙，作为处理事务的根本吗？
《左传·成公八年》：晋侯派申公巫臣出使吴国，向莒国借道，与渠丘公站在池边，说：“城墙已经破旧不堪了。”莒子说：“我偏僻简陋地处夷狄之地，谁会把我当作防备的对象呢？”申公巫臣回答说：“那些狡猾地想要开拓疆土，以利社稷的人，哪个国家没有？正因为这样，所以大国才多。有的思考有的放纵。勇武的人还要重重关门，何况国家呢？”臣湛若水阐释说：“《尚书》称‘在混乱之前制定治理措施，在危险之前保卫国家’，这是古代圣人预防祸患的方法。莒子因为国家偏僻而忘记防备，不是深谋远虑的治国之策。申公巫臣真是有智慧啊！”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子大叔向子产询问政事。子产说：“政事就像农活，日夜思考它，思考它的开始并完成它的终结，早晚去实行，实行不超越思考。思考就像农夫有田界，过错就很少了。”
臣湛若水阐释说：学习与政事是合一的。孔子论述政事，根本在于修养道德以行仁；又说：“居位不懈怠，实行要忠诚。”子产虽然不知道圣学的道理，但他论政的话暗中与之相合。他说：“思考它的开始并完成它的终结”，这就是不懈怠的意思。又说：“早晚实行，实行不超越思考”，这就是忠诚的意思。假使子产从事于圣门的学问，那么他一定懂得王道的政教，而不仅仅是用车辆渡人过溱水洧水了。所以君主和宰相以懂得学问为贵。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鲁襄公前往楚国。到达汉水时，楚康王去世。襄公想要返回。叔仲昭伯说：“我是为了楚国才去的，难道是为了一个人吗？”子服惠伯说：“君子有远虑，小人只顾及眼前。饥寒都不顾恤，谁还顾得上后面的事？不如暂且回去吧。”叔孙穆子说：“叔仲子太专断了。子服子是刚开始学习的人。”荥成伯说：“有远图的是忠诚。”襄公于是继续前行。宋国向戌说：“我是为了一个人去的，不是为了楚国。饥寒都不顾恤，谁能顾恤楚国？暂且回去让百姓休息，等他们立了新君再为之防备。”襄公于是返回。
臣湛若水阐释说：“鲁襄公出行还是停止，谋划的好坏，已经决定了。而且襄公去楚国，真的是为了楚国吗？那么叔仲的话似乎是对的。如果是为了康王呢？那么子服的话似乎是对的。襄公将去哪里呢？有人说：为了康王，是顺从眼前；为了楚国，是图谋长远。利民的人，宁可远也不要近。这些都不对。襄公谋划出行的初衷，是为了结交康王的友好，以取信于楚国的人，这是对的。谋划者于是哭在康王的尸体前，完成了平生的志向，出来后到达楚国，这是两全其美。可惜他没有这样做。所以善于谋划一定根本于学问，穆子的话是对的。”
《国语·鲁语》：叔孙穆子说：“君子因此担忧事情做出来，做出来而不中正，将会有人引导他，这是昭示他的不中正。”
臣湛若水阐释说：“穆子，鲁国卿大夫叔孙豹担忧事情做出来，忧虑他所做的事情。衷是中正，不得中正就会扰乱事情。季武子违背盟约攻打莒国，以此调动诸侯的军队，穆子几乎不能幸免。但他能慷慨舍弃生命，不为了财物而免祸，并且害怕做事的不中正，以动摇世袭卿大夫的心，可以说是明智且深远，深谋远虑，最终庇护了鲁国的宗庙，是适宜的。那么，统治天下的人，能不做事谋始，而思考如何善后吗？”
《晋语》宫之奇说：“只有忠信的人能让外寇停留而不受害，除去昏暗以应对外敌，叫做忠；安定自身以行事，叫做信。”
臣湛若水阐释说：“宫之奇，虞国大夫，让外寇停留。是说让晋军驻扎在国内。除去昏暗应对外敌的忠，安定自身行事的信，都是深谋远虑。虞公让晋军驻扎在国内，并引导他们攻打虢国，这可以说是能除去昏暗、安定自身、深长考虑吗？假使虞公能听从宫之奇的话，难道会到危亡的地步吗？后来的做君主的人，观察这个也可以作为不采纳臣下谋虑的警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