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十九 明 湛若水 撰
心，示人以正心之学也。夫以仁礼存心，非谓取诸外以存之也。仁即是心之生理，礼即是心之天理，同是一理。茍能体认此理而心存，存即无一念而非仁礼矣。此乃复吾心本体之正，非由外铄我也。我之心也，得其心则得仁礼矣，失其心则失仁礼矣。此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乃得人心之常尔，岂别有异于人哉？故君子之学，在于体认天理而存，随感而见，施之爱人则为仁，施之敬人则为礼，本立而道自生矣。
译心，是向人展示端正心性的学问。用仁爱和礼义来存养内心，并不是说从外部获取东西来存养它。仁就是心自然的生机，礼就是心天然的条理，二者本是同一个理。如果能够体认这个理而存养在心，那么存养之中就没有一个念头不是仁爱和礼义的。这才是恢复我们心体本然的端正，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我的。我的心，得其心就得到了仁爱和礼义，失其心就失去了仁爱和礼义。这就是君子不同于常人的原因，不过是把握了人心的常道罢了，难道还有别的不同吗？所以君子的学问，在于体认天理并加以存养，随着感应而显现，施行于爱人就是仁，施行于敬人就是礼，根本确立了，正道自然就会产生。
孟子曰：「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防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逺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茍得其养，无物不长；茍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
臣若水通曰：夜气之説，未之前闻也。至孟子而始发之，于此可以知理气之合一矣。夫仁义之心，即吾心之生理，所谓性也。旦昼不害其性，则夜气益清。夜气既清，则旦昼之理益明。盖性之存亡，系乎气之清浊。气得其中正，即仁义之性也。故曰合一。奈何人之转展相害，使夜气薄浊，而仁义之良心亦亡。要之，良心之消长，顾人所以养之者何如。引孔子之言，正以明心之不可以顷刻失其养也。学者诚能随时随处察识此心之本体而涵养之，造次颠沛必于是，旦昼常如夜气之时，则何徃而非仁义哉？李侗曰：孟子夜气之説，于学者极有力，有志于学者所宜务焉。
孟子曰：「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臣若水通曰：仁人心，义人路。孟子既重为不由不求者哀矣，于此复致意于放心之求者，何哉？盖万事万变，皆本于心；千圣千贤，皆是心学。欲求放心，非强制妄想能之也，在于学问耳。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中庸学问思辩笃行之事是也。故学问之道，不过只为此心求其放失者而已。人才学问，则有以管摄此心，发明此心，不求而复矣。所谓博学切问，仁在其中也。然而人君以一心而受众欲之攻，尤易以放，故尤当自力以求之。求之匪他，惟学问体认天理，存存于勿忘勿助之间。心存则仁存，仁存则义路以由矣。存心也者，其圣学之要乎？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臣若水通曰：心之本体，即天理也。欲害之，故失其本体尔。庄周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夫欲去一分，则理存一分；欲去十分，则理存十分，而心之本体正矣。周敦頥曰：「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然则志于圣学者，必自寡欲以去其害心者，然后可也。
左传·庄公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将齐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
臣若水通曰：邓曼知王心之盈荡，而叹王禄之尽，是矣。特谓先君荡之，则非也。王自荡也。人之一心，至微而见，至隐而显，操舍之机，在敬肆之间尔。人心皆然，而况君心，尤易肆者乎？荆即楚，尸陈孑防，制楚兵陈法，用防授师伐随。其心骄盈，惟盈故荡。一念之微尔，▯神得以窥之，妇人女子得以知之。徒以其身而与国俱烬者，不足惜也。其为后世之永鉴，亦至明矣。故为人君者，当正此心，以为天下万事之本焉。
昭公二十一年春，天王将铸无射，伶州鸠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乐，天子之职也。夫音乐之舆也，而钟音之器也。天子省风以作乐，器以钟之舆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摦，则和于物。物和则嘉成。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窕则不咸，摦则不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今钟摦矣，王心弗堪，其能乆乎？」
臣若水通曰：无射钟名，窕摦钟之▯病也。人之心无所不感也，其可以一或不正乎？景王之死，心疾也。心疾之死，曷为于无射见之？《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无射之摦者，心之感于音者乎？是故即音以知其心，即心以知其疾
译孟子说：“虽然存在于人身上的，难道没有仁义之心吗？他们之所以丧失他们的良心，也就像斧头对于树木一样，天天去砍伐它，这能算是好吗？他们日夜所生的气息，平旦时的清气，他们的好恶与人相近的地方，如果稍微加以防范，那么他们白天所做的行为就会把它拘禁而亡失了。拘禁它反复多次，那么夜气就不足以保存；夜气不足以保存，那么他们背离禽兽就不远了。人们看到他们的禽兽行为，就认为他们从来不曾有善的资质，这难道是人的实情吗？所以如果得到它的养护，没有事物不生长；如果失去它的养护，没有事物不消亡。”孔子说：“操持它就存在，舍弃它就消亡，出入没有定时，没有人知道它的方向，这说的就是心吧？”
臣若水通说：关于夜气的说法，以前未曾听说过。到了孟子才开始阐发，在这里可以知道理与气的合一了。仁义之心，就是我心的生理，也就是所谓的性。白天不损害它的性，那么夜气就更加清朗。夜气既已清朗，那么白天的理就更加明白。大概性的存亡，取决于气的清浊。气得到中正，就是仁义之性。所以说理气合一。为什么人的辗转相害，使得夜气淡薄浑浊，而仁义的良心也亡失了。总之，良心的消长，看人用来养护它的方式如何。引用孔子的话，正是为了说明心不可以片刻失去养护。学者如果真能随时随处察识这个心的本体并加以涵养，在仓促匆忙、颠沛流离时必定如此，白天常常像夜气的时候一样，那么到哪里不是仁义呢？李侗说：孟子关于夜气的说法，对于学者极为有力，有志于学问的人应当致力于此。
孟子说：“人有鸡狗走失了，就知道去寻找；有放失的心却不知道去寻找。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寻求那放失的心罢了。”
臣若水通说：仁是人心，义是人路。孟子已经为那些不遵循正道、不寻求的人感到悲哀了，在这里又对寻求放失之心的人特意致意，为什么呢？大概万事万变，都本源于心；千圣千贤，都是心的学问。想要寻求放失的心，不是靠强制妄想能做到的，在于学问罢了。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整夜不睡去思考，没有益处，不如学习。”《中庸》中关于学、问、思、辨、笃行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学问的道理，不过是只为这颗心寻求那放失的部分罢了。人才有了学问，就有办法管束这颗心，发明这颗心，不寻求它也会回复了。所谓博学切问，仁就在其中了。然而君主用一颗心承受各种欲望的攻击，尤其容易放失，所以尤其应当自力去寻求它。寻求它没有别的，只有通过学习体认天理，在勿忘勿助之间保持存在。心存在那么仁就存在，仁存在那么义路就可以遵循了。存心，大概是圣学的关键吧？
孟子说：“养护心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那个人如果欲望少，即使有不存在的也很少；那个人如果欲望多，即使有存在的也很少。”
臣若水通说：心的本体，就是天理。欲望危害它，所以失去了它的本体罢了。庄周说：“那些嗜欲深的人，他的天机浅。”欲望去掉一分，那么理就保存一分；欲望去掉十分，那么理就保存十分，而心的本体就端正了。周敦颐说：“圣人可以学习吗？回答说：可以。有要领吗？回答说：一为要领。一，就是无欲。无欲就静虚，动直；静虚就明，明就通；动直就公，公就溥。明通公溥，差不多就可以了！”那么立志于圣学的人，必定从减少欲望开始以去除危害心的东西，然后才可以。
《左传·庄公四年》：春天周历三月，楚武王整顿军队，授予士兵兵器，去讨伐随国。将要整队进入时，告诉夫人邓曼说：“我的心动荡不安。”邓曼叹息说：“王的福分尽了！充盈而动荡，是天道的规律。先君大概知道这一点！所以在面临军事行动，将要发布重大命令时，让王的心动荡不安。”
臣若水通说：邓曼知道王心的充盈动荡，而叹息王的福分尽了，这是对的。只是说先君让他动荡，则不对。是王自己动荡的。人的一颗心，极其细微而显现，极其隐晦而显露，操持舍弃的关键，在于恭敬与放肆之间罢了。人心都是这样，何况君心，尤其容易放肆呢？荆就是楚，尸陈孑防，制定楚军的阵法，用防授师伐随。他的心骄傲充盈，因为充盈所以动荡。只是一念的细微罢了，神明得以窥探它，妇女女子得以知道它。白白地因为他的身体而与国一起化为灰烬，不值得惋惜。它作为后世的永远鉴戒，也非常明白了。所以作为君主的人，应当端正这颗心，作为天下万事的根本。
昭公二十一年春天，周天子将要铸造无射钟，伶州鸠说：“王大概会因心疾而死吧？音乐，是天子的职责。音乐是天子出行的车驾，而钟是音乐的器具。天子观察风向来制作音乐，用钟来盛放它，用车来运行它。小的不空虚，大的不紧迫，就与万物和谐。万物和谐就嘉美成就。所以和谐的声音进入耳朵而藏在心里，心满足就快乐，空虚就不和谐，紧迫就不能容纳。心因此受到感动，感动实在产生疾病。现在钟紧迫了，王的心不能承受，他能长久吗？”
臣若水通说：无射是钟名，窕摦是钟的毛病。人的心无所不感，它可以有一刻不正吗？景王的死，是心疾。心疾而死，为什么从无射钟上看出？《乐记》说：凡是声音的产生，都源于人心。人心的活动使事物如此。无射钟的紧迫，是心受声音的感动吗？因此通过声音知道他的心，通过心知道他的疾病。
，即疾以知其不乆也。决矣！人君知此，盖必正其心，约其情，使声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天地之和亦至矣。
译（他）立刻因病而知道（自己）不能久长了。事情已定！君主懂得这个道理，大概必定要端正自己的心志，约束自己的情感，使声音和谐则气息和谐，气息和谐则形体和谐，形体和谐则天地间的和谐也就随之而至了。
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赋《新宫》。昭子赋《车辖》。明日宴饮，酒乐，宋公使昭子右坐，语相泣也。乐祈佐退而告人曰：“今兹君与叔孙，其皆死乎？吾闻之，哀乐而乐哀，皆丧心也。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乆？”臣若水通曰：“哀乐，情也。情者，心之发也。敬也者，其操之之要乎？敬存则心存，心存则情正，情正则哀乐之发，各当其可，初非有意为之也。”宋公之与昭子，当宴而泣，其得哀乐之正乎？心有不存焉，故尔。宋儒朱熹曰：“凡人之病，皆可治，惟心病则难。幸毋防于心病，使无下药之理哉。”
国语·周语》单穆公曰：「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龢而视正。听龢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明则徳昭。聴言昭徳，则能思虑纯固，以言徳于民。民歆而徳之，则归心焉。」臣若水通曰：「穆公，王卿士，单靖公之曽孙。枢机发动所由也。心有所欲，耳目为之发动。习于和正，则心可正矣。夫人心之神，皆发于耳目。故书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百度者，心之谓也。故耳和目正，则心亦正而常存矣。夫然后思虑纯固，言顺徳昭，而民心归焉。为人君者，可不慎耳目之好，养其心以为化民之本乎？」伏惟圣明留意焉。
晋语·窦犨曰：「君子哀无人，不哀无贿；哀无徳，不哀无宠；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
臣若水通曰：「窦犨，晋大夫。哀、犹、虑也，登髙也，贿财也，宠位也，年寿也。富贵与夀，三者皆人之欲也。然所欲有甚于此者，有徳、有人、令名之谓也。孟子曰：『君子有终身之忧，是其所哀者大矣。』为人上者，徳修则人归，名从而彼，皆所性不存者矣。简子能信窦犨之言，则哀乐得其正，情不荡而性不凿矣乎？」
楚语·观射父曰：「圣王正端冕，以其不违心，帅其羣臣精物，以临监享祀，无有苛慝于神者，谓之一纯。」
臣若水通曰：「观射父，楚大夫。端▯端之服也，冕大冠也。监视也不违心，谓心思端正则服正端冕。夫纯心者，享神之本也。故正端冕无苛慝，纯心之谓也。语曰：『惟圣人为能享帝，心之纯也。』圣人纯其心以承天之心，故昭孝息民，天神来格，而锡福无彊也。为天地民物之主者，可不知所以养其心耶？」
唐太宗贞观元年，上谓太子少傅萧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
臣若水通曰：夫人与物，莫不有心，观物则知人矣。弓工之言，不为无见，其殆轮扁之流乎？唐太宗知爱弓，而不知爱身；知弓之木非其心，而不自知其心之非正，可谓自知自爱乎？骨肉相残，闺门惭徳，非自其不正之心发之乎？《易》曰：「正其本，则万事理工。」之言暗合此矣。夫噫！一弓之微，而尚欲端本如此，况人君居天下之尊乎？《书》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使太宗知爱身如爱弓，则必于臣之进谏，求正心之术矣。而乃不然，一时诸臣，又未有知正心之学者，以将顺其美，岂不为千载英君之一叹欤？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上谓侍臣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謟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
臣若水通曰：「人君以正心为本，一心正则羣邪不入矣。人心危而道心微，一有不正，则乱亡相随。太宗盖知之矣。虽然，卒未闻其有大学正心之道，治不三代，何足恠哉！」
唐中宗神龙元年，左拾遗李邕上疏，以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则秦始皇、汉武帝得之矣；佛能为人福利，则梁武帝得之矣。尧、舜所以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宠此属，何补于国？臣若水通曰：“古先哲王，皆以正心为正万事之要，故心思之本体无邪也。其有邪者，欲诱之也。仙道、
译昭公二十五年，宋公设宴款待昭子，赋《新宫》之诗。昭子赋《车辖》之诗。第二天宴饮，奏乐行酒，宋公让昭子坐在右侧尊位，两人交谈至相互哭泣。乐师祈佐退下后告诉别人说：“今年国君与叔孙昭子，大概都要死吧？我听说，在悲哀时却感到快乐，在快乐时却感到悲哀，这都是丧失心智的表现。心智的精气清明，就叫做魂魄。魂魄离开了，怎么能长久呢？”臣若水通说：“悲哀与快乐，是情感。情感，是心灵的流露。恭敬，大概是操持心灵的要领吧？恭敬存在，则心灵存在；心灵存在，则情感端正；情感端正，则悲哀与快乐的流露，各自合乎适度，起初并非有意为之。”宋公与昭子，在宴饮时哭泣，他们得到了悲哀与快乐的端正吗？是因为心灵没有存守，所以如此。宋代儒者朱熹说：“凡是人的疾病，都可以医治，只有心病则难以医治。幸好不要防范心病，致使没有下药的道理啊。”
《国语·周语》中单穆公说：“耳朵和眼睛，是心灵的枢纽机关。所以一定要听和谐的声音，看端正的事物。听和谐则听觉聪慧，看端正则视觉明察。听觉聪慧则言语被听从，视觉明察则德行显扬。言语被听从、德行显扬，就能思虑纯正坚固，用言语向百姓宣扬德行。百姓欣悦并敬重他的德行，就会归附他的心。”臣若水通说：“单穆公，是周王的卿士，单靖公的曾孙。枢机是发动所由之处。心灵有所欲望，耳朵和眼睛就为之发动。习惯于和谐与端正，那么心灵就可以端正了。人心之神明，都从耳朵和眼睛发出。所以《尚书》说：‘不役使耳朵和眼睛，各种事务才能纯正。’各种事务，是指心灵而言。所以耳朵和谐、眼睛端正，那么心灵也端正而常存了。这样之后，思虑纯正坚固，言语顺从、德行显扬，而民心归附。作为君主，能不慎重对待耳朵和眼睛的喜好，修养心灵作为教化百姓的根本吗？”恳请圣明的君主留意于此。
《晋语》中窦犨说：“君子哀叹没有人材，不哀叹没有财富；哀叹没有德行，不哀叹没有宠幸；哀叹名声不好，不哀叹寿命不长。”
臣若水通说：“窦犨，是晋国的大夫。哀，是忧虑的意思；登，是高的意思；贿，是财物；宠，是地位；年，是寿命。富贵与长寿，这三者都是人所欲望的。然而有所欲望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有德行、有人材、有好名声。孟子说：‘君子有终身的忧虑，这是他所哀叹的重大了。’作为在上位的人，修养德行则人归附，名声随之而来，这些都是本性中不存守的东西。简子如果能相信窦犨的话，那么悲哀与快乐就能得其端正，情感不激荡而本性不凿损了吗？”
《楚语》中观射父说：“圣王端正衣冠，因为他不违背本心，率领群臣精洁物品，来主持监督祭祀，对神灵没有苛刻邪恶的行为，这叫做‘一纯’。”
臣若水通说：“观射父，是楚国的大夫。端，是端正的服饰；冕，是大冠。监视，是不违背本心，意思是心思端正则服饰端正。纯粹的心灵，是祭祀神灵的根本。所以端正衣冠没有苛刻邪恶，就是纯粹心灵的体现。古语说：‘只有圣人能祭祀天帝，是因为心灵的纯粹。’圣人纯粹其心以承接天的心意，所以彰显孝道、安抚百姓，天神前来降临，而赐予福泽无穷。作为天地百姓万物的主宰，能不知道修养心灵的方法吗？”
唐太宗贞观元年，皇上对太子少傅萧瑀说：“我年轻时喜好弓箭，得到十几张好弓，自认为没有能超过它们的。近来把它们给弓匠看，弓匠却说都不是好材料。我问其原因，弓匠说：‘木材的中心不直，那么纹理都歪斜，弓虽然强劲但射出的箭不直。’我才醒悟，以前辨别得不精细。”
臣若水通说：人与万物，没有没有心灵的，观察万物就知道人了。弓匠的话，不是没有见识，他大概是轮扁一类的人吧？唐太宗知道爱惜弓，却不知道爱惜自身；知道弓的木材不是其中心，却不知道自己的心不正，这能说是自知自爱吗？骨肉互相残杀，内室惭愧德行，不是从这不正的心中发出的吗？《易经》说：“端正其根本，那么万事就合理了。”这话暗中与此相合。唉！一张弓的微小，尚且想要端正根本如此，何况君主居于天下尊贵之位呢？《尚书》说：“只有木材顺着墨线才端正，君主听从劝谏才圣明。”假如太宗知道爱惜自身像爱惜弓一样，那么一定会在臣子进谏时，寻求端正心灵的方法。然而并非如此，当时各位臣子，又没有懂得正心之学的，来顺势成就他的美德，这难道不是千载英明君主的一声叹息吗？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皇上对侍臣说：“君主只有一颗心，而攻击它的人很多。有的用勇力，有的用辩才，有的用谄媚，有的用奸诈，有的用嗜欲，纷纷聚集攻击它，各自求取自我推销，以获取宠幸和俸禄。君主稍微松懈而接受其中一种，那么危亡就随之而来。这就是它困难的原因。”
臣若水通说：“君主以端正心灵为根本，一心端正则群邪不能进入。人心危险而道心微弱，一旦不正，那么乱亡就相随而来。太宗大概知道这一点。虽然如此，最终没听说他有《大学》中端正心灵的方法，治理不如三代，有什么奇怪的呢！”
唐中宗神龙元年，左拾遗李邕上书，认为《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纯正无邪”。如果有神仙能让人不死，那么秦始皇、汉武帝就得到了；佛能给人福利，那么梁武帝就得到了。尧、舜之所以成为帝王的开端，也只是修治人事罢了。尊崇宠幸这类人，对国家有什么补益？臣若水通说：“古代先哲君王，都以端正心灵为端正万事的要领，所以心思的本体没有邪恶。那些有邪恶的，是欲望诱惑所致。仙道、
佛教，皆其一二也。其于身心、国家何补哉？”李邕引“思无邪”之一言为戒，良有以也，可以为人君慕仙、事佛者之鉴。
译佛教，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罢了。它对身心、国家有什么补益呢？”李邕引用“思无邪”这一句话作为警戒，确实是有原因的，这可以成为那些仰慕神仙、信奉佛教的君主的鉴戒。
唐宪宗元和三年，尝问裴垍：“为理之要，何先？”对曰：“先正其心。”
臣若水对曰：「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君心克正，则用人行政皆出于正，而国岂有不治乎？」裴垍之言善矣！惜乎未闻有正心之学足以格君也。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上见夏州观察判官栁公权书迹，爱之。卒酉，以公权为右拾遗、翰林侍书学士。上问公权：“卿书何能如是之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黙然改容，知其以笔谏也。
臣若水通曰：万事万变，生于心。心正则莫不正矣。宪宗闻公权正心之説，而改容，岂非恻隐之心所发乎？然而不能用之，使啓心沃心，以究正心之学，扩充之以保四海。惜哉！
贾谊曰：「楚懐王心矜好髙，人无道而欲有伯王之号，铸金以象诸侯，趋君令。诸侯闻之，以为不宜，故兴师伐之。」臣若水通曰：「心之本体无物也，无物故神。好矜好髙，心之蔽也。矜髙者胜心，人思以胜心乗之矣。胜心者，召敌之媒也。语曰：『鱼恶其网，人恶其上。』胜心之召也。故君子先正其心，使克伐不存，则天下莫与争功争能矣。」
贾谊曰：「诸侯凡有治心者，必修之以道，而兴之以敬，然后能以成也。」
臣若水通曰：率性之谓道，勿▯勿助之谓敬。是故敬立而道修矣，道修而治成矣。故心也者，万事万化之大原乎？
宋太祖建隆三年春正月，宋广东京城。宋主既广汴城，且命有司▯洛阳宫殿，按圗修之，以韩重赟董其役。营缮既毕，宋主坐寝殿，令洞开诸门，皆端直轩豁，无有壅蔽。谓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见之矣。」
臣若水通曰：人君一心之邪正，不可掩也。心正，则天下皆知其正；心邪，则天下皆知其邪。深宫独处之地，渊衷隐微之所，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曰：「莫见乎隐，莫显乎防宋祖以重门端直，轩豁比其心，心有邪曲，人皆见之，庶乎能知正心者矣。宜乎创业垂统，逺过汉、唐也。惜其正心之道，知足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宋之治，所以不三代乎？
宋哲宗元祐四年，东平公吕公着卒。公着自少讲学，即以治心养性为本，于声利纷华，泊然无所好，简重清静，茍便于国，不以利害动其心。
臣若水通曰：孟子言尽心知性而知天，存心养性以事天。盖必知所有而后能养所有也。史称公着学以治心养性为本，盖即孟子存心养性之意也。独不知其于尽心知性、知天者何如尔？茍不知之，则所存所养者何事？程頥云：只被君家学佛，公着父子多读释氏书，故其父子反以程頥兄弟为所见者浅近。则史所谓性者，又未可知也。故君子之学，以尽心、存心为务，以知性、养性为要。
宋髙宗绍兴三十二年，召张浚入朝，以为江淮宣抚使，封魏国公。帝手书召浚入见。浚至，帝改容曰：“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赐之坐。浚从容言：“人主之学，以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业自持，使清明在躬，则赏罸举措无有不当，人心自归，敌雠自服。”帝悚然曰：“当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国公，宣抚江淮。
臣若水通曰：观张浚之言，似乎得心学之防，上可以啓君心之明，下足以救人心之溺者矣。虽然，知而不行，犹为不知，知行并进而后心学可纯也。浚以吴玠之故杀曲端，则行浸润之譛，谓之不明；诋李纲、赵鼎而不获大用，则以爱憎为用舍，谓之不公。不明生于不公，不公由于不察见天理，则亦何贵于心学之説也？噫！心学不纯，而欲格君心之非，望之为尧舜者，未之有也。敢附《春秋》责脩贤者之义。
宋孝宗乾道三年，以陈俊卿叅知政事，刘珙同知枢宻院事。珙自河南召还，初入见，首论：“独断虽英主之能事，然必合众智而质之以至公，然后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无不成。若弃佥谋，徇私见，而有独御区宇之心，则适所以蔽四达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将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议者。”又论羡余和籴之▯，帝皆嘉
译唐宪宗元和三年，曾问裴垍：“治理国家的要领，什么最优先？”裴垍回答说：“首先端正自己的心。”
臣若水回答说：“只有大德之人能够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君主端正了，就没有不端正的了。只要端正了君主的心，国家就安定了。君主的心能够端正，那么用人施政都出于正道，国家难道会有不治的吗？”裴垍的话很好啊！可惜没有听说有端正心性的学问足以纠正君主。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皇上看见夏州观察判官柳公权的书法，喜爱它。最终，任命柳公权为右拾遗、翰林侍书学士。皇上问柳公权：“你的书法为什么能如此好？”柳公权回答说：“用笔的关键在于心，心正了笔就正了。”皇上沉默并改变了神色，知道他是借笔法进谏。
臣若水通说：万事万物的变化，都产生于心。心端正了，就没有不端正的了。宪宗听了柳公权正心的说法，而改变神色，难道不是恻隐之心发动了吗？然而不能运用它，来开启君主的心、滋润君主的心，以探究正心的学问，扩充它来安定天下。可惜啊！
贾谊说：“楚怀王内心傲慢好高，没有道义却想要拥有霸王的称号，铸造金人来象征诸侯，迫使君主下令。诸侯听说后，认为不适宜，所以起兵讨伐他。”臣若水通说：“心的本体没有私物，没有私物所以神明。好傲慢好高，是心的遮蔽。傲慢好高的人有争胜之心，人们就想用争胜之心来驾驭他了。争胜之心，是招致敌人的媒介。俗话说：‘鱼厌恶它的网，人厌恶他的上级。’这就是争胜之心招致的结果。所以君子首先端正自己的心，使克制和攻击的念头不存在，那么天下就没有人与他争功争能了。”
贾谊说：“诸侯凡是有治理心性的人，必须用道来修养它，用敬来兴起它，然后才能成功。”
臣若水通说：遵循本性叫做道，不偏不倚、不助长叫做敬。所以敬确立了道就修养好了，道修养好了治理就成功了。所以心，是万事万物变化的根本啊？
宋太祖建隆三年春正月，宋朝扩建京城。宋主既扩建了汴京，又命令有关部门按照图纸修缮洛阳宫殿，派韩重赟主持这项工程。营建修缮完毕后，宋主坐在寝殿，命令打开所有的门，都端正开阔，没有阻塞遮蔽。对左右的人说：“这就像我的心，如果有邪曲，人们都能看见了。”
臣若水通说：君主一心之邪正，是不可掩盖的。心正，那么天下都知道他的正；心邪，那么天下都知道他的邪。深宫独处的地方，内心隐秘细微之处，虽然潜伏着，也非常明显。所以说：“没有比隐蔽处更明显的，没有比细微处更显著的。”宋祖用重门端正开阔来比喻自己的心，心有邪曲，人们都能看见，大概能懂得正心的人了。难怪他开创基业、垂范后世，远远超过汉、唐。可惜他正心的道理，知道满足就达到了，仁德却不能坚守。这就是宋朝的治理，不能像夏商周三代那样的原因吧？
宋哲宗元祐四年，东平公吕公著去世。吕公著从少年时讲学，就以治心养性为根本，对于声名利禄的繁华，淡泊没有什么喜好，简重清静，如果有利于国家，不因利害动摇他的心。
臣若水通说：孟子说尽心知性从而知道天，存心养性从而侍奉天。大概必须知道所有的本性然后才能修养所有的本性。史书称吕公著学问以治心养性为根本，大概就是孟子存心养性的意思。只是不知道他在尽心知性、知天方面怎么样罢了？如果不知道，那么他所存养的是什么？程颐说：只因为你们家学佛，吕公著父子多读佛家书，所以他们父子反而认为程颐兄弟所见浅近。那么史书所说的性，又不可知了。所以君子的学问，以尽心、存心为任务，以知性、养性为关键。
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召张浚入朝，任命为江淮宣抚使，封魏国公。皇帝亲手写诏书召张浚入见。张浚到了，皇帝改变神色说：“久闻您的名声，现在朝廷所倚仗的只有您。”于是赐他座位。张浚从容地说：“人主的学问，以心为根本。一心合于天，什么事不能成功？所谓天，就是天下的公理罢了。必须兢兢业业自我持守，使清明在身，那么赏罚举措没有不恰当的，人心自然归附，敌对仇人自然降服。”皇帝惊惧地说：“应当不忘您的话。”加封张浚为少傅魏国公，宣抚江淮。
臣若水通说：看张浚的话，似乎懂得心学的宗旨，上可以开启君主心的光明，下足以拯救人心的沉溺。虽然如此，知道而不实行，还算是不知道，知行并进然后心学才能纯粹。张浚因为吴玠的缘故杀了曲端，就是听信谗言，叫做不明；诋毁李纲、赵鼎而不让他们得到大用，就是凭爱憎来决定取舍，叫做不公。不明产生于不公，不公由于不能明察天理，那么又何必看重心学的说法呢？唉！心学不纯粹，而想要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希望他成为尧舜那样的人，是没有的。敢附上《春秋》责备贤者的意义。
宋孝宗乾道三年，任命陈俊卿为参知政事，刘珙为同知枢密院事。刘珙从河南被召还，初次入见，首先论述：“独断虽然是英明君主的能力，但必须集合众人的智慧并用极度的公正来衡量，然后才能合乎天理人心的正道，而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如果抛弃众人的谋议，顺从私人的见解，而有独自统治天下的念头，那么就正好遮蔽了通达的明智，而左右亲近的臣子，将会乘机来干预天下的公议。”又论述羡余和籴的弊端，皇帝都嘉奖
纳之。授翰林学士，复上言：“世儒多病汉髙帝不悦学，轻儒生。臣以为汉髙帝所不悦者，特腐儒宿学尔。使当时有以二帝三王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陈圣王之学，所以明理正心，为万事之纲。帝称善，遂拜枢副。珙因荐张栻、汪应辰、陈良翰学行于帝。臣若水通曰：“宇宙之内，人心一而已矣。何则？天一而已矣。故一人之心，即千万人之心；一时之心，即千万世之心。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然而一人一时之心，或有所蔽，故古之圣人必辟四门，广众论，合乎人心之正，则天理之公在是矣。”正心之説，首以为孝宗告，此刘珙所以度越诸臣也欤？
译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他为翰林学士，他又上书说：“世间的儒生大多指责汉高祖不喜欢学问，轻视儒生。我认为汉高祖所不喜欢的，只是那些迂腐的儒生和拘泥于旧学的学者罢了。假如当时有人用尧舜二帝和禹汤文武三王的道理来告知他，他一定会恭敬信服，那么他的功业成就就不会仅仅止步于此了。”于是陈述圣王治学的道理，用以阐明事理、端正心志，作为万事的根本。皇帝称赞他说得好，于是任命他为枢密副使。刘珙趁机向皇帝推荐张栻、汪应辰、陈良翰的学问品行。臣若水通说：“宇宙之内，人心是统一的。为什么呢？因为天道是统一的。所以一个人的心，就是千万人的心；一个时代的心，就是千万代的心。孔子说：‘这些百姓，正是夏商周三代能够以正道行事的原因。’然而一个人或一个时代的心，有时会受到蒙蔽，所以古代的圣人一定要敞开四方之门，广泛听取众人的议论，合乎人心之正道，那么天理的公正就体现在这里了。”关于端正心志的学说，首先用来向孝宗进言，这大概就是刘珙之所以超越其他臣子的原因吧？
宋孝宗淳熈六年，诏求直言。知南康军朱熹上疏，其畧曰：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盖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逺小人，讲明义理，闭塞私邪，然后可得而正。
臣若水通曰：人君心术之邪正，系君子小人之亲踈也。小人踈，君子亲，则养之以正，君心自不能以不正矣。君子踈，小人亲，则养之以邪，君心自不能以不邪矣。君心正，则政莫不正，然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君心邪，则政莫不邪，然而不乱者，未之有也。朱熹心术之论，真人主之▯鉴也哉！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以朱熹为崇政殿説书。熹辞不至。熹既归，投匦进封事，言大本急务。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务，则辅翼太子，选用大臣，振举纪纲，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缓，而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间，则虽惫精劳心，不可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寝，亟起秉烛读之，终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宫兼崇政殿説书。熹力辞，乃以秘阁修撰奉祠。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本，在乎一人；一人之本，存乎一心。未有心不正而能治天下者也，亦未有不加正心之功而能正其心者也。故心正而六事举矣。唐虞三代之君，正心以成治化，有本者如是也。使孝宗能用熹之言，则宋之治未可量也。一齐众楚，指为伪学，岂不惜哉！
宋光宗绍熈五年，罗防卒。防孝友端介，不为矫激之行。或谓天下事非才不办，罗防曰：“当论其心，心茍不正，才虽过人，果何取哉！”
臣若水通曰：古之才也，出于一；今之才也，出于二。古之所谓才，合徳而言之者也；今之所谓才，外徳而言之者也。《易》曰：贞固足以干事。心正则何事而不可为也？又曰：开国成家，小人勿用。心茍不正，则何事而可为也？罗防言：人当论其心，似矣。其曰：心茍不正，才虽过人，不足取者，是未知才徳合一之道也。夫小人无才，惟君子有之，故能开物成务。若夫小人之便防，智不足以周身，臣不谓之才也已。
格物通卷十九
<子部,儒家类,格物通>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二十 明 湛若水 撰
正心下
宋儒周敦頥曰：「见其大则心防，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顔子亚圣
臣若水通曰：大指天理而言，曽防漆雕开己见大意，正谓此也。泰舒也，化即所过者化之化，理无富贵贫贱之殊，能化其富贵贫贱之念，则与道一而去圣不逺矣。故曰亚圣。夫心广大髙明，天理浑然，何尝不泰？人人皆有，惟顔子之心不违仁，故能见之分明，而外物不累，故能化而不滞。此所以能亚于圣也。学者知其大，皆我固有，而随处体认天理焉，此入圣之门也。
荀卿曰：「养心莫善于诚。」周敦頥曰：「荀子元不识诚。」程颢曰：「既诚矣，心安用养邪？」
臣若水通曰：皆一心也。自其生理而言，谓之性；自其实理而言，谓之诚；自其主一而言，谓之敬；自其极实无妄而言，谓之至诚。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学至于诚，极矣。诚心，又何假于养？敬者，所以至乎诚者也。荀卿惟不识诚也，故有养心、用诚之説；不识性也，故有性恶之説。不识性与诚，是不识心也。非二物也。是故知性，则知诚矣；知诚，则知心矣。故君子之学，莫先于知心。
程颢曰：「学者须敬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间，然后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终不足以达道。」
臣若水通曰：「守操而不失也，急欲速也，迫促也。进道之功，有自然之节度也。或失则过焉，或失则不及焉，皆非自然之本体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夫助则过，忘则不及，皆不可以进道也。故道之进也，在于勿助勿忘之间而已矣。」是故知道者鲜矣。知道者鲜，而天
译宋孝宗淳熙六年，下诏征求直言极谏。知南康军朱熹上奏疏，大略说：天下的事务，没有比体恤百姓更重要的。在于君主端正心术以建立法纪纲常。因为法纪纲常不能自己树立，必定要君主的心术公平正大，没有偏私邪曲的私心，然后才能有所依托而树立。君主的心不能自己端正，必定要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讲明义理，杜绝私邪，然后才能得以端正。
臣湛若水评论说：君主心术的邪正，取决于君子与小人的亲疏。小人疏远，君子亲近，那么就用正道来涵养，君主的心自然不能不正了。君子疏远，小人亲近，那么就用邪道来涵养，君主的心自然不能不邪了。君主的心正，那么政事没有不端正的，然而不能治理天下的，是没有的。君主的心邪，那么政事没有不邪的，然而不混乱的，是没有的。朱熹关于心术的论述，真是君主的明镜啊！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任命朱熹为崇政殿说书。朱熹推辞没有到任。朱熹回家后，通过投匦进呈密封的奏章，谈论根本的大计和紧急的事务。根本的大计，是陛下的心；紧急的事务，则是辅佐太子，选用大臣，振兴法纪纲常，改变风俗，爱惜养护民力，修明军政。这六件事，都不可延缓，而根本在于陛下的一颗心。一心端正，那么六件事没有不端正的。一旦有人心的私欲夹杂其中，那么即使疲惫精力、劳苦心志，也是做不到的。奏疏呈入，夜里漏壶滴下七刻，皇帝已经就寝，急忙起来拿着蜡烛读完。第二天，任命朱熹主管西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朱熹极力推辞，于是任命他为秘阁修撰奉祠。
臣湛若水评论说：天下的根本，在于一人；一人的根本，在于一心。没有心不端正而能治理天下的，也没有不施加正心的功夫而能端正其心的。所以心端正而六件事就都能举行了。唐尧虞舜三代君主，端正心术以成就治世教化，有根本的人就是这样。假使孝宗能采纳朱熹的话，那么宋朝的治世成就不可限量。然而齐国一人说楚语，众人指斥为伪学，岂不可惜！
宋光宗绍熙五年，罗防去世。罗防孝顺友爱、端方正直，不做矫揉造作的行为。有人说天下的事没有才能办不成，罗防说：“应当论其心，心如果不正，才能即使超过常人，究竟有什么可取的呢！”
臣湛若水评论说：古代的才能，出于一个本源；现在的才能，出于两个本源。古代所说的才能，是合着德行来说的；现在所说的才能，是抛开德行来说的。《易经》说：贞正坚固足以成事。心正那么什么事不可做呢？又说：开国成家，不要任用小人。心如果不正，那么什么事可做呢？罗防说：人应当论其心，似乎对了。他说：心如果不正，才能即使超过常人，也不值得取用，这是不懂得才能与德行合一的道理。小人没有才能，只有君子有才能，所以能开物成务。至于小人的奸诈，智慧不足以保全自身，我不称之为才能。
格物通卷十九
<子部,儒家类,格物通>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二十 明 湛若水 撰
正心下
宋代儒者周敦颐说：“见到大的方面那么心就安泰，心安泰就没有不满足的。没有不满足那么富贵贫贱对待都一样。对待一样那么就能感化而齐一，所以颜回仅次于圣人。”
臣湛若水评论说：大是指天理而言，曾参、漆雕开已经见到大的意思，正是说的这个。泰是舒泰，化就是所过者化的化，天理没有富贵贫贱的区别，能感化其富贵贫贱的念头，那么与道合一而距离圣人不远了。所以说仅次于圣人。心广大高明，天理浑然一体，何尝不安泰？人人都有，只有颜回的心不违背仁，所以能看得分明，而外物不拖累，所以能感化而不滞留。这就是能仅次于圣人的原因。学者知道那大的方面，都是我固有的，而随处体认天理，这是入圣的门径。
荀子说：“修养心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周敦颐说：“荀子原本不认识诚。”程颢说：“既然真诚了，心哪里还用修养呢？”
臣湛若水评论说：都是一个心。从它的生理来说，称为性；从它的实理来说，称为诚；从它的主一来说，称为敬；从它的极实无妄来说，称为至诚。孟子说：诚，是天道的规律；思诚，是人道的规律。学问达到诚，就到极点了。诚心，又哪里假借于修养呢？敬，是用来达到诚的。荀子只因为不认识诚，所以有修养心、用诚的说法；不认识性，所以有性恶的说法。不认识性与诚，就是不认识心。不是两样东西。所以知道性，就知道诚了；知道诚，就知道心了。所以君子的学问，没有比知心更先的。
程颢说：“求学的人必须恭敬地守护这颗心，不可急躁迫切。应当栽培深厚，在其中涵泳，然后可以自得。如果急躁迫切地求取，只是私己，终究不足以通达大道。”
臣湛若水评论说：“守”是操守而不失，“急”是欲速，“迫”是急促。进道的功夫，有自然的节度。或者失去就过了，或者失去就不及，都不是自然的本体。孟子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帮助它生长。帮助它就过了，忘记就不及，都不可以进道。所以道的进步，在于不帮助不忘记之间罢了。”所以知道道的人很少了。知道道的人很少，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