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七十 明 湛若水 撰
居无何，使者果召参。
臣若水通曰：古之用人者，人以是许之，彼以是自许焉，何也？是非之公也。高祖亦尝与吕氏言之：“参可继何矣。”及何死，而参亦自知其必入相，岂非公耶？夫以何画一之法，其爲汉谋者至矣。继之者，使非曹参之清静，则民之初定者，何自而安耶？此高祖所遗命以保于后王，而亦参之所自许者也。世之人君立相，皆得乎人心之公如此，则天下岂有不服哉？
译过了不久，使者果然召曹参入朝。
臣若水通说：古代任用人才的人，人们因此认可他，他也因此自我期许，为什么呢？这是是非的公正所在。高祖也曾对吕氏说过：“曹参可以接替萧何了。”等到萧何去世，曹参也自知必定入朝为相，这难道不是公正吗？凭借萧何“画一”的治国之法，他为汉朝谋划可谓周全至极。继任者，如果不是曹参的清静无为，那么刚刚安定的百姓，又怎能得以安宁呢？这是高祖遗命用来保佑后世君王的，也是曹参自我期许的地方。世间的君主任命宰相，都能得到这样符合人心公正的人，那么天下难道还有不服从的吗？
文帝元年八月，陈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隂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臣若水通曰：「陈平之言，可谓知相体矣。至于相道，则恐未之知也。」孟轲氏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此相道也。」轲能言之，亦轲之所有也，斯其至矣。惜乎，陈平不足以语此，安得大人者而与之论相哉！
光武建武七年夏五月，大司农江冯上言：“宜令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椽陈元上防曰：“臣闻师臣者帝，賔臣者霸。陛下宜修文武之圣典，袭祖宗之遗徳，屈节待贤，诚不宜使有司▯察公辅之名。”帝从之。
臣若水通曰：「三公相天子而论道经邦，所以师表百僚者也。选任不可不精。耳乃复以司▯校尉而督察之，则非尊师重傅之诚矣。是岂劝大臣之道哉？」陈元一言其畜君之过者至矣。惜乎，事归台阁，而置三公于散地，岂古人賔师之义也哉！
安帝永初元年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灾异冦贼防免。辛未，司空尹勤以水▯漂流防免。仲长统昌言曰：「光武皇帝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今人主诚专，委三公分任责成，而在位病民，举用失贤，天地多变，人物多妖，然后可以分此罪矣。」
臣若水通曰：「宰相职在爕理，人君必任之以实事，然后可以责其成功也。汉自光武以来，事归台阁，三公者徒拥虚器于百僚之上，所谓有其名而无其实者也。则夫隂阳失和，怪异数至，是可得而归罪于相耶？若仲长统之言，可以爲待相之法矣。」
冲帝永嘉元年，太后委政宰辅，李固所言，太后多从之。宦官爲恶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
臣若水通曰：「郎顗荐李固曰：『固，王佐之臣。若任以时政，则可以垂景光，致休祥矣。』及永嘉初年，得太后之委遇，忠以进言，徳以辅政，宦官之恶，一切屏去，天下属望焉。夫然后顗之荐爲不诬，而太后其亦可谓贤矣。惜乎梁冀窃权，竟爲所害。天之不祚汉也，固如是哉！」
灵帝光和元年，诏问以灾异及消复之术。议郎蔡邕对曰：「天于大汉，屡出妖变，以当谴责，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夫宰相大臣，君之四体，委任责成，优劣已分，不宜听纳小吏，雕琢大臣也。」
臣若水通曰：「书云：『推贤譲能，庻官乃和。』不和政厖。夫庻官和，则和气至，而灾▯消；庻官不和，则戾气至，而灾▯作。灵帝不知相爲四体，反以台鼎之大臣，遭小吏之雕琢，如自伤其四体。亏爕理之道，不和甚矣。如是，则欲妖▯之不生，何可得哉！」吁！邕之斯言，岂非人君不知畏相者之鉴戒哉？
汉后主建兴三年，呉主权以太常顾雍爲丞相。王常令中书郎诣雍，有所咨访。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相与反复究而论之。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黙然不言。郎退告王，王曰：「顾公欢恱，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即事未平也。孤当重思之。」
臣若水通曰：「呉孙权之擅江表也，孰不以爲骨体非常，仁而多断之功哉？殊不知委政宰辅，推诚相与，一可一否，视其欣戚以爲从违，已得人君用相之体矣。则其成鼎峙之业也，有由焉哉？夫权割据一方，不足道也，而犹有斯羙况天子爲万国之主者，可以反不如权乎哉！」
晋惠帝永熈元年，帝以杨骏爲太傅、大都督，假黄钺，録朝政，百官总已，以听。傅咸谓骏曰：「圣上谦冲，委政于公，天下不以爲善，惧明公未易当也。窃谓山陵旣毕，明公当审思进退之宜。」骏不平，欲出咸爲郡守。
臣若水通曰：夫相者，所以相人主也。必选名徳之士，然亦未有独任者。独任，则所相者于谁哉？晋惠庸愚，使贤者辅之，犹惧不免，况如骏者乎？傅咸尽其忠益，而骏反见疾。晋氏之乱，盖已兆于此矣。夫岂俟八王造祸而后见哉？《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防。」骏之谓也。臣故书之，以爲失于任相者之戒。
唐太宗贞观三年二月，上谓房▯龄、杜如晦曰：「公爲仆射，当广求贤人，
译汉文帝元年八月，陈平说：“宰相的职责，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对下使万物各得其所；对外镇抚四方夷狄和诸侯，对内亲近安抚百姓，使卿大夫各自胜任自己的职务。”
臣若水通说：“陈平的话，可以说是懂得宰相的体制了。至于宰相的根本道理，恐怕他还没有真正了解。”孟子说：“只有伟大的人才能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这才是宰相的根本道理。”孟子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也是他自身具备这样的德行，这真是达到了极致。可惜啊，陈平不足以与他谈论这些，哪里能找到伟大的人来和他讨论宰相的道理呢！
汉光武帝建武七年夏五月，大司农江冯上书说：“应当命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椽陈元上书劝谏说：“臣听说以臣为师的人能成为帝，以臣为宾的人能成为霸。陛下应当修习文武圣王的典章，继承祖宗的遗德，屈尊礼贤，实在不应该让有关部门督察辅佐天子的大臣的名声。”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臣若水通说：“三公辅佐天子并讨论治国的大道，所以是百官的表率。选拔任用不能不精当。现在反而用司隶校尉来督察他们，这就不是尊师重道的诚意了。这难道是劝勉大臣的方法吗？”陈元一句话就指出了君主蓄养大臣的过错，非常到位。可惜啊，后来政事归于台阁，而把三公置于闲散之地，这难道是古人以师宾之礼对待大臣的意义吗！
汉安帝永初元年秋九月庚午日，太尉徐防因为灾异和寇贼的防备不力被免职。辛未日，司空尹勤因为水灾漂流被免职。仲长统在《昌言》中说：“光武帝政令不委任下属，虽然设置了三公，但政事都归于台阁。从此以来，三公的职位，只是充数罢了。现在君主如果确实专断，委任三公分担责任并考核成效，而在位者危害百姓，举用失当，贤才未被任用，天地多变，人物多妖，然后才可以分担这些罪责了。”
臣若水通说：“宰相的职责在于调和治理，君主必须委任他们处理实际事务，然后才可以要求他们取得成功。汉朝自从光武帝以来，政事归于台阁，三公只是在百官之上空拥虚位，所谓有名无实。那么阴阳失调，怪异频繁出现，这难道可以归罪于宰相吗？像仲长统的话，可以作为对待宰相的方法了。”
汉冲帝永嘉元年，太后把政事委托给宰辅，李固所说的话，太后大多听从。作恶的宦官，全部被斥退遣散。天下都盼望治平。
臣若水通说：“郎顗推荐李固说：‘李固是辅佐君王的臣子。如果让他处理时政，就可以垂示光辉，招致吉祥了。’等到永嘉初年，得到太后的信任，李固忠诚进言，以德行辅佐政事，宦官的恶行，一概屏除，天下都寄予厚望。这样郎顗的推荐才不算是虚妄，而太后也可以说是贤明了。可惜啊，梁冀窃取权柄，最终李固被他所害。上天不保佑汉朝，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汉灵帝光和元年，下诏询问关于灾异以及消除恢复的方法。议郎蔡邕回答说：“上天对大汉，屡次出现妖异变化，用来谴责，是想让君主感悟，改变危险走向安定。宰相大臣，是君主的四肢，委任他们并考核成效，优劣已经分明，不应该听信小吏，去挑剔大臣的过错。”
臣若水通说：“《尚书》说：‘推举贤人，让位给能者，众官才会和谐。’不和谐则政治混乱。众官和谐，那么和气到来，而灾异消除；众官不和谐，那么戾气到来，而灾异发生。灵帝不知道宰相是君主的四肢，反而让三公这样的大臣，遭受小吏的挑剔，就像自己伤害自己的四肢。损害了调和治理的大道，不和谐到了极点。像这样，想要妖异不发生，怎么可能呢！”唉！蔡邕的这番话，难道不是君主不知道敬畏宰相的鉴戒吗？
蜀汉后主建兴三年，吴主孙权任命太常顾雍为丞相。孙权常常让中书郎到顾雍那里，有所咨询访问。如果符合顾雍的心意，事情可以施行，就一起反复研究讨论。如果不合心意，顾雍就严肃脸色，沉默不言。中书郎退下报告孙权，孙权说：“顾公高兴，是事情合适。他不说话，就是事情还没有妥当。我应当重新思考。”
臣若水通说：“吴主孙权在江东专权，谁不认为他有非凡的骨气，仁爱而果断的功绩呢？却不知道他委托政事给宰辅，推心置腹，可行与否，看他的喜怒来决定听从或违背，已经掌握了君主任用宰相的体制。那么他成就鼎足三分的事业，是有原因的啊。孙权割据一方，不值一提，尚且有这样的美德，何况天子作为万国的君主，可以反而不如孙权吗！”
晋惠帝永熙元年，皇帝任命杨骏为太傅、大都督，假黄钺，总揽朝政，百官都听命于他。傅咸对杨骏说：“圣上谦虚，把政事委托给您，天下人不认为这是好事，担心您不容易承担。我私下认为，山陵工程结束后，您应当仔细考虑进退的适宜。”杨骏心中不平，想把傅咸外放为郡守。
臣若水通说：“宰相，是用来辅佐君主的。必须选拔有名望德行的人，但也没有单独任用的。单独任用，那么辅佐的是谁呢？晋惠帝平庸愚钝，让贤者辅佐他，还担心不能避免祸患，何况像杨骏这样的人呢？傅咸尽忠进益，而杨骏反而忌恨他。晋朝的动乱，大概已经在这里显露征兆了。哪里要等到八王之乱造成祸害才显现呢？《易经》说：‘鼎折断了足，打翻了王公的美食，刑罚深重。’说的就是杨骏啊。所以我记载这件事，作为任用宰相失误的警戒。”
唐太宗贞观三年二月，皇上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担任仆射，应当广泛寻求贤人，
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给暇，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惟大事应奏者乃闗仆射。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推房、杜焉。
译根据才能授予官职，这是宰相的职责。近来听说（你）处理诉讼案件，每天忙得没有空闲，怎么能帮助朕寻求贤才呢？”于是下诏让尚书省的日常琐事交给左右丞处理，只有重大事务需要上奏的才由仆射过问。朝廷的体制规模，都是由这两人确定的。两人彼此非常投合，同心协力为国尽忠，所以唐代所称道的贤相，首推房玄龄和杜如晦。
臣若水通曰：「统百官，均四海，以人事君，此宰相之职也。听受辞讼，一狱吏之事耳，岂爲相之道哉？」唐太宗以是语房、杜，可谓知相体矣。夫宰相之职，非但用人也，论道爕理，固其职矣。今使出则受辞讼，以讥察爲心；入则与人主论道爕理焉，其精诚感格，复防何哉？惜乎房、杜称贤相，而不知也。
贞观三年四月，帝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爲？何必择才也？」房▯龄等皆顿首谢。臣若水通曰：「书云：『子违汝弼，汝无面从。』宰相掌经纶，代王言，以播诸天下，天下之治乱系焉，不可茍面从也。故天子曰可，宰相曰不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而后诏令之施于天下者尽善，庻几有益于生民，有禆于治道矣。茍君焉出令，而相臣不敢矫其非，则是阿谀顺从，遂非长恶，焉用彼相爲哉？」此太宗所以拳拳爲房杜戒也。夫房杜贤相也，而亦有此咎哉？
贞观十四年十二月，魏征上防：「以爲在朝羣臣，当枢机之寄者，任之虽重，信之未笃，是以人或自疑，心怀苟且。陛下寛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防成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爲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爲所犯皆实。进退惟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矫伪成俗矣。」上纳之。
臣若水通曰：「任贤勿贰，唐虞所以敬信大臣以致治也。」太宗于任之，则大臣重于小臣；而信之，则小臣过于大臣，可谓勿贰乎？此魏征之言，所以深着其弊也。
贞观十九年正月，太宗发京师，命房▯龄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或诣留台，称有宻谋，▯龄问：“宻谋所在？”曰：“公则是也。”▯龄驿送行在。上问告者爲谁，曰：“房▯龄。”上曰：“果然。”叱令腰斩，玺书让▯龄以不能自信，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
臣若水通曰：太宗专以生杀付▯龄，得无启臣下作福作威之心，而权将下移乎？曰：此不可以爲常法也。方太宗自将轻身于万里之外，使不专任▯龄，畱守京师，吾恐腹心空虚，而辇毂之下变生不测矣。及其腰斩告宻之人，则奸邪之萌絶，▯龄之心安，京师不复可虑矣。虽然，此特一时之权耳。然必得忠于奉国如▯龄者，然后可以当此任也。如晋惠之于杨骏，旣施于平时，又付于匪人，则亦奚可哉？
高宗永徽元年六月，有洛阳人李▯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上命立斩之。无忌与禇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已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风。显庆四年，许敬宗诬奏长孙无忌谋反，上以爲然，下诏削无忌太尉及封邑，于黔州安置。敬宗又奏无忌谋逆，由褚遂良搆扇而成，于是诏追削遂良官爵。
臣若水通曰：「记称去谗逺色，贱货而贵徳，所以劝贤也。」经曰：「任贤勿贰，贰者小人间之也。」无忌、遂良悉心奉国，而高宗复賔礼之，不可不谓知其贤矣。旣而自敬宗用，而谗邪进，无忌、遂良乃以窜削。前日高宗賔礼之意，安在哉？此诗人之恶谗，所以必欲投彼有北也。人君任相，可不戒之哉！
▯宗开元元年十月，姚崇爲相，尝奏请序进郎吏。帝仰视殿室，崇再三言之，终不应。崇惧，趋出。高力士谏曰：「陛下新总万机，宰相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庻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邪？」防力士宣事至省中，爲崇道。帝语崇，乃喜。闻者皆服。帝识人君之体。
臣若水通曰：「书称任贤勿贰，▯宗有焉。虽然，帝之所专任者，以得崇之公正君子也，是以致开元之治耳。使如裴延龄者委任之，如此则其蠧国殃民，其可极耶？故人君之徳，莫大于择相。相择，则百僚羣吏以正举正，而天下治矣。故
译臣若水通说：“统领百官，均衡四海，以人伦事奉君主，这是宰相的职责。听取受理诉讼，只是一个狱吏的工作罢了，难道是宰相该做的事吗？”唐太宗用这些话告诫房玄龄、杜如晦，可以说是懂得宰相的职分。宰相的职责，不仅仅是用人，讨论治国大道、调和治理，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现在如果让他们外出就受理诉讼，以讥讽察视为本心；入朝就与君主讨论治国大道、调和治理，那么他们的精诚感动上天，又能防备什么呢？可惜房玄龄、杜如晦被称为贤相，却不知道这一点。
贞观三年四月，皇帝对侍臣说：“中书、门下省，是机要部门，诏令敕书有不妥当的，都应当争论坚持。近来只看到顺从，没听到异议。如果只是处理文书，那么谁不可以做？何必选择人才呢？”房玄龄等都叩头谢罪。臣若水通说：“《尚书》说：‘儿子违背你的辅佐，你不要当面顺从。’宰相掌管国家纲纪，代替君王发言，向天下颁布，天下的治乱系于其上，不可以苟且当面顺从。所以天子说可以，宰相说不可以；天子说对，宰相说不对，这样之后，施于天下的诏令才能尽善，或许对百姓有益，对治国之道有帮助。如果君主发出命令，而宰相不敢纠正其错误，那就是阿谀顺从，助长邪恶，还要宰相做什么呢？”这就是唐太宗反复告诫房玄龄、杜如晦的原因。房玄龄、杜如晦是贤相，也有这样的过失吗？
贞观十四年十二月，魏征上疏说：“认为在朝群臣，担任枢机重任的，虽然任用他们很重，但信任他们却不深厚，因此有人自我怀疑，心怀苟且。陛下对大事宽容，对小罪严厉，临时责骂发怒，难免带有爱憎。把大体委托给大臣，把小事责成小臣，这是治国的道理。现在委托他们职务，就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至于有事时，就信任小臣而怀疑大臣。信任所轻视的，怀疑所重视的，想要求得大治，怎么可能呢？如果授予大官高位，却追究他们的细微过错，刀笔吏顺从形成风气，舞文弄法，曲意成全他们的罪名。自己陈述辩解，就认为他们心中不服罪；不陈述辩解，就认为他们所犯的罪都是实情。进退两难，无法自我辩白，那么只求免祸，矫饰虚伪就成了习俗了。”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臣若水通说：“任用贤才不要有二心，唐尧虞舜因此敬重信任大臣而达到大治。”太宗在任用上，大臣重于小臣；但在信任上，小臣却超过大臣，这可以说没有二心吗？魏征的话，因此深刻指出了这种弊端。
贞观十九年正月，太宗离开京城，命令房玄龄可以便宜行事，不再奏请。有人到留守官署，声称有密谋，房玄龄问：“密谋在哪里？”回答说：“您就是。”房玄龄用驿马将那人送到皇帝所在。皇帝问告密的人是谁，回答说：“房玄龄。”皇帝说：“果然如此。”喝令将那人腰斩，用玺书责备房玄龄不能自信，再有这样的事，可以专断决处。
臣若水通说：太宗专门把生杀大权交给房玄龄，难道不会开启臣下作福作威的心思，而权力将下移吗？回答说：这不可以作为常法。当时太宗亲自率领军队轻身处于万里之外，如果不专任房玄龄留守京城，我担心腹心空虚，而在皇帝车驾之下发生不测变故。等到他腰斩告密的人，那么奸邪的萌芽断绝，房玄龄的心安定，京城不再值得忧虑了。虽然如此，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罢了。但必须得到像房玄龄那样忠于国家的人，然后才可以承担这个重任。像晋惠帝对杨骏，既在平时施行，又托付给非人，那又怎么可以呢？
高宗永徽元年六月，有洛阳人李奉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皇帝命令立即斩首。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皇帝也尊礼二人，恭敬地听从他们，所以永徽年间的政治，百姓富足安定，有贞观的风范。显庆四年，许敬宗诬告长孙无忌谋反，皇帝认为是对的，下诏削去长孙无忌太尉及封邑，在黔州安置。许敬宗又上奏长孙无忌谋逆，是由褚遂良构陷煽动而成，于是下诏追削褚遂良的官爵。
臣若水通说：“《礼记》称去除谗言远离美色，轻视财货而重视德行，这是用来鼓励贤人的。”《尚书》说：“任用贤才不要有二心，有二心是小人离间造成的。”长孙无忌、褚遂良尽心奉国，而高宗又尊礼他们，不能不说他知道他们的贤能。后来自从许敬宗被任用，谗邪之人进用，长孙无忌、褚遂良因此被流放削职。前日高宗尊礼他们的意思，在哪里呢？这就是诗人厌恶谗言，所以一定要把谗人投到北方的原因。君主任用宰相，能不警惕吗！
玄宗开元元年十月，姚崇做宰相，曾经奏请依次晋升郎吏。皇帝仰视殿室，姚崇再三陈述，始终不回应。姚崇害怕，快步退出。高力士劝谏说：“陛下刚总揽万机，宰相奏事，应当当面表示可否，怎么一概不省察？”皇帝说：“我任用姚崇处理庶政，大事应当奏闻，共同商议。郎吏地位低微，难道要一一烦扰我吗？”等到高力士宣事到省中，为姚崇转达。皇帝的话传到姚崇那里，姚崇才高兴。听说的人都很佩服。皇帝懂得君主的体统。
臣若水通说：“《尚书》称任用贤才不要有二心，玄宗有这一点。虽然如此，皇帝所专任的，是因为得到了姚崇这样的公正君子，所以能达到开元的治世。如果像裴延龄那样的人被委任，像这样那么他们蛀蚀国家祸害百姓，其程度可以估量吗？所以君主的德行，没有比选择宰相更大的了。宰相选择得当，那么百官群吏以正道举用正道，天下就治理好了。所以
开元二年，姚崇、宋璟相继爲相。二人志操不同，然恊心辅佐，使赋役寛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庻。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爲之起；去则临轩送之。
臣若水通曰：「▯宗身践忧患，旣即位，得姚、宋二人，蚤夜孜孜，纳君于道。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自天寳已还，小人道长，林甫进而厉阶作，谋之不臧，前功并弃。夫以一人之身，而治乱前后不同者，何也？相之贤否耳，可不惧哉！」
开元二十一年三月，韩休爲相，甚允时望。上曰：「萧嵩奏事常顺防，旣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旣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臣若水通曰：韩休爲相，力争不阿，帝亦知信用，安社稷矣。而竟不如姚宋之功，何哉？书曰：「允迪厥徳，谟明弼谐。」盖谟弼在相，而明谐之者，在君之迪徳也。故君志满，则忽其所谋；意骄，则拒其所弼。外虽许可，而中未必然者。至于禄山乱，而身播迁，岂徒归诸天哉？不用相之咎也。
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上欲以李林甫爲相，问于张九龄。对曰：“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爲社稷之忧。”上不从。时上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而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伤之。
臣若水通曰：此明皇治乱之机也。使九龄一日而不退，唐犹开元也；林甫一日而进，唐其天寳矣。然九龄之进退，系于林甫之用否也。夫明皇以一人之身，始以相之贤而致治，终以相之奸而致乱。任相之效，昭然矣。君天下者，可不鍳哉？可不慎哉！
天寳十一载，以杨国忠爲相。国忠爲人彊辩而轻躁，旣爲相，公卿以下頥指气使，莫不震慴。台省官有才行时名，不爲己用者，皆出之。
臣若水通曰：「林甫相，则养天下之乱矣；国忠相，则促天下之乱矣。」书曰：「邦之杌陧，曰由一人，况二人邪？」乱非二人能独成也，由一人、二人，以至引其恶类，斯乱亡必矣。噫！以昏闇之君，而委奸贼之相，虽无贵妃之妖淫、禄山之桀骜，其国亦不可保矣。况其朋类，自有不期而至者矣乎？
代宗大厯十二年，元载伏诛，杨绾爲相。绾性清简俭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贺。郭子仪方宴客，闻之，减座中声乐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驺从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骑。中丞崔寛第舎宏侈，亟毁撤之。
大厯十二年七月上方倚杨绾使厘革弊政防绾有疾薨上痛悼之甚谓羣臣曰「天不欲致太平耶？何夺杨绾之速！」
臣若水通曰：杨绾之在官，惟以清俭称耳。白麻一下，而子仪、黎干、崔寛皆约其情以就绳墨。况名世之士，得君而居相位，旣专且久，上下交泰，其风化所被，岂小也哉？帝方倚以革弊，及死之日，痛悼之，而咎天夺绾之速，不以死生易矣。宋儒范祖禹谓绾爲相，而天下从之。况人君正己以先海内，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此又探本之论也。呜呼！尧舜禹汤之爲君，臯夔伊周之爲臣，各克其艰，而黎民敏徳，万世所共仰者也。惟圣明图之。
徳宗建中二年正月初，帝即位，崔祐甫爲相，务从寛大，故当时政声蔼然，以爲有贞观之风。又卢杞爲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离间羣臣，始劝上以严刻御下，中外失望。
臣若水通曰：「国之治乱，系于相之邪正焉耳。」故祐甫相，则引君当道，而政声蔼然；卢杞相，则劝君严刻，而中外失望。此唐室所以由之不竞矣。虽然，杞误国之罪诚可诛，徳宗误国之罪尤可憾也。然则人君之于任相，而可不知所以择乎？
徳宗贞元三年，李泌爲相。帝谓泌曰：“自今凡军旅粮储事，卿主之；吏礼委延赏，刑法委浑。”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职，不可分也。非如给事，则有吏过、兵过；舎人则有六押。至于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帝笑曰：“朕适失辞，卿言是也。”
臣若水通曰：徳宗以六事属三相，而不知
译开元二年，姚崇、宋璟相继担任宰相。两人的志向节操虽然不同，但同心协力辅佐皇帝，使得赋税徭役宽厚公平，刑罚清明简约，百姓因此富裕安康。唐代的贤相，前人称颂房玄龄、杜如晦，后人称颂姚崇、宋璟，其他人无法与他们相比。两人每次进见，皇帝总是为他们起身；他们离去时，皇帝就走到殿前台阶上送别他们。
臣若水通说：“唐玄宗亲身经历过忧患，即位后，得到了姚崇、宋璟二人，他们早晚勤勉不懈，引导君主走上正道。开元年间，几乎达到了太平盛世，这是多么兴盛啊！自从天宝年间以后，奸邪小人得势，李林甫进用而祸乱的阶梯由此形成，谋划不善，以前的功绩全部被抛弃。同是玄宗一人，治理与混乱前后却截然不同，这是为什么呢？不过是宰相贤与不贤罢了，这难道不值得警惕吗！”
开元二十一年三月，韩休担任宰相，非常符合当时的期望。皇帝说：“萧嵩奏事常常顺从我的意思，他退下后，我睡不安稳。韩休常常极力争辩，他退下后，我才能睡得安稳。我任用韩休是为了国家社稷，不是为了我自己。”
臣若水通说：韩休担任宰相，极力争辩而不阿谀奉承，皇帝也知道信任他，从而安定了国家社稷。然而最终却不如姚崇、宋璟的功绩，为什么呢？《尚书》说：“真诚地遵循美德，谋划明智，辅佐和谐。”大概谋划和辅佐在于宰相，而明智和和谐，在于君主遵循美德。所以君主意志自满，就会忽视宰相的谋划；心意骄傲，就会拒绝宰相的辅佐。表面上虽然许可，内心却未必认同。直到安禄山作乱，皇帝流离失所，难道仅仅是归咎于天命吗？这是不任用贤相的过错啊。
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皇帝打算任用李林甫为宰相，询问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回答说：“宰相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与危险，陛下如果任用李林甫为宰相，我担心日后会成为国家社稷的忧患。”皇帝没有听从。当时皇帝逐渐放纵奢侈的欲望，怠慢政事，而张九龄遇到事情无论大小，都极力争辩。李林甫巧妙地窥探皇帝的心意，每天想着如何中伤张九龄。
臣若水通说：这是唐玄宗治理与混乱的关键时刻。假如张九龄一天不退位，唐朝还是开元盛世；李林甫一天进用，唐朝就变成天宝乱世了。然而张九龄的进退，取决于李林甫是否被任用。唐玄宗以一人之身，起初因为宰相贤能而达到大治，最终因为宰相奸邪而导致混乱。任用宰相的效果，昭然若揭。统治天下的人，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戒吗？难道可以不谨慎吗！
天宝十一载，任用杨国忠为宰相。杨国忠为人强辩而轻浮急躁，担任宰相后，对公卿以下的人颐指气使，没有人不震惊恐惧的。台省官员中有才能和声望，不为自己所用的人，都被他排挤出朝廷。
臣若水通说：“李林甫为相，则酝酿天下的混乱；杨国忠为相，则加速天下的混乱。”《尚书》说：“国家的动荡不安，是由一个人造成的，何况是两个人呢？”混乱并非这两个人能独自造成的，由一个人、两个人，进而引来他们的恶类，那么混乱灭亡就必然了。唉！以昏庸昏暗的君主，委任奸贼作为宰相，即使没有贵妃的妖艳淫乱、安禄山的桀骜不驯，国家也无法保全。何况他们的同党，自有不期而至的人呢？
代宗大历十二年，元载被诛杀，杨绾担任宰相。杨绾性格清廉简约朴素，任命诏书下达的那天，朝廷内外互相庆贺。郭子仪正在宴请宾客，听到这个消息，减少了宴席上五分之四的音乐歌舞。京兆尹黎干的随从仪仗非常盛大，当天就削减了，只留下十名骑兵。御史中丞崔宽的宅第宏大奢侈，急忙拆毁撤除。
大历十二年七月，皇帝正倚重杨绾来整顿弊政，杨绾因病去世，皇帝非常痛惜哀悼，对群臣说：“上天不愿意让天下达到太平吗？为什么这么快夺走杨绾的生命！”
臣若水通说：杨绾在官任上，只以清廉节俭著称罢了。任命诏书一下达，郭子仪、黎干、崔宽都约束自己的情欲以符合法度。何况名世之士，得到君主的信任而居于宰相之位，既专权又长久，上下交感通达，他的风化所影响的范围，难道小吗？皇帝正倚重他改革弊政，到他去世时，痛惜哀悼，而怪罪上天夺走杨绾太快，不因生死而改变对他的态度。宋代儒学家范祖禹说杨绾为相，天下人都顺从他。何况君主端正自己来为天下表率，难道有不顺从的人吗？所以先王一定要端正自己的心，修养自己的身，天下自然就会治理好。这又是探究根本的论述。唉！尧舜禹汤作为君主，皋陶、夔、伊尹、周公作为臣子，各自克服艰难，百姓敏捷地修德，这是万世共同敬仰的。希望圣明的君主图谋此事。
德宗建中二年正月初，皇帝即位，崔祐甫担任宰相，致力于宽大政策，所以当时政声美好，认为有贞观之风。后来卢杞担任宰相，知道皇帝生性多疑忌，因此用似是而非的言论离间群臣，开始劝皇帝用严酷苛刻的手段驾驭下属，朝廷内外都感到失望。
臣若水通说：“国家的治乱，取决于宰相的正邪罢了。”所以崔祐甫为相，就引导君主走上正道，政声美好；卢杞为相，就劝君主严酷，朝廷内外失望。这就是唐室因此不再兴盛的原因。虽然如此，卢杞误国的罪过确实该杀，但德宗误国的罪过尤其令人遗憾。那么君主在任用宰相时，难道可以不知道如何选择吗？
德宗贞元三年，李泌担任宰相。皇帝对李泌说：“从今以后，凡是军队粮草储备的事，由你主管；官吏礼仪委托延赏，刑法委托浑。”李泌说：“不可以。陛下不认为我没有才能，让我担任宰相。宰相的职责，是不可分割的。不像给事中，有吏部过失、兵部过失；舍人则有六押。至于宰相，天下的事情，都共同商议。如果各自有所主管，那就是有司，而不是宰相了。”皇帝笑着说：“我刚才失言，你说得对。”
臣若水通说：德宗将六件事分属三位宰相，却不知道
宰相之职，其致一而已矣。泌之对，得任相之体也。故范祖禹曰：古者惟任一相，是以治出于一。后世多疑而职分，君以爲权在己，臣以爲政在君，治乱休戚无所任责，诚哉言也。然未尽人君择相之道。古者伊、傅、周、召之爲相，其君择之之精，所谓真知灼见其心者也。故其任之专以久，然后正大光明之业可与共成焉。我国家六卿分理，而内阁论思亦甚重矣。其择之也，必如虞廷四岳之问乎？必如商、周夣卜之求乎？其任之也，必有一徳之合，交修之托乎？如有之，帝王之治将复见矣。天下幸甚。
译宰相的职责，其根本宗旨是一致的。李泌的回答，符合担任宰相的体统。所以范祖禹说：古代只任命一位宰相，因此政令出自统一。后世君主多疑而职权分散，君主认为权柄在自己手中，臣子认为政令在于君主，国家的治乱兴衰无人承担责任，这话确实说得对。然而这还没有完全阐明君主选择宰相的道理。古代伊尹、傅说、周公、召公担任宰相，君主选择他们非常精当，所谓真正了解并深刻洞察他们的内心。所以他们任职专一且长久，然后正大光明的功业才能共同成就。我们国家六部分工治理，而内阁的议论谋划也非常重要。选择宰相时，一定要像虞舜朝廷四岳那样询问吗？一定要像商周那样通过占卜来寻求吗？任用宰相时，一定要有德行上的契合，相互砥砺的托付吗？如果能有这样，帝王的治世将会再次出现。天下人真是幸运极了。
贞元四年春二月，上从容与李泌论即位以来宰相曰：“卢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觉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傥陛下觉之，岂有建中之乱乎？”杞以私隙杀杨炎，挤顔真卿于死地，激李懐光使叛，頼陛下圣明，窜逐之，人心顿喜，天亦悔祸，不然乱何由弭？
臣若水通曰：知人之难，自古爲然。幽求诸夣卜，明求诸人情，则亦何难之有？说者云：人情贤于夣卜。卢杞之奸，谁不知之？是非之在人心也。徳宗则以爲不觉其奸爲是，其智之不若常人哉？以其心有蛊惑，失其是非之本心耳。彼奸人之肆欺，千态万状，有不可得而测者。故曰：大奸似忠，大诈似信。使非察见夫天理，使吾心之本体不蔽于物欲之私，几何而不被其欺乎？
宪宗元和三年九月丙申，以户部侍郎裴垍爲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上虽以李吉甫故，罢垍学士，然宠信弥厚，故未几复擢爲相。初，徳宗不任宰相，天下细务皆自决之，由是裴延龄辈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选擢宰相，推心委之，尝谓垍等曰：「以太宗、▯宗之明，犹借辅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帝万倍者乎？」垍亦竭诚辅佐。
臣若水通曰：宪宗虽尝罢垍相，然宠信弥厚，故复相之。垍亦竭诚辅佐，观其对爲理之要，而曰「先正其心」，亦庻几乎知宰相之体矣。然徒知正心，而不知所以正心之学，使宪宗止于宪宗，爲可惜耳。呜呼，此宰相所以贵于知学欤？
元和十年六月，裴度同平章事。初，徳宗多猜忌，朝士有相过者，金吾皆伺察以闻，宰相不敢私第见客。及度爲相，奏言：“今冦盗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议。”始请于私第见客，许之。
臣若水通曰：「帝舜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聦。盖欲开天下之门，以广天下之聦明也。徳宗伺察宰相，使不得私接賔客，是欲自涂其耳目，而废其聦明也。使时有周公，且一沭三握其髪，一食三吐其哺，以延天下之士，惟恐其聦明之不广矣。徳宗乃又反之，此其所以致败也。」故裴度当大任，而首以爲言，即有周公吐哺握髪之风矣。宪宗从之，未几四表降心，羣雄归命。度之言诚可以自效焉，任相之验，岂可诬哉！
元和十三年八月，帝问宰相：“▯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羣对曰：“▯宗用姚崇、宋璟、卢懐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寳十四年安禄山反爲乱之始，臣独以爲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愿陛下以开元初爲法，以天寳末爲戒，乃社稷无疆之福。”皇甫鏄深恨之。
臣若水通曰：崔羣以相之贤否爲▯宗治乱之判，是矣。臣又以人主一心之邪正爲相之贤否，世之治乱所由判也。盖心得其正，则正人道合，而相得其人，此世之所以正也。心陷于邪，则邪人同恶，而不得其人，此世之所以乱也。故▯宗方用姚宋六公之时，心未失其正耳。其用宇文林甫、国忠之时，心先蠧矣。周惇頥曰：「心纯则贤才辅，非此之谓乎？」故人君欲任相以图天下之治者，必自纯心始焉。惟圣明畱念。
文宗开成五年正月，武宗即位。九月，以李徳▯爲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徳裕言于帝曰：「致理之要，在于辨羣臣之邪正。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于是旁询小臣，以察执政。如徳宗末年所聼任者，唯裴延龄辈，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乱也。陛下诚能慎择贤才，以爲宰相，有奸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书，推心委托，坚定不移，则天下何忧不理哉！」
臣若水通曰：人主无职择相，其职宰相无职用贤，其职是故相得其贤者，其用人贤，是其君之贤也；相不得其贤者，其用人不贤，是其君之不贤也。故书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此人君之职。故人君择一相，相择百官，而庶政理，则天下治矣。徳裕之言，可谓识宰相之体，而引其君以当道者
译贞元四年春季二月，唐德宗从容与李泌谈论即位以来的宰相，说：“卢杞忠诚清廉、刚强耿直，人们说卢杞奸邪，我实在没有察觉他如此。”李泌说：“人们说卢杞奸邪，而陛下唯独没有察觉他的奸邪，这正是卢杞之所以为奸邪的原因。倘若陛下察觉了，哪里会有建中之乱呢？”卢杞因私怨杀害杨炎，将颜真卿置于死地，激怒李怀光使其叛变，幸亏陛下圣明，将他流放驱逐，人心顿时喜悦，上天也后悔降下灾祸，否则动乱怎能平息？
臣若水通说：知人之难，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幽深之事求之于梦卜，明察之事求之于人情，那么又有什么难的呢？有人说：人情胜过梦卜。卢杞的奸邪，谁不知道呢？是非在于人心。德宗却认为不觉察其奸邪才是对的，他的智慧难道不如常人吗？是因为他的心被蛊惑，失去了判断是非的本心罢了。那些奸人肆意欺骗，千态万状，有不可测度的。所以说：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如果不能洞察天理，使我的本心不被物欲私念所蒙蔽，几乎就要被他们欺骗了！
宪宗元和三年九月丙申日，任命户部侍郎裴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皇上虽然因为李吉甫的缘故，罢免了裴垍的学士职务，但宠信更加深厚，所以不久又提拔他为宰相。起初，德宗不信任宰相，天下的细微事务都亲自决断，因此裴延龄等人得以掌权。皇上在藩邸时，心中本来就不认同这种做法。等到即位，选拔提拔宰相，推心置腹地委任他们，曾经对裴垍等人说：“凭借太宗、玄宗的英明，尚且借助辅佐之臣来成就治理，何况像我这样不及先帝万倍的人呢？”裴垍也竭诚辅佐。
臣若水通说：宪宗虽然曾经罢免裴垍的宰相职务，但宠信更加深厚，所以再次任命他为宰相。裴垍也竭诚辅佐，看他对于治理的要领，说“先端正心志”，也差不多知道宰相的本分了。然而只知道端正心志，却不知道端正心志的学问，致使宪宗止步于宪宗的成就，真是可惜啊。唉，这就是宰相之所以贵在懂得学问的原因吧？
元和十年六月，裴度同平章事。起初，德宗多疑忌，朝中官员有互相拜访的，金吾卫都暗中侦察并上报，宰相不敢在私宅会见宾客。等到裴度担任宰相，上奏说：“如今寇盗尚未平定，宰相应当招纳四方贤才，共同谋划商议。”开始请求在私宅会见宾客，皇上允许了。
臣若水通说：“帝舜咨询四岳，打开四门，使耳目通达。大概是想打开天下的大门，以广纳天下的聪明才智。德宗侦察宰相，使宰相不得私下接待宾客，这是想要自蔽耳目，而废弃自己的聪明啊。假使当时有周公，尚且一次沐浴三次握发，一次吃饭三次吐哺，来延揽天下的士人，只怕自己的聪明不够广博。德宗却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他导致失败的原因。”所以裴度担当重任，首先提出这个建议，就有周公吐哺握发的风范了。宪宗听从了他，不久四方归心，群雄归顺。裴度的话确实可以自我验证，任用宰相的效验，难道可以诬蔑吗！
元和十三年八月，皇上问宰相：“玄宗的政治，先治理后混乱，为什么呢？”崔群回答说：“玄宗任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时，就治理得好；任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时，就混乱。所以用人的得失，关系重大。人们都认为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叛是混乱的开始，我唯独认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免张九龄的宰相职务，专任李林甫，这是治乱的分界线。希望陛下以开元初年为法则，以天宝末年为警戒，这才是国家无边的福气。”皇甫镈深深痛恨他。
臣若水通说：崔群以宰相的贤与不贤作为玄宗治乱的判断标准，是对的。我又认为君主一心之邪正，是宰相贤与不贤、世道治乱所由判断的依据。大概心得到端正，就符合正道，而宰相得到贤人，这就是世道之所以正的原因。心陷入邪僻，就与恶人同流合污，而得不到贤人，这就是世道之所以乱的原因。所以玄宗正在任用姚崇、宋璟等六位公卿的时候，心还没有失去端正。他任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的时候，心先腐朽了。周敦颐说：“心纯正则贤才辅佐，不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君主想要任用宰相来谋求天下的治理，一定要从纯正心志开始。希望圣明的君主留意。
文宗开成五年正月，武宗即位。九月，任命李德裕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对皇帝说：“治理的要领，在于辨别群臣的邪正。宰相不能人人都忠诚善良，有的欺骗蒙蔽，君主的心开始怀疑。于是旁询小臣，来察视执政大臣。如德宗末年所听任的，只有裴延龄等人，宰相只是签署敕令而已，这就是政事日益混乱的原因。陛下如果真的能谨慎选择贤才，作为宰相，有奸邪蒙蔽的，立即罢免。常让政事都出自中书省，推心置腹地委托，坚定不移，那么天下还有什么担忧不能治理的呢！”
臣若水通说：君主没有别的职务，只有选择宰相；宰相没有别的职务，只有任用贤才。所以宰相得到贤人，他任用的人也贤能，这是君主的贤明；宰相得不到贤人，他任用的人不贤能，这是君主的昏庸。所以《尚书》说：“任用贤才不要有二心，去除奸邪不要有疑虑”，这是君主的职责。所以君主选择一个宰相，宰相选择百官，而众政事治理好了，那么天下就大治了。德裕的话，可以说识得宰相的本分，而引导他的君主走上正道。
矣。不然，则贰心生于疑，疑心生于惑，小人进，君子退，则天下不乱者，未之有也。此古今人主之▯鉴也。伏惟圣明畱意焉。
译罢了。如果不这样，那么二心就会因猜疑而产生，猜疑之心又会因迷惑而生，小人得势进用，君子隐退避祸，那么天下不乱的，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古今君主的一面镜子。恳请圣明君主留意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