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十 明 湛若水 撰
无定在，惟敬则常存；心具生意，惟勤则不死。人心不死，则天理常存矣。故曰：尧舜也只是兢兢业业过了一生。若夫怠惰荒宁者，人欲肆而天理亡矣，岂不大可哀哉！噫！敬忽之间，圣狂由判。此志圣学者所当自励云。
译无定在，惟敬则常存；心具生机，惟勤则不死。人心不死，则天理长存。所以说：尧舜也只是兢兢业业度过了一生。至于那些怠惰安逸的人，人欲放纵而天理消亡，难道不是极其可悲吗！唉！在恭敬与疏忽之间，圣人与狂夫由此区分。这是立志成为圣人的学者应当自我勉励的。
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臣若水通曰：此所谓道兼体用，理一分殊而言也。以其原于性命，故不可离戒慎不怠之谓，恐惧不忘之谓。不可睹，不可闻者，道之体，即谓无声无臭者也。二其所字，皆有所指。孔子曰：「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君子察识乎此，敬以存之，则有以养其中。中立而和出焉，则所谓大本达道，一以贯之。推而达之，天地可位，万物可育，而学之能事毕矣。《易传》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人君为天地人物之主，可不致力于此乎？
左传·成公七年》春，吴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其此之谓乎？“有上不吊，其谁不受乱？”吾亡无日矣。君子曰：“知惧如是，斯不亡矣。”
臣若水通曰：「蛮夷内侵，上无吊乱，举世不忧，而惟季文子忧之，庶亦知警矣。独不思所以吊乱之方乎？在昔治至尧舜，极矣。禹之戒舜，犹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春秋盟主，不知有上，徒以怠荒趣之，是亦乱而已。以乱吊乱，其何纪极？几何而不沦胥为蛮夷也邪？中国有道，守在四夷，端有望于今日。」
国语·周语》召公曰：“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献典，史献书，师箴，▯赋，蒙诵，百工諌，庶人传语，近臣尽防亲戚补察，▯史教诲，耆艾脩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臣若水通曰：「召公，穆公虎也。典乐，典也；史，外史也；师，小师也。赋，公卿列士所献诗也。诵，谓箴諌之语也。近臣，谓骖仆之属也。补补过也，察察政也。夫公听则明，偏听则昏。故君失之者，臣得之；父失之者，子得之。」《书》曰：「匹夫匹妇不获自尽，人主罔与成厥功。」言当悉有众善也。厉王徒得衞巫以监谤，是自蔽其耳目而塞其聪明也。为人君者，可不以召公之言而自儆乎？
周语》单襄公曰：“昔先王之教，茂帅其德也，犹恐陨越。臣若水通曰：‘单襄公，王卿士，单朝也。茂，勉也。帅，循也。勉循其德，尤恐陨越，戒慎之至也。况不循德者，可不恐惧乎？’陈灵公罔念妃匹，而率其卿佐以淫于夏氏。朝有政，弗防；门有宾，弗礼。怠弃孰甚焉？其颠陨死亡，无日宜哉！此深可为为人上者之戒。”
鲁语：公父文伯之母曰：「天子大采朝日，与三公九卿祖识地德，日中考政，与百官之政事，师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与太史司载紏防天刑，日入监九御，使洁奉禘郊之粢盛，而后即安。诸侯朝脩天子之禁令，昼考其国职，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无慆淫，而后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职，昼讲其庶政，夕序其业，夜庀其家事，而后即安。士朝而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臣若水通曰：「文伯，鲁大夫公父穆伯之子公父歜也。母穆伯之妻敬姜也。礼，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大采，衮织也。祖，习也。地德，所以广生。师尹，大夫官也，掌以善诏王，惟陈也。旅，众士也。牧，州牧也。相，国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夕月，以秋分紏共也。刑法也。少采，黼衣也。载，天文也。九御，九嫔之官，主粢盛祭服者即就也。怠慢也。憾，恨也。凡若此者，皆忧勤惕厉之意。《易》曰：「君子安不忘危，所以昭圣功也。」故天子至贵，不废宵旰之劳，朝脩阳政，夕治隂教，日中序外事，日入课内绩，是以身安而化成也。一或不儆而怠胜敬焉，丹书凶危之戒，可不鉴哉！斯理也，自天子至于士庶，一也。」
晋语：赵襄子曰：「吾闻之，德不纯而福禄并至，谓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当雝雝，不为幸。」
臣若水通曰：襄子，晋正卿，简子之子。无防也，纯壹也。德不能服人，必致冦，故非福也。当，
译中庸，就是道。这个道，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了。因此，君子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保持警惕谨慎，在别人听不到的地方保持敬畏小心。
臣若水通说：这是说道兼具体用、理一分殊而言的。因为它源于人的本性天命，所以不可离开；“戒慎”就是不松懈，“恐惧”就是不忘怀。看不见、听不到的，是道的本体，也就是所说的无声无臭。两个“所”字，都有指代。孔子说：“睁大眼睛看它，看不见；侧着耳朵听它，听不到。”君子察觉并认识这一点，用恭敬的态度来保持它，就能涵养其中。中正确立而和顺产生，这就是所谓的大本达道，一以贯之。推广并达到极致，天地就能各安其位，万物就能生长发育，而学习的最高成就也就完成了。《易传》说：“简易而天下的道理就获得了，天下的道理获得了就能在天地之间确立位置了。”人君作为天地万物的主宰，能不致力于此吗？
《左传·成公七年》记载：春天，吴国攻打郯国。郯国是中原国家，季文子说：“中原国家不振作军队，蛮夷入侵讨伐，却没有人去忧虑救助，这是没有上天眷顾啊。”《诗经》说：“不眷顾的昊天，祸乱没有安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上有上天不眷顾，谁会不受祸乱呢？”我们灭亡的日子不远了。君子说：“能像这样知道恐惧，就不会灭亡了。”
臣若水通说：“蛮夷内侵，上面没有上天眷顾来平定祸乱，举世都不担忧，只有季文子担忧，大概也算知道警戒了。难道不想想平定祸乱的方法吗？从前治理达到尧舜，是极点了。禹告诫舜，还说：‘不要懈怠荒废，四方蛮夷就会来朝拜。’春秋时期的盟主，不知道有上天，只是用懈怠荒废去迎合，这也是祸乱罢了。用祸乱来平定祸乱，哪有尽头？离一起沦落为蛮夷还有多远呢？中原国家有道，守在四方蛮夷，正有希望在于今天。”
《国语·周语》记载：召公说：“天子听取政事，让公卿直到列士进献诗歌，进献法典，史官进献书籍，乐师进献箴言，赋诗，蒙童诵读，百工进谏，平民传话，近臣尽力防范，亲戚补察过失，史官教诲，老臣修正，然后天子斟酌决定，因此政事施行而不违背常理。”
臣若水通说：“召公，就是周穆公虎。典乐，就是法典；史，就是外史；师，就是小师。赋，是公卿列士所进献的诗。诵，是指箴言进谏的话。近臣，是指骖仆之类的人。补，是补过；察，是察政。因为广泛听取意见就明智，偏听偏信就昏庸。所以君主做错的，臣子能纠正；父亲做错的，儿子能纠正。《尚书》说：‘平民百姓不能自我完善，君主就不能成就功业。’意思是应当具备所有的善行。周厉王只得到卫巫来监视诽谤，这是自己蒙蔽耳目而堵塞聪明啊。做君主的，能不根据召公的话来自我警戒吗？
《周语》记载：单襄公说：“从前先王的教化，努力遵循他们的德行，还担心失败。臣若水通说：‘单襄公，是周王卿士，名叫单朝。茂，是勉力的意思。帅，是遵循的意思。勉力遵循德行，还担心失败，这是警戒谨慎到了极点。何况不遵循德行的人，能不恐惧吗？’陈灵公不念及配偶，却率领他的卿佐在夏氏家淫乱。朝廷有政事，不防范；门内有宾客，不礼遇。懈怠抛弃职责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他颠覆死亡，没有几天是合适的！这深深可以作为在上位者的警戒。”
《鲁语》记载：公父文伯的母亲说：“天子在春分日祭日，与三公九卿学习认识地的德行，日中考察政事，与百官处理政事，师尹、众士、州牧、国相宣扬顺序民事。在秋分日祭月，与太史、司载纠察天刑，日入监督九御，使她们洁净供奉禘郊祭祀的谷物，然后才安歇。诸侯早晨修习天子的禁令，白天考察国家的职事，晚上省察典章刑法，夜晚警戒百工，使他们不怠慢淫乱，然后才安歇。卿大夫早晨考察职事，白天讲习庶政，晚上整理事务，夜晚处理家事，然后才安歇。士早晨接受学业，白天讲习贯通，晚上复习，夜晚计算过失没有遗憾，然后才安歇。从平民以下，天亮就行动，天黑就休息，没有一天懈怠。”臣若水通说：“文伯，是鲁国大夫公父穆伯的儿子公父歜。母亲是穆伯的妻子敬姜。礼制规定，天子在春分祭日，表示有尊贵。大采，是衮服上的纹饰。祖，是学习的意思。地德，是用来广生万物的。师尹，是大夫官职，掌管以善道告诫君王，就是陈说。旅，是众士。牧，是州牧。相，是国相。都是百官政事所涉及的。夕月，是在秋分纠察。刑法，是刑法。少采，是黼衣。载，是天文。九御，是九嫔的官职，主管祭祀谷物和祭服的人，即就，是安歇。怠慢，是懈怠。憾，是怨恨。所有这些，都是忧勤惕厉的意思。《易经》说：‘君子安不忘危，所以彰显圣人的功业。’所以天子最尊贵，不废弃宵衣旰食的辛劳，早晨修习阳政，晚上治理阴教，日中处理外事，日入考核内绩，因此自身安宁而教化成功。一旦不警戒而懈怠胜过恭敬，丹书凶危的警戒，能不引以为鉴吗！这个道理，从天子到士庶，是一样的。”
《晋语》记载：赵襄子说：“我听说，德行不纯正而福禄同时到来，叫做侥幸。侥幸，不是福气，不是德行，不应当雍容自得，不算是侥幸。”
臣若水通说：襄子，是晋国正卿，简子的儿子。无防，是纯一的意思。德行不能使人信服，必然招致寇盗，所以不是福气。当，
犹任也；雝和也。言唯有德者任以福禄为和乐也。能和乐，则不为幸也。赵襄子德不足以来逺，而卒有伐翟之胜，临饭色恐，亦足以见其幸致之福，不足乐也。然其论福德之言，亦庶乎知儆戒者欤？后之为人君上者，其毋以幸致之福自安也哉！
译犹，任也；雝，和也。是说只有有德行的人，承受福禄才能感到和乐。能够感到和乐，就不是侥幸得来的。赵襄子德行不足以招致远方的人归附，却最终取得了讨伐翟人的胜利，吃饭时脸色惊恐，这也足以看出那侥幸得来的福分，是不值得快乐的。然而他关于福德的那些言论，也差不多算是懂得警戒的人了吧？后来的君主们，千万不要因为侥幸得来的福分而自安啊！
晋语》士蒍曰：「戒莫如豫，豫而后给。」
臣若水通曰：「士蔿，晋大夫，刘累之后，隰叔之子，子舆也。豫备也，给及也。言先有备而后可以及事。若夫后时而戒，则缓不及事矣。」商铭有之：「嗛嗛之德不足就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故君子作事谋始，斯永终誉。若骊姬弃天违人，迂求贾怨，以是承君之恩，是谓不豫。不豫则不给，不给则后悔无及矣。《诗》曰：「其何能淑，载胥及溺。」《语》曰：「人无逺虑，必有近忧。」此之谓也。为人君者，其可以溺于目前之欲，而贻不及之祸乎？惟圣明深思而豫戒之，以成圣德，幸甚。
晋语》范文子曰：「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諌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兠风。听胪言于市，辨妖祥于謡，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
臣若水通曰：文子范燮也，工蒙▯也，列位也，兠惑也，风采也，胪传也，妖恶也，祥善也。行歌曰謡，术道也。夫士资诤友，绳愆违也；君资诤臣，防骄宠也。故大禹设鼗，周公握发，恒虑昌言之不闻。盖人之心，有所儆则觉，觉则善心生；无所儆则昏昏，则邪心生。大圣且不忘箴戒，况中人乎？文子言：考德必于观民，审政存乎风听，以尽儆戒之术。真可谓至言欤！使赵武闻言而信，则晋之三耻，岂必逞之鄢陵哉？甚矣，儆戒之术，为人主者不可不深致意也。
晋语范文子曰：「唯圣人能无外患，又无内忧。距非圣人，必偏而后可。偏而在外，犹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难臣。」若水通曰：「偏犹言有一也。在外，外有患也。圣人之心纯乎天理，兢兢业业，故不待外患之警而自泰然，故无内忧也。若非圣人，则必有外患之警而后能脩省，故内忧不作也。」范文子重有感于鄢陵之役，以为去外患孰若存之，而为内恐惧脩省之地也。孟子曰：「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为人君者，其可不因外患而自警乎？
晋语·知国曰：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
臣若水通曰：知国，晋大夫知氏之族也。物事也。夫莫大之祸起于须臾之不忍，故一念不谨，或以贻四海之忧；一日不谨，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君子惟其虑也逺，故迩亦不泄；惟忧也大，故细行是矜。襄子好大喜盈，自谓八柄由己，岂知晋阳之难基于蓝台之宴乎？夫然后知知国之言，真药石也。有国有家者，为深长之虑，其可以不谨于近小乎？
楚语·昔衞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茍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道我。在舆有旅贲之防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凡有诵训之諌，居寝有▯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曚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臣若水通曰：武公，衞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箴，刺也。儆，戒也。长，大夫士众士也。防，防諌也。旅贲，勇力之士，掌执戈盾，夹车而趍。车止则持轮，中庭之左右谓之位，门屏之间谓之宁。师长也，典常也。诵训，工师所诵之諌，书之于几也。事，谓戎与祀也。瞽，乐太师，掌诏吉凶。史，太史也，掌诏礼事。师，乐师，工，瞽蒙也。诵，谓箴諌也。懿，即《诗》大雅《抑》之篇也。衞武公年将盈百，而不忘规戒之辞，其惕厉之心如此。此天理之所以长存，而为大贤也欤？此所以为有斐君子，而民之不能忘也。彼子亹以老耄逺谤，得非武公之罪人欤？后之为人君者，其尚以武公为法，以子亹为戒。
汉文帝后元年诏曰：「间者数年不豋，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废，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
译《晋语》中士蒍说：“戒备没有比预先准备更好的，预先准备之后才能应对及时。”
臣若水通曰：“士蒍，是晋国的大夫，刘累的后代，隰叔的儿子，名叫子舆。豫，是预备的意思；给，是及、赶上的意思。说的是事先有准备，然后才能应对事情。如果等到事情发生后才去戒备，那就迟缓而赶不上事了。”《商书》中有这样的话：“微小的德行不足以成就大事，微小的食物不足以使人习惯。”所以君子做事要谋划在开始，这样才能永远保持美好的声誉。像骊姬那样违背天意、背离人心，迂腐地追求反而招致怨恨，以此来承受君主的恩宠，这就叫做没有预先准备。没有预先准备就不能应对及时，不能应对及时就会后悔莫及了。《诗经》说：“他们怎么能做好事，只会互相拖累一起沉溺。”《论语》说：“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就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作为君主，难道可以沉溺于眼前的欲望，而招致来不及补救的祸患吗？只有圣明的人深思熟虑并预先戒备，以成就圣德，那就太好了。
《晋语》中范文子说：“我听说古代的王者，政治德行已经成就，还要听取民众的意见。于是让乐工在朝廷上诵读讽谏，让在位的大臣进献诗歌，使人们不被迷惑。在街市上听取众人的言论，从歌谣中辨别吉凶，在朝廷上考察各种事务，在路上询问人们的批评和赞誉。有邪僻的就纠正它，这是完备的戒备方法。”
臣若水通曰：“文子就是范燮，工指乐工，列指在位的大臣，兠是迷惑的意思，风是采风的歌谣，胪是传布的意思，妖是凶恶，祥是吉祥。边走边唱的歌叫谣，术是方法。士人依靠诤友，来纠正过失；君主依靠诤臣，来防止骄纵宠溺。所以大禹设置鼗鼓，周公握着头发，总是担心听不到有益的言论。大概人的心，有所警戒就会觉醒，觉醒后善心就会产生；没有警戒就会昏沉，邪心就会产生。大圣人都不忘规劝告诫，何况普通人呢？范文子说：考察德行一定要观察民众，审察政事在于听取风声，以此来完备警戒的方法。这真是至理名言啊！如果赵武听到这番话并相信，那么晋国的三大耻辱，难道一定要在鄢陵之战中显现吗？警戒的方法，对于君主来说，是不可不深切注重的。”
《晋语》中范文子说：“只有圣人才能没有外患，也没有内忧。距离圣人还远的人，必须偏重一方面才可以。偏重在外患，还可以补救。疾病从内部产生，这是难以臣服的。”若水通曰：“偏是说有一方面。在外，是指外部有祸患。圣人的心纯粹合乎天理，兢兢业业，所以不需要外患的警示就自然安泰，因此没有内忧。如果不是圣人，就必须有外患的警示然后才能修省，所以内忧就不会产生。”范文子对鄢陵之战深有感触，认为去除外患不如保留它，作为内部恐惧修省的凭借。孟子说：“没有敌国外患的国家，常常灭亡。”然后才知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作为君主，难道可以不因为外患而自我警戒吗？
《晋语》中知国说：“君子能够勤勉于小事，所以没有大祸患。”
臣若水通曰：“知国，是晋国大夫知氏家族的人。物是事情。最大的祸患起于一时的不忍，所以一个念头不谨慎，或许会给天下带来忧虑；一天不谨慎，或许会导致千百年的祸患。君子因为考虑得深远，所以近处也不松懈；因为忧虑重大，所以细微的行为也谨慎。襄子好大喜功，自认为权柄由自己掌握，哪里知道晋阳之难的基础是在蓝台之宴上奠定的呢？由此可知知国的话，真是药石之言。拥有国家或家族的人，为了深远的考虑，难道可以不谨慎于近处的小事吗？”
《楚语》中，从前卫武公年纪九十五岁了，还在国内进行规劝告诫，说：“从卿大夫以下直到师长士，只要在朝廷任职的，不要说我年老昏聩而舍弃我，一定要在朝廷上恭敬谨慎，早晚互相告诫我。听到一两句有益的话，一定要记在心里并采纳，用来教导我。在车上有旅贲之士的防护，在门屏之间有官师的常典。凡是诵读训诫的讽谏，在寝宫有侍御的规劝，面临事务有瞽史的指导，宴居时有师工的诵读。史官不遗漏记录，瞽蒙不遗漏诵读，用来教导驾驭。”于是作了《懿戒》，用来自我警戒。
臣若水通曰：“武公，是卫僖公的儿子，共伯的弟弟，名叫武公和。箴，是刺的意思；儆，是戒的意思。长，指大夫和众士。防，是防护讽谏。旅贲，是勇力之士，掌管拿着戈盾，夹着车奔跑。车停止时则扶着车轮，中庭的左右称为位，门屏之间称为宁。师是长官，典是常法。诵训，是乐工所诵读的讽谏，写在几案上。事，指军事和祭祀。瞽，是乐太师，掌管宣告吉凶。史，是太史，掌管宣告礼仪事务。师，是乐师；工，是瞽蒙。诵，指箴言讽谏。懿，就是《诗经》大雅中的《抑》篇。卫武公年纪将近百岁，却不忘规戒之辞，他的警惕之心如此。这是天理之所以长存，而成为大贤的原因吗？这就是为什么成为有文采的君子，而百姓不能忘记的原因。那子亹因为年老昏聩而远离诽谤，难道不是武公的罪人吗？后来的君主，应当以武公为法则，以子亹为警戒。”
汉文帝后元元年诏书说：“近来几年没有登坛祭祀，又有水旱瘟疫的灾害，我非常担忧。我愚昧不明，没有明白其中的罪过。大概是我的政令有所缺失，行为有过错吗？还是天道不顺，地利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弃不享呢？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百官的奉养有所废弛，无用的事情太多吗？为什么民众的食物如此匮乏呢？丈量田地并没有减少，而计算人口也没有增加。以人口衡量土地，比起古代还有剩余，而食物却非常不足，这
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逺思，无有所隠。」
译灾祸的根源在哪里？恐怕是百姓从事工商业等非农产业，从而损害农业的人很多；酿酒耗费粮食的人很多；六畜消耗粮食的数量很大吧？关于这些细微和重大的道理，我还没有掌握其中的关键。这就与丞相、列侯、郡守以及博士们商议吧。如果有能够辅助百姓的办法，就尽情发挥你们的远见卓识，不要有任何隐瞒。
臣若水通曰：「九年之水，尧曰洪水，警予；七年之旱，汤以六事自责。自古帝王未尝不以儆戒而兴治也。尧、汤大圣，且犹儆戒，而况其下者乎？汉之文帝，此诏其亦庶几近之矣。然儆戒与不儆戒，乃圣愚之所以分；而治乱之所起，系于一念之微尔。」王安石乃曰：「天变不足畏者，岂非长君之恶乎？」
汉武帝征和四年诏，深陈既往之悔曰：“有司奏请逺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脩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由是不复出军，而封田千秋为冨民侯，以明休息冨养民也。
臣若水通曰：胡寅称，人莫难于知过，莫难于悔过，莫甚难于改过。迷而不知者，天下皆是也；知而悔者，百有一人焉；悔而改者，千万人有一人焉。自力学反躬之士，尚鲜不吝之功，何况人主而能改，可谓明也已矣。可为帝王处仁迁义之法，秦穆公不得专美于前矣。臣窃谓人主知改与否，乃在一念之通塞、觉与不觉之间尔。故曰：无轮台一诏，汉几不免为秦矣，危哉！
晋惠帝太安元年，侍中嵇绍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愿陛下无忘金墉，大司马无忘颍上，大将军无忘黄桥，则祸乱之萌，无由而兆矣。」
臣若水通曰：「惩既往之愆，则思将来之善，而后愆可免矣。」嵇绍之言，忠矣！惜未有迁善之路，上无以开昏愚之君，下无以塞骄横之门。时不知纳而从之，而乱亡随至。夫岂不宜哉？
晋元帝太兴元年十一月乙夘日夜出高三丈，庚申诏羣公卿士各言得失。御史中丞熊逺上疏曰：「聪贼猾夏，梓宫未还，不遣军进讨，一失也。羣官不以雠贼未报为耻，二失也。当官者以治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謟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三失也。万机未整，风俗伪薄，安得朝有辩争之臣，士无禄仕之志乎？且又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是以才不济务，奸无所惩。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乱难矣。」
臣若水通曰：「日，阳精也。君，象也。日明于昼，照临下土，犹君主中国，统御万方也。日出于夜，则昼夜反易，阳失其所以为阳，君失其所以为君，天地古今之大变，非常者也。」熊逺三失之说，岂足以尽其咎哉？天地反覆，华夏扰乱，冠屦倒置，旷古所无之祸者矣！而一时君臣于此，而不知儆，乌乎能儆？
晋成帝咸康七年，刘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骄奢酣纵相尚。尝因朝贵宴集，谓何充等曰：「四海板荡，奄逾三纪。宗社为墟，黎民涂炭。斯乃庙堂焦虑之时，忠臣毕命之秋也。而诸君宴安江左，肆情纵欲，以奢靡为荣，以傲诞为贤。謇谔之言不闻，征伐之功不立，将何以尊主济民乎？」充等甚慙。
臣若水通曰：晋室播迁，虽王、谢诸人，皆以江左为安者，无惩戒前愆之心也。饮酒盘游，岂有中原之思、生民之念乎？刘翔使臣也，恳恳以生民宗社为言，所以愧晋廷诸臣多矣。
晋穆帝升平五年，范▯好儒学，性质直，常谓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或以为贬之太过，▯曰：「王、何蔑弃典文，幽沈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使搢绅之徒翻然改辙，以至礼壊乐崩，中原倾覆，遗风余俗至今为患。桀纣纵暴一时，适足以丧身覆国，为后世戒，岂能回百姓之视听哉？」故吾以为，一世之祸轻，厯代之患重；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也。
臣若水通曰：虐政之害人也浅，而近；邪道之害正也逺，而深。故虐政使人知警，邪道使人心肆。范▯之论，王弼、何晏似过而不过也。然而学术者，政事之本，故孟子论诐、淫、邪、遁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则夫桀纣之虐政，亦王、何之流弊也。后之人君主正学之权者，可不有戒于斯乎？
王猛病中上疏秦王坚曰：「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是以古先哲王知功业之不易，战战兢兢，如临深谷。伏惟追踪前圣，天下幸甚。」
臣若水通曰：「人之心，儆与肆而已矣。儆则为战兢临谷之心，以保有大业；
译臣若水通说：“尧时九年的洪水，尧称之为洪水，以此警戒自己；商汤时七年的大旱，汤以六件事自责。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因为警戒而兴盛治理的。尧、汤这样的大圣人，尚且还要警戒，何况那些不如他们的人呢？汉文帝，这道诏书大概也接近这种境界了。然而警戒与不警戒，是圣人与愚人的区别；而治与乱的起源，系于细微的念头罢了。”王安石于是说：“天变不足畏，这难道不是助长君主的恶行吗？”
汉武帝征和四年的诏书，深切陈述对过去过错的悔恨说：“有关部门奏请开垦轮台的远地，想要修筑亭障，这是扰劳天下百姓，不是优待百姓的办法。我不忍心听到。当今的紧要任务在于禁止苛政暴虐，停止擅自征税，致力于根本的农业，修订养马的复令以弥补空缺，不缺乏武备罢了。”因此不再出兵，并且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休养生息、富裕养育百姓的意思。
臣若水通说：胡寅称，人最难的是知道过错，最难的是悔改过错，最难的是改正过错。迷惑而不知道的人，天下到处都是；知道而悔改的人，一百个人中有一个；悔改而改正的人，千万个人中有一个。即使是力学反躬的人，尚且少有不自吝惜功劳的，何况君主能够改正，可以说是明智的了。可以作为帝王施行仁政、迁善改过的法则，秦穆公不能独占前人的美名了。我私下认为，君主知道改正与否，在于一念之间的通达与阻塞、觉悟与不觉悟之间罢了。所以说：如果没有轮台这一道诏书，汉朝几乎不免成为秦朝了，危险啊！
晋惠帝太安元年，侍中嵇绍上书说：“活着不忘死亡，是《易经》中很好的警戒。我希望陛下不要忘记金墉之祸，大司马不要忘记颍上之败，大将军不要忘记黄桥之乱，那么祸乱的萌芽，就没有由头而显现了。”
臣若水通说：“惩戒过去的过错，就思考将来的善行，然后过错就可以避免了。”嵇绍的话，忠诚啊！可惜没有迁善改过的途径，上面无法开启昏庸愚昧的君主，下面无法堵塞骄横的门路。当时不知道采纳并听从他，于是乱亡随之而来。这难道不应该吗？
晋元帝太兴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晚太阳出现，高三丈，庚申日下诏让各位公卿大臣各自陈述得失。御史中丞熊远上书说：“石勒贼寇祸害华夏，灵柩尚未归还，不派遣军队进讨，这是第一个过失。群臣不以仇贼未报为耻，这是第二个过失。当官的人把处理政事当作俗吏，奉行法律当作苛刻，尽礼当作谄媚，从容当作高妙，放荡当作达士，骄横当作简雅，这是第三个过失。万机尚未整顿，风俗虚伪浅薄，怎能朝中有辩争的大臣，士人没有为了俸禄做官的志向呢？况且又推举贤才不出于世族，使用法律不及权贵，因此才能不能济助事务，奸邪没有受到惩戒。如果这种风气不改变，想要救乱就难了。”
臣若水通说：“太阳，是阳气的精华。君主，是象征。太阳在白天明亮，照耀下土，犹如君主统治中国，统御万方。太阳在夜晚出现，那么昼夜颠倒，阳气失去了它作为阳气的本性，君主失去了它作为君主的本性，这是天地古今的大变，是非常的事情。”熊远所说的三个过失，难道足以尽数其罪责吗？天地反覆，华夏扰乱，帽鞋倒置，这是旷古所无的祸患啊！而当时的君臣对此，不知道警戒，怎么能警戒呢？
晋成帝咸康七年，刘翔生病。江南的士大夫以骄奢放纵相尚。曾经趁着朝中贵臣宴饮聚会，对何充等人说：“天下动荡，已经超过了三十六年。宗庙社稷成为废墟，百姓陷入苦难。这是朝廷焦虑的时候，忠臣效死的时候。而各位在江左宴安，肆情纵欲，以奢靡为荣耀，以傲诞为贤能。正直的言论听不到，征伐的功业不建立，将用什么来尊主济民呢？”何充等人非常惭愧。
臣若水通说：晋室流亡迁徙，即使是王导、谢安等人，都以江左为安，没有惩戒前愆之心。饮酒游乐，哪里有思念中原、念及百姓的想法呢？刘翔是使臣，恳切地以百姓宗社为言，所以使晋廷诸臣感到惭愧的很多。
晋穆帝升平五年，范宁喜好儒学，性格刚直，常说王弼、何晏的罪过深于桀纣。有人认为贬斥太过，范宁说：“王、何蔑弃经典文献，埋没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辈，使士人改变方向，以至于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遗风余俗至今成为祸患。桀纣纵暴一时，只足以丧身覆国，作为后世的警戒，怎么能改变百姓的视听呢？”所以我认为，一世的祸患轻，历代的祸患重；自丧的恶行小，迷惑众人的罪过大。
臣若水通说：虐政害人的程度浅而近，邪道害正的程度远而深。所以虐政使人知道警戒，邪道使人心放荡。范宁的议论，对王弼、何晏的指责似乎过分而其实不过分。然而学术是政事的根本，所以孟子论说偏颇、淫邪、邪僻、遁辞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那么桀纣的虐政，也是王、何的流弊。后世掌握正学权力的君主，能不对此有所警戒吗？
王猛病中上书秦王苻坚说：“善于开创的人不一定善于成功，善于开始的人不一定善于终了。因此古代先哲的君王知道功业的不易，战战兢兢，如临深谷。希望陛下追踪前圣，天下幸甚。”
臣若水通说：“人的心，只有警戒与放荡罢了。警戒就有战兢临谷之心，以保有大业；”
晋秘书侍郎赵整作《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识，仪狄先知。纣丧殷邦，桀倾夏国。由此言之，前危后则。符坚大恱，命整书之，以为酒戒。」
臣若水通曰：「大禹圣人也，而恶防酒。一念好恶，天理人欲，兴丧于此焉分。丧德丧邦，《酒诰》尽之矣。」赵整之言，婉而能警，其古之善讽諌者欤？
晋武帝大元十四年，徐邈与范▯书曰：“自古以来，欲为左右耳目，无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借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防謟并进，善恶倒置，可不戒哉！”
臣若水通曰：「语云：『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自古有之矣。至于防謟并进，善恶倒置，而祸乱由之，是诚不可不戒也。戒之，何如学而已矣？学则本心明，而是非不忒；不学则本体昧，而何以鉴人？为人君者，尚知所本哉！」
晋恭帝元熈元年，凉公歆用刑过严，又好治宫室。从事中郎张显上疏以为凉土三分，势不支久。兼幷之本，在于务农；怀逺之略，莫如寛简。今入嵗以来，隂阳失序，风▯乖和，是宜减膳彻悬，侧身脩道，而更繁刑峻灋，缮筑不止，殆非所以致兴隆也。昔文王以百里而兴，二世以四海而灭，前车之▯，得失昭然。"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有失德，人諌不及，乃有天谴，所以致儆戒也。凉歆严刑重役，天垂戒于上，臣进諌于下，而不之悟，卒以亡国杀身。噫！可畏哉！」
格物通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十一 明 湛若水 撰
儆戒三
唐太宗贞观二年二月，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羣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征曰：“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
臣若水通曰：「唐太宗不敢自恃其尊，而畏天惮臣，可谓能自儆矣。然而愆度败礼，乃有为庸人之所不为何也？不察天理之正尔。天理不察，而外施仁义，徒用智以服人，卒成覇功，尚望其上合天心，下副人望邪？」魏征之徒，初无格君之学，而徒以绳愆补过为能，其视商周「一徳」之君臣，何如也？
唐太宗贞观二年四月，突厥颉利可汗请入朝。帝谓侍臣曰：「向者突厥之彊，控▯百万，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今自请入朝，非困穷肯如是乎？」朕闻之，且喜且惧。何则？突厥衰，则边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将如突厥，能无惧乎？卿等宜不惜苦谏，以辅朕之不逮也。
臣若水通曰：「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书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言不可不戒也。人主有儆戒之心，固足以进徳业而保大位矣。」太宗贞观之初，中国人安，突厥入朝，乃曰：「朕或失道，他日亦将如突厥。得而不忘丧，安而不忘危。推是心也，何所不至？」然贞观之美，虽庶几成康，而无学问扩充之道，所以渐不克终也。故儆戒善矣，扩充要焉。
唐太宗贞观五年，康国求内附。帝曰：“前代帝王好招来絶域，以求服逺之名，无益于用，而靡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倘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遂不受。魏征曰：“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尔。”
臣若水通曰：「古之明君，治而不忘乱，安而不忘危，所以存儆戒也。」太宗因康国来附，深懐劳民之虑，而絶之，其亦近是乎？虽然，他或以兵克而郡县之者，岂今乃悔心之萌乎？抑亦未能充其类也乎？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三月庚子，上宴洛阳宫，西苑泛积翠池，顾谓侍臣曰：「炀帝作此宫苑，结怨于民，今悉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徒，内为謟谀，外蔽聪明，故也。可不戒哉！」
臣若水通曰：鉴善不如鉴恶，以其惩戒之心切也。鉴恶之心不切，则其为善之志不勇矣。故观其宫室，则思峻雕之戒；观其台榭，则思琼瑶之戒。然而不善者未之有也。《诗》曰：「殷鉴不逺，在夏后之世。」其太宗之于炀帝之谓乎？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
译晋朝秘书侍郎赵整创作了《酒德之歌》，说：“大地上排列着酒泉，天空中垂挂着酒池。杜康精妙地识别，仪狄预先知晓。商纣王因酒丧失了殷朝，夏桀因酒倾覆了夏国。由此说来，前人的危险是后人的准则。”苻坚非常高兴，命令赵整把它写下来，作为对酒的警戒。
臣湛若水阐释说：“大禹是圣人，却厌恶酒。这一念之间的喜好与厌恶，天理与人欲，国家的兴盛与衰亡就在这里分开了。丧失德行、丧失国家，《酒诰》已经说尽了。”赵整的话，委婉而能警戒，大概是古代善于讽谏的人吧？
晋武帝大元十四年，徐邈给范〇写信说：“自古以来，想要做君主左右耳目的人，没有不是小人的，都是先凭借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借助小信而成其大不信，于是使得防范谄媚的人与谄媚之人一同进用，善恶颠倒，这能不警戒吗！”
臣湛若水阐释说：“古语说：‘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了。至于防范谄媚的人与谄媚之人一同进用善恶颠倒，祸乱由此产生，这确实不能不警戒。要警戒，怎么做呢？不过是学习罢了。学习那么本心就光明，是非就不会差错；不学习那么本体就昏暗，又凭什么鉴别人心？作为君主，还知道根本所在吗！”
晋恭帝元熈元年，凉公李歆用刑过于严酷，又喜欢修建宫室。从事中郎张显上疏认为凉州土地分为三份，势力不能支撑很久。兼并天下的根本，在于致力于农业；安抚远方的策略，没有比宽厚简政更好的了。今年以来，阴阳失调，风雨违背和顺，这应当减少膳食撤去音乐，端正自身修养道德，却反而施行繁重的刑罚和严厉的法律，修缮建筑不停止，恐怕不是导致兴盛的方法。从前周文王凭借百里之地而兴盛，秦二世凭借四海之广而灭亡，前车的覆辙，得失十分明显。”
臣湛若水阐释说：“君主有失德，人臣劝谏来不及，于是就有上天的谴责，用来引起警戒。凉公李歆严刑重役，上天在上面垂示警戒，臣子在下面进谏，却不醒悟，最终导致亡国杀身。唉！可怕啊！”
格物通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十一 明 湛若水 撰
儆戒三
唐太宗贞观二年二月，皇上对侍臣说：“人们说天子至尊，没有什么畏惧忌惮的，我却不是这样，向上畏惧皇天的监视，向下忌惮群臣的瞻仰，兢兢业业，还担心不符合天意，不能辜负人们的期望。”魏征说：“这确实是达到大治的关键，希望陛下慎终如始，那就好了。”
臣湛若水阐释说：“唐太宗不敢自恃尊贵，而畏惧上天忌惮臣子，可以说是能够自我警戒了。然而违背法度败坏礼制，竟然有庸人所不做的事情？这是没有明察天理的正道罢了。天理不明察，而在外面施行仁义，徒然用智谋来使人服从，最终成就了霸业，还希望它向上符合天心，向下辜负人望吗？”魏征这类人，起初没有格正君心的学问，而只把纠正过失弥补过错当作才能，他们看待商周“一德”的君臣，怎么样呢？
唐太宗贞观二年四月，突厥颉利可汉请求入朝。皇帝对侍臣说：“从前突厥强盛，控制百万骑兵，凭借势力欺凌中原，因此骄横放纵，从而失去了民心。现在自己请求入朝，如果不是困顿穷迫肯这样吗？”我听说这件事，又喜又惧。为什么呢？突厥衰败，那么边境就安定了，所以欢喜。然而我如果失去正道，将来也会像突厥一样，能不恐惧吗？你们应当不惜苦谏，来辅佐我的不足。
臣湛若水阐释说：“《易经》说：‘灭亡啊灭亡，系于苞桑。’《尚书》说：‘不要懈怠不要荒废，四方蛮夷来称王。’说的是不能不警戒。君主有警戒之心，固然足以增进德行功业而保全大位。”太宗贞观初年，中原百姓安定，突厥入朝，却说：“我如果失去正道，将来也会像突厥。”得志而不忘记丧失，安定而不忘记危险。推究这种心，有什么达不到的呢？然而贞观的美政，虽然差不多接近成康之治，但没有学问扩充的方法，所以逐渐不能善终。所以警戒是好的，扩充是关键的。
唐太宗贞观五年，康国请求内附。皇帝说：“前代帝王喜欢招揽绝域之地，以求服远的名声，对实用没有益处，却使百姓疲惫。现在康国内附，如果有急难，按道义不得不救援，军队行走万里，难道不使百姓疲劳以换取虚名吗？我不这样做。”于是没有接受。魏征说：“内外治安，我不以此为喜，只欢喜陛下居安思危。”
臣湛若水阐释说：“古代的明君，治理好而不忘记混乱，安定而不忘记危险，所以保持警戒。”太宗因为康国来附，深深忧虑劳民，而拒绝他们，这也接近这个道理吧？虽然如此，其他有的用武力攻克而设为郡县的，难道是现在才萌生悔意吗？还是也不能扩充这类道理呢？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三月庚子日，皇上在洛阳宫宴请，在西苑泛舟积翠池，回头对侍臣说：“炀帝建造这个宫苑，结怨于民，现在全部成为我的。正是由于宇文述、虞世基、裴蕴这类人，在内谄媚阿谀，在外蒙蔽视听，所以如此。能不警戒吗！”
臣湛若水阐释说：“借鉴善行不如借鉴恶行，因为惩戒之心更迫切。借鉴恶行的心不迫切，那么为善的志向就不勇猛了。所以观看宫室，就想到峻雕的警戒；观看台榭，就想到琼瑶的警戒。然而不善的人没有这样的。《诗经》说：‘殷商的借鉴不远，在夏后氏的时代。’这说的是太宗对于炀帝吧？”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