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通卷二十三 明 湛若水 撰
以成其变化。臣若水通曰：「言动根于心也。拟议之于易理也。易理在吾心也。言行之所由发者也。拟议以体认于吾心，由中而发，则言动当其可久而变化。言即教，动即道，而拟议亡矣。不然，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尔矣，岂知变化之道邪？」
译以此成就其变化。臣若水通说：“言语和行动根源于内心。在《易》理中进行揣度商议。《易》理存在于我的心中。是言语和行动所发出的根源。通过揣度商议来体认于内心，从内心发出，那么言语和行动就恰当且持久地变化。言语就是教化，行动就是道，而揣度商议就消失了。如果不这样，言语一定守信，行动一定果断，那只是固执浅陋的样子，哪里懂得变化的道理呢？”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逺。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感应，心而已矣。言行出于心，感应之大者也。其于人也，为枢机矣。善则人应之，非私应也，得其同然之心也。不善则人违之，非私违也，失其同然之心也。应则荣，违则辱，皆由己以致之也，非自外至也。岂惟人哉？天地之于人，一理也。天地位与不位，言动之感格也。人君父母乎天地，而系天下之从违者，其于言行之际，当知与天地合可也，与人合可也。顾可狥于一己之私邪？
书·虞书·舜典》：帝曰：「龙！朕堲防説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命龙谨于出纳王言之词。龙，舜之臣，堲疾殄絶也。殄行者，谓伤絶善人之事；师众也，谓其言之不正，而能变乱黑白以骇众听也。纳言，虞官名，在周为内史，在汉为尚书，魏晋以来为中书门下。夫命令人君鼓舞万民之具，诚不可以不谨，而纳言之官，命令之所由出者也。防説之人，以非为是，以邪为正，窥伺间隙，迎合主意。人君惑之，则赏以私喜，罚以私怒，命令由之而不正矣。此帝舜之所以深恶而必慎重于纳言之命也。以为命令政教由纳言而出，必使审之既信，然后出之，否则谏止之，不必出可也。敷奏复逆，由纳言而入，必使审之既信，然后入，否则斥逐之可也。是故朝廷赏罚予夺，皆出圣断，大权不至下移，而防説无所容其喙矣。后世人君惟欲其言而莫予违，使纳言之官不得尽其职，唯唯奉命以取容説。此命令之所以不正而治之不古若也，有由然哉。夫纳言之官，今之通政司与夫六科十三道皆其类也，如朝廷之喉舌然。喉舌壅塞，言语不通，为身之大患，为人君者岂不惧乎？
大禹谟帝曰惟口出好兴戎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告禹之言，好善也。戎兵也。言发于口，则有召善、起兵二者之分，利害之几，可畏如此。《易》曰：「居其室，出其言善，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出其言不善，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人君居天下之上，一言一动，尤为千万臣民之瞻听，甚不可不慎其所发也。
商书説命惟口起羞
臣若水通曰：「此傅説告髙宗之言也。言语者，所以宣其意而达诸政令者也。轻出，则有起羞之患。夫言行，君子之枢机也。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故一或轻出，大则啓祸，小则召侮。人君之发言，可不慎乎！」
周书·周官》王曰：「呜呼！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灭私，民其允懐。」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训迪百官之言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谓允信也。盖令者，出于上而施于下，示趍向于民者也。诚不可以不慎。敬汝所主之职，在于慎令。故曰：「钦乃攸司，慎乃出令。」令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此所以当慎也。公理私情，不容并立。公理胜则私情灭，以公灭私，则所出之令至公无我，民将丕应徯志，岂有不敬信而懐服者乎？故敬职在于慎令，慎令在于至公。为人上者，其可不立至公以为出令之本乎？
毕命：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臣若水通曰：此康王命毕公保厘东郊之言也。蔡沈曰：对暂之谓恒，对常之谓异，趣完具而已之谓体，众体所防之谓要。政事纯一，辞令简实，深戒作聦明，趋浮末好异之事也。成王言：政贵有常，不常则民无所据守。其政之号令辞不体要，则失于虚文；好异则辞不体要而政不恒矣。况商俗靡靡然，而尚利口，余风至今不息，则有恒体要，尤为对病之药也。可不念之哉！为人上者，欲恒其政，当慎其辞令焉。
诗》小雅《小弁》：「莫髙匪山，莫浚匪泉。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无逝我梁，无
译孔子说：“君子居住在内室，说出的话若是善的，那么千里之外的人都会响应他，何况近处的人呢？居住在内室，说出的话若是不善，那么千里之外的人都会背离他，何况近处的人呢？言语从自身发出，施加于百姓；行为从近处发起，显见于远方。言语和行为，是君子关键的枢纽。枢纽的发动，是决定荣耀与耻辱的关键。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力量，能不谨慎吗？”
臣若水解释说：天下万物之间的感应，根源在于心罢了。言语和行为发自内心，是感应中最大的因素。对于人来说，言语和行为就是关键的枢纽。善言善行，人们就会响应，这不是出于私心的响应，而是得到了人们共同认同的心意；不善的言语和行为，人们就会背离，这不是出于私心的背离，而是失去了人们共同认同的心意。得到响应就带来荣耀，遭到背离就带来耻辱，这都是由自己招致的，并非从外部而来。难道只是对人如此吗？天地对于人，道理是一样的。天地能否各安其位，取决于言语和行为是否感通契合。人君作为天地的父母，维系着天下人的顺从或背离，在言语和行为的关键时刻，应当知道与天地相合是可以的，与人相合也是可以的。难道可以顺从一己的私欲吗？
《尚书·虞书·舜典》记载：帝舜说：“龙！我厌恶那些善于巧言令色、灭绝善道的人，他们震惊了我的臣民。命令你担任纳言官，早晚传达我的命令，务必公正诚信。”
臣若水解释说：这是帝舜命令龙谨慎处理王命出入的言辞。龙是舜的臣子，堲是厌恶，殄是灭绝。殄行，是指伤害灭绝善人的行为；师是众人，是指那些言语不正，能够混淆黑白以骇人听闻的人。纳言，是虞朝的官名，在周朝称为内史，在汉朝称为尚书，魏晋以来称为中书门下。命令是人君激励万民的工具，确实不可以不谨慎，而纳言官，是命令发出的渠道。巧言令色的人，以非为是，以邪为正，窥探间隙，迎合君主的心意。人君如果被迷惑，就会因私喜而赏，因私怒而罚，命令因此就不公正了。这就是帝舜深深厌恶并务必慎重对待纳言官任命的原因。他认为命令政教由纳言官发出，必须使审查既真实可信，然后才发出，否则就劝谏阻止，不必发出也可以。奏章报告由纳言官呈入，必须使审查既真实可信，然后才呈入，否则斥退驱逐也可以。因此朝廷的赏罚予夺，都出自圣明的决断，大权不至于下移，而巧言令色之人也就没有容身之地了。后世的人君只希望自己的话没有人违背，使得纳言官不能尽其职责，只是唯唯诺诺奉命以取悦君主。这就是命令不公正而治理不如古人的原因，是有缘由的。纳言官，现在的通政司以及六科十三道都是这类官员，就像朝廷的喉舌一样。喉舌堵塞，言语不通，是身体的大患，作为人君难道不害怕吗？
《大禹谟》记载：帝舜说：“只有口，能说出善言，也能挑起战争。”
臣若水解释说：这是帝舜告诫禹的话，好是善，戎是兵。言语从口中发出，就有召来善事、挑起战争两种分别，利害的关键，可怕到如此程度。《易经》说：“居住在内室，说出的话若是善的，千里之外的人都会响应他，何况近处的人呢；说出的话若是不善，千里之外的人都会背离他，何况近处的人呢？”人君居于天下之上，一言一行，尤其受到千万臣民的注视和倾听，非常不可不谨慎所发出的言语。
《商书·说命》记载：“只有口，能招致羞辱。”
臣若水解释说：“这是傅说告诫高宗的话。言语，是用来表达心意并传达政令的。轻率地说出，就有招致羞辱的祸患。言语和行为，是君子关键的枢纽。枢纽的发动，决定荣耀与耻辱。所以一旦轻率说出，大的会开启祸患，小的会招致侮辱。人君发言，能不谨慎吗！”
《周书·周官》记载：王说：“呜呼！凡是我有官职的君子们，恭敬地对待你们的职责，谨慎地发布命令。命令发出就要执行，不要反复无常。用公理消灭私情，百姓就会诚信归服。”
臣若水解释说：这是成王训导百官的话。反，是指命令发出后不可执行而被阻塞违背，允是诚信。大概命令，是从上级发出而施行于下级，向百姓展示趋向的。确实不可以不谨慎。恭敬你们所主管的职责，在于谨慎发布命令。所以说：“恭敬地对待你们的职责，谨慎地发布命令。”命令希望它被执行，不希望它被阻塞违背而不执行，这就是应当谨慎的原因。公理和私情，不能并存。公理胜则私情灭，用公理消灭私情，那么所发布的命令就至公无私，百姓将大力响应期待的心志，难道有不诚信而归服的吗？所以恭敬职责在于谨慎发布命令，谨慎发布命令在于至公。作为上级的人，难道可以不确立至公作为发布命令的根本吗？
《毕命》记载：政事贵在恒定，言辞崇尚切中要害，不要只喜好奇异，商朝的风俗萎靡不振，以能言善辩为贤能，余风尚未灭绝，你们要记住啊。
臣若水解释说：这是康王命令毕公治理东郊的话。蔡沈说：与短暂相对的是恒定，与平常相对的是奇异，追求完整而已的是切中要害，众体所汇聚的是关键。政事纯一，言辞简实，深深告诫不要自作聪明，追求浮华末节和奇异之事。成王说：政事贵在常有常规，没有常规百姓就无所依据。政事的号令言辞不切中要害，就会失于虚文；喜好奇异就会言辞不切中要害而政事不恒定了。何况商朝的风俗萎靡不振，崇尚能言善辩，余风至今不息，那么有恒定和切中要害，尤其是对症下药。能不记住吗！作为上级的人，想要使政事恒定，应当谨慎言辞命令。
《诗经·小雅·小弁》：“没有比山更高的，没有比泉更深的。君子不要轻易说话，耳朵贴在墙根上偷听。不要经过我的鱼梁，不要……”
臣若水通曰：朱熹谓幽王太子宜臼被废而作此诗，言山极髙矣，而或陟其巅；水极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轻易于其言，恐耳属于垣者有所观望左右而生防谮也。臣谓言者发于心者也，心或受病，则隐之所藏，显之所发，虽欲禁之，不可得矣。故君子欲谨其言，当先谨其心，则言之所发，皆由中出，正大光明，无不可对人者矣。故欲无易由言，当自无易由心始。尔宜臼因被谮而为此诗，是有意于谨言矣，然徒禁于标末尔。李泌谏徳宗废太子立舒王曰：「愿还宫，勿露此意。」若有意于谨言矣，然犹禁之于萌芽尔。《中庸》曰：「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夫敬信在言动之先，则邪意不生，而言行可以动天地矣。伏惟圣明留心于敬信之学，则无意无必，而凡刑赏予夺如天之无迹，而左右不得窥伺之矣。
大雅·板：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
臣若水通曰：此诗同列相戒，亦以讽王也。宪宪，欣欣也；蹶，动也；泄泄，犹沓沓也；辑，和洽合；怿，悦莫定也。首章忧其出话不然，故此继之以为辞之辑和，故民莫不洽合矣。辞之怿悦于民心，故民心皆莫而定矣。盖上下同此心也，同此理也。辞当于理而和且悦焉，则上无逆命，下无逆辞，民自无不合、无不定矣。夫民合而定，由言当乎理，固也。然欲其言之当理，岂徒修饰于外哉？盖由平时修辞立诚，以涵养此心之天理，使之由中达外，不能己焉。大之为典谟训诰，小之为号令诏勅，莫非洋洋之天语，所以鼓舞乎万民者，风行草动，莫之或违矣。不然，徒欲修饰其辞，而不由中出，则虽学典谟训诰，亦伪辞而已矣。人君欲民之信从，当修信于言前，然后可也。
春秋桓公三年夏，齐侯、衞侯胥命于蒲。
臣若水通曰：《春秋》书「胥命于蒲」，褒齐僖、衞宣不事盟誓以言而相结也。是役也，或曰尊王，或曰推伯，其事之是非，不暇论矣。独谓《春秋》之时，大道隐而盟誓兴，忠信薄而人心疑，约剂乱而交质之风成，乌有如二国之君一言取信邪？卫献公言于寗喜，求复国，喜曰：「必子鲜在，不然必败。」小邾射以句绎奔鲁，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子鲜、季路言出而人服，庶几「胥命」之遗风也。呜呼！《春秋》非古也，而古道犹存，以是知天理之在人心，不以古今殊也。人君敦信修道，得人心之同然，言而世为天下则矣。
定公十年夏公防齐侯于夹谷
臣若水通曰：「夹谷之防，齐侯弱鲁，将有莱兵之刼，国势之殆，亦甚矣。仲尼以从容谈论而却敌国之兵，何也？盖天下莫大于理，而强众不与焉。仲尼之对齐侯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于神为不祥，于徳为愆。』义听其言也，道徳之正，自足以折其奸囘之心；仁义之论，自足以消其桀骜之气。故俄顷之间，功化如此也。否则，齐君非不武也，晏婴非不知也，胡为而有获罪于鲁，谢过以质之言哉？故曰：仲尼一言，威重于三军。」
礼记·曲礼》曰：「毋勦説，毋雷同，必则古昔，称先王。」
臣若水通曰：毋禁止之辞，▯取他人之説以为己説，谓之勦説；闻人之説而附和之，谓之雷同。则犹法也。修辞立诚，所以进徳也。古之君子，所以致慎于言辞者，非欲为观美也，盖所以谨其心而进徳也。是故勦説、雷同，求之于人也。言非由中出也。言则古昔称先王，非求之于古昔先王也，求之我也。先王之心，我之同然也。故求之人者伪也，求之我心之同然者诚也。故君子立诚之为贵。
曲礼》曰：脩身践言，谓之善行。行脩言道，礼之质也。臣若水通曰：脩身以践言，言斯道矣。践言以善行，行斯脩矣。言行者，君子之枢机也。礼之出也，必言行以为地。是故言行脩，礼本立矣。故礼乐待人而后行。
哀公问孔子曰：「君子过言则民作辞，过动则民作则。君子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不命而敬恭。」
臣若水通曰：过言、过动，谓言动不当理也。作如、作好、作
译臣若水通说：朱熹认为幽王的太子宜臼被废黜后作了这首诗，说山极高了，却有人登上它的顶峰；水极深了，却有人潜入它的底部。所以君子不可轻易说话，恐怕那些在墙边偷听的人有所观望，在左右挑拨离间、进谗言。我认为言语是发自内心的，内心如果有了毛病，那么隐藏时有所储藏，显露时有所表达，即使想要禁止，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君子想要谨慎言语，应当先谨慎内心，那么言语所发出的，都是从内心流露出来的，正大光明，没有不可以对人说的了。所以想要不轻易说话，应当从内心不轻易起念开始。宜臼因为被进谗言而作这首诗，是有心于谨慎言语了，然而只是禁止在枝节末梢罢了。李泌劝谏德宗废太子立舒王时说：“希望太子回宫，不要显露这种意图。”这是有心于谨慎言语了，然而还是禁止在萌芽状态罢了。《中庸》说：“君子不行动而恭敬，不说话而诚信。”恭敬和诚信在言语行动之前，那么邪念就不会产生，而言语行动可以感动天地了。恳请圣明的君主留心于恭敬诚信的学问，那么就没有私意和固执，而所有的刑罚赏赐、给予剥夺就像上天一样没有痕迹，而左右的人就不能窥探伺机了。
《大雅·板》说：上天正降下灾难，不要那样洋洋自得；上天正发生变故，不要那样滔滔不绝。言辞和谐了，百姓就融洽了；言辞悦服了，百姓就安定了。
臣若水通说：这首诗是同僚互相告诫，也是用来讽谏君王的。宪宪，是欣欣自得的样子；蹶，是变动；泄泄，就是沓沓多言的样子；辑，是和谐融洽；怿，是悦服；莫，是安定。第一章担忧君王说话不当，所以接着说言辞和谐，所以百姓没有不融洽的。言辞让民心悦服，所以民心都安定下来了。这是因为上下同心，同此天理。言辞符合道理而且和谐悦服，那么上面没有违抗命令的，下面没有违抗言辞的，百姓自然没有不融洽、不安定的。百姓融洽安定，是因为言语符合道理，这固然不错。然而想要言语符合道理，难道只是在外表修饰吗？这是因为平时修养言辞以确立诚信，来涵养内心的天理，使它从内心通达到外表，不能自己停止。大到典谟训诰，小到号令诏敕，无非是浩荡的天语，用来鼓舞万民，像风吹草动，没有人敢违背的。不然，只是想要修饰言辞，而不是从内心发出，那么即使学习典谟训诰，也只是虚伪的言辞罢了。君主想要百姓信任服从，应当在言语之前修养诚信，然后才可以。
《春秋》桓公三年夏，齐侯、卫侯在蒲地互相约定。
臣若水通说：《春秋》记载“在蒲地互相约定”，是褒扬齐僖公、卫宣公不从事盟誓，用言语互相结交。这次行动，有人说尊崇周王，有人说推举霸主，事情的是非，来不及讨论了。只是说《春秋》的时代，大道隐没而盟誓兴起，忠信淡薄而人心怀疑，契约混乱而交换人质的风气形成，哪里有像两国君主那样一句话就取得信任的呢？卫献公对宁喜说，请求恢复国家，宁喜说：“一定要子鲜在，不然一定会失败。”小邾射带着句绎逃奔到鲁国，说：“让子路要我，我不需要盟誓。”子鲜、子路的话一出，人们就信服，差不多是“互相约定”的遗风了。唉！《春秋》不是古代了，而古道还存在，由此知道天理在人心，不因古今而不同。君主敦厚诚信修养道德，得到人心的共同认可，言语就可以成为天下的准则了。
定公十年夏，鲁公在夹谷会见齐侯。
臣若水通说：“夹谷的会见，齐侯削弱鲁国，将有莱地军队的劫持，国家局势的危险，也很严重了。孔子用从容谈论而退却敌国的军队，为什么呢？因为天下没有比道理更大的，而强暴众多不参与其中。孔子对齐侯说：‘边远民族不图谋华夏，夷狄不扰乱华夏，对神灵是不祥的，对道德是有过失的。’齐侯听从了他的话，道德的正直，自然足以折服其奸邪的心；仁义的议论，自然足以消除其桀骜的气焰。所以顷刻之间，功业教化如此。否则，齐君不是不勇武，晏婴不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获罪于鲁，谢罪以质子为言辞呢？所以说：孔子一句话，威势重于三军。”
《礼记·曲礼》说：“不要抄袭别人的说法，不要随声附和，一定要效法古代，称颂先王。”
臣若水通说：毋，是禁止的词；抄袭别人的说法作为自己的说法，叫做抄袭说法；听到别人的说法而附和，叫做随声附和。则，是效法。修养言辞以确立诚信，是用来增进道德的。古代的君子，之所以对言辞慎重，不是想要为了外表美观，而是用来谨慎内心而增进道德。所以抄袭说法、随声附和，是向别人寻求的。言语不是从内心发出的。言语效法古代称颂先王，不是向古代先王寻求的，是向我自己寻求的。先王的心，与我相同。所以向别人寻求的是虚伪的，向我内心相同之处寻求的是真诚的。所以君子以确立诚信为贵。
《曲礼》说：修养自身以实践诺言，叫做善行。行为修养言语得当，是礼的本质。臣若水通说：修养自身以实践诺言，言语就合乎道了。实践诺言以完善行为，行为就修养好了。言语行为，是君子的关键。礼的产生，必须以言语行为为基础。所以言语行为修养好了，礼的根本就确立了。所以礼乐等待人然后实行。
哀公问孔子说：“君子言语过分，百姓就会造作言辞；君子行动过分，百姓就会造作法则。君子言语不过分言辞，行动不过分法则，百姓不用命令就恭敬。”
臣若水通说：过言、过动，是说言语行动不符合道理。作，如、作好、作
恶之「作」，作辞，化其过言也；「作」则化其过动也。过言生于心也，过行发于身也，皆不恭、不敬之萌也。恭敬存于心，言行不过，则百姓化而敬恭。感应之理，则然也。君子之于言动，其可以不谨乎？
译厌恶“作”的原因，在于言语上的造作，这会助长过分的言辞；“作”也会助长过分的举动。过分的言辞产生于内心，过分的举动表现于身体，这些都是不恭敬、不敬慎的萌芽。如果恭敬之心存于内心，言语和行为就不会过分，那么百姓就会受到感化而变得敬慎恭敬。感应之理，就是这样的。君子对于言语和举动，难道可以不谨慎吗？
仲尼燕居曰：「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
臣若水通曰：「言出而践，则履矣。言无非理，是以谓之礼也。行发而顺，则乐矣。动无不和，是以谓之乐也。礼乐出于身，天下化之，而至理至和焉，治之极也。」
缁衣子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臣若水通曰：如丝如纶者，发之者小，而播之者大也；如纶如綍者，发之者大，而播之者尤大也。盖人君一言之发，一训诰诏令之出，而臣下之奉行，天下之习尚，必有甚焉者矣。发之不可不谨也，故在审之而已矣。一言之发也，必思曰：他日可行于臣民乎？否则不必言也。一政之行也，必思曰：此可对臣民言之乎？否则不必行也。言必虑其所终，行必稽其所敝，则言行相顾，而天下化之矣。虽然，理一也，合乎理，未有可言而不可行，可行而不可言者。但人君以崇髙之势，或出悖理之言行，以为莫予违者，而不知天下之臣民已议其后，而莫肯信从矣。王者之所发，可不慎乎？
格物通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二十四 明 湛若水 撰
慎言动中
论语》：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臣若水通曰：君子之道大矣，而孔子于子贡之问，惟以言行先后言之者，何哉？《易》曰：「言行，君子之枢机，不可不慎。」故行之于先，则行专而能力；言之于后，则言切而有孚。君子之于学也，察见天理，体之于身心而有得焉，然后立训以告人，或出言以答问，无非体贴吾心所得之实理，则行有恒，而言有物，言顾行，行顾言，慥慥君子矣。臣闻之先师翰林检讨陈献章曰：「夫学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其意与此暗合，惟圣明留神焉。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臣若水通曰：孔子此章之言，至为明白痛切，所以警悟学者之意，至矣。夫行不及言，古人所耻，是何今人之不古若哉？道理平铺，良心固有，世之学者，岂无所见也？不肯体之于身，徒事讲説之烦，竞为文字之学，依附仁义道徳之説，与身心畧不相涉，而莫之耻焉，何心哉？其习使之然也。孔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盖有叹于当时矣。无变俗之权，尔仰惟圣明，居皇极之位，握转移之机，使天下学者徳业合一，笃其实而艺者书之，则道徳一而风俗同矣，天下幸甚。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臣若水通曰：白圭之诗，乃卫武公作之以自警者也。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其严于自饬如此，此其所以徳跻于睿圣也。南容独取其言而三复焉，盖深有意于谨言矣。夫言者，心之声也。君子能存其心，则言与心应，而自无不谨之言矣。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矣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臣若水通曰：「司马牛问仁，而夫子告之以谨言者，何哉？」张载曰：「戯言出于思也，言心口一致也。盖言者，心之声，心随言以出入者也。言不谨，则心放；心放，则天理灭而仁亡矣。故为仁之要，在于讱其言而不放也。不易其言，即是不放其心。心存理得，则仁在是矣。故谨言系于为仁之要。有以仁为难之心，即有言不易放之心。易其言者，乃易其心者也。然则讱其言，则亦有随处体认之功，而心当自存矣。于此又有以知内外合一之学云。」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臣若水通曰：古之人非贵于言也，言以宣其身心之得以达于用尔。已实无得而徒言之，是欺天防人矣，岂不可耻乎？然圣人之言，通乎上下。世之人主，有徒致饰于制诰、命令之间，无躬行仁义之实，而欲以致大用于天下，协神人，动天地，岂不难哉？
中庸，庸徳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
译仲尼在闲居时说：“说话并能履行，这就是礼；行动并能乐在其中，这就是乐。君子努力做好这两点，就能面南而坐（治理天下）。因此天下太平。”
臣湛若水阐释说：“话说出口就能实践，这就是履行。言语没有不合乎道理的，所以称之为礼。行动发起就能顺畅，这就是乐。举动没有不和谐的，所以称之为乐。礼乐从自身发出，天下人受其感化，从而达到极致的道理和极致的和谐，这是治理的最高境界。”
《缁衣》篇说：“君王的话起初像丝线那样细微，传出去却像丝带那样宏大。君王的话起初像丝带那样宏大，传出去却像粗绳索那样巨大。所以地位高的人不提倡无根据的言论，可以说但不能做的，君子不说；可以做但不能说的，君子不做。这样百姓的言语就不会危害行动，行动也不会危害言语了。”
臣湛若水阐释说：“像丝线变成丝带，是指发出的时候微小，而传播的时候宏大；像丝带变成粗绳索，是指发出的时候宏大，而传播的时候更加巨大。大概君主一句话发出，一道训诰诏令颁布，臣下奉行它，天下人习尚它，一定会更加严重。所以发出时不能不谨慎，关键在于审慎罢了。一句话发出，一定要思考：将来能在臣民中实行吗？如果不能，就不必说。一项政令实行，一定要思考：这能对臣民说吗？如果不能，就不必实行。说话一定要考虑它的最终结果，行动一定要考察它的弊端，这样言行互相照应，天下人就会受其感化了。虽然如此，道理是统一的，符合道理，就没有可以说而不能做、可以做而不能说的。只是君主凭借崇高的权势，有时做出违背道理的言行，认为没有人敢违背自己，却不知道天下的臣民已经在背后议论，不肯相信跟从。君王所发出的，能不谨慎吗？”
《格物通》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格物通》卷二十四 明 湛若水 撰
谨慎言语行动以合乎中道
《论语》：子贡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先实行要说的话，然后再说出来。”
臣湛若水阐释说：“君子的道理广大，而孔子对于子贡的提问，只用言行的先后来说明，为什么呢？《易经》说：‘言语和行动，是君子的关键枢纽，不可不谨慎。’所以先实行，那么行动专一而能尽力；后说话，那么言语切实而有信用。君子对于学问，观察体认天理，在身心上体会而有收获，然后立定训诫来告诉别人，或者出言来回答提问，无非是体贴内心所获得的真实道理，那么行动有恒常，言语有内容，言语顾及行动，行动顾及言语，这才是笃实的君子。我听先师翰林检讨陈献章说：‘学问是自己获得的，自己说出来是可以的。’他的意思与此暗合，希望圣明的君主留意。”
孔子说：“古代人不轻易说话，以自身做不到为耻。”
臣湛若水阐释说：“孔子这一章的话，极为明白痛切，用来警悟学者的意思，达到了极致。行动赶不上言语，是古人所耻的，为什么今人不如古人呢？道理平铺直叙，良心本来固有，世上的学者，难道没有所见吗？不肯在自身上体会，只是从事繁琐的讲说，竞相追求文字之学，依附仁义道德的说法，与身心略微不相涉，却不以为耻，这是什么心呢？是习惯使他们这样。孔子说：‘在文辞方面，我和别人差不多；至于身体力行的君子，我还没有做到。’大概是对当时有所感叹。没有改变风俗的权力，您仰赖圣明的君主，居于皇极之位，掌握转移的关键，使天下学者德行与事业合一，笃实本质而技艺者记录它，那么道德统一而风俗相同，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南容多次诵读《白圭》这首诗，孔子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他。
臣湛若水阐释说：“《白圭》这首诗，是卫武公作来自我警戒的。说：‘白圭上的瑕疵，还可以磨去；言语上的瑕疵，就无法挽回了。’他严于律己如此，这就是他德行达到睿智圣明的原因。南容独自选取这句话而多次诵读，大概对谨慎言语有很深的用意。言语，是心的声音。君子能存养本心，那么言语与心相应，自然就没有不谨慎的言语了。”
司马牛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人，他的言语迟钝。”司马牛说：“言语迟钝，这就叫做仁了吗？”孔子说：“做起来难，说话能不迟钝吗？”
臣湛若水阐释说：“司马牛问仁，而夫子用谨慎言语来告诉他，为什么呢？张载说：‘戏言出于思虑，言语是心口一致的。大概言语是心的声音，心随着言语出入。言语不谨慎，心就放荡；心放荡，天理就灭绝而仁就丧失了。所以为仁的关键，在于言语迟钝而不放荡。不轻易改变言语，就是不放荡心。心存理得，仁就在这里了。所以谨慎言语关系到为仁的关键。有以仁为难的念头，就有言语不轻易放荡的念头。轻易改变言语的，就是轻易改变心的人。那么言语迟钝，也有随处体认的功夫，心自然会存养。在这里又可知内外合一的学问。”
孔子说：君子以言语超过行动为耻。
臣湛若水阐释说：“古人不是看重言语，言语是用来宣扬身心所获得的道理以达到应用的。自己实际上没有收获而空谈，这是欺骗上天和防备别人，难道不可耻吗？然而圣人的言语，贯通上下。世上的君主，有只在制诰、命令之间徒具修饰，没有躬行仁义的实质，却想在大用天下，协调神人，感动天地，难道不难吗？”
《中庸》：平常德行的实行，平常言语的谨慎，有所不足，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