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学术二儒行

译坚守操守，那么淡泊就可以彰显志向；懂得以天命自我安顿，那么宁静就可以达到远大的目标。只有廉洁，然后才能进以礼，退以义；不因贫贱而失态，不因富贵而骄纵。极致而言，达到伊尹那样严守一介之廉，杨震那样磨砺“四知”之节，这就是廉洁的极致了。孔子说：“行为要符合自己的本分。”孟子说：“人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作为。”古人认为，君主如果不成为尧舜，哪怕有一个人不得其所，就像在集市上被鞭打一样痛苦。所以没有愧疚和厌恶，都是从先自我愧疚和厌恶开始的；没有惭愧和不安，都是从先自我惊恐和惭愧产生的。推而广之，如《礼记》所说：有那个职位却没有相应的言论，君子会感到羞耻；有言论却没有相应的行动，君子会感到羞耻；土地有余而百姓不足，君子会感到羞耻；众人平均分配却加倍索取，君子会感到羞耻。有了这四点，不仅不会有放纵检点、逾越规矩的事情，而且进德修业、宣扬谋略、树立功绩，都从内心生发出来。大概有了这四种品德，向上可以达到圣贤的境界，其次也不失为谨身寡过的人；没有这四种品德，就是败坏常理、扰乱风俗的人，是圣王必定诛杀而不宽恕的。士人怎么能不知道应该致力于什么呢？

译劝士条约一

李棠阶

士人是社会风气的源头。敦厚根本、勉励学问，一天也不容迟缓。云南自明朝以来，如兰延秀、杨存诚、胡左艾、邓川等先生，都潜心研究道德义理，精通经史。本朝如刘复吾、景傅等人，也都积累学问、砥砺品行，以节义著称。当今英杰贤才间或出现，追随先哲的人固然不少，但那些不能自立、以贫穷为患的人也不免存在。使者奉天子的命令，视察此地的学校，士人的责任，也是使者的责任。如果士人的习气稍有不端正，文风稍有不纯正，我怎么能心安呢？现在选取最切近实际的十条，张贴在学校，以此勉励各位学生。各位学生应当各自勉力实行，不要自欺，不要懈怠，不要认为这些道理迂腐而忽视它们。那就太好了，太好了。

第一条叫立志。不是仅仅立志于科举科目，揣摩八股范文而已。必须振奋精神、磨砺意志，认为圣贤是必定可以成为的，认为不成为圣贤就决不能算作人。不被权势利禄所迷惑，不被境遇所牵制，不因时日空闲而懈怠。这样之后才叫立志。不是说日夜刻苦钻研，孜孜不倦于八股文。况且老师用八股文来评判，也必定是有志向的人期望效法圣贤，存养本心，使义理充沛，才能有佳作。否则浮光掠影，终究没有好处。

第二条叫明理。人的纹理叫理，木头的纹理叫理，有条理不紊乱，这就是理得名的原因。圣人用一心的理，通达天下的理。求学的人必须用事物的理，扩充一心的理。比如人各有耳目手足，人各有父子兄弟夫妇的伦理，这些之所以如此的理在哪里？又如读一卷书，这一卷书的理在哪里？读一句书，这一句书的理在哪里？其他日常所用，极其细微详尽，没有不有理的。随着事情穷究到底，日积月累，以至于通达没有滞碍，那么处理事情大概就可以很少失误。

第三条叫博学。博学不是仅仅夸耀繁多，崇尚无书不读的名声。不仅小说不可看，凡是对学问身心没有益处的，都不宜枉费精神。穷究经书是首要的，读史书次之。事物的理，都具备在经书中。反复详细推演，以求其体要。但经书的话浑厚而深奥，史书的事广博而详细。所以锻炼见识必须在史书中。其余子集以及名臣大儒的著述，都可以取来阅读。虽然或许家贫没有书，或者地处偏僻难以购买，如果真心不安于固陋，那么亲友的藏书，以及学校中有藏书的，都可以借来看。但总须着实理解，不可仅仅摘取作为时文的资料。

第四条叫反己。学习都是为了明理，而理不是仅仅明白就完了。既然明白了耳目手足父子兄弟夫妇的理，那么自己的耳目手足，以及处理父子兄弟夫妇关系的方式，果真完全符合这个理吗？既然明白了所读之书的理，那么自己日常的身心，果真能体现这个理吗？知行合一，必须时时检点省察，悬挂作为目标，而勉力奔赴，才有益处。

第五条叫安贫。古人有话说咬得菜根，那么百事都可以做，这就是安贫的意思。现在的学生，有的甚至干预诉讼，包揽钱粮，不畏惧国法，而这样做的大半是贫穷所迫。然而试想我们读书人，不贫穷的有几个？因为贫穷的缘故，以至于以身试法，或者被斥革功名，幽禁牢狱，给父母留下耻辱，被乡里嘲笑，所遇到的都是困窘，比起以前的贫穷更加严重。即使不到此地步，也不免被官吏轻视，否则只受其怜悯罢了。深夜独自思考，靠什么自立？各位学生务必猛然醒悟，忍受一时的贫穷，而专心攻习本业，那么俸禄就在学问中，自然有不贫穷的时候。即使最终贫穷，但积累学问喜好古圣，修身砥砺品行，卓然成为众人敬仰的对象，与其忙碌多事，而贫穷日益严重，悔恨丛集，哪个得哪个失，也可以大致知道了。

第六条叫能忍。修养心气的功夫，没有比忍更重要的。平息事端的办法，没有比忍更切近的。近来有身在学校的，因为田产小事不忍小忿，以至于失去兄弟骨肉的情谊，互相控告，最终倾家荡产。看到这类事，实在痛心。兄弟同生同养，小时候同吃母乳，长大后同处一室，像手足一样不能分离，他们的亲情如何？却因一时的不忍导致破裂。窥探父母的心，必定有忧愁不乐的人。作为儿子让父母的心不乐，那么不仅不友爱不悌顺，而且不孝顺。况且自己也有儿子，自己的儿子兄弟相争，自己心必定不安，而自己的兄弟先相争，又怎么教导儿子？不为兄弟考虑，难道不为自己的儿子考虑吗？至于乡里朋友之间，都不可以小忿留下后悔。如果受到势家的欺凌，仆隶的侮辱，总应当反过来自我修养，在开始时忍耐。用力久了，渐渐归于自然。这是处世的要领，养心的根本。

第七条叫敬容。约束外在行为是为了涵养内心。圣人告诉颜回，尚且对视听言动兢兢业业，何况其他。凡是箕踞跛倚，手足动摇之类，都应当恭敬地戒止。出入起居，侍奉上级接待下级之间，必须时时检点，用礼来约束自己。到应试的时候，茶坊酒肆中，断不可轻易进入以致招致意外的侮辱。每次出寓所总应当衣冠整肃，自别于众人。不得以酒食征逐，举止张皇，失去身以至于失去心。这些都是仪容的粗浅方面。然而在这方面谨慎，也大大没有过失。

第八条叫虚心。天下所有的器物，只有空虚的才能承载物品。

译事物满了就无法再增加了。做学问的道理，最忌讳的就是一个“满”字。天下那些自满的人，不过是狂妄罢了。不仅有志于成为圣贤的人，应当沉潜深入、反复钻研，因为境界无穷无尽，没有可以自满的时候；即使就书籍而言，我们眼前所见的还不到万分之一，其他有关日常生活、身心修养、国家治理、民生大计的书还有很多，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怎么能自满呢？所以一定要保持谦虚的心态。无论是胜过自己的人还是不如自己的人，都可以从中获益。即使是农、工、商、贾等行业的事，也可以旁通互鉴。随时随地留心观察，随时随地自我反省，进步的境界是没有边际的。

第一条是敦睦邻里。一个乡里之中，一定有读书入学的士人，被众人所尊重。士人是百姓的表率。如果愚昧的百姓无知，或者因为口角等小事，愤怒争斗殴打，不懂刑律，敢于做出非法之事，以至于邻里情谊反而像仇敌一样，这就有赖于士人去劝导教化。在一年四季、伏腊祭祀以及日常往来的间隙，偶尔选取《圣谕广训》的意思，用通俗的语言解释，用温和的话语引导，使他们知道利害祸福源于善恶。积累久了，善良的人会更加勉励，不善的人也会逐渐改正，那么乡里就会和睦，种下的德泽无穷无尽。

另外，滇南近来多发生瘟疫，听说有人生病，家人都躲避离去。病不一定就会死，但一切无人照料，即使想不死也不可能。袖手旁观听任其死，即使是路人也不忍心，为什么家人骨肉竟然忍心到这种地步？这实在损害了社会风气。这在稍微明白事理的读书人看来，固然断不会如此，但也应当恳切婉转地劝导乡里，以革除这种风气，也可以稍微挽回厄运。因此将敦睦邻里的意义附录在这里，但在今天这实在是至关重要的事，各位学生千万不要忽视。

第二条是有恒心。以上各条，都应当持之以恒。所谓不被权势利禄所迷惑，不被境遇所牵制，不因时间长短而间断。立下这个志向，时时提醒这颗心，反躬自省。偶尔有懈怠的时候，就严厉地自我责备。这样就能敦厚根本、勉励德行，每天都有进步。端正初学的基础，储备成为有用的人才，将来为国家阐发正确的学问，维持世道人心，我对各位学生寄予厚望。至于作文的方法，前人论述得很详细了，按照方法研究，自然能得力。每天挖掘自己的性灵，每天培养自己的根基，像以上各条那样去做，又何必担心文章不好呢？

译劝士条约二

李棠阶

学政与士子，得失荣辱息息相关。本想当面商议想说的话，担心口音难以听清，因此列出劝诫规条，暂且作为喉舌谆谆嘱托。只希望大家虚心接受，切实自我反省。好的方面加以勉励，坏的方面务必严防。这些规条可以放在座右，时常用来检视内心。有言语未涉及的地方，也请依照此例类推。

一、读经书。六经四子，是圣学王道的根本，学问由此成就，政治由此产生，文章也必定以此为根基。然而应试文章中，经术精深的人很少，即使是经义文章也是空泛敷衍，这都是因为平时不曾潜心体会的缘故。士子在家修身、在朝廷献言，坐着说话尚且希望起身行动，措辞尚且难以确切恰当，施用于政事又怎能保证没有谬误呢？只要明白经书在于致用，如果把章句训诂当作经学，不仅难以成功，即使成功了也没有用处。穷究经书贵在得其要领，得其要领则一部经书会归于一个道理，诸部经书统会归于一个道理。像这样不仅文章有条不紊，日常事物之间，也能左右逢源。这就是所谓的得其要领。经书的一切义理，都是我内心本有的；凡是不符合经书义理的，都是我内心本没有的。我能就经书的语言一一反求诸己并切实穷尽，去除我内心本没有的，保全我内心本有的，那么六经四子就融合在我的一心之中了。这难道不是得其要领吗？古人说：“细细咀嚼六经无一字，才知道千圣原本同堂。”这话意味深长，可以说是善于读书了。

二、读小学。做官不是好官，是因为做秀才不是好秀才；秀才不是好秀才，是因为做学生不是好学生。启蒙教育如果不端正，长大后更加浮华靡费，乡里没有好的风俗，世间缺乏良才。朱子之所以特别编撰《小学》一书，统括古今圣贤所传立的教化、明伦、敬身的要领，以此来培植根本。《小学》的意义，并非与五经四书不同，只是从五经四书及子史百家中，选择那些容易知晓、容易实行的内容。其道是大圣大贤所不能超越的，其文是后生小子所能理解的，所以初学者没有比这本书更切要的。如今人们道义之心胜不过利欲之心，父兄师长教导子弟，从小只教写字作文，为考取功名打算。积习深重，牢不可破。心里知道这本书有益，却又担心妨碍科举学业，总不肯让子弟用功讲习。基础既已败坏，长大后更难改正。甚至在家不孝不悌，在乡不和顺，即使侥幸窃得功名，所作所为，或被百姓唾骂，或被乡党羞于提及，本想显扬却适增耻辱，而这一切都源于自幼学习不端正所导致的祸患。想到这些，不读《小学》，是爱子弟吗？是不爱子弟吗？高忠宪公书中说：“我们立身天地间，只思量做个真正的人是第一义，其余事情都没要紧。做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学》便是。依此去做，岂有差失？从古聪明睿智、圣贤豪杰，只在此处看得透彻，下手早，所以其人千古万古不可磨灭。听到这话不信，便是凡夫愚者，应当猛省。”陆清献公也说：“想成为圣人贤人，必读《小学》；想保全自身保全家庭，必读《小学》。人不读《小学，就像正对着墙壁站立一样。”我与近来愈觉此书有味。两位贤人的话谅不欺我，愿诸生早点下手。

三、看名儒书。历代名儒遗书，都是在躬行心得之余，说出那些不得不说的话，以告谕后来学者，与六经四子并不看作歧途。学问以经书为本，难道不足以明道吗？却要涉及诸儒，不是多添劳扰吗？这正不是这样。经书文义古奥，有不容易明白的地方，况且当时圣道大明，传授之际，略为指点，学者便知道所持循，所以言语多简括，尤其不是后世学者容易领会的。至于后儒的书，则是在圣道遥远、言论湮没之余，呼唤沉睡者使之清醒，警示迷途者使之觉悟，把古语变为俗语，把简言变为详言，意思较显豁，词句更痛快。即以孟子之言与孔子之言相比，这意思便可见了。宋儒之言，与古人之言有不同；明儒之言，与宋儒之言又有不同。在前人引而不发的地方，直接尽情揭破，不是喜好详尽，而是因时势如此。只是名儒遗书很多，穷乡晚进之人岂能遍见，况且没有先认识圣学的门庭，虽有书从何下手？所以看先儒书，必先求简约而有要领的书。想要寻求简约而有要领的书，自朱子《近思录》之后，莫过于孙夏的《理学宗传》。此书以宋明十一子为正宗，并及汉唐以来诸儒，具备完备的轨范，没有偏狭狭隘的弊病，与尼山删定六经、紫阳表章四子，同样是奠定宇宙的大手笔。想要认识圣人门庭，应当在此潜心。如果此书不容易见到，那么看陈白沙先生的书也可以。白沙是广东贤人的冠冕，果能对其遗书虚心领会，必定有得力之处。如果白沙书也未见到，那么就在《儒门法语》中，每日加以玩索，立志追随古人，放下自家的习心习见，以专从于前贤的教导，也可以逐渐认识圣贤指趣所在，而每天有上达的契机了。古人说：“百年易过，此身不复再生。一息尚存，此志何”

译稍有松懈。希望各自努力。

译一、阐明武教。武艺原本是为了克敌制胜的凭借。射箭的方法，总以敏捷且准确为最高标准。那些扭动腰部、模仿胯部动作，拉弓搭箭时种种花哨的样式和虚浮的套路，不仅形态丑陋，而且毫无用处。如果习练了这种射法，到了军阵之前，恐怕身上的箭已经像刺猬的毛一样密集，而手中的箭还没有搭上弓弦呢。这难道不是误事吗？所以射箭的方法必须敏捷而准确，才堪实用。既然明白了有用的方法，尤其必须有熟练的功夫，才能审视精确，控弦送箭稳定。平时如果技艺擅长穿透杨树叶，临时自然能建功贯穿铠甲。以此来应对科举谋求晋升，成为为国家奔走效力的力量，削平匪党，澄清天下，这才是大丈夫出世的志向。郭子仪、岳飞等人，起初不过是一介武夫，后来成为了何等样的人物。有志向的人也能像他们一样。然而还有话说，平时武生之所以不敢树立远大的志向，是因为未曾讲明用武的学问，看天下大事，都茫茫然不知如何着手，所以不敢自许为能办大事的人。不知道即使天大的事，其中都有自然的办法。掌握了办法，就能应手成功。从前明代王阳明在两广用兵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只怕心不明，不怕事难办。各位学生如果能延请明师，讲明古今圣贤用武的学问，一面练习武艺，以求上进；即使不能上进，也用其本领保卫乡里。有一分真本领，必有一分真事业，不怕白费。至于平时居住在乡间，切不可倚仗自己是绅士，凭借有勇力，强横不驯，生事妄为，蔑视长辈，凌侮众人。要想既然有冠服荣耀自身，就应当用礼法约束自己。凡事要向大处看，向好处走，不与寻常人一般见识，才不愧对朝廷的名器。从前岳飞有万夫莫当的勇力，出身行伍，三十二岁成为元帅，百战百胜，终身未曾败阵，而平时却谦逊得像书生。宾客聚会，雅歌投壶，侍奉父母尽孝，侍奉君主尽忠，绝不贪财，绝不好色，世人何等敬重。今日对各位学生的期望，正是如此。

一、戒除多事。绅士武断乡里，把持官府，最为可恶，法令特别严厉，这条禁令不可不谨慎遵守。试想自从读书应试以来，宗族仰望我的是什么样子，乡党敬重我的是什么样子，官府礼遇我的是什么样子。之所以如此，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我是四民中的优秀者，出仕将为朝廷作栋梁，在乡间也为乡里树立榜样。不良风俗依靠我来转变，善行依靠我来倡导。如果不思自重，倚仗权势妄为，唆使诉讼，舞文弄法挟制上级，一切国法、人情、天理、良心全不顾念，一旦败露，必定被斥革治罪。侥幸免于刑罚，也被人所不齿。到了此时，不要问宗族、乡党、官府把我看作什么人，试请自己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清夜自思，此心能安吗？天地生成万物，最尊贵的是人，人中最尊贵的是士，士中最尊贵的是良士。士如果不良，所谓尊贵的也就微不足道了。良与不良之间，贵贱的实际由此区分。此时正好自立，他人爱莫能助。平时不多事的人，固然应当时时勉励；即使平时涉入多事的人，也并非无可回头。因为绅士是一乡的期望，即使是多事的人，也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只是偶尔误入迷途罢了。如果能一旦觉悟，将多事的聪明才力，用于应当做的事，如孝悌友爱、和睦任恤等德行，冠婚丧祭等礼仪，社仓义学乡约等事务，在族戚邻里间，一一为之倡导，以实心行实事，那么依然会是众人所仰望的。谁肯不敬，谁肯不服？如果能以一介之士的身份，品行推重乡里，比起居高位而毫无建树的人，将不可同日而语。谁说千古不朽的事业，不能从改过自新中做出？美玉无瑕，人品难道不能从刮垢磨光中修成吗？古今所传，历历可数，只在一念自转而已。

一、戒除鸦片。鸦片一事，是奸诈外夷贻害中原的诡计，以此盗取我们的钱财，杀害我们的百姓。现今海疆多事，烽火屡次报警，皇上日夜操劳，筹划兵马粮饷，总是为我们这些百姓遭受苦难忧虑。凡是有良心的人，谁不感愤？为何积习成风，甘愿重蹈覆辙，不念圣主好生之心，必仰逆贼促死之药？试想我们自高祖曾祖等六七世以来，所以士人读书、农民耕种，男有家室、女有归宿，内外安居，远近乐业，坐享太平之福，究竟是谁的恩德，谁的庇护，谁的经理，而竟然贸然至此，辜负君恩，藐视国法，脚踏后土，头顶皇天，何以面对天地？进入祖庙，供奉宗祠，何以面对祖先？难道天良全无发现之时，为何心中如此愚蠢至极？或许还持有鸦片可以暂时助长精神，有助于做事的谬见吧。试将吃鸦片的人与不吃鸦片的人大概比较，其精神谁强谁弱，其身体谁安泰谁不安，此理固然很容易明白，为何至死都不醒悟？唉，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妻子，不做盛世的良民，甘为丑虏的妖鬼，耗费有尽之财

译留下无穷的祸患，难道不是极为痛心的吗？各位身处士人阶层，每天以读书讲学为事，在这些方面想必自有检点。然而宗族乡里、亲戚朋友，凡是自家能够规劝教告的人，没有不是本分内应当做的。程子说：“即使是一命的小官，如果心存爱护万物之心，对人必定有所帮助。”这种道义也不容不尽。

一戒考试作弊。士子应试作文，必须应当出自自己的构思，以证明平素的怀抱。却有人抄袭旧文、窃取成诗，虽然屡次名列前茅，却因一次失败而遭到降职斥退；全卷文章都好，却因几句话而妨碍录取，实在可惜至极，何必以此为乐呢？至于那些俗套的文章，比如“凡事与某某无关的，说与不说，不足以加重或减轻分量”、“凡言论与某某无关的，叙述与不叙述，不足以加重或减轻分量”，以及“郑重分明”、“低徊流连”等语，实属令人厌恶，都应当深切戒除。更有冒名顶替、夹带等弊病，层出不穷。想要谋求上进，先学会欺骗蒙蔽，情状实属可恶，法律难以容忍。纵然侥幸得逞，难道能免除亲友背后的指责吗？一旦发觉，如何逃避刑罚加身？做父兄的，忍心看着爱子戴枷受刑，却不严厉告诫；做子弟的，甘愿让全家破胆惊心，却轻率投入法网。难以希求那阴险之人的荣耀，徒然遭受市井朝廷的羞辱。这将为祖宗争光吗？请想想祖宗的面目何在？这将为门第增荣吗？请看门第的体统何在？其中的滋味，自己做了自己知道，也不须他人代说。

又有可恶的是，试卷内夹带纸条，妄言乞求怜悯。像这样不仅无益，反而有损。这是做父兄老师的，怠慢不教戒的过错，以致子弟无耻妄为。责任难以推辞，务必谨慎敬畏。

各种弊端，都是险恶之路。他们眼前颠沛流离的耻辱，内心隐忍的痛苦，都是各位亲眼所见的。对于子弟门徒，固然必须严厉教戒；即使是同友好友，也必须善意劝诫。天下本是一家，斯文更属同道。必须善行共同勉励，过错共同防范。痛痒相关，休戚与共。共同消除你我之见，不存偏袒私心。这样才能不愧为天地间的优秀子孙，这才不愧为圣朝的良士。这是深切嘱托的，各位都应当仔细聆听。

译与高伯平讨论《学案小识》

伯平足下：

承蒙您展示唐氏所编纂的《学案小识》，并询问其中存有疑惑滞碍之处。我稍加翻阅，粗略地指出了要点，颇认为唐氏有志于追求大道。但我对他的书体义例不敢苟同，现在将我的几点私见陈述给您。君子评论人物，是非功罪，虽然清晰明白，尚且难以定论；至于学术，蕴藏在心中，更不容易分出高下。人没有亲自阅读原著，事情又隔着时空，仅凭编纂者的叙述议论来区分等级，班固作《古今人表》，评定高下，遭到驳斥和遗议直到今天，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因为他区分得太细，难免有失误的缘故。从前孔子以圣人的姿态，掌握人伦的鉴察，对于列国的公卿，如子产、管仲、文仲、公绰之类，只就其人本身，褒贬是非，未曾比较分出等级。子张问令尹子文、陈文子，孔子都说“未知”，怎么能算是仁。孟武伯问子路是否仁，孔子说不知道。又问，回答说“看他才能，不知道他是否仁”。冉有、公西华也是如此。老师对于学生，有什么忌讳隐瞒？在隐微的地方，确实不容易测度识别。现在唐氏的书，横向列出三等，叫传道四人，叫翼道十九人，叫守道四十四人。总计一代老师、有德之人，魁梧的大贤，而评定他们的上下，进退全凭胸臆，轻重依据位置。虽然具备高论的见识，实在不符合虚己待人的道义，这是第一点不可取。传与翼，似乎有高下之分；守与传，如何判定优劣？从前孟子说“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我认为必须像孟子那样，才足以担当。如果孔子的三千弟子，都传孔子的道，未必人人都能守。帝王卿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传给子孙，子孙无不传其先业。有的中途零落，宗族坠失，传承断绝。由此说来，传者未必能守，守者断无不传。现在反而颠倒次序，《诗经》说“有凭有翼”，《传》说“辅之翼之”，翼只是辅助，守才是主体。把翼加在守之上，尤其令人不解，这是第二点不可取。大概传道的说法，始于韩愈。韩愈依托孟子，而颇失其义。孟子叙述闻见之知，乃是粗略列举大概，所以说禹、皋陶是见而知之，汤是闻而知之，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都如此。况且如稷、契并侍奉帝廷，契掌管五教，尤其应当是此道的大宗；周公亲承文王之谋，现在都被疏漏。古人文字宏阔简练，不琐碎苛细。韩愈则不然，说尧以此传给舜，舜以此传给禹，禹以此传给汤，汤以此传给文武周公，周公以此传给孔子，孔子以此传给孟轲，孟轲死后不得传。然而推究其义例，简直像佛祖传灯，支派可考；像书家笔诀，递相口授。后世儒者，因缘推广，而有道统之说。又认为孟轲死后，直到宋代河南程氏才出现，从此以后，才更流衍，递相祖述，至宋历元逮明，先后相望，祭祀纷如。总览上下四千年间，唐虞迄周，每五百年才见一二人，总共五六传就断绝。中间空了一千五百余年，到宋代才复兴，兴六七代不绝。而治理不如古代。古代的传道，世远人少；现在的传道，世促人多。中间空绝，理不相接，天地气运不应如此疏密。我认为道无不传，而传必不统正。如子贡所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汉代继承秦的弊端，遗经废缺，诸儒修明粗略，未遑精微，识小为多。宋代遗经大备，凭借前资，乃复讲求，微言奥义，识大为众。总之，是非不谬于圣人，行己无惭于天地，代有其人，所以足以扶植世教至今。现在必定标树风旨，区别太多，既列三章，又述经学。不知经学，是为道呢，还是非道呢？经不蹈道则非学，经不宗经则非道。恰好开启门户之私，又不符合文章性道合一的宗旨，这是第三点不可取。

有传则有统，有统则有争。禀赋既殊，致功亦异。各循从入之途，遂有彼此之说。盖在圣门，子夏、子张之论，交曾子、子游之言礼，子夏、子游之言教，迄以不合，不无优绌，而义并两存。往者，象山标尊德性之旨，姚江开致良知之说，率其高明，自趋简易。承学之士沿流增波，浸以放滥。要之三子，未为披猖。现在必定斥之为异端，为非圣无法，比之杨墨之邪说，商鞅之坏井田废封建，甚以明社之屋，归罪阳明。掊击之风，于斯为甚。或曰阳明之徒，排摈朱程，拒之不得不严，攻之不得不力。君子立言期于明道，不尚意气，非曰彼攻之我乃攻之，如愚夫之詈于市，争胜不已，于何穷极。昔孟子生衰周之世，杨墨横行，无父无君，故毅然辞而辟之，不遗余力。阳明立教，不无任心自便，高论动人。要其立身，自有本末。功业轩天地，忠孝感金石。作人如此，愚曰可矣。今谓事功豪杰所为，闻道

译还不可以。不知道豪杰又是怎样的人。听闻大道又将有什么用处。概括来说，程朱的学问，规范井然有序，圣贤凭借它来造福天下，中等资质的人遵循它来安身立命。陆王的学问，高明的人领悟它觉得简易，愚钝顽固的人践行它却变得猖狂悖乱。这其中的优劣，在于疏密的区别，而不关乎邪正的不同。意见一旦争胜，彼此就像方枘圆凿般格格不入，于是使得我们道统内部，矛戟林立，界限横分。世道日益衰败，人才极其难得，何必如此自相残杀呢？推究唐氏这一部书，不过是攻击王阳明而尊崇朱熹，用意确实深厚。然而坚持得过于固执，只要有一句话攻击王阳明的，即使其中深意未尽可知，也必定加以赞美；如果稍有出入，即使是李二曲那样的笃实、李文贞那样的醇深，也不免加以贬抑。孔子厌恶乡愿，孟子放言直论，只是生平中的一件事，并没有在两经之中，连篇累牍地都是这类言论。著述如此，实在令人不解。夏商周三代以后，有没有无欲的君子？有没有无意的君子？“意”这个字，在七百年的时光里，贤者也不能避免。子张所说的“执德不宏，信道不笃”，诸位君子信道确实笃厚，但执持恐怕不够宏大。追寻空虚的弊病，难道只有陆王真正开创了端绪吗？利器示人，是有其渊源来历的。从前圣人教导人，根据事情的不同而各有差异，大抵就是就日常生活中的常理，探求其显著的道理。自从子贡这类人，向高深处探求，圣人每每加以裁抑，说：“天说了什么话呢？四季运行，百物生长。”又说：“下学而上达。”等到他们积累日久有所心得，才说：“老师的文章可以听到，老师关于性和天道的言论，听不到。”性和天道，本来就不是谈论的资料，难道是口耳所能涉及的。自从宋代以后，谈论性更加详细，谈论天道更加精微，奇妙的义理一开，便横流歧出。刚穿上衣服开始学习，就讲授无极的精微；刚换牙开始执笔，就谈论五常的蕴义。浅薄的人尚且想要遵循路径，高明的人则总想直接践行大道。辩论太多，不能不产生得失；得失既然分明，于是形成同异。人人都有直接心源的想法，而道几乎分裂了。陆王只是其中特别严重的人罢了。救治这种弊病，只应当以忠孝为根本，推崇节义，综合选取先儒立身行己、居官立政的大原则，像《先贤传》《言行录》那样的体例，用来教化风俗，标举当世。那些有空谈而无实行的，即使极其精微，一概摒弃，或许才能切实践行大道，也可以稍微平息争论。我愚昧无知，率性而为，漫衍过多，知道不免会得罪当世。您笃信道义，励志修行，必定有所发明。只希望您宽恕我的狂妄愚昧并加以裁正，那就太好了，不再多言。

译圣哲画像记

曾国藩

我立志求学较晚。中年时跻身朝廷行列。翻阅旧籍，略微涉猎先圣、昔贤、大儒、长者的学术渊源。我资质愚钝且多病，百事无一成就。在军旅中奔波驱驰，学业更加荒废。战乱尚未平息，而我的年龄将近五十岁了。从前读班固的《艺文志》以及马融的经籍目录，考察发现所列书目繁杂众多，作者的姓氏多到数不过来。有的如日月般显耀，有的则湮没无闻。等到我担任文渊阁直阁校郎，每年二月侍奉宣宗皇帝进入文渊阁，得以阅览《四库全书》，其丰富程度远远超过前代收藏。而仅存目录的书籍数十万卷，还不包括在内。唉，多么繁多啊！即使有天生知晓的资质，几代人也不能完成这项事业。何况那些资质平庸的人呢？所以书籍浩如烟海，著述者众多如江海，但不是一个人的肚量所能饮尽的。关键在于谨慎选择罢了。我既然自量能力不及，于是挑选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令儿子纪泽绘制他们的遗像，汇成一卷，收藏在家塾中。后代子孙有志读书，以此为足，不必心神驰骛追求广博，而对于文化的传承，没有比这更大的意义了。从前在汉代，如武梁祠、鲁灵光殿，都图画伟人事迹，而《列女传》也为画像，以感发兴起人心，由来已久。习惯了他们的器物形象，进而探求他们的精神神通，细微处契合他们的意旨，诚心诚意地寻求，仁德难道遥远吗？

尧舜禹汤，史官只是记录他们的言论罢了。直到文王被囚禁，才开始创立文字，推演《周易》。周公、孔子相继兴起，六经光辉显著，这道统就完备了。秦汉以来，孟子与庄子、荀子并称，直到唐代韩愈独尊孟子并加以区别。而宋代的贤者，认为孟子可以跻身于孔子之下，推崇他的书以配享《论语》，后世的评论者，没有能改变这一观点的。这里将孟子的画像绘在三圣人之后。

《左传》传经多叙述两周的典章制度，而喜好称引奇异荒诞之事，文字华丽灿烂，浮于质朴了。太史公称庄子的书，都是寓言。我看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寓言也占十之六七。班固见识宏大、情怀孤高，远远不及司马迁。然而经世致用的典章，六艺的宗旨，文字的源流，幽明的情状，灿烂完备，难道要和那些器量狭小的人在一位先生面前争辩得失，沾沾自喜地自我标榜吗？

诸葛公身处动荡乱世，身着儒者服饰，从容合乎中道。陆敬舆侍奉多疑的君主，驾驭难以驯服的将领，用极度的明察来烛照，用极度的真诚来引导，好比驾驭劣马，攀登峻岭，纵横险阻而不失其奔驰，多么神奇啊！范希文、司马君实，遭遇的时代稍好，然而坚卓诚信，各有独到之处，以道义自我持守，蔚然成风，意量也非常深远。从前刘向称董仲舒有辅佐帝王之才，伊尹、吕尚也不能超过，管仲、晏婴之类大概不能达到。而刘歆认为董子受师友熏陶，还远远不能接近子游、子夏。以我看这四位贤者，虽然不及伊尹、吕尚，固然将贤于董子。现在按类别将他们画像，可惜不能像刘向父子那样论定罢了。

自从朱子表彰周子、二程子、张子，认为他们上接孔孟的道统，后世君主、宰相、老师、儒生，笃守其学说，没有能改变的。乾隆年间，大儒辈出，训诂博辨，超越前贤，另立旗帜，号称汉学，排斥宋代五子的学术，认为不能独尊。而笃信五子的人，也屏弃汉学，认为其破碎害道，争论不休没有止境。我看五子立言，其大体多符合孔孟之道，怎么能议论呢？他们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然应当取近世经说来辅助，又怎么能屏弃言论而自我狭隘呢？这两种态度都值得讥讽。

西汉文章，如司马相如、扬雄的雄伟，这是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这是天地之义气。刘向、匡衡的渊深懿美，这是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义，这是天地之仁气。东汉以来，淹雅无愧于古人，而风骨稍减了。韩愈、柳宗元兴起，尽取扬马的雄奇万变，而纳入细微事物之中，难道不奇怪吗？欧阳氏、曾氏都效法韩公，而体质接近匡衡、刘向。文章的变化不可穷尽，总之不出这两条途径，即使百世也可以预知。

我抄录古今诗，自魏晋至本朝，得十九家。诗的道很广，嗜好趋向，各随其性之所近。如同各种美味，罗列在鼎俎上，只取适合我口味的，品尝得饱罢了。一定要穷尽天下佳肴辩尝而后供一餐，是大惑。一定要强迫天下人的舌头都趋向我所嗜好的，是大愚。庄子有言，大惑的人，终身不解；大愚的人，终身不灵。我在十九家中，又笃守四位，即唐代的李白、杜甫，宋代的苏轼、黄庭坚。喜好他们的人十之七八，非议他们的人也有二三。我害怕蹈庄子不解不灵的讥讽，就取足于此终身罢了。

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通千古，而八书颇病其简略。班固的志较详了，而断代为书，无以观其会通。想要周览经世的大法，必须从杜佑的《通典》开始。马端临的《通考》，在杜佑之间，郑樵的《通志》不是其同类。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训诂，专治《说文》，多宗许慎、郑玄，少谈杜佑、马端临。我认为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是一致的。

译因此一并绘制了他们的画像。

先王之道，用来修养自身、治理百姓，统筹万物，归结到哪里呢？也就是礼罢了。秦朝焚烧书籍，汉代诸儒所搜集整理的，郑康成之所以卓尔不群，都是因为礼。杜君卿在《通典》中说，礼占了十分之六，他的见识已经超越了前八个朝代。宋代张载、朱熹所讨论的，马端临、王应麟所编纂辑录的，没有不以礼为慎重对待的。我朝学者，以顾亭林先生为宗师，在《国史·儒林传》中，他赫然位居首位。我读他的书，谈到礼俗教化，就坚定地有继承先贤、等待后人的志向，有“舍我其谁”的气概，多么雄壮啊！此后张嵩庵撰写《中庸论》，以及江慎修、戴东原等人，尤其把礼作为首要任务。而秦尚书蕙田于是编纂《五礼通考》，将天下古今、幽明万事，都用礼来贯穿，可以说规模宏大而思虑精详了。我绘制本朝先贤遗像，首先画顾先生，其次画秦文恭公，难道没有确切的指向吗？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他们的学问都不纯粹局限于礼。然而姚先生持论宏阔通达，国藩对文字的粗略理解，是由姚先生启发的。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远远地不可企及。所以把他们列在最后。

译姚先生曾说，做学问的门径有三：一是义理，二是词章，三是考据。戴震（东原）也说，像文王、周公、孔子、孟子那样的圣人，左丘明、庄子、司马迁、班固那样的才子，确实不能用单一的标准来衡量了。至于葛洪、陆贽、范仲淹、马端临，在孔门弟子中属于德行兼政事一类；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在孔门弟子中属于德行一类，这些都归于义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在孔门弟子中属于言语一类，这就是所谓的词章。许慎、郑玄、杜预、马融、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鸣盛，在孔门弟子中属于文学一类。顾炎武、秦蕙田与杜预、马融相近，姚鼐、王鸣盛与郑玄、许慎相近，这些都归于考据。这三十三位人物，只要师法其中一人，研读其中一部书，终身运用也穷不尽。如果比这还浅陋，却想向外求取增益，这就好比挖井，挖了九仞深却还没见到泉水，就认为这一口井太窄，一定要广泛挖掘几十上百口井。结果年老力衰，最终也没有见到泉水的一天，这难道恰当吗？

自从佛教宣扬因果祸福，行善得报的说法，深深植入人心，牢固得不可破除。读书人正在读书学习时，就期望在科举功名和俸禄官位上得到回报；稍微读点古书，窥探著述的领域，就期望在近处或远处获得赞誉，在后世留下名声。著作还没完成，就希望有一两个有影响力的人，将其传播到人们耳中，以补偿我的辛劳。早晨耕种晚上收获，一次施予十倍回报，就像在集市上沽酒买肉，喧闹嘈杂地索取回报，借贷者还要收取加倍的高利贷。如果俸禄利益不能顺利获得，就侥幸期待后世不可知的名声。甚至有人说，孔子生前没有得到高位，死后祭祀的待遇却比尧舜还要隆重，用这种郁郁不得志的情况来互相证明和安慰，是多么浅陋啊！现在集市上三家店铺，利益分毫必争，哪怕欠一百钱，怨恨会波及子孙。如果是大宗贸易，货物堆积如山，动辄超过千金，那么一百钱的有无，就没有空闲去计较了。富商大贾，拥有百万黄金，公私流通充裕，那么几十上百钱的耗费，也没有空闲去计较了。都是人，所掌握的资源大，尚且没有空闲计较小的，上天所掌握的资源尤其大，却对世人毫末的善行、口耳相传的分寸之学，一一谋划如何回报，不也太劳碌了吗？商人经营货物，同时同地，有的盈利有的亏损；射策应试的人，所从事的行业相同，有的考中有的落榜；做学问著书的深浅相同，有的流传有的不流传，有的有名有的无名，也都是有命定的，不是可以强求就能达到的。古代的君子，没有一天不忧虑，没有一天不快乐。大道不被彰明，自己难免沦为庸俗之人，哪怕一息的松懈，这是忧虑。安于平易等待天命，通过下学而上达，仰不愧天俯不怍地，这是快乐。从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以下，直到王通，没有不是终身忧虑、终身快乐的，没有什么祈求，没有什么回报，自己则保持低调，哪里在乎名声。只有庄子、司马迁、柳宗元三个人，因为怀才不遇而伤感，怨恨之情表现在书册中，他们对于圣贤自得之乐，稍微有些违背和差异了。然而他们自惜不世出的才华，并不是那些没有实绩却急切追求当时名声的人所能比拟的。然而急切追求名声，就离那三十三位人物远得多了。想要去燕晋却向南驾车，对于方法来说不也错了吗？

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子、葛洪、陆贽、范仲淹、马端永、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杜、苏黄、许慎、郑玄、杜预、马融、顾秦、姚王这三十三人，豆羹馨香，神灵在上监临，榜样在旁参照。

原才

曾国藩

风俗的淳厚与浇薄从何而来呢？只取决于那一两个人的心所向而已。百姓的生性，平庸弱小的到处都是。有一两个贤明且智慧的人，众人就拥戴他们并听从他们的命令。而智慧的人所拥戴的尤其多。这一两个人的心向义，众人就和他们一起赴义；这一两个人的心向利，众人就和他们一起赴利。众人所趋向的，是势力所归附的，即使有大力，也不敢违背。所以说，搅动万物没有比风更快的了。风俗对于人的心，开始时很微小，最终却不可抵挡。先王治理天下，让贤者都处在高位，他们的教化使百姓都趋向义，所以道统一而风俗相同。世教衰败后，所谓的那一两个人，并不都在位。他们的心所向，势必不能不成为口头言论，而传播为风气。而众人势必不能不听从，而蒸腾为习尚。于是党徒兴起，而一时的人才就出现了。有以仁义倡导的人，他的党徒也为了仁义而死而不顾；有以功利倡导的人，他的党徒也为了功利而死而不返。水流向湿润处，火趋向干燥处，没有言语不产生影响的，由来已久了。现在的君子中那些在位的人，常说天下没有人才。他们自己占据着高明的地位，不首先用自己的心所向去转移习俗，而陶冶铸造当世的人，反而推卸说没有人才，说这不诬蔑人，可以吗？不可以。十户人家的小邑，有好义之士，他的智慧足以影响十个人的，一定能选拔十人中的优秀者而使之成才；他的智慧足以影响一百个人的，一定能选拔百人中的优秀者而使之成才。那么转移习俗，而陶冶铸造当世的人，不仅仅是处在高明地位的人如此，凡是有一命以上官职的人，都有责任啊。有国家的人，得到我的说法而记住它，就会慎重选择与共担天命的人；士大夫得到我的说法而记住它，就会战战兢兢，谨慎自己的心所向，担心一旦不当就败坏风俗，残害人才。遵循这个去做，几十年之后，万一有收到效果的吗？不是预先能看到的了。

五箴

曾国藩

年轻时不能自立，岁月流逝，如今已到了古人学成的年纪，而我却仍然碌碌无为，能不悲伤吗？

译接着这样下去，人事日益纷繁，德行智慧日渐减损，向下沉沦的趋势，也就可想而知了。灾祸疾病之所以能使人增长智慧，安逸享乐之所以会使人丧失生命。我凭借中等才能而处于安定的境遇，本想刻苦自律来振奋自拔，确实很难啊！于是写下五篇箴言来警醒自己。

译立志

光辉显赫的先代圣贤，他们难道和普通人一样吗？我这个渺小的人，也是父母所生的身体。上天赐予我的聪明才智和福禄，是多么丰厚啊！如果抛弃天性而放纵安逸，就会招致凶险灾祸。悔恨积累成千上万，最终也就完了。过去的事情无法追回，请从现在开始。将大道背负在身上，用言语来承载它。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永远发誓不忘记。

居敬

天地确立了位置，阴阳五行孕育了万物，鼎立而成配偶，实际上称为三才。严肃恭敬、斋戒清明，以此来凝聚你的生命。你如果不庄重，就会损害生命、戕害本性。谁可以轻慢？什么事可以松懈？松懈做事的人没有成就，轻慢别人的人反而会受到回报。即使对方不回报，也会助长我的骄傲。别人虽然地位低于你，但上天的惩罚是昭昭明显的。

立静

斋戒住宿时观察，天鸡一叫，万籁俱寂，只听到钟声。后面有毒蛇，前面有猛虎，心神安定而不畏惧，谁敢侮辱我？哪里是躲避别人，而是每天面对三军。我的思虑专一，他们纷乱就不纷乱。奔波半生，曾经不能自主。现在老了，恐怕要纷扰地度过一生。

谨言

巧妙的言语取悦别人，却扰乱自身。闲话打发日子，也搅乱心神。通达的人不夸耀，夸耀的人不通达。道听途说，智者嘲笑，愚者惊骇。惊骇的人最终明白，说你欺骗。嘲笑的人鄙视你，即使发誓也怀疑。悔恨已经丛生，刻下铭文来自责。刻了铭文又重蹈覆辙，唉，你已经老了。

有恒

从我识字开始，经历百年直到今天。二十八年，却没有一点知识。过去所喜欢的，随着时间变得鄙陋。旧的已经抛弃，新的又迁移。道德学业不恒常，每天被外物改变。你每天吃两顿饭，曾经没有听说有过差错。一粒粒增加，久了就能装满一斗。上天主宰命运，敢告诉马夫。

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曾国藩

人才随着地方风俗而转移，确实如此。说这不完全是这样，但大致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前史称燕赵之地慷慨悲歌，敢于在别人急难时相助，有豪侠之风。我观察直隶的先代贤人，像杨忠愍、赵忠毅、鹿忠节、孙征君等各位贤人，他们后来的造诣各不相同，起初都接近豪侠。即使今天的士人，也多刚强而不动摇，质朴而好义，还有豪侠的遗风。质朴本于地方风俗，大概不假吧。豪侠的质朴，可以进入圣人之道的大约有几点。侠者轻视财利，抛弃万金而不顾，而圣贤则富贵不处，贫贱不去，痛恨在坟墓旁乞食，垄断市场。虽然精粗不同，但轻财好义的精神，则大致相近了。侠者忘记自己救济他人，不惜苦心志使人脱离困境，而圣贤以广博救济为怀，邹鲁之地的急切忙碌，以及禹的视人溺如己溺，稷的视人饥如己饥，伊尹的视人推入沟中如己推，曾没有多少差异。那些能尽力救助穷困朋友的人，就是可以进而援助天下的人。侠者轻视死亡重视道义，圣贤很少谈到这一点，但孔子说成就仁德，孟子说选取道义，坚定不移的操守，也未尝不与之相似。前人讥笑太史公喜欢称颂任侠，以我看来这几点，并不违背圣贤之道。那么豪侠之徒，不可深深贬低，而直隶的士人，他们为学应当比其他省容易，怎么能不努力呢？努力如何？为学的方法有四种，叫义理，叫考据，叫辞章，叫经济。义理，在孔门是德行之科，今世称为宋学。考据，在孔门是文学之科，今世称为汉学。辞章，在孔门是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到今世制义诗赋都是。经济，在孔门是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以及当世掌故都是。人的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一生又不过几十年，势必不能求这四种方法，观看而全部取得。所以君子贵在慎重选择，而先其所急。选择那些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开的，则没有比义理之学更急的。凡人身所自具的，有耳目口体心思，每天接触于吾前的，有父子兄弟夫妇，稍远的有君臣，有朋友。为义理之学者，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夫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理纲纪，即使唐虞之盛，也不能达到。如果通晓义理之学，而经济包含在其中了。程朱诸子，遗书具在，何曾舍弃末节而言根本，遗弃新民而专事明德。观其雅言推阐，反复而不厌的，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种方法可分，只是其施功的顺序，详于体而略于用罢了。现在与直隶多士，约定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取乡先达杨赵鹿孙数君子者作为表率。他们能艰苦困饿坚忍以成业，而我为什么不能？他们能置穷通荣辱祸福死生于度外，而我为什么不能？他们能以功绩称当时，教泽牖后世，而我为什么不能？洗除旧日昏暗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不忧所如不耦，而忧节概之少贬，不耻冻馁在室，而耻德不被于生民。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志既定矣，然后取程朱所谓居敬穷理力

译所谓“行成物”，就是深入钻研并将所学切实付诸实践。然后去探求前代儒者所说的考据之学，使我的见解能够对照古代制度而不出现谬误。接着再去探求所谓的辞章之学，使我所获得的成果能够表达于文章之中而没有差错。选择一种学术方向坚持下来，而其他方向固然也不敢完全废弃。

如果在众多士子之中，因天资性情相近、师友熏陶渐染，有人偏向于考据之学，有人偏向于辞章之学，也不必急忙改变原有的路径。因为这两条途径都可以通向圣人之道。他们的学问涵盖经史百家，他们的事业在于学问思辨，他们的事务始于修身，终于济世。百川虽然流派各异，何必强求相同呢？只要最终都能汇入大海罢了。

至于风气没有常态，随着人事的变化而变通。有一两个人爱好学问，那么几辈人都会思考努力以追赶先哲；有一两个人爱好仁德，那么几辈人都会思考如何安顿救济百姓。倡导者开启端绪，应和者延续波澜。倡导者可以将精神传递给志同道合的人，应和者又可以将其传承给无穷的后世。倡导者如同有源头的泉水，流向江河；应和者如同支流沟渠，交汇旁流。先觉者与后觉者，互相劝勉诱导，好比大水与小水，互相灌注。

以直隶地区的士人风气，如果确实有志之士引导前路，不过几年，必定会有体用兼备的人才，文采斐然地四处涌现，如泉水涌出、云气兴起。我愧居此地的官位，自愧学问没有根本，不足以作为众多士子的表率。庆幸这个地区有刚正质朴的资质，乡贤多有坚苦卓绝的品行。粗略陈述旧闻，用以勉励士子，也期望通才硕彦，告诉我高明的言论。上下互相劝勉，仰慕古人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的准则，对于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大道，或许能有一点小小的补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