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治体七用人

译于是仍然任用他们。不久，朝廷又追究查办他们。却又赦免了他们。赦免他们也就足够了。如今，皇上再次垂询此事。议论的人认为，将来如果不让藩司担任，必定让臬司担任。藩司和臬司总管一省的财政赋税和刑狱案件，拥有罢免或晋升官员的权力，负有表率下属的责任。这难道是辜负皇恩、身负罪责的总督巡抚所能胜任的吗？从前舜接受尧的禅让，五位贤臣尚未举荐，四个凶恶之人先被诛杀。现在因为先朝曾重用他们的缘故，委曲求全、姑且宽容，想要使共工、驩兜这样的人洗心革面，这实在不是贬退昏庸、发扬善政的做法。《易经》说“涣汗”（喻指政令如汗出，不可收回），《礼记》称“纶綍”（喻指帝王诏命），讲究的就是诚信罢了。如今，元年的诏命，到了第二年就被废置搁浅，或者被更改。官员在任期间为父母守丧，已经奉到特别谕旨停止执行，而近日的总督巡抚，又逐渐请求实行。天下如此之大，何必担心没有人才？升迁的职位空缺，人选容易得到，难道离职的职位空缺，人选就偏偏难得吗？假如说难得，假设那个人去世，难道要将那个职位永远空缺吗？职位有冲要、繁剧、疲敝、艰难之分，起初四种情况都能申请，后来三种情况也能申请，时间久了，连一两种情况也能申请了。《礼记》说：“军国大事，没有例外。”又说：“君子不剥夺别人的亲情。”如今天下虽然缺乏人才，哪里用得着这些贪图俸禄、忘记亲情的人呢？监生准许入监，不准许考职，这是去年特别谕旨让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官员议定准许的，目的是永远停止捐纳官职的惯例。世宗皇帝升祔太庙，恩诏中又有“监生仍准许每年考职”这一款。职衔是选拔官员的阶梯，考职是进入仕途的门径。既然准许捐纳监生，又准许考职，这又是重新开启捐纳例子的根源。即使只给予虚衔，不准许实授，但后来的命令与先前的命令相违背，衡量“涣汗纶綍”的道义，也不应该这样。我听说“杀三宥三”（指慎刑恤刑），虽然是盛德之事，但如果退让而不远避，也是《大学》所讥讽的。世间君子少，而小人多。已经败露的，如果不流放，那么尚未败露的，会更加肆无忌惮。如果又发号施令，小人得以动摇夺取，君子无所适从，国家大事没有不败坏的。我因为愚昧狂妄，自招罪责，出塞万里，荷枪九年，幸蒙恩赐还朝，恢复原职，岂敢再放纵自己的狂妄悖逆，触犯皇上的威严。因此遵旨陈述意见，知道圣上的仁慈必定不会加罪，所以效尽我的愚忠如此。恳请采纳。

译应诏言事折子

陈用光

我私下认为，逆贼林清依仗邪道，煽动诱骗愚民，蛊惑潜伏已深，祸患决堤便肆意妄为。然而，像蝮蛇蝎子那样的伎俩，仅限于毒咬，终究难逃枭獍之诛，怎会连累天地覆载的恩德。可是皇上仍然反省自身、归罪于己，下诏征求意见。如果不是尧舜那样的用心，谁能如此深切地体察民意呢？臣自从奉诏以来，经过了一个多月，深思导致祸患的根源，私下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大兴、宛平两县选拔官吏，没有得到审慎简拔的方法；二是山东、河南考察官吏，没有得到恰当处置的途径。为什么呢？顺天府尹，就是古代的京兆尹。汉代必定以政绩特别优异者升任京兆尹，宋代王安石想困住苏轼，就让他担任开封府尹。由此可知，京兆尹一职难以胜任，而期望得到合适的人选，比其他郡守县令更为重要，这是显而易见的。汉代的京兆尹与两辅（左冯翊、右扶风）互不统属，所以赵广汉认为如果兼管治理，则能治理得好，犯法的人应当可以稍微减少。现在的制度，大兴、宛平隶属于顺天府，而顺天府尹的地位，仅次于直隶总督。担任府尹的人由皇帝钦命，以有才能声望的卿贰（副职高官）担任，制度比古代更为完善。然而，选拔大兴、宛平两县知县的，仅仅取决于直隶总督的题请升迁，府尹虽然会衔署名却不能专断。听说升任这两县知县的，大致都是资历深但庸碌无才的人，这种积习沿袭，几十年都是如此。按照《春秋》的体例，王人排在诸侯之上。现在的制度，京县知县列为正六品，这本来符合《春秋》的大义。京师是首善之地，怎么能让庸碌无才的人去担任呢？他们既然没有才能，怎么能要求他们做到揭发奸邪、揭露隐伏的治理效果呢？我推测向来题请升迁的人的想法，一定是认为京师之地，百官俱全，纲纪所布，本来就已经条教详明。担任大兴、宛平知县的，只要不耽误期限、账簿的责任，本来就算称职。不像畿辅其他县，差事繁多，必须有才干的官吏，才能没有过失。那么，虽然提升了他们的官职，如果不失尊崇京县的本意，却不求其才能，就逐渐失去了慎重治理百姓的心意。赋税徭役固然是国家的常制，供应张设本是百姓应当办理的。因为供应张设而导致扰民，责任在于知县，怎么能不重视选拔呢？我不是说畿辅其他县可以不需要才干的官吏。然而只知道详细考察畿辅其他县，却不知道详细考察大兴、宛平，这就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我愚昧地认为，如果诏令直隶总督，今后题请升迁大兴、宛平知县的，不得仅仅遵循资历深可升迁的惯例，必须有政绩特别优异的才能，才予以题请升迁。而顺天府尹也让他拥有兼管保举和参劾的权力，那么良吏的才能必定会涌现出来。我听说汤斌担任江南巡抚时，将要弹劾吴江县知县郭琇，郭琇请求见面，愿意以政绩来赎罪，汤斌答应了他，于是郭琇一变而为良吏，后来甚至官至卿贰，又以名臣显赫。那么，只要有汤斌这样的巡抚，就不愁没有郭琇这样的知县。巡抚选对了人，知县自然能称职。林清的阴谋，发端于同兴，而滑县知县，本来因为捕获逆党，随即被贼杀害，那么山东、河南的事情，不能责怪上级大吏。然而我认为没有得到考察官吏方法的原因在于：逆党的阴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他们勾结如此广泛，踪迹往来，数年之间，两省守土之吏，难道完全没有听闻见闻吗？如果能够事先预防，那么龚遂治理渤海那样的教化，未必不能平息池中之盗。只是因为知道了却不敢说，说了不被听从，于是等到事发就不知所措。那么事先预防方面，两省大吏固然不能推卸责任。我听说古代的圣王，有不使用严酷刑罚，却可以震慑天下的，在于向人们展示向往的途径罢了。昨天奉皇上谕旨特别宽恕失察的处分，这本来就已经整顿吏治而激发他们任事的气概了。皇上最近又因为那彦成的奏请，特别允许孟屺瞻担任滑县知县。圣人明察秋毫、耳聪目明，务必穷尽执两用中的道理，就是这样的。可见抚藩大臣，如果能够实心考察官吏，而没有私下施恩的心，那么有所保奏，未曾不蒙皇上允准。我观察史传所载，凡是名臣因荐举而显达的，数不胜数。唯独近来州县特别缺少这样的人。那些循例保举堪升的，只叙述虚词，很少罗列实事。我愚昧地认为，如果他有私心，即使是循例的保举，未尝不可以用来施恩；如果他没有私心，即使是破格的超擢，不必再怀疑其逾越惯例。我听说陈宏谋巡抚江苏时，知道平望都司白云上的才能，特别奖励提拔他。他与白云上的手札，以公事相互策勉，有古代名臣的风范。至今人们认为白云上是贤将，而认为陈宏谋是知人善任。白云上不过是一个武臣罢了，而陈宏谋能留心奖励他，这就是所谓以人事君的道理。近日刘清也是从州县起家，而果然能为皇上平定山东的贼寇。人才哪里没有呢？只是贵在有所奖励鼓动罢了。现在山东已经大体安宁，河南军务也将陆续奏凯。我听说黄河以南饥民很多，是否可以特别诏令两省大吏，在所属州县中，有能抚恤饥民，确实有劳绩，其中兼有解散盗贼方法的，从州县丞倅以下兼及将弁，特许保奏，予以超擢。那么，这不仅激励劝勉有方，而且也可以消患于无形了。

上曾相国书

译舒化民

我私下曾听宋代岳飞岳忠武王说过：“文官不贪爱钱财，武官不吝惜性命，天下从此就太平了。”这话多么警醒啊！它多么契合古今文武官员弊病的根源。仅仅十七个字，就道尽了其中的沉痛，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

在太平时期，文治应先于武备。如今贼寇的阴气笼罩数省，遍地都是战争，而江西尤其严重，那么武功应当急切讲求了。请就各种积重难返的流弊，暂且拟定清除源头、去除过分之处的办法，向大人陈述如下：

第一，军事行动，首先看重将领得人，其次才是士兵。今天的江西士兵还能问心无愧吗？还没交锋，就在远处开枪；刚经过迎击抵抗，就全部丢弃军械火器来资助贼寇，而贼寇于是更加猖狂。那些听到警报就逃跑、望风就溃败的，更不用说了。虽然带领的军官中，也有勇敢明大义、奋不顾身的人，但手下不能捍卫长官，后队不肯接应前军，以致临阵牺牲，良材屡次丧失，实在令人痛惜。然而对外抵御时怯懦，对内却自逞威风；对上无礼，对百姓却像勇夫一样凶狠。百姓起初并非敢因受虐而怨恨官兵，听说贼寇来了，他们盼望官兵如盼望云霓一样已久。于是贼寇突然占据城池，百姓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幸好听说军队出动，还希望迅速解除倒悬之苦。没想到过了很久，军队在二三十里处驻扎；又过了很久，在五六十里处驻扎。借口说军队没集结齐，军饷没充足。等到集结齐、充足了，却依旧拖延，甚至退兵安营，改为防守堵截。于是百姓开始叹息怨恨。而贼寇又多张贴假告示，假称不滥杀无辜，诱使百姓安守本业，却勒索富绅，搜刮银米，贫民倒还平安无事。起初是裹胁，继而是招募，贫民于是乐从。起初攻破一座城池时，贼匪还只有几千人。等到占据一个县邑，被胁迫跟随的占一半，自愿跟随的也占一半，于是越聚越多，势力更加蔓延。就像瑞州、奉新、靖安、安义、建昌等地，接连四五县，缓慢时如蚕食，迅速时如破竹，都是由此造成的。假如及早援救，不等火势燎原，攻克收复一个县邑容易用力，难道不胜过攻克收复数个县邑难以成功吗？退缩迟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议论的人说，士兵积习至此，怎么挽回呢？然而带领的军官不和衷共济，平时没有纪律，粮饷多被克扣，早就失去了人心，罪责不全在士兵身上。如果上级知道必然如此的情况，表示体恤之意，用忠义之道教育他们，明确赏罚的原因，并且与他们同甘共苦，生病时给药治疗。至于粮饷这一节，关系到军心的得失，也是众人窥测上意的起因。上级能廉洁自身，那么一杯水，就像喝了美酒；上级能体恤下属，那么一句话，就像穿了厚棉衣。我不辜负他们，他们怎敢辜负上级？这样即使惩罚他们也不怨恨，杀了他们也甘心。难道还会说有不遵守约束、故意违背号令、损害国家威严、留下无穷祸患的人吗？

虽然上级体察弊端，有时委派人员侦查访查，但访查弊端的，仍是作弊之人，这就又增加了一层剥削。议论的人说，今天的事情，很难认真。这个“真”字，正是吕子所说的千古学术脉络，世人之所以拼命奔走的都是虚假的。然而屡次见到也有认真的，但公事多受阻碍，那又遵循什么方法呢？

大概军中必须以镇定廉明为根本，必须以不徇私情为公正，然后才可以讲求训练。至于练心、练胆、练耳目，练步伐进退，则有明代戚继光将军的《练兵纪实》、《纪效新书》存在，大处小处都包含，毫无遗漏，终身使用，也不能穷尽，只有灵活变通，在于其人罢了。

那么端正根本、完善法则，必须勉力将领不接受军官的馈赠，然后源头才清。由此而下，从备弁到千总、把总，再到队官、什长，又怎敢沾染丝毫？上下相互维系如此，众士兵都有天良，难道说绝无感动吗？积习难以挽回，暂且拟定去除其过分之处，或许营伍会有改观。

译第一条是文治。从前先王建立国家、设置都城，树立后王、君公作为表率，由大夫、师长继承其职，上下相互承接，远近相互维系。如今的督抚、司道、府、州、县等官员，也是这样。然而古人说，天下是由天子与宰相总领治理，而千百个州县则是分别治理。州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员，堂上一位官员被称为父母，眼前的百姓就是儿孙了。现在试问，真正能够安抚教导百姓的人有吗？有了空缺不问利弊，却先问肥瘦；得到空缺不讲安抚百姓，却专讲催征赋税。甚至有借处罚勒索贿赂来行私欲，敲骨剥肤而吮吸骨髓的人。等到刁徒交相控告，百姓在堂下喧哗，含垢忍辱，无所不至，名声败坏而利益何在呢？而那些一向以循良著称的人，勤政则案头没有积压的公文，亲近贤人则习气少有邪僻，一时的士人歌颂他们，民众拥戴他们，为何颂扬之声如此众多呢？然而朝廷中人才众多，不容易得到，怎能得到众多贤才而任用他们？而败坏庸劣的人，究竟也不多，那么只有中等才能的人占大多数。中等资质的人，介于贤与不贤之间，鞭策他们上进，精神逐渐振兴；听任他们随波逐流，行为日渐卑劣。这中间的陶冶塑造之权，全靠上级平时留心人物，广泛咨询访求，在有意无意之间得到人才。不仅将参苓般的佳品，置于夹袋之中，即使是散薄之植，也纳入规范之内。这才是真正的大匠之门，没有废弃的人才。至于坏木株，根本已断，正不必刻意补救而过度调停。这样之后，贤良的人如同饮露的晨叶，更加繁荣；中等资质的人，如同久旱的午苗，都想着生长。这是上级成全造就，不更多吗？议论的人说，智周明察，事情不容易，借用人耳目，容易受欺骗蒙蔽；询问访求及刍荛，保无恩怨。然而鉴空而物自来照，衡平而我见胥忘，任以诚不任以术，听言可观人，觉其诈不露其明，用人仍不自用。曾读朱批谕旨，万几之下，灯右挥毫，凡司道关政无言责者，罔不许以陈奏，互相稽查，而开诚布公，亦卒未有讦以私匿其隐者，统十八省中外文武大僚，明若观火，始终深浅，如血脉之贯通。我皇上仁覆天下，智临万物，忧勤宵旰，时犹策励臣工，虽圣明天亶，未可学而能几，而以一省较天下，则地近而事简矣。论封疆大体，原不在察察为明，第公则生明，诚则生明，知人则善任，两司各有耳目，而道府又为亲临，岂有委任一员，听其贤否张弛任自为之，优不见奖，劣不见黜，而地方冀其有起色哉。某养五年，齿逾七十，本不与闻政事，第思通省大局，贼扰者八九郡，南昌一府，失陷者五六属，事势至此，可为寒心。兹幸恭逢大人，福星临，砥柱狂澜，近闻遄发官兵，各路进剿，运筹胜，知不难指日荡平。然闻羊叔子有言，平吴之后，当劳远虑，迂之言，亦非为目前起见。将来平定后，伤心原野，满目疮痍，不惟贫者愈穷，即富者亦皆贫矣。魏叔子言，富人者，贫民之命，亦国家之外府也。贫民愈穷，其患已大，富民穷而天下乃真穷，其患更深。当此之时，如操漏舟，如支破屋，前塞则后穿，东撑则西倒，自非真有恻怛慈爱之意，扶衰救弊之心，经权互用，其能以曩时旧习一日安于黎民之上哉。事虽越，难以自缄，疾俗之嫌，知不能免，不揣冒昧，用敢率直陈，祇求训诲。

记蝎

管同

管子客商邱，见逆旅童子有蓄蝎为戏者，问其术。曰：“吾捕得去其尾，故彼莫予毒，而供吾玩弄耳。”索观之，其中蓄蝎十数，皆甚驯，投以食则竞集，撩之以指，骇然纷起窜，观其态，若甚畏人者然。于是童子大乐，笑呼持去。客谓管子曰：“得是术也，可以御恶人矣。夫蝎之毒在其尾，去而蓄之，彼且仰食于人，为人所戏弄。夫天下之恶人，虺蜴其心，豹狼其性，为毒岂非是蝎比哉？然其人固有异众之才，能济其凶而为恶，为君相者，若能制其毒而用其才，彼且畏服以供吾驱使，而其恶何由更肆乎？昔者孔明之于魏延，高欢之于侯景，二子皆英雄得是道矣。若他人则不然，虑恶人之难御，所用皆庸易制之徒，国无异才，事或非常，则莫知所措，此其智不且出童子下耶？”管子曰：“子言诚辨。然吾闻诸土人曰，蝎之去尾者，更生则双钩，其毒不可疗。是童子亦幸而未遭是耳。夫恶人久制于人无所致毒，苟再发焉，其势将不可复制。魏延服孔明而反，杨仪侯景畏高欢而弑梁武，世有孔明高欢之智则可，不然，则杨仪”

译梁武帝的事，确实值得深刻警戒。尧舜的时代，流放诛杀四个凶恶之人，都将他们放逐到远方，终身不再提及。那四个人，难道唯独没有非凡的才能吗？我私下认为，英雄的眼光见识，比不上圣人。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用人者的借鉴。

译应诏陈言疏

倭仁

奏为应诏陈述意见，仰求圣上明察的事项。臣是蒙古世仆，先前蒙受先皇知遇之恩，日夜恭敬畏惧，却不知如何报答。如今皇上以崇高德行继承大统，光大先帝基业。受命之初，便告诫内外臣工，共同秉持公忠之心，辅佐成就美好的政治。又特别下诏给九卿、科道等负有奏事责任的官员，在用人行政等重大方面，都可以据实秘密陈述。这实在是念及祖宗创业的艰难，先帝托付的重任，兢兢业业，勤勉寻求最好的治理之道，绝非仅仅遵循广开言路的旧例，博取纳谏的虚名罢了。以臣愚钝，怎能补益高深的圣明？但念及皇上殷切询问，怎敢忘记草野之人的进献？谨就圣谕中关于用人行政的内容，推演阐述。伏惟行政没有比用人更优先的，用人没有比严格辨别君子小人更迫切的。当今宝位初承，励精图治，众多臣工，都战战兢兢地视皇上的喜好崇尚作为趋向。四海之内，也没有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观察朝廷举措来预测太平盛世的。《易经》泰卦初九爻辞说：“拔茅草连根带叶，因其同类一起征进，吉祥。”这正是时候了。至于君子小人的区别，藏在心术里的难以知晓，表现在事上的容易知晓。分类辨物，大约有几点，恭敬地向皇上陈述。大抵君子朴实笨拙，小人奸佞灵巧；君子恬淡退让，小人急躁争竞；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挤异己；君子图谋远大，以国家元气为先，小人计较眼前，以聚敛刻薄为务。刚正不屈，无所偏私徇情的是君子；模棱两可，窥伺君主喜怒来决定趋避的是小人。直言进谏匡正辅佐，为朝廷弥补过失的是君子；迁就逢迎，诱导君主坚持错误、助长傲慢的是小人。提出忧患危难的议论，使君主心生敬畏的是君子；动不动就谈论气数，不畏惧天象变异，从而滋长君主安逸意志的是小人。公私邪正相反，往往如此。皇上天生聪明，勤学典籍，谁贤谁不贤，自然难以逃脱圣明的洞察。只是恐怕一人之心思，揣摩的人众多；一人之耳目，混淆的人很多。细微之处难以辨别，真情假意更加纷杂。爱憎稍涉偏私，取舍将担心失当。这就是“知人则哲，惟帝其难”，大禹之所以感叹的原因。现在想要寻求知人的方法，难道有其他办法吗？也只有皇上好学之心，勤勉追求不懈怠，使圣智更加明达，圣德更加巩固罢了。宋代臣子程颢说：“古代的君主一定有训诵箴谏的臣子，只任命老成贤能的儒者，让他们每日亲近便座，一起讲论道义以辅佐圣德。又选择天下的贤才俊士，使他们陪侍法驾，朝夕延见，开陈善道，讲磨治体，以广见闻听闻。”我朝康熙年间，熊赐履上疏圣祖仁皇帝，说《大学衍义》一书，是为君师天下者的律令格例，伏愿延访真儒讲求研究，务必穷尽其理。于是用六经的文辞来考证，参酌历代的事迹，亲身实践，内心默念，作为施政治国的根本。至于左右近侍，务必慎重选择；虎贲、缀衣等侍卫，也选择合适的人。不是圣人之书，摒弃不读；无益之事，告诫不做。内而深宫燕闲之时，外而大廷广众之地，细微到起居言动的日常，凡是用来维持此身的，无不具备；防范此心的，无不周全。那么君主的意志清明，君主的身姿强固了。臣认为两位臣子所说的，确实是君主修养身心的益处，用人行政的根本。天下治乱系于宰相，君主德行的成就责在经筵。只有君主德行成就，而后辅弼才能得其人；辅弼得其人，而后天下才能治理。那么开设讲幄以增进皇上的修养，达到治理的要图，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臣学识浅陋，无以仰承德意，谨就管见所及，冒昧陈述。伏祈皇上采择，不胜惶恐之至。谨奏。

致官秀峰揆帅书

胡林翼

连日来心中担忧贼军进入四川，日夜不安，彷徨无措。贼军先前已分兵窜扰宝庆、武冈。近来却舍弃祁阳，而以大股兵力全部窜入邵阳、新化及武冈。那些分陷广东州县的贼军，又必定陆续而来。他们以此来牵制永州、衡州的追兵，使湘人疑惧，而不能全力对付宝庆、武冈，计策也算狡猾了。查资水发源于武冈，夏季水涨可由安化、益阳，分犯岳阳、常德、沣水，这些都是船只聚集的地方。又听说贼踪已到达洪江，那么占据沅水的上游，河边船只材料，堆积如山。贼军得到辰州、常德，必定造船以窥视洞庭湖，而洞庭湖的险要必定丧失。然而这还只是近患。况且料想贼军势头必定不会这样。即使这样，以湖北湖南的力量，尚可以扫除一二。即使不然，禁遏他们使其不能顺流而下，其祸患也较轻。愚见认为贼军必定以一二支侵犯常德、澧州、施南以窥视夔州，以三四支进入辰州北河，分出永顺以窥视酉阳、秀山而进入涪州。那么大江的险要必定丧失。大江的险要丧失，那么湖北必定没有安枕之日。这是异常的大变。贼计如果得逞，必定在近一年内闭关不出，自谋巢穴。一年之后，才图谋四处逞凶。十年二十年之内，湖北不得安宁，而关中必定也危险。

译古今谋划吴楚战事，必定争夺上游。这是因为要占据高屋建瓴的优势。千里江陵，一日即可到达。就像王浚、杨素在蜀地造船那样。又如秦国攻破楚国，必定先夺取巴蜀，然后连舟顺流而下，从扞关出击。贼寇的意图正在于此。湖北所担忧的，也只有这一件事最为严重罢了。湖南的辰州、永州等府，前面也没有阻挡。如果从后路追击，那是把贼寇送入蜀地。南抚台固然没有这种想法，但是将领中那些无力作战的人，必定会把贼寇进入蜀地当作幸事，说不愿意把邻国当作沟壑来排解自己的祸患，这不过是说大话罢了。中堂昨日赐函，想要用水师守卫三峡的险要，这是湖北最紧要的大政，也是老成持重、忠诚尽责的长远谋略。只是水师守卫险要，如果从上往下剿杀，那么事半功倍；如果从下往上防守，那么形势逆反而费力。为什么呢？洪水暴涨的时候，水师停泊在靠近岸边的地方，而江心仍然无法控制。蜀地出产大木，假如用巨大的木筏横冲过来，火船装载柴草，趁着风浪和夏季洪水来攻击我们，那就确实危险了。而且两岸必须依靠陆军，才有依托之势。楚军守卫水路，哪里能得到同心协力的蜀军来保卫陆路？又派遣将领出省作战，好比把女儿嫁给别人，那家里自有公婆，不能事事都由我作主。假如遇到不懂军事的主帅，那么调度安排就会出错，像安徽焦湖的失守，敌人乘势扩张，这些都是值得忧虑的事情。况且即使能守卫一时，也不能保证长久不松懈。即使贼寇不进入湖北，也不能保证他们不危害蜀地和秦地。贼寇进入蜀地，那么国家每年就减少二百万的收入，而每年又增加四百万的支出。战争已经兴起了十年了，怎么再让圣上焦心挂念呢？即使单就湖北一省来说，东面防备吴地而西面防备蜀地，分兵则兵力单薄，增兵则军饷不足。而且蜀地的盐税和百货厘金，也关系到军饷。蜀地不利，湖北难道能独自有利吗？因此必须为蜀地谋划，这是毫无疑问的了。林翼的志向像精卫填海那样坚定，而我的愚笨像杞人忧天那样多虑。近日失眠，私下思考了一个策略，斗胆献出我的愚见，只乞求中堂采纳施行。

译江西目前贼寇不多。景德镇的贼兵不过万人。石达开率领的贼众进入四川，人数至少也有十万到二十万。如果请求朝廷任命李定泰镇守饶州，饶廷选镇守抚州，彭玉麟镇守九江，那么将来金陵的大股贼兵因饥饿而分窜到长江上游时，由于金陵兵多，还可以回师剿杀，其祸害尚小。湖南的追兵进入四川，将缺乏统一指挥。湖南与四川之间有邻省阻隔，有鞭长莫及之势。四川总督面临主客军势对比悬殊、呼应不灵的困境。查探现在江西的军队与湖南的军队，有一半是曾国藩旧部的兵力。如果秘密上奏请求圣旨，命令曾国藩酌情带领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的水陆精锐将领，从湖北迅速进入四川，限定五十天内到达。只需坐镇夔州，四川的士气民风就会隐隐呈现鼓舞奋兴之势。这是因为从湖北进入夔州，可以绕到贼寇的前面；而从湖南进入四川，则反而处于贼寇的后路。石达开颇为回避曾国藩的军队，去年曾国藩想要去浙江，石达开就进入福建；曾国藩想要指向福建，石达开就进入广东东部。这也有趋利避害的隐情。这是第一点。曾国藩创建水师，水师将领尤其能掌握实情。想要保住四川不失，也必须在水师方面得到得力的人才。这是第二点。四川的财赋可以自给自足。如果让曾国藩兼任总督，那么士民运送粮饷会争先恐后，不至于担心军饷枯竭，从而向户部求救，增加皇上您的忧虑。这是第三点。曾国藩忠诚老实，长久以来受到圣明的赏识。他侍奉皇上，信任友爱全凭一个“诚”字。就像中堂（指恭亲王奕䜣）推心置腹地对待他，曾国藩感激非常，并无丝毫意气用事。可见他必定能成功。而且这道奏折是出于大局考虑，朝廷必定会采纳。这是第四点。四川新任总督外强中干，色厉内荏，尤其不适合处理军务。他被调往四川后又来到京城，是因为嫌弃他想要撤换此人，而实际上知道他不堪任用。况且圣意必定不会让他去四川。前次派往广东东部，他举止从容，无心国事。这次如果去四川，贻害必定很多。他虽有官署任职，但水陆军务也不相合，必定与外省情况格格不入，关隘不通。如果由曾国藩督师，那么石达开必定不能得逞，可以保全大局。这是第五点。金陵的贼兵，必定会逐渐饥饿。皖北的贼兵，由湖北人负责剿杀。只有捻匪的祸害很大，招降的祸害，必定会有奇变。曾国藩想要请求马队，心意固然注于两淮。然而两淮的势力，尚不如长江势力大。况且朝廷中尚有人能剿杀此贼。西蜀的财富，是两淮的五倍，是江西的十倍，是湖北的二十倍。失去四川，则急切间无人能了结此贼。朝廷也未必立即调动禁军。所以失去四川则祸害大，保住四川则福泽大。这是第六点。曾国藩如果得到四川，兼任总督，军务紧急，必定能不请求外省接济军饷。军务平定后，必定能每年协济京城军饷二百多万。这可以在奏折中切实声明，必定能保证不误。这是第七点。以人才侍奉君主，是大德。保全忠诚笃实的臣子，是对国家的大功。推荐贤才不必接受赏赐，隐晦的德行必定惠及子孙。这是第八点。只是正式奏折中，或用三衔双衔，专衔夹片，或用清字专衔，另折以实情密陈，极力请求代理总督。并申明该侍郎（指曾国藩）本年五月，现已服丧期满。且须声明必定要有地方之责，那么军饷粮食就不会匮乏，州县听从命令，才对军务有益。中堂身为国家宰辅，是柱石之臣，这样的大政，非中堂不能进言。林翼（胡林翼自称）幼年时，就见到外省督抚中，只有陶文毅、林文忠与祁竹轩、卢厚山先生的心术德量，与中堂的心术德量相同。又林翼幼年时，因见到陶文毅请求他秘密保举林文忠、伊莘农先生作为两江总督的替任人选，陶文毅深以为然。事关大局安危，及早补救，实有大功于国家。即使一时未蒙采纳，也不失为忠爱之言。如果竟然得到皇上允准，那么举荐一人而一省受福，天下受福了。有人怀疑贼兵必定全部窜入江西，江西必定无法支撑。江西无法支撑，对湖北没有妨碍，对天下也没有妨碍。四川无法支撑，则楚地与秦地都不安定了。两利两害，选择其轻重，只有中堂秘密斟酌。林翼人微言轻，而救蜀救鄂，除了这个方法，必定没有良策。如果蒙采纳一二，就秘密传达给澹村、蕙生，以及同城大员，共同秘密商议起草奏稿。必须嘱咐蕙生，精心撰写，将利害得失的缘故，明白晓畅地表达，尤其以必定得到总督职位为关键。切嘱他不要草率。专此密陈，敬请采择酌度。

致两司书

胡林翼

宜昌由陈守洪钟委署是正确的。安常处顺，循分供职，必定不会辜负期望。佐杂官必定不能不遵循资格。不遵循资格，那么司中的吏胥，就会高下其手，而诈骗手段万端。司中在遵循资历顺序补授、挨次委派的余暇，只需访拔那些声名特别美好的，参劾那些贪鄙特别严重的，就可以整饬。只有州县负有治理百姓的重任，断不可仅仅固守资格。重要缺额必须遴选人员，差遣委用按规定可以酌情考量。如果说林翼等人有私心，林翼愿意承担罪责而不敢推辞。林翼昔年从政，见到天下的督抚藩臬，一差一缺，无一不照例而行，即无一不挟私以徇。而且瘠苦烦难、人们所抛弃的缺额，尚且有轮补轮委之人，而肥美

译滑利而甘甜，那么都是那些行动敏捷的人所能得到的。悬挂一个统一的条例，却在条例施行之前就预先谋划；更改一种说法，以便在条例之外圆滑变通。条例实际上足以让他们满足私欲，却不足以杜绝所有的弊端。因为轮补与酌补、轮委与酌委，本来就有两种可以趋利避害的途径。而颠倒黑白的心思、上下其手的行为，仍然掌握在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手中。过去在贵州、湖南，看到布政使、按察使某某，开口就说“按条例”。比如某公在湖南，没有一件事不是照条例办理的，实际上却没有一件事真正照条例办理。凡是京城官员有所嘱托，或者胥吏有所贿赂求取，就像鼓槌敲击鼓面一样，回应迅速。京城的信件早上到达，官府的牌示晚上就悬挂出来；贿赂的财物夜间传递，委任的札文早晨就发出。甚至有人没有出过省门，却抓获了十个或几十个盗贼；专门致力于请托，却记功十次甚至几十次。所以说，遵循条例反而恰好足以满足他们的私欲。因此，林翼愿意打破常规，并由一人承担罪责。

译回复张石卿中丞的信

胡林翼

一是坚壁清野。不依靠士人和百姓，就不能成事。士民中难道没有欺骗我们的人吗？难道没有败坏事情的人吗？然而兵将中狡猾的占十分之九，士民中朴实的占十分之六。近年官场颇为混杂，地方长官既少有真正的人才，佐杂官员尤其多庸俗狂妄之徒。他们的心术见识，不堪设想。不如士民本性未失，可以用忠义来激励。楚地的官员与百姓结仇，楚地的百姓与官员结仇，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憎恶他们的上级而不肯救助”啊。只有勤于接见，决断壅塞蔽障，看待百姓如同看待官员，看待官员如同看待百姓，不论众寡大小，推心置腹地交往。咨询他们谋划来观察他们的见识，告知他们祸患来观察他们的勇气，面临利益来观察他们的廉洁，托付他们事情来观察他们的信用。了解人、任用人，不外乎这些方法。近日人心，叛逆的念头千万种，也难以穷究其根源。只有诚信到了极点，可以挽救欺诈的困境。欺骗一件事不能欺骗所有事，欺骗一时不能欺骗以后。不可不防备他们的欺骗，也不可因为欺骗而对所办之事灰心丧气。所谓坚守正道足以成事，就是如此。况且赏罚分明，督促劝勉顺应时势，以大权统御，何愁不成功。没有注重保甲团练、坚壁清野而没有成效的。从前卢忠烈公督兵于大名、郧阳，他的得力在于坚壁清野，他的制胜在于亲兵卢能杀敌立功。傅重庵用碉堡制服苗民，而训练士兵一千五百人，因势利导进行剿杀，兵威于是振作。钧示中关于招练如何可信，时日已久，训练岂是一蹴而就的，确实是深谋远虑。我私下认为襄毅公治理广东，陶鲁参军所率领的三百人，都是当时应募而来，而所向披靡。且战且练且守，练一天得一天的力量，练一人得一人的力量。价值百金的士人，价值千金的士人，确实难得。然而三年的艾草，也在于积蓄罢了。至于训练勇丁不可依赖，则在于驾驭的方法如何，统领的人如何罢了。国威久不振作，人心思乱，不是从今日开始，也不是到今日停止。除了天天练兵，人人讲武，别无补救的办法。这个说法与专谈守御的说法，确实可以互相配合使用，而共同取得成功。二是间谍是行军的关键，而这件事最难。其弊端在于安乐日久，没有能耐劳苦、壮胆智的人，甘愿赴汤蹈火的，更不可得了。来信说我们的一举一动，贼寇必定知道，这是保甲不实、稽查不力的缘故。贼寇的举动，我们不能知道，这是没有得到间谍的缘故。物色这样的人，谈何容易。陈平厌恶粗劣的草具，托付给他金钱而不怀疑；野利枣，杖打至垂死而不后悔。他们用人之妙、用智之巧，值得细细品味。我私下认为谋划于荒野则有所收获，积累诚信可以通达。虽然不是一两个月所能突然办到的，然而没有寻求而得不到的。三是江岷樵前年在京城乡试，背负死友的棺材而归。第二次在邯郸道上，送一位未曾谋面的浙江举子的棺材。这种品行节义，即使在汉代的《独行传》中，也不多见。昨天已写信给岷樵，他风节优于天下，应当有感奋而不能自持的诚意。左公高隐，尚不知雄才大略，是文忠公一流的人物。假如他真正知晓，必定翻然响应命令。现在已写信给他了。林翼才力极劣，伏望河海不择细流，刍荛不遗微言，所以敢把我所知道的，呈陈于座右。一代伟人，必定能宏大救济时艰。我们楚地幸运，天下幸运。

再者所陈述的各条，其关键仍以用人优先。即使是一技一能也不可以抛弃。不用药，勾践借此破吴；善于挖掘地道，李光弼因此陷敌。信陵君得到侯生，石勒得到张宾，苻坚得到王景，都是以一两个智谋之士，战胜攻取。然而必须不拘泥于资历，然后丹书上的斐豹得以献出他的才能；也必须放宽法律条文，然后怒攻主将的邓羌立即摧毁强敌。伐曹一战，晋文公诛杀颠颉而赦免魏犨。自古英雄作用，不拘泥于一种模式。实在是因为奇才难得，不容不在其中加以委曲罢了。

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

曾国藩

奏为敬陈圣德仰慕高深事。臣听说美德所在，常有一种近似的东西为之混淆。辨别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所以孔子告诫大言，必须严厉去除其六种弊病。臣私下观察皇上生安之美德，大约有三端，而这三者的近似，也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皇上陈述。臣每次在祭祀侍仪的时候，仰瞻皇上对越肃雍，每一步都谨慎，而寻常事情也推求精到，这是敬慎的美德。而辨别不早，其流弊为琐碎，这是不可不预防的。人臣事君礼仪固然贵在周详，然而如果不是朝祭大典，难保没有疏失。自去年以来，步趋失检，广林因小节被参，道旁叩头，福济麟魁因小节被参，内廷接驾，明训因微仪获咎，都统暂署，惠丰因微仪获咎。在皇上仅予谴罚，初无苛责之意。特恐臣下揣摩风旨，或许谨于小而反而忽于大，且有谨于其所不必谨者。行礼有仪注，是古今通用的字。近来避皇上之嫌名，乃改为行礼礼节。朔

译关于常服的规制，已经由臣部奏请确定。但去年冬天忽然改为貂褂。御门听政时的常服及佩戴的朝珠，已经由臣部奏请确定。但在初次使用时忽然改为补褂。像这样一些做法，表面上是为了尊崇君主，实际上都是在细微末节上谨守那些不必过分谨慎的事情。那么，对于国家的大计，必定会有疏漏而顾不上深入探究的情况了。所谓国家的大计究竟在哪里呢？就以广西一事为例，最重要的在于安置人才，其次在于审察地理形势，再次在于慎重处理军需物资。如今派遣到广西的人员并不少，但在安置时却未尽妥善。姚莹年近七十，曾建立功勋，应当稍微赋予他威望，让他参与幕府决策。如果像普通差遣那样任用他，就不能充分发挥他的全部才能。严正基负责办理粮台事务，但地位低微就难以起到震慑作用，权力分散就容易导致牵制。知道人才而不任用，与不知道一样；任用了而不能尽其才，与不任用一样。将领既然众多，也应当分为三路，各有专门职责。中路专门负责武宣一带的大股敌军，西路分别负责泗镇、南太一带，东路分别负责七府一州一带。至于地理形势方面，钦差大臣应当驻扎在横州，这样才能策应三路。粮台应当专门设在梧州，从湖南运来的银米，暂时囤积在桂林，依次转运到梧州；从广东运来的，暂时囤积在肇庆，依次转运到梧州。这样四方都便于供应，而寇盗无法劫掠。如今战争兴起已经一年，外面既没有呈进地图来规划全局形势，而内府存有康熙年间的舆图、乾隆年间的舆图，也没有听说枢机大臣请求取出，供皇上仔细审视和审计。至于军需方面，捐输的渠道，万万不可在两广地区开设。捐输的人都是从军之人，捐输的资金都是借贷来的款项，辗转挪移，最终还是从粮台那里取用。这三点都是就广西而言的当今国家大计。即使广西没有战事，但凡是臣子，也都应当留心人才，也都应当讲求地理形势，也都应当筹划国家财政，谋求长远利益。即使不妨略去细微之处，汉朝的陈平，高祖不问他断案的事；唐朝的房玄龄、杜如晦，太宗只责成他们求取贤才。如果真能使皇上豁达远观，不苛求细节，那么作为大臣的人，就不敢以小的廉洁和曲意谨慎自恃，不敢以拘泥于细枝末节自取疲竭，必定会深沉思考，寻求能够宏大济世于艰难的方法。臣所说的防止琐碎之风，道理就是这样。

译又听说皇上在万机政务之余，喜好研读典籍，在游艺末节上也效法前代贤人，这是好古的美德。但如果辨别不早，其流弊只是崇尚文饰，也不可不加以预防。自从去年下诏求言以来，难道没有一两条好的谋略和计策吗？探究它们的结局，大抵都以“无庸议”三个字来打发。偶尔有特别受到奖许的，如手诏褒奖倭仁，不久却将他疏远到万里之外；优旨答复苏廷魁，不久却斥责他为乱道之流。这是很少体察言论的真实意图，只是装饰纳谏的虚文。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廷士人的风气，专门崇尚浮华。小楷则越工巧越求工巧，试律则越精巧越求精巧。翰林院和詹事府最优越的途径，莫过于在两书房行走，而在保荐的时候，只选取擅长小楷的人。内阁和六部最优越的途径，莫过于在军机处行走，而在保送的时候，也只选取擅长小楷的人。科举取士是大典，而考选差事的人，也只论小楷和试律，不再计较文章义理的深浅。所以臣常说要振兴人才，必须使士大夫考据来历的成败，探讨本朝的典章制度，而大力杜绝小楷试律工巧的风气，才可以崇尚务实而摒弃浮华。去年奏请开设日讲，意在人臣在御座前陈述古今，必定不敢不研究务实的学问，就是为此。现在皇上在军务繁忙之际，仍然举行这个典礼，正与康熙年间三藩之乱时相同。然而如果不从容召见，让他们反复辩说，恐怕也只是装饰虚文，无法考核人才。目前的时务虽然不可妄加议论，本朝的成宪，难道不可以称述吗？皇上对外官来京，屡次召见，详细考核。今天的翰林詹事，就是异日的督抚司道。刚脱离小楷试律的圈子，就赋予他们兵刑钱谷的重任，又怎么可以只看他们举止敏捷、语言圆妙，而不深究他们的真才实学呢？先前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已经蒙恩允许。臣考察高宗文集刊布那年，圣寿已二十六岁；列圣文集刊布那年，都在三四十岁以后。皇上正值壮年，如果稍迟数年再行刊刻，也足以彰显圣度的谦逊，并且明示天下敦崇实政、不尚虚文的意图。风气所及，必定有朴学兴起，为国家担任栋梁重任的大臣。所谓杜绝文饰之风，其道就是这样。臣又听说皇上娱神淡远，恭敬自怡，旷然好像拥有天下却不参与其中，这是广大的美德。但如果辨别不精，也恐怕会厌薄常俗而助长骄矜之气，尤其不可以不防范。去年求言的诏书，本意是用人与行政并举。然而近来两次谕旨，都说黜陟大权朕自持之。皇上之意以为心中没有毫厘私心，那么一官一职，都像是奉天命来任命德行，起初并非固执己见，哪里容许臣下再参与末议。而不知道天视即民视，天听即民听。国家设立科道，正是民视民听的寄托。皇上偶尔举荐一人，军机大臣认为得当，左右都说贤能，还不可以；臣等九卿认为得当，诸大夫都说贤能，还不可以；必须科道百僚都认为得当，然后才是国人皆曰贤。黜陟，由天子一人主持；是非，由天子与普天下人共同判断。宸衷没有纤毫私心，可以称之为公，但不能称之为明。必须国人皆曰贤，才合天下之明以为明。古今人情不相远，大抵刚直的人少，缄默的人多。皇上再三诱导他们说话，尚且顾忌忍耐，不敢轻易发言。如果看到皇上一言拒绝，谁还肯冒犯天威？如禧恩、曹履泰先前听说议论纷纷，很久竟然没有弹劾的奏章，怎么知道不是畏惧雷霆之威，而不敢先发以取罪呢？自古重视直臣，不只是让他们成名而已，而是将借他们的药石之言，来折损君主骄侈的萌芽，培养他们的风骨，涵养他们的威棱，以备有事时折冲御侮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如果不取用这类人，那么必定专取一种谐媚熟稔的人，料想他们断不敢出一言逆耳拂心。而稍有锋芒的人，必定尽挫其劲节，销铄其刚气。一旦有事，满朝都是疲沓泄气之人，相互袖手旁观，一筹莫展而后已。今天皇上之所以让赛尚阿视师，难道不知道千金之弩，轻于一发吗？大概也是看到在廷无可恃之人。平日不储备刚正之士以培养他们的风骨，涵养他们的威棱，临事怎么能得到人才而用之呢？目今军务警报，运筹于一人，决定于俄顷。皇上独任其劳，而臣等不能分忧。如果广西不迅速平定，固然是中外所共同忧虑的。然而如果广西迅速平定，而皇上心中，或许就认为天下没有难办之事，眼前没有助我之人，这是一念骄矜的萌芽，更是微臣所大为恐惧的。昔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殷王受那样迷乱。舜与成王何至于如此，实在是担心一念自矜，则直言日渐觉得可憎，谀言日渐觉得可亲，流弊将没有尽头。臣的过虑，实在类似

译在于此。这三件事应在早期加以辨析。关键只在于细微之处。如果等到弊端已经形成之后再去挽救，那就难以用力了。臣错误地担任卿佐之职，有幸遇到圣明的君主在位，怎忍心不竭尽愚诚，以略微补益万一。虽然所说的话未必恰当，但我不敢言辞激烈以博取正直的名声，也不敢一味顺从而取悦于人。只希望圣上的慈爱垂察。谨此上奏。

译奏为应诏陈述意见一事。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谕旨，命令九卿、科道等负有言事责任的官员，对于用人行政等一切事宜，都可以据实直言，密封奏章秘密上奏。这体现了圣德谦逊包容，孜孜不倦地追求治国之道。臣私下认为，用人和行政这两件事，自古以来就被相提并论。唯独到了我们大清王朝，各种政务都已经有了成法，既完备又详细，不可以轻易议论。当今应当讲求的，只有用人这一方面罢了。古今人才并不缺乏，想要培育并激励他们，全赖皇上巧妙运用。大致有转移风气的方法，有培养人才的方略，有考察人才的手段，这三者不可废弃任何一项。臣为皇上陈述如下。

所谓转移风气的方法是什么呢？我朝历代圣君执政，大抵都是针对时俗的偏差，加以矫正使其归于中正。顺治年间，战乱创伤刚刚恢复，民心尚未安定，所以圣祖（康熙帝）继之以宽厚。康熙末年，长期安定导致官吏松弛，刑罚搁置导致民风苟且，所以世宗（雍正帝）用严厉来补救。乾隆、嘉庆时期，人们崇尚才华，士人追求高远，所以大行皇帝（道光帝）用静镇来收敛，以改变浮夸的习气。一时之间，人才都循规蹈矩，没有敢以才智自傲、锋芒毕露的人。然而，有操守的人多，而有谋略、有作为的人渐渐觉得少了。大体上把畏缩当作谨慎，把柔弱当作恭敬。以臣看来，京官办事的通病有两个：一是退缩，二是琐屑。外官办事的通病是敷衍和颟顸。退缩，是指同僚互相推诿，不肯承担怨恨，动不动就请示圣旨，不肯承担责任，就是这样。琐屑，是指斤斤计较细微利益，不顾大体，明察秋毫却看不见车薪，就是这样。敷衍，是指只做表面文章，只考虑眼前，像剜肉补疮一样，不顾及明天，就是这样。颟顸，是指外表完整，内部已经溃烂，奏章粉饰太平，言语没有归宿，就是这样。有了这四种弊病，所以陋习沿袭，只求苟且平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旦遇到艰巨任务，国家必定有缺乏人才的忧患。我大行皇帝深知其中的关键，所以急切希望得到有用的人才，以挽回风气。去年京察人员中，几年之内提拔为臬司的有三人，提拔为藩司的有一人，也是想要破格超迁，整顿积弱的习气。无奈风气所趋，难以骤然改变。现在如果立刻寻求振作的人才，又恐怕急躁冒进的人因此侥幸晋升，反而不足以收到实效。臣愚昧地认为，要使有用的人才不超出规范，不如让他们从事于学术。汉臣诸葛亮说：“才须学，学须静。”这是至理名言。然而想要人才都知道好学，又必须依靠皇上以身作则，才能掌握转移风化的根本。臣考察圣祖仁皇帝，登基之后勤学好问，儒臣每天进讲，寒暑不辍。万寿圣节，也不许间断。三藩用兵，也不停止召见，与朝廷大臣反复讨论。所以当时人才济济，好学的很多。到了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都是圣祖教导而成就的。现在皇上正值壮年，正与圣祖讲学的年纪相似。臣的愚见，想请求等到二十七日之后，举行每天进讲的惯例。四海传播，人人向往。召见臣工，与他们从容讲论，见到没有才能的人就勉励他学习，以痛惩模棱两可、懈怠的习气；见到有才能的人就更加勉励他学习，以化解他刚愎刻薄的偏颇。十年以后，人才必定大有起色。一人在宫中勤学，天下英杰受到鼓舞，其契机在此，其效应在彼。康熙年间的往事，清晰可见。以今天的委靡因循，期望振作，又担心日后更张导致失败，所以用诗书来润泽，只期望潜移默化地改变，不肯矫枉过正。大概转移风气的方法，就是如此。

所谓培养人才的方略是什么呢？凡是人才尚未进入仕途的，暂且不详细论述。那些已经进入仕途的，如内阁、六部、翰林院，是最为人才荟萃的地方。将来内而卿相，外而督抚，大抵不出这八个衙门。这八个衙门，人才数千，皇上不能一一周知。培养的权力，不得不责成于堂官。所谓培养大约有几点：一是教诲，二是甄别，三是保举，四是超擢。堂官对于司员，一句嘉奖，就感激而图谋立功；几句责备惩罚，就畏惧而改正过错。这是教诲不可迟缓的原因。杂草不除去，兰蕙就减色；害群之马不赶走，良马就短气。这是甄别不可迟缓的原因。嘉庆四年、十八年两次命令部院各自保举司员，这是保举的先例。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事身份赏赐人参，外放知府；嘉庆年间，黄钺以主事身份充任翰林，进入南斋，这是超擢的先例。曾经议论说，人才好比禾稼，堂官的教诲，如同种植耕耘；甄别就是去除稂莠；保举如同灌溉；皇上超擢，好比甘雨适时降落，禾苗蓬勃兴起。堂官常常到衙门，如同农夫天天在田间，才能熟悉农事。现在各衙门堂官多是内廷行走的人员，有的几个月不能到衙门，与司员常常不熟悉，除了掌印主稿的几个人之外，大半不能识面。好比禾稼……

译苗稂与莠草，听任它们在田野中同生同落，农夫却不加过问。教诲的方法无人知晓，甄别选拔的条例也被废止。近来奉承圣明的诏令进行保举，却又只涉及外官而不涉及京官。培养人才的方法，难道还有未尽善之处吗？

自近年以来，六部的人数日益增多，有的人二十年得不到补缺，有的人终身不能主持起草文书。内阁和翰林院的官员，数量也达到以前的三倍，往往十年得不到一次差遣，不升迁一级官职，英才早已受到摧残挫折了。

而各部堂官又多在内廷值班，终年不能见到一面。例如吏部六位堂官中，有四位在内廷值班；礼部六位堂官中，有四位在内廷值班；户部六位堂官，都直接在内廷值班；翰林院两位掌院，也都直接在内廷值班。各位大臣随侍在御园，本来难以分身进入衙署，而又有的兼管两部，或管理多处事务。作为司员的人，画稿时匆匆见上一面，禀报事情时只有寥寥数语。即使才德都很优秀，尚且不能求得堂官的一瞥，又怎么能让天子了解呢？

这么多人才近在眼前，却不能用心培养，非常可惜。臣的愚见，恳请皇上稍加斟酌，每部有三四位堂官不在内廷值班，让他们每天到衙署，以便与司员相互切磋勉励。翰林掌院也必须有人不在内廷值班，让他们与编修、检讨相互熏陶感染。务必使属官的性情心术，长官一一详细知晓。皇上不时询问：某人有才，某人正直，某人见识浅陋，某人能承担重任。不仅属官的优劣清晰呈现，即使长官的深浅，也可以互相参照考察。而八衙门的人才，都往来于圣主的胸中。那些司员只要让姓名传达到九重天，不必升官迁职，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然后保举的方法、甄别的条例，依照旧章依次施行。皇上偶尔有破格提拔，那么楩楠一升，草木的精神都振奋。培养人才的方法，大概就是这样。

译所谓考察的方法是什么呢？古代对于询问政事和考核言论，两者都同样重视。近来各衙门办理事务，小事遵循旧例，大事请示圣旨，本来就没有才能谋略可以显现，那么不如从考核言论入手。而在召对时陈述言论，天威近在咫尺，又不适合喋喋不休地进言，那么不如从考核奏折入手了。国家定下的条例，朝廷内部的九卿、科道，外地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都有进言的责任。各省的道员不允许单独上折谢恩，却允许单独上折进言。然而十多年来，九卿中没有一人陈述时政的得失，司道中没有一折陈述地方的利弊，相继保持沉默，一时的风气，也有让人不明白其中缘由的。科道偶尔有奏疏，但从没有一句话涉及君主品德的兴衰，没有一折弹劾大臣的过失。难道君主是尧舜那样的君主，大臣都是稷、契那样的大臣吗？臣考察本朝以来，匡正君主品德的，孙嘉淦以戒除自以为是规劝高宗，袁铣以节制欲望规劝大行皇帝，都蒙受优厚的圣旨嘉奖采纳，至今传为美谈。纠举弹劾大臣的，如李之芳参劾魏裔介，彭鹏参劾李光地，后来这四个人都成为名臣，也至今传为美谈。自古以来直言不讳，没有比得上我朝的。如今皇上即位之初，又特别下诏求取言论，而褒奖回答倭仁的谕旨，臣读到了手舞足蹈、感激流泪的地步，这确实是太平的景象。然而臣仍然有过虑的地方，实在是看到皇上求取言论非常急切，恐怕各位大臣纷纷上奏，或许陈述各种政务，有很多雷同的话，不免时间久了产生厌倦；弹劾大臣，担心助长攻讦的风气，也不免时间久了产生厌倦。臣的愚见，希望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作为考核人才的场所，永远不产生厌倦之心。涉及雷同的，不必交议罢了；过于攻讦的，不必发抄罢了。除此之外，只看到它有益，起初看不到它有损害。人情习惯于旧常，大多有所顾忌。比如君主品德的兴衰，大臣的过失，不是皇上再三诱导他们进言，谁肯轻易冒犯不祥？比如藩臬的奏事，道员的具折，虽然有定例，长久不遵行，不是皇上再三诱导他们进言，又谁肯标新立异以触犯督抚的愤怒呢？臣也知道内外大小言论并进，即使虚伪的人不能不混杂其中。然而没有根据的言论，其手段可以一次得逞，不可以再次尝试；明察高悬，怎能最终逃避？当前考核九卿的贤与不贤，只凭召见时的应对；考核科道的贤与不贤，只凭三年的京察；考核司道的贤与不贤，只凭督抚的考语。如果让每个人进言，互相参证，岂不是更为核实吗？臣所说的考察方法，大致如此。三者相互需要，并行不悖。臣本愚陋，近来因为议礼的一疏，蒙受皇上天语褒奖，感激思有所报答。只恨见识浅薄，无补万一。恳求皇上怜悯其愚诚，俯赐训示，幸甚。谨奏。

择吏

王柏心

自古以来，世道虽然极其太平，奸诈轻险的百姓也不能绝迹。小的方面是抢劫掠夺，触犯法律禁令；大的方面是私铸钱币、贩卖私盐，官吏不敢奈何他们。更加严重的，是宣扬邪术，引诱愚民，好比毒蛇黄蜂，无时无刻不忘记毒螫。他们潜伏的地方，大抵是山谷险峻偏僻之处，以及沿边的州县。所依靠的遏制奸邪于未萌、消除祸患于未形的人，在于良吏罢了。凡是这些州县，选择官吏比其他县邑应当更加慎重；良吏被推荐提拔，比其他县邑应当最先。然而世上的执政者，往往与此相反。认为地方偏僻则政务简单，土地狭小则功劳少，不足以容纳有才干的官吏，只有刚从政的，或者被贬谪的，以及年老体衰的，才去那里任职。上报政绩不能参与禄位，收入不足以自给，在那里做官，与贬斥相同。强者则认为大吏将要抛弃我，修持廉洁，勤于吏事，终究没有途径上达听闻，实行我的搜刮罢了。弱者即使不敢肆意剥削，然而百姓的疾苦听不到，山川险阻平坦的道路不知道，忧愁不安地以不能离开这里为忧，哪里有空治理诡诈随顺、打击强暴、怀有远大谋略呢？百姓因为偏僻遥远的原因，累数十百年，不见贤能的长官，于是狡猾桀骜不得志的人，无所顾忌，从而侵暴他们，又从而罗网他们，这才喧哗不安。有水旱灾害，趁机窃发，旁边的城邑不得高枕无忧，而执政者考虑不到这里，怎么智慧竟然在曲突徙薪之下呢？起初谨慎简选司牧，不过是一指挥手的劳苦；继之征师耗费粮饷，或许穷尽岁月未能平定，岂不是喜好困难而厌恶容易吗？况且偏僻遥远对于近邑，好比四肢对于心腹。现在有人对于手足，就任其拘挛扭曲，而只治理心腹，怎能说是善于养生的人呢？如果真让岩疆边邑的官吏，都选择简重有方略的人，宽而不弛，严而不残，明而不苛，安抚善良，纠举豪强，联结什伍，禁止游惰，广施德惠以招徕他们，察知荒歉以安抚他们，操纵设施，视便宜所在，试之三年有异绩，则居课最之先，或者就地加推擢，或者移治繁剧，一切比近邑令长为优，如此则所选得人，争自奋励，不期而边僻州邑大治，边僻州邑治，而近邑莫不治，斯诚

译这是遏制奸邪的上策，消除祸患的良方。龚遂治理渤海，李固治理泰山，当时正值战鼓急促、局势慌乱，尚且能够树立威信，在千里之外挫败敌人的攻势，这都是优秀官吏已经取得的成效。更何况是将奸邪遏制在尚未萌发之时，将祸患消除在尚未显露之际呢？

译关于外官回避章程中祖孙父子一条未尽允当，拟请酌情变通以重视伦理纲常，恭敬上奏请求圣鉴的事。

我私下查考吏部奏定的回避章程中规定：祖孙父子，从道员、知府到佐杂官，各省现任及候补、试用各员，如果不在同一衙门任职，命令官职小的回避；如果是同一衙门任职，则祖孙父子名分关系重大，无论补缺到省的先后顺序，都应命令其子、其孙回避等语。历来都遵照办理在案。我曾详细思考其中的道理，私下认为有不妥之处。所谓名分关系重大，确实是因为父亲不能回避儿子，祖父不能回避孙子，伦理纲常最为重要，起初并不取决于官职是否相同。现在同一衙门任职的，既然以名分关系重大为由，而不考虑先后次序；不同衙门任职的，却又好像名分可以忽略，只计算官职大小的差别。这是让子孙因为尊贵而凌驾于祖父之上，祖父因为卑贱而屈从于子孙。如果是孝子慈孙，一定会惊恐不安而有所不忍。即使我们这些人愧受朝廷托付重任，遇到这类案件，往往内心也不无触动。在部臣制定章程之初，也说内则父子，外则君臣，在家则以父亲为尊，在朝廷则以君主为重。国家设置官职，大小自有定分，不能完全用父子之恩，掩盖君臣之义。我权衡轻重，而商议变通办法：凡是各省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以及特旨简放的道员、知府大员，朝廷择人任用，选拔决断出自皇帝心意，臣子在其中无所用心。像这样的人以君命为重，应遵照章程，命令其祖父、父亲中官职小的回避。至于道员、知府以下由吏部铨选补缺，以及随时拣发、分发，从前指定省份、留省各员，按班次本来有定章，而授职并非由特旨简选。像这样的人以天伦为重，应准许在赴部注册之日，自行陈述说明，无论官阶大小，一概命令其子孙回避。像这样酌情变通，凡是作为臣子、作为人子的，大概能理得心安，在君主与亲人之间，两无遗憾。臣愚昧之见，是否得当，伏乞圣鉴训示施行。

卷十四 治体八 臣职

老安司纪事诗序

路德

滑县老安司巡检刘公，名斌，字简斋，陕西咸宁人。身材魁梧，高大勇健，善于骑射。听说滑县百姓聚集众人结社，每日种植桹基，严禁也不能制止。于是微服出访，到近寨听到打铁声，叫门不应，假装迷路的人，急忙敲门。铁匠姓唐的出来。刘公进去看见新铸的刀矛无数，不敢质问，请求指路而出。走了几十步，有地窖，进去看，有几十个赌博的人，许多赤身裸体的人在一旁斜视。刘公问为什么不赌，回答说没钱。给他钱让他赌，赌完邀请一起喝酒。喝得酣畅时慢慢问说：“这里有谋反的人，你们知道吗？”众人惊愕，问客人从哪里来，回答说：“我是汴梁的商人，因为讨债到这里罢了。”众人说：“老安司刘公很严厉，如果话泄露，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快走，不要多言招祸。”刘公随即拜见县令强忠烈公克捷，告诉他缘故。快马到郡城告诉太守，太守认为此事没有证据，不相信。刘公返回老安，逮捕铁匠姓唐的拷问。唐说：“我所制造的形制，都是从林清那里来的。”问林清是谁，回答说：“是直隶的教主，与我们县谢家庄李文成、县吏牛亮臣，交往很久了。”问林清在哪里，回答说：“月前已返回直隶，因为反期已定，特意纠集他的党羽，在期内应。”问什么日期，回答说：“九月十五日，同时举事。”刘公秘密押解姓唐的入城告诉强公。与强公天未亮，刘公率领县役潜赴谢家庄逮捕李文成，与强公会同审讯。李文成大言不讳。当时牛亮臣担任县库吏，家在城中，一并逮捕。一审讯就服罪，各加刑罚，关进监狱。刘公直接到李文成、牛亮臣家搜查，得到他们的党羽名册。当时是嘉庆十八年九月初二日。刘公对强公说：“叛乱将要发生了。”强公多次派使者向郡城告急，没有回应。初七日黎明，城门失守，贼众进入。刘公整理冠帽衣服，穿着短襟袍，握着刀出去。当时公子嘉善跟随，拉着刘公衣服，刘公推倒他，急忙出去。在通衢遇到贼人，亲手斩杀两个贼人，不久遇害。嘉善也被杀。嘉善是刘公第二个继室韩孺人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孺人在老安知道大祸不远，提前派前室儿子宝善、侄子滋善到汴梁避难。后来得到刘公诀别书，让家人在楼下堆积高粱，四面环绕。这天亲自率领所生的女儿巧云、儿子炳善、达善、婢女春梅、夏莲一起上楼，点燃楼下柴草，全部烧死。又过了八天，林清派他的党羽到京师，突然闯入禁宫。幸好刘公早先擒获牛亮臣、李文成，滑县贼人等不及，提前反叛，不与林清呼应。林清势孤，捕者到他家捆绑他。牛亮臣、李文成受重伤，逃不远，被官军抓获。其余贼人全部平定。贼人占据滑县九十三天，大肆残害。等到大军收复，城已变成废墟。当刘公刚开始报告变故时，距离反期还隔十几天。当时如果发兵到滑县，按名册擒拿治罪，随即飞章入奏，不三天可达。当时林清党羽还未聚集。出于不善的意图，分路逮捕他们，贼众逃窜隐藏都来不及，怎么会有九月十五日的变故呢？太平日子久了，官民安逸，耕种的人，包藏祸心，用利诱相诱，用神诳相骗，用勇激相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