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五 礼政二大典上
卷五十五 礼政二大典上
遵议大礼疏道光三十年
曾国藩
奏为遵 旨敬谨议奏事、正月十六日、 皇上以 大行皇帝朱谕遗命四条内、无庸 郊配 庙祔二条、命臣工详议具奏、臣等谨于二十七日集议、 诸臣皆以 大行皇帝功德懿铄、 郊配断不可易、 庙祔尤在所必行、直道不泯、此天下之公论也、臣亦欲随从众议、退而细思、 大行皇帝谆谆诰诫、必有精意存乎其中、臣下仰测 高深、苟窥见万分之一、亦当各陈其说、备 圣主之采择、窃以为 遗命无庸 庙祔一条、考古准今、万难遵从、无庸 郊配一条、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所谓无庸 庙祔一条、万难遵从者、何也、古者祧庙之说、乃为七庙亲尽言之、有亲尽而仍不祧者、则必有德之主、世世宗祀、不在七庙之数、若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 大行皇帝于 皇帝为祢庙、本非七庙亲尽可比、而论 功德之弥纶、又当与 列祖 列宗、同为百世不祧之室、岂其弓剑未忘、而蒸尝遽别。且诸侯大夫尚有庙祭、以 天子之尊、敢废升祔之典、此其万难遵从者也、所谓无庸 郊配一条、有不敢从者二、何也、古圣制礼亦本事实之既至、而情文因之而生、 大行皇帝仁爱之德、同符大造、偶遇偏、立颁帑项、频年赈贷、薄海含哺、粒我蒸民、后稷所以配天也、 御宇三十年、无一日之暇逸、无须臾之不诚、纯亦不已、文王所以配上帝也、既已具合撰之实、而欲辞 升配之文、普天臣民之心、终觉不安、此其不敢从者一也、历考 列圣升配、惟 世祖章皇帝、系由御史季周琬奏请外、此继统之 圣人、特旨举行、良由上符 昊眷、下惬民情、毫无疑义也、行之既久、遂为成例、如 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即使无例可循、臣下犹应奏请、乎成宪昭昭、曷敢踰越、传曰、君行意、臣行制、在 大行皇帝自怀谦抑之盛意、在小大臣工宜守 国家之旧制、此其不敢从者二也、
所谓无庸 郊配一条、有不敢违者三、何也、 坛壝规模、尺寸有定、乾隆十四年重加缮修、一砖一石、皆考律吕之正义、按九五之阳数、增之不能、改之不可、今则每幄之内、仅容豆笾、七幄之外、几乏余地、我 大行皇帝、虑及亿万年后、或议增广乎 坛壝、或议裁狭乎幄制、故定为限制、以身作则、世世可以遵行、今论者或谓西三幄之南、尚可添置一案、暂为目前之计、不必久远之图、岂知人异世而同心、事相沿而愈久、今日所不敢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敢言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忍言也、经此次 朱谕之严切、盈廷之集议、尚不肯裁决遵行、后之人孰肯冒天下之不韪乎、将来必至修改基址、轻变旧章、此其不敢违者一也、古来祀典、兴废不常、或无其祭而举之、或有其礼而罢之、史册所书、不一而足、唐垂拱年间、郊祀以高祖太宗高宗并配、开元十年、从张说议罢、太宗高宗配位、宋景佑年间、郊祀以艺祖太宗真宗配、嘉佑七年、从杨畋议罢太宗真宗配位、我 朝顺治十七年、合祀天地日月星辰于 大享殿、奉 太祖 太宗以配、厥后亦罢其祀、祀典改议、乃古今所常有、我 大行皇帝虑亿万年后、愚儒无知、或有援唐宋罢祀之例、妄行陈奏、不可不预为之防、故 朱论有曰、非天子不议礼、一经 断定、巍然七幄、与天常存、后世增配之议、尚且不许、罢祀之议、何自而兴、所以禁后世者愈严、则所以尊 列圣者愈久、此其计虑之周、非三代制礼之圣人、而能如是乎、 大行皇帝以制礼之圣人自居、臣下何敢以寻常之识浅为窥测、有尊崇之虚文、无谋事之远虑、此其不敢违者二也、我 朝孝治天下、 遗命在所尤重、康熙二十六年、 孝庄文皇后遗命、愿于遵化州 孝陵近地安厝、臣工皆谓遵化去 太宗昭陵千余里、不合祔葬之例、 圣祖
译卷五十五 礼政二大典上
遵议大礼疏 道光三十年 曾国藩
奏为遵旨敬谨议奏事。正月十六日，皇上因大行皇帝朱谕遗命四条中，关于“无庸郊配”、“庙祔”两条，命臣工详细商议并具奏。臣等于二十七日集合议事，众臣皆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显赫，郊配断不可更改，庙祔更是必须实行，正直之道不灭，这是天下的公论。臣本想随从众议，但退后仔细思考，大行皇帝谆谆告诫，其中必有深意，臣下仰测高深，即便只窥见万分之一，也应当各自陈述见解，供圣主采择。
我私下认为，遗命中“无庸庙祔”这一条，考据古制、衡量今情，万万难以遵从；“无庸郊配”这一条，则有二点不敢遵从，三点不敢违背。所谓“无庸庙祔”这一条万万难以遵从，为什么呢？古代祧庙的说法，是针对七庙亲尽而言的。有亲尽但仍不祧的，必定是有德之主，世代宗祀，不在七庙之数内，如殷代的三宗、周代的文王武王就是如此。大行皇帝对于当今皇帝是祢庙，本就不是七庙亲尽可比，而论功德的广博，又应当与列祖列宗同为百世不祧之室，怎能兵器未忘，而祭祀就立刻分别呢？况且诸侯大夫尚有庙祭，以天子之尊，怎敢废除升祔的典礼，这就是万万难以遵从的原因。
所谓“无庸郊配”这一条，有二点不敢遵从，为什么呢？古代圣人制定礼制，也是基于事实已经具备，而情文随之产生。大行皇帝仁爱之德，与天地造化相同，偶遇偏灾，就颁布帑项，连年赈贷，四海百姓得以饱食，养育万民，这正是后稷配天的原因；在位三十年，没有一天闲暇安逸，没有片刻不诚，纯粹不已，这正是文王配上帝的原因。既然已经具备配天的实质，却想推辞升配的名分，普天臣民之心，终究觉得不安，这是不敢遵从的第一点。
历考列圣升配，只有世祖章皇帝，是由御史季周琬奏请，其余继统的圣人，都是特旨举行，这确实是因为上符天眷，下惬民情，毫无疑义。实行久了，就成为成例。像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即使没有成例可循，臣下尚且应当奏请，何况成宪昭昭，怎敢逾越？传曰：“君行意，臣行制。”在大行皇帝自怀谦抑的盛意，在小大臣工则宜守国家的旧制，这是不敢遵从的第二点。
所谓“无庸郊配”这一条，有三点不敢违背，为什么呢？坛壝规模，尺寸有定，乾隆十四年重新修缮，一砖一石，都考据律吕的正义，按照九五的阳数，增加不能，改动不可。现在每个帷帐之内，仅能容纳豆笾，七帷之外，几乎缺乏余地。我大行皇帝，考虑到亿万年后，或许有人议论增广坛壝，或议论裁狭帷制，所以定为限制，以身作则，世代可以遵行。现在议论的人或许说西三帷之南，还可以添置一案，暂作目前之计，不必长远谋划，怎知人异世而同心，事相沿而愈久，今日所不敢言的，也是万世臣子所不敢言的；今日所不忍言的，也是万世臣子所不忍言的。经过此次朱谕的严切，满朝集议，尚且不肯裁决遵行，后来的人谁肯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将来必然导致修改基址，轻变旧章，这是不敢违背的第一点。
古代祭祀典礼，兴废不常，有的没有祭祀却举行，有的有礼仪却罢除，史册所记载，不一而足。唐垂拱年间，郊祀以高祖、太宗、高宗并配，开元十年，听从张说议罢太宗、高宗配位；宋景佑年间，郊祀以艺祖、太宗、真宗配，嘉佑七年，听从杨畋议罢太宗、真宗配位。我朝顺治十七年，合祀天地日月星辰于大享殿，奉太祖、太宗以配，后来也罢除了祭祀。祀典改议，是古今常有的事。我大行皇帝考虑到亿万年后，愚儒无知，或许有人援引唐宋罢祀的例子，妄行陈奏，不可不预先防备，所以朱谕说：“非天子不议礼。”一经断定，巍然七帷，与天常存，后世增配的议论，尚且不许，罢祀的议论，从何兴起？所以禁止后世越严，则尊崇列圣越久。这种计虑的周全，不是三代制礼的圣人，能做到这样吗？大行皇帝以制礼的圣人自居，臣下怎敢以浅陋的见识去窥测，有尊崇的虚文，无谋事的远虑，这是不敢违背的第二点。
我朝以孝治天下，遗命尤其重要。康熙二十六年，孝庄文皇后遗命，愿在遵化州孝陵近地安厝，臣工都说遵化距离太宗昭陵一千多里，不合祔葬之例，圣祖
仁皇帝不敢违 遗命、又不敢违成例、子 孝陵旁近建 暂奉安殿、三十余年、未敢竟安地宫、至雍正初敬谨蒇事、嘉庆四年、 高宗纯皇帝遗命、庙号无庸称祖、我 仁宗睿皇帝谨遵 遗命故、虽乾隆之丰功大烈、 庙号未得祖称、载在会典、先后同揆、此次 大行皇帝遗命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与我 朝家法不符、且 朱论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处 列圣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让、古之盛德也、与其以尊崇之微忱属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 圣德归之 君父、此其不敢违者三也、臣窃计 皇上仁孝之心、两者均有所歉、不奉升配、仅有典礼未备之嫌、遽奉升配、既有违 命之嫌、又有将来之虑、是多一歉也、一经 大智之权衡、无难立判乎轻重、 圣父制礼、 圣子行之、默契精微、不待臣僚拟议而后定、臣职在秩宗、诚恐不详不慎、 皇上他日 郊祀之时、上顾 遗训、下顾万世、或者悚然难安、礼臣无所辞咎、是以专折具 奏、干冒 宸严、不胜惶悚战栗之至、
译仁皇帝不敢违背遗命，又不敢违背成例，在孝陵旁近修建暂奉安殿，三十余年，不敢最终安葬于地宫，直到雍正初年才恭敬谨慎地完成此事。嘉庆四年，高宗纯皇帝遗命，庙号不必称祖，我仁宗睿皇帝谨遵遗命，所以虽然乾隆帝有丰功大烈，庙号也未得称祖，这记载在会典中，前后道理相同。此次大行皇帝遗命的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与我朝家法不符，况且朱批反复申明，无非是自处于卑屈，将列圣置于崇高，这是大孝大让，是古代的盛德。与其将尊崇的微小诚意归于臣子，不如将莫大的圣德归于君父，这是不敢违背的第三个原因。臣私下揣度皇上仁孝之心，两方面都有所欠缺：不奉升配，仅有典礼未备的嫌疑；遽然奉升配，既有违背遗命的嫌疑，又有将来的顾虑，这是多了一分欠缺。一经大智的权衡，不难立刻判断轻重。圣父制定礼制，圣子执行，默契精微，不待臣僚商议而后决定。臣职在礼部，诚恐不详慎，皇上他日郊祀之时，上顾遗训，下顾万世，或许悚然难安，礼臣无可推卸罪责，因此专折具奏，冒犯宸严，不胜惶悚战栗之至。
奏定 文庙祀典记
俞樾
咸丰六年十有一月。河南学政臣樾言。昔孔子周流列国。同时贤大夫。其克协圣心者。于卫则有伯玉、于郑则有子产。而观论语所载。则于子产尤称道弗衰。孔子在郑尝以兄事之。及其卒也。为之流涕。今 文庙从祀。有蘧瑗而无公孙侨。非所以遵循圣心。修明祀事也。臣比因校士。再至郑州。登东里之墟。渡溱洧之水。缅怀遗爱想见其人夫附骥益显。非必及门。卫郑两贤。事同一体。瑗既从祀。侨胡独遗。臣愚以为先贤郑大夫。公孙侨。宜从祀 文庙大成殿两庑。又按孔子有兄曰孟皮。故论语称孔子以兄子妻南容。而史记弟子列传。有孔子兄子孔忠。皆孟皮之子也。孟皮言行无所表见。然既为孔子之兄。则亦祀典所不可阙者。孔子曰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今以孔子为帝王万世之师。京师郡县莫不崇祀。上及其祖。下逮其孙。而独缺其兄。揆之至圣之心。或者犹有憾乎。臣愚以为孟皮宜配享 文庙崇圣祠。奏上。 诏下其议于礼部。佥曰宜如。臣樾言。爰定公孙侨从祀大成殿西庑。位林放上。孟皮配享崇圣祠。位西向第一。
天子俞焉。于是上自 国学。下至郡县学。咸奉行如 诏书礼也。其明年。樾以人言免官。自惟奉职无状。不称朝廷遣使者之意。惟此二事祀典存焉。且孟皮之议。实发于先臣。先臣有咏古诗四章。其次章为孟皮未与配享而作。奉承先志。幸无失坠。念汉世如乙瑛请置卒史。韩造立礼器。咸刻石勒名。垂示后世。作而不纪。后无述焉。爰着本末。以毖方来。乃为颂曰。
英英子产。君子之风。兄事勿替。尼父所钦。宜祀于庑。以尊孔心。扶彼蘧氏。为圣作朋。
孟皮弱足。不良能行。有开必先。实惟圣兄。所求未能。圣心悲伤。配食先代。祀事孔明。
文庙祀典议
俞樾
咸丰六年。樾在河南学政任。 奏请援蘧瑗之例。以郑公孙侨从祀 文庙两庑。又请以孔子兄孟皮配享 崇圣祠。 诏下礼部议。皆如所请。樾旋以人言去职。跧伏草野。又经兵乱。流离奔走。靡有定居。然念 文庙祀典。尚有宜增益者。樾故官学政。俎豆之事。固所职也。兹虽放弃。敢默而息乎。谨私议之如左。
一曰今所传毛诗。故训传者大毛公亨所为也。谨按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曰。毛诗者。出自毛公。徐整云。子夏授尚行子。尚行子授薛苍子。薛苍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是大毛公之诗。其原出于子夏。郑康成本之而为笺。孔颖达因之而为正义。至今学者诵习。谓之毛诗。齐鲁韩三家之诗皆不传。而毛诗独行。昔唐贞观二十一年。诏以左丘明卜子夏等二十二人。代用其书。华于国冑。自今有事大学。令配享。若大毛公之故训传。非所谓代用其书者欤。徐坚初学记载。大毛公之名曰亨。是较高行子之徒传其氏。而不传其名者。其之显晦有殊矣。乃 文庙从祀有小毛公苌。而无大毛公亨。礼曰。三千之祭川也。先河而后海。或原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今祭小毛公而不及大毛公。无乃饮其委。而忘其原欤。非先河而后海之谊也。是宜增入者一。
一曰义理存乎训诂。训诂存乎文字。无文字是无诂训也。无诂训是无义理也。然则文字所系。顾不重欤。汉太尉南阁祭酒。许慎生东汉中叶。去古稍远。俗儒或诡更正文。以耀于世。慎学于贾逵。从受古学。着说文解字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叙篆文合以古籀。使学者得以考见六书之原。因文字而通训诂。因训诂而明义理。厥功甚巨。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考)经。皆古文也。凡古文旧说。散失无传者。赖其书犹存什一。郑康成注礼。尝征引及之。郑之于许年代未远。而其书已为郑所刺取。慎又着孝经孔氏说。及五经异义。是其贯通经学。著述非一。而说文解字
译奏定文庙祀典记
俞樾
咸丰六年十一月，河南学政臣俞樾上言：从前孔子周游列国，当时的贤大夫中，能够契合圣人心意的，在卫国则有蘧伯玉，在郑国则有子产。而看《论语》所载，对子产的称道尤其不衰。孔子在郑国时，曾以对待兄长的礼节对待他；等到子产去世，孔子为他流泪。如今文庙从祀，有蘧瑗却没有公孙侨，这不是遵循圣人心意、修明祭祀事务的做法。臣近来因为考核士子，再次来到郑州，登上东里的废墟，渡过溱水洧水，缅怀遗爱，想见其人。依附骥尾而更显赫，不一定非要亲授门徒。卫、郑两国的贤人，事迹同为一体。蘧瑗既然从祀，公孙侨为何独自遗漏？臣愚以为，先贤郑国大夫公孙侨，应当从祀文庙大成殿两庑。又查考孔子有个哥哥叫孟皮，所以《论语》称孔子把兄长的儿子嫁给南容，而《史记·弟子列传》中有孔子兄子孔忠，都是孟皮的儿子。孟皮的言行没有表见，但既然他是孔子的哥哥，那么也是祀典中不可缺少的。孔子说：“所求于弟弟的，用来侍奉兄长，未能做到。”如今以孔子为帝王万世的老师，京师郡县无不崇祀，上及他的祖先，下逮他的子孙，却唯独缺少他的哥哥，推究至圣的心意，或许还有遗憾吧。臣愚以为孟皮应当配享文庙崇圣祠。奏章呈上，诏令将此事交礼部商议，众人都说应当如臣俞樾所言。于是定公孙侨从祀大成殿西庑，位列林放之上；孟皮配享崇圣祠，位列西向第一。
天子批准了。于是上自国学，下至郡县学，都奉行如诏书礼仪。第二年，俞樾因为别人的言论被免官。自思奉职无状，不符合朝廷派遣使者的本意，只有这两件事祀典留存下来。而且关于孟皮的议论，实际上发端于先臣。先臣有咏古诗四章，其中第二章是为孟皮未参与配享而作。秉承先志，幸而无失坠。想到汉代如乙瑛请求设置卒史，韩造设立礼器，都刻石勒名，垂示后世。做了却不记载，后人就没有述说了。于是著录本末，以警示后来者。于是作颂曰：
英英子产，君子之风。兄事勿替，尼父所钦。宜祀于庑，以尊孔心。扶彼蘧氏，为圣作朋。
孟皮弱足，不良能行。有开必先，实惟圣兄。所求未能，圣心悲伤。配食先代，祀事孔明。
文庙祀典议
俞樾
咸丰六年，俞樾在河南学政任上，奏请援引蘧瑗的先例，让郑国公孙侨从祀文庙两庑，又请求让孔子兄长孟皮配享崇圣祠。诏令下交礼部商议，都如所请。俞樾不久因为别人的言论去职，蛰伏草野，又经历兵乱，流离奔走，没有定居。然而想到文庙祀典，还有应当增益的地方。俞樾曾任学政，祭祀之事，固然是职责所在。现在虽然被弃置，怎敢沉默休息呢？谨私下议论如下：
第一，现在所传的《毛诗》故训传，是大毛公亨所作的。谨查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毛诗》出自毛公。徐整说：子夏传授给尚行子，尚行子传授给薛苍子，薛苍子传授给帛妙子，帛妙子传授给河间人大毛公。另一种说法：子夏传授给曾申，曾申传授给魏人李克，李克传授给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授给根牟子，根牟子传授给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授给鲁人大毛公。这样看来，大毛公的《诗》，其源头出于子夏。郑康成依据它而作笺，孔颖达依据它而作正义，至今学者诵习，称为《毛诗》。齐、鲁、韩三家之诗都不传，只有《毛诗》独行。从前唐贞观二十一年，诏令以左丘明、卜子夏等二十二人，代替使用他们的书，华于国胄，自今有事大学，令配享。那么大毛公的故训传，不就是所谓代替使用他们的书的人吗？徐坚《初学记》记载，大毛公的名字叫亨，这比高行子等人只传其氏而不传其名的，其显晦有所不同了。然而文庙从祀有小毛公苌，却没有大毛公亨。《礼记》说：“三千之祭川也，先河而后海，或原也，或委也。”这就是说务本。现在祭祀小毛公而不及大毛公，岂不是饮其支流而忘其源头吗？不符合先河而后海的义理。这是应当增入的第一点。
第二，义理存在于训诂，训诂存在于文字。没有文字就没有训诂，没有训诂就没有义理。那么文字所关系，难道不重大吗？汉太尉南阁祭酒许慎，生于东汉中叶，距离古代稍远，俗儒有时诡更正文，以炫耀于世。许慎师从贾逵，学习古学，著《说文解字》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叙述篆文，合以古籀，使学者得以考见六书的源头，因文字而通训诂，因训诂而明义理，其功劳甚巨。他所称的《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都是古文。凡是古文旧说，散失无传的，依赖他的书还保存什一。郑康成注《礼》，曾征引及之。郑康成对于许慎年代未远，而他的书已被郑康成刺取。许慎又著《孝经孔氏说》及《五经异义》，是他贯通经学，著述不止一种。而《说文解字》
一书。尤为言小学者所宗。士生今日。而欲因文见道。舍是奚由哉。伏念我 朝同文之治。超踰前代。家有许氏之书。人习说文之学。而春秋有事文庙。慎不得与配享之列。无乃阙欤。是宜增入者二。
译一部书。尤其被研究小学的人所尊崇。读书人生在今天。想要通过文字来体悟大道。除了依靠它还能依靠什么呢。私下想到我们朝廷统一文字的制度。超越前代。每家都有许慎的著作。人人都学习《说文解字》的学问。然而春秋两季祭祀文庙时。却谨慎地没有让他列入配享的行列。这难道不是缺失吗。因此应当增补进去的是第二项。
孔忠移祀崇圣祠议
俞樾
谨按。家语孔忠字子蔑。孔子兄子。即孟皮之子也。今从祀大成殿东庑。其位在狄黑之下。公西蒧之上。说苑载孔子弟子有孔蔑者。与宓子贱同仕。孔蔑即孔忠也。其贤固不若子贱。然既为孔子兄子。则子思子之从伯叔父也。子思为四配之一。祭于殿上。而孔忠祭于庑。揆之伦理。有未顺焉。伏思颜路曾。▯大▯一孔子弟子。宜从祀大成殿两庑。而今入崇圣祠者。避其子颜子曾子也。孔忠于子思。固非父子。然而礼曰。兄弟之子犹子也。窃谓孔忠宜移祀崇圣祠。以安子思之神。樾于咸丰六年奏请以盂皮配享崇圣祠。而未见及此。因着其说。俟后之君子焉。
请汉儒许子从祀疏
汪鸣銮
为汉儒有功圣经、请祀文庙、以光巨典而崇实学、恭折仰祈 圣鉴事、窃惟圣人之道、垂诸六经、而经之义理、非训诂不明、训诂非文字不着、周公作尔雅、雅者正也、所以正文字也、古者曰文、今世曰字、孔子论政、必先正名、且极之礼乐刑罚、然则文字所系、顾不重乎、汉太尉南阁祭酒许慎生、东京中叶、去古稍远、俗儒或诡更正文以耀于世、慎于是着说文解字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叙篆文合以古籀、古圣人创造书契之意、得不尽泯者、赖有此书之存、后汉书儒林传、称慎性笃学博、又曰五经无双许叔重、其为当时推敬、亦可概见、伏读高宗纯皇帝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于说文一书、称其推究六书之义、分部类从、至为精密、然则士生今日、而欲因文见道、舍是奚由、夫说文之学、至我 朝而始大显、如惠栋、朱筠、钱大昕、王念孙、玉裁、戴震、孙星衍、严可均、阮元、桂馥等诸家、撰述各有发明、称极盛矣、而春秋有事文庙、未有议及配享者、臣愚以为两汉传经之功、莫大于郑康成、而郑康成注礼、尝征引许书、郑之于许、年代未远、而其书已为刺取、其服膺可知、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谓两汉经学极盛、若许若郑、尤皆一代通儒、非后来一知半解、所可望其津涯、 圣训煌煌、允为千秋定论、许郑并称、无所轩轾、雍正二年、已复康成从祀、士林佥称盛举、而许慎大儒、事同一例、则慎之应从祀者一也、训诂之学、首推毛氏、而善承毛学者惟许慎、故说文之义、往往与毛传相合、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定诗传为毛亨所撰、同治二年、 允御史刘庆之请、列祀毛亨于东庑、而慎独未与则慎之应祀者二也、汉人说经、喜用谶纬、虽大儒犹或不免、惟说文一书不杂谶纬家言、其称易孟氏、书孔氏、以及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凡古文旧说散失无传者、犹存什一于千百、七十子之微言大义、赖以不坠、魏晋以来、注书者奉为科律、往往单辞片义、引用者多至十余家、他传注所未有、其有功于经训、诚非浅鲜、则慎应从祀者三也、朱子崛起南宋、躬行实践、上承孔孟之传、而四书集注、引用说文者不可枚举、朱子语类云、读书不理会字画音韵、却枉费无限词说牵补、而卒不得其大义、甚害事也、是宋儒之讲求义理、非本训诂文字、而亦无由以明、说文解性情二字、独主性善之说、与孟子董仲舒之言相表里、则慎之应从祀者四也、综其网罗古训、博采通人、天地山川、王制礼仪、靡不毕贯、实足为圣经之羽翼、示后学之津梁、核与咸丰十年奏定章程、均属符合、应否将汉儒许慎从祀 文庙之处、合无请 旨饬下部臣集议、臣职隶成均、心仪往哲、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太后 皇上圣鉴施行、谨 奏、
请黄顾两儒从祀疏
陈宝琛
为请先儒从祀 文庙、以崇实学、以励人才事、伏读道光[九]年 谕旨、先儒升祔学宫、祀典至巨、必其人学[术](儒)精纯、经纶卓越、方可豆馨香、用昭崇报、钦此、又咸丰十年廷议、著书立说、羽翼经传、真能实践躬行者、准其 奏请从祀、是则循名核实、两庑非可幸邀、而显微阐幽、一时必求至当、滥列不可、
译孔忠移祀崇圣祠议
俞樾
谨按：《孔子家语》记载，孔忠字子蔑，是孔子兄长的儿子，也就是孟皮之子。如今他配享在大成殿东庑，其位次在狄黑之下、公西蒧之上。《说苑》记载孔子弟子中有位孔蔑，与宓子贱同在鲁国做官。孔蔑就是孔忠。他的贤能固然不如子贱，但既然他是孔子兄长的儿子，那么他就是子思的从伯叔父。子思作为四配之一，祭祀在殿上，而孔忠祭祀在庑下，衡量伦理关系，这有不通顺的地方。我私下认为，颜路、曾皙是孔子弟子，理应配享在大成殿两庑，如今进入崇圣祠，是为了避讳他们的儿子颜回、曾参。孔忠对于子思，固然不是父子关系，然而《礼记》说：“兄弟的儿子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我私下认为孔忠应当移祀到崇圣祠，以安顿子思的神灵。我在咸丰六年曾上奏请求让孟皮配享崇圣祠，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此写下这篇议论，等待后来的君子决断。
请汉儒许子从祀疏
汪鸣銮
关于汉代儒者对经典有功、请求在文庙祭祀、以光大盛典并推崇实学，恭敬地呈折仰求圣上鉴察的事。我私下认为，圣人的道，垂示在六经之中，而经书的义理，没有训诂就不明晰；训诂没有文字就不显明。周公作《尔雅》，“雅”就是“正”，是用来端正文字的。古代称为“文”，现在称为“字”。孔子谈论政事，必定先要正名，甚至推及到礼乐刑罚，那么文字所关联的，难道不重要吗？汉代太尉南阁祭酒许慎，生活在东京中期，距离古代稍远，俗儒有时篡改正文以炫耀于世。许慎于是著成《说文解字》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叙述篆文，合并古籀文，古代圣人创造书契的本意，能够不全部泯灭的，依靠的就是这本书的存在。《后汉书·儒林传》称赞许慎性情笃实好学，又说“五经无双许叔重”，他被当时人推崇敬重，大概可以由此看出。我恭读高宗纯皇帝钦定的《四库全书总目》，对《说文》一书，称赞它推究六书的义理，分部归类，极为精密。那么士人生在今天，想要通过文字来见道，除了这本书还有什么途径呢？《说文》之学，到了我们大清才真正显扬，如惠栋、朱筠、钱大昕、王念、孙玉裁、戴震、孙星衍、严可均阮元、桂馥等各家，撰述各有发明，称得上极盛了。然而春秋两季在文庙祭祀，没有议论到配享的人。臣愚以为，两汉传授经学的功劳，没有比郑康成更大的，而郑康成注解《礼记》，曾经征引许慎的书。郑康成对于许慎，年代并不久远，而他的书已经被剽窃引用，可见他内心信服的程度。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说，两汉经学极盛，像许慎、郑康成，都是一代的通儒，不是后来那些一知半解的人所能望其项背的。圣训辉煌，确实是千秋定论。许慎与郑康成并称，没有偏颇。雍正二年，已经恢复郑康成从祀，士林一致称颂为盛举，而许慎是大儒，事情同一类例，那么许慎应当从祀，这是第一点。训诂之学，首推毛氏，而善于继承毛氏学问的只有许慎，所以《说文》的义理，往往与《毛传》相合。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认定《诗传》为毛亨所撰，同治二年，皇上准许御史刘庆的请求，将毛亨列祀于东庑，而许慎独自没有被列入，那么许慎应当从祀，这是第二点。汉代人说经，喜欢用谶纬，即使大儒有时也难以避免，只有《说文》一书不夹杂谶纬家的言论，它所称引的《易》孟氏、《书》孔氏，以及《论语》《孝经》，都是古文。凡是古文旧说散失没有流传的，还保存了千分之一二，七十子弟子的微言大义，依靠它而没有坠失。魏晋以来，注书的人奉它为准则，往往单辞片义，引用者多达十余家，其他传注所没有的，它对经学训诂的功劳，确实不浅薄，那么许慎应当从祀，这是第三点。朱熹崛起于南宋，亲身践行，上承孔孟的传承，而《四书集注》引用《说文》的地方不可枚举。《朱子语类》说：“读书不理会字画音韵，却枉费无限词说牵强补缀，最终得不到大义，非常有害。”这是宋儒讲求义理，如果不基于训诂文字，也没有办法明白。《说文》解释“性”“情”二字，独自主张性善说，与孟子、董仲舒的话相互呼应，那么许慎应当从祀，这是第四点。综合来看，他网罗古训，博采通人，天地山川、王制礼仪，无不贯通，实在足以作为圣经的羽翼，给后学指示津梁，核查与咸丰十年奏定的章程，都相符合。是否将汉代儒者许慎从祀文庙，恳请圣旨饬令下部臣集议。臣职属国子监，心向往着往哲，愚昧之见，是否得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施行。谨奏。
请黄顾两儒从祀疏
陈宝琛
关于请求先儒从祀文庙，以推崇实学、以激励人才的事。我恭读道光九年的谕旨：先儒升附学宫，祭祀典礼至为重大，必定是那人学术精纯、经纶卓越，才可以豆登馨香，用来昭示崇报。钦此。又咸丰十年廷议：著书立说，羽翼经传，真能实践躬行的人，准许奏请从祀。这就是循名核实，两庑不是可以侥幸获得的，而显微阐幽，一时必定要求至当，滥列是不可以的。
湮没尤不可也、兹臣谨查浙江余姚县先儒黄宗羲、江苏昆山县先儒顾炎武、皆以胜国之遗献、蔚为 昭代之儒宗、宗羲为明御史尊素之子、炎武为明▯善绍芳之后、家传忠孝、学有渊源、而生当明季、经术荒芜、或囿于性理之空言、或汨于制义之俗体、汉注唐疏、弃置不谈、宗羲倡之于前、炎武继之于后、承学之士、始诵百经、而其时若阎若璩、胡渭、顾祖禹、惠周愓之辈、其后若王鸣盛、钱大昕、江永、戴震之徒、莫不闻风兴起、由浅逮深、炳然述作、与古同功、臣窃谓 祖 宗栽培之厚、 景运新合之隆、必有英绝领袖之才、为之辟草昧之气、开文治之光、彼宗羲炎武者、或亦彼苍于叨社将屋之时、笃生此人、以备我 国家起化之用欤、绵蕞之功、滥觞之业、幸际 盛明、似不容置之不论也、且宗羲传刘宗周之教、矫良知之末派、以慎独为归、炎武与李光地相知、辨陆王之几微、以紫阳为的、两家之学、皆深入于宗儒、而又能抉许郑之精、判贾孔之、初不以抱残守缺为止境、尤无考据家之流弊、是可贵耳、谨案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采宗羲之书多至十有四种、采炎武之书、多至二十有二种、大抵引天下为己任、以圣贤为我师、大则窥制作之原、小亦备见闻之助、提要谓宗羲究心事理、不为空疏无用之谈、谓炎武博赡通贯、学有根柢、为 国初最、非所谓羽翼经传、又真能躬行者乎、所以同治二年间、明儒吕柟方孝儒从祀之议、礼臣前引学案、后据师说、皆以宗羲为指归、 国史儒林传、于二百年之余、得八十人之选、而炎武褎然冠其首、宗羲巍然接其列、是其生平久经论定、以言其学、则明体达用、以言其人、则立懦廉顽、至其进退之适宜、文章之不苟、传至可征、允无遗议、殆与学术精纯经纶卓越之 谕旨、两相▯合、以之附祀春秋、庶几无惭崇报矣、方今世变所趋、士气渐斁、侥幸科举、废弃诗书、其或粗通训诂、则妄詈宋儒、略识时务、又迂视王道、人才之盛衰、肇于学术、若得宗羲炎武二人、树之风声、动其观感、天下咸晓然于学问经济、自有本原、理非空谈、功无速化、行己以有耻为质、读书以有用为程、则功名不贻气节之羞、而风俗可受诗书之益、其转移教化、谅非浅鲜、盖不独有光学校已也、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太后 皇上圣鉴训示、谨 奏、
译湮没尤其不可。臣谨查浙江余姚县先儒黄宗羲，江苏昆山县先儒顾炎武，皆以前朝遗老的身份，成为本朝的儒学宗师。黄宗羲是明朝御史黄尊素的儿子，顾炎武是明朝善人顾绍芳的后代，家中世代传承忠孝，学问有深厚的渊源。而他们生当明朝末年，经学荒芜，有的拘泥于性理学的空谈，有的沉溺于八股文的俗套，汉代注疏和唐代义疏被弃置不谈。黄宗羲在前倡导，顾炎武在后继承，求学的士人开始诵读百经。当时如阎若璩、胡渭、顾祖禹、惠栋等人，后来如王鸣盛、钱大昕、江永、戴震等人，无不闻风兴起，由浅入深，著述辉煌，与古人同等功绩。臣私下认为，祖宗栽培深厚，国运兴隆，必有英杰领袖之才，为他们开辟蒙昧之气，开启文治之光。那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或许也是上天在社稷将倾之时，特意生下这些人，以备我国家教化之用吧。他们如绵蕞之礼的奠基之功，如滥觞之业的开端，有幸逢盛世，似乎不容将他们置之不论。况且黄宗羲传承刘宗周的教化，矫正良知学的末流，以慎独为归宿；顾炎武与李光地相知，辨析陆王心学的细微差别，以朱熹为准则。两家的学问，都深入儒家正统，又能抉发许慎、郑玄的精髓，评判贾逵、孔安国的得失，最初并不以抱残守缺为终点，尤其没有考据家的流弊，这是可贵的。谨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收录黄宗羲的书多达十四种，收录顾炎武的书多达二十二种，大体上以天下为己任，以圣贤为师，大的方面窥探制度制定的本源，小的方面也具备见闻的助益。提要称黄宗羲究心义理，不作空疏无用的谈论；称顾炎武博赡通贯，学问有根底，为国初最盛。这难道不是所谓辅翼经传，又真能躬行实践的人吗？所以在同治二年，关于明儒吕柟、方孝孺从祀的议论，礼部大臣前引《学案》，后据师说，都以黄宗羲为指归。《国史·儒林传》在两百年之余，选取了八十人，而顾炎武赫然居首，黄宗羲巍然列在其中。他们生平久经论定，论其学问，则明体达用；论其为人，则立懦廉顽；至于其进退适宜，文章不苟，传记可征，确实没有异议。这大概与学术精纯、经纶卓越的谕旨，两相吻合。让他们附祀春秋，或许无愧于尊崇报答了。当今世变所趋，士气逐渐败坏，侥幸科举，废弃诗书，有的粗通训诂，就妄骂宋儒；略识时务，又迂腐地看待王道。人才的盛衰，始于学术。如果能让黄宗羲、顾炎武二人树立风声，触动观感，天下人都明白学问经济自有本源，理非空谈，功无速化，修身以有耻为本质，读书以有用为标准，那么功名就不会贻留气节的羞耻，而风俗可以受到诗书的益处。其转移教化，想必不是浅薄的，大概不仅对学校有光耀罢了。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礼部议建专祠疏光绪八年
窃查会典所列直省功臣专祠。系钦奉 列圣特旨建。足见非常职典。本非臣下所得擅请。又载雍正十年奏 上谕。我朝从前文武大臣。持躬正直。奉职公忠。树勋建绩。完名全节者。已降 旨于京师建立贤良祠。永远庶祀。以彰令善。因思外任大臣。镇抚封疆。宣猷布化。忠勇命。威爱宜民。其政绩卓然可纪者。身故之后。若于本地建立贤良祠。俾得永膺祀典。既足体兵民懿好之公。亦足为后来居官者之劝。着九卿妥议具奏。钦此。钦遵。议准。此后外任文武诸大员。着有贤迹。博采公论。据实奏请 钦定。仰见我 朝崇奖忠节。贤劳诸臣。京师暨直省。既均有昭忠祠贤良祠。府州县又各有名宦祠。祀典已极详备。若复 专祠之请。必一人专一祠。甚至一人专数祠。即使其人无甚遗议。已未免不符旧制。稍涉冒滥。尤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臣等公同商酌。拟请嗣后专祠旷典。应循照旧章。恭候 特旨加恩。与 京师贤良祠。一体慎重。不准臣下擅请。至直省文武大小官员。如果身后着有贤名遗爱者。应均照旧章。三品以上大吏。准其据实 题请入祠直省贤良祠。四品以下。准其遵照 奏定年限 题请入祠名宦祠。阵亡殉难人员。原系入祠昭忠祠。如果准以节见。身后实着贤称。仍照旧章。准其按照品级。分别 题请入祀直省贤良名宦等祠。至拟祀名宦各员。如果政绩烂然。现尚未 题请入祀年限。应准其造册咨部。送交国[史](吏)馆。由馆分别应否立传。请 旨定夺。庶日后有所征信。盖竹帛馨香。均贤劳身后之荣。丝毫不可假借。而馨香较竹帛为尤重。古来垂芳史册者甚多。而庙食千秋者无几。此以见祠祀尤当慎重也。嗣后必须史馆可以立传之人。然后分别应否入祀。此外不准躐等擅请。各省 题请入祠各员。册开事迹。如系军功。则臣部无从查考。拟请颁发平定粤捻方略各一部。交臣部敬谨尊藏。以凭查考。则册开军功之虚实。不难立见。自可钦遵 谕旨。悉心核议。分别准驳。毋任冒滥。臣等为规复旧章。慎重 祀典。而又不塞奖劝之路起见。是否有当。谨附片具 奏。
奏请先儒从祀 文庙折
郭嵩焘
奏为先儒阐明性理、诠释经旨、有功来学、应请 饬部会同核议、从祀 文庙、恭折仰祈 圣鉴事、窃查咸丰十年 闰三月、大学士军机大臣遵 旨定议从祀 文庙、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断、 国初儒臣、如陆陇其、汤斌、孙奇逢、张履祥、陆世仪、均经先后从祀、理学名儒、极一时之盛、近见河南学臣费延厘奏请汉儒刘德、及原任礼部尚书臣张伯行从祀、陕西学臣吴大澄奏请王建常从祀、皆为表章儒先、矜式学校起见、我 朝经学昌明、远胜前代、而闇然自修、精深博大、罕有能及衡阳王夫之者、夫之为明举人、笃守程朱、任道甚勇、值明季之乱、隐居著书、康熙时学臣潘宗洛进呈其书、曰周易疏、曰书经疏、曰书经引义、曰诗经疏、曰春秋疏、曰春秋家说、皆采入 四库全书 国史儒林列传、称其神契张载正蒙之说、演为思问录内外二篇、所箸经说、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持论明通、确有据依、亦可想见其学之深邃、而其它经史论说数十种、未经采取甚多、其尤精者、周易内传、读四书大全、实能窥见圣贤之用心、而发明其精蕴、足补朱子之义所未备、生平践履笃实、造次必依礼法、发强刚毅、大节懔然、张献忠据衡州、闻夫之积学高行、索之甚急、踪迹得其父为质、夫之引刀毁割肢体几、舁往易父、献忠见其创甚、释之、父子皆得脱、更吴三桂之乱、避地深山、流离转徙、读书讲道、未尝暂辍、卒能洁身自全、艰贞之节、纯实之操、一由其读书养气之功、涵养体、深造自得、动合经权、尤于陆王学术之办、析之至精、防之至严、卓然一出于正、惟以扶世翼教为心、臣在籍时、主讲城南书院、于宋儒张栻祠旁、为夫之建立私祠、率诸生习礼其中、群怀感激奋
译礼部关于修建专祠的奏议 光绪八年
臣等查考《会典》所列直省功臣专祠，是钦奉历代圣上特旨修建的，足见这是非常规的典制，本非臣下所能擅自请求。又记载雍正十年奏上的谕旨：“我朝从前文武大臣，自身正直，奉职公忠，建树功勋业绩，保全名节者，已降旨在京师建立贤良祠，永远祭祀，以表彰善行。因想到外任大臣，镇守安抚边疆，宣扬政教，忠勇勤勉，威爱适宜于民，其政绩卓然可记的，身故之后，若在本地建立贤良祠，使其永享祭祀，既足以体现兵民爱戴的公论，也足以劝勉后来居官者。着九卿妥善商议具奏。”钦此。钦遵。议准：此后外任文武各高级官员，若有贤德事迹，广泛采纳公论，据实奏请钦定。仰见我朝崇尚奖赏忠节、贤劳的各位大臣，京师及直省，既都有昭忠祠、贤良祠，府州县又各有名宦祠，祭祀典制已极详备。若再允许专祠的请求，必是一人专一祠，甚至一人专数祠，即使此人没有太多非议，也已未免不符合旧制，稍涉冒滥，尤其对世道人心大有关系。臣等共同商议，拟请此后专祠这一旷世大典，应遵循旧章，恭候特旨加恩，与京师贤良祠一样慎重，不准臣下擅自请求。至于直省文武大小官员，如果身后有贤名遗爱的，应均照旧章，三品以上大吏，准其据实题请入祀直省贤良祠；四品以下，准其遵照奏定年限题请入祀名宦祠。阵亡殉难人员，原系入祀昭忠祠，如果以节操著称，身后实有贤名，仍照旧章，准其按照品级，分别题请入祀直省贤良、名宦等祠。至于拟入祀名宦的各员，如果政绩显著，现尚未到题请入祀的年限，应准其造册咨送礼部，送交国史馆，由馆分别应否立传，请旨定夺，以便日后有所征信。因为竹帛（史册）与馨香（祭祀），都是贤劳身后的荣耀，丝毫不可假借，而馨香比竹帛更为重要。古来垂名史册者甚多，而享千秋祭祀者无几，由此可见祠祀尤其应当慎重。此后必须史馆可以立传之人，然后分别应否入祀，此外不准越级擅自请求。各省题请入祠的各员，册开事迹，如系军功，则臣部无从查考，拟请颁发《平定粤捻方略》各一部，交臣部敬谨收藏，以凭查考，则册开军功之虚实，不难立即显现，自可钦遵谕旨，悉心核议，分别准驳，毋任冒滥。臣等为恢复旧章，慎重祀典，而又不堵塞奖劝之路起见，是否有当，谨附片具奏。
奏请先儒从祀文庙折
郭嵩焘
奏为先儒阐明性理、诠释经旨、对后世学问有功，应请饬部会同核议，从祀文庙，恭折仰祈圣鉴事。臣查咸丰十年闰三月，大学士军机大臣遵旨定议从祀文庙，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标准。国初儒臣，如陆陇其、汤斌、孙奇逢、张屺祥、陆世仪，均经先后从祀，理学名儒，极一时之盛。近见河南学臣费延厘奏请汉儒刘及原任礼部尚书臣张伯行从祀，陕西学臣吴大澄奏请王建常从祀，皆为表章儒先、矜式学校起见。我朝经学昌明，远胜前代，而闇然自修、精深博大，罕有能及衡阳王夫之者。夫之为明举人，笃守程朱，任道甚勇，值明季之乱，隐居著书。康熙时学臣潘宗洛进呈其书，曰《周易疏》、曰《书经疏》、曰《书经引义》、曰《诗经疏》、曰《春秋疏》、曰《春秋家说》，皆采入《四库全书》。《国史儒林列传》称其神契张载《正蒙》之说，演为《思问录》内外二篇，所著经说，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持论明通，确有据依，亦可想见其学之深邃。而其它经史论说数十种，未经采取甚多。其尤精者，《周易内传》、《读四书大全》，实能窥见圣贤之用心，而发明其精蕴，足补朱子之义所未备。生平践履笃实，造次必依礼法，发强刚毅，大节懔然。张献忠据衡州，闻夫之积学高行，索之甚急，踪迹得其父为质，夫之引刀毁割肢体几，舁往易父，献忠见其创甚，释之，父子皆得脱。更吴三桂之乱，避地深山，流离转徙，读书讲道，未尝暂辍，卒能洁身自全，艰贞之节，纯实之操，一由其读书养气之功，涵养体，深造自得，动合经权，尤于陆王学术之辨，析之至精，防之至严，卓然一出于正，惟以扶世翼教为心。臣在籍时，主讲城南书院，于宋儒张栻祠旁，为夫之建立私祠，率诸生习礼其中，群怀感激奋
兴之意、原任大学士两江督臣曾国藩、汇刻其遗书四百余卷、而所未刻犹多、自朱子讲明道学、其精且博、惟夫之为能恍怫、而湖南自周子敦颐后、从无办过从祀成案、至今未敢陈请、臣以为各直省请祀乡贤、例由本籍督抚臣具题请祀、名宦例由服官省分督抚臣具题、至于从祀 交庙盛典、其责专在礼臣、如王夫之学行精椊、以之从祀两庑、实足以光盛典而式士林、应恳 天恩饬下湖南抚臣、湖南学臣、查开王夫之学行本末事实具奏、并将曾国藩所刻夫之经说、及张子正蒙注、思问录、讲明性理之书、移送礼部、仍 饬部臣会同九卿集议、于表章理学儒臣、以光 圣化、所实多、臣仰荷 天恩、权摄礼官、有议礼之责、谨据所知 上陈、伏乞 皇太后 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 奏、
译鉴于兴之意，原任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汇刻了王夫之的遗书四百余卷，然而尚未刻印的著作仍然很多。自从朱熹阐明道学以来，其学说精深且广博，只有王夫之能够与之相媲美。而湖南自周敦颐之后，从未有过从祀孔庙的先例，至今不敢上奏请求。臣认为，各省请求祭祀乡贤，按例应由本籍的总督、巡抚上奏请求；名宦则应由任职省份的总督、巡抚上奏。至于从祀孔庙这一盛典，其责任专在于礼部官员。像王夫之这样学问品行精深卓越，让他从祀两庑，确实足以光大盛典并作为士林的楷模。恳请天恩，命令湖南巡抚、湖南学政查核王夫之学问品行的始末事实并上奏，并将曾国藩所刻的王夫之经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等阐明性理的书册移送礼部，仍命令礼部官员会同九卿集议。在表彰理学儒臣以光大圣化方面，这确实大有裨益。臣仰承天恩，暂代礼官，负有议礼的责任，谨根据所知上奏陈述，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