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四　礼政十一服制上

译卷六十四 礼政十一 服制上

独子兼祧两房服制论

王人定

乡间有人有两个儿子，弟弟死了没有儿子，就用次子过继给弟弟。次子为过继的父亲服斩衰三年。过了几年，长子年纪大了，也没有再生儿子，自己也死了。族人认为大宗不可断绝，仍然想取长子的儿子回来继承祭祀，让弟弟等待另外选择其他房支的人来过继。然而长子之子已经十六岁，过了禫祭之后，弟弟的妻子为他娶了妻子，并且报捐填写了所过继父亲的名字，于是坚决坚持不可改变。于是计议用一个儿子兼祧两房，议定后又怀疑所服的丧制，来问我。我说：我朝自乾隆四十年钦奉特旨，准许以独子兼承两房宗祧，这是为了弥补古礼的缺失，救济人道的困境，是旷古未有的令典。两房父母的服制都记载在礼部则例中。到嘉庆十八年又记载：大宗的独子兼承次房祧位的，为本生父母去世丁忧二十七个月，为次房承祧父母去世治丧一年；次房的独子兼承大宗祧位的，为本生父母去世治丧一年，为承祧的大宗父母去世丁忧二十七个月。嘉庆二十年又记载：同属小宗而以独子兼承两房祧位的，自然应当以所生父母为重，为所生父母服三年，为兼承祧的父母服丧期间不准应试出仕，其平日考试报捐应填写所生父亲的名字。道光九年又记载：小宗的儿子出继小宗，如果已经为所后父母丁忧持服，后来兼承两房祧位的，自应按照礼制“不二斩”的原则，为本生父母服丧；如果虽然出继在前，但尚未为所后父母丁忧持服，随即兼祧两房祧位的，仍应以本生为重，为本生父母服三年，为兼祧父母服丧。现在这个儿子说，大宗兼承次房祧位，为本生父母服三年，而这个儿子已经为所后父母服丧了；说已经为所后父母持服丁忧，为本生父母服丧，而这个儿子又不同于同属小宗的情况。然而出继与兼承两房祧位有所不同，这个儿子起初有兄长，已经出继次房，虽然属于大宗之子，自应为所后父母服三年；后来兼承大宗祧位，虽然以本生为重，但礼制没有两个斩衰，也不得不降为本生父母服丧。那么丧礼的状纸上不可以写“孤子”吗？我说：可以。写“降服子”犹如写“出继子”一样。怎么看出是兼承两房祧位的呢？我说：礼制没有明文，律例也没有涉及，不得已就在“降服子”上面写明兼承两房祧位，只是不知道世上议礼的人认为是否妥当。随后又以其本生母亲拟在服满后另外为他娶妻，各自以妇人所生育的孩子为后，问我：可以吗？这又有先例，独子承祧两房只应娶嫡妻一人，其置侧室以广嗣育，是律例所不禁的，不得两门都娶妻。

按：道光十八年秋天，南昌太守张子畏遭遇生母丧事，陈述情由，自请归宗，因为他的父亲同产的四伯仲没有儿子，叔父有一个儿子，孙子三年间就有两个儿子，太守是长子，出继给仲父为子，次弟也出继给伯父为子，年年未满四十，自认为必定又有儿子以自为嗣续，竟然老而无出，太守也没有生子，次弟更没有儿子而死，不得已用叔父的次孙继伯父为孙，再用叔父的三孙自己继为子，即继仲父为孙了，仍自请归本生父母，将此事上报给大府，详细咨文吏礼二部，准许其兼祧。礼部议定：既然为嗣父母持服三年，本生父母应持服一年；吏部议定：既然为嗣父母持服三年，本生父亦应持服三年。部议两歧，但礼议本照礼制“不二斩”之义，具载则例者有，太守专从吏议，以遂所生为重之情。

为父后者为出嫁姊妹报服期议

张湘任

孝的礼制。女子出嫁的，为她兄弟中为父后者服期年。盛氏世佐说：为父后者，是父亲的嫡长子。不说嫡昆弟，而说为父后者，是容许立庶子及族人为后。应降而不降，是重视其继世的原因。本朝通礼及律，也都记载这条。圣人制礼，其精微周密如此。只有昆弟中为父后者，对于出嫁的姊妹，也应服期年来回报。而礼与律都没有明文。敖氏继公认为此昆弟不言报，也为之服大功罢了。敖氏的说法不对。传载姑姊妹出嫁无主者，齐衰不杖期。姑姊妹报。钦定义疏说：怜爱我而厚待我，不可以徒受。那么重爱我而厚待我，难道可以徒受吗？丈夫的昆弟之子，世母叔母，为之服期年。传曰：为什么服期年呢？回报之也。丈夫的昆弟之子，其分卑了，其情疏了，尚且为之报服，对于同父的姊妹呢？敖氏的说法不对。而且敖氏曾经论述姑姊妹出嫁无主者的服制，及姑姊妹的报服了。他的话说：姑姊妹出嫁者降大功。现在因其无主，乃加于降服一等，而为之期年。其姑姊妹于昆弟侄，也不容不以其所加者服之。据敖氏的论述，一报不一报，为什么呢？不过因为一则传有明文，一则传无明文罢了。不知道经传所言，往往彼此互见。如姑姊妹女子于出嫁者，服大功而不杖期条，不列在堂服期云云。认为已嫁服大功，则在室皆期可知。这是郝氏敬的说法。由此论之，无主的姑姊妹既为昆弟侄报服期年，那么兄弟中为父后者，自然不容不为已嫁的姊妹报服期年。其不言报者，是省文。也是互文以见意。

译罢了。这难道只是礼制如此吗？我又曾查考过律法。律法中记载的丧服各有图示，与服制总类多有相互差异。所以服制总类卷末有话说：“考订服制的人，必须先后对照查看，才不会产生误解。”又如出嫁女为本宗降服的图示，只提到兄弟，而没有提及兄弟的妻子。服制总类也是如此。而议礼的人说，律法记载妻子为丈夫的姑母、姐妹，无论是在室还是出嫁，都是小功之服，那么出嫁女也应当有相应的报服。并且说，出嫁女为本宗的伯叔祖母、堂伯叔父母，已经列在服制缌麻之内，此外可以类推。既然说可以类推，那么所涵盖的范围就很广，在于心领神会、灵活运用了。如今出嫁女为本宗兄弟的妻子也服小功，举世都这样实行，没有人拿律法来质问。这是从律法未记载的地方领悟其意，这叫做善于读律的人，也是懂礼的人所赞许的。那么，出嫁女为作为父后者（承重孙）的兄弟服期年之丧，礼和律既有明文规定，那么作为父后者的兄弟，对于出嫁的姐妹，也必定会以期年之丧来回报，这是毫无疑问的。如今我没有兄弟，那么作为父后者的人就是我。所以我在姐姐的丧事中，采纳礼与律的意思，为她服期年之丧。有人问我：“您大概是兄弟少而不忍心除去丧服吧？”这固然也是我的心意，但我之所以服期年之丧，原因在那边而不在这里。兄弟是形体分开而气息相同的人，所以古人说：“兄弟就像左右手。”姐妹难道就不这样吗？出嫁后服制不得不降低，是因为道义有所限制，但内心的情感本来是无穷尽的。如果有可以不降低服制的情况，就为她加重服制，这是孝子悌弟所乐于听闻的。从前韩愈被嫂子郑氏抚养，嫂子去世，韩愈为她服期年之丧以报答她。即使是嫂叔之间本无服制，尚且这样拉近关系，何况是姐妹呢？即使认为这样做过分了，或许也是所谓贤者的过失吧。自记

译给友人的信

邓瑶敬白：邓瑶心中存有疑惑，愿意向您请教。日前您对我说，您有一位早丧丈夫且没有儿子的女儿，打算等您的儿子生下孩子后，让这位寡居的女儿抚养他做儿子。随后您又说，母亲在世时，曾有过这样的命令，所以不忍心违背。并且您称赞近来谢济世在《梅庄示螟蛉子遗令》中的词句非常美好，想要仿效这种做法。唉，您本来就是读书守礼的儒者。既然称为儒者，那么只要有一件事不符合礼制，就会被世人所诟病。我又怎么能沉默不语呢？然而我起初听到您这样说时，只是连声应允而不加辩驳，是因为您心意非常感伤悲痛，所以我也不禁效仿妇人的仁爱之心，闭口不言。现在却责怪我没有以诚待人，怎么可以始终不说话呢？

按照礼制，姐妹的丈夫死后，如果丈夫家族中没有兄弟，就让丈夫的族人主持丧事，妻子家族的人即使关系亲近也不主持。如果丈夫没有族人，就由前后邻居、东西邻居主持；如果没有邻居，就由里尹主持。圣人制定礼制的严苛就是这样。妻子家族既然不适宜主持丧事，那么不能把妻子的侄子作为嗣子就很明白了。

又晋代太常博士秦秀说：“从前鄫国收养外孙莒公子作为继承人，《春秋》记载莒人灭鄫，认为立异姓为继承人，是灭亡之道。”《春秋》的道义非常严格，应当仔细审视。不孝的罪过，没有比改姓更大的了。您想要爱护您的寡居女儿，却让继承者背负不孝的名声，贤德的女儿应当有所不接受。您这样做也违背了爱护孙辈的道理，这不是两全其美的策略。

谢济世让幼子继承他蒋氏寡居妹妹的香火，也是奉母亲之命，文章虽然写得美，但识者对此感到遗憾。他说姑母亲近侄子，丈夫因为妻子，祭祀应当享用祭品，似乎合理。但如果不以兄弟之子或族中子弟为嗣，却厚着脸皮因为妻子而享用这一盂麦饭，鬼神如果有知，难道会享用吗？又说姓氏跟随蒋氏，郡望仍然叫陈留，自成一家宗族，没有扰乱别人的宗族。既然已经成为蒋氏的儿子了，还说没有扰乱别人的宗族吗？至于说蒋氏家产很微薄，因此拿出三十亩田地，增加给过继来的儿子，并且明确说：“你是为姑母做后嗣，不是为了利益才这样做的。”不知道贪利的罪过小，损害道义的过失大，其罪责还不在于是否贪图别人的财产。谢氏不明白妻子家族即使亲近也不主持丧事的道义，所以有此举。您不适宜做谢氏的后续。

我的意见认为，应当让寡居的女儿寻求她夫家亲属的抚育，不要把侄子当作儿子，使得夫族有扰乱宗族的嫌疑，而继承者又背负改姓的重罪。如果实在没有可以继承的人，那么从前朱子曾经有过说法。他的门人叶贺荪有姑母无子且寡居，依靠母家居住。贺荪因为将来姑母没有地方附祭，又不忍心她的神灵无所归依而发问。朱子说，古代礼制既然已经废弃，邻居里尹一定不肯祭祀别人的亲人，那么就在别室从宜祭祀，这也是可以的。这个论述得到了权宜之正。贤嗣如果生了儿子，就让他姑母抚养，视如己出。将来在别室私下祭祀时，一并祭祀姑母的丈夫，以安慰她苦志守节的衷肠，并且报答抚育的恩德。这样您父子的感情就没有遗憾，而在义理上也心安，并且可以安慰太夫人在地下而无遗憾了。您作为读书守礼的儒者，对我又有长久敬重的情谊，所以不希望您因恩情而损害道义，斗胆献上我的愚诚。书信不能尽言，恳请明察，不再赘述。咸丰戊午年冬月初一，邓瑶顿首。

答复郑子尹讨论《仪礼·丧服》大功章误衍注文二十一字的一封信

莫友芝

奉命检录唐石经《仪礼·丧服》大功章中，“大夫之妾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这段经文传文。应当是传文中下部分所说的“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是指妾为自己私亲服丧。这二十一个字，想要说明其有无罢了。莫友芝按：石经此处与贾公彦疏本没有差异。虽然“之庶子”、“女”四个字刻石仅刻了“之庶子”三字，明显是抄写遗漏，并非其他别本校本改动的情况。所以磨去挤刻增补“女”字，字画仍是一手所写，就知道唐以来传本都是这样的。只有传文中下部分以下二十一个字，则实在是注释旧读，而推究其意的言辞。因为抄写者误将其置于传文中，于是分析其上下文，分别归属经、传、注。这大概承袭自唐以前了。贾公彦疏已经觉得它不对，但说得不够透彻。学者突然不能明白其旨意，所以解说此经的人，即使是朱子起初也说传文解释文意似乎不对，又说旧读正好符合传意，只是与经例不合。郑注与经例相合，但所改动的传文似乎也牵强。既然回答了门人，就说这自从郑注时，就已经怀疑传文的错误。现在考证“女子子”出嫁者为父母，以及昆弟中为父后者，已经见于不杖期章；为众兄弟，又见于此大功章。只有伯叔父母、姑、姊妹没有条文，而唯独见于此处，那么应当遵从郑注的说法无疑。这是朱子对于郑注，以及旧读的是非，固然已经通过经文比较而得出，但还来不及仔细梳理疏文，知道二十一字是注文误入。李宝之《集释》，对于郑注及旧读分别引申，既说郑义对于经文为顺，又说旧读对于义理自通。这是朱子所考证的尚未涉及，而且没有思考到大夫之妾为庶子出嫁者，小功章经文有明文，而此旧读对于女子子出嫁者，仍以大夫之妾为之，如何安置那经文呢？敖君善《集说》，说传文得以与女君相同，但可以解释为君之庶子，如果连同女子子未嫁者来说，则不合于经文。经文最初没有女子子未嫁者的礼制。

译又说，将“世父母以下”都视为妾为私亲所服的丧服，也不符合经义。这其实是已婚女子的通用礼制，经文必定不是为这种妾而发的。况且，这种妾为私亲服丧，服大功的也不止于此。传文大概是因分句不审慎而出现了错误。这是敖氏的意思，与注疏大体相同，却指责传文是误解，这也是没有详细考究注疏，只是依据传文来解说，哪里知道传文中还衍入了注文呢。后来申述旧读的人不止一个，也只是就今本的经传来阅读，毫无旁证。即使是本朝张稷若先生撰写句读，吴中林先生撰写章句，都被称为专门之学，仍然认为旧读是正确的，而指责注文中“逆降”及“烂脱”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也是未能仔细研究注疏。直到乾隆年间，戴东原先生校勘四库本的《集释》，才将传文中下文的二十一个字，移到注文中“不辞”二字之上；又将此经“女子子至姑姊妹”注文中“旧读”以下的三十二个字，移到上文二十一字之上，合并为一条，置于传文之后，并加以按语说：考察其文义，上文说“言大夫之妾”，是为这三个人服丧；下文说“谓妾自服其私亲”，是说妾为自己私亲服丧。一个“言”字，一个“谓”字，都是指旧读者的意思。像这样，从旧读至此“不辞”，共五十六个字，一气贯通，不可截断。他的说法极为明晰，这样传文和注文就无不文从字顺了。此后阮芸台先生的《校勘记》，也赞同这个说法。大概阅读此经的人，只是就今本经传连读这二十一个字，旧读原本就可以通顺。然而，女子子为世叔父母、姑姊妹服丧，本经尚无明文，已知必定不是专为这种妾而发例。又怎么安置小功章中大夫之妾为庶子已婚者服丧的经文呢？况且，传文如果真有二十一个字，那么旧读就确实正确了，郑君为什么说它“不辞”呢？如果说传文有误，郑君为什么不指责传文而指责旧读呢？然而，这二十一个字，决然是注文，更加没有疑问了。只是戴氏的这个校勘，特别依据贾公彦的疏而加以阐明，并没有在疏之外另有补充。

译疏文中说“下言‘二字及’”以及“谓妾自服其私亲也”这九个字，总共十一个字。既然不是子夏亲自撰写的，也不是旧读的内容，那么是谁把它放进去的呢？现在根据文义推断，必定是郑玄放置的。郑玄分别旧读的内容，正是这样的意趣，然后才用注来驳正它。友芝按：贾公彦的意思，既然如东原所移录，正符合经传之注，与误衍入传的二十一个字连成一条来读，所以能得知这是郑玄分别旧读意趣的做法。如果不把这二十一个字连同上文作为文句，那么这二十一个字中并没有“旧读”的字样，怎么能得到意趣而加以分别呢？看上文疏文解释注中“旧读”三十二个字，说郑玄认为这是错误的，所以在此用注来驳正它。此疏又说：“然后以注破之。”〇大〇一指的是“不辞”以下所说的“然后”，愈发可见它们是相连为文的。其中特别举出十一个字是郑玄所放置的，而中间的“世父母”等十个字，明显是叙述经文的人所说的，这是可以知道的。而戴震校勘又引用疏文的这句话，认为贾氏以为“世父”等十个字是传文，以下“言及者谓”等十一个字是郑玄添加的。经文既然已经出现了“世父”等十个字，传文不应重复出现，却完全不解释其意，这是戴氏仍然没有审察疏文的真意，反而斥责贾氏不知道二十一个字通为郑注，而错误地将十个字归属于传文。果真如此，贾公彦必定应当另外疏解传文有这十个字的意思，为什么又完全没有一个字知道其意，只是说郑玄叙述经文十个字，特别添加十一个字以分别旧读的意趣罢了。看后文疏文解释注，引用《齐衰三月》章，说足以说明这一点。明确是二人为此七人，不能以出嫁者、未出嫁者上同君之庶子。下文“为世父以下”说“谓妾自服其私亲也”，更加足以相互证明了。如果像戴震那样将十一个字读为注，尚可勉强将十个字通为传，当作什么解释呢？贾公彦难道是这样疏解的吗？前人曾说贾疏艰涩，这也是一个方面。所以精核如东原，尚且不免于失误。然而此经自上传烂脱在下，所以旧读的人缘文生义，不能领会全经。郑玄根据经例觉察到这一点，明正其过失。又被窜注入传的人所扰乱，反而好像旧读很对而郑注不契合。等到贾公彦觉察到这一点，而语言又不直截了当。学者厌倦于推究，若隐若显，一千多年过去了，东原的功劳，又怎么能埋没呢？阮氏又奇怪所删去的“下言”二十一个字，是后来复校石经的人增入的，与东原径直移录二十一个字归入注中。友芝则认为这些虽然无可怀疑，还不如仍然沿用唐以来相承的本子。单列经文则指出衍文，连注则别出注文，只是校明而已，尤为至慎。又此传文“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文句与《齐衰三月》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曾祖父母”的传文相同。此注及疏，只解释成人未嫁逆降的意思，而不及嫁于大夫。难道是因为彼传“嫁于大夫”，明确虽然尊贵也不降等举例；此传“嫁于大夫”，即明确虽然尊贵也仅与常人相同降为大功吗？抑或是此本没有“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九个字，因为上文《齐衰三月》章误衍，所以注疏都不言及呢？近来教导儿子，恰好完成此篇，所以附上我的见解，希望指正。咸丰二年闰八月二日。

卷六十五 礼政十二 服制下

服制附诸图会典

服用来表达哀痛，其制度有四种，叫做正服、加服、降服、义服。其中隆重的程度和减杀的程度，都根据亲疏关系的分别，而制定其适宜的标准。斩衰、齐衰的服制已经很重了，稍微懂礼的人，也知道讲明而服行它。那自大功以下的服制，往往忽视而不加考察，即使有服行的，也只限于门内的亲属，除此之外就都遗忘而废置了。唉，他们的道义也太淡薄了！现在特别谨慎地遵照《大清会典》所规定的服制，详细列在后面，使乡里之人知道制服的不可苟且，大概能使哀痛与服制相称，而平时的亲情，也有所依据以自然流露。那么这服制的几幅图，难道不是律礼的权衡、伦理纲纪的标准吗？

五服之制

一曰斩衰三年。衰，是摧折的意思；斩，是不缉边的意思。用极粗的生麻布做成，旁边和下摆，都不缉边，缝线都向外。

二曰齐衰杖期、齐衰不杖期、齐衰五月、齐衰三月。齐，是缉边的意思。用次等的粗生麻布做成，旁边和下摆，缉边，缝线都向内。

三曰大功九月。大功，是说布的做工粗大。用稍粗的熟麻布做成。

四曰小功五月。小功，是说布的做工细小。用稍细的熟麻布做成。

五曰缌麻三月。缌麻，是说麻缕细如丝。用极细的熟麻布做成。

按：上面所说的布，都是麻制成的。现在的棉花，自从汉武帝时张骞从西域得到其种子才开始有。古代的服制都用麻，现在用棉布，不是古法了。

服制有五种，服制的差等有八种。

斩衰三年

儿子为父母，儿子的妻子相同。儿子为继母、慈母、养母，儿子的妻子相同。庶子为嫡母，为所生母亲，庶子的妻子相同。为人后者，为所后父母，为人后者之妻相同。女子在室为父母，已嫁被休弃而返回在室者相同。承重嫡孙为祖父母，嫡孙之妻相同。妻为夫，妾为家长相同。

齐衰杖期

嫡子、众子为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