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治体二原治下

译卷八 治体二 原治下

崇俭尚勤札

贺长龄

历来官员声誉之美，没有比得上廉洁明察的。廉洁明察的根本，必定源于勤俭。为什么呢？遇事讲求，自然不至于最终昏昧；随时节省，更何必去多求呢？所以，习惯于勤奋以产生明察，崇尚节俭以培养廉洁，对于高官显贵无不适宜，但对于地方长官尤其切要。江苏土地本来肥沃，俸禄收入较厚，各州县的职位虽然繁杂重要，风俗尚好，然而询问仓库则亏欠众多，考核官职则案件堆积如山。难道是量入为出真的不够用，还是早起晚睡尚且担心赶不上呢？我的同僚也可以反躬自问、自我反省了。我自从到任以来，逐处咨询，随时察看，各地方长官中能够恪守勤俭的固然不乏其人，但因管理失当以致不能振作的也实在不少。廉洁明察的美誉，难以轻易获得。当初登上仕途，谁不勉力成为循吏良官？然而畏惧困难而苟且安适，往往开始勤奋而最终懈怠，官事竟被束之高阁，民间疾苦从不放在心上。对于尸位素餐的讥讽，有什么借口可以自我辩解呢？大概是没有志向和气节，怠惰玩忽的习气就会乘虚而入；没有才能和见识，因循守旧的弊端就会侵扰其中。精力既然流于松懈，心智也就失去了虚静灵明，想要再振作已无从下手，于是彻底失败而无法再起。平素的期许何在？百姓的仰望何在？心中夜间思考，怎能不汗流浃背？即使百姓疲惫、官吏玩忽，整顿艰难，职位辛苦、差事繁多，弥补缺乏办法，也应当勉力思考职守，振作精神，在盘根错节中另寻利器，理清纷乱丝线而使之有条理，怎能甘心颓废，自污官声？至于吏治不熟练，耻于向下请教；簿籍文书不熟悉，又喜欢偷闲。认为断案在于片言只语，不虚心研究审讯；认为差役可信，不知加以防范。诉状纷至沓来，批准驳斥只听凭执笔人；勾提押解，去留悉听凭原差。于是百姓有冤屈而无人听闻，官吏有奸邪而无人察觉。当前蒙蔽，将举目而不见泰山；听人指挥，虽有形而无异傀儡。这样全署都是官，本员竟如同帽带上的玉饰般无用。百姓的苦难哪有尽头呢？这是因不勤而导致不明的弊端。又或许倚仗有油水滋润，竟忘记露肘的忧患；嘲笑寒酸俭朴为迂腐拘谨，夸耀奢华为豪举。只求适意开销，全权交给家丁；只顾眼前便利，揭借不嫌重利。奴仆则恣意贪吃大喝，竟把酒当水、把肉当菜；妻儿则娱情奢丽，更把布帛装袋、把金银入柜。花费起来如同泥沙，索取必定穷尽豪末。于是见利忘义，且假公济私。哪里知道食器不整，豪奴都能把持，乱象多端，生员棍徒也从而挟制。所获利益无几，举动不能自由，不节制的花费，叹息处处都成了疮孔。等到钱财飞散，白璧出现瑕疵，祸累且波及子孙，名声不被清议所齿列。所谓饮鸩止渴、吃毒肉疗饥，快意一时，遗羞终身。试想青史故我，为何竟利令智昏？只因为陋习移人，于是饮贪泉而不悔，焚身以贿，可为寒心。这是因不俭而导致不廉的弊端。纷华荡其志，断难勤力以趋公；晏安锢其心，岂能谨身而节用。拖欠累累到了极点，整顿都难；懒惰窳败深入骨髓，筹划也拙劣。那么不俭不勤，就互相为弊了。

所有这些弊端的流毒，都足以废弛事务而损害财用。所以库款的盈虚，在自己未曾预计；解交时的支绌，临时才费周章。一逢交接任期之时，不胜葛藤缠绕。账册杂乱，辄想蒙混以占便宜；参劾期限森严，遂忘欺隐之留后患。大则至伪难久假，咎无可宽，法网身罹；小则交游摈绝。自谋不善，虽悔何追？比经各前任长官迭加整饬，向时积弊定已一扫而空。然而追溯运甓的芳踪，虽勉力而犹多惭德；仰慕悬鱼的高致，即约损而终愧清风。有一事之不勤，即何以自别于庸碌；有一端之不俭，即难免自留其漏洞。我忝领藩司之职，殷怀共济，既以自勖，冀交修谨。与各州县约定，自今伊始，无论实授、署事人员，务本行政、理财二大端，力矢精勤，时加节俭。临民一日，当思一日应办之事，何以受禄不诬；在任一年，当思一年财用之经，何以量入为出。每日将应办事件登注一册，朝夕自为考课，总期一无积压，而后即安。其钱谷各款，务于到任后，即将每年征解正项实数开列一册，捐支杂款实数开列一册，署中各项用度开列一册，随时逐条登记，每月比较一次，终年合算一次，俾截长补短，平日了了胸中。一遇交盘，即可摘钞原册，照案清厘，何至逾限未完，转多饶舌。我现定催提章程，将各该州县应解银款勒限严催，毋许丝毫蒂欠，不容时日稍稽，以冀挪掩无由，共归完善。其各地方应办公事，亦皆赶紧札饬，次第举行。第发令之初，该牧令必有以为烦苦者。譬如一家之中，约束子弟不得滥费偷安，当时非不谓绳之太急。洎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乃知督率之严，正属成全之切。该牧令素励廉隅，有志向上，幸各体本司谆谆劝诫之苦心，于以力敦朴素，黾勉从公，用彰勤俭之风，聿楙廉明之绩。其于国计民生，裨益实非浅鲜。幸勿迂其言而慦置之也。

请崇俭疏

倭仁

奏为大婚典礼，宜崇俭以光圣德，恭折仰祈圣鉴事。本年二月，准内务府行知各衙门，恭查大婚礼节，敬谨预备等因。伏思宫廷系四表观仰，节俭始于躬行，斯风化及于海内，上行下效，理固然也。昔汉文帝身衣弋绨，罢露台以惜中人之产，用

译使亿万百姓富裕丰足。天下太平安定。明帝马皇后穿着粗布衣服。史册传为美谈。这是古代事迹中可以验证的。我朝崇尚质朴。历代圣君相继传承。无不以节俭勤勉作为训诫。恭读世宗宪皇帝圣训：“我平素行事不喜欢华丽奢侈。一切器具。都以实用为贵。这是我节制爱惜之心。数十年如一日。人之常情喜欢新奇怪异。没有止境。怎么能引导他们这样做而不防止其渐长呢？”宣宗成皇帝御制《慎德堂记》。也反复以“做无益之事损害有益之事”来示警。圣训昭示垂范。尤其足以作为万世的法则。近来听说内务府每年费用逐渐增加。去年借动部库百余万两。国家经费有定数。宫廷用度多。则军国用度少。内府金钱。都是民间百姓的血汗。如果任凭取求方便、沿袭旧例而增添华丽。而小民被征敛拷打之苦。皇上看不见。叹息愁苦之声。皇上听不到。想到这些而悲痛在心。必定有侧然难安之感。当前库藏支绌。云贵陕甘回乱尚盛。直隶山东河南江浙等省。发捻虽然平定。民气尚未恢复。八旗兵饷折减衣食不足。加之其他民族逼处。尤其需要预先储备财用以备不测。这是焦心劳思之时。不是丰亨豫大之日。大婚典礼繁重。应备之处甚多。恐怕奸邪小人。想图谋中饱私囊。必定有以铺张体面之说进言者。应当深察而严斥他们。制定节度谨慎法度。遵循祖训以检点身心。崇尚节俭去除奢侈。爱惜民财即以培育国脉。应请饬下总管内务府。对所有应备之物。极力节制。可省则省。可裁则裁。总念时事艰难。不以粉饰靡丽为工。则圣德昭著而天下实受其福。臣愚昧之见。披沥直陈。恭请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译导俗

王柏心

风俗的浇薄，是由于谦让之道不能通达，节俭之德不能彰显的缘故。古时候，君主把善行让给上天，臣子把善行让给君主，儿子把善行让给父母，士人应对选举时有谦让，接受爵位时也有谦让，下至饮酒吃肉，在道路街巷之间，不期然而然地谦让之道就通达了。古时候天子官职卑微、饮食菲薄，诸侯节制用度、谨慎法度，大臣守法、小臣廉洁，直到平民百姓，饮食按时、依礼而行，不期然而然地节俭之德就彰显了。为什么风俗如此淳厚呢？这是因为教化源于上层，而百姓都在下层受到敦厚劝勉。如今，即使是一介士人，他们看待俸禄爵位都怀有想要得到的心思，占据职位不肯辞让，谋求利益没有止境。拥有百金家产的子弟，穿着奢侈、饮食苟且，与那些家资累万的人等同。朝廷的教化，并非没有推行；法度，并非不健全。然而风俗却逐渐浇薄，这是因为士大夫用来倡导表率的做法有过失。谦让之道不能通达，于是争竞之风兴起，忠信衰败；节俭之德不能彰显，于是等级制度毁坏，财物用度匮乏。这是伤害教化、损害法度败坏制度的严重表现，而有地位的君子，却不急于谋划矫正的方法，颓靡的风习，一天比一天严重，不知道最终会落到什么地步。所谓谦让，并不是虚夸崇尚美好的节操，一定要有喜好善行的实质，有了解他人、审视自己的明智。所谓节俭，并不是苟且吝啬，一定要在内约束自己的放纵享乐，在外斟酌自己的等级规格。只有士大夫才能深入探求并努力实行。那些愚昧的百姓懂得什么，只是看他们的表率而随波逐流，于是纷纷顺从罢了。况且这两者，是抵御骄横凌犯的堤防，是约束骄奢僭越的缰绳。河水在平原上流淌，没有堤防来抵御，就会泛滥遍野；在十字路口奔驰四匹马拉的车，没有缰绳来制约，就会失控翻车。风俗的浇薄无形，然而比起有形的祸患更为迫切。士大夫负有教化风气的责任，既然安然不为此忧虑，又不亲身实行节俭谦让来率先垂范，想要风俗重新回归淳厚，怎么可能做到呢？

正统论

鲁一同

关于正统的议论，因欧阳修而受到尊崇，因苏轼而得到辨析，因魏了翁而变得严正。那么应当遵从谁呢？回答说：这三位的说法很好，但不能没有弊端。欧阳修尊崇正统却辨析不清，苏轼辨析清楚却不够严正，魏了翁严正却不精当。所谓片面的议论，并不是最好的说法。欧阳修重视把正统授予他人，却不得不授予晋朝和隋朝。那晋朝和隋朝可以说得到了正统，但可以说得到了正道吗？所以说尊崇却辨析不清。苏轼说正统不过是说拥有天下罢了。欧阳修重视授予正统，我轻视授予正统，所以不因为实质而损害名义，名义也不能损害实质。君子所依靠来与篡夺者抗争的，就是名义罢了。《传》说：“只有名义和器物不可以假借给别人。”名义没有比正统更大的，器物没有比拥有天下更大的。他们不幸窃取了我们的器物，我们又从而假借给他们名义。名义既然失去了，却仅仅坚持贤与不贤的说法来约束他们，哪里会有益处呢？所以说辨析清楚却不够严正。魏了翁说天下不可以一天没有君主，所以正统有时断绝，但统绪没有断绝。于是有正统、有偏统、有窃统。三种统绪明确，天下的统绪就不会断绝，篡弑之人最终也不能干扰正统。可以说很严正了。但他把西晋、北宋视为窃统，把东晋、南宋视为正统，这是什么说法呢？处于正道才称为正，相承不断才称为统。那东晋和南宋，他们所继承的是什么统绪呢？不是他们的祖先所窃取的统绪吗？父亲偷了别人的东西，儿子据为己有，审理这个案件的人认为这是盗窃呢，还是认为这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呢？况且，以太宗、仁宗的太平盛世，不免被视为窃统；以高宗、孝宗的动荡偏安，反而进升为正统。论正道，高宗、孝宗不够；论统绪，高宗、孝宗的统绪，就是太祖、太宗所遗留下来的。所以说严正却不精当。那么关于正统的议论就确定不了了吗？回答说：天下名实的混淆，自从有了正统才开始。去掉正统的名义，然后名实才能确定。况且，处于正道才称为正，相承不断才称为统。不幸的是，得到正道的没有统绪，得到统绪的不符合正道。在这个时候，保全名义就会丧失实质，保全实质就会丧失名义。所以，依照欧阳修、魏了翁的说法，正统就受到重视，正统受到重视，那么道义上就不得不断绝魏、梁，断绝魏、梁就不得不断绝晋、隋，断绝晋、隋还不够，就不得不断绝北宋。晋、北宋断绝，那么东晋、南宋势必不得不随之一起断绝。自从汉朝以来，经过千百年，唯独唐朝得到正统。而唐朝接受隋朝的禅让，又怎么能让晋、宋的人心信服呢？这是千百年间没有正统。依照苏轼的说法，正统就受到轻视，那么授予晋、隋，势必不得不授予魏、梁，授予魏、梁，势必不得不授予宋、齐、梁、陈、唐、晋、汉、周，而新莽也不能被排除在外。唉，我不吝惜统绪而吝惜正道。所以重视正统就会在剥夺上陷入困境，轻视正统就会在授予上陷入困境。况且，既然已经称为正了，却轻易授予，那些盗贼篡弑极不正的人，这就是人们之所以更加不服的原因。所以说，不如一并去掉正统的名义。去掉正统的名义，然后才可以只把我所授予的视为正。《春秋》的法度，使用夷狄的礼仪就视其为夷狄，与中原国家相通就提升其地位。授予和剥夺有什么定规，只随着变化而适应。现在去掉没有实质的名义，而各自按照他们自己的作为，称帝就说帝，称王就说王。高祖、光武帝崛起，李氏、赵氏彷徨，魏、晋盗窃，秦、隋强横，偏安各自占据，划分土地疆域，没有拘泥滞碍，哪里会有纷扰呢？

论治篇一

孙鼎臣

五谷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东西。饮食过度而生病，治疗疾病罢了。病好了就恢复饮食，这是人的常情。认为生病

译谷作为人的食物来源，如果断绝它，可以吗？汉朝鉴于秦朝孤立无援的教训，大规模分封子弟，却发生了淮南、济北、吴、楚的叛乱；宋朝鉴于藩镇割据的教训，削弱天下的兵力，结果金人渡过黄河，各郡县如瓦解般崩溃。所以，借鉴前事的失误而加以矫正，应当分别其中的利害，权衡轻重而进行增减。如果减损超过了适当的限度，就一定会反而遭受祸患。如今，官吏职责不尽职、财政用度不足、军备不精良，这是治国者的共同忧患。我认为这些都不值得担忧，只有士气不振，才值得忧虑。士气，是国家的元气。这种元气，是在数十百年前培育而成，在数十百年后得以成就，不像官吏职责、财政用度、军备那样，只要兴办修治，就能迅速见效。所以善于治国的人，常常宽厚地蓄养它而不敢伤害，谨慎地保护它而不敢侵犯。我看明朝，其士气难道不兴盛吗？明朝自太祖以后，君臣贤明，海内太平无事。唯独宣德、弘治两朝，暴君相继出现，政令混乱，强国大敌在边境窥伺，权臣宠幸在朝外专权，宠妾奸宦在宫内煽动，天下危如累卵，形势如同悬挂的旗帜。比作人体，巨大的毒疮反复溃烂发作，然而没有死，是因为元气尚存。刚正不阿的臣子，虽然被排斥诛杀却没有灭绝；忠肝义胆的士人，虽然被流放侮辱却没有衰败。廷杖的血迹未干，直言进谏的人接踵而至；监狱中的尸体刚出，正直的谋略又再次进献。因此能够遏制奸邪的嚣张气焰，堵塞逆党的祸乱萌芽。即使有凶残如枭獍的姿容、阴险如鬼蜮的阴谋，也无法得逞。朝廷根基稳固，垂立近三百年。等到天命终结，国运改变，然而那些剖胸断颈、覆灭宗族、坚守节操而不二心的人，遍布天下。至于倡优庸人，也义不厚颜以求生。那些遗民百姓，在魑魅瘴疠之地崎岖跋涉，在狂风鳄鱼之窟飘荡流离，始终不肯背主负国，至死方休。多么壮烈啊！节义之盛，是近古所未有的。宋苏轼曾说：“平时一定有忘身犯颜的士人，那么临难时大概就有殉义守死的人。”看明朝灭亡，难道不证实这一点吗？推究其根源，是因为太祖有诱导和养成它的方法。太祖设立御史负责纠察，给事中负责封驳，而各部门百官下至士人庶民吏卒，都可以议论政事。四海之内没有不可说话的人，百官没有不应当说话的责任。耳目所寄托的范围广，承担言责的人众多。人人都能自我约束，又害怕被指责。所以东边倒下西边起来，前面退后后面进，代代赓续不绝。天下的士人闻风慕义，感慨奋发，争相树立功名。士大夫建言获罪，当时人认为是荣耀。所以即使以雷霆之威折辱，以斧钺之刑恐吓，他们也不停止。像太祖这样的人，是懂得立国根本的人。议论的人只看到末流的弊端，朋党交相攻讧，说明朝因言论导致动乱。唉！明朝的动乱不是一天形成的。假使在土木堡之变皇帝被俘时，豹房皇帝驾崩时，西内皇帝静摄时，泰昌天启皇帝厌世之年，老成魁硕的大臣尚存，危言正论尚作，奸人一旦摇足，天下就会失去。明朝的社稷早就倾覆了，哪里会等到甲申年呢？门户纷争，言论嘈杂政令杂乱，是由于忠邪并进而不加区分，黑白两存而不加论断。这是君主不明不果断的过错。说因此言论导致动乱，是多么不思量啊！唉！世道隆盛而风俗衰败，士人不知道名节可贵已经很久了。天下的士气萎靡消亡，不加以鼓舞激励，还借口明末的过失，以言论为禁忌，多么可悲啊！他们难道没有想过，天下的士气，为什么萎靡消亡呢？当初用美好的言辞和小恩小惠来笼络天下，用巧文曲法来捍卫自己。然而天下的豪杰，不可能全部束缚。逼迫急了，他们就会起来与我们竞争。所以常常优容宽假以柔化他们的意气，调停委曲以平复他们的心。然后慢慢显示抑扬，暗中运用赏罚。要使天下知道我的心意所向而停止。所以士人未曾遭受显赫的杀戮和重罪，就已经俯首结气而不敢出声。不待雷霆之威斧钺之加，天下已经相率望风废然返回了。用雷霆之威斧钺之刑，杀戮侮辱天下的士人，天下没有不伤心的。然而士人却更加奋起而激烈，不足以阻止天下的士气。只有用机巧权谋驾驭他们，在恍惚暗昧之中日朘月削，而没有可以指责的，然后天下的士气可以消亡而至于尽。所以厌恶天下的士人，而用机巧权谋来折辱他们的人，比杀戮侮辱更贤明。其实比杀戮侮辱更残酷，而人不知道。气如同水，蓄积而调节宣泄，则渟泓奫沦，汲取而不尽。堆积土石阻挡它，则郁怒薄射，溃决而为患。担心它溃决，知道阻挡无益而更加有害，改变方法而杀之，水患平，而水也随即枯竭了。这与防疾而绝谷有什么不同呢？谷是人赖以生存为元气的东西。士人是国家赖以生存为元气的东西。我为绝谷者担忧，所以著述其利害，以释论者之惑。

译论治篇第二

孙鼎臣

天下是由州县累积而成的。宰相是治理得以成功的关键，而州县则是治理成效产生的源头，不可轻视。治理天下，不过是养育和教化百姓罢了。朝廷有养育和教化的政令，却未能惠及百姓，这是州县的过错。四川、陕西、湖北的变乱，百姓都拿州县作为借口。州县官员，本是百姓指望如父母般依靠的人。如今百姓却像仇敌一样痛恨他们，甚至想对他们动刀，这种局面的由来已经很久了。这难道完全是州县的过错吗？是因为选拔不精良，任用不重视，待遇不宽厚，所以才败坏到这种地步。

州县官员的来源有四条：一是进士，二是举人贡生，三是捐纳（捐官），四是县丞县尉等佐贰官。举人贡生和进士，受困于死记硬背的学问，沉溺于科举应试的文章。一旦上任治理百姓，那些迂腐的儒生和老迈的学者只能低头听从幕友和吏胥的摆布。即使是聪明杰出的人才，也必须经过岁月的磨练，然后才能稍微熟悉政务。等到他们想要有所作为时，调任的文书又到了。选拔贤才不应拘泥于固定途径，捐纳也是人才的一条出路。然而刚刚缴纳钱财就立刻出任县令，跨越了应有的等级。况且他们缴纳钱财究竟怀着什么心思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怎么能让他们用百姓的血汗来作为交易的筹码呢？

从中唐以来，县令多从县丞县尉中选拔。然而唐末的县丞县尉，还是读书人。如今却从捐纳者中产生，从吏员中产生。这些人已经毁弃了廉耻，将自己排除在清流之外。那些被提拔出来的人，都是善于谄媚上级，而忍心虐待百姓的人。价值千金的玉璧，让佣人来看守，怎么可以呢？所以我说是选拔不精良。

州县之上设有知府，知府之上又有巡抚、道台，再往上还有布政使、按察使两司，再往上还有巡抚和总督。一个官吏，却有五六个人监督他。这个人的性情、言语、行动，其顺从或违逆都足以影响他的利害。他身边的人，乃至佐史之类，他们的喜好厌恶都足以决定对他的褒贬。他的居住和出行的供给都取自于他。即使是公正廉洁的长官，面对这种情况也早已不堪其扰，更何况是那些挟持把柄以逞私欲的人呢？应当兴办的利益，应当去除的祸害，这五六个人中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事情就不能推行。这五六个人，是条令教化所及之处，是心意旨趣所向之处，心里知道不对，却不敢不听从。三年政绩有成，是考核官吏的方法。为地方选择合适的人选的说法兴起，频繁调动使人不能安心任职，前后不连贯，上下不亲近。过去有征召入京的制度，州县官员还可以指望跻身清要之职，中等才能的人也可以勉强追求功名。如今读书人一旦掌握县印，就终身被排斥在外。一百多年来，公卿大臣中从州县起家的没有几个人。虽然俸禄期满进行大计时，保举并非没有激励劝勉的方法，但按资历升迁，那些达到方面大员或低级官员的，往往很难。老死在风尘中的，数不胜数。所以我说是任用不重视。

国家的本意，是以养育教化百姓的责任交给州县。督促之深，防范之密，本意丧失而条文法规盛行。在钱粮簿册之间，稍有不符合法度的地方，就遭到处分。所以有上任几天就受到吏议指责的，做官几十年，却未能沾润寸禄的。每年期满考核政绩，即使是龚遂、黄霸、召信臣、杜诗那样的人，也不能及格。功过升降，操纵在奸猾吏胥手中，歪曲法律索要贿赂，必定满足后才罢休。况且绳结得太紧就会断，法律太严就会被人玩忽。操持得太过分，穷困而想逃避，是人之常情。催征赋税不力的法律严厉，不得不侵吞挪用刑名案件；失入人罪的法律严厉，不得不姑息缉捕罪犯；废弛政务的法律严厉，不得不掩饰刀笔之误。吉凶祸福随之而来。他们心中每天惶恐不安，救过还来不及，哪有闲暇去养育教化百姓呢？

每年俸禄之外，加给养廉银，多的达到一千多两，已经很优厚了。然而前人侵吞拖欠，责成后人偿还。一个人拖欠，波及几任官员，称为摊赔。公事上无名的费用，条例不允许，平均分摊给州县，称为公捐。这些都从养廉银中扣除，养廉银就只剩虚名了。父母妻子的供养，族亲宾客吉凶往来的礼数，从哪里出呢？所以我说是待遇不宽厚。

有这三点，所以高尚的人品行出众，才能卓越，常常轻视这种职位而不愿就任，而吏员开始改变态度，甘愿做苟且卑贱不廉洁的事，只求便利自己的私图，而职事的修废、百姓的休戚就不计较了。州县被轻视积累到如此地步，天下究竟靠什么来治理呢？

恢复唐宋的制度，县丞县尉由进士、举人贡生担任，考核期满提拔为京朝官，再出任州县，就熟悉吏职，而习知民情。仿效汉代令长、太守、刺史的方法，州县隶属于知府，知府隶属于巡抚，设置掾属，分理刑名钱谷的事务。罢免司道官员，那么事务就简单而易于通达。减少苛细的条文法规而厚待俸禄，那么人自然效命而能尽其才。采用明代邱浚的话，九年通考课功，一考再考，平常的复任，有特殊业绩的就加升官职，然后才可以要求成功。采纳唐玄宗的诏令，凡是官员不经历州县，不拟任台省。进取的远景广阔，所以有为之志兴起。选拔的精良，任用的重视，待遇的宽厚，州县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天下就像网有了纲绳一样。

说治上

俞樾

治理天下的人，先要审慎所追求的目标罢了。猎人得到野兽，渔夫得到鱼，他们所得到的，都是他们所追求的。治理天下的人，难道与此不同吗？追求王道就实现王道，追求霸道就实现霸道，所追求的是这个，所得到的也是这个。所以所追求的目标不可不审慎。我曾经论述过，古代治理天下的人，追求没有动乱。天下已经安定，已经治理好了，却认为还不够。

译担心它仍然可以导致危险，仍然可以导致混乱，于是日夜寻求并去除它。只要有一点隐患存在，就惶惶不安地把它当作大忧患。后世治理天下的人，只求没有事端。未来的天下是治是乱、是安是危，我就无法知道了。饥荒还没有到来，盗贼还没有兴起，诸侯还没有背叛，夷狄还没有侵犯，到了我们这一代，仍然可以没有事端，那就罢了。古代治理天下的人，就像农夫治理田地一样，有害于我田地的事物，就务必去除它然后才安心。后世治理天下的人，就像住在旅店中一样，只要不至于被压垮就罢了。即使尘土喧嚣、低洼狭窄，也安然处之。唉，这难道不是古今治乱的原因吗？天下什么时候可以说没有混乱？天下什么时候可以说没有事端？所以治理天下如果只求没有事端，其不至于混乱的，是没有的。我读到公刘、太王的诗篇，感叹他们在流离迁徙之余，还有子孙万世的考虑。公刘的诗说：“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〇〇车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太王的诗说：“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板以载，作庙翼翼。”又说：“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家土，戎丑攸行。”况且诗人的言辞，本来只是说其大概，而让人推想以知其详情。所以歌颂文王，不说其他，而灵台、灵沼的建造，则极力称述；歌颂宣王，不说其他，而《斯干》是考室的诗，《无羊》是考牧的诗，《车攻》《吉日》都是田猎的诗。难道是诗人的意思，舍弃大的而言小的吗？是要让人由此推想其他罢了。公刘、太王的事迹，在诗中记载的很少。然而从他们的诗来看，其规制的宏远，管理的细微严密如此，那么他们施之于政事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公刘、太王，难道预知他们的子孙将要称王，而为他们制定各种制度，以成就一代之制吗？关键在于不可混乱。周从方圆百里的地方兴起而拥有天下，成王、康王时代刑罚搁置不用，可以说是极盛了。而昭王南征，竟然有胶舟之难，这也是天下的一大变故。作为周的继承者，发兵迎接昭王的丧事并追究他的罪责，虽然罪责无处归咎，然而所在的国家，六军迁移，难道不足以张扬王室而震慑诸侯之心吗？周的君臣，竟然置之不问。天下于是有人窥测周不值得忌惮。所以即使以穆天子的强大，而徐国竟然南面称王。宣王发愤中兴，而王师被夷狄打败的屡次发生。平王东迁，周更加不兴盛，然而起初王命还在诸侯中施行。繻葛一战，王师和夷狄军队都溃败，周竟然不再用一支箭攻击郑国。于是天下更加不忌惮周。礼乐征伐，出自诸侯。霸主兴起而周于是衰落了。唉，夏、商的灭亡，我不奇怪。桀、纣的无道，本来就有招致灭亡的原因。周的子孙，难道有像桀、纣那样无道的吗？不过是因循苟且，以没有事端为安，日复一日，天下的权柄，因而失去，而自己不知道。那么拥有天下而只求没有事端，确实不可。现在汉文帝、宋仁宗，难道不是三代以下所说的贤君吗？在文帝时，诸侯强盛，贾谊本来曾经为此进言，而文帝不能采用。到了景帝时代，晁错谋划削夺七国，竟然爆发大难，而汉几乎灭亡。宋仁宗时，吏治因循，百事废弛，文彦博曾经以琴瑟不调，必须重新张弦为言，而仁宗不能采用。到了神宗时代，王安石为相，改变法度，天下骚然，最终导致宋的灭亡。假如文帝能采用贾谊的谋略，那么晁错的策略就不会实行；仁宗能采用文彦博的话，那么王安石的主张就不会兴起。所以这两位君主治理天下，也只是求没有事端罢了。以汉文帝、宋仁宗的贤能，而只求没有事端，这是后世的天下，所以多乱而少治的原因。澶渊之战，寇准想让契丹称臣，如果稍微坚持一下，议和就会定下来了。而仁宗厌恶战争，不能完全采用他的谋略，急忙答应和议而返回。由此契丹更加骄横，最终成为子孙的祸患。其后高宗南渡，偏安于杭州，韩世忠、岳飞之流，都是中兴名将，而高宗安然没有恢复的志向。到了孝宗，虽然想有所作为，而旧臣宿将都尽了，所依靠的只有一张浚。苻离一败，不可再振，俯首而达成和议。于是感叹高宗时，可以有所作为而不为，这是可惜的。况且君主上承祖宗的重托，下为万世打算，而说我只求没有事端，怎么可以呢？《易经》说：“其亡其亡”，是求没有混乱的人吗？《尚书》说：“今日耽乐”，是求没有事端的人吗？所以我说过，治理天下先要审察所求。如果治理天下，而只求没有事端，其不至于混乱的，是没有的。

译论治下

俞樾

天下的事物，同类的相互辅助，异类的相互制约。白色的物体，投入黑色中就会变黑；黑色的物体，投入白色中就会变白。至于白雪的白与白玉的白，白玉的白与白羽的白，怎么能互相改变呢？所以天下的事物，没有同类而相互制约的。现在医生用药，必定考察药品的性质哪些是温的、哪些是凉的，又考察人的疾病哪些是热症、哪些是寒症。有热症的人，给他用凉药；有寒症的人，给他用温药。所以随着所采用的方法，没有不生效的。如果热症反而增加热药，寒症反而增加寒药，那不至于杀人的情况就很少了。因此，良医不违背药物的本性，就不能治疗疾病；圣人不违背道理，就不能驾驭众人。从前项羽在巨鹿打败秦军后，就进军向西进入函谷关，杀了秦王子婴，烧毁了秦朝的宫室，分封诸侯王，而让汉高祖刘邦在汉中称王。当时，项羽凭借百战百胜的锐气，诸侯们互相观望，没有人敢抗拒。高祖虽然有张良、陈平的善于谋略，韩信、彭越的善于作战，也不能与他争锋。于是高祖退让离去，低头进入汉中，烧断栈道，向天下表示不再出来。然而几年之间，天下最终归于汉朝。高祖能够战胜项羽，是因为以柔克刚。等到汉朝衰微，三国建立，诸葛亮凭借辅佐帝王的才能，善于使用民众，平定南蛮之地后，整顿军队出征，北伐中原，其气势不可抵挡。然而因为转运粮饷艰难，利于速战，司马懿知道这一点，与他相持而不与他交战，承受他送巾帼的侮辱，但也安然处之。人们说司马懿怕蜀军如怕虎，而诸葛亮已经坐困了。司马懿能够战胜诸葛亮，是因为以迟钝克制锐利。刚强与锐利，是天下最美好的名声；柔弱与迟钝，是天下最不好的名声。假使汉高祖、司马懿以名声不好为耻，而想用自己的刚强战胜别人的刚强，用自己的锐利战胜别人的锐利，那么最终只会归于失败。所以名声无论好坏，取足以相互制约就停止了。柔与刚相反，那么柔虽然是名声不好的，但克制刚的必定是柔；钝与利相反，那么钝虽然是名声不好的，但克制利的必定是钝。所以我常说，凡是异类的相互制约。现在天下与我作对的有谁呢？人数不多，地方极远。从大小的形势来说，我大而彼小；从主客的态势来说，我主而彼客。仅仅因为他们心思计谋的巧妙，技术工艺的精湛，就足以与中国抗衡，与我作对吗？于是我们的士大夫们一起谋划说：我们怎么能也拥有他们那样心思计谋的巧妙，技术工艺的精湛呢？日夜思考如何达到他们的水平，甚至奉他们为老师。唉！他们以巧妙战胜我们，而我们也想用巧妙战胜他们，那就不是我刚才说的道理了。学习别人的巧妙，以求战胜别人的巧妙吗？秦青是天下善于唱歌的人，有人跟他学唱歌三年，自以为穷尽了其中的奥妙，将要告辞回家。秦青说：“你将要回去，我为你唱一曲。”于是高声歌唱，声音震动屋梁。学唱歌的人大惊，终身不再提回家的事。甘蝇是古代善于射箭的人，有人跟他学射箭三年，自以为天下没有人比得上自己，于是谋杀甘蝇，拉弓射他。甘蝇张嘴接住箭，笑着说：“你跟我三年，我没教你咬住箭镞啊。”学射箭的人大惊，放下弓箭谢罪。所以向别人学习的人，没有能穷尽别人技艺的，却指望以此战胜别人吗？后羿穷尽技艺传授给逢蒙，不知道他将杀害自己。现在明确告诉他说：“我要把你当作后羿，而求你穷尽技艺给我。”这是必然得不到的。所以学习别人以求战胜别人，是大惑不解的做法。那么战胜他们将怎么办呢？回答说：我本来就说过了，两刚不能相互制约，克制刚的是柔；两利不能相互制约，克制利的是钝。那么两巧不能相互制约，克制巧的是拙。现在假使朝廷之上，摒弃繁琐的礼仪，删除繁复的礼节，凡是铺张粉饰，作为耳目观赏的，全部搁置不用。罢免不急需的官员，废除无实效的事务，奖赏必定符合功劳，惩罚必定相当罪行。内外不互相隐瞒，上下不互相欺骗。然后边疆的官吏，真诚地考察官吏安抚百姓，而不文饰于章奏；郡县的官员，真诚地兴利除害，而不推诿于文书。将帅的臣子，真诚地杀敌取胜，而不以冒功滥赏为功；学校的老师，真诚地敦厚品德激励品行，而不以速成为教育。然后士人诚信而百姓敦厚，工匠朴实而商人……然后田野开垦而衣食充足，廉洁受重视而礼让施行。像这些全都是拙的成效。他们凭借心思计谋的巧妙，技术工艺的精湛，来迷惑我们的耳目，而我们不为所动，那么他们本来就会索然返回了。即使或在疆场交战，他们的利器，足以伤害我的，不过数百人罢了，数十人罢了。我们赏罚诚信必行，号令严明，千百人为队，像墙一样推进，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说只有拙可以克制巧。以大拙克制大巧，是必胜的方法。我希望世上的士大夫，只求可以相互制约，而不顾名声是否美好。以中国安抚四方夷狄，大概就像在手掌上运转一样吧。

西汉论

廖连城

汉宣帝对太子说：“汉朝自有制度，本来是以王道和霸道混合使用的。”这是不懂得王道和霸道的人说的。制度无所谓王道和霸道。

译制度得当吗？这就是王道。如果失当呢？那就不足以称为霸道。大抵王与霸的制度，都有得当之处而很少失当。如果失当太多，那就连霸道都算不上，怎么能称王呢？我看汉朝的制度接近古制，好像出自王者之手，称之为王道，谁说不合适呢？只是它的君主大多属于霸者一流，很少接近王者。平庸的君主不值得讨论，即使是像高帝、武帝、景帝、宣帝那样英明伟大的，也只能说是霸者，不能说是王者。认为他们杂用王霸之道，这完全不是事实。况且王与霸的区别，不在于制度的纯粹或驳杂，而在于君主的一心。心里怀着王者之心，即使实行霸者的政治，也是纯粹的王者之道；心里怀着霸者之心，即使实行王者的政治，也归于霸道。齐桓公连接乡里，难道能说不是周公官制礼法的遗存吗？晋文公以仁亲为宝，难道能说不是尧舜孝悌之道吗？然而，有所为而为之，与无所为而为之，他们的心本来就不一样。因此，汉朝的制度并非尽善尽美，但王霸的区别并不在此。同样的制度，王者使用它就成了王道，霸者使用它就成了霸道，不能用一个标准来一概而论。高帝刚进入关中时，废除秦朝的苛政，让百姓休养生息，这与武王推翻商朝暴政相比，有什么不同吗？但是，武王是被救民的紧迫形势所迫，无所为而为之；高帝则不然，他的用心是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收买秦地百姓的心从而得到天下。汲黯说武帝内心多欲却施行仁义，仁义是王道，但从多欲的人那里施行出来，就是霸道了。高帝施行仁义，也与武帝相同，只是武帝更为严重罢了。至于景帝、宣帝，守成致治，比武帝贤明，然而天资刻薄，虽然有不忍心的政治举措，却没有不忍心的心，哪里足以谈论王道呢？有人说，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孟子说，五百年必定有王者兴起。从周朝到汉朝，已经八百多年了，为什么唯独没有王者出现呢？回答说，有的，只有文帝一人而已。他把贾谊外放到长沙，不能像先王那样任用贤才；当时可以兴起礼乐，但他谦让不及，不能像先王那样制作完备。然而我曾说他接近王者，因为他的心是王者之心，所以他的道就是王者之道。文帝对于汉朝的制度，未曾多有变更，但他治理国家，有战战兢兢、警惕戒惧的情态；他保护百姓，有至诚恻隐的意念。爱惜百金不建露台，帷帐没有文绣，后宫衣服不拖地，是为天下节省财物，而不是仅仅为了显示节俭。赐予租税，免除租税，赈济贫困，养老送终，是为天下散财，而不是想要显示恩惠。停止车驾接受进言，可用的就任用，不可用的就搁置，是为天下集思广益，而不是为了显示谦虚。缇萦上书，于是废除肉刑；吴王不朝见，赐给他几杖；张武受贿，金钱让他羞愧；议论务求宽厚，谈论别人的过失，是为天下厚植风俗，而不是违背正道来博取声誉。史书称他躬行玄默，这是他行道的根本；教化行于天下，这是他行道的效果。他为人少欲，端正道义而不谋取私利，夏朝的启、殷朝的高宗、周朝的成康，也不过如此。因此，制度方面，霸与王略微相近；心德方面，霸与王大大相远。高帝建立汉朝的制度，恰好成就了他的霸道；文帝遵守汉朝的制度，恰好成就了他的王道。义与利的辨别，就是王与霸的辨别。那么君主想要追随三代的足迹，也在于先端正自己的心，何必一定要改变祖宗的法度呢？我因此因为宣帝杂用王霸的说法而明确辨析，以告诉后世有志于王道的人。

译防备，有防不胜防的情况。以不防为防，反而比防而不防更好。并非真的不防，而是说防内部不如防外部，防近处不如防远处，防城市不如防乡村，防江防不如防海防，防各个关口不如防要害隘口，防腹地不如防边界。用军队来防，不如用百姓来防；用将士来防，不如用官吏来防；用器械营垒来防，不如用礼义忠信来防。如果处处都设防，力量就会不足，财力就会枯竭，人心就会涣散，形势就会分散。这样虽然设防，却等于没有设防。有人能审察利害，权衡轻重，区分缓急，辨别难易，明了劳逸众寡，知晓主客强弱，排除众人夸张渲染的言论，振奋畏惧退缩的情绪，警戒国库的浪费消耗，重视根本的大计。面对极艰难极巨大的局面，以镇静持守；面对极危险极险峻的处境，以坦然平易对待；面对极繁杂极剧烈的情况，以简约驾驭；面对极纷乱极扰攘的状态，以疏朗调剂。以不防为防，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众志成城，坚固得像金属造的城墙和沸水灌的护城河。万里长城的修筑，实在是祸乱的阶梯。唉，往昔的历史可以借鉴。比如一个家庭，重视门户，深宅大院，夜里防备盗贼，打更的人很少，不必男人穿甲女人枕戈。明末流寇的祸乱，大城市大城镇，所到之处土崩瓦解，而在山中修筑寨堡自守的人，一人把守关口，万人难以抵挡。即使天崩地陷，他们却像没事一样。然而防备不得其道，就会事前惶恐疑惑，临事胆怯懦弱，事前疲敝，事后空虚。这样不至于开门揖盗，果真值得依赖吗？还是说毫无凭借呢？而议论的人说：有备无患，安不忘危，明确划定封疆守卫，这是经典训诫所垂示的。广泛设防，还担心敌人乘虚而入。哪有漫不设防，任凭敌人冲突践踏的道理呢？回答说：由外而内，由远而近，由乡村到城市，由海到江，哪里是要害隘口，哪里是边界？军队数量少，百姓数量多。将士只懂得用兵，官吏足以动员百姓。器械营垒如果没有人，就会丢弃离开。礼义忠信，本来就是人人身上的铠甲盾牌。况且他们劳累而我们安逸，他们人少而我们人多，我们是主而他们是客，我们强而他们弱。这些利害轻重、缓急难易，他们并非不清楚，却用多种手段挟制我们，用虚张声势恐吓我们，使我们落入他们的圈套，削弱我们的力量，耗尽我们的财力，涣散我们的人心，分散我们的势力。他们正悠闲自得，而我们已支撑不住。假如狡猾之徒想逞强，又将用什么来抵御呢？所以说，不防之防，才是大防。夸张渲染、畏惧退缩，因此浪费国库，都对国家没有补益。然而舍本逐末的人，终究不会醒悟。

卷九 治体三 政本上

论开言路疏

谢济世

臣听说治理政事在于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旨在听到过错。与其向有官职的人征求，不如专门向有言责的人征求。而想要获得开言路的好处，且先除去开言路的弊端。开言路有什么弊端呢？就是告密。古代的帝王，冕旒遮蔽眼睛，纩絮塞住耳朵，厌恶过于明察。俗话说：水太清澈就没有鱼，人太明察就没有追随者。自从后世有了密奏的惯例，小人多借此谗害君子。首告的人不知道主谋的名字，被告的人没有途径申诉。上下互相猜忌，君臣互相怀疑。无论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即使情况真实事实确凿，臣子阴私小过，也不是君父所乐意听到的。恐怕虞舜好问好察，不是指这个意思。请从今以后，除军机事务外，都使用公开奏章，不允许密奏。即使议论宫廷内事，指责皇帝，像唐代魏征对太宗那样，后人赞美魏征能谏，没有不赞美太宗能容的。君子的过错，像日食月食一样，有过错，人人都看见，改正了，人人都敬仰。哪里用得着秘密呢？至于有言责的人，就是御史台。内部的六卿，外部的督抚提镇，都有官职，所条陈的，是任内的事，所举劾的，是下属的官员。只有六科十三道的职衔，虽然有部省的区别，但天下的事都可以条陈，天下的官员都可以举劾。现在担心言路不开，舍弃科道而询问督抚提镇及藩臬，就像御膳味道不对，舍弃尚食而询问尚衣尚宝及百官一样。臣愚以为言路应当仍然责成于科道。如何责成呢？第一，严厉惩罚不言的罪过。古代君主有过错而臣子不匡正，刑罚是墨刑。御史上任百日而没有弹劾文书，称为辱台。近代担任此官的多是巧宦之徒，有的更改旧章，有的陈述细事，以堵塞讥评；有的揭发孤立的小吏，有的排挤失宠的大僚，以显示风采。甚至有戴着官帽却闭口不言，任职数年，坐致高位的人。苏轼说：养猫是为了捕鼠，不能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捕鼠的猫；养狗是为了吠叫奸邪，不能因为没有奸邪就养不吠叫的狗。像这样的言官，要么放归田里，要么改授闲职，那么人们就知道惩戒了。第二，宽恕妄言的罪过。凡是章奏中谈论祥瑞的，是佞人；谈论利孔的，是小人，都应当罢黜。此外，上等的补益君职的缺失，次等的议论君侧的奸邪，再次的陈述朝政的失误。言论得当，褒奖赞美；言论不当，也宽容对待。即使其中有结党营私、形迹可疑的，也应当给予冠带，不应当加以侮辱。为什么呢？辜负国家的人，即使免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