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百零二 工政八河防七
资清晏此所以按例领之不至或益或损致碍前规而独不容例销任全数以报竣也试思今日淮盐改票而颇征赢余粤氛未靖而尚筹飞挽理财裕国诚大要端顾安得有治人出权归至当不为厅员所蒙惑彼胥吏者又何从售其欺哉传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各秉良知处脂膏而不润则以公完公固忠即以存公固忠吾为一言蔽之曰例领可也例销则断断乎不可也是即权也
译资助清晏，这正是按照惯例领取的原因，不至于有时增加有时减少，从而妨碍之前的规制；却唯独不允许按照惯例核销，要求全额上报以完成事务。试想，如今淮盐改为票盐而颇有盈余，广东战事未平而尚且筹划快速运输，理财以充裕国家财政，确实是重大的关键所在。哪里会有治理人才出来权衡归正，不被厅级官员所蒙蔽迷惑？那些胥吏又从哪里施展他们的欺骗呢？《左传》说：“对国家有利的事，知道没有不做的，这就是忠。”各自秉持良知，身处丰厚利益之中而不被沾润，那么用公款完成公款事务固然算是忠，即使保留公款也固然算是忠。我用一句话概括：按照惯例领取是可以的，按照惯例核销则绝对不可以。这就是权衡之道。
揭破例销之弊于公家大有益非但明眼实属忠忱顾安得当事者之肯实力循行耶
茅塞中代觅出路径是为救世婆心而源委洞穿安置妥帖老成谋国计虑周详往往如是天下事大可为安得实心实力不避嫌怨其人耶
例领不例销即以节省之而储备之洵为良法但此非属吏所愿闻亦非大吏所能行留此以待其人可耳寅清拜读
振笔直书不恤嫌怨三说上有讽予者曰君非百里才安肯局促河上耶明日行越十载晤胡子培舍人云近年有以三说节录入奏者忆在京时师友同乡传览甚众今虽不知条奏其人要为留心世道君子也仰之慕之自记
卷百零三 工政九河防八
治河
李因笃
愚观禹贡治河、始于积石、终于海、而诸州之文、不少概见、其首揭于者、仅九河既道而已、其所经于诸州、而着其所人于、此治河必治下流之也、九州岛不言治河、而贡赋之来、则必以达河终焉、所疏不详于侯国、而所会并举于帝都此治河即治运之也、太史公谓河灾衍溢、害中国尤甚、而其书则以河渠名、以河之害归河、以河之利归渠、此治河兼治渠之也、平常之言曰、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浚川、而无所谓堤防壅塞、禹贡称导河、而孟子亦称禹疏九河、此治河以浚为治、不以塞为治之也、九河逆河、同在州、经于言九河、不言逆河、九河以为播、而逆河以为同、此治河以分为治、不以专为治也、商人六迁、以避河决之害、天子之尊、不与河争强、王都之大、不与河争地、轻去其国而重为之防、此治河以徙民为治、不以徙河为治之也、吾闻之善言天者、必有于人、善言今者、必有于古、置六之说于此、详计而力行之、衷昔贤之成法、而参以当代之急务、要未有不明着其效者、虽然、愚者狃近功之易见、智者矜小慧而用凿、故与愚者言、既难预其情、而与智者言、又难顿破所恃、言之于先易致功、而尝苦其不用、言之于后易[见](兄)听、而尝苦于无功、国家之事、习若故然、不独治河、而治河为甚、何则、河之害深、而治河之费大也、河之害不一、治河之功不一、而愚皆约举其最著者大较、汉宋元明之间、计其患、汉之患为、宋之患为入淮、元之患为及山东诸郡、为妨运道、明之患为合沁泗沂之水、同归于淮、而河淮为一、为委河于淮、以避运道、而河漕为二、患在汉宋元、故道犹有存者、患在明、故道乃尽失之、然则河之患、未有甚于明者也、而今且过于明焉、纪其决、汉孝文时决酸枣、元光中决瓠子、又决馆陶、永光五年决清河、建始四年决东郡、鸿嘉四年决渤海、宋至和二年决大名、熙宁十年决澶州、元至正四年决济宁、大德中决蒲口、明洪武十四年决原武、二十三年决河南、明年决原武大淮、又明年决阳武、三十年决开封、景泰三年沙湾、天顺五年决开封、成化五年又决开封、洪治二年决汴城入淮、复决黄陵冈入海、五年决张秋、七年复决张秋、十三年决曹单、万历中决徐州、天启中又决徐州、汉宋元决者十、明决者十五、然则河之决、未有多于明者也、而顺治二年七年金龙之决、更烈于明焉、度其势、周以前河之势、自西而东而北、汉以后自西而北而东、宋迄于明、则自西而东而南、河之自西南而东北者、河为之、河之自南而东南者、人为之、然则河之势、未有不顺于宋明者也、而今一仍其旧焉、约而论之、禹之功莫大于九河、然愚不曰九河、而曰贝漯之二渠、何者、二渠以酾之、九河以播之、藉非二渠引河北行、即九河之疏安所施乎、汉之功莫大于宣防、然愚不曰宣防、而曰馆陶之屯氏、何者、宣防之筑、数年即决、屯氏之分、八十年无害、藉非屯氏因其自然、播河为入、不复堤塞、即宣防之官、不旋坏乎、
宋之失莫大于候水、然愚不曰候水、而曰熙宁之闭北流、何者、候水随决随塞、民虽苦之、而未尝亢河、闭北流、则亢也、六塔之渠、决大明而始罢金堤之堰、决内黄而尽绝、河决以北、而欲回之使东、不几与河争乎、元之失莫大于蒲
译揭破按例销账的弊端，对公家大有裨益，这不仅是因为眼光敏锐，更实属忠诚恳切。然而，怎能指望当权者肯切实遵循执行呢？
在蒙蔽中代为寻出路，这是救世的婆心；而将源流委曲彻底洞悉，安置妥当，老成谋国、计虑周详，往往就是这样。天下大事，大多可以有所作为，怎能找到那些实心实意、不避嫌怨的人呢？
按例领取却不按例销账，即通过节省来储备，确实是良法。但这不是属吏愿意听的，也不是大吏能够实行的，留下它等待合适的人罢了。寅清拜读。
振笔直书，不避嫌怨。《三说》上有讽刺我的人说：“你不是治理百里之地的才具，怎肯局促于河上呢？”第二天出行，过了十年，遇见胡子培舍人，说近年有人将《三说》节录上奏。回忆在京时，师友同乡传阅的人很多。现在虽然不知道条奏的人是谁，但一定是留心世道的君子。仰慕他，自记。
卷一百零三 工政 九河防八
治河
李因笃
我观察《禹贡》治理黄河，始于积石，终于大海，而各州的记载，没有不大概可见的。其中首先揭示的，只是九河已经疏导而已。它所经过的各州，以及记载其流入的地方，这说明治理黄河必须治理下游。九州不专门谈论治河，但贡赋的输送，必定以到达黄河为终结。所疏浚的不详细记载于诸侯国，而所汇集的都并举于帝都，这说明治理黄河即是治理运河。太史公说黄河灾害泛滥，危害中原尤其严重，而他的书却以“河渠”命名，将黄河的危害归于河，将黄河的利益归于渠，这说明治理黄河兼治渠。平常的说法是，按照经义治水有决河浚川，而没有所谓堤防壅塞。《禹贡》称导河，而孟子也称禹疏九河，这说明治理黄河以疏浚为治，不以堵塞为治。九河与逆河，同在一个州，《禹贡》提到九河，不提逆河，九河用来分散水流，而逆河用来汇合水流，这说明治理黄河以分流为治，不以专流为治。商人六次迁都，是为了躲避黄河决堤的危害，天子尊贵，不与黄河争强，王都宏大，不与黄河争地，轻易离开其国都而重视为之设防，这说明治理黄河以迁徙民众为治，不以迁徙河道为治。我听说，善于谈论天道的人，必定有依据于人；善于谈论当今的人，必定有依据于古。将这六种说法置于此处，详细计划并努力实行，遵循前代贤人的成法，而参酌当代的急务，大概没有不显著见效的。虽然如此，愚昧的人拘泥于近功易见，智者矜持小慧而穿凿附会，所以与愚者言，既难预先了解其情；而与智者言，又难立刻破除其所恃。在事前言说容易建功，而常苦于不被采用；在事后言说容易被人听取，而常苦于无功。国家之事，习以为常，不仅治河如此，而治河尤为严重。为什么呢？因为黄河的危害深，而治河的费用大。黄河的危害不一，治河的功绩不一，而我都约略列举其最显著的概况。汉、宋、元、明之间，计算其祸患，汉代的祸患在于决口，宋代的祸患在于流入淮河，元代的祸患在于波及山东各郡，妨碍运道，明代的祸患在于合并沁、泗、沂之水，同归于淮河，而河淮合为一，将黄河委弃于淮河，以避开运道，而河与漕运分为二。祸患在汉、宋、元，故道还有存留的；祸患在明，故道就完全丧失了。那么黄河的祸患，没有比明代更严重的了。而现在且超过明代。记录其决口，汉孝文帝时决于酸枣，元光年间决于瓠子，又决于馆陶，永光五年决于清河，建始四年决于东郡，鸿嘉四年决于渤海，宋至和二年决于大名，熙宁十年决于澶州，元至正四年决于济宁，大德年间决于蒲口，明洪武十四年决于原武，二十三年决于河南，第二年决于原武大淮，又第二年决于阳武，三十年决于开封，景泰三年决于沙湾，天顺五年决于开封，成化五年又决于开封，弘治二年决于汴城入淮，又决于黄陵冈入海，五年决于张秋，七年又决于张秋，十三年决于曹单，万历年间决于徐州，天启年间又决于徐州。汉、宋、元决口十次，明代决口十五次。那么黄河的决口，没有比明代更多的了。而顺治二年、七年金龙口的决口，更猛烈于明代。推测其形势，周以前黄河的形势，自西向东再向北，汉代以后自西向北再向东，宋代直到明代，则自西向东再向南。黄河自西南向东北流，是黄河自然形成的；黄河自南向东南流，是人为造成的。那么黄河的形势，没有不顺从宋、明的。而现在依然沿袭其旧。约略而论，大禹的功绩没有比九河更大的，然而我不说九河，而说贝、漯两条渠。为什么呢？两条渠用来分流，九河用来分散。如果不是两条渠引导黄河向北行，即使疏浚九河，又施加在哪里呢？汉代的功绩没有比宣防更大的，然而我不说宣防，而说馆陶的屯氏。为什么呢？宣防的修筑，几年就决口；屯氏的分流，八十年无害。如果不是屯氏顺应其自然，分散黄河入海，不再堤防堵塞，即使宣防的官员，不久就会毁坏吗？
宋代的过失没有比候水更大的，然而我不说候水，而说熙宁年间关闭北流。为什么呢？候水随决随塞，民众虽然苦于它，但未曾使黄河高涨；关闭北流，则使黄河高涨。六塔渠，决于大明而开始罢废；金堤堰，决于内黄而完全断绝。黄河决口向北，而想使其向东，不几乎与黄河争强吗？元代的过失没有比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