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治体三政本上

译法度。难免受到清议的指责。纵然免除了清议的指责。难免受到鬼神的责罚与纠察。宁可让有罪之人漏网。向皇天后土忏悔。也不可有侮辱言官之事载入史册。这样人们就知道什么是鼓励的了。既然设立了御史台。劝善惩恶的法度。又应当废除文字忌讳的禁令。臣曾经阅读《尚书》。看见禹、周、召告诫君主的言辞。毫无忌讳。汉、唐、宋、元尚且没有这种忌讳。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才开始有极尽归化一百六十六字的禁令。然而明太祖在位三十年。传世不到三百年。那么忌讳没有益处是非常明显的。岂止是没有益处而已。言路的闭塞。实际上是由于这个原因。为什么呢。纸上所写的凶咎悔吝等字。尚且忌讳。身上所做的凶咎悔吝等事。没有不忌讳的。无心失检尚且如此。何况有心寄托讽刺。泛论曲讽尚且如此。何况直陈切指。片言只字尚且如此。何况连篇累牍。皇上既然表示这种意思。下面谁敢触犯他的锋芒。这就是阿谀奉承成为风气。正直敢言的声音断绝的原因。臣请求从今以后。表奏以及乡试会试出题。都不拘泥于忌讳。不久就会看到美好的言论无所隐藏。并且让天下后世。认为我乾隆朝是宽大的朝代。难道不兴盛吗。臣所说的开言路就是这样。如果皇上一定要做尧舜那样的君主。使当今世道恢复到唐虞那样的盛世。不如从《大学》《中庸》中寻求。《大学》讲格物、诚意、正心、修身。《中庸》讲慎独、致中和、达德行、达道。圣人的功业和王道。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没有比这更完备的。舍弃这些而另求平治天下的道理。形体没有端正却想要影子正直。源头没有洁净却想要水流清澈。把博览广听当作求取言论。把察言观色当作了解人才。把亲近众官、处理众务、裁决众狱当作勤政。臣担心那会成为汉唐杂霸的治理。而不是二帝三王的治理。

译关于重视农业、抑制商业、去除奢侈、崇尚节俭的奏札

黄炎

为了重视农业、抑制商业、去除奢侈、崇尚节俭，以充裕民生、淳厚风俗的事。我私下认为，圣明的君王在上位，有三年、九年的积蓄，而教化得以推行、风俗得以美好的原因，是因为能够重视农业、抑制商业、去除奢侈、崇尚节俭。古代士人出自农民，而工商之人不参与其中。《左传》记载晋国的商人木车韦藩说，即使有华丽的车辆和服饰，也不敢与士君子并列。这重视农业、抑制商业的态度达到了极致。农夫沾湿身体、弄脏双脚，却能参与选拔优秀人才的行列；商贾囤积货物致富，却不能跻身于衣着冠带、高雅人士的圈子。这就是古道之所以淳厚的原因。古代的公卿大夫，车辆不雕琢，器物不刻镂，亲身践行俭朴，为百姓树立榜样。至于冠礼、婚礼、丧礼、祭祀、宴饮、服饰、饮食，都有规定的制度。百姓触犯禁令的，有常规的惩罚。这是去除奢侈、崇尚节俭的关键之道。后世的循吏，如张堪开辟土地、勤于耕种，召信臣修建堤坝灌溉农田，韩延寿引导百姓礼让，黄霸大力推行教化，以及许荆在耒阳任职时，婚姻丧葬都有制度；仇览在遂亭任职时，瓜果蔬菜、鸡猪都有限制。这些都是为了替天子养育百姓，以实心实行实政的人。恭敬地认为我们皇上聪明睿智，历代君王重视农业的典章屡次施行，崇尚节俭的训诫完备周到，为百姓谋划的，没有一刻从心中放下。这只有专门把责任交给督抚大吏和亲民官员，体察皇上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真诚地切实推行，以充裕民生，以淳厚风俗，使当世达到富足安定，从而开启万年有道的治理，关键就在这里。谨奏。

关于去除繁文缛节而修明实政的札子

贺长龄

查得上下级之间的交往，不废书信往来，是为了传达情意、谋划事务。如果上级有想要办理的事，却不了解各地的情况，就不得不向下一级周详询问；如果下级有想要传达的情意，却不了解全省的大局，就不能不向上级折衷请示。言语没有空泛的设定，言辞没有虚浮的陈说，即使是片纸只字的传达，都关系到吏治和民间疾苦。至于礼节上互通庆祝、情谊上问候冷暖，起初也是顺应人情，久而久之竟沿袭成为俗例。既然已经用黄色配白色，又用错杂的色彩来镂刻金色，眼花缭乱，手笔脱落，幕僚徒增冗杂忙碌，风雨骤急，驿传能不骚扰吗？而且墨迹磨短，纸张抛残，积累多年，大为烦费。翻阅徒劳目力，酬答何与心声，这有什么用呢？非常没有意义。为此札司转饬所属，以后年节生辰一概不必具禀，以节省劳费、淘汰虚浮。本护院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凡有关于风俗人心、官吏弊端、民间疾苦的，无不虚心等待，切实讲求。如果有勤学兴贤、不为迂腐所限的期望，详细陈述其宏大的谋划；更如水利农田等事务，并将卓越的人才推荐上来。至于圣谕如何宣扬，善恶如何表彰区别，盗窝如何剔除，讼师如何惩治，义仓如何劝设，保甲如何推行，积牍如何清理，逋粮如何催纳，邪说如何不能诬陷百姓，豪强如何不敢害治，如何教化百姓平息争端，如何告诫百姓谋划积蓄，如何挽回重利轻生的习俗，如何敦睦宗族，风水旱灾如何防备，鳏寡孤独如何赡养，刁劣生员如何遏制，奸猾书差如何震慑，如果有良法美意，不妨据实直陈，不要隐藏囊中之智，独到的见解还需共同商议，不要谈论纸上谈兵，听到声音更应当询问实情。本护院求言以实，各位同僚做事以上诚，必有嘉谋来匡正不足，以此抒发诚恳，不胜翘首期盼，切切特札。

关于条陈时政的奏疏

李棠阶

奏为条陈时政的关键，以期达到治理、平定动乱，仰祈圣鉴的事。我私下患病隐居乡里将近二十年，怔忡眩晕的旧疾长久未能痊愈，但读书自我修养的功夫不敢稍有废弃。咸丰十一年十月间，冒昧承蒙恩命，召令来京，且有学识修养深邃、方正老成的褒奖，我感激涕零，倍加深切惶恐惭愧。现在奔赴朝廷，管窥蠡测所及，愿意为我们皇上陈述。一曰端正治理的根本。治理在于君主，而所以治理的关键在于君主的一颗心。如今海内沸腾，百姓涂炭，确实是刻苦奋励的时候。我私下认为，刻苦奋励的实质不仅仅在于用人行政，更在于治心。治心的关键不仅仅在于言语动作，更在于克制自己。凡是自私而只求自身便利，自以为是而言论无人能违背，都是“己”在作祟。想要克制去除它，必须像《大学》所说的格物，然后“己”没有遮蔽，此心的义理日渐明朗；必须像《大学》所说的诚意，然后“己”没有容身之处，此心的权衡自然确定。如今皇上年轻即位，慎重选择师傅，确实是切要的谋划。但皇上在书房，左右师傅用经书引导，以严敬事之，辅翼匡正，必定有所益处。回宫以后，游息之时，倘若一旦涉及放肆，恐怕书房的启发都成空谈，师傅的匡辅有什么益处？我愚以为皇太后尤其应当留神，只要从容游衍，不过分拘束，以养护其天性，断不可让左右近习诱导迎合游戏，从而走向非礼。杜渐防微，似乎尤其紧要。至于格物诚意的学说，发于太学，宋儒真德秀的《衍义》阐发演绎，足以资治。而我们高宗纯皇帝御批的《通鉴辑览》，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指示精切，千古致治戡乱的力量，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现在皇太后在上听政，似乎可以在闲暇时取这两本书反复研读参考，师古证今，对于时事必定更有裨益。并请求在皇上回宫时，用这两本书的学说切身指示，更足以培养德性，增长见闻。凡此都是为了养护其本心，约束其放逸之心，格物诚意的效验也在于此。治理的根本端正了，然后用人行政可以……

译明白了。第一，要振兴纪纲的实际效力。国家赖以存在的根本在于纪纲，纪纲得以振作的关键在于赏罚。赏罚是君主激励、引导天下的大权，必须做到奖赏一人而天下人受到鼓励，惩罚一人而天下人受到警戒，这样纪纲才能森严，朝廷内外的大小官员都有所遵守和敬畏，不敢逾越法度。

如今天下积弊已深，萎靡不振的状况已极严重，若不彻底革除旧习，大力振作，不足以唤醒沉沦困顿的局面并挽回国家的元气。自去年大奸臣被罢黜后，朝廷内外人心一致，外夷见之而心悦诚服，逆匪闻之而胆战心惊，扭转天下局势的关键正在于此。

从此务必大力整顿，凡是澄清吏治、整顿武备、减免租赋、缉捕奸盗、崇尚节俭、审慎刑狱等事，凡是皇帝谕旨所通行的，都要严格查察。文官从督抚以下，武官从将帅以下，切实奉行的人予以奖赏，任意拖延搁置的人予以诛杀，不容含糊其辞，不容因循守旧。

朝廷的恩德意旨必须使下层百姓知晓，国家的法令必须使其通达无阻，没有中间阻隔壅塞的祸患，然后才能上下贯通、浸润透彻，礼义廉耻四维得以张举，众官各司其职，朝廷内外的气象自然焕然一新。

如果不这样做，朝廷只是颁布谕旨让人知晓，大官只是转发文告，虚应故事，粉饰公文，上下之间的情意志向不能沟通，地方官的蒙蔽阻塞日益严重，设立一项法令就多出一项弊端，增加一个防弊的人就多出一个作弊的人。纪纲松懈松弛，人们少有顾忌，想要以此平定祸乱而达到太平，我私下担心这是很难做到的。

译第一条，安定百姓的要务。如今寇贼遍布天下，十多年来，天天说要平定贼寇，贼寇反而日益增多，这都是因为百姓得不到安定的缘故。要使百姓安定，必须减轻徭役、薄收赋税；如果不选拔循良的州县官，那么浮滥的费用就会日渐增加，必然不肯减少徭役赋税；如果不选拔廉洁干练的高级官员，那么陋规就不会去除，也就无法得到循良的官员。大法确立而后小廉才能产生，官员清廉而后百姓才能安定。百姓不至于变而为贼，贼寇反而可以变而为百姓。以安徽、河南而论，颍州、亳州、汝州、光州之间，今天的贼寇都是前日的百姓。当他们还没有成为贼寇时，钱粮漕运的浮收使他们困苦，差役的繁苛使他们困苦，输捐的无休止使他们困苦，杂派的暴急使他们困苦，书吏差役的讹诈勒索又使他们交相困苦。官员看待百姓如同鱼肉，百姓看待官员如同寇贼。官员所做的都是驱赶百姓成为贼寇的事情。等到捻匪焚杀掠夺，惨状不忍言说，官员不能保护百姓，又禁止百姓结团自卫，百姓无法自存，于是都被贼寇胁迫跟随，苟延旦夕，而贼寇更加蔓延猖獗，不可制服了。臣私下认为，想要平定贼寇必须先安定百姓，想要安定百姓必须先选拔廉洁干练的督抚，使他们洁身自好、率领下属，裁革陋规，州县官中清勤的奖励他们，疲玩贪虐的斥退他们，实心实意安抚流亡，严捕寇盗。高级官员所做的都足以使逆匪信服、折服其嚣张的气焰，那么被胁迫跟随的人听说后就会思归，老贼听说后也会士气萎靡。安定百姓的实际措施，就是平定贼寇的根本。

第二条，平定贼寇的要务。古代行军的人，必须事权归一，而后足以联结臂指之势；必须军法严明，而后足以振奋将卒之气。如今安徽、河南一带，多派遣钦差大臣，分均势敌，互不统属，胜利时争功，失败时不相救援，彼此坐失事机，贼寇因此得以乘间肆其猖獗，这是事权不统一的弊端。至于督抚将帅平时不早做严备，临变只有仓皇畏缩、退避，误国殃民，等到失守封疆，罪状昭著，本应就在军前正法以申国典而快人心，却仅仅拿问解京，拖延时日，又往往侥幸得到宽典，旋即再次提拔任用，以致督抚将帅畏贼而不畏皇上，各自顾惜身命，相习奔逃，谁还肯出死力以解除皇上的忧虑？军法不严，势必至此。臣愚以为，应当遵照祖宗旧制，选拔知兵公正的大员为将军，以左右参赞辅佐他，督抚提镇尽受节制，皇上信任不疑，严其责成，而又明颁军令，条布宣告，使知道这样则生，不这样则死。举从前逃官逃将，随地察实正法，无赦；主帅久无功者，也即治以军法。如此，则一年之内贼寇可灭；即使不灭，也断然不会像今天这样嚣张。

臣还有请求的，古今剿贼多误于招抚，明朝末年可为深戒。高宗御批《通鉴》对杨鹤、余大成、熊文灿等主张招抚酿祸指斥痛切，垂鉴千古。贼寇没有不大加剿杀而肯受抚的，也没有穷凶极恶的首匪肯受抚的，那些受抚的都是愚弄我们罢了。将帅并非不知道而甘受其愚，以为可以遂其挟贼自重的私欲，而非实有为国为民不顾身家的真意。所以胁从可以招抚，首匪不可招抚；初为恶的首匪还可以招抚，而稔恶的必不可招抚。近日屡抚屡叛的多了，这是不可不痛惩而切戒的。大要事权统一，军法严明，责任专任，刑罚不逾时，审度剿抚的适宜，制约临敌的变化，都无可推诿，那么将帅不畏贼而畏法，士卒不畏贼而畏将帅，功罪核实，三军有必死之心，庶几寇乱可平，太平可望了。以上四条，语虽分析，理相贯注，言戒矫饰，事期实用，似可为郅治之要、戡乱之本。

杜渐防微疏

倭仁

臣等恭阅邸抄。本月十四日，御史刘毓楠奏请崇尚节俭、屏绝浮华一折，奉皇上谕旨：“逆氛肆扰，兆姓流离，正君臣交儆之时，岂上下恬熙之日。我两宫皇太后，痛山陵未安，民生未奠，孜孜求治，宵旰不遑。所有内廷供奉，业已随时酌减。尔内外大小臣工，宜体此意，及时振作，共济艰难，毋蹈奢靡之习，贪耳目之娱，用副朝廷崇实黜华、无敢戏豫之至意。”等因。钦此。中外臣工，祇承训诫，自罔不力求俭约了。而臣等犹有过虑的。皇上冲龄御极，智慧渐开，当此释服之初，吉礼举行，圣心之敬肆于此分，风会之转移即于此始，那么玩好之渐可虑，游观之渐可虑，兴作之渐可虑。嗜好之端开，不惟有以分诵读之心，而海内之仰窥意旨者，且将从风而靡。安危治乱之几，其端甚微，而所关至巨，可无慎乎？方今军务未平，生民涂炭，时艰蒿目，百孔千疮，诚如圣谕，正君臣交儆之时，非上下恬熙之日也。伏愿皇上恪遵慈训，时时以忧勤惕厉为心，事事以逸乐便安为戒，屏玩好以节嗜欲，慎游观以定心志，省兴作以惜物力。凡内廷服御一切用项，稍涉浮靡，概从裁减。虽向例所有，亦不妨量为撙节。如是则外物之纷杂不接于耳目，诗书之启迪益敛夫心思。将见圣学日新，圣德日固，而去奢崇俭之风，亦自不令而行矣。

请固人心以弭天变疏

译倭仁奏为思患预防，宜设法迅速扫荡贼寇之气焰，以稳固人心而消除天变，恭敬呈折仰祈圣鉴之事。臣私下认为，今年秋季，星象两次示警，皇上体察皇太后之心，警惕忧虑，勤勉不懈，孜孜以求治国之道，大小臣工也都恐惧修省，共同挽救时局艰难。几个月以来，人心尚且称得安静。先前因为直隶、山东骑马贼的案件，层出不穷，多次奉到谕旨严拿惩办，各地方官仍未认真搜捕，甚至有听说贼寇入境，就派人去说和，给予银钱，企图不在本地生事的人。于是那些匪徒往来滋扰，逐渐横行无忌。起初只是在早晚间拦路抢劫行李，时间久了便肆无忌惮，越聚越多，焚烧掠夺村庄，杀害官员、攻陷阵地，这都是由于州县平日敷衍了事，酿成祸端。察看其情形，实在令人痛恨。此次大名的动乱，又因都统遮克敦布办理不善，致使投诚的匪党产生疑虑，突围而出。该都统罪有应得，已在圣明洞察之中。像这样败坏事务的劣员，应当立即撤回，不让他带兵，以免一误再误。直隶按察使孙治受派出省剿贼，所带兵不过千人，昨天听说又派京官调神机营兵三千名前往会剿，想必这些乌合之众，不难在指日荡平。只是听说这股匪徒溃散之后，沿途裹胁不下七八千人，现在冀州、南宫都有贼巢，距离京城仅五六百里，若不限期扑灭，万一寇氛逼近京畿，根本重地稍有动摇，其祸患还可言说吗？臣认为切近的灾祸，断断不可轻视，应请明降谕旨，命僧格林沁即日统带大兵，驰往大名督剿。该大臣军威一向振作，可以先声夺人。如南方军务尚且紧急，未能兼顾，就由该大臣酌情派遣妥员分兵驰剿，自足以震慑贼胆而壮大军威。再臣听说现任山西按察使王榕吉，前任直隶州县多年，该员老成练达，素得民心，曾以大名道督办军务，著有成效，该处团练无不乐意为其所用。可否将该员暂时调赴直隶，帮同督剿之处，恭候圣裁。又臣访闻大名一带，穷民甚多，保卫地方，尤以固结人心为第一要务。所有受灾各处，即请饬令统兵大臣确切查明，将无力完缴钱粮者，一概豁免，迅速刊刻誊黄告示晓谕。小民具有天良，感激格外鸿慈，自不忍心跟随贼寇，即使有被贼寇裹胁者，也可以解散了。至于不得已而用兵，先要严明纪律，明代臣子戚继光功勋卓著，总由令出惟行，尤其在于文武员弁同心协力，才能有成功。所谓军队战胜在于和谐。近来武弁风气日益败坏，平时只知嬉戏游玩，临敌多退缩，往往见文员冲锋失利，不肯救援。前次大名道秦聚奎的阵亡，一半由于此。并请严定武弁处分，倘若仍畏缩逗留，或坐视文员之死，不肯救援者，讯明后重治其罪，庶几武弁知所警惧，而众志自然可以成城。稳固人心即可以消除天变，诚为今日之急务。臣为思患预防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译恭敬地陈述治国的根本。

倭仁

奏请恭敬地陈述治国的根本，以提纲挈领地总揽万事，仰求圣上明鉴此事。

我皇上登基以来，以恭敬的态度整饬自身，以宽厚的胸怀驾驭众人，求取贤才，采纳谏言，勤于政事，爱护百姓，圣德普遍信服，本来应该达到治理完美完备的境界了。

然而内外官员的懈怠依旧如故，人才的萎靡不振依然如旧，天下百姓渴望治理的心愿，还不能完全满足，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说，是因为积弊深重难以扭转，辅佐的大臣缺乏人才。

这固然不错，但这并非根本性的论述。

志向不期望于远大，政事因苟且而自我安逸；心意不极尽于真诚，事务因虚浮而鲜有实效。

那么想要救济当今极端的弊端，而转变一代人的风气，也只在朝廷罢了。

臣请进献一个观点说：希望皇上立下必定成为尧舜那样的志向。

志向始于思考，通过学习来辨别，发端虽然细微，但产生的效果却非常巨大。

皇上端坐静思的时候，深入考察，仔细反省，行事与唐尧虞舜相互印证，辨别危微之道，坚守中允之德，了解人才，安定百姓，恩惠民众，必定会有歉疚不自足而惶惶不安的感觉。

由此因为惭愧而产生奋发，因为奋发而产生严厉，必定期望达到尧舜那样的境界而后停止。

这个志向一旦确定，然后选择同心同德的臣子讲求治理之道，切磋身心，从穷究事理、修养自身，以至于治理平定天下，这其中的关键操持在圣心之中绰绰有余，即使推广到四海也毫无不足。

这就是所说的志向确定而天下的治理就成功了。

承受艰巨的任务，正值多事之秋，如果不是困于心、衡于虑，来激发大有作为的气概，又怎能宏大救济艰难呢？

志向急切于有所作为，就会虚心乐于行善。

后世的君主往往以听到自己的过错为耻，臣下于是唯唯诺诺成为风气，吁咈都俞（君臣和谐应对）的景象不可再得。

唐太宗从谏如流，尚且对魏征积怒，克制自己的困难啊。

舜命令禹说：“我有违背道义的地方，你要辅正我，你不要当面顺从。”

舜难道还有违背道义的举动吗？禹又怎么会像那些谗谄面谀的人呢？

只是兢兢业业唯恐有违背，而且唯恐禹当面顺从，实在是因为人心极其危险，修养反省严密所以警惕严厉，而求助于臣工的愿望更加迫切。

于是禹以傲慢告诫，益以怠惰荒废告诫，皋陶以安逸欲望告诫，只有当朝乐于听取直谏，所以在朝廷的人都进献正直的言论。

否则，臣子正来不及闭口不言，又怎肯用不入耳的话触犯雷霆之怒呢？

恭读高宗纯皇帝的谕旨：“你们九卿中，能责备君主的人是谁？陈述善道、杜绝邪恶的事是什么？”

高宗皇帝的心，就是虞帝取人为善的心。

皇上效法祖先，效法尧舜，那么智慧就更加广大了。

理财是当今的急务，节约用度尤其是理财的重要图谋。

近来看到礼部议覆通政使罗惇衍崇尚节俭、禁止奢侈的奏折，刊刻简明礼仪颁布示众遵行，奉旨允准，这确实是端正德行、厚养民生的根本计策。

但臣还有进一步进言的：政事贵在实质而不贵在文饰，百姓顺从喜好而不顺从命令。

用文告的虚辞，挽回奢华的积习，条文虽然设立，谁会听从呢？

希望皇上以身作则，力行节俭，为天下表率，申谕朝廷大臣将一年的度支出入数目，通盘筹划，自宫府内外大小衙门，凡是可裁减的一概裁省，不要拘泥于虚文，不要沿袭旧套，不要避嫌怨，不要畏烦难，务必量入为出，不要因支出而经营收入。

服饰器物，既然已经明示限制，必须令行禁止，有违犯的一定惩罚，使朝野臣民，共同明白恐惧修省，以实质而非文饰的意思。

一人震动恪恭于上，众官实力奉行于下，自然足以挽回风气，移易人心。

从前汉文帝身穿粗布衣服，后宫衣服不拖地，于是海内跟随风气，人民富庶。

我皇上秉承尧舜的资质，体现尧舜的德行，亲身实行节俭，天下有不顺从的吗？

至于人情嗜利，廉耻道义亏损，应该杜绝言利之门，奖赏廉洁清正的士人。

以及学校不修，人才多被废弃，无人之患，甚于无财，尤其应该讲明正学，兴贤育德，以储备栋梁。

这些都是政教的大端，应当及时修举的。

只有圣志果断不疑，那么各项功业就可以依次治理。

臣身虽在外，心无日不在阙廷，极知浅陋，无补高深，但区区爱主之心，不能自已，希望皇上恕其狂愚，俯赐鉴察，天下幸甚。

谨奏。

恭敬地陈述河南省官民情形。

倭仁

奏请陈述河南省官民实在情形，请旨严加厘正整顿，以巩固邦本而消除盗源，仰求圣上明鉴此事。

私下认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粮食是百姓的天。

自古以来没有百姓不安定而能致太平的，也没有粮食不足而百姓能安定的。

想要安定百姓而充足粮食，只在于州县官约束自己、减少索取，爱民如子，想要与民聚财而不施加恶政。

而想要州县官洁己爱民，则必须由督抚正己率属，刻苦认真，去除浮文而举实政。

现在的州县官，廉俸已罚扣无余，而上司的供应，幕友的修金，事剧用繁，耗费不可胜数，其必取之民者，也是势所使然。

只是习气太深，侈费无节，催科益亟，罔顾民艰，为可痛耳。

河南自咸丰三年以后，粤匪继以捻匪，杀戮焚掠，到处已，室庐皆无，藏奚有。

为州县者贼来则仓皇束手，贼去则泄

译百姓生活困苦，积习沿袭，官吏的搜刮永无满足。到了稍微富庶完善的地区，钱粮漕运的额外征收日益增多，各种杂派的勒索更加严重。捐输不止，即使只有几十亩地的农户也被强行摊派；厘金征收不止，即使只有几百千钱的资本也被波及。书吏差役侵吞中饱，劣绅豪强侵蚀利益，名义上是军饷，实际上却是中饱私囊。

对于团练，官员们都不愿意推行，害怕民众聚集起来对抗官府，因此在平时就加以阻抑。等到百姓遭受贼寇侵扰危害时，官府又不能保护民众，百姓于是自行组织团练，官府也无可奈何。其中良莠不齐，如果恃众滋事，罪责全归咎于百姓，对他们诛杀惩罚，却不追究官府的过失。所以官员把百姓当作鱼肉宰割，以上级官员作为护身符，上下互相蒙蔽，侵吞渔利没有止境。哀怨的百姓，如何能承受？那些不变成贼寇的人几乎没有几个了。

臣本是河南驻防人员，亲友从京城来的，亲眼目睹这些事，说起来令人伤心。官民的情况如此，怎能平定寇乱而达到太平呢？

私下认为，朝廷不能全部挑选州县官员，但必须慎重选择督抚等高级官员。嘉庆年间，姚祖同担任河南巡抚，彻底裁减陋规，分毫不取，每次出行都自备干粮，没有任何供应。对于贪婪卑劣的州县官员，参劾毫不宽贷，司道以下的官员都收敛戒惧，民间至今仍然怀念仰慕。现在如果真能选择像姚祖同这样的人担任巡抚，革除贿赂，不索取属员的钱财，那么属员既然没有把柄可以挟持以肆意妄为，大臣守法，小臣自然廉洁。天良尚存，谁甘愿做不肖之人？由此升降奖惩必定恰当，查访监察必定严格，钱粮漕运的额外征收，去除过分严重的部分，杂派的烦苛，彻底清理。有忠于君主、爱护百姓的真心，必定有调和中和的良策。近来听说两江等地，如曾国藩、沈葆桢、李鸿章、李续宜、吴棠等大臣，都能这样做，所以地方军务日渐好转。大概必须这样，才能官民一体，像手指和手臂那样联系紧密，扫除廓清的功业，应当指日可待。

当今国家用度紧张，军饷匮乏，必定要从正税数额完善富庶的地区取用，而臣这样说，并非敢发表迂腐的言论。孔子说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节约用度而爱护人民，役使百姓要顺应农时。孟子告诉齐梁的君主，要施行仁政，要减轻赋税。圣贤难道会发表这些不切实际的言论吗？实在是因为这才是根本的计策，切要的规划，足以拨乱反正。除此之外，修补粉饰、张皇声势，总属于苟且偷安，只顾眼前而忘记长远，追求小利而酿成大害，就像《大学》所说的以利益为利益，灾祸就会一并到来，确实不能不深思熟虑。

然而河南今日官场的痼疾，只说百姓刁诈，不说官员贪婪庸碌；只习惯于害怕百姓对抗官府，而不思考百姓之所以对抗的原因，以及官府导致对抗的缘由，牵连胶固，牢不可破。只在于朝廷讲求根本计策，认真清理剔除，再严厉命令巡抚大臣切实整顿，杜绝徇私庇护的私心，去除因循含混的弊端。州县官员清廉爱民，能够去除杂派、减少额外征收的，破格优厚奖赏；否则立即给予严厉惩罚。高级官员考察州县，朝廷考察高级官员，实心实意，务必挽回积习，不要虚应故事，不要只发公文告示。或许百姓的困苦可以缓解，民心自然稳固，寇乱的根源，也可以由此消除。

上月十五日流星示警，恐怕是百姓不得安宁的征兆。请一并命令各省督抚加倍抚恤流离失所的百姓，以消除灾变，这是最重要的。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妥当，伏请圣上鉴察。谨奏。

译请求修明实政的奏疏

倭仁

奏报上天示警，应当修明实政以消弭灾变，恭敬地呈递奏折，仰求圣上鉴察。本月十七日，恭敬地阅读了圣上谕旨，说今日神武门内敬事房木库不慎发生火灾，应当立刻恐惧修省，敬畏天威等语。钦此。所谓恐惧修省，并非仅仅停留在空谈，贵在落实到实事上。不知圣上的诏令颁布，是姑且说说，用来粉饰一时的耳目呢？还是诚心感发，确实想要亲身践行呢？如果亲身践行，就应当极力崇尚节俭，摒弃奢华靡丽；按时上朝，戒除逸乐安逸；从谏如流，改过不吝，乐于听取忠言正论；召见臣工，广泛咨询采纳，对民情吏治务必详尽知晓。这才是真正的恐惧，这才是真正的修省。如果只是说说而已，恐怕难以感动天心，而灾变的到来也就不容易消弭了。人情在遭遇患难时就会恐惧，恐惧就会生出敬畏之心；处在安乐中就会懈怠，懈怠就会生出放肆之心。所以善始的人很多，能善终的人很少。皇上刚即位之初，皇太后垂帘听政，当时刚经历变乱，兢兢业业，日夜操劳毫不懈怠，天下臣民无不欣然盼望治理。近年以来，精勤的意念比从前稍逊了。因此月食再次出现，冬雪延误时节，今年辛日祈求谷神时，狂风大作，禁城以内屡次发生火灾。这固然是天心仁爱，不嫌殷勤地示警，让人慎始而图终。恳请皇太后、皇上常思时事的艰难，不忘记庚申年的忧患，不把恐惧修省当作诏诫的虚文，而是把恐惧修省作为敬天的实政，或许灾变可以消弭，祥和可以招致了。臣愚昧的意见，激切直陈，恳请圣上鉴察。谨奏。

原灾

管同

上古初年的天如同婴孩，虞、周时期的天如同少壮，从汉朝到现在是衰老，以后就是老迈。怎么知道的呢？通过灾异知道。怎么通过灾异知道呢？通过灾异的多少知道。古代圣人在位，灾异来临，他们的德行更加修明，刑罚更加谨慎，撤去音乐，削减膳食，玉帛牺牲，祈祷相望。儒者的说法是：国家有失道之处，上天就降下灾异来谴责警告。圣人知道灾异不是凭空产生的，想要消弭变乱，所以兢兢业业地深刻自省。然而据我考察，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中山崩的有两次，汉文帝时期同一天山崩的有二十九次；春秋时期大水的有九次，东汉一个月之间郡国大水的有八次；春秋时期日食有三十六次，唐朝三百年中日食超过百次。汉唐的祸乱，难道能比春秋更严重吗？为什么春秋时乱已到了极点而灾异少，而在汉唐时乱未到了极点而灾异多？这是因为古时的天如同婴孩少壮，其气磅礴，其力雄厚，其筋骨坚凝而丰润，声色寒暑的交相伤害，不足以造成重病。汉朝以后天就衰老了，其气微弱而力薄，其筋松弛而骨虚，即使尽力调理辅助还担心承受不住，稍有不慎，就会百病丛生而不可治愈。圣人说：天的病，是因为衰老造成的；天的衰老，是人导致的。世上难道没有老迈期颐却康强而无疾病的人吗？在我们这个时代让天到了这种地步，是谁的过错呢？因此，正值天衰老的时候，更加恐惧修省而不敢失道，哪里敢说是定数，与我无关呢？

中兴策节录

蒋琦龄

第一是去除粉饰。君主所依靠来感通亿万百姓，联成一体的，只有一个“诚”字罢了。《易经》说诚信能感通豚鱼，《尚书》说只有德行能感动上天，至诚能感通神灵。有了诚，天神之远，豚鱼之顽，都可以用一口气感通，何况臣民呢？所以说诚能感动万物，不诚没有能感动万物的。朝廷诏令的宣示，有的读了让人感动，有的看了漠然无动于衷，这只是诚与不诚的区别罢了。圣明的君王在混乱未发生前制定治理，在危险未出现前保卫国家，贤相在祸患未发生前防范，所以在太平时期也有警戒的言辞，在承平时期也有水旱的奏报。不幸而国运正值中衰，灾害并至，就一定会下达哀痛的诏书，追悔过去，深刻自责，期望与天下人重新开始。如果已经混乱却认为未乱，已经危险却认为未危，这是凭借四海的遥远，欺骗百姓的愚昧，那么难道只是百姓愚昧不可欺骗吗？只是让朝廷哀叹颓废，自甘堕落，无意振作，忠贤为之短气，盗贼闻之而生心，其关系实在不浅。从前成汤因罪己而勃兴，楚昭王因善言而复国，唐德宗奉天赦书，痛切引咎，无所忌讳，宣布之日，即使是武夫悍卒，无不思奋臣节，识者知道贼不难平定。我朝嘉庆十八年，林清之变，不过是小丑窃发，而我仁宗睿皇帝，还为此下诏引咎罪己，中外无不感悦，于是平定了祸乱，重新达到太平，垂范五十年。诚能感动万物，昭昭如此。感慨自某某等人当时当权，政事无论巨细都托于机密，往往秘而不宣，一方面是为了钳制言官的口，施行其壅蔽的奸计；另一方面是不学无术，认为一切兵戈盗贼不祥之事，都对政体有妨碍，足以让诏令减色，万不得已而宣示，也一定要改变文法，用美名粉饰，相沿日久，视为当然。庚申之变，寇贼在国门，还务求秘密，廷臣偶尔有议论，就必定诘问其消息来自何处，

译从什么人开始，导致满朝大臣都闭口不言，逐渐发展到皇帝出逃。既然已经侥幸到达边塞，却连一纸明确的诏书都没有，来告知天下人。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隐瞒呢？只是让传闻众说纷纭，远近的人都感到震惊。不久之后，京畿以南和山东的奸民，纷纷揭竿而起；安徽、河南的捻军，更加肆意长驱直入。这难道不是粉饰太平造成的危害严重吗？唐朝大臣陆贽曾说：“用言语打动别人，所感化的程度已经很浅了；如果言语又不切中要害，谁会愿意归附呢？”臣恳请朝廷从今天起，鉴于过去的教训，与天下的臣民以诚相待。谈到祸乱，不妨流着眼泪陈述言辞。美好的德音既然已经宣布，就不应该再掺杂忌讳。所有关于秋季狩猎、与敌和谈、恭顺投降等名义，都应该删除。用人行政，明确下达谕旨；批复奏章，全部令其公开抄录。除了涉及军事机密、不宜预先泄露的情况外，即使是郡县失守、军队失机，朝廷虽然不宣布，民间难道没有见闻吗？与其让传言夸大其词，不如公开宣告以振奋士气。并且让外朝官员共同看见、听见，那么心怀忠义的人士，对于朝廷的得失，都能够补阙拾遗，随时议论补救。所谓通过自责来收拢人心，通过改过顺应天道，杜绝权奸蒙蔽的私心，激发四海的忠义之气，都在于此。臣所请求的去除粉饰，就是这个意思。

译第一条是任用贤能。自古以来太后临朝听政，德行声望盛大，毫无遗留非议的，只有宋朝的宣仁高后罢了。然而宣仁高后不过是承接神宗变法之后，起来修复旧制以缓解百姓困苦，在太平盛世，原本就容易见到功效。何况我们两宫皇太后，消除身边的祸患，大力救济艰难，这确实是自古以来未曾有的，她的贤德远远超过宣仁高后。考察宣仁高后的政治，首要在于任用贤能，所谓“元佑年间开启皇极，功绩归于任用老成”，像司马光、吕公著等贤臣，不仅起用，还都赋予他们执政大权。即使文彦博年纪将近九十，仍然每五天去一次都堂，商议军国重大事务。其余如苏轼、刘挚、滕元发、鲜于侁等人，分别担任侍从、台谏、京尹、监司等职，各自发挥其才能。这就是他们能够成就扭转乾坤功业，获得女中尧舜称颂的原因。如今先朝的老臣，依次都受到召用，实际上与宣仁高后的做法前后一致。朝廷重视老成持重之人，难道仅仅是珍视鼎彝等礼器，要求他们坐镇而已吗？必定要依靠他们来康济时艰。比如现在祁寯藻、翁心存的忠诚纯正，适宜参与重大政务，协助处理机密事务。如果仅仅拥有内阁的虚名，固守一部的旧例案卷，他们所起的益处也就太少了。倭仁、李棠阶适宜担任师儒，王庆云适宜掌管财政，王茂荫适宜统领台谏，各自发挥长处，这样才能各自收到成效。那些尚未起用的，如前任副都御史张芾的忠直，前任总督吴振棫的干练通达，张亮基的干练有为，前任布政使马秀儒的纯正笃实，庄受祺的精明敏锐。小臣中我所知道的，如前任科道官宗稷辰、蒋达、尹耕云、陆秉枢的刚直敢言，前任编修何绍基的品行端正、学问高深，前任编修郭嵩焘、主事王柏心的留心经济实务，编修袁保恒的娴熟武略，前任道员张百揆，陕西知县田福谦，现任四川知县孙濂的显著循吏名声，都是一时的优秀人选，足以备任使唤。知道人才却不任用，与不知道一样；任用却不充分发挥其才能，与不任用一样。所以了解人才必须兼善任用。又俗话说：“耕种应当问奴仆，织布应当问婢女。”《易经》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朝廷如果想要招揽贤能俊才，不如就让今天所谓贤能的人，让他们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才。他们既然怀着以人事君的忠诚，自然不会有遮蔽贤才的不祥顾虑。如果像现在所谓的明保，不论什么人，只要官职二品以上，就责成他们推荐士人，他们仍然难免流俗的眼光，怎么能就有识别人才的见识呢？那些狡猾的人采取一两个虚名来装饰视听，而将私人党羽的名字混入其中。督抚倚仗权势，凭爱憎取人，甚至情面贿赂，都难以避免。所保举的人不符合众望的尤其多。而朝廷不加考察，一概令送吏部，想要在引见召对的片刻之间，判断他们的贤与不贤，这必定不能做到。无法处置，就仍然一概令记名，随即被提拔任用。这就像在暗室中摸索物品，难怪鱼目混珠，香草臭草不分。想要收到得人的效果，不也很难吗？治理政事在于人，用人更是行政的根本，能不慎重吗？臣所请求任用贤能的就是这些。

第二条是整顿吏治。盗贼兴起，是由于吏治败坏；吏治败坏，是由于选拔进用泛滥。用人应当使用正途出身，而目前妨害正途的有两点：一是捐纳，二是军功。捐纳出身妨害正途、危害吏治，人人都能说，朝廷也知道。知道却苦于捐例不能停止，就不得已而听任它。既然已经听任，就不再过问吏治了。然而朝廷仍然念念不忘吏治，言官也忧心忡忡地谈论吏治，那么臣请求切指其弊端，希望朝廷能挽回万一。捐例不能停止，这是出于不得已。如果使捐纳出身加在正途之上，势必会排挤正途而全部赶走他们，势必会迫使正途也效仿捐纳出身的做法，使得天下的士人不都出自捐纳出身不止，使得天下的人心风俗不都变为捐纳风气不止，这也叫不得已吗？还谈什么吏治呢？以前的捐纳出身，不过是在正途之外，另外增添一条途径，不久就并驾齐驱了，不久就超出正途之上了。如今正途寥寥无几，有日益减少直至消失的趋势。这其中的原因，部臣和疆吏分担其罪责，而督抚尤其严重。各省风气大致相同，而直隶、河南尤其严重。近日吏部的选官之法，正途人员，几乎没有到班任职的日子。这是部臣想要鼓舞捐纳生员，只知财政支出，不知吏治。这还算是被经费所迫而这样。如果督抚厌恶正途，任用捐纳，就不完全是为了鼓舞捐纳生员了。南方苦于兵祸，军功出身的人员居多；北方安靖，捐纳出身的势力尤其严重。臣在庚申年秋天，路过保定，看到那里的即用人员，不但终身没有补缺的希望，几乎终身没有委署的期限，困苦穷饿，无法形容。甚至有后悔不应会试中式的，这实在骇人听闻，是从来未曾有过的。督抚既然不是为了鼓舞捐纳生员着想，为什么好恶违背常理如此严重？臣深思体察而得知其缘故了。正途出身固然多有败类，捐纳出身难道都是贤良吗？无奈正途出身的人员来自田间，多由寒门出身，他们的见识迂腐浅陋，举止生疏，面目可憎，语言无味，他们作奸犯科，往往逼迫督抚不得不知晓，困扰督抚不得不办理，如果一味宽容，必定导致破裂，破裂再三。

译必定会招致厌恶的，是形势使然。如果捐纳出身的人确实来自富裕家庭、田间地头的，百中不过一二，其余都是官员子弟、亲戚朋友、衙门胥吏，依附权贵，长期居住在官府之中。这哪里是贫寒士子、迂腐书生所能比拟的呢？他们对于官场应酬的礼仪节度、趋承应对、文书簿籍的期限会议、舞文弄法的技巧，耳濡目染，自幼习得，养成了谄媚奸猾的才能，再加上声势党援的强盛，刚登上仕途，老吏也比不上他们。他们尚未作恶时，上级官员见他们办事干练，本来以为是有才能；他们既已作恶，又能掩盖又能收敛，上级官员嘴上虽然不说，心里或许更认为他们有才能，喜爱看重不停，必定会倚重信任；倚重信任不停，必定会保荐他们，这也是形势使然。于是借鼓舞捐输之名，极力压制正途出身的人，又或许借一视同仁、唯贤是任之名，究其所谓的贤能，也都是捐纳出身的人。习尚如此，遂成风气。正途出身的人因饥寒所迫，开始效仿，起初愤恨疾恶，后来却羡慕并学习他们。同样是作恶，督抚乐于无事，就以不暴露为幸；朝廷百姓，共同受害，就以容易暴露为幸。至于羡慕并学习他们，那么不该行的也行得通，容易暴露的也不暴露了。古人说贝〇庄吏犯法，法律还在；奸吏舞文，法律就灭亡了。吏治到了这种地步，人心风俗到了这种地步，危险不危险呢？又开设科举取士，每次录取千人，补缺授官，一年中不过一二，求才几乎成了空话，应试将至无人，有不堪为之流泪长叹的吗？然而因此等弊端，降旨明诘，部臣无法自解，督抚必定不肯承认空言，告诫终于无益。为今之计，捐例既然不能停止，只有迅速命令廷臣集议，酌情修改选补现例，明确制定各省委署章程，捐纳与正途，分为两途，选补委署，各不相涉。正途之人不妥，仍用正途；捐班不能侵占，更宜略分先后，稍示重轻。督抚有意故意违抗，部臣科道纠察立即弹劾。这样或许可以挽回万一吧。如果军功妨碍正途，人们也知道；军功妨碍吏治，人们或许不知道。三代以下，文武异途，兵民分治，既分之后，势难复合。宋太祖承五代之弊，以士人为县令，论者谓其开三百年太平之治。材官武将，原本不足以担当亲民之任。民间凋弊，赀郎取偿之余，又加上武健侥幸进身的官吏，以杀贼之计杀民，民何以堪？且人才难得，才而兼文武者尤难。如诸葛亮尚短于将略，光武功臣，多不任以吏事。今军营保荐，类曰文武兼资，若皆才过蜀相，品轶云台，何乃多才，而贼未平，将毋标榜，亦过其实。又或无考语，但遇立功不授以都守参游，而保以牧令道府。道府再保，便至两司。两司再保，便至巡抚。不数月间已去横戈跃马之场，而总察吏安民之任纵其才能出众，亦恐素所未娴。或谓军营保举但视原来资历，彼既起家文职，不能再保武弁，又用人之际，诸多牵就，〇以所欲，始得其力。臣皆以为大不然也。近日从军的士人，往往预先捐纳文职末员，以为保荐地步。窥其用意之深，早已垂涎高官厚禄。夫用武而以就文为愿，得官而以多财为荣，迨其得志，不问可知。朝廷文武并重，各用所长，有功而以重阃，甚或锡爵，岂犹不足为荣。文武所以养民作吏，而任其残贼斯民，以徇军营牵之举，此为得不偿失。失以杀贼立功而令牧民，是所用短以叙功授职，而令害民，不如无赏。臣请从今着令，不问原来资历文武，但问所立何功。除襄〇运筹，仍授文官。其余即缙绅生员，既以杀贼为能，便授带兵之职。不徒用其所长，抑且酬其壮志。庶几文武各当，兵民相安。盖军功人员之妨碍吏治，事方始而害未彰，朝廷知而预防，较捐纳亦易为力，诚不可不加之意也。臣之所请整饬吏治者此也。

译第一条是开通言路。如今已经颁布明诏，征求直言。朝廷内外的臣民，都欢欣鼓舞，不停地颂扬圣明的治理。我仍然恳切地以开通言路为由提出请求，为什么呢？因为人情喜好虚名而厌恶实质，有始无终。明朝遇到灾荒，也常常征求言论，等到言论过于直率，心里又感到不悦。碍于征求言论的名义，不能因言论定罪于人，就默默记在心里，慢慢等待其后的机会窥探其过失，最终贬谪驱逐那个人才罢休。这就是所谓喜好虚名而厌恶实质。唐代的太宗、明皇，虚心接受劝谏，而贞观、开元的治世，后来不如从前，最终导致征讨高丽的碑文被推倒，形成仗马之喻。这就是所谓有始无终。我们朝圣圣相承，即位之初，惯例颁布征求言论的诏书，难道是沿袭旧例，粉饰虚文吗？难道初年征求言论，以后就可以不征求了吗？实在是因为听取言论、接受劝谏是招致德行的首要之事，任何时候都应当如此。然而特别担心时间久了或许就不是这样了。所以每当即位，视为首要事务，提醒警觉，申明旧章的意义。可是言路仍有不通的时候，为什么呢？世道的治乱，看言路的通塞，又看宰相的贤与不贤。宰相贤能，自然能够开导扶持，只怕言官不说话，只怕言论或许不详尽。虽然意见的偏颇，贤能的人也不能避免，韩琦对于司马光，司马光对于苏轼就是这样。至于比这更差的呢？政府与言官大多水火不容。权臣想要施展他们的伎俩，就必定先要钳制言官的口。大的诛杀，小的放逐，使他们有所畏惧而不敢说话。他们的伎俩大致相同，史册所载，如出一辙。唯独我们朝圣明在上，权力不下移，在这里想要施展他们蒙蔽的奸计，也不容易。道光、咸丰末年，我都在京城，在局外默默观察，心里多次思量，私下感叹他们用心之巧妙，操术之精工，是从来所未有，史册所未记载的。请为我皇上全部陈述：一是隐密，二是触忌，三是摘疵，四是示意，五是反求。运用这五种手段，蒙蔽的奸计就成功了，台谏的口就闭上了。隐密章奏，常常不公开发布，谕旨也很少明确下达。朝廷的举动虽然在朝中，也只能从传闻疑似之间得知。既然不敢以风闻作为无根据的谈论，更恐怕因泄露而被追究责罚。人臣献身，原本不惜冒死以希望有所裨益。幸而折断栏杆、拖曳裙带，最终导致感悟，这身虽然陷入不测，此心实在足以自我安慰。如果先坐以私罪且兴起大狱，连累朋友，牵涉无辜，那么言论必定不被采用，已经可以知道了。谁不灰心丧气，闭口吞声？这就是庚申之变事前没有一批鳞之奏、挽救之言的原因，并非全是延臣无良，实在是某某制约的罪过不容诛杀。什么是触忌？朝廷用人行政，岂能只有得没有失？在殿陛上争辩可否，失掉了，而不致最终失掉，这是古今设立谏官的意义。现在用一个人、行一项政令，言官进言，朝廷听从，就认为威福不掌握在上，权柄将要下移了。小事适宜进言，那么大事更适宜进言可以知道。小臣不适宜进言，那么大更不适宜进言可以知道。于是进用大臣、施行大政，反而认为台谏疏远，小臣不适宜进言，朝廷自有权衡，那么台谏适宜进言的是什么？难怪不肖之徒列举细故，贤能的人也托辞空谈。纳谏是美名，朝廷所非常愿意的；侵权是大恶，人主所深深忌讳的。不是宰相的罪过又是谁的罪过呢？什么是摘疵？征求言论既然急切，那么进言的人必定多。进言的人多，那么岂能尽善。甚至假公济私，修饰言辞以希求进用，末世的弊端，无所不有。这是在朝廷广泛采集而精心选择。陆贽的话说：天不因为地有恶木而废弃发生，天子不因为世有小人而废弃听纳。于是奸臣就摘取他们言论中不当的地方，以产生朝廷的厌恶；摘取他们言论中有弊端的地方，以激怒朝廷。既厌恶又愤怒，于是进而构陷他们，认为这些人都不值得采纳，徒然扰乱人意。殊不知舜取善，在于考察浅近之言而执两用中，那么所考察的不必全部采用，而所进言的则无不考察。征求言论却因烫嘴而吹气，因噎废食，这又是宰相钳制言官的手段。什么是示意？自古设官，大多重视内朝而轻视外朝。近来因为京职清贵，借外用来作为鼓舞的方法。于是权臣就以此来对待言官。认为明确施行黜罚，那么朝廷有拒谏的名声，进言的人就沽名钓誉。不如稍微示意，缄默的人全部获得外用，多言的人还原衙门。天下中等才能的人多而豪杰少，庸俗贪利又甚于好名。他们看到朝廷爱憎如此，谁不仰承风旨，以便自身图谋？道府是方面之员，科道也是清要之选。贤能的人岂慕高官厚禄，为何不能久于其职？不知道那人果真贤能，既然知道自身不被任用，言论不被听从，征色发声之余，必定不肯恋栈以增加厌恶。他们不能不奉身以退，相率以去的，是形势所迫。道光末年，直言稀少，阿谀成习，不是这个原因吗？什么是反求？言行相顾，儒者以此砥砺自身修养。听言用人，朝廷原本为两件事。人各有能有不能，放置宰我、子贡言语之长，而考核以文学政事，必定推辞不敏。

译张良是出谋划策的臣子，如果让他离开军帐去承担治理国家、统领军队的重任，也是做不到的。那么说宰我、端木不如冉有、季路等贤人，张良空谈不如萧何、韩信，可以吗？再加上权奸掣肘，必定不会成功。狄山抵御匈奴，周处讨伐齐万年，最终都导致失败，难道是因为没有才能吗？至于父子兄弟，功过尚且不相牵涉，朝廷听取言论又与这有什么关系呢？某某事，成皇帝深知圣人崇尚实学，特别重视实践，所以每当臣子进言时，就要求他们做到言行一致。一旦没有成效，不公开加以排斥攻击，而是暗中表示讥讽。圣上既然因为他们的言行不符而厌恶轻视他们，这些人自己也感到惭愧，同朝官员于是神色紧张地互相告诫。甚至御史中颇有声望的人，追求自身无可指责，却因弟弟获罪而认为其家道尚不整齐，因此他们的论奏大多不被采纳。哪里知道朝廷不因言论而用人，也不因人而废弃言论。贤人君子的议论，或许有不可采用的时候；奸邪小人的建议，也有很多不可废弃的地方。现在却因为言论来责备人，接着就因人而废弃言论，依托正当的议论来推销阴谋，这种某某的奸诈比某某等人更难以识别，最终堵塞了忠谏的道路，造成了议和的失误，酿成了民变的祸患，成为导致动乱的首恶，就是这样的原因。凡是臣所说的，固然针对已发生的事，但引用往事可以警戒将来，而且恐怕余下的习气也没有完全清除。圣明的君主如果能预先洞察各种奸邪，那么所谓好名恶实、有始无终的弊端，都不待告诫就会自行消除。臣所说的开言论之路，就是这个意思。

译应诏陈言疏

福建巡抚王凯泰

我恭敬地阅读邸报。本年正月二十六日，奉到皇上谕旨，说在朝的王公大臣以及各省封疆大吏，务必共同秉持公忠之心等语。钦此。由此仰见皇上亲政之初，孜孜不倦追求治国的深切用意。臣愧居疆吏之职，未能报答丝毫恩德，常怀进思退思的诚恳之心，惭愧没有好的谋略可以进献。然而不敢因自己平庸愚钝、仅有一得之见，就安于缄默不言。谨就我所见所及，挑选时务中需要变通的事项，分列六条，为皇上详细陈述。

一、停止捐纳以整肃吏治。《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凭借资财担任郎官，《汉书·食货志》记载允许百姓缴纳粮食补任官吏，捐纳的制度由来已久。然而必定是家中有余财，然后才能输纳贡献，这固然可以抒发报效国家的私心，又可以作为进身的途径，其中并非没有人才。但是自从捐纳章程折减以来，持银百余两，就能担任佐杂官了；持银千余两，就能担任正印官了。即使是道员、知府例银高达数万两，如今也折算至三四千两了。家世并非素来富贵，人们却争相急进，有的向亲友凑集，有的向商贾借贷，以资本求取利益，其中的弊端岂能尽数说清！流品混杂，捐纳尤为严重。近日阅读邸报，给事中卢士杰奏报河南商城县家丁李天锡捐纳冒考的案件，这是已经发觉的事，其他未经败露的，尚不可知。在当今想要澄清整顿官场，应当以停止捐纳为急务。有人会说云南、甘肃的军事尚未平定，户部的财政尚未充裕，停止捐纳则经费从何而来。臣愚以为，法令久行则需变革，变革则能通达，变通的方法，确实不容迟缓。查同治八年，户部议复前江苏巡抚丁日昌条陈的一折中写道：“京内外捐输款项，如果能在税厘较旺的各省筹款弥补，就应当将中外捐输一律停止。京铜局捐项从中酌情确定，每年以一百五十万两为标准”等语。近年捐输已成强弩之末，恐怕还不足一百五十万两之数。倘若在厘金较旺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九省，每年酌情提取数万两，再于海关洋税项下，每关平均提取数万两，用来弥补铜局捐款，或许可以相抵。至于外省筹捐各局，收入虽然难以详尽知晓，但福建现办甘肃、贵州、安徽捐务，自同治十年开办，至今收银不过数万两，其他省份不能旺捐，可以类推。以涓滴之微利，而损害吏治之大体，所得实在不抵所失。可否请旨饬令下部臣核议施行，使经费有可抵补之处，而吏治有望澄清。

二、裁汰冗员以清理仕途。近年捐纳、军功两条途径，入仕者众多。听说各部院衙门额外司员，少的有数十人，多的有数百人。衙门以内，司署为之拥挤；内城以外，租宅为之昂贵。实际上补缺无期，徒然耗费旅费食粮。如果不设法变通，京官日益困苦劳累。至于各省候补人员，更比京中多几倍。向来道员候补最少，近来各省有的多达数十员。知府、直隶厅、知州、知县，以数百计；佐杂官则以千计。每逢衙参之日，官厅几乎容纳不下。各省现办捐务、厘务，尚需人委派任用；转眼之间，云南、甘肃肃清，各局裁撤，仅有例派差使，以人数计算，十分之二三，已足够差委。像这样盈千累百的人员，徒然显得冗杂。臣愚以为变通的方法，此时应当急切施行。查条例记载，各省试用佐贰杂职，已满一年的，视各项缺数多寡，酌情保留十分之二，补过一员，咨取一员，仍够十分之二的数额。又大挑一等人员，掣定省分之后，其名次在后的，暂令回籍，俟大挑班次补用一员，该省咨取一员等语。似乎可以仿照办理。相应请旨，敕下部臣核议，将京内外捐纳、军功各班试用候补人员，视其数之多寡，酌情保留二三成，其余饬令回籍，听候咨取，这样仕途就没有人满为患的忧虑了。

三、限制保举以慎重名器。军兴以来，保举案件层层叠叠。开捐之后，花样纷繁。于是军营的保举，借着花样争先恐后；各项保举，又袭用军营名目纷至沓来。名器的泛滥，至今已极。花翎是用来酬谢大功的，如今则不尽是军功，都保举翎枝了。二三品是崇高的官阶，如今则寻常劳绩，也以二三品顶戴加衔，邀请恩赏了。封典请至一品，递保何止两层。主事不能保举道员，等补任员外郎、郎中后，以道员任用，与保举道员有何不同？官员不得越级保举，然而知府等补任道员后，加布政使衔，与越级保举有何不同？其余如京官应升之缺升用，外官遇缺尽先补用，其中取巧的捷径很多。虽然经过部议限制章程，仍有未免过滥者。臣愚以为仍应变通办理，可否请旨饬下部臣，核议简明条款，通行中外。嗣后保举文员，只准保举以应升之阶，加以应升之衔，其余班次花样，一概删除。至于一品封典，二三品顶戴、加衔，不得擅请，这样名器更加昭示慎重了。

四、恢复俸禄廉银以勉励官员

译常。我朝定制，京官支给双俸，外官优给养廉。自咸丰年间，军用浩烦，内外官俸，搭用钞票，养廉分别发放。嗣后钞票停止，京外俸廉，复分别成数支给。朝廷于筹维经费之中，仍寓体恤臣工之意。惟京官困苦、州县疲累的情形，早荷圣明洞鉴。今日欲砥砺廉隅，整饬吏治，似乎恢复廉俸原额，是其中一端。京官俸银、养廉银由部库动支，不能详悉。至各省文职养廉，系支钱粮耗羡。查同治八年，户部议覆前江苏抚臣丁日昌条陈的一折，内称：廉俸恢复原额，必须各省钱粮耗羡征收足额，始可抵放。应令各督抚就各省每年收支数目，详细酌核，将征数能否加增、放款能否加成，据实奏覆等语。现在各省是否已覆奏，尚未接准部咨。查闽省文职额定养廉十五万余两，内扣缺养廉一万数千两，每年应支银十三四万两。核计现年征收数目，本省公费支抵尚属有盈余。除督抚、藩臬养廉较厚，毋庸议外，其道、府以下各员，似可照额全支。相应请旨敕下部臣查核，将中外俸廉改复旧额，抑或加成支放，俾办公力裕，而官常益饬矣。

译第一条，增加科举录取名额以激励士人风气。追溯自战事兴起以来，各项费用都依靠捐输来接济，因此为了鼓励人心，有扩大乡试和学额录取名额的制度。然而皇恩浩荡没有边际，而人才却有优劣不同。我私下认为，一省范围很大，人才众多，三年一次考试，录取名额尚不至于滥竽充数。至于一个州或一个县，文风本来就不齐整，三年两次考试，学政按照名额录取，敷衍充数，是势所必然的。秀才本是众多士人出身的开始，却让文理浅陋的人混迹其中，人才固然不足观，人品尤其不可问。往往侥幸获得生员资格后，包揽诉讼，在乡间专横跋扈，流弊不堪列举。况且以近日士风来说，聪明有用的人才，有的投笔从戎，早获推荐；有的凭借资财谋求进身，也博得功名。那些隐居乡间的，反而多是迂腐之人。所以今日的秀才，录取越多，今日的文风实际却越来越低下。臣愚昧地认为，如果学额不变通，士风从哪里振作？可否请旨命令兵部核议，此后外省捐输各案，只允许按规定增加乡试录取名额，无需增加学额，以示限制。并请命令各省学政酌情核查各所属地区的文风，将因捐输而增加的名额，某地可以足额录取，某地不能按额录取，分别列出清单，奏明朝廷立案。那些不足的名额，等到日后文风向上，再行奏请按额录取。这样士子才知道勉励自己了。

第二条，建立练营以整顿武备。太平天国和捻军作乱以来，剿灭大寇、肃清地方，得力的是湘军和淮军的勇丁。国家每年耗费千万两国库银两，来供养绿营士兵，却从未得到士兵的力量，收到士兵的成效。其原因在哪里？营兵生长在本籍，各有家庭，月饷仅够养活一人，不足以赡养全家。势必另学手艺，兼营小贩。他们的精力既已分散，人员自然不能常聚。每逢操演之时，不过是奉行故事，校阅刚结束，队伍随即解散。如果有征调，往往经过几十天甚至几个月，才能启程。整理行装固然困难，安顿家室尤其不易。况且暂时抽调组成营队，不仅士兵与将领不熟习，即使士兵与士兵也不相识。人各一心，突然应对敌人，能掌握必胜的权柄吗？至于勇丁则不然。招募自外籍，孤身一人，厚给饷银而不需另谋生计，聚集在营中而相亲熟习。早晨听到命令，晚上就拔队出发；敌人当前，士兵都振奋。难道不是同样的人吗？为什么士兵无用，勇丁有用？得失优劣之间，显而易见。臣愚昧地认为，变通的方法，就有化兵为勇这一法。往年江宁收复以后，臣上书原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详细陈述江宁绿营的制度，应稍加变通，用现存得胜的勇丁改充额兵，设营分部，可以洗刷绿营旧习。曾国藩来不及议行，随即调任直隶，就设立练军，也采用了臣的说法，却又增加了练军的费用。陕甘总督左宗棠，以前在闽浙任内，奏准减兵加饷，就饷练兵，确实是救时的良策。然而饷银已经增加，士兵已经训练，却仍然不敢说有把握。这没有别的原因，在于籍贯在地的士兵，终究不如在营的勇丁。可否请旨命令各省督抚，用加饷的方法，将所增加的饷银加在战兵身上，计算得到多少战兵，就设立多少练营，仍按湘楚营制，五百人为一营，以把总、千总为哨官，以参将、游击为营官，由提督、总兵统领。选择要害地方分布，随时互相调动，使士兵都离开原籍，不至于散处市井。训练一营士兵，就抵得上一营勇丁，饷银不另增加，士兵有实用。这样或许能化兵为勇，而武备可以依赖了。以上各条，是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得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请及时防弊疏

御史王书瑞

我私下认为，东南各省，肃清后已超过三年，元气尚未恢复，兴办利事较难，规模刚刚确定，防止弊端尤其紧急。有目前未见其弊，因循下去则弊端已滋生；有目前渐见为弊，勤求治理则弊端自绝。事情原本平易，不在于矜持，治理贵在因时制宜，亟宜选择要点。谨就臣管窥所及，列举各条，为我皇太后、皇上敬陈之。

第一条，保甲应及时举行。保甲之法，查究奸邪，遏制乱萌。从前地方官如果能实力奉行，太平天国和捻军何由兴起？而从前地方官实行颇感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户口多，则稽查未能周全；公事多，则办理又苦于烦冗。如果不是精明强干的官员，固然是才力有所不及。自战乱以后，各府州县，大的地区人数比从前减少五六成，小的地区人数比从前减少三四成。人少则耳目能周全，稽查较易。况且人数既少，一切公事，也因此而减少。如果不是生性安逸，尽可从容处理。此时如果能认真妥办，即使将来人口逐渐增多，公事较多，一切已有定章，自然不至于掣肘。从此可以有举无废，这是绥靖地方，可为久远之计的。

第二条，奸邪应及时严防。现在军务未竣，而从前跟随逆贼的人，都蒙朝廷宽大之恩，准予自新，不再追究。然而这些跟随逆贼的人，固然有本非甘心，迫于不得已的

译至于那些本性原本就不驯良的人，跟随贼寇之后又耳濡目染，视人命为无足轻重。往往在局势肃清之后，经过高级官员查访得知，或民间控告，竟然因为捐钱充公，就对他们予以宽免。他们反而认为皇上的特殊恩宠可以侥幸求得，银钱可以赎罪，因而坚持作恶不知悔改，最终没有回心向善。况且他们跟随贼寇多年，各自都有党羽，彼此通气，尤其多有不可测度的危险。纵然可以宽恕他们过去的罪行，难道可以不防备他们将来的祸患吗？地方官员必须留心防范，切实稽查。对于从前跟随贼寇的人，曾经查访属实，以及有控告案底、罚钱充公的，倘若再次不安分守己，或者借端生事，或者形迹可疑，立即从严查办，毫不宽容。这样就在宽大之中，仍寓含严密的意思；在解散之后，仍防备煽动聚集的隐患。这确实是当前的紧要任务。

译一、淫祀应当及时禁止断绝。民间迎神赛会，妇女入庙烧香，本为律例所禁。由于太平日子久了，百姓有了积蓄，风俗崇尚奢靡淫乱，往往敛钱聚众，创建庙宇，美其名曰义举；结社烧香，美其名曰善会。这种风气一旦打开，竟有不僧不道之人，入庙讲经说法，煽惑愚民，传习邪教。地方保甲及衙门差役，借此可以收受钱财。地方官漠不关心，任其自然而不加禁止。偶尔有一两位地方官想要整顿，但庙宇的设置，沿袭已久；风俗的败坏，比比皆是。一旦想要扫除净尽，几乎令人震惊骇异，深恐激起民变，不得不隐忍姑息宽容。自从战乱之后，各城乡市镇，庙宇佛像，都遭受焚毁。趁此机会申明律例禁令，除社庙春秋两季报赛外，一概不准另建庙宇，塑设佛像，庶几根株永远断绝，无从借端生事。这也是当前急务，关乎人心风俗的。

二、城墙应当及时修整。城墙的设置，原本是为了保卫百姓。自从太平日子久了，地方官往往视为平常，任其坍塌而不顾。等到军务紧急，竭力筹谋防堵，勉力兴工修筑，幸好得以坚固。等到局势肃清后，又恢复太平景象，不再加以保护。实在担心日久因循，又多倒塌。将来即便商议修筑，必定因为工费浩大，难以筹措。试想从前变故突起，仓促筹划，困难重重。正当趁此基础未坏之时，在松懈处加固使其坚实，在缺损处修补使其严密，庶几工省费少，捍卫有所凭借，民心自然稳固。这也是地方的要务。

三、书吏差役应当及时裁汰。地方官衙门的书吏差役，原有定额。书吏中有经承，有贴写；差役中有班头，有散役，各有一定数目，这是可以计算清楚的。而在他们身后办事，为他们出谋划策、奔走效劳的人，卯簿上并无其名，这是无法计算清楚的。如果不是在公事中营私舞弊，借端讹诈勒索，何以存活？地方官岂能以一人的耳目，随时随事亲自察知？现在地方刚刚肃清，民事较少，银两漕粮正供，又经过减额征收。除身后办事违反律例禁令者，仍行严禁外，在各房中额设较多的书吏，也完全可以酌情裁汰。并且词讼签发差役后，不得再有添差、改差的名目。至于征收银两漕粮，所有粮书、漕总、收记书吏及巡查等差役，都应酌情减少，不得再沿袭旧习。这是应当戒除从前骚扰之弊，而目前所宜急除的。

四、厘捐应当及时整顿。自从战事兴起多年，无从筹款，不得已借助民力。封疆大吏，岂有不仰体圣意者？必定说厘捐无一不是弊端，那是错误的。然而竟说厘捐毫无弊端，那也不可以。各省厘捐，在省局总办的，大抵都是司道大员，固然应当随时慎重，杜绝弊端，风气清明。由省城到各府、各州县、各乡镇、各厘卡，各有委员。虽然经过各大吏择人任用，但其中已难保没有好大喜功之人，渔利之习。自委员而下，各局各卡各有司事；自司事而下，各局卡各有书差。说其中都是安分守己、实心办事之人，尤其不敢相信。厘捐的弊端，最忌偷漏。在通津大路设卡抽收之外，各处支港汊河，设卡几乎遍布。说这样然后可以收取利益，不知这样反而恰好滋生弊端。所谓利弊，应当通盘大局计算得失，不是仅执一隅来杜绝其趋避。偷漏的原因，一半由于司事书差的贪婪，往往在正税之外，多方需索，则情有不甘；又出于委员的怠惰，遇有商船到卡，不肯亲自查看，任听司事书差的留难而不顾，竟有从早到晚不能放行的，则势又苦其不便。情既不甘，势又不便，安得不思偷漏呢？那么禁止偷漏，应当先禁止司事书差的需索，委员的怠惰，这是为了清除源头。不清除源头，只遏制水流，凡偏僻处所，都设卡来伺察。一卡有委员，有司事，有书差，则各有经费。而偏僻处所，一日所抽之捐，不足以供一卡一日之用，则仍从通津大路所设之卡支取接济。即使毫无偷漏，而以目前添出的经费，较从前漏收的商税，恐怕也不甚悬殊了。况且弊端有法律所能防范的，有法律所不能防范的。商船往来日久，与各卡司事书差，渐渐熟识，竟有彼此勾结，以多报少。至于偏僻处所，耳目所不及，竟可以得贿放行。合数十船之货，逐一抽之，正额本属无几。倘若有一二船之货，私自走漏，所得更不足以补偿所失。至于厘捐章程，有漏税者，查出后或罚十倍十余倍，所罚之款，除提出充公外，悉赏给查出漏税之人。于是皆以此为利。遇有商船丛集，河道壅塞之时，来舟船丁不能径直至卡前，先于市梢港口停泊，听候查验。而巡查书差，捕风捉影，假公济私，辄指为漏税，以冀罚款。

译这可以用来中饱私囊。多设一个关卡、多花一笔费用，尚可忍受；多设一个关卡、多花一笔费用，并且多生一种弊端，则不可忍受。罚款十倍、十几倍，全部充公，尚且可以实行；罚款十倍、十几倍，名义上充公，实际上却中饱私囊，则不可实行。

如今的对策，应在各府、州、县地方，体察实际情况。凡是偏僻地方，可以裁撤的关卡，一律命令就近合并，以节省经费并杜绝私弊。并责令各关卡委员，在货船到达关卡时，亲自稽查，不准稍有勒索刁难。如果有勾结私放，以及意图中饱私囊、指称漏税的行为，从严惩办。至于罚款，务必公平合理、酌情减免，一律归公，不准另外赏给，以杜绝营私舞弊。

再说厘捐这一项，征收时既然毫无弊端，使用时怎能漫无节制？钱粮正税，都有定额，而挪移侵吞，尚且存在流弊；征收厘金本无定数，应命令各关卡人员，将每月收税多少、经费多少，逐项申报给管辖的厘局。并将各关卡的出入账目，按月申报给省局。对于收支各项，可否命令户部，明确限定期限，造册汇报。如果有账目不清，收支各项前后相差悬殊的，发文驳查；以及超过期限不申报的，应如何议处。这样才不会导致漫无稽查考核，对于捐税事务更加彰显慎重了。

以上各条，有的深切警戒从前的错误，亟需振作；有的恐怕遗留将来的祸患，急需防范维持。既然平易可行，贵在及时自我勉励。臣先前在籍一年多，对于地方情形，或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竭尽千虑得一得之愚见，是否得当，伏乞圣上鉴察。谨奏。

译给沈中丞的信节录

陈宝箴

第一，整顿吏治以缓解百姓的困苦。自古以来，地方政事的兴盛与衰败取决于州县官员。州县官员的贤良与否，则系于上级长官。上级长官的职责，在于考察官吏。考核政绩固然在于询问政事，但任用官员首先在于了解人才。近来巡抚对待下属官吏，一个月要召见六次，这种寻求考察方法的做法，可以说是很勤勉了。然而他们召见时，下属像鱼群一样依次进入，像雁阵一样排列站立，有办事的人员启奏几句，听到命令就快步退下。那些等待补缺没有职务的官员，陪坐片刻，也就快步退下。上下之间情意不通，担心对下属官吏的贤良与否、才能高低无法测度。在片刻交谈之间，不足以了解一个人，却连这片刻交谈的机会都忽视，想要了解人才，是不可能的。不能了解人才，却想任用他们来治理政事，也是不可能的。请从今以后制定下属官吏分班谒见的规矩，提前告示，每逢闲暇日子召见几人，见面必定坐着交谈很久，开诚布公，态度和蔼并引导他们说话，借此考察他们的才能，探究他们的学识，辨别他们的真诚与虚伪。见到多次，那么他们才能的大小、心术的正邪，也一定有明显而无法掩盖的表现。于是对贤良有才能的人加以奖赏提拔并加以培养，对不贤良的人加以警惕并训诫勉励。然后派给他们事务，以考核他们的功效，根据才能任用，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仅用对了人，而且使人人有踊跃向善、争相磨砺自己的意愿。这是在辨别考核之中，兼寓鼓舞教化之意。用来挽回风气，振奋人心，从而澄清治理的根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又听说胡文忠公在湖北巡抚任上，对州县幕僚和家丁都有限制，并禁止约束上级官员，不得滥荐私人以扰乱他们的廉洁，这也是端正根本的方法。节省冗费则清贫的俸禄容易充足，中等资质的人就可以勉力为之，贤良的人也不会改变志向。至于佐贰等官，可以裁撤的酌情奏请裁撤，那些万万不可裁撤的，也请严加告诫，不许擅自受理百姓诉讼。这样吏治端正，百姓的困苦就可以缓解，施政的根本也就奠定了。

第二，赈济难民以培养元气。百姓疾苦困顿，辗转死于沟壑，将性命托付给上天，这是百姓的善良。官员作为天子牧养百姓的人，却坐视百姓辗转死于沟壑，将性命托付给上天，这是官员的不善。父母对于子女，当他们疾病垂危时，除非非常不得已，必定竭尽智慧思虑寻求医药来救治。野外有饿死的人却不知道开仓放粮，哪里还算是百姓的父母呢？受冻挨饿的百姓，被迫成为盗贼，那么元气受损；受冻挨饿的百姓，守法等待死亡，不成为盗贼，却终究不免于死，那么人心涣散而悖乱产生，天意违背而灾害发作，元气更加受损。怨恨不在于大小，感动不在于私情，一个人含冤，一百个人扼腕叹息；受到恩惠感激，听到的人流泪，这是感通之理，维系人心的根本。宝箴从皖城回来经过洋塘，路过彭泽、鄱阳县境，亲眼看见田地房屋长满杂草，村落萧条，麻雀没有网可以张捕，草根被掘尽，颓败的墙壁房屋之中，无非是形如斑鸠、瘦骨嶙峋、垂死等待终结的人，奄奄一息愁苦叹息。又有生病的妇女孤单无依，几岁的孤儿环绕哀号，凄惨地索要乳汁。流离失所的家属，卖妻呼天，野外田地里僵卧的尸体，手握草满把，令人酸鼻，说来痛心。估计到明年，耕种收获无期，那么这类人将全部死尽。悠悠苍天，能不悲伤吗。唉，我省自从遭受战火以来，遭受毒害的地区，没有像这样惨烈的。幸好遇到上级有仁爱恻隐之心的君子如您，而一隅之地的百姓，最终令其不免于死尽如此，难道是有司没有报告吗？今日军需尚且紧急，公款确实不易支撑。然而军饷用来挽救土崩之祸，赈恤用来消除瓦解之形，缓急虽然不同，但如同把火放在柴草上一样危险。必须在万难处置之中，寻求一种拯救的方法。您能否筹划，不是宝箴愚笨所能知道的。私下认为救火救溺，邻里争先，天灾流行哪里没有呢？况且今年贼寇骚扰边陲，而腹地安然无恙，是因为鄱阳湖、彭泽等县独自充当了陷阱。我省郡县殷实富庶，虽然频繁经过捐派，都很少有积蓄。然而选择其中特别富厚的，劝令出资助赈，允许奏请奖叙。又选择各地方官中宦资稍为宽裕的，委婉劝令量力捐献。等到有着手处理的方法，就调拨现有的资金，以应急需，必定有济。前听说饶郡王守统筹鄱阳赈济，牛种之责大约需要制钱七八万缗。估计彭泽虽然受害较苦，其人口凋零也较严重，所费之多，或许也有限。而鄱阳受害略浅，合并起来只抵一个县。统计四处共需制钱二十余万缗，合并七十州县公私官民之力，共筹二千余万之数。只要办理得当，应当也不是无米为炊。近来听说您在鄱阳一县已经定有赈济章程，每人每月给米二升，可见仁者用心之苦。然而宝箴认为赈济而不能活命，如同没有赈济；活命而不能长久，如同没有活命。间或听说发放赈济的地方，地方劣绅捏报户口，冒领浮销，又从中侵吞渔利，有一人只受米八九合的，实在令人痛恨。此后发放赈济，应当根据地方受害的深浅来决定厚薄，更应当普遍晓谕，使人人共知每月赈济数额多少。又遴选委派贤良官员亲自前往踏看灾民情形，核实户口，密查侵挪。如果有此等劣绅，即拟照侵克军粮例，处以极刑。

译整顿委员，逐一核查田亩。酌情配给耕牛。务必将其视为当前最为紧要的急务。不可采取因循守旧、敷衍塞责的谋略。百姓得以沾受实惠，人人庆幸获得新生。使得凡有血气的人，都欢欣鼓舞，面带喜色地互相告知说：国家设立如父母般的官员，确实能担忧我们的忧患并保全我们的生命。那么，这对恢复国家中兴元气的作用，应当不在平定寇乱之下了。

译第一条，阐明学术以培养人才。江西向来被称为礼义之乡。自宋代以来，欧阳修等公卿以文章倡导一时。此后，理学与节义，被世人所尊崇。大儒名臣相继兴起，绵延数百余年。匡庐鄱阳的灵气，磅礴郁积，发泄无余。然而，却从未像今天这样衰败。那些严于律己的士人，以及处理繁杂政务的人才，如今虽然不乏其人，但寻求像昔日那样德行精纯、节义事功能争光日月的人，却未曾见到。这难道是山川孕育的灵气有时而闭塞吗？学术不明，则志向气馁于内，流俗侵夺于外。前代哲人的流风余韵，越久远越微弱。即使有杰出的人才想要自我振拔，却没有师友渊源来开广其志意，也就难免安于小小的成就。这就是人才日益匮乏的原因，也是识见深远者所深深忧虑的。国家设立教官以造就士人，设置科举以遴选人才，用意并非不善。然而教官的权力太轻，又不知道如何施教；而科举的弊端，则在于致力于帖括剿袭，以此作为猎取功名的资本。虽然每天诵读四书五经，满篇都是道德经济，但实际上与自己无关。因此，书法本是技艺中微小的部分，如今世俗学子却只具备这类伎俩，尚且可以备文书案牍之用。末流至此，令人浩叹。法令长久就会变化，变化才能通达。变通的权柄，不是地方长官所能擅自决定的。而在成法之中寄托教化裁制的意图，没有比书院一事更合适的了。过去吴庵先生巡抚苏州时，凡是村里的塾师，都命令地方保举选择，这是重视培养人才的根本啊。省城是风化的基础，其书院山长由朝廷任命。我省豫章书院，旧规例是聘请乡中先达中品学德望、可为众多士人楷模的人担任。沿袭既久，只以同乡赋闲的甲科显宦轮流主持这个席位。于是州县的山长，甚至以科目先后、次第推任。其中贤者不能说没有，但不论其实际能否造就人才，只以科目官爵为重，那么这与今日教官中有的凭资历、有的靠捐纳进身的人，弊端有什么不同呢？师儒是士子趋向的目标。他们看到老师的本领，不过是八股诗赋的技巧，而竟然被人如此贵重，那么他们所向往并追随的，也就仅此而已。这如何能激发他们的志气，振兴他们的耳目呢？请从今开始厘定省属书院的章程，大致仿照胡忠定公经义治事的规制，选拔其中的优秀者，厚加廪饩，并以礼相待；再选拔其中的优秀者予以荐举。至于山长，首先应当慎重选择，不要沿袭陋规，只求为事择人。如果确实有品学德望、可为楷模的人，不应拘泥于资历地位，也不必限定为本省人。就像安徽王子槐侍郎，品望学术为当世所称颂，近来因守丧南归，若能聘请他主持豫章讲席，确实不愧古代师道的重任。只待您裁断。宝箴历来观察古代大儒任职的地方，没有不以阐明教化、兴办学校为己任的。您享有山斗般的声望，为士论所尊崇，登高一呼，众山皆应。如果诚心诚意地推行，数年之后，学术逐渐明朗，人才必定奋起。这不仅是我省的幸运，天下国家，也都有益处。剥复转化的契机，培养人才的责任，虽然不想寄望于您，也是不可能的。

第二条，禁止邪教以消除祸患的萌芽。自从正统圣教逐渐衰微，人心变得狡诈，淳朴的风气被浇薄，变故频繁兴起。于是奸邪之徒倡导邪说来迷惑世人，有天主教、耶稣教、青莲教、红莲教、白莲教等名目。当时，朝廷不加以禁止，或者禁止不力，以至于酿成大乱。近来天主教、耶稣教的祸患已经猛烈了，而青莲教、白莲教等邪教，正盘踞潜伏而尚未爆发，这就是所谓的伏戎之患。明朝的徐鸿儒、于七，本朝嘉庆三年的林清等人，都是以此煽惑人心，贻害不小。近来寇难正急，人们自危，于是匪徒乘机而入，说习练他们的教可以免除劫运、保全妻子儿女。愚昧的百姓，像鸭子一样争相跟随。其中湖北汪右尤其众多。宝箴曾从那里自新的人中询问其根底，颇知大概。大致他们的教义，与耶稣教的邪说略同，而党羽散布之广，几乎遍及天下。教中头目依次约束，设有内四景、外四景、顶行、正恩等职，如同官制。约定能招收五十人入教的充任正恩，其他都根据徒弟的多寡来推升。也有捐银授职的，称为修功德。传教的头目，常纠集附近习教的人，不时聚合，称为拜香。习教的人家，遇到传教者到来，无论认识与否，都敬之如神明，亲之如亲戚好友。常令妇女诵经，侍坐于闷室，称为传道。询问教主所在，他们也不深知。只是每年头目估量习教的人家，敛钱送往，沿途递解，如同驿站一样。又听说教主居住的地方，附近二十多里，都是他的徒党，所得金钱，恐怕埋在那里的地道中。凡此悖逆狂妄、肆无忌惮的情形，不仅风俗人心因此大坏，而且恐怕徒众丑类既多，狡诈地企图发动事端，成为将来的大患。祸患贵在消除于未萌之时，危害常产生于疏忽之处。涓涓细流不堵塞，将汇成江河；绵绵不绝，将招致斧柯之祸。希望执政者早做打算。现在持辽缓之说的人，都说元气充足则邪气自然消除，这不足忧虑。又说操之过急，担心其生变。这话似乎有道理。然而愚昧的我不知道元气果真

译什么时候才能满足呢？现在有一个久病初愈的人，医生说给他人参、茯苓来培补元气，而这个人却暗中每天寻找酒色来消耗它。这是说要断绝他消耗元气的根源呢，还是每天等待他身体恢复强壮，以期能够胜过这种消耗呢？如果担心他病情紧急而发生变故，就不去管他，这就像驾驭烈马的人害怕它咬人踢人，于是连缰绳都放松了，这样不践踏庄稼、伤害人的情况是很少见的。那么禁止这种行为应当怎么做呢？回答说：用明确的教令来晓谕他们，重申法纪禁令来警戒恐吓他们。想要他们不骚扰百姓，不如严格实行保甲制度；想要他们知道悔改觉悟，不如宣讲乡约。像这样仍然有执迷不悟、坚持作恶不肯悔改的人，就杀而不赦。关键是要让元气容易充实，而又不至于发生变故，这才是好的。请您仔细思考并审慎处理，一定会有转危为安的办法，这又不是我宝箴愚笨所能预测的。如果能够转祸为福，那么保全的利益实在很大。所谓不动声色，而把天下安置得像泰山一样安稳，说的就是这个。我宝箴在途中亲眼目睹灾民，想要把这些情况传达给您，因此类推涉及到这几方面，似乎都与政体有关。而且我认为，世人所看重的君子，是说他们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能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您从小学习，壮年行事，海内人士都瞻仰您。以前凭借信州这座孤城，赤手空拳抵抗数万的敌军，这种刚大之气、干练之才，使懦夫和小儒听到风声都振奋兴起。充实这种气概，并用仁爱诚挚之心来辅助，有什么事做不到呢？现在江西的百姓对您，爱戴您如同父母，对待您如同圣贤，这份心意也实在令人哀怜。我宝箴幼年失学，成年无所成就，少年读书时，早就对越职妄为的想法、未被信任时的进谏感到敬畏。近来周旋于士大夫之间，都不敢随意陈述意见。如今却独自喋喋不休，冒着嫌疑的风险来说这些，也是深知您的贤能，对这片土地大有建树。如果说不能预料您一定会实行，而暂且借此来博取名声，欺骗无知的人，又或者像古人所说的那样，想要有所作为于世，却忘了委屈自己来达成目的，我宝箴即使再不成器，也不至于这样。《礼记》说：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我宝箴愿意做君子，不愿意做小人。希望您能鉴察我这点愚诚，留神裁度考察。

译端本清源疏

李

为了端正根本、澄清源头，以警戒官场邪气并辅助治理，恭敬地折奏仰祈圣上明鉴。我私下观察近来各省督抚，凡是遇到奏参的案件，与外部参劾的案件，往往拖延年月，企图避重就轻，将有的化为没有，巧妙地加以开脱。这些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平日顾忌情面，把属员当作世故应酬的对象，一旦出事，不得不为他们徇私庇护。而作为属员的，也仗恃这一点来侵吞百姓利益，残害地方。每到一个任所，把向上司馈赠作为急务，那些奉公守法、廉洁自持侍奉上级的，百中无一二。看重自身家产而轻视百姓性命，急于行贿而缓于公事，积习都是这样，几乎各省都一个样。比如山西永济县知县洪贞颐，因为征收钱粮时收多报少被参劾革职，事情发生在光绪五年二月间，到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见于邸抄，该巡抚奏请恢复其官职，相距一年过半，才审明确切情况。像这种收多报少的案件，该县负责什么事务，竟然不能立即声明，据情上报，而拖延到半年后才说赔缴，难保没有已经吞没又吐出的情形。其间钻营贿赂的地方虽然不可尽知，但时间既久，什么手段不能用呢？近年各省遇到奏参的案件，往往故意迟延，巧妙地加以开释，像这样。殊不知庇护一个贪婪放纵的官员，连累地方的百姓，范仲淹所说的“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啊。刻薄百姓而征收无度，与监守自盗而后倾吐出来，害民是一样的。应该请命令各该督抚，以后凡是遇到被参劾的案件，限定半年期限，务必查得实情奏报，不要轻易开脱，以助长无耻的习气；不要过分徇私庇护，以受属吏的蒙蔽。实事求是，公而忘私，自然不会被眼前所遮蔽，不会被远处所遮蔽了。总之，在有弊端中寻求无弊端，弊端会更多；在不守法中寻求守法，法律会更坏。今日吏治不能澄清，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臣为了整饬吏治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本论

方浚颐

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现在天下的百姓，被战争和徭役所困苦，已经好多年了。虽然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地，依次削平，但边境祸患未除，海防正急。西部边疆转运军粮，搜刮中原；东边日本挑起事端，震惊波及江界。使用百姓的财物，劳役百姓的力量，也已经很久了。而且关税之外，又设立厘金关卡；学校之外，忽然增加教堂；步兵水师之外，又招募乡兵团勇。这时候想要不连累百姓，不迷惑百姓，不扰害百姓，能做到吗？这时候想要有办法养育百姓，有办法教化百姓，有办法保卫百姓，怎么能不思考改变策略呢？捕鱼的人撒网捕鱼，如果不提起网的总绳，那么乱丝纷然浮在水面，鱼看见了摇尾离去。工匠处理木材，贸然拿着斧头从事，却说木材不适于使用，有人告诉他说，为什么抛弃绳墨呢，有不幡然悔悟的吗？网而失鱼，匠而失木，那些不明根本计策的人，与渔夫和工匠有什么不同呢？不得已，再看疏浚河道，不探寻源头，纵然用堤防阻挡，泛滥依旧。不得已，再看种树，不培固树根，纵然用水浇灌，枯槁是必然的。不得已，再看人身疾病，治标证容易，治本证难，看见表象而遗漏内在，顾此而失彼，那么重病最终不能痊愈。怎么能图谋末节而忘记根本呢？怎么能抛弃根本而趋向末节呢？现在横征暴敛，耗尽百姓脂膏的，太多了；邪说异端，愚弄百姓耳目的，很多；骄兵悍将，武夫健儿，破坏百姓家室，夺取百姓田地的，又不是朝夕之事。一定要等到疮痍满目，虚张声势成为祸患，怨恨叹息不绝于道路，流离失所不能安定乡里，然后筹划补救之术，下达减免缓征的命令，做形势所迫之举，谋求假仁假义、收买人心的方法。唉，根本已经拨乱，国家怎么能治理呢？那么胶柱鼓瑟，不能发出声音；张琴改弦，难道就能合乎音律吗？刻舟求剑，不能获得渡河；破觚为圆，难道就能成功吗？所谓根本计策，不是奇异的方法，不是其他的道路，不是繁重难行的事情，不是高远难及的程途，只是养育百姓而不连累百姓，教化百姓而不迷惑百姓，保卫百姓而不扰害百姓，这样罢了。养育百姓怎么做？说薄税赋。教化百姓怎么做？说尊崇学校。保卫百姓怎么做？说选拔将才，肃清军政。度支告急，由于浪费无节制，如果量入为出，藏富于民，那么国家罢免聚敛之臣，天下就享受安宁丰收的福分了。衣食充足而礼义兴起，饱暖逸居，大可忧虑啊。所以应该慎重选拔师儒，广泛开设讲舍，作为端正人心、敦厚风俗的基础。而封疆大吏，还担心教化有所不及，必须时时考核而督责他们。凡是我统辖的郡县，都是好的官吏、贤明的牧令，那么百姓的趋向自然端正，嚣凌之气尽灭。那些传教的西方人士，又怎么能肆意鼓吹呢？百姓得到养育，百姓得到教化，而不能没有保卫百姓的办法。在于规复营制，化勇为兵，增加饷额，按时训练，国家根本就稳固了。难之者曰，边患海防，为当今要务，厘卡乌能撤，教

译堂屋怎能废弃呢？乡兵团勇怎能裁减呢？回答说：百姓失去了供养，也就失去了教化，却只依靠军队来保卫百姓，难道不考虑军队会成为百姓的困扰吗？况且家家富足，众志成城，百姓都是兵源。征调的烦扰，不如防守的安逸。作为百姓的统治者，时刻把百姓放在心上，珍惜他们的血汗，明察他们的视听，保护他们的家庭和乡土，天下的百姓，有不尊敬君主、亲近上级，慷慨激昂、同仇敌忾的吗？这难道是人之常情吗？捕鱼的人、工匠、疏浚河道的人、种树的人、医生，都知道根本的计策。然而治理国家的人，反而对百姓的道理感到糊涂。唉，根本已经动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