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七　工政三河防二

译卷九十七 工政三 河防二

改河北流议

李祖陶

黄河所流经的河道，历代有所不同。考证《禹贡锥旨》所载的大禹治水时的黄河，自大伾山以下，向北流经高地，经过洚水到达大陆泽，又向北分流为九条河道，夹着右岸的碣石山流入大海。碣石山在今直隶永平府，这是向北流的河道。到了周定王时期，禹河向东迁移，从直沽口流入大海。直沽口在天津，是直隶与山东的交界处。历经汉朝到王莽始建国三年，黄河改道从千乘流入大海，这是第二次改道。千乘在今山东境内。历经宋朝到庆历年间，黄河在商胡决口，向东北分流，反复出现决口与堵塞。下至金章宗、宋明昌五年，黄河在阳武决口，到梁山泺分为两派：北派由北清河到利津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到淮安府入海。北清河即济水，南清河即泗水及淮水。元代会通河修成后，北派逐渐微弱。到明朝弘治年间，黄河冲击张秋，刘大夏修筑大行堤来抵御，于是北流彻底断绝，仅靠清口一条渠道，承受万里长河的水流了。黄河所接纳的水量，几乎占天下的一半。凭借大禹的神力，在大陆泽以下，尚且必须分流为九河，然后共同作为逆河流入大海。后人的力量，万万不及大禹，却想约束黄河全部归于淮河，以为借清水来冲刷浊流，实际上却是引导水流变成倒灌，不仅黄河受损，运河航道也受损了。我朝治理黄河的大臣，以靳文襄公为首。因为当时弊端极大，全面改革，没过几年黄河治理好了，淮河治理好了，运河也治理好了。然而积弊已久，总不能没有决口，朝廷议论纷纷，喧闹如同聚讼。而合河孙文定公孙嘉淦独自陈述减河的提议，说北方的大清河是济水，南方的大清河是淮水，都能涤荡黄河的淤积。宋熙宁二年，黄河在澶州决口分为两股，一股由南清河入海，一股由北清河入海，南北分流，长久没有弊端。南宋南渡以后，黄河于是向南迁移，金人堵塞北流以祸害宋朝。元初黄河屡次向北决口，又堵塞。议论的人说地势南高北低，应当顺应水的本性，引导它向北流，不可以引导它向南流。至正初年，金堤等处，命令贾鲁治理，大开黄河故道，水流于是安流。贾鲁被称为善于治河，于是引导河水向北流，未曾让它向南迁移。明朝洪武初年，黄河在阳武决口，向东经过开封，向南流入淮河，于是黄河的故道淤塞。正统十三年，黄河在张秋决口，向东流入大海。景泰年间又在张秋决口，弘治年间又在金龙口决口，趁着张秋冲击会通河以入海。张秋的东面，不到百里，就是东阿的山，山下就是大清河。黄河决口的水，不能越过山东走，自然必定顺着河北行。所以凡是说在张秋决口的，都是由大清河入海的。自从刘大夏修筑大行堤二百多里，逼迫黄河向南流，黄河于是全部流入淮河，违背水的本性而祸害民生，可以说是谋划拙劣了。我朝的运河航道和河流，都沿袭明朝旧制。顺治、康熙年间，决口北岸的占十分之九，决口南岸的占十分之一。北岸决口后，冲毁运河航道的占一半，不冲毁运河航道的也占一半。凡是冲毁运河航道的，都是由大清河入海的。因为大清河的东南，都是泰山的支脉，所以它的河道古代不坏，也不迁移。从前分流的时候，已经承受了黄河的一半水量，此后张秋溃决的缺口，又承受了黄河的全部水量，并没有冲毁城郭、毁坏田地的事情，那么这条河有利而无害，也是经过多次试验足以证明的。至于运河航道尤其容易着力，即使从张秋入海，顺着河北行，五六天可以到达利津，距离天津的海道，不过五六百里，而且在登州、莱州之上，并没有阻碍险隘。计算大清河所经过的州县，不过东阿、济阳、滨州、利津等四五县，即使有漫溢，不过是局部灾害。忍受四五州县的局部灾害，就可以减少两江二三十州县的积水，并解除淮扬两府的急难。这其中的利害轻重，不需要智者才知道。孙文定的话如此，难道不是深切而明显吗？我查考放行北流，《禹贡锥旨》中就有此说，说封邱以东，地势南高北低，黄河向北流，是它的本性。只是因为有害于运河，所以遏制它使它不能向北，而向南流入淮河。向南流不是黄河的本性，东冲西决，没有一年安宁。假使会通河有时不使用，那么黄河可以向北决口，预先告诫百姓迁徙，官府供给费用，然后放纵黄河所到之处决开金堤注入张秋东北，由大清河入渤海，完全不烦劳人力。他的话与孙文定的奏疏，如同符节相合。只是《禹贡锥旨》作于康熙朝，而孙疏上于乾隆初年，所以虽然有即从张秋入海的话，可以不须再借助会通河者，却也不被采纳记录罢了。我因此依据它作为黄河可以改流归渤海的诗，作为济时第一条。孙文定的意思，在于南北分流，我却说全河都可以北徙，以顺应它的本性。所谓断绝利益的一个源头，用兵十倍。

覆奏黄运两河情形疏

李鸿章

我私下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一，奉皇上谕旨：先前因为乔松年奏报筹办黄河、运河两河情形，文彬、丁桢奏请仍然挽回恢复淮徐故道，并御史游百川奏报黄河、运河并治，应当详细筹划妥当

译办理上述情形。当时已经降旨，交由军机大臣、六部九卿妥善商议并上奏等因，钦此。仰见圣上思虑周全，实事求是，臣心中敬畏惶恐，难以言表。臣自少壮之时便在南北各地奔走，后来督师追剿贼寇，往来于黄河之上，多次依据黄河与运河两河的情况，修筑堤围以围困贼寇。虽然对河务并非一向熟习，但经历变迁，探讨掌故，采纳众人意见，略有一些见闻。奉命之后，又遴选派遣干练且能吃苦的官员，分头前往，访察测量。现在谨将悉心妥善商议的结果，为我皇上详细陈述。查考治理黄河的策略，原本不外乎恭亲王等人所奏的“审地势、识水性、酌工程、权利害”这四句话。而在四句话之中，尤其以水势的顺逆最为关键。

译现在铜瓦镶口宽度约有十里。跌塘过深，水枯时深度超过三丈。旧河身在高口以下，水面深度在三丈内外及三丈以外不等。如果要将河水挽回复归故道，必须将引河挑深三丈多，才能吸引水流向东流去。查乾隆年间，兰阳青龙冈的工程，耗费国库资金达二千多万两。大学士阿桂奏称引河挑深一丈六尺，人力已无法再施。如今难道能挑深至三丈多吗？十里宽的口门进占合龙，也属前所未见。自开国以来，黄河决口，宽度不过三四百丈，尚且屡次堵塞屡次溃决，常常经过数年都不能完成。如今难道竟能合龙并保证稳固吗？况且从兰仪下抵淮徐的旧河，河身高于平地约三四丈，因泥沙堆积而成，老淤坚结。近年来避水的百姓，移居其中，村落逐渐增多，禾苗无边无际。如果要将地中三丈深的水，挽引到地上三丈高的河中，其停淤待溃、危险难保的情形，有目共睹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而且年久失修的干堤，即使加以修治，也必有隐患不易察觉之处。万一上游放水，下游旋涡，收拾起来更加困难。议论的人或许认为河北走水就会穿过运河，为了漕运考虑，终究不能不将河水挽回南行，以会合清口。臣查嘉庆以后，清口淤垫，夏令黄河水位高于清口，已不能开启坝闸送运。道光以后，御黄坝竟至终年不开，于是改用灌塘之法，从袁浦泄黄水入湖，湖身顿时抬高，运河水少，灌塘又不方便，于是屡次奉行海运。那时河务与运务，实有岌岌可危、难以维持之势。大概自明末至开国初期，借清水刷黄，颇受其利。后来黄河与淮河不能合流，天时、地利、人事，三者皆已穷尽。如今即使能恢复故道，也不能骤然恢复河运，并非黄河一南行，就可以侥幸无事。恭读道光八年十二月初五日皇上谕旨：“江境御黄坝上下一带，黄河积年淤垫，以昔证今，已成不可救药之势”等因。钦此。圣虑周详，早已洞悉无遗。这是淮徐故道势难挽复，且对漕运无甚裨益的实在情形。河臣乔松年所拟在山东境内束黄济运一事，臣查当年清口淤垫，即是借黄济运的弊端。乾隆二十三年八月，皇上谕河臣白钟山说：“引黄入运，黄水多挟泥沙，一入运河，易至淤垫，非甚不得已，不可轻为此迁就之计。”嘉庆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皇上谕河臣陈凤翔说：“因利漕先已病河，权其轻重，使暂时剥运渡黄，必不可复用借黄济运之计”等因。钦此。道光五年，洪湖溃泄，两江督臣孙玉庭等复议引黄济运，几次渡运之后，即见填淤起剥磨浅，最终未能完成此事。由此可见，历代圣训昭示，至明至确。往事覆车，可为永鉴。如今张秋运河宽仅数丈，两岸废土如山，如果引重浊的黄水，用闸坝节制使用，水势抬高，其淤积速度加倍。人力有限，怎能挑出这日日增加的泥沙？况且所挑的泥沙，仍堆在积年的废土之上，雨淋风荡，河底日高，闸也壅塞，久而久之黄水必然难以引入。

明臣万表、刘天和等人都认为此事害多于利，非淤即决，好比以病为药，以狼兵止寇，言语殊为痛切。弘治初年，荆隆口、铜瓦镶等处屡次大决，都是先因引黄济张秋之运，遂致导隙滥觞。临清地势，低于张秋数丈，而必定说后无掣溜夺河之害，臣也不敢相信。至于霍家桥堵口筑堤工程，尤其不易办理。该处本非决口，乃大溜经行之地，两头无堤无岸，一望浮沙，并无真土可取。如果在茫茫沙水之中兴工，目前无从下手，无从立基。即使勉强在沙堆上节节逼近水流往下施工，恐怕浮沙易塌，适足招致河水的愤怒，而耗费实多。日后防守难以凭借，终成痼疾。一旦溃陷，水仍别穿运道，而不专务张秋，岂不是全功尽弃？至于同知蒋作锦所拟导卫济运，是因为张秋以北无清水灌运，故有此议。惟查元村集迤南，有黄河故道，地多积沙，施工不易。况且以全淮之强，尚不能敌黄，尚致倒灌停淤，难道清浅的卫水，就能御黄济运吗？他的意图在于袭取山东诸水济运之法，不知泰山之阳，水皆西流，因势利导，十六州县一百八十泉之水，源旺派多，自足济运。卫水来源甚弱，北流最顺，如今必须屈曲注之南行，一水何能两分其势，实多不便。平时水浅可胶舟，涨时极甚浑浊，如果拦河作闸遏水，一遇伏秋盛涨，闸必损坏，新渠必淤。即使侥幸不淤，而使上驶的芦盐、下运的豫粮，及来往商船，皆停阻于河，而听命于闸，势不能行。如果令芦盐改由临清运河入豫，则三省盐纲紊乱，窒碍尤多。如果想要分沁水入卫以助其深，而沁水猛浊，一发难收，昔人已有明戒，豫民必多惊惶。如果必须多方更变，另谋引

译用水灌溉运河，必定会招致如同南河清口那样的旧例，徒然增加渗漏，无法持久。这就是借黄河之水济运以及筑堤束水工程均无把握，以及引导卫河济运难以实行的真实情况。

既然黄河不能挽回恢复故道，那么山东境内的财赋就会受损，水利事业会受到阻碍，城池难以迁移安置，盐场被洪水淹没。像抚臣丁桢所奏报的各项情况，都令人担忧。

臣查访得知，大清河原本宽度不过十余丈，如今从东阿鱼山下到利津，河道已被冲刷拓宽半里多。冬春季节水枯时，水深仍有二三丈，岸高出于水面又二三丈，这样在大汛时河槽能容纳五六丈深的水。水流奔腾迅疾，水行于地中，这是人力无法挽回的事情，也是祈祷祭祀也难以求得的事情。

目前北岸从齐河到利津，南岸齐东、蒲台，民间都接连修筑护堤，绵延不断。虽然堤高仅一丈左右，但询问当地百姓，每当涨水溢出河槽不过数尺，尚且可以抵御，并没有决口夺溜的情况。

岱山以北的水系，如江等河，也已经选择要害地段修筑堤防。汛期来临则水涨，汛期退去则水消，受灾并不严重。

至于齐河、济阳、齐东、蒲台各县城，靠近河岸，十九年来，幸得官民防守，安然无恙。以后可以防守的就防守，不可防守的就迁移，似乎应当根据形势随时采取措施。如果在此时突然商议迁徙，经费无处筹措，民情难以晓喻，没有这样的办法。

只有郓城一县，地势本来低洼，现在已经淹没在水中，必须筹划迁移安置。

山东的盐场在海口的那些，虽然受到黄河泥沙淤积，产盐不旺盛，但经过抚臣竭力经营，从南边运输胶莱的盐，时常接济，引地没有缺乏食盐的忧虑，只是盘剥费用多，盐价稍高罢了。

黄河在山东境内，固然不能说没有危害，但只要地方官能够补救偏失、纠正弊端，设法维持，尚不至于成为大患。

过去乾隆十八年铜山口工程不能成功，尚书孙家淦曾有分黄河水入大清河河的奏疏。乾隆四十六年兰阳大工程屡次失败在即将成功之际，大学士稽璜又有改黄河行大清河河的奏疏。此外，裘曰修、钱大昕、胡家绪、孙星衍、魏源等大臣议论的更多。那时黄河未能北流，尚且想要挽回使其北流；如今黄河自然北流，反而想要挽回使其南流，岂不是违背水性吗？

译恭敬地阅读嘉庆十六年八月十二日的皇上谕旨。河南近年以来，年年决口。此前已经耗费三千余万两，都经过竭力筹款办理，毫无成效。现在又接连出现巨大的工程，费用将达千万。国家岂能将有限的国库资金，投入无底的漏洞等语，钦此。大抵河南每次堵筑，总共大约花费七八百万两。统计工程所需，已在官员俸禄、粮食以及百姓欠款的负担之上，实在是无底之洞。因为河床日益增高，水流不畅，即使穷尽天下的力量，也不能保证河流安宁。如今黄河改道北徙，近二十年来没有不改变的，也没有多花费修缮费用，与以往朝代相比，已算是幸运之事。况且环绕拱卫京城，尤其占据有利的地势。自从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向东之后，广东、捻军等逆匪，窜扰曹州、济宁一带，几乎天天如此，却未能过河一步。而直隶东北岸的防堵有了依靠，稍微节省兵力，更是京城周边百世的利益。两者相比，黄河在东边虽然不急于治理，但后患稍轻；黄河回到南边即使能大力治理，但后患非常严重，这是实际情况。

近世治理黄河，同时兼顾运河漕运，导致两难，最终没有长久之策。元明时期黄河向南流，才能开通会通河来运输漕粮。等到黄河改道北徙，则对运河无可奈何，很难做到治理黄河和运河两全。事情到了尽头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为现在的计策，似乎不得不让黄河归黄河，漕运归漕运。现在议论漕政的人，很少不希望恢复旧章的。然而这两句话只能听听罢了。运河有水就可以漕运，无水就不能漕运。水能分流其天然的多余部分，来便利漕船，就可以漕运，反之就不能漕运。同治初年，黄河主流全部趋向张秋，尚能灌溉运河。后来水流势头向南翻滚，运河堤坝节节决口，漕船绕行坡河到八里庙，而黄河水不能进入运河，不得已引来沟渠和池塘的水，逐段倒灌，艰难危险到了极点。岂可一再尝试？即使运河黄河淤积，每年积淤每年疏浚，也难以长久实行。如果把全部漕粮阻滞聚集在黄河岸边，指望这无常的水，其危害又不只是徒劳浪费而已。如果像前人议论的那样，漕船顺着黄河向东，从利津渡海进入天津，取道快捷。但江船不能驶入黄河，河船不能放洋出海，势难强行。如果仿照前代设置仓库转运船只的方法，建仓设官，一旦用人不当，便滋生弊端。而从张秋到临清，陆路拖拽二百多里，车辆牛只盘运兑换的烦费，阴雨霉变的损耗，哪里能计算得尽？况且北路也没有那么多驳船，可供接运。反复筹划，竟然没有别的便利漕运的方法。臣愚以为，国家正赋，只有江苏、浙江是大头。国家治安之道，尤其以海防为重。当今沿海数千里，外国船只聚集，是千古以来的创局，已不能闭关自守。正不妨借助海道转运的便利，逐渐推广，以扩大商路而充实军需储备。苏浙漕粮，现在既统一由海运，臣之前招致华商，购买轮船搭运，颇有成效。江广等省，自从军兴之后奏请改征折色漕粮，民心大定。如果再次征收本色漕粮，苦于运费无处筹措。加在百姓身上，则必然滋生事端。从公款中取用，又没有这笔闲钱。似乎应该暂时准许照章折解，仍由各督抚随时体察情况，如果可以酌情提取本色若干石，就运到上海由海船解往天津，较为便捷迅速。如果京仓还有不足，更随时指拨漕折银两，由南省采买运往天津，或者派员在天津招商采办，也还算合算。应请皇上旨意，命令户部从长计议，妥善筹划办理。至于运道虽然不能畅通，河务也不可完全废弃。此时治河的方法，不外乎古人所说的“因水所在，增立堤防”一语。查北岸张秋以上，到开州境内二百多里，有古大金堤可以依靠作为坚固屏障。张秋以下，到达利津海口八百多里，岸高水深，应由山东巡抚随时命令将原有的民埝保护加高培厚。南岸自安山以下到达利津，多傍泰山山麓，确实是天然屏障。只有安山以上到曹州府境内二百多里，地形较低洼，是古巨野泽，即宋朝时八百里的梁山泊。自宋元直到我朝，凡是黄河流入大清河的年份，无不从此旁注。曹县、单县、巨野、金乡各县，甚至吞没湖泊并淹没运河，漫溢数十州县，波及徐州、淮安，危害非常严重。其侯家林口，现在虽然堵筑坚固，但上下一百多里的百姓，高地丈余，低地数尺，断难长久依靠。此处如果一旦失守，则西南的运河水柜，再次被淤塞，房屋民田更遭毁灭，其祸患不可胜言。况且黄河流分势力减缓，北路原本通畅，入海之道也恐怕逐渐淤浅，或者产生其他变故。相应请皇上旨意，命令山东巡抚丁桢，在秋汛后悉心勘估，酌情筹措款项，将侯家林上下民埝，仿照官堤办法，一律加高培厚。如果能接筑到曹郡西南，责成地方官员设法守护，更为久远之计。沿河各州县百姓田地，沦入正河身十余年，情势特别可怜。应查明分别蠲免缓征钱粮。海口盐商运销各事，并随时酌情变通妥善办理。

又铜瓦厢口现在宽达十里，水势仍然每天向东坍塌冲刷。如果不设法约束拦截，久必泛滥南趋。至于河口以下兰仪、东明境内，地势平坦，现在虽然冲刷出沟槽，但中间

译洪水不深。大汛时漫溢滩地。仍然东西两岸坍塌与淤涨情况不定。也不能没有遥堤来杜绝水流窜越。拟请皇帝敕令河东总督乔松年就近察看形势。应当如何酌情修筑堤坝。与山东省曹州的堤坝相接。以便周全防御而期望水流顺轨。总计从安山上游到铜瓦镶口连接果南堤。距离北金堤大约六七十里。适宜作为遮拦之势。距离水流较远。取土较为容易。工费较为节省。这六七十里中大水经常漫溢的地方。不过二三十里。急流之处不过三五里。任由其淤积波浪荡漾。宽缓水势。逐渐趋向下游宽半里深数丈的大清河。那么缓急得以调节适宜。不至于逼迫激荡突然。另寻去路。这才是稳妥的办法。堤内河内的民田。仍可随时根据水流远近和地势高低抢种麦禾。不至于毫无收获。似乎对民生也没有大的妨碍。至于淮徐故道干涸露出旧河床千数百里。水流不再经过。居民占据耕种。年年丰收。并请皇帝敕令江苏、河南、山东各省督抚分别委派妥帖官员。会同地方官查明。酌情商议增加赋税。以避免私自开垦和官地荒废的祸患。所有遵照圣旨筹议黄河、运河两河情况。谨根据我的浅见详细。据实回复陈述。是否妥当。伏乞皇上圣明鉴察训示。谨奏。

译关于查明四女寺、哨马营两处减河河口情形的奏折

陈士杰

为遵旨查明四女寺、哨马营两处减河河口情形，恭敬上奏，仰祈圣鉴事。

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奉到上谕：御史刘恩溥奏称，畿南州县连年被水灾困扰，请求命令将山东恩县境内的四女寺，以及德州境内的哨马营两处河口的情况进行查办等因。钦此。

臣遵旨，饬令候补知州许祺身前往查勘，并咨文直隶总督李鸿章，一并委派官员勘办。

如今据许祺身禀称：四女寺减河在山东境内仅管辖五十里，河道属于恩县，下游连接德州，经过吴桥、东光，到达海丰县入海。其在山东境内的部分，总长九千二百八十八丈，河面宽度十余丈至二十丈不等，深度一丈七八尺不等。道光四年，前任巡抚琦善曾经大力疏浚，并拨出款项作为岁修费用，积累数年挑挖一次。军兴以后，国库支出匮乏，加上黄河改道，漕运减少，于是导致暂时停办。但河口石闸尚存，河身虽有积淤，堤岸尚能辨认，间有淤高之处，被附近居民垦成田地，并没有坟墓和村庄，挑修尚属容易。

哨马营河在德州城北十里，乾隆初年即已废弃，河身全部淤塞，减水石闸也都坍塌卸落。该处与四女寺减河距离都不远，同样起到分杀水势的作用，所以自乾隆以后，凡是讲求水利的人，都专注于四女寺这一条河。现在如果开挑四女寺等河，正不必再办理哨马营河，以免耗费巨额资金等情。

臣详细察核，查阅案牍，均属相符。

伏查运河水势，每年大小不定，如果遇到来源盛涨，则开启支河以便宣泄。那哨马营河，久已成平地，在军兴以前南粮河运之时，即仅依靠四女寺这一条河作为分泄盛涨之路。现在筹议兴工挑挖，自应照旧办理，不必二者并行。

至于四女寺河，也经年久失修，近来伏秋大汛，异常涨满，德州小杨庄等处，常有溃堤之患，不仅直隶境内被淹，山东百姓也苦于水灾。诚如该御史原奏，亟应大力修浚。

惟查此工程从前有岁修专款，归运河道管理，自军兴停办以后，历年如何收存，臣衙门无从知悉。应请旨饬下河东河道总督，转饬运河道详细查明，并再委派官员复核勘验，估计工程所需费用，核实筹办。臣仍一面饬令查督，设法兴修，以纾解民困。

至于德州小杨庄上年决口时，经臣屡次严催堵筑，只因水势未退，办理稍有迟延，当时已经奏明在案。昨日据该州报告，恐怕各工压土未坚，现有捐资，召集民夫培筑，一律稳固。臣已饬令督率附近居民，随时认真防守，并查勘其余残缺堤岸，逐一修培，不准再有疏虞。

除东光等处河道，应如何挑挖疏通，由直隶总督李鸿章勘明具奏外，所有遵旨查明山东境内四女寺、哨马营两处减河河口情形一事，恭敬上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卷九十八 工政四 河防三

靳文襄公治河事状

李祖陶

靳文襄公，是一代才臣。他治理黄河时，是在大敝极坏之后，人们叹为束手无策的时候。公竭尽心思才力，为之全面统筹，划分次序，驱策材力，节省钱粮，最终能够功比大禹平治洪水，黄河、淮河都行于地中，而运河也处处通利。这是由于遇到了圣祖仁皇帝这样圣明的君主，任用专一而信任笃厚；又得到钱塘陈天一这样忠义的友人，辅助有力而帮助殷勤。

然而他的治河业绩，在其他书中看到的，新城王文简公所作的墓志铭，详于前期而略于后期；海盐朱侍郎方增所辑的事录，又详于后期而略于前期。现在读他的奏疏八卷，从开始到结束，大计深筹，大约都具备。但还有不能完全详尽的地方。在安徽巡抚任内，所上的沟田奏疏，现在不见于文集中。难道因为不关治水，所以不保存吗？而文集中不关治水的奏疏，保存的却很多。末尾附有钱粮驿站等奏疏，在安徽的，又为何备载呢？

又有扰乱前后顺序的。如治理海口的奏疏，应当在治理下河之前；开凿中河的奏疏，又应当在治理海口之前。这是因为原奏疏的末尾，都不记载年月，所以编次时大体虽顺，但不免小有参差。奉到的上谕以及部议准驳，每篇也不注明，遂令读者猝难明了。这都是辑录文章者的失误。

现在捡取朱录、王志，通读一遍，而节录其专言治水的奏疏，为之作状。固然可见公的大计深筹，可为百代治河者的圭臬。而又深原其不得已的苦心，所以其后有辗转难安之处。并惜其有未尽的远志，所以至今犹遗不可解之忧。

公受命治河，在康熙十六年。当时三藩之祸正盛，国家全副精神，正忙于治兵治饷之不暇，何暇治河。然而